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经济分析 – 11大难题主导的经济方向

  七、食品安全问题 -- 概述
  
  食品安全从源头抓起。 当我们拿着馒头往嘴边送的时候,应该知道,一个小小馒头的诞生,是由三个大系统形成的一个超大系统决定的。 这三个系统是:环境承载系统、农业生产系统和食品加工业系统。 而我们面对的食品安全问题是环境危机、农业危机和食品加工业危机的共同结果。 而这三个系统危机正在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绝大多数人的生活。 在本节中,通过浅析这三个系统,分析食品安全问题的关键要点。 另外,借着这个话题,顺便简要分析一下县域经济和小城市经济。
  
  食品安全问题影响着绝大多数人,愈演愈烈,得不到解决。 从早期的硫磺熏馒头,到让无数心惊胆战的三聚氰胺,人们在餐桌上被普及生物和化学知识,食品工业一次次让人们在化学知识上“晋级”,因此一些新的名词在生活中教育了人们。 三鹿三聚氰胺的事件发生后,人们发现多名儿童死亡,将近30万儿童入院治疗,成百上千万儿童得病,而身体受到影响,但是看不出来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而在乳业经过打击后,这个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 一年多以后的最近,又爆出来新的三聚氰胺问题。 食品工业就这样,在老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随时会碰到新的“食品安全”危机。 现在,对食品系统稍微了解的人,都感到恐惧。 从蔬菜水果,到鸡鸭鱼肉,再到米面油盐,处处是危机。谁都不知道,自己或者孩子会不会突然之间被毒倒,也不知道哪天身体里积累的毒素足够多的时候,开始发病。 在5年前,我不知道食品安全问题的真相的时候,我还天天琢磨着“想吃”什么;现在,我想知道,我到底“还能吃”什么。
  
  那么,食品安全问题为什么得不到解决呢? 我有一次跟朋友去一个富豪的别墅吃饭,餐桌上的食品比较简单、清淡。 但是,都是在他自己买的山上种植和养殖,然后送到他自己的小食堂,让他的厨师专门做出来给大家吃,用的是进口的橄榄油。 他现在基本上不去外面吃饭,有什么事就请人到他的别墅,然后大家吃饭聊天,或者解决问题。 那么,对于这个富豪来说,不存在食品安全问题。 那么对于他们来说,更多地考虑着如何去赚钱,从GDP增长中获得自己的份额。 但是,对于天天得去菜场买菜卖肉,自己煮饭的人们来说,对于午餐经常需要通过盒饭或者小餐馆解决的人们来说,食品安全就是一个天天隐藏在自己身边的“定时炸弹”。 这就像公交系统一样,只有那些天天挤在公交车上,每天需要3-4个小时上下班耗在路上的人们,才会有深切的体会去改善,或者改变公交车系统。 对于很多人来说,三聚氰胺就像一盆冰水,彻底浇凉了人们在奥运之后的热情。 当自己的一日三餐都成为日日担心的问题,GDP跟自己何干呢?
  
  很多人在谴责无良商人的同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个超大系统的问题。 问题始于对环境的掠夺,然后传导到对农业(农民)的掠夺,再传导到对食品消费者的掠夺。 也就是说,在几千年来中国传承的文化中,在乱世的时候,人们大肆毁坏,竭泽而渔;而在“盛世”,也就是经济增长的时候,人们更是在毁坏,更疯狂地“竭泽而渔”。 所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所以,当人们面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时候,不仅仅要看到食品问题本身,更要看到问题的源头。 这就像北京的公交系统一样,不要只看到现在的问题,需要从历史的角度,思考问题的源头。 1949年后,毛的一个重要决策就是拆掉北京城墙,然后把墙砖用来给人们盖房子。 当时,建筑学家梁思成坚决反对。 梁思成认为,拆掉北京城墙首先得不偿失,耗费的人力物力远远要超过新烧的砖。 北京应该保留老城,然后在周边建设新城区,形成不同功能的城区相互独立又相互连接的结构。 但是,梁思成被打倒了,北京城墙被拆。 北京开始了“面多了加水,水多了活面”的城市扩张“摊大饼”过程。 于是,少数人避开城市中心区,主要在周边自己的“地盘”活动,偶尔才进市区。 而多数人就得天天为了生存奔波。
  
  而当我们从地图上看历史的变迁,讨论食品安全问题的时候,就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问题所在。 几千年来,中国人在无情地破坏环境,掠夺环境资源,供少数人满足自己的私欲,造成生存环境持续恶化。 在近几十年,大机器经济和多生出来大量缺乏教育的人口,在加速毁坏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 我们从地图上可以看到,在广大中西部地区,随着环境恶化和生态枯竭,适合人们居住的地方越来越少,把人们越来越挤压在沿海地带。 同时,沿海地带的出口加工经济同样毁坏着农田、污染着水源。 同时,经济增长让人们的“胃口”越来越大,刺激大量的住房、汽车等系统行业的需求,加上有钱人吃遍“山珍海味”,什么珍稀吃什么,加速生态环境的枯竭。 在这样的背景下,农业系统必须使用大量的非正常手段,在日趋狭窄的空间中,生产出更多的食品。再加上追求暴利的冷酷的商人们,就形成了现在不断积累,花样翻新的食品安全问题。 而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困在越来越狭小空间之内的人们,都在追求“小概率”事件,希望自己成为脱离食品危机的人,于是人们就更加急切地希望通过“竭泽而渔”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我个人看来,食品行业,更确切地说,应该是“食品经济”,正在开始一个“颠覆性发展”的过程,并在未来10-100年重新塑造中国经济格局。 为什么? 几千年来,“竭泽而渔”的中国人正在把环境破坏到一个临界点,也就是中国人走向集体自我毁灭的临界点。 随着受教育的人口越来越多,人们正在发现,过去“要钱不要命”的模式不能继续。 所以,中国人必须回到先“吃饱、吃好”馒头的问题上,而且是尽量让每个人都吃饱、吃好。 不能让某个人吃整座山,而其他人连一个馒头都吃不上。 如果现在的情况继续,那么又会开始一个新的大规模破坏性社会动荡,而结果将是人们共同走向自我毁灭。 所以,随着食品安全问题的深化,再加上国际经济危机的深化,从生态系统,到农业系统,再到食品加工系统的系统整合要求已经极为迫切。 粮食可以进口,猪肉可以进口,但是蔬菜无法进口。 而蔬菜价格的持续上涨,已经一次次超出人们的预期,迫使人们重新开始节衣缩食,表明这个巨大的变化已经迫在眉睫了。
  
  越是贫瘠干涸的土地越需要浇灌,越是饥饿的人们越需要馒头。 从这个角度来说,未来生态环境的重新建立是需要最大规模投入的方向,而农业和农民同样需要大规模的投入和支持,而食品加工业则需要进行重组和规范。 为了这个目标,就需要大量的知识和技术投入。 技术投入的目的是,用科学的手段,尽快恢复环境生态,提升健康农产品的产量,并且提升农产品加工和储存的效率和质量。 知识投入、尤其是管理知识投入,是让这个超大系统更公平、更平衡地运转,让每个人尽可能发挥个人所长、在工作得更轻松的同时,能够获得更好的工作效果。 那么,什么是农业管理? 比如说,从小农意识和水平出发的大寨,搞的“梯田”摧毁环境,上工和收工“两头不见太阳、送饭到地头”摧毁农民健康,让人们陷入赤贫的“人海战术”行为,这就是管理知识明确反对的。 而以色列的农业模式是应该学习效仿的,那就把以色列模式经过调整改造搬到中国来,这就是管理。
  
  “公益化”经济潮流是中国食品系统必须顺应的一个潮流。 那么,什么是“公益化”? 重建这个包括环境、农业和食品加工的超大系统的目的,既不是为了大机器,也不是为了商家的利润,而是为了超过全国99%人口的农业生产者和消费者。 而要想让这个系统有效地重建,核心关注点是“农民”。 只有健康积极的农民,才能生产出好的农产品,支持一个健康的食品经济。 也就是说,食品经济系统不应当以商业利润为导向,而是以农民为导向,通过知识和技术持续提高农民的素质和技能。 没有农民的富裕,就没有生态系统的重建,就没有非农业人口的食品安全和健康。 过去几千年,各个朝代都在通过盘剥农民维持自己的统/治。 而当农民被压/榨得一无所有的时候,就到了大规模破坏的时候。 而在21世纪的全球化经济中,应该是更有知识的人们不应当重蹈过去的覆辙。而且,以农民素质提升和农民富裕为基础的食品经济,是所有发达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具有先进农业发展实践经验的成功国家的共同原因。
  
  在现代管理学奠基人德鲁克的眼中,人是企业最宝贵的资源,人是管理的全部内容。 他指出企业不是一部生产的机器,而是以人为本的组织,对于人与组织的管理尤其重要于对机器设备的管理。 企业经营应该以人为本,经理人的重要职责就是激励员工发挥潜能。 他不希望被别人称为管理大师,反而自认为是一位人本的社会生态学者(social ecologist)。 所以,德鲁克的伟大管理实践,是关心员工开始的。 在后来的日子里,德鲁克主要关心的是非营利领域的管理发展,可以看作是他对“以人为本”思想的自我实践诠释。 德鲁克的思考可以从他的管理咨询实践中反映出来。 在遇到德鲁克之前,美国ServiceMaster公司还是一家小型的家庭清洁服务公司。 有一次,失去发展方向的公司领导层去拜访德鲁克,帮他们解决企业发展的问题。 于是,德鲁克请三位公司负责人简要说明公司的业务,三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服务”、“整理”、“清洁”。 德鲁克认为他们不了解自己的业务,无法调动员工创造更高的效益。 他建议他们把自己的公司定义为:“将一群毫无技能的人经由公司培训成为有用之人。” 于是,这家公司后来制定了“以我们所为荣耀上帝;帮助人们发展;追求卓越;有利润地成长”的四大目标。 这种从员工出发的定位对员工的心理具有极大的支持作用,消除了员工们的自卑感。 员工们很快接受了这样的公司,而且更具信心及主动成长的意识。 自卑感消失后,员工的工作态度、工作能力、及工作效益也持续提升。 从此,ServiceMaster公司开始起飞,将平时人们看不上的、小小不言的家政服务发展成为拥有超过5500家分支机构及加盟商的国际化网络,创造了一个“奇迹”。 据ServiceMaster 2005年财务报表,其收入超过32亿美元。 2006年,《财富》将ServiceMaster评为“美国最受赞许的公司”之一,《福布斯》则将ServiceMaster列为世界2000家最大公司之一。
  
  我想,德鲁克的思想经历可能跟自己早期的观察经验有关。 德鲁克对于管理思考的开端,是他在通用汽车的岁月。 在德鲁克的《旁观者》中记载了他看到的少有的、但是意义非常的管理实践。 “在我对通用进行研究时(二战期间),德雷斯塔特(卡迪拉克部负责人)不顾高层的反对,承包了最可怕的国防任务——负责制造一种新型、须具有高准确度,而且是首次使用电子器材的投弹瞄准器。大家都知道,这种工作非得要技术高超的机械人员不可。当时,在底特律连一般工人都找不到,何况是技术纯熟的技工。德雷斯塔特说:‘我们一定要做到。假如卡迪拉克办不到,谁还能做得到?’然而,在底特律,惟一能充当劳工的,就是那些年老色衰的黑人妓女。德雷斯塔特一口气雇用了2000个这样的女人,让每个人惊惶失措。他还说:‘把她们的鸨母也找来吧,毕竟她们在管理女人上有两把刷子。’………… 不出几个星期,这些没有技术的文盲已经能交出令人满意的成品,而且比以前技术纯熟的技工的生产量更为惊人。卡迪拉克的‘红灯区’因此‘远近驰名’,不仅在通用人人皆知,更轰动了整个底特律,也惹来许多不堪入耳的闲言碎语。但是,德雷斯塔特很快地加以驳斥:‘这些女人,是我的同事,也是与你共事的人。她们表现优良而且尊重自己的工作。不管她们过去如何,现在有权和我们一样获得他人的敬重。’工会要求他保证一有替代员工,马上请她们走路 ………… 德雷斯塔特心知肚明,大战结束后,士兵解甲归田,要求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时,大部分的妓女就得卷铺盖了。不过,他还是尽量和工会斡旋,希望至少能为那些女人保住几个职务。他说:‘有生以来,这些可怜的女人第一次得到合理的报酬,有不错的工作环境,而且得以享受人权。她们从来没有像这样找到自己的尊严,也会自爱。我们有责任拯救她们,免于再遭到受人排斥、鄙视的命运。’ 大战终于告一段落,这些女人不得不被扫地出门时,不少人因此自杀身亡。德雷斯塔特坐在办公室里,双手抱着头,泪水几乎夺眶而出。他说:‘上帝,原谅我吧。我辜负了这些可怜的女人。’”
  
  我个人觉得,在中国的未来十年,“关注民生”的定义应该是“关注农民生活”。 而“以农民为本”是食品经济系统管理的核心。 在需要人们贡献的时候,中国农民总是被想起,要求农民们做牺牲;而在讲到回报的时候,农民总是被遗忘,要求农民要忍耐。 中国农民在各种经济和社会待遇上,只有付出、没有回报;只有被歧视,没有被尊重。 即使是这样,中国农民靠着自己坚忍,养育出无数的高知识技术人才,支撑着社会的发展。 而那些没有考上大学的农民工,同样在为社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而张海超的“开胸验肺”则告诉世人,新一代的农民所具有的内在的力量。 如果给农民机会,引导和提升农民素质,带领农民成长,并且让农民贡献自己的力量,农民将创造巨大的社会发展能量。 而且,食品安全问题也将得到显著缓解。
  
  现在,很多人感到迷茫,找不到方向。 为什么? 因为人们的眼睛都盯到“小概率”的大机器上了,而对影响自己、影响绝大多数人的食品安全这个“大概率”事件却“熟视无睹”。 什么是“大概率”事件? 现在全国99%以上的人们都受到食品安全问题的影响。 问题就摆在那里,但是人们都不去积极解决,然后大家都挤到大城市,拼命想成为“小概率”事件的一分子。 很多人宁愿花几个月去考毫无希望被录取的公务员,成年去学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用得着的知识去考研究生,却不把自己的眼界放开去关心和解决食品安全等关系到绝大多数人的关键问题。 从最近“现代农业”、“绿色有机农业”开始兴起,就已经显现出苗头。 而现在这些“农业”大多数仍然是“噱头”,换汤不换药,但是仍然受到人们的追捧。 那么,如果实实在在通过自己的努力,切实提升人们的“馒头”的质量,还怕赚不到钱,个人获得不了发展吗? 现在,为什么有不少小学毕业的人做了餐饮业成了富翁,但是大量大学毕业生却非常穷困,难道是小学生能力更强? 关键就在于大学生们被洗脑,希望成为工具人,让自己走入困境。 而且,未来的大学生如果做环境、农业和食品加工,绝不是像1960年代所谓的“广阔天地大有可为”,然后自己去“修地球”,而是应该从这个超大系统的整体角度考虑,然后站在各个系统的产业链“前沿”或者“金字塔尖”,引导和推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持续提升员工和客户的福利。
  
  那么,下一步我就从生态环境、农业发展和食品加工三个环节进行分析,思考人们面临的食品安全问题,以及相应的思考内容。
  
  作者:guyun3128 回复日期:2010-01-19 13:57:38 
    对楼主关于“独立人”的论述有点想法,我想说说自己的观点:我认为:人是社会的人,根本上是一种社会关系,是无法脱离社会关系单独讨论的,个体可能具有楼主所说的“独立人”的特征和思维,但你不可能摆脱你身边的社会关系。如果想要做到楼主所说的“独立人”,那么就得做好失去很多东西的准备,比如说,爱人,朋友,甚至父母。因为社会的集体意识或者说集体潜意识就是要结婚就要买房子,生了孩子就得上好的幼儿园、好的小学,否则不但不能上了好的大学还可能学坏。你想摆脱社会意识对个体的束缚那么就得舍弃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对一个人来说可能是很重要的支持,无论从现实上还是感情上。
    另:建议楼主多分析一些经济学的知识,虽然对我们这些外行来说可能是急功近利,但确是我们最希望指导和了解的。如果要涉及到人的本能、心理就归类的哲学的问题了,往往讨论不出什么结果,你再把人的思维、思想、心理和经济结合起来,更是个庞大无比的问题,得出有效结论的可能就更小,被人攻击的漏洞也会更多,因为人是最复杂的动物,不可能从一个帖子就能说清楚,况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另:跟这个帖子很长时间了,现在越来越觉得繁琐,建议楼主恢复到讨论的主题,也可能是因为我自己的情绪不好,见谅。会继续支持楼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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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批评指正,同意你的看法! 今天,我也是回到问题上来,回到简单上来,不要把问题弄复杂,搞得我自己也累,大家也累,效果不好。
  
  对于“独立人”与社会关系问题,我准备在生活费用中进行经济学的阐述,思考一些大家觉得难以解决,但是必须去着手解决的问题。
  作者:灰色牛虻 回复日期:2010-01-19 13:41:44 
    请楼主谈谈对央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看法。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是否说明目前通涨危险确实已经非常严重,因而zf要往天平一端增加点砝码,以维持平衡。但问题的关键是这边增加了的砝码,却会导致天平另一端砝码减少。另外现在大搞海南明显是为了消耗多余产能(水泥钢筋生产了不用不行的),这又会不会把问题推向另一个极端。当然这些问题似乎都可以从你的发烧40度理论里找到结论。
    按照LZ的意思最终可能会是个楼市不崩,RMB崩的结局(可能我理解有误)。现在普遍的(看空)论断是:不是楼市崩就是RMB崩。对一个ZF来说,他所定的货币的崩溃可能是最最危险的。那么在最无奈的时候,ZF可能会选择楼市崩,但按照楼主的论断,似乎这又会导致货币崩。(我的疑问主要是集中在如果楼市崩了,到底会不会导致货币完全崩溃?到什么程度?)物业税可以认为是政府在房价下跌到底部后会推出的,毕竟推这个的目的不是为了调房价,控泡沫。要调房价根本用不着这个。物业税的目的还是收税。这么说是不是又可以认为政府已经考虑到结局:楼市泡沫必会破掉?
  
  作者:燃烧的河床 回复日期:2010-01-19 17:04:00 
     如果说08年前还有不少老百姓的钱往房地产投,那么09年开始,基本上大多数就是银行(国家)和投机者的钱往里投了,也就是多杀多的局面。
     不知道楼主认同不?如果是这样一种局面下,留个政府的选择余地还多吗?还有什么政策呢?我想基本上已经路径定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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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同意普遍看空的论断: 楼市 or RMB。 当然,我从分析推断来看,RMB崩的可能性大,因为毕竟滞后性比较长,可操作的时间比较长。 我同意燃烧的河床,路径基本上定型了。 而这个“多杀多”的炮弹主要来自于人们的存款。 而投机者如果只用20%甚至10%进来搏,损失不是很大。 如果像一些外资及时换了美元推出的话,就是丰厚的利润。 所以,亏的还是人们。
  
  至于上调准备金利率、加息等手段,我个人觉得,只是往40度高烧的头上加点冰块。 另外,我觉得需要关注海南这块新热土。 这有点像炒股票一样,二三线股票涨起来,能够对稳住人们的信心有一定作用。 但是,聪明的一线股炒家就会及时撤退,我不知道有多少外资会这样的撤退。 1990年代的南方热就是以北海海南而告终的。 ,
  作者:jxzxxj 回复日期:2010-01-19 13:44:14 
    “那么,馒头、三聚氰胺和人们谈论的话题有什么关系? 还是回到‘大机器’的话题上。这些都是大机器经济的反映,反映出大机器最关键的特点,‘劣质’。 ”对LZ这话不敢苟同,中国现在引以骄傲的“两弹一星”、航空航天,神七等,是不是LZ眼里的大机器的产物?是不是大机器所反映的“劣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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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东西都是非普遍使用、非重复使用的东西,无法明确判断其质量。 如果能够造出反复使用的“航天飞机”,或者造出达到日本水准的单反相机和高精度光学镜头,算是推翻了大机器“劣质”的论断。
  七、 食品安全问题 –- 环境承载系统
  
  水是生命之源
  
  水可以被看作是“超经济要素”,是决定其它经济要素的基础经济要素。 在全球“人口爆炸”的今天,水应该被看作是决定经济的核心,也是衡量经济的标准。 人们经常会谈起“能源危机”、“水危机”、“粮食危机”等等,将水放置到与其它危机平行的位置。 而这样的认识是错误的,应该将“水危机”看作是最核心、最本源的危机,那么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就可以清晰地显示出来。 或者说,不应当把水作为经济的附属物,而应当把经济作为水的附属物。 随时用水来评估经济状况,决定经济方向,才是正确的经济方向。
  
  在历史留名的顿弱见秦王过程中,顿弱曾经说:“有实无名的人,是商人。 他们不用耕作劳苦,却实实在在地大量堆积粮食,这就是有实无名。 有名无实的人,是农夫。 他们春天等地解冻就开始耕作,背朝天顶着太阳暴晒耕田,却没有多余的粮食,这就是有名无实。” 顿弱说的农民的这种状况,到今天的中国农村仍未明显改观。 尤其是在在黄土高原上,农民们必须勤劳地耕作,才能够从恶劣的环境中获取微薄的收成。 而农民们在勤劳的过程中,在破坏着环境,使生存环境更加恶劣,使以后获得收成的难度更大。 然后,人们被迫更加勤劳地去耕作,也就更破坏环境。 就这样,人们陷入了“破坏-勤劳-更破坏-更勤劳”的困苦中,破坏了自然环境,让自己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困苦。 人们从来不去认真思考,为什么自己那么勤劳,但是生活却非常困苦。 这就像蜜蜂进入瓶底迎光的玻璃瓶一样,只知道朝着光用力地飞,但是根本穿不过玻璃瓶底,而不知道逆光找到瓶口,然后摆脱困境。 那么,农民的问题出在哪里呢?
  
  在中国历史上,晋商是很有名的财富集团。到清代,晋商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大商帮,经营范围包括盐、铁、茶叶、丝绸、粮油、木材、杂货等等,五花八门,经营地域遍布大江南北,远至俄罗斯、蒙古等地。而在清代道光年间,票号的横空出世更是将晋商推向了最辉煌的顶点。 晋商也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产,著名的乔家大院、常家庄园、王家大院、渠家大院,曹家三多堂等等。八国联军向中国索要赔款,慈禧太后掌权的清政府就向晋商的乔家借钱还国债。晋商的经济实力,可以从这个事情反映出来。 现在,有不少研究资料和影视作品,在研究和展示当年晋商发展和辉煌的历史。
  
  现在,人们常提到的晋商,主要说的是从“走口”开始的清朝晋商。 清兵侵入中原后,蒙古地区归入清王朝统治,归代城商业开始蒸蒸日上。康熙中年,山西商人进入外蒙古草原贸易,松辽平原和内外蒙古草原,成为山西商人贩运贸易的新市场。当时,蒙汉贸易必须经过张家口和杀虎口(后改归化城),俗称东口和西口。张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业是祁县人范家开设的“兴隆魁”,这个商业性的企业有职员 290多人(有的则说共有职员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国对外蒙和俄国贸易的第二大型企业。 在对蒙贸易的西口——杀虎口,山西的行商经常在大青山和西营一带贸易,并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顾,获得了很高的利润。这些行商会说蒙语的被称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人们曾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一直铺到北京。在宁夏,著名的大商号多是万荣、平遥、榆次、临猗一带的山西商人开办,宁夏的名药材枸杞半数掌握在山西人开的“庆泰亨”手中。
  
  现在人们津津乐道的富有“晋商”,其实是当时典型的“小概率”事件。 在“走西口”的路上,实际是堆满了山西人的累累白骨。 大批的山西人去“口外”,无数人客死异乡,最后只剩下了这少数的富豪。 那么,为什么大批山西人“走口外”? 因为,活不下去。 到过山西腹地,黄土高原的人们,都能够体会到为什么人们生活不下去。 当飞机在黄土高原上空是,我们满眼能够看到的都是黄色的山,以及沟壑纵横。 如果站在黄土高原的山上,会感受到满目苍凉。 方圆几十里可能只有几棵树,可能还有一些羊在啃着稀稀落落的草皮。 这时候,在“水草丰美”的地方呆过的人就会想,这哪里是人能够呆地方啊。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情景? 因为缺水。那儿的人们极度缺水,水经常比命还宝贵。 在不少的地方,人们一生只洗有数的几次澡。黄土高原的土壤层极厚,而且养分丰富,但是因为缺水,黄土高原10年9旱,生活在黄土高原的山西人,好年景刚够温饱,一般年景就要几个月挨饿,干旱之年就会有无数人饿死。 所以,很多山西人被逼“走西口”,主要为了吃上饭。 山西人“走西口”,尸骨撒满出关之路,活下来的人们也是生活艰辛,往往几年、十几年都不能回家,能够致富的更是寥寥无几。 所以,从大概率的意义上说,“走西口”的主要问题并不是人们致富,而是无数人饿死。 当时的少数晋商再富有,也无法掩盖这个事实。
  
  黄河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摇篮”。 但是,当人们看着荒凉、贫瘠、几乎没有植被的黄色高原,想着水患横行的“黄河”,怎么会跟“摇篮”联系起来呢? 这时候,人们可能没有意识到,在几千年前,黄土高原还是一个森林覆盖率接近70%的绿色高原。 今天到现在它已经变成一个荒凉、贫瘠、几乎没有植被的黄色高原。 这就是人们“竭泽而渔”的结果,通过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性掠夺”。 大规模地开垦、大规模的砍伐、以及大规模的破坏,让一个本来土壤肥沃、物产丰富、景色优美的高原,变成满目荒凉,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 人们现在勤劳耕作能够得到的收获,还不如三四千年前“不劳而获”的人们能够得到的收获多。
  
  黄土高原直到6000年前,森林覆盖率高达69%,是一个气候适宜的“绿色高原”。 根据植物学家们研究发现,虽然黄土高原的降水不如南方丰沛,但养分的淋溶损失也较少,非常适合杨树、桦树、栎树、油松、云杉和酸枣、黄荆条等生长。那时繁茂的植被,涵养着大量的动物。 在今天山西、陕西、甘肃、宁夏等省份的区域中,分布着大片原始森林。 在这样气候宜人的环境中,既没有热带的炎热潮湿、各种蚊虫与疾病,也没有寒带极为冰冷的冬天。 而地处中原的河南省简称为"豫",显示在仓颉造字的时代,它仍是大象出没的地方。但是,从秦始皇开始,黄土高原主要遭受了六次生态灾难,森林由69%降到现在的6%,成了光秃秃的不毛之地。 第一次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大量人口随之进入关中,垦殖面积大增。与此同时,他大兴土木,建造宫殿陵寝,大肆砍伐关中山地森林,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蒙恬击溃匈奴,取得河套地区大片土地,随后实行屯垦戍边,多次向鄂尔多斯高原地区移民,每次人数多达数十万,原本一望无际的草原变成了农耕区,造成大规模的植被破坏。 第二次是西汉时期,中国人口激增至600万。 为了解决人口膨胀压力,汉朝向西北开拓移民。仅在汉武帝时期,就向西北边塞迁徙了70余万人口。西汉将匈奴赶到遥远的漠北,将大片林牧区变成了农耕区。 西汉在河套开发的引黄灌溉工程,导致了宁夏内蒙的贺兰山森林和陕北森林的大破坏。
  
  第三次是唐朝立国之初,经济迅速恢复。 由于其经济贸易外交的中心皆偏于西北,因而西北地区的屯田垦殖搞得有声有色。黄土高原的林牧区开辟了大片农田,垦田数十万亩。 每丁耕田有二三百亩,而这种广种薄收的方式,造成植被大面积破坏。 唐代定都长安。 一派盛唐气象,国力达到顶峰, 都城的规模当然前无古人,耗用木材无数。仅就长安附近而言,唐代除了在宝鸡、眉县、周至、户县等邻近山中采伐外,还远到岐山、陇山和当时岚州(今岚县)、盛州(今内蒙额尔多斯高原一带)采办。 第四次在宋朝,更进一步。 宋代建都开封,因为洛阳附近黄河南北的山岭早被砍伐一空了, 不得不远去吕梁山采伐,当时渭河上游林区也横遭暴劫。根据史料记载,北宋刚刚立国,就在秦陇之间大肆采伐。陕西秦岭、子午岭、罗山,宁夏贺 兰山、大盘山,甘肃沼河、陇南山地,森林先后遭到破坏。宋朝官商每年仅从陕甘间的陇山就采得大木万株以上,竟使当时开封城内良木堆积如山,私商采卖木材更是不计其数。 第五次在明朝,第六次在清朝,黄土高原的森林被砍伐殆尽。 当时,明朝重得西北,重视屯田,以屯养军,以军隶民。当时"屯田普天下","而西北为最"。明初驻屯雁门、偏关长城附近时,那里因山势峭壁拔,林木茂盛,"人鲜径行,骑不能入"。到了明中叶, 北京的高官显贵,边关将士,当地居民,群起砍伐,"百家成群,千夫为邻,逐之不可,禁之不从"。单是每年贩运到北京的林木,就不下百万根。 满清入关,短短几十年休养生息,人口由8000万增至两亿。 华北、江南人满为患,于是大量流民自发涌向西北。黄土高原又一次成为破坏的重灾区,祈连山、六盘山明代以前尚有巨木参天,此时完全成了光山秃岭。
  
  几千年来,中国的古人为了眼前的利益,不顾子孙后代的死活,把保护黄土高原的天然植物砍伐殆尽。黄土的特点是土质疏松,没有任何抗冲性,完全依靠地面植被及其根系的保护。植物的水土保持作用,森林为最,草原次之,农作物则几乎为零。 但是而随着植被覆盖率的下降,高原上河流沟壑强烈下切。 这些沟壑在向上延伸的同时,两侧也在拓宽,并且发展出支沟,支沟又发展成毛沟。 这样的变化, 往往只需要数年、数月、数天甚至一场暴雨过后就能完成。黄河也开始变成灾难之河。 在这样的状态下,黄河每年倾泻16亿吨泥沙,而90%来自黄土高原的沟壑。 这每年流失的 16亿吨泥沙,不仅仅让黄河如浆糊般,而且淤塞了湖泊,冲决了丘陵,抬高了河床,涤荡了平原。"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次大改道",母亲河成了"中华之忧患"。与黄河水患的搏斗,成了中原大地上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 黄河中下游的山西、河南、山东都是守着黄河没水吃,成为世界上最贫水的地区之一。
  
  1949年后,对于环境破坏的步伐还在加快。 根据百度百科,1957年11月,毛泽东曾提出要在15年左右时间在钢铁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在“ 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口号下,钢铁生产指标越提越高。北戴河会议正式决定并公开宣布1958年钢产量为1070万吨 ,比1957年翻一番,号召全党全民为此奋斗,开展空前规模的大炼钢铁运动。各部门、各地方把钢、铁生产和建设放在首位,为“钢元帅升帐”让路;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大搞土高炉土法炼钢;对原有企业的生产能力不断追加投资,致使基本建设规模迅速膨胀,战线越拉越长;商业银行全力支持工业大跃进,以致拆东墙补 西墙,打乱了正常的资金流通。经突击蛮干,1958年12月19日宣布,提前12天完成钢产量翻番任务,钢产量为1108万吨,生铁产量为1369万吨。实际上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所炼300多万吨土钢、416万吨土铁根本不能用 。估计炼钢铁在全国约损失200亿元。全民大炼钢铁运动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严重削弱了农业,冲击了轻工业和其他事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而百度百科的描述,只是一个简短的宏观描述,而没有对当时肆意破坏环境的问题进行统计和分析。
  
  不过,各地的人们记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 根据文章《绿色的悲怆:大炼钢铁武宣毁绝千里原始森林纪实》的内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志大事记》载:仅大明山林区就有案可查的10万人驻扎在山上砍树,共砍伐森林面积31万亩。大瑶山林区八个县,在一天之内就砍伐树木10万立方米。据林业厅1958年报2月出日的报告估算,当年全自治区共砍伐各种木材折合森林蓄积量为3700万立方米。而石龙县从1958年7月开始拆房建炉,8月伐林烧炭,8月下旬开炉炼铁,全县几万人一直搞到12月,“九万吨”铁任务“基本完成”,但炼钢任务却只“达到”32%。就这样,全县大小森林几乎砍伐一空。按照全县3000多个小土炉计算,有的大,有的小,一天24小时不熄火,要烧4批炭:先放一层火炭,再放一层“矿石”,直至炉膛装满。一炉一天烧3吨炭,4个多月没停过火。120天×3吨=360吨,一个炉子360吨,3000多个炉子,共约烧炭、烧柴近百万吨左右。而每棵树砍下来,又有几乎1/3被抛弃。此外,有的团营为了赶任务或做表面文章,将大堆木料堆在山沟里,胡乱丢入矿石,烧上一把火,然后报出铁数字。几个月下来,伐掉武宣森林覆盖率约几十万亩,86%的山林遭受毁灭性破坏,其余的林木也所剩无几。
  
  根据《中/共南阳地方史简编》的第五章第三节所述:“南阳地区的工业“大跃进”是围绕大炼钢铁这个中心展开的………8月28日,地委根据中央“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精神,召开各县县委第一书记电话会议。会议提出从9月到12月四个月当中,各级党委的中心任务是大搞钢铁生产。强调书记挂帅,大员上阵。并决定在桐柏县成立桐柏县、唐河县、南阳县、邓县、镇平县五县联合指挥部,组织五县民工在桐柏山大炼钢铁。随后,五县民工6万余人实行军事化,编成班、排、连、营、团,会集桐柏山脚下,大炼钢铁,创造“经验”,带动全区。为加强对五县的领导,地委成立了五县协作区党/委。9月11日,为赶上全省9月16日大放钢铁“卫星”的步调,南阳地区组织生产大突击,投入劳力75万多人,车辆3万多辆,建小土炉13000多座。广大干部群众披星戴月、夜以继日地奋战在深山河滩,食宿在工地炉旁。没有矿石,把群众家里的铁锅、铜盆等器皿投入炉火;没有焦炭,就砍伐树木,平调群众的木制家具烧炭。既是如此,也难以完成省委下达的钢铁指标,多次受到省委批评。在这种巨大压力下,地委以南阳地区缺少炼钢铁原料为由,多次要求省委钢铁指标由30万吨下调至20万吨。但都受到了更严厉的批评。9月16日下午,受到严厉批评的南阳地委召开电话会议,向全区人民发出号召,组织第二次钢铁大突击。全区动员190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在全区范围内展开大炼钢铁的所谓“淮海大战”。10月31日,南阳地区放出日产铁103212吨的重型“卫星”。这一“卫星”虽浮夸到了极点,但南阳在全省仍被划为钢铁生产的“落后地区”。11月以后,由于气温下降,天气寒冷,土炉无法建造,所用原料也已浪费殆尽……… 大炼钢铁运动,不仅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而且使大批劳动力被占用,致使成熟的秋作物无人收获而大片烂在地里,导致丰产不丰收。同时,乱砍滥伐树木,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
  
  根据汉阴县政协网《三年“大跃进”的回忆》(https://tuoshuiba-image.oss-cn-hangzhou.aliyuncs.com/system/tybbs/news_print.asp?id=268)的文章: “大跃进的3年,是轰轰烈烈的3年,也是人们难忘的3年。大跃进中以高指标的虚报成绩,浮夸成风危害性极大,人民公社和食堂化运动,以一大二公的共产主义思想,开始吃饭不要钱,收自留地、耕牛和猪归集体,割资本主义尾巴,进行一平二调,刮起共产风,严重挫伤人们生产积极性,使农牧业发展受到影响,在大炼钢铁运动中,瞎指挥,将成片林木整块砍伐烧黑棒,接着又是生产自救,毁林开荒,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这些做法违背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而造成了巨大损失,其结局给我们国家带来了3年困难时期。面对这3年困难造成的原因,从中央到地方的口径一直说是苏修逼债和自然灾害造成的,并教育动员人们勒紧裤带过日子,而且常常对此形势,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用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比喻肯定形势大好………” 另外,四川省地质矿产勘察开发局区域地质调查队总工程师范晓则表示,“四川生态环境真正遭到破坏却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的,最直接导致土地流失、植被破坏的是大炼钢铁运动。”
  
  根据《生态环境问题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演进:进步与期望》的文章,到1978年中国的生态环境反映出三个特征:(1)工业盲目发展,城市布局混乱,污染加剧。大跃进时期的工业污染在一定程度上主要发生在大型城市,而此时全国所有中小城市的发展和工业布局全都处于混乱状态,加剧了环境污染。例如,绝大多数城市降尘量都远远超过400吨/平方公里;对44个城市地下水调查分析,有41个城市收到污染,其中严重污染达9个。(2)生态破坏加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水土流失面积为116万平方公里,而此时达到153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1/6, 水土流失量相当于全国耕地每年丧失1厘米的土层;流失的营养相当于全国一年的化肥产量。黄土高原流失面积占该地区面积80%,长江流域流失面积占总流域面积20%,淤积了中国水库总容量的1/4.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洞庭湖70年代末比1954年面积减小了30%。全国受农药污染的农田面积达到2.0亿亩,污染粮食400亿公斤以上。(3)人口剧增对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1973-1978年全国净增加人口2亿,至1978年底中国人口达到10亿。庞大的人口对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表现在土地、森林、草原、矿产和淡水等资源超负荷利用,使人口与资源短缺的矛盾更为突出。
  
  1970年代开始,黄河出现经常性断流。从1972年至1999年的28年中,黄河下游共有22年发生断流。根据利津站的实测资料,22年中累计断流74次,共1093天,平均每年断流49.7天(有断流的年份平均),其中1991~1999年连年断流,累计断流902天,平均每年断流100.2天。1995、1997年两次断流到夹河滩水文站,以1997年尤为突出,该年由于黄河流域降雨和径流量较常年明显偏少,水资源供需矛盾十分突出,黄河下游出现了有记录以来断流最为严重的一年。创下了断流频次、天数、月份最多,利津站断流13次、226天、有11个月发生断流,断流河段最长到达河南开封市的柳园口长约704公里,汛期多次断流等历史记录,首次出现跨年度断流。 而在2003年年底,鄂陵湖出水口竟出现有数据记载以来的第一次断流。作为黄河水塔的源头地区,以兰州水文站多年平均径流占黄河总水量的56%以上,黄河源头的断流给人又一次敲响了警钟。 根据相关数据,因黄河断流,黄河下游地区1972年~1996年,受旱农田累计500万公顷,粮食减产100亿吨,黄河断流严重地扰乱了沿岸人民的生活,山东境内10余万居民长期供水不足。黄河季节性断流使其下游地区水源减少,而排入黄河的工业污水与生活废水却逐年增多,黄河的自净能力减弱,地下水水质恶化,威胁着人们的健康状况。随着经济的发展,黄河流域的工农业生产仍将发展,城市化进程将继续提高,生活用水量也将继续增加,而此时,流域内的水资源几乎耗竭,缺水问题将更加严重,流域内各类用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水的供需矛盾也更突出。黄河的季节性断流极大地制约了华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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