“公益化”潮流下的私营经济
当人们因为收入越来越少、各种生活成本越来越高而焦虑的时候，不应该只看着自己眼前的“一亩三分地”，而是需要认真分析这个社会的组织状况。 在一个社会中，社会的组织结构决定私营经济的发展状况，进而决定这个社会的劳动者收入水平。 具体来说，在大机器经济下的私营经济，本身也是缺乏独立生存能力的。 大多数私营经济或者依附大机器生存，或者在大机器经济的“夹缝中”生存。 一旦经济形势恶化，大机器会毫不留情地通过“收编”私营经济而维持自己的运转，导致私营经济失去生存空间。 同时，扎根于“爱邻如己”的互助式社会中，私营经济越来越趋向于“公益化”，从而获得强大的生命力，实现强有力的发展，进而提升整个社会的收入水平和消费福利。 从这点来说，中国95%以上的企业，可能在5年后将会消失。
根据马太效应，馒头越多的人，获得的馒头就越多； 馒头越少的人，就是现有的都要失去。 不论是对国内，还是对国外，美国都是世界上最“乐善好施”的国家。 同时，美国也在接受越来越多来自国外的捐赠。 而更重要的是，美国人的特点是，受美国资助的其它国家的人们感激美国人，同时，如果是美国人接受外国人的捐款，美国人往往同样感谢美国人。 比如说，2008年，股神沃伦•巴菲特的慈善午餐，有 “中国私募教父”之称的赵丹阳以211万美元投得，成交价创出最高。他也是继2006年步步高电子有限公司创办人段永平，以62.01万美元投得和股神午餐以来，再次有中国人中标。巴菲特的午餐很好理解，美国人“无功不受禄”。 我巴菲特想通过吃午餐赚钱，但是如果拍卖共进午餐的机会，然后把钱赚到自己腰包的话，就是庸俗的行为了，庸俗的行为是卖不出高价的。 所以，巴菲特转换思维方式，给出一个高尚的理由，让竞拍者出高价。 于是，竞拍者就上了“套”，几十万到200万美元和别人吃顿饭，让这个人在吃饭的时候顺便赚了大钱。而对于巴菲特来说，本来自己就要把所有的钱都捐出去，所以这顿饭钱就是自己吃饭的劳动所得，而受捐助者只会感谢巴菲特。
2010年初，耶鲁的中国毕业生张磊给耶鲁捐助以888万多万美元，再一次吸引了人们的眼球，这是中国人再一次为美国的公益机构“送钱”了。 大家都知道，在美国这个非常富裕的国家，一个馒头就是一个馒头，甚至不值一个馒头；而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一个馒头可能救一个人的命，更何况888万美元这个巨大的“馒头”。 所以，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很没面子、很伤自尊，很难以理解的事情。 人们就会想，国家花了那么多钱培养你张磊，结果你却把钱捐给耶鲁，不捐给你上本科的中国大学，人们需要了解一下为什么张磊这么做。 当人们追溯张磊的历史，发现他要出国的时候，首先必须得把培养费一次缴清，才能够出国，这让他们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 另外，他们在办理的过程中，受到很多冷遇（相当可以理解的事情，我们每个人去办事的时候都会碰到），而最后缴清培养费能够出国的时候，办事人员把他们的文件从窗口里扔出来，冷冷地说：“你跟我们没关系了”。 而耶鲁给他们的奖学金里包括学费和生活费，他中途辍学创业失败后，耶鲁又继续培养他，并且通过种子资金支持了他后来的成功。 所以，他心怀感激地捐款给耶鲁。 多么符合人性的一个选择：人们不是因为种族甚至血缘走到一起，而是“爱邻如己”的人性和价值观走到一起。 中国的一次次战争和运动说明，汉人的自相残杀、自我灭绝的残忍程度令人发指，兄弟之间因为蝇头小利而反目成仇的案例也比比皆是。所以，不欠中国任何情的张磊，跟中国确实“没关系”了。 况且，很多网友也在支持张磊，说中国“不差钱”，反正这个“大馒头”到不了“饥饿”的人手中。
那么，中国跟美国相比，差在哪里？ 关键在于人性。 “爱邻如己”的文化是，不计较一时的利益得失，而把重点放到“人”上。 耶鲁并非因为张磊中途辍学回中国创业（可能永远不回去了），就觉得自己亏了，就要跟张磊“绝交”。 或者说，耶鲁并非为美国政/府服务，当它给学生学费和生活费的时候，根本不考虑这个学生未来是不是为美国政/府工作；耶鲁也不为美国社会服务，因为它不关心这个学生将来去哪里，是不是在将来成为美国经济的竞争对手；耶鲁在为优秀的学生服务，只要是优秀的学生，只要进入耶鲁，耶鲁就要为这些学生服务，不管这些学生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富人的孩子可以通过父母大量捐钱，以普通的成绩进入耶鲁；穷人的孩子可以通过自己的优秀，从耶鲁得到钱而完成学业，这就是“人人生而平等”。
从自私的角度来说，耶鲁只关心自己。 作为著名的“贵族学校”，耶鲁通过大量的富有家庭学生，获得自己的收入来源；通过资助优秀的穷学生，然后以这些穷学生的勤奋刻苦，刺激整个学生群体的学习动力，保持在学术上的优势地位，也就是自己在各大学之中的竞争地位。 所以，它为了保持自己的竞争地位，不关心美国政/府、不关心美国社会，只关心自己的学生。 而人都是“以心换心”，它关心学生，学生也就关心它，它就能够持续保持着自己的竞争力。 推而广之，从微观来看，大多数美国人似乎都不爱国，相互之间充满了竞争和冲突，经常为一点点“小事”就能在报纸上和国会里吵得不可开交。 有的人专门就焚烧国旗的事情，跟政/府在法庭上打官司。 所以，在美国交朋友（在其它西方发达国家也一样），政治是最敏感的话题，比钱还敏感。 因为，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代表自己的群体利益，认为有的政策对，有的政策错。 即使是两个人观点很接近，也可能因为一些小的问题而产生非常大的分歧，导致人们产生隔阂。
耶鲁是社会“公益”系统的一个重要代表。 那么，什么是“公益”？ 就是为了自己的“小集团利益”而建立的组织，然后参与到整个社会的利益博弈中，争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比如说，有的地区穷，就要求从州政/府、联邦政/府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然后就通过自己的议员到国会里去争取，从财政里尽量获得最大的“蛋糕”。 而其它的地区同样去争抢自己的利益，最后大家达成妥协。 有的人因为自己是妇女、残疾人、黑人，而自己在社会中受到了歧视。 所以，妇女之间、残疾人之间、黑人之间就组织起来争取自己的权益，然后通过引发男人、健康人和白人的“感同身受”，获得他们的支持，改变自己被歧视的状况。 另外，有些人因为家里的亲人得癌症而病故，于是就对治愈癌症非常关心，所以大量捐钱给对付癌症的机构“cancer society（癌症社会）”，希望尽快研制出应对癌症的药物和方法，能够挽救其他癌症患者的生命，也就是“深感痛受”而导致的捐款。 从society（社会）这个词的使用可以看出，西方对于社会的看法并不是所有人的人群，而更多的是人们因为某种利益结合起来的群体。 而社会就由community（社区）和society等方面的“条块分割”，形成了对人们的不同的、纵横交错的分类。 而这种纵横交错就形成了整个社会系统，就会发现这种个人的自私以及同情心，形成了一种系统性的“无私”，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也就是“无形的手”。
私营经济扎根于社会系统之上。 上面说的内容是大家都知道的情况，但是人们并不重视的是，这样的社会系统对私营经济有什么样的影响。 打个比方，在长虹做大之后，提出“产业报国”的口号，激励了无数的人； 奥妮皂角洗发浸膏通过“植物一派”在洗发水市场立足之后，打出了一个气势磅礴的“长城永不倒，国货当自强”的鼓舞人心的广告。 但是，从私营经济的角度来说，长虹和奥妮的广告出发点都是错误的。 它们的广告出发点错误，说明了企业领导从根本的认识上，就不是想着发展企业本身，而是将它们作为增强大机器能力的工具。 这也很好理解，因为长虹这样国有企业本身就是大机器的一部分。 而对于私营经济来说，自己对自己的投资负责的企业主来说，正确的方法并不是关心所谓的国家或者社会，而是应该从自私的角度出发，关心自己的消费者、关心自己的员工，关心自己的和合作伙伴。 但是，中国的绝大多数私营企业主都缺乏这样的认识，总想着自己“做大做强”，忽略了“人”。
每个人都是有非常具体、非常明确的需求的。 比如说，对于消费者来说，你企业“产业报国”跟我何干？ 你“国货当自强”跟我何干？ 我需要的是你的电视机技术更先进、质量更可靠、服务更到位、价格更优惠；我需要你的洗发水在“植物”的基础上让我自己的头发更加顺滑，减少掉头发、减少掉头屑。 这些“大而空”的大机器思维是不会吸引消费者的。 就像一位网友说的，他很爱国，所以他推荐朋友买国产手机，而自己买国外品牌的，结果他的朋友半年修了9次手机，差点要跟他绝交。 他很爱国，所以他推荐朋友买全套的国产家电，而他自己家里买的都是进口某品牌的，毕竟自己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不能买不可考的东西。 这种辛辣的讽刺反映出消费者的心态，“不要用爱国忽悠我”。 在市场上，外资彩电通过高端技术和技术创新，获得了消费者的认可。 而重庆奥妮失去了“植物一派”的具体利益诉求点，很快就失去了消费者，然后品牌迅速衰落。
人才的需求也一样。 有不少企业通过出口加工赚了点钱，所以就开始膨胀，很多在21世纪初想成为“世界500强”。 但是，短短几年间就从梦想回到现实，在亏损和即将倒闭的状态中痛苦地挣扎。 为什么？ 人才，或者说精英，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每个“世界500强”都是由技术精英和管理精英组成的管理层领导的。 看看中国的企业，管理层的技术和管理等综合素质能够跟世界领先企业相提并论吗？ 中国的最优秀大学生出国或者大量流入外资企业，也就是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分支机构。 如果连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在人才竞争力上都比中国的私营企业要强大很多，私营企业只能“捡”外企剩下的人才，那么结果就是连中国本土市场都得不到，更不用说成为“世界500强”了。 从微软离职的人员，绝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都对微软存在非常深厚的感情，不允许他人对微软的负面评论。 再看看中国私企的离职人员，尤其是离职人才，有多少能够跟企业和平分手的？ 更不要说深厚感情了。 有个著名的中国标杆企业，一直强调员工要对企业忠诚，员工与企业共命运，但是当遇到裁员时，却在突然之间将员工“扫地出门”，而且像防贼一样，让员工在被裁之后，立即离开。 这样的“世界500强”追求依靠什么实现呢？
私营经济就像“浮萍”，由其潜在的社会形态“暗流”所决定。 大多数中国私营企业都是大机器的附属物，缺乏人性（同情心）和独立性的基本能力。 从出口经济来说，中国企业不能够直接以自己的品牌打入国际市场，在国际市场上以“独立人”的方式竞争，成为国际市场的领导者。 至于管理外国员工，更是mission impossible了。 为什么? 缺乏人性。 在国际市场竞争充分个性化的背景下，中国企业的产品连基础的品质都无法保证，更不用说满足消费者的个性需求，占领国际市场了。 而在外国企业管理中，复杂的人性博弈更是让缺乏基本人性教育的中国企业领导者一筹莫展。 在国内市场，很多中国企业毫无人性，因此引发的质量问题更让中国消费者绝望。 就像三聚氰胺之后，有的人说“外国奶粉要钱，中国奶粉要命”。 而当外资品牌把一件件产品送到市场，由一个个消费者进行自主选择而实现零售销量的时候，中国企业只能通过讨好大机器而生存。 这也就形成了民营企业的“原罪”问题。
而有了“原罪”的企业，正在面临绝境。 在国际经济陷入危机后，大机器为了自我维持而侵占他们的利益，或者直接“收编” 他们的时候，毫无抵抗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依赖大机器生存的企业，除了依靠大机器以外，就无法在社会上立足，因此私营企业在经济危机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大批倒闭。 除了依靠大机器而生存的技能之外，这些私营老板们没有其它的能力，因此把自己剩余的资金投入大机器需要资金的其它领域，比如说房地产和股票等金融虚拟经济系统。 而不论是企业倒闭，把自己投入金融市场，还是仍然在维持现有的企业，这些老板们在内心陷入越来越绝望的境地。 因为，这是他们最后的依靠了，如果国际经济环境继续恶化，大机器还需要挤压更多的私营经济，而且人们连馒头都没得吃，更不可能买房的时候，大量私营老板就会重新变得一贫如洗。 可以说，不论是做跨国企业的附庸，还是做大机器的附庸，当国际经济危机深化对时候，就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
顺便谈一谈“让自己无利可图，但是随时准备赚别人的钱，而且能够赚别人的钱”的含义。 美国商人和浙江商人都投资了山西的煤矿。 当时，山西地方政/府曾经放出消息，谴责美国商人“阴谋低价收购”中国的资产，意思想通过舆论宣传，把这块“肥肉”弄回去。 结果，不仅美国人不理，还让网民嘲讽一通，说自己无能不要怪别人“阴谋”，当时煤价很低的时候干嘛去了。 当然，山西当地政/府也不敢明抢，因为美国有巨大的决心、经济和军事实力保护自己国民的利益。 所以，美国商人就是让人无利可图的状况。 而当山西“收编”浙江商人的煤矿的时候，就非常顺利，受到了除浙江外广大网民的认同。 为什么？ 首先，浙江人有钱，但是没有保护自己的办法，所以就像“羊群”一样。 世界经济增长的时候，他们可以赚到一些钱，然后被养肥了。 而当世界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候，“剪羊毛”运动就开始了，迪拜让浙江人亏了一大笔，而山西煤矿收编又让浙江人亏了一大笔。 当然，这只是个开头，因为世界经济危机和萧条才是个开头。 而下一步随着世界经济危机深化，就是“杀猪宰羊”过冬天的漫长过程了。
我们再打个比方，比如说Google这样的企业，他的唯一有价值的资产就是人。 这些人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储存搜索计算机系统，并且持续开发与搜索相关的软件工具，然后凭这个系统和软件获得丰厚的收入来源。 这时候，如果有人敢于抢夺Google的资产，那么有形的东西就只有计算机系统，而这个大系统如果离开了Google这些人，基本上是一钱不值。 那么，这些人有什么价值呢？ 就是继续进取、疯狂地工作，满足人们对于信息搜索的日益增长的需求。 也就是说，Google用户的搜索需求就是Google的主要资产。 通过这个资产，Google可以获得巨额的广告收入。 这时候，Google为了坚持自己的Do no evil的立场，退出某地。 这个决策看上去会让Google损失一些钱，但实际上根本对Google来说无所谓。 因为，do no evil是Google维护自己团队稳定和发展的核心价值观，只要有这个信条，Google的资产就是安全和持续增值的。 而通过团队的持续发展和进取，保持自己在信息搜索市场的优势，以及通过坚持自己的核心价值而获得的更高的客户忠诚度，Google随时都能够赚到别人的钱。 就像一个故事，当时美孚石油驻上海的代表在离开上海办事处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办公室说：“50年后，我们还会回来的”。 坚持自己的正确理念，损失和退却是暂时的，收益是长远的。
说到理念，欧美日企业经过100多年的竞争进化，发现理念是指导企业发展的核心。 所以，现在很多企业做企业文化，总结自己的核心理念。 有的理论提出企业不是以盈利为目的，而是要实现某种社会功能。 然后援引德鲁克、松下幸之助等等经典人物的语言。 （多说一句，我在这里需要澄清一下，企业就是以营利为目的，不以营利为目的就不是企业，而是非营利（not-for-profit）组织。） 而企业为了长期可持续盈利，借用了非营利组织的理念，也就是说企业的发展思路越来越趋同于非营利组织，越来越趋向于“公益化“。 而我们在前面分析了，所谓的“公益化”，就是人们为了“小集团利益”，自主发展起来的独立组织，为自己的利益而竞争。 而到了私营经济，这就变成了“细分市场”，每个企业都在为发展自己的“细分市场”，巩固自己的“细分市场”而努力。 需要注意到是，发展细分市场是第一位的。 那么，怎么发展细分市场？
“发展”细分市场的核心，就是面向未来，面向年轻人。 当年，百事可乐在可口可乐的压迫下艰难生存，想把自己卖给可口可乐，结果可口可乐还不屑于购买，让百事可乐陷入“绝境”。 “背水一战”的百事可乐不是与可口可乐“硬碰硬”地竞争，而是寻找自己的盟友，共同对付可口可乐。 这时候，“同情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它发现，当时美国的年轻人在中老年人的压制下也非常痛苦，因此非常反抗和叛逆，跟它与可口可乐的关系非常相像。 所以，它提出了“年轻一代”的选择，把自己定位成为充满激情与活力的形象，要成为年轻人的代言人。 从此，“细分市场”的概念开始了，百事可乐“绝处逢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直到今天，虽然百事可乐的品牌价值与可口可乐的依然无法相提并论，但是它依然通过保持活力与激情的形象，通过演绎自己积极抗争的传奇历史，吸引着受到社会压抑的年轻人，保持着自己的市场竞争地位。 而百事可乐作为一个传奇，只是给市场开了个头，面向年轻人、面向未来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推动力，成为企业品牌建设的起点。 从此，年轻、活力、平等、个性成为经济发展的社会的关键词，或者说核心价值要素。
面向未来的年轻人，是比尔盖茨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成为世界首富的核心成功点。 1968年秋天，比尔 盖茨所在湖滨中学做出一个大胆而前卫的决定：租用一台电脑，开始让学生们接触电脑技术。 因为当时的电脑处于市场普及的初期，售价太过昂贵，小小的湖滨中学根本无力购买。 当时，校长求助于学校的“母亲俱乐部”。 学生的母亲们经过商议，决定举办一次拍卖活动来替学校集资。 虽然，她们中的大多数人还从未见过电脑为何物，但是最后的结果是集资到3000美元，这在当时已经是很大的一笔钱。 这笔钱使学生们可以使用附近一台属于通用电气公司的PDP型电脑。 后来，比尔 盖茨说：“还在60年代末的西雅图，就让学生使用电脑，这是当时一种令人惊讶的做法，对此，我将永远怀着对学校的感激之情。” 后来，比尔 盖茨以“每个家庭的每张桌子上都有电脑，每台电脑里都有微软软件”为目标，建立和发展微软，推动了世界前进的步伐。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故事。 但是，大多数人没有想到的是，比尔 盖茨的这个目标，更多地是促进了年轻人的发展，让PC时代和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通过“颠覆性创新”颠覆老企业和老人们的既得利益系统，在以互联网为核心的“虚拟世界”中，年轻人保持着遥遥领先的优势，因此也促进了Google、yahoo！、ebay、戴尔等年轻人领导的企业的发展。 而IT企业的发展让大量新毕业的大学生立刻获得很高的收入，并且获得股票期权，实现年轻致富的幸福生活。
高价值品牌来自于对于弱势群体的扶助，帮助弱者树立信心。 伊夫 圣罗兰是世界顶尖时装设计师，消费品行业创新发展的典范。1957年，年仅21岁的圣罗兰就当上了迪奥品牌的首席设计师，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著名女服设计师。 但是，因为他激进的风格，导致迪奥的传统客户纷纷指责圣罗兰，迪奥也找了个理由让他走人了。后来，他创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品牌Yves Saint Laurent。虽然迪奥的主流客户和管理层对圣罗兰非常不满，但是他们没有看到的是，另一个更加年轻的女性消费群体正在崛起。 在二战后成长的女性更加渴望获得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 而圣罗兰给了她们一个进行强烈自我表达的符号，支持了他们争取女性平等地位的诉求。 通过女性长裤套装和女性燕尾服，她们摆脱了裙装的束缚，表现出与男性一样的干练的特点。圣罗兰鼓吹女性勇于舍弃胸罩，设计出将近裸透的洋装或是可透视的上衣单品来宣扬这种风气。 这对于传统来说，属于离经叛道。 但是，有的女性开始借助他的设计来挑战传统、表达自己，很快形成一个传统无法阻挡的潮流。 而且，圣罗兰开创了时装平民化的潮流。 在激进思想的导向下，他发表了水手衣、郁金香线条、喇叭裤、喇叭裙线、水手服、骑士装、鲁宾逊装、长筒靴、嬉皮装、中性装等能够普及的时装。 他的设计等于重新定义了的时装工业，一向被视为上层社会的流行时装体系，从他开始被瓦解。 繁琐复杂而且昂贵的手工时装持续萎缩，而规模化、平民化的时装成衣设计与制造持续发展，形成了今天的时装工业格局。 就这样，他以大胆、前卫的思想，引领了女装的潮流，他以旺盛的创新设计能力，领导了整个时装工业的发展潮流。并且成为其他设计师灵感的来源。1998年7月13日，在法国世界杯足球赛开幕式上，主办方特地安排300位模特展示了圣罗兰近40年来设计的经典服装。 2007年12月，法国总统萨科齐再次向圣罗兰颁发骑士勋章，赞誉他是“把法国时装升华至艺术层次的第一人”，并将他称为“法国国宝”。
有一次，美国股市因为“马丁路德金日”而休市，我的朋友问我，是不是马丁路德金在美国比很多总统都有威望，我说是的。 马丁路德金牧师通过带领黑人进行和平运动，以“我有一个梦”赢得大多数白人的同情，领导黑人平权运动的伟大胜利。 而他的伟大就是来自于领导和扶助弱者，而且和平运动的最关键并不是进行绝望的抗争，而是让广大黑人树立起对自己的信心。 拥有自我信心的人，不用通过暴/力，只需要为了自己的权/益进行和平的行动，就能够获得广泛的支持，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效果收益。 也就是说，缺乏人性的人往往源于缺乏自信，而缺乏自信又导致人们缺乏人性。 其实，我们读书、看电影电视、跟人交往的过程中，也是逐渐培养和开发我们内在的人性，然后通过我们对人性的体会，增强我们的自信，形成人性与自信相互促进成长的良性循环。 当我们形成这样的良性循环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力量强大的希望，以希望引导我们的未来发展，我们也就不会失败。
总结一句，以独+立的思想和人性化的思考，建立自信，追求年轻、活力、平等、个性等价值理念的人们，尤其是年轻的人们，是未来世界经济危机中的社会领导者。
当人们因为收入越来越少、各种生活成本越来越高而焦虑的时候，不应该只看着自己眼前的“一亩三分地”，而是需要认真分析这个社会的组织状况。 在一个社会中，社会的组织结构决定私营经济的发展状况，进而决定这个社会的劳动者收入水平。 具体来说，在大机器经济下的私营经济，本身也是缺乏独立生存能力的。 大多数私营经济或者依附大机器生存，或者在大机器经济的“夹缝中”生存。 一旦经济形势恶化，大机器会毫不留情地通过“收编”私营经济而维持自己的运转，导致私营经济失去生存空间。 同时，扎根于“爱邻如己”的互助式社会中，私营经济越来越趋向于“公益化”，从而获得强大的生命力，实现强有力的发展，进而提升整个社会的收入水平和消费福利。 从这点来说，中国95%以上的企业，可能在5年后将会消失。
根据马太效应，馒头越多的人，获得的馒头就越多； 馒头越少的人，就是现有的都要失去。 不论是对国内，还是对国外，美国都是世界上最“乐善好施”的国家。 同时，美国也在接受越来越多来自国外的捐赠。 而更重要的是，美国人的特点是，受美国资助的其它国家的人们感激美国人，同时，如果是美国人接受外国人的捐款，美国人往往同样感谢美国人。 比如说，2008年，股神沃伦•巴菲特的慈善午餐，有 “中国私募教父”之称的赵丹阳以211万美元投得，成交价创出最高。他也是继2006年步步高电子有限公司创办人段永平，以62.01万美元投得和股神午餐以来，再次有中国人中标。巴菲特的午餐很好理解，美国人“无功不受禄”。 我巴菲特想通过吃午餐赚钱，但是如果拍卖共进午餐的机会，然后把钱赚到自己腰包的话，就是庸俗的行为了，庸俗的行为是卖不出高价的。 所以，巴菲特转换思维方式，给出一个高尚的理由，让竞拍者出高价。 于是，竞拍者就上了“套”，几十万到200万美元和别人吃顿饭，让这个人在吃饭的时候顺便赚了大钱。而对于巴菲特来说，本来自己就要把所有的钱都捐出去，所以这顿饭钱就是自己吃饭的劳动所得，而受捐助者只会感谢巴菲特。
2010年初，耶鲁的中国毕业生张磊给耶鲁捐助以888万多万美元，再一次吸引了人们的眼球，这是中国人再一次为美国的公益机构“送钱”了。 大家都知道，在美国这个非常富裕的国家，一个馒头就是一个馒头，甚至不值一个馒头；而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一个馒头可能救一个人的命，更何况888万美元这个巨大的“馒头”。 所以，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很没面子、很伤自尊，很难以理解的事情。 人们就会想，国家花了那么多钱培养你张磊，结果你却把钱捐给耶鲁，不捐给你上本科的中国大学，人们需要了解一下为什么张磊这么做。 当人们追溯张磊的历史，发现他要出国的时候，首先必须得把培养费一次缴清，才能够出国，这让他们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 另外，他们在办理的过程中，受到很多冷遇（相当可以理解的事情，我们每个人去办事的时候都会碰到），而最后缴清培养费能够出国的时候，办事人员把他们的文件从窗口里扔出来，冷冷地说：“你跟我们没关系了”。 而耶鲁给他们的奖学金里包括学费和生活费，他中途辍学创业失败后，耶鲁又继续培养他，并且通过种子资金支持了他后来的成功。 所以，他心怀感激地捐款给耶鲁。 多么符合人性的一个选择：人们不是因为种族甚至血缘走到一起，而是“爱邻如己”的人性和价值观走到一起。 中国的一次次战争和运动说明，汉人的自相残杀、自我灭绝的残忍程度令人发指，兄弟之间因为蝇头小利而反目成仇的案例也比比皆是。所以，不欠中国任何情的张磊，跟中国确实“没关系”了。 况且，很多网友也在支持张磊，说中国“不差钱”，反正这个“大馒头”到不了“饥饿”的人手中。
那么，中国跟美国相比，差在哪里？ 关键在于人性。 “爱邻如己”的文化是，不计较一时的利益得失，而把重点放到“人”上。 耶鲁并非因为张磊中途辍学回中国创业（可能永远不回去了），就觉得自己亏了，就要跟张磊“绝交”。 或者说，耶鲁并非为美国政/府服务，当它给学生学费和生活费的时候，根本不考虑这个学生未来是不是为美国政/府工作；耶鲁也不为美国社会服务，因为它不关心这个学生将来去哪里，是不是在将来成为美国经济的竞争对手；耶鲁在为优秀的学生服务，只要是优秀的学生，只要进入耶鲁，耶鲁就要为这些学生服务，不管这些学生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富人的孩子可以通过父母大量捐钱，以普通的成绩进入耶鲁；穷人的孩子可以通过自己的优秀，从耶鲁得到钱而完成学业，这就是“人人生而平等”。
从自私的角度来说，耶鲁只关心自己。 作为著名的“贵族学校”，耶鲁通过大量的富有家庭学生，获得自己的收入来源；通过资助优秀的穷学生，然后以这些穷学生的勤奋刻苦，刺激整个学生群体的学习动力，保持在学术上的优势地位，也就是自己在各大学之中的竞争地位。 所以，它为了保持自己的竞争地位，不关心美国政/府、不关心美国社会，只关心自己的学生。 而人都是“以心换心”，它关心学生，学生也就关心它，它就能够持续保持着自己的竞争力。 推而广之，从微观来看，大多数美国人似乎都不爱国，相互之间充满了竞争和冲突，经常为一点点“小事”就能在报纸上和国会里吵得不可开交。 有的人专门就焚烧国旗的事情，跟政/府在法庭上打官司。 所以，在美国交朋友（在其它西方发达国家也一样），政治是最敏感的话题，比钱还敏感。 因为，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代表自己的群体利益，认为有的政策对，有的政策错。 即使是两个人观点很接近，也可能因为一些小的问题而产生非常大的分歧，导致人们产生隔阂。
耶鲁是社会“公益”系统的一个重要代表。 那么，什么是“公益”？ 就是为了自己的“小集团利益”而建立的组织，然后参与到整个社会的利益博弈中，争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比如说，有的地区穷，就要求从州政/府、联邦政/府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然后就通过自己的议员到国会里去争取，从财政里尽量获得最大的“蛋糕”。 而其它的地区同样去争抢自己的利益，最后大家达成妥协。 有的人因为自己是妇女、残疾人、黑人，而自己在社会中受到了歧视。 所以，妇女之间、残疾人之间、黑人之间就组织起来争取自己的权益，然后通过引发男人、健康人和白人的“感同身受”，获得他们的支持，改变自己被歧视的状况。 另外，有些人因为家里的亲人得癌症而病故，于是就对治愈癌症非常关心，所以大量捐钱给对付癌症的机构“cancer society（癌症社会）”，希望尽快研制出应对癌症的药物和方法，能够挽救其他癌症患者的生命，也就是“深感痛受”而导致的捐款。 从society（社会）这个词的使用可以看出，西方对于社会的看法并不是所有人的人群，而更多的是人们因为某种利益结合起来的群体。 而社会就由community（社区）和society等方面的“条块分割”，形成了对人们的不同的、纵横交错的分类。 而这种纵横交错就形成了整个社会系统，就会发现这种个人的自私以及同情心，形成了一种系统性的“无私”，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也就是“无形的手”。
私营经济扎根于社会系统之上。 上面说的内容是大家都知道的情况，但是人们并不重视的是，这样的社会系统对私营经济有什么样的影响。 打个比方，在长虹做大之后，提出“产业报国”的口号，激励了无数的人； 奥妮皂角洗发浸膏通过“植物一派”在洗发水市场立足之后，打出了一个气势磅礴的“长城永不倒，国货当自强”的鼓舞人心的广告。 但是，从私营经济的角度来说，长虹和奥妮的广告出发点都是错误的。 它们的广告出发点错误，说明了企业领导从根本的认识上，就不是想着发展企业本身，而是将它们作为增强大机器能力的工具。 这也很好理解，因为长虹这样国有企业本身就是大机器的一部分。 而对于私营经济来说，自己对自己的投资负责的企业主来说，正确的方法并不是关心所谓的国家或者社会，而是应该从自私的角度出发，关心自己的消费者、关心自己的员工，关心自己的和合作伙伴。 但是，中国的绝大多数私营企业主都缺乏这样的认识，总想着自己“做大做强”，忽略了“人”。
每个人都是有非常具体、非常明确的需求的。 比如说，对于消费者来说，你企业“产业报国”跟我何干？ 你“国货当自强”跟我何干？ 我需要的是你的电视机技术更先进、质量更可靠、服务更到位、价格更优惠；我需要你的洗发水在“植物”的基础上让我自己的头发更加顺滑，减少掉头发、减少掉头屑。 这些“大而空”的大机器思维是不会吸引消费者的。 就像一位网友说的，他很爱国，所以他推荐朋友买国产手机，而自己买国外品牌的，结果他的朋友半年修了9次手机，差点要跟他绝交。 他很爱国，所以他推荐朋友买全套的国产家电，而他自己家里买的都是进口某品牌的，毕竟自己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不能买不可考的东西。 这种辛辣的讽刺反映出消费者的心态，“不要用爱国忽悠我”。 在市场上，外资彩电通过高端技术和技术创新，获得了消费者的认可。 而重庆奥妮失去了“植物一派”的具体利益诉求点，很快就失去了消费者，然后品牌迅速衰落。
人才的需求也一样。 有不少企业通过出口加工赚了点钱，所以就开始膨胀，很多在21世纪初想成为“世界500强”。 但是，短短几年间就从梦想回到现实，在亏损和即将倒闭的状态中痛苦地挣扎。 为什么？ 人才，或者说精英，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每个“世界500强”都是由技术精英和管理精英组成的管理层领导的。 看看中国的企业，管理层的技术和管理等综合素质能够跟世界领先企业相提并论吗？ 中国的最优秀大学生出国或者大量流入外资企业，也就是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分支机构。 如果连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在人才竞争力上都比中国的私营企业要强大很多，私营企业只能“捡”外企剩下的人才，那么结果就是连中国本土市场都得不到，更不用说成为“世界500强”了。 从微软离职的人员，绝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都对微软存在非常深厚的感情，不允许他人对微软的负面评论。 再看看中国私企的离职人员，尤其是离职人才，有多少能够跟企业和平分手的？ 更不要说深厚感情了。 有个著名的中国标杆企业，一直强调员工要对企业忠诚，员工与企业共命运，但是当遇到裁员时，却在突然之间将员工“扫地出门”，而且像防贼一样，让员工在被裁之后，立即离开。 这样的“世界500强”追求依靠什么实现呢？
私营经济就像“浮萍”，由其潜在的社会形态“暗流”所决定。 大多数中国私营企业都是大机器的附属物，缺乏人性（同情心）和独立性的基本能力。 从出口经济来说，中国企业不能够直接以自己的品牌打入国际市场，在国际市场上以“独立人”的方式竞争，成为国际市场的领导者。 至于管理外国员工，更是mission impossible了。 为什么? 缺乏人性。 在国际市场竞争充分个性化的背景下，中国企业的产品连基础的品质都无法保证，更不用说满足消费者的个性需求，占领国际市场了。 而在外国企业管理中，复杂的人性博弈更是让缺乏基本人性教育的中国企业领导者一筹莫展。 在国内市场，很多中国企业毫无人性，因此引发的质量问题更让中国消费者绝望。 就像三聚氰胺之后，有的人说“外国奶粉要钱，中国奶粉要命”。 而当外资品牌把一件件产品送到市场，由一个个消费者进行自主选择而实现零售销量的时候，中国企业只能通过讨好大机器而生存。 这也就形成了民营企业的“原罪”问题。
而有了“原罪”的企业，正在面临绝境。 在国际经济陷入危机后，大机器为了自我维持而侵占他们的利益，或者直接“收编” 他们的时候，毫无抵抗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依赖大机器生存的企业，除了依靠大机器以外，就无法在社会上立足，因此私营企业在经济危机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大批倒闭。 除了依靠大机器而生存的技能之外，这些私营老板们没有其它的能力，因此把自己剩余的资金投入大机器需要资金的其它领域，比如说房地产和股票等金融虚拟经济系统。 而不论是企业倒闭，把自己投入金融市场，还是仍然在维持现有的企业，这些老板们在内心陷入越来越绝望的境地。 因为，这是他们最后的依靠了，如果国际经济环境继续恶化，大机器还需要挤压更多的私营经济，而且人们连馒头都没得吃，更不可能买房的时候，大量私营老板就会重新变得一贫如洗。 可以说，不论是做跨国企业的附庸，还是做大机器的附庸，当国际经济危机深化对时候，就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
顺便谈一谈“让自己无利可图，但是随时准备赚别人的钱，而且能够赚别人的钱”的含义。 美国商人和浙江商人都投资了山西的煤矿。 当时，山西地方政/府曾经放出消息，谴责美国商人“阴谋低价收购”中国的资产，意思想通过舆论宣传，把这块“肥肉”弄回去。 结果，不仅美国人不理，还让网民嘲讽一通，说自己无能不要怪别人“阴谋”，当时煤价很低的时候干嘛去了。 当然，山西当地政/府也不敢明抢，因为美国有巨大的决心、经济和军事实力保护自己国民的利益。 所以，美国商人就是让人无利可图的状况。 而当山西“收编”浙江商人的煤矿的时候，就非常顺利，受到了除浙江外广大网民的认同。 为什么？ 首先，浙江人有钱，但是没有保护自己的办法，所以就像“羊群”一样。 世界经济增长的时候，他们可以赚到一些钱，然后被养肥了。 而当世界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候，“剪羊毛”运动就开始了，迪拜让浙江人亏了一大笔，而山西煤矿收编又让浙江人亏了一大笔。 当然，这只是个开头，因为世界经济危机和萧条才是个开头。 而下一步随着世界经济危机深化，就是“杀猪宰羊”过冬天的漫长过程了。
我们再打个比方，比如说Google这样的企业，他的唯一有价值的资产就是人。 这些人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储存搜索计算机系统，并且持续开发与搜索相关的软件工具，然后凭这个系统和软件获得丰厚的收入来源。 这时候，如果有人敢于抢夺Google的资产，那么有形的东西就只有计算机系统，而这个大系统如果离开了Google这些人，基本上是一钱不值。 那么，这些人有什么价值呢？ 就是继续进取、疯狂地工作，满足人们对于信息搜索的日益增长的需求。 也就是说，Google用户的搜索需求就是Google的主要资产。 通过这个资产，Google可以获得巨额的广告收入。 这时候，Google为了坚持自己的Do no evil的立场，退出某地。 这个决策看上去会让Google损失一些钱，但实际上根本对Google来说无所谓。 因为，do no evil是Google维护自己团队稳定和发展的核心价值观，只要有这个信条，Google的资产就是安全和持续增值的。 而通过团队的持续发展和进取，保持自己在信息搜索市场的优势，以及通过坚持自己的核心价值而获得的更高的客户忠诚度，Google随时都能够赚到别人的钱。 就像一个故事，当时美孚石油驻上海的代表在离开上海办事处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办公室说：“50年后，我们还会回来的”。 坚持自己的正确理念，损失和退却是暂时的，收益是长远的。
说到理念，欧美日企业经过100多年的竞争进化，发现理念是指导企业发展的核心。 所以，现在很多企业做企业文化，总结自己的核心理念。 有的理论提出企业不是以盈利为目的，而是要实现某种社会功能。 然后援引德鲁克、松下幸之助等等经典人物的语言。 （多说一句，我在这里需要澄清一下，企业就是以营利为目的，不以营利为目的就不是企业，而是非营利（not-for-profit）组织。） 而企业为了长期可持续盈利，借用了非营利组织的理念，也就是说企业的发展思路越来越趋同于非营利组织，越来越趋向于“公益化“。 而我们在前面分析了，所谓的“公益化”，就是人们为了“小集团利益”，自主发展起来的独立组织，为自己的利益而竞争。 而到了私营经济，这就变成了“细分市场”，每个企业都在为发展自己的“细分市场”，巩固自己的“细分市场”而努力。 需要注意到是，发展细分市场是第一位的。 那么，怎么发展细分市场？
“发展”细分市场的核心，就是面向未来，面向年轻人。 当年，百事可乐在可口可乐的压迫下艰难生存，想把自己卖给可口可乐，结果可口可乐还不屑于购买，让百事可乐陷入“绝境”。 “背水一战”的百事可乐不是与可口可乐“硬碰硬”地竞争，而是寻找自己的盟友，共同对付可口可乐。 这时候，“同情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它发现，当时美国的年轻人在中老年人的压制下也非常痛苦，因此非常反抗和叛逆，跟它与可口可乐的关系非常相像。 所以，它提出了“年轻一代”的选择，把自己定位成为充满激情与活力的形象，要成为年轻人的代言人。 从此，“细分市场”的概念开始了，百事可乐“绝处逢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直到今天，虽然百事可乐的品牌价值与可口可乐的依然无法相提并论，但是它依然通过保持活力与激情的形象，通过演绎自己积极抗争的传奇历史，吸引着受到社会压抑的年轻人，保持着自己的市场竞争地位。 而百事可乐作为一个传奇，只是给市场开了个头，面向年轻人、面向未来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推动力，成为企业品牌建设的起点。 从此，年轻、活力、平等、个性成为经济发展的社会的关键词，或者说核心价值要素。
面向未来的年轻人，是比尔盖茨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成为世界首富的核心成功点。 1968年秋天，比尔 盖茨所在湖滨中学做出一个大胆而前卫的决定：租用一台电脑，开始让学生们接触电脑技术。 因为当时的电脑处于市场普及的初期，售价太过昂贵，小小的湖滨中学根本无力购买。 当时，校长求助于学校的“母亲俱乐部”。 学生的母亲们经过商议，决定举办一次拍卖活动来替学校集资。 虽然，她们中的大多数人还从未见过电脑为何物，但是最后的结果是集资到3000美元，这在当时已经是很大的一笔钱。 这笔钱使学生们可以使用附近一台属于通用电气公司的PDP型电脑。 后来，比尔 盖茨说：“还在60年代末的西雅图，就让学生使用电脑，这是当时一种令人惊讶的做法，对此，我将永远怀着对学校的感激之情。” 后来，比尔 盖茨以“每个家庭的每张桌子上都有电脑，每台电脑里都有微软软件”为目标，建立和发展微软，推动了世界前进的步伐。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故事。 但是，大多数人没有想到的是，比尔 盖茨的这个目标，更多地是促进了年轻人的发展，让PC时代和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通过“颠覆性创新”颠覆老企业和老人们的既得利益系统，在以互联网为核心的“虚拟世界”中，年轻人保持着遥遥领先的优势，因此也促进了Google、yahoo！、ebay、戴尔等年轻人领导的企业的发展。 而IT企业的发展让大量新毕业的大学生立刻获得很高的收入，并且获得股票期权，实现年轻致富的幸福生活。
高价值品牌来自于对于弱势群体的扶助，帮助弱者树立信心。 伊夫 圣罗兰是世界顶尖时装设计师，消费品行业创新发展的典范。1957年，年仅21岁的圣罗兰就当上了迪奥品牌的首席设计师，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著名女服设计师。 但是，因为他激进的风格，导致迪奥的传统客户纷纷指责圣罗兰，迪奥也找了个理由让他走人了。后来，他创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品牌Yves Saint Laurent。虽然迪奥的主流客户和管理层对圣罗兰非常不满，但是他们没有看到的是，另一个更加年轻的女性消费群体正在崛起。 在二战后成长的女性更加渴望获得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 而圣罗兰给了她们一个进行强烈自我表达的符号，支持了他们争取女性平等地位的诉求。 通过女性长裤套装和女性燕尾服，她们摆脱了裙装的束缚，表现出与男性一样的干练的特点。圣罗兰鼓吹女性勇于舍弃胸罩，设计出将近裸透的洋装或是可透视的上衣单品来宣扬这种风气。 这对于传统来说，属于离经叛道。 但是，有的女性开始借助他的设计来挑战传统、表达自己，很快形成一个传统无法阻挡的潮流。 而且，圣罗兰开创了时装平民化的潮流。 在激进思想的导向下，他发表了水手衣、郁金香线条、喇叭裤、喇叭裙线、水手服、骑士装、鲁宾逊装、长筒靴、嬉皮装、中性装等能够普及的时装。 他的设计等于重新定义了的时装工业，一向被视为上层社会的流行时装体系，从他开始被瓦解。 繁琐复杂而且昂贵的手工时装持续萎缩，而规模化、平民化的时装成衣设计与制造持续发展，形成了今天的时装工业格局。 就这样，他以大胆、前卫的思想，引领了女装的潮流，他以旺盛的创新设计能力，领导了整个时装工业的发展潮流。并且成为其他设计师灵感的来源。1998年7月13日，在法国世界杯足球赛开幕式上，主办方特地安排300位模特展示了圣罗兰近40年来设计的经典服装。 2007年12月，法国总统萨科齐再次向圣罗兰颁发骑士勋章，赞誉他是“把法国时装升华至艺术层次的第一人”，并将他称为“法国国宝”。
有一次，美国股市因为“马丁路德金日”而休市，我的朋友问我，是不是马丁路德金在美国比很多总统都有威望，我说是的。 马丁路德金牧师通过带领黑人进行和平运动，以“我有一个梦”赢得大多数白人的同情，领导黑人平权运动的伟大胜利。 而他的伟大就是来自于领导和扶助弱者，而且和平运动的最关键并不是进行绝望的抗争，而是让广大黑人树立起对自己的信心。 拥有自我信心的人，不用通过暴/力，只需要为了自己的权/益进行和平的行动，就能够获得广泛的支持，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效果收益。 也就是说，缺乏人性的人往往源于缺乏自信，而缺乏自信又导致人们缺乏人性。 其实，我们读书、看电影电视、跟人交往的过程中，也是逐渐培养和开发我们内在的人性，然后通过我们对人性的体会，增强我们的自信，形成人性与自信相互促进成长的良性循环。 当我们形成这样的良性循环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力量强大的希望，以希望引导我们的未来发展，我们也就不会失败。
总结一句，以独+立的思想和人性化的思考，建立自信，追求年轻、活力、平等、个性等价值理念的人们，尤其是年轻的人们，是未来世界经济危机中的社会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