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食品安全问题 –- 环境承载系统
水源的困境
从宏观角度看，黄河断流只不过是全国性水资源困境的“一条线”。 我们都知道，水源涉及到地表水和地下水，而且不仅应当关注水量，还需要关注水质。 当我们看着全国地图，从西向东看着主要地表水的源头，再自北向南分析几大河流域的水量和水质，并且关注各大河下游地区的地下水状况时，就会形成对未来中国人生存和发展趋势的导向性思考。 在全国范围内，东北和西部的荒漠化，加剧了北方地表水匮乏，表现在黄河和松花江等河流断流； 南方则表现为人们为了GDP的无度排放，形成地表水的污染； 在以东部沿海几个人口与经济集中带为代表的地区，进行地下水过度抽取，造成地面下沉和地下“漏斗区”。 这几大区域水资源状况，形成了中国水资源的主要特点。 在过去，水资源的紧缺和污染造成了大量的经济损失。 而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关键性的扭转，中国人将在未来10年面临种群生存危机.
本小节内容对生存危机的上述几个关键问题进行简要的描述： 1、土地荒漠化； 2、水源的重度污染； 3、过度抽取地下水。 通过这几点的描述，思考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经济到底是什么？
1、土地荒漠化
据联合国提供的资料，世界森林覆盖面积平均22%，中国12.7%，中国人口占世界25%，森林面积只占4%。世界人均占有林地15.5亩，中国人均占有林地1.8亩。国家林业局网站发布信息，中国是世界上荒漠化面积大、分布广、受荒漠化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国荒漠化土地总面积达263.6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1/3；沙化土地173.9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5。一些地区沙化土地仍在扩展，因土地沙化每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500多亿元，全国有近4亿人受到荒漠化沙化的威胁，贫困人口的一半生活在这些地区。土地荒漠化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之一。
中国土地荒漠化扩大的趋势还在继续。在西北、华北、东北分布着12块沙漠和沙地，它们绵延成北方万里风沙线。在豫东豫北平原，在唐山、北京、鄱阳湖周围，北回归线一带还分布着大片的风沙化地带。荒漠化和干旱给中国的一些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中国60%以上的贫困县都集中在这里，其中最严重的地区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在中国，直接受荒漠化危害影响的人口约5000多万人。西北、华北北部、东北西部地区 （简称“三北”）每年约有2亿亩农田遭受风沙灾害，粮食产量底而不稳定；有15亿亩草场严重退化；有数以千计的水利工程设施因受风沙侵袭排灌效能减弱。50-70年代，中国荒漠化土地平均每年以1650平方公里的面积在扩大。80年代以来，荒漠化土地面积平均每年扩大2100平方公里，每天就有5.6平方公里的土地荒漠化！ （《中国荒漠化形势如何？》链接：https://tuoshuiba-image.oss-cn-hangzhou.aliyuncs.com/system/tybbs/special/content/2009-06/16/content_72202.htm）
其中，最为严重的是生态环境非常脆弱的中西部地区。 根据《西部生态环境问题的社会学思考》（作者：朱雄君https://tuoshuiba-image.oss-cn-hangzhou.aliyuncs.com/system/tybbs/article/show.php?itemid-16809/page-1.html）： 我国西部地区位于亚欧大陆的相交之处，远离海洋，气候干燥，本身就处于先天发育不良，是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全国有一半的生态脆弱县和60％左右的贫困县在西部。西部地区土壤侵蚀面积达41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侵蚀面积的83.3％；此外，西北五省区和内蒙古是我国土地沙化最为严重的地区；除四川盆地外，大部分地区严重缺水；森林植被破坏严重，森林覆盖率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据国家发改委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局面仍然十分严峻。全国水土流失面积总共为356万平方公里，其中西部地区就占了80％；在全国26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荒漠化面积中，西部地区占到了90％以上。此外，我国有将近27亿亩的草原面积面临严重退化，绝大部分也位于西部。新增荒漠地面积2400多平方公里，大多在西部。 我国每年流失土壤总量５０亿吨，三分之二的土壤流失来自于西部。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双重驱动力的作用，永久冰雪面积持续减小，荒漠面积增加，各类生态系统存在不同程度的退化。 由于森林、植被减少剧烈、水土流失严重、沙漠化、石漠化日趋恶化。西部地区几乎成为中国的主要生态问题的根源地或发生地。一些生态问题正在由局部地域向外扩大。水土流失除了加剧了民族地区的水资源危机，还导致江河源头水量减少，造成下游广大流域所需水资源严重不足。
《瞭望》周刊记者贾立君在《中国荒漠化：年吞一个中等县 (2004-12-22)》中写道：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高甲荣，不久前在拉萨召开的“全国高海拔地区生态保护与恢复会议”上介绍，我国土地沙化扩展速度由１９９４年前的每年２４６０平方公里增加到现在的每年３４３６平方公里，相当于每年“吞噬”一个中等县。荒漠化土地已占国土面积的２７．９％，造成的沙化年直接经济损失达５４０亿元，间接经济损失难以估算。他说，我国已成为世界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中国荒漠化培训中心副主任、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孙保平指出， “局部治理，整体恶化”的状态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降雨减少，生态用水不足，植被逐渐丧失控制沙漠化的能力。近年来北方一些河流出现不同程度的断流现象，甚至形成季节性河流。”高甲荣说，黑河进入内蒙古绿洲的水量由２０年前的９千亿立方米减少到现在的２千亿立方米，致使额济纳９３万公顷梭梭林枯死；塔里木河下游２７０公里河道断流，使３５．３万公顷胡杨林大面积死亡，从而加快了风沙土地的扩展。 据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包维楷调查，以青藏高原为中心的“高海拔”地区更是面临着严重的生态问题。他说，其中历史上水草丰美的黄河、长江、澜沧江“三江源”地区，由于自然与人为双重因素，目前荒漠化土地面积已达２５２．８万公顷，水土流失面积达３．４万多平方公里。“２０００年，有两万多人进入三江源地区挖药材，他们每天烧柴就要破坏２００公顷左右的灌木林。” 荒漠化程度的加剧，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生态移民”。专家们忧心的是，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６２％，人均森林面积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２０％，人均活木蓄积量只是世界平均水平的１２％，而水土流失面积却已占国土面积的３８％。
其中，草地荒漠化是土地荒漠化主要类型之一。根据中国荒漠化监测中心1997年的统计表明，全国荒漠化草地1052374平方公里，占草地面积的56.7%。草地荒漠化主要表现为草地植物群落盖度明显减低，单位面积产草量下降，可食性草类减少，有害草类增加，草场等级下降。裸露地表比例增加，为风力侵蚀创造了条件；而风蚀又加剧了草地荒漠化进程，形成恶性循环，继而发展为流动沙地。据有关专家介绍，黄河上游地区多为高寒草甸和草原化草场，土层薄、冻融作用强烈，植被如遭破坏极易荒漠化。目前，由于牲畜超载、鼠害泛滥、人为破坏等综合因素的作用，黄河上游地区荒漠化草地达113．3万公顷，且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而“黑土滩”（即植被消失，黑土裸露出来的土地）已近200万公顷。草场植被的消失，直接结果是土壤裸露，蓄水能力大幅度下降，导致黄河上游径流量减少。气候干旱也是造成黄河上游流量减少的主要因素。气象科研工作者的研究结果表明，黄河上游为雨水补给型河流，其流量的76％集中在汛期。自八十年代开始，这一地区汛期降水量减少。
另外，气温的上升，加剧了流域的蒸发作用，对径流量的减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气候干旱、生态环境恶化和黄河上游流量的减少三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的，如形成恶性循环，后果不堪设想。在文章《草场退化 土地沙化 青海省水土流失问题十分严峻》（记者 张雅琴）的文章中写道：据全国第三次遥感普查，我省水土流失总面积为35.43万平方千米，严重的水土流失导致了土壤肥力下降、农作物产量降低、人地矛盾加剧，还使三江源地区草场退化、土地沙化、湖泊沼泽干枯、冰川退缩等，导致江河下游地区的水土流失加剧和生态环境恶化。
在新华网的文章《黄河首曲出现百公里黄沙“长城” 荒漠化日益突出》（记者王艳明）中写道： 玛曲县地处甘、青、川三省结合部，是著名的黄河九曲之首曲，境内河流纵横，沼泽遍布，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补充地。黄河自青海省流入甘肃后，环流玛曲全境，形成了433公里长的黄河第一湾，再次进入青海时，已增加水流量45%，所以玛曲有“黄河蓄水池”之称。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和当地人畜活动增多，玛曲县的生态环境正在恶化。人们担心，再不加以治理，黄河“蓄水池”将可能变为高寒荒漠。 玛曲县草原站站长宗文杰说，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玛曲县草场还没有一点沙化，到处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六七十年代，草场出现了零星沙化。八十年代以后，草场沙化开始加剧。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沙漠化面积年均以6.14%的速度递增。 记者从玛曲黄河大桥逆河而上，看到一条蜿蜒连绵的沙丘带正在延伸。而在草原和黄河之间，已经隆起一个宽约50－100米、高约10－20米、长度约为119公里的黄色“长城”。 截至目前，全县1288万亩草场中，已有976万亩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沙化，其中严重荒漠化的草场面积已达80万亩，占到全县草场总面积的6%。沙进人退，草场消失，至今已有2500多牧民、16.8万头牲畜被迫退出了原来草场，部分牧民甚至因此沦为贫困人口。 宗文杰说，草场的荒漠化不但直接影响了当地牧民的生产生活，而且对黄河上游的生态环境产生了巨大影响。仅2002年，玛曲县水土流失面积就达到226万亩，直接向黄河输入泥沙约50万吨，补水量减少近15%。玛曲县境内28条黄河一级支流中，已有11条出现常年干涸，部分河流成了季节河。大片的湖泊、沼泽干涸，湿地面积已由原来的6.67万公顷缩小至2万公顷。
在上游持续荒漠化情况下，黄河水量也就持续减少。 在《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02月18日的文章《荒漠化趋势加剧 黄河怎么了》的内容：“根据新一轮黄河流域水资源综合规划核算成果，黄河多年平均天然径流量已由原来的580亿立方米减少为535亿立方米，将来还可能进一步减少。”1月15日，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李国英在2009年全河工作会议上说。 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的调查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黄河上游兰州以上河段来水量年平均减少13%，2002年水量减少高达46%。原因是上游人为破坏活动加剧，鼠害严重，地表荒漠化。由于水量的逐年减少，在整个黄河流域，土地干旱化、荒漠化的趋势正在加剧。 作为我国的第二长河和世界第五长河，黄河干流贯穿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九个省、自治区，流域面积达到79.5万平方公里，养育着9780多万人。据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的统计，黄河流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8%，而年径流量只占全国的2%；黄河流域耕地面积为1.8亿亩，但耕地亩均水资源占有量仅占全国均值的18%，考虑到跨流域对外供水，实际拥水量更小。 黄河可利用水量仅有380多亿立方米，而黄河年分配的水量就达370亿立方米，若再考虑沿河损失的水量，基本上是分干吃净，生态用水更是无法列入考虑范围。 长期以来，黄河流域用水的主要用途是农业灌溉，平均每年引用黄河河川径流362亿立方米，耗水284亿立方米，占总耗用河川水量的92%。工业及城乡生活每年引用黄河河川径流33亿立方米，耗水23亿立方米，占总耗用河川水量的8%。
这一情况在几十年前开始发生改变，随着沿岸城市发展，人口大量增加，特别是大量高耗水工业企业的兴起，用水结构逐渐向城市与工业倾斜。 为了解决黄河水资源紧缺、供需矛盾突出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国家出台了“黄河水量分配方案”，这是我国为大江大河首次制定的分水方案。 据记者查阅的分水方案资料，在370亿立方米的年耗水总量中，陕西、山西、河南、山东领到的指标分别是38亿立方米、43.1亿立方米、55.4亿立方米、70亿立方米。 “用水高峰期，超计划用水现象时有发生，水量调度指令执行力不乐观。”黄委会水资源管理与调度局局长安新代说。宁夏、内蒙古领到的指标分别是40亿立方米和58.6亿立方米。 “宁夏、内蒙古两区每年耗用的黄河水在100亿立方米左右，占整个黄河耗水总量的近三分之一。”李国英称，在没有外流域调水的情况下，包括宁蒙两区在内的黄河流域水资源供需矛盾将会日趋尖锐。 而在宁夏、内蒙古两区，近年来争相大上能源化工项目，大量耗水，形成了行业高耗水与区域严重缺水的巨大矛盾。与此同时，大量污水未经处理，就直接排入河道。根据近年来的水质监测资料，黄河流域工业废水量已占流域废污水总量的71.5%。尽管治污力度逐年加大，但安新代承认：“旧有的严重污染河段没有明显改善，新的隐患正在形成，水污染事件频发。”
中国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李国英表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缺水将成为黄河流域及相关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最主要的制约因素。 黄河流域属于资源型缺水的流域，仅占全国2%的河川径流量却承担着全国12%的人口、15%的耕地和沿河50多座大中城市的供水任务。“与国内其他大江大河相比，黄河流域在未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将面临更为紧迫的水资源与水环境压力。” 据李国英介绍，黄河流域在水资源利用方面的严峻形势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水资源供需矛盾日趋尖锐。黄河多年平均天然径流量580亿立方米。据预测，在充分考虑黄河流域及相关地区灌溉实施节约用水的情况下，2010年黄河流域将缺水40亿立方米，2030年缺水将达到110亿立方米，枯水年份缺水更多。 2、 水污染趋势加剧。近20年来，进入黄河的废污水量已由20世纪80年代的21亿吨增加到2007年的43亿吨。据2008年监测资料，在评价的89个干支流断面中，60.87%的断面不符合Ⅲ类水标准，其中34.8%的断面劣于Ⅴ类水标准。同时，重大水污染事件发生频次呈持续增加之势。 3、水沙关系持续恶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黄河来水来沙条件发生了较大变化，黄河中下游中常洪水发生几率减少，汛期1000立方米每秒以上流量的含沙量总体呈上升态势，原本不协调的水沙关系进一步恶化。
在缺水的同时，是对水资源的严重破坏。 水污染同时在威胁着人们的生存，而农民是最容易受害的群体。《[绿色观察]北京脚下死去的村庄》（作者：郑飞）的全文如下： 距离天安门不过50公里的夏垫村，在2000以后沦为“癌症村”. 夏垫村东、西、北三面临河，正处在鲍邱河的包围之中，最多的时候有3000多人。10年前，这条河流还可以摸到鱼，村民们在码头上洗衣。到2009年春天，这条河流乌黑，横七竖八躺着几根枯枝，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恶臭。河边没有一只活物，死一般寂静。村里一些富裕的村民搬去了镇子或更靠近北京的燕郊，“走不了的人，只能在这里等死”。村庄里弥漫着一种自弃的气息，卫生巾、塑料袋丢得到处都是，狗、猫、牛等活物一趴就半天不动，了无生气。 从繁华的首都乘车一小时来到村里，似乎走入一个遗失世界，只有污水汩汩流淌。从距冯军家30米的金铭公司酸洗车间流出，通过地下管道流淌约500米，进入流经夏垫村的鲍邱河里。 鲍邱河源起廊坊三河、密云界上，向南流经北京通州、廊坊燕郊、河北夏垫镇，包括夏垫村在内的多个村庄，最后沿东南方向经宝坻林亭口至八门城汇入蓟运河。
2004年，大厂县环保局在一份报告里称：夏垫镇四个轧钢厂、杨广起两个造纸厂和燕郊的污水是污染鲍邱河的“主凶”。环保局介绍说，两个造纸厂都是熟料，所排出的水不含有毒有害物质。燕郊镇和四个轧钢厂都上了污水处理设施，并由专人进行管理，处理后的污水通过了省、市局多次的检查和检测。 如环保局所说，上述污染源都安装了污水处理设备，且都达标，那么鲍邱河的污染到底来自何处呢？县环保局承认说，“可能出现治污设备运转不正常、时用时不用、偷排偷放等现象”。曾在轧钢厂里工作的村民举报说，污水处理成本较高，轧钢厂能不开机器尽量不开，外界却无法监督。鲍邱河由此变成一条令人生畏的河流。
村民左金兴曾捞起一条死去的鲤鱼，扔给狗吃，狗当时就死了。从河里抽取的河水令庄稼几乎绝收。一些村民扛着玉米秸到县政府上访，称河水杀死了麦子和玉米。一个村民家的孩子被发现患有重度贫血，邻居家的孩子也被确诊为同一病症，血液里发现了有毒颗粒。 2007年，有媒体公开了一张夏垫村的死亡不完全名单：在不到10年时间内，有30位村民死于癌症或白血病，死者年龄大约在55至60岁之间。鲍邱河沿岸的南寺头村、马坊、芮屯、赵沟子、诸各庄、韩家府、金庄、后店等村庄都有人死于癌症，且呈现递增趋势。 众所周知的是，河流通过土壤的细孔和缝隙不断往下渗透，污染地下水，而地下水在黑暗地带漫游运动，直接进入村民们的水井或者以泉水形式涌出。2007年7月，大厂县环保局局长常广利承认，村庄的浅层地下水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夏垫村之前共用一口80米深的水井，但发现了井水变红。惊恐的村民们找政府出面处理，金铭公司出资打了两口300米深的深水井。作为安抚，金铭公司在夏垫村的庄稼地里打了十几口100米深的水井，抽取地下水直接用橡胶水管浇灌。村民们认定连接鲍邱河的引水渠今生今世再无可用之处，就在渠里种上一排白杨。夏垫村开始依赖地下水，村庄各个角落都写着“打井”的小广告。越来越多的地下水被抽取后出现了新的问题。村民左瑞龙说，之前抽水浇灌两亩地只需6小时，去年开始变成了8小时，村民由此增加了100多元的电费。 但最令环保专家们忧心的是，这条被深度污染的河流每一天都在累积新的化学物质，在空气、阳光和水的作用下或可发生一些险恶、不为人知的毒效转换和叠加，变成一个更危险的化工实验场。 除开若隐若现的污染威胁，夏垫村是一块洼地，每逢下雨，鲍邱河就会暴涨横流，污水覆盖整个村庄，令村民无处避难。 村庄为弥足珍贵的300米深井修了一间房子，上锁，雇人定时向全村供水——夏天每日放三次，其他季节每日放一次。这口井抽取井水后通过管道分送到村民家，未有净化或监测，谁也不知道这口井的水是不是也被污染。但没有人愿去触碰这个问题，左瑞龙说，如果这口水井都出了问题，村子就完蛋了，“现在大家都不愿意去想。”
在关注饮水安全的学者眼中，夏垫村的水井故事再现了中国农民们被化工污染追逐的逃亡路数——在地表水被污染后，村民不得不抽取地下水，而地下水正在萎缩和处于险境。 一直关注中国农村饮水安全问题的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胡和平称，中国大部分地区地下水超采现象严重，造成地下水位下降，农村已有的饮水井逐渐报废。华北平原深层地下水超采区面积为77153.35平方公里，占华北平原深层总面积的62.69%。 更严峻的是，地下水也在开始被渐次污染，夏垫村80米深的水井被废弃，不得不向300米深的地下取水。而胡和平警告说，中国地下水污染到了极为危险的境地，特别是包括北京、天津、河北等省市在内的华北地区。2008年，卫生部和科技部联手完成的第三次中国居民死亡调查报告显示：癌症已成为中国农村居民最主要的死因之一，其中与环境、生活方式有关的肺癌、肝癌、结直肠癌、乳腺癌、膀胱癌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肺癌和乳腺癌上升幅度最大，过去三十年分别上升了465%和96%。在未来二十年内，癌症死亡人数可能翻番。
医学界认为，目前已知80％的癌症发病与环境有关，尤其是与环境中的化学物质密切相关。 胡和平批评中国饮用水水质标准较低，乡镇更低——以砷为例，目前中国判定砷超标的标准为0.05mg/L，超标人口为289万人，如果按照WHO的水砷标准(0.01mg/L)，我国砷中毒危害病区的暴露人口高达1500万之多。 至今还没有权威的、专门的环境医学研究机构可以担当起污染损害健康的认定工作。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曾被寄予厚望，但教授潘小川说，受科学技术和医学发展的限制，一些污染和伤害之间的因果联系无法揭示。此外，医学上往往只能确定污染是一个人致癌的原因之一，而中国现时审判规则讲究的是单一性、唯一性，缺乏国外法庭对因果关系判定的灵活把握，一些显而易见的污染受害者由此输掉官司。 中国针对污染损害赔偿的现行法律不是滞后就是空白，造成了排污企业推诿，当地环保部门不作为，受害者却无可奈何的维权困局。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主任王灿发呼吁，中国应重新研究制定《环境损害赔偿法》，明确环境损害的适用对象和条件、赔偿范围、赔偿责任认定和环境损害赔偿纠纷的行政处理及诉讼等方面，结束“法律不足”问题。
在现时管理框架下，一个企业被怂恿易于偷排私放。王灿发分析说，中国污水处理技术的落后导致一吨污水的处理费用要1.2～2.0元，一个工厂一天排放污水十几万吨，每天治理费用要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如果该企业偷排私放，即使被发现，在2008年6月之前最多罚20万元。加之中国《行政处罚法》规定“ 一事不能两罚”——偷排私放往往被认定是同一个行为，企业只需要罚款一次，而可以排放一年，企业自然选择放弃污水处理。“就算是毒死一条江里所有的鱼虾，只要没出人命，在2008年6月之前最多罚款100万元，现在最多罚款200万元。”另一棘手的缺失是，中国至今没有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没人有资格代表公众担任诉讼主体，就肇事企业破坏公共健康追究更严厉的法律责任。 在更多的时候，一些污染企业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座上宾，且贡献财税，保障“吃饭财政”的正常运转，与政府形成亲密关系。而环保部门是地方政府的一个下属部门，难以制约污染企业。
癌症病人的走投无路，对他们来讲，现行各种制度不是寻求公正的路径，倒是一堵无门可入的墙。2000年以来，中国开始重视农村，试图建立一种农民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来解决农民疾病问题。2006年，大厂县开始推行这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但包括白血病在内的11种重大慢性病在2008年1月才列入合作医疗统筹基金补偿范围。大厂县对这笔统筹资金实行严密控制。截至2007年8月16日，大厂县共有4091人次享受了补偿，补偿金额共计78.4万元，人均补偿191元。中国力推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农民的医疗保障作用，近似微乎其微。而在“癌症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更全然失去意义。2008年2月，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后的《水污染防治法》。历经三年的艰苦博弈，终于明确县级以上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水环境质量负责，并将水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作为对地方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考核评价的内容。 环保部门得到了更多权力，也被明确规定应当接受民众的委托，如实提供有关检测数据。
民众被明确了一些他们本身拥有的权利：任何人都有权检举污染损害水环境的行为，其中受害当事人有要求排污方排除危害和赔偿损失的权利。中国法律界的一些建议被采用，确定了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共同诉讼制度、法律援助制度、委托环境监测制度来支持受害者的维权诉讼。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有关社会团体可以依法支持因水污染受到损害的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环保部称，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推行“以奖促治”政策，投入5亿多元优先治理各大流域600多个环境问题突出的村庄。该部更制定了指导中国环境与健康工作科学发展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2007－2015)》，承诺到2010年，集中整治一批各地群众反映最为强烈的“癌症村”，有效控制环境污染。但新法实施大半年以来，未见整治污染有何等大动作，相反金融危机以来，拉动内需的要求，使各地环保部门投鼠忌器，本已渐成气候的环境问责制度一时泄气。令夏垫村村民困惑的是，鲍邱河至今还是一条臭水河流，未见大厂县领导的官运受何影响。
一批人或被牺牲 这是一个容易被忽略却迫在眉睫的问题——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在2005年11月透露：中国目前癌症病人超过700万人，且每年还在新增加约160万至200万人。但其中“癌症村”和农村癌症病人的具体数据是谜。 2006年8月，国家环保总局科技司有关负责人承认，对“癌症村”等事件的调查范围、深度和广度远远不够，甚至对很多环境事件根本没有调查。他认为，正是未能全面掌握环境污染引起健康损害的基本情况和数据，才给环境污染与健康损害的因果关系的判定带来困难，难以提出有效的应对措施。 而环保部门和强势的GDP部门之间的权力级差，更于不动声色中决定了癌症村民们沦为牺牲品。2009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石见元在北京呼吁加大农村水源保护力度，政府要对逾期不能达标的企业采取关、停等严厉措施。但现实是，中国需要鼓励企业们奋发图强，和政府共度时艰，甚至新的劳动法被斥责为“不合时宜”而一时暂停修正。
水源的困境
从宏观角度看，黄河断流只不过是全国性水资源困境的“一条线”。 我们都知道，水源涉及到地表水和地下水，而且不仅应当关注水量，还需要关注水质。 当我们看着全国地图，从西向东看着主要地表水的源头，再自北向南分析几大河流域的水量和水质，并且关注各大河下游地区的地下水状况时，就会形成对未来中国人生存和发展趋势的导向性思考。 在全国范围内，东北和西部的荒漠化，加剧了北方地表水匮乏，表现在黄河和松花江等河流断流； 南方则表现为人们为了GDP的无度排放，形成地表水的污染； 在以东部沿海几个人口与经济集中带为代表的地区，进行地下水过度抽取，造成地面下沉和地下“漏斗区”。 这几大区域水资源状况，形成了中国水资源的主要特点。 在过去，水资源的紧缺和污染造成了大量的经济损失。 而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关键性的扭转，中国人将在未来10年面临种群生存危机.
本小节内容对生存危机的上述几个关键问题进行简要的描述： 1、土地荒漠化； 2、水源的重度污染； 3、过度抽取地下水。 通过这几点的描述，思考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经济到底是什么？
1、土地荒漠化
据联合国提供的资料，世界森林覆盖面积平均22%，中国12.7%，中国人口占世界25%，森林面积只占4%。世界人均占有林地15.5亩，中国人均占有林地1.8亩。国家林业局网站发布信息，中国是世界上荒漠化面积大、分布广、受荒漠化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国荒漠化土地总面积达263.6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1/3；沙化土地173.9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5。一些地区沙化土地仍在扩展，因土地沙化每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500多亿元，全国有近4亿人受到荒漠化沙化的威胁，贫困人口的一半生活在这些地区。土地荒漠化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之一。
中国土地荒漠化扩大的趋势还在继续。在西北、华北、东北分布着12块沙漠和沙地，它们绵延成北方万里风沙线。在豫东豫北平原，在唐山、北京、鄱阳湖周围，北回归线一带还分布着大片的风沙化地带。荒漠化和干旱给中国的一些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中国60%以上的贫困县都集中在这里，其中最严重的地区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在中国，直接受荒漠化危害影响的人口约5000多万人。西北、华北北部、东北西部地区 （简称“三北”）每年约有2亿亩农田遭受风沙灾害，粮食产量底而不稳定；有15亿亩草场严重退化；有数以千计的水利工程设施因受风沙侵袭排灌效能减弱。50-70年代，中国荒漠化土地平均每年以1650平方公里的面积在扩大。80年代以来，荒漠化土地面积平均每年扩大2100平方公里，每天就有5.6平方公里的土地荒漠化！ （《中国荒漠化形势如何？》链接：https://tuoshuiba-image.oss-cn-hangzhou.aliyuncs.com/system/tybbs/special/content/2009-06/16/content_72202.htm）
其中，最为严重的是生态环境非常脆弱的中西部地区。 根据《西部生态环境问题的社会学思考》（作者：朱雄君https://tuoshuiba-image.oss-cn-hangzhou.aliyuncs.com/system/tybbs/article/show.php?itemid-16809/page-1.html）： 我国西部地区位于亚欧大陆的相交之处，远离海洋，气候干燥，本身就处于先天发育不良，是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全国有一半的生态脆弱县和60％左右的贫困县在西部。西部地区土壤侵蚀面积达41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侵蚀面积的83.3％；此外，西北五省区和内蒙古是我国土地沙化最为严重的地区；除四川盆地外，大部分地区严重缺水；森林植被破坏严重，森林覆盖率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据国家发改委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局面仍然十分严峻。全国水土流失面积总共为356万平方公里，其中西部地区就占了80％；在全国26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荒漠化面积中，西部地区占到了90％以上。此外，我国有将近27亿亩的草原面积面临严重退化，绝大部分也位于西部。新增荒漠地面积2400多平方公里，大多在西部。 我国每年流失土壤总量５０亿吨，三分之二的土壤流失来自于西部。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双重驱动力的作用，永久冰雪面积持续减小，荒漠面积增加，各类生态系统存在不同程度的退化。 由于森林、植被减少剧烈、水土流失严重、沙漠化、石漠化日趋恶化。西部地区几乎成为中国的主要生态问题的根源地或发生地。一些生态问题正在由局部地域向外扩大。水土流失除了加剧了民族地区的水资源危机，还导致江河源头水量减少，造成下游广大流域所需水资源严重不足。
《瞭望》周刊记者贾立君在《中国荒漠化：年吞一个中等县 (2004-12-22)》中写道：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高甲荣，不久前在拉萨召开的“全国高海拔地区生态保护与恢复会议”上介绍，我国土地沙化扩展速度由１９９４年前的每年２４６０平方公里增加到现在的每年３４３６平方公里，相当于每年“吞噬”一个中等县。荒漠化土地已占国土面积的２７．９％，造成的沙化年直接经济损失达５４０亿元，间接经济损失难以估算。他说，我国已成为世界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中国荒漠化培训中心副主任、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孙保平指出， “局部治理，整体恶化”的状态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降雨减少，生态用水不足，植被逐渐丧失控制沙漠化的能力。近年来北方一些河流出现不同程度的断流现象，甚至形成季节性河流。”高甲荣说，黑河进入内蒙古绿洲的水量由２０年前的９千亿立方米减少到现在的２千亿立方米，致使额济纳９３万公顷梭梭林枯死；塔里木河下游２７０公里河道断流，使３５．３万公顷胡杨林大面积死亡，从而加快了风沙土地的扩展。 据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包维楷调查，以青藏高原为中心的“高海拔”地区更是面临着严重的生态问题。他说，其中历史上水草丰美的黄河、长江、澜沧江“三江源”地区，由于自然与人为双重因素，目前荒漠化土地面积已达２５２．８万公顷，水土流失面积达３．４万多平方公里。“２０００年，有两万多人进入三江源地区挖药材，他们每天烧柴就要破坏２００公顷左右的灌木林。” 荒漠化程度的加剧，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生态移民”。专家们忧心的是，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６２％，人均森林面积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２０％，人均活木蓄积量只是世界平均水平的１２％，而水土流失面积却已占国土面积的３８％。
其中，草地荒漠化是土地荒漠化主要类型之一。根据中国荒漠化监测中心1997年的统计表明，全国荒漠化草地1052374平方公里，占草地面积的56.7%。草地荒漠化主要表现为草地植物群落盖度明显减低，单位面积产草量下降，可食性草类减少，有害草类增加，草场等级下降。裸露地表比例增加，为风力侵蚀创造了条件；而风蚀又加剧了草地荒漠化进程，形成恶性循环，继而发展为流动沙地。据有关专家介绍，黄河上游地区多为高寒草甸和草原化草场，土层薄、冻融作用强烈，植被如遭破坏极易荒漠化。目前，由于牲畜超载、鼠害泛滥、人为破坏等综合因素的作用，黄河上游地区荒漠化草地达113．3万公顷，且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而“黑土滩”（即植被消失，黑土裸露出来的土地）已近200万公顷。草场植被的消失，直接结果是土壤裸露，蓄水能力大幅度下降，导致黄河上游径流量减少。气候干旱也是造成黄河上游流量减少的主要因素。气象科研工作者的研究结果表明，黄河上游为雨水补给型河流，其流量的76％集中在汛期。自八十年代开始，这一地区汛期降水量减少。
另外，气温的上升，加剧了流域的蒸发作用，对径流量的减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气候干旱、生态环境恶化和黄河上游流量的减少三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的，如形成恶性循环，后果不堪设想。在文章《草场退化 土地沙化 青海省水土流失问题十分严峻》（记者 张雅琴）的文章中写道：据全国第三次遥感普查，我省水土流失总面积为35.43万平方千米，严重的水土流失导致了土壤肥力下降、农作物产量降低、人地矛盾加剧，还使三江源地区草场退化、土地沙化、湖泊沼泽干枯、冰川退缩等，导致江河下游地区的水土流失加剧和生态环境恶化。
在新华网的文章《黄河首曲出现百公里黄沙“长城” 荒漠化日益突出》（记者王艳明）中写道： 玛曲县地处甘、青、川三省结合部，是著名的黄河九曲之首曲，境内河流纵横，沼泽遍布，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补充地。黄河自青海省流入甘肃后，环流玛曲全境，形成了433公里长的黄河第一湾，再次进入青海时，已增加水流量45%，所以玛曲有“黄河蓄水池”之称。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和当地人畜活动增多，玛曲县的生态环境正在恶化。人们担心，再不加以治理，黄河“蓄水池”将可能变为高寒荒漠。 玛曲县草原站站长宗文杰说，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玛曲县草场还没有一点沙化，到处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六七十年代，草场出现了零星沙化。八十年代以后，草场沙化开始加剧。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沙漠化面积年均以6.14%的速度递增。 记者从玛曲黄河大桥逆河而上，看到一条蜿蜒连绵的沙丘带正在延伸。而在草原和黄河之间，已经隆起一个宽约50－100米、高约10－20米、长度约为119公里的黄色“长城”。 截至目前，全县1288万亩草场中，已有976万亩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沙化，其中严重荒漠化的草场面积已达80万亩，占到全县草场总面积的6%。沙进人退，草场消失，至今已有2500多牧民、16.8万头牲畜被迫退出了原来草场，部分牧民甚至因此沦为贫困人口。 宗文杰说，草场的荒漠化不但直接影响了当地牧民的生产生活，而且对黄河上游的生态环境产生了巨大影响。仅2002年，玛曲县水土流失面积就达到226万亩，直接向黄河输入泥沙约50万吨，补水量减少近15%。玛曲县境内28条黄河一级支流中，已有11条出现常年干涸，部分河流成了季节河。大片的湖泊、沼泽干涸，湿地面积已由原来的6.67万公顷缩小至2万公顷。
在上游持续荒漠化情况下，黄河水量也就持续减少。 在《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02月18日的文章《荒漠化趋势加剧 黄河怎么了》的内容：“根据新一轮黄河流域水资源综合规划核算成果，黄河多年平均天然径流量已由原来的580亿立方米减少为535亿立方米，将来还可能进一步减少。”1月15日，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李国英在2009年全河工作会议上说。 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的调查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黄河上游兰州以上河段来水量年平均减少13%，2002年水量减少高达46%。原因是上游人为破坏活动加剧，鼠害严重，地表荒漠化。由于水量的逐年减少，在整个黄河流域，土地干旱化、荒漠化的趋势正在加剧。 作为我国的第二长河和世界第五长河，黄河干流贯穿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九个省、自治区，流域面积达到79.5万平方公里，养育着9780多万人。据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的统计，黄河流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8%，而年径流量只占全国的2%；黄河流域耕地面积为1.8亿亩，但耕地亩均水资源占有量仅占全国均值的18%，考虑到跨流域对外供水，实际拥水量更小。 黄河可利用水量仅有380多亿立方米，而黄河年分配的水量就达370亿立方米，若再考虑沿河损失的水量，基本上是分干吃净，生态用水更是无法列入考虑范围。 长期以来，黄河流域用水的主要用途是农业灌溉，平均每年引用黄河河川径流362亿立方米，耗水284亿立方米，占总耗用河川水量的92%。工业及城乡生活每年引用黄河河川径流33亿立方米，耗水23亿立方米，占总耗用河川水量的8%。
这一情况在几十年前开始发生改变，随着沿岸城市发展，人口大量增加，特别是大量高耗水工业企业的兴起，用水结构逐渐向城市与工业倾斜。 为了解决黄河水资源紧缺、供需矛盾突出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国家出台了“黄河水量分配方案”，这是我国为大江大河首次制定的分水方案。 据记者查阅的分水方案资料，在370亿立方米的年耗水总量中，陕西、山西、河南、山东领到的指标分别是38亿立方米、43.1亿立方米、55.4亿立方米、70亿立方米。 “用水高峰期，超计划用水现象时有发生，水量调度指令执行力不乐观。”黄委会水资源管理与调度局局长安新代说。宁夏、内蒙古领到的指标分别是40亿立方米和58.6亿立方米。 “宁夏、内蒙古两区每年耗用的黄河水在100亿立方米左右，占整个黄河耗水总量的近三分之一。”李国英称，在没有外流域调水的情况下，包括宁蒙两区在内的黄河流域水资源供需矛盾将会日趋尖锐。 而在宁夏、内蒙古两区，近年来争相大上能源化工项目，大量耗水，形成了行业高耗水与区域严重缺水的巨大矛盾。与此同时，大量污水未经处理，就直接排入河道。根据近年来的水质监测资料，黄河流域工业废水量已占流域废污水总量的71.5%。尽管治污力度逐年加大，但安新代承认：“旧有的严重污染河段没有明显改善，新的隐患正在形成，水污染事件频发。”
中国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李国英表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缺水将成为黄河流域及相关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最主要的制约因素。 黄河流域属于资源型缺水的流域，仅占全国2%的河川径流量却承担着全国12%的人口、15%的耕地和沿河50多座大中城市的供水任务。“与国内其他大江大河相比，黄河流域在未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将面临更为紧迫的水资源与水环境压力。” 据李国英介绍，黄河流域在水资源利用方面的严峻形势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水资源供需矛盾日趋尖锐。黄河多年平均天然径流量580亿立方米。据预测，在充分考虑黄河流域及相关地区灌溉实施节约用水的情况下，2010年黄河流域将缺水40亿立方米，2030年缺水将达到110亿立方米，枯水年份缺水更多。 2、 水污染趋势加剧。近20年来，进入黄河的废污水量已由20世纪80年代的21亿吨增加到2007年的43亿吨。据2008年监测资料，在评价的89个干支流断面中，60.87%的断面不符合Ⅲ类水标准，其中34.8%的断面劣于Ⅴ类水标准。同时，重大水污染事件发生频次呈持续增加之势。 3、水沙关系持续恶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黄河来水来沙条件发生了较大变化，黄河中下游中常洪水发生几率减少，汛期1000立方米每秒以上流量的含沙量总体呈上升态势，原本不协调的水沙关系进一步恶化。
在缺水的同时，是对水资源的严重破坏。 水污染同时在威胁着人们的生存，而农民是最容易受害的群体。《[绿色观察]北京脚下死去的村庄》（作者：郑飞）的全文如下： 距离天安门不过50公里的夏垫村，在2000以后沦为“癌症村”. 夏垫村东、西、北三面临河，正处在鲍邱河的包围之中，最多的时候有3000多人。10年前，这条河流还可以摸到鱼，村民们在码头上洗衣。到2009年春天，这条河流乌黑，横七竖八躺着几根枯枝，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恶臭。河边没有一只活物，死一般寂静。村里一些富裕的村民搬去了镇子或更靠近北京的燕郊，“走不了的人，只能在这里等死”。村庄里弥漫着一种自弃的气息，卫生巾、塑料袋丢得到处都是，狗、猫、牛等活物一趴就半天不动，了无生气。 从繁华的首都乘车一小时来到村里，似乎走入一个遗失世界，只有污水汩汩流淌。从距冯军家30米的金铭公司酸洗车间流出，通过地下管道流淌约500米，进入流经夏垫村的鲍邱河里。 鲍邱河源起廊坊三河、密云界上，向南流经北京通州、廊坊燕郊、河北夏垫镇，包括夏垫村在内的多个村庄，最后沿东南方向经宝坻林亭口至八门城汇入蓟运河。
2004年，大厂县环保局在一份报告里称：夏垫镇四个轧钢厂、杨广起两个造纸厂和燕郊的污水是污染鲍邱河的“主凶”。环保局介绍说，两个造纸厂都是熟料，所排出的水不含有毒有害物质。燕郊镇和四个轧钢厂都上了污水处理设施，并由专人进行管理，处理后的污水通过了省、市局多次的检查和检测。 如环保局所说，上述污染源都安装了污水处理设备，且都达标，那么鲍邱河的污染到底来自何处呢？县环保局承认说，“可能出现治污设备运转不正常、时用时不用、偷排偷放等现象”。曾在轧钢厂里工作的村民举报说，污水处理成本较高，轧钢厂能不开机器尽量不开，外界却无法监督。鲍邱河由此变成一条令人生畏的河流。
村民左金兴曾捞起一条死去的鲤鱼，扔给狗吃，狗当时就死了。从河里抽取的河水令庄稼几乎绝收。一些村民扛着玉米秸到县政府上访，称河水杀死了麦子和玉米。一个村民家的孩子被发现患有重度贫血，邻居家的孩子也被确诊为同一病症，血液里发现了有毒颗粒。 2007年，有媒体公开了一张夏垫村的死亡不完全名单：在不到10年时间内，有30位村民死于癌症或白血病，死者年龄大约在55至60岁之间。鲍邱河沿岸的南寺头村、马坊、芮屯、赵沟子、诸各庄、韩家府、金庄、后店等村庄都有人死于癌症，且呈现递增趋势。 众所周知的是，河流通过土壤的细孔和缝隙不断往下渗透，污染地下水，而地下水在黑暗地带漫游运动，直接进入村民们的水井或者以泉水形式涌出。2007年7月，大厂县环保局局长常广利承认，村庄的浅层地下水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夏垫村之前共用一口80米深的水井，但发现了井水变红。惊恐的村民们找政府出面处理，金铭公司出资打了两口300米深的深水井。作为安抚，金铭公司在夏垫村的庄稼地里打了十几口100米深的水井，抽取地下水直接用橡胶水管浇灌。村民们认定连接鲍邱河的引水渠今生今世再无可用之处，就在渠里种上一排白杨。夏垫村开始依赖地下水，村庄各个角落都写着“打井”的小广告。越来越多的地下水被抽取后出现了新的问题。村民左瑞龙说，之前抽水浇灌两亩地只需6小时，去年开始变成了8小时，村民由此增加了100多元的电费。 但最令环保专家们忧心的是，这条被深度污染的河流每一天都在累积新的化学物质，在空气、阳光和水的作用下或可发生一些险恶、不为人知的毒效转换和叠加，变成一个更危险的化工实验场。 除开若隐若现的污染威胁，夏垫村是一块洼地，每逢下雨，鲍邱河就会暴涨横流，污水覆盖整个村庄，令村民无处避难。 村庄为弥足珍贵的300米深井修了一间房子，上锁，雇人定时向全村供水——夏天每日放三次，其他季节每日放一次。这口井抽取井水后通过管道分送到村民家，未有净化或监测，谁也不知道这口井的水是不是也被污染。但没有人愿去触碰这个问题，左瑞龙说，如果这口水井都出了问题，村子就完蛋了，“现在大家都不愿意去想。”
在关注饮水安全的学者眼中，夏垫村的水井故事再现了中国农民们被化工污染追逐的逃亡路数——在地表水被污染后，村民不得不抽取地下水，而地下水正在萎缩和处于险境。 一直关注中国农村饮水安全问题的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胡和平称，中国大部分地区地下水超采现象严重，造成地下水位下降，农村已有的饮水井逐渐报废。华北平原深层地下水超采区面积为77153.35平方公里，占华北平原深层总面积的62.69%。 更严峻的是，地下水也在开始被渐次污染，夏垫村80米深的水井被废弃，不得不向300米深的地下取水。而胡和平警告说，中国地下水污染到了极为危险的境地，特别是包括北京、天津、河北等省市在内的华北地区。2008年，卫生部和科技部联手完成的第三次中国居民死亡调查报告显示：癌症已成为中国农村居民最主要的死因之一，其中与环境、生活方式有关的肺癌、肝癌、结直肠癌、乳腺癌、膀胱癌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肺癌和乳腺癌上升幅度最大，过去三十年分别上升了465%和96%。在未来二十年内，癌症死亡人数可能翻番。
医学界认为，目前已知80％的癌症发病与环境有关，尤其是与环境中的化学物质密切相关。 胡和平批评中国饮用水水质标准较低，乡镇更低——以砷为例，目前中国判定砷超标的标准为0.05mg/L，超标人口为289万人，如果按照WHO的水砷标准(0.01mg/L)，我国砷中毒危害病区的暴露人口高达1500万之多。 至今还没有权威的、专门的环境医学研究机构可以担当起污染损害健康的认定工作。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曾被寄予厚望，但教授潘小川说，受科学技术和医学发展的限制，一些污染和伤害之间的因果联系无法揭示。此外，医学上往往只能确定污染是一个人致癌的原因之一，而中国现时审判规则讲究的是单一性、唯一性，缺乏国外法庭对因果关系判定的灵活把握，一些显而易见的污染受害者由此输掉官司。 中国针对污染损害赔偿的现行法律不是滞后就是空白，造成了排污企业推诿，当地环保部门不作为，受害者却无可奈何的维权困局。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主任王灿发呼吁，中国应重新研究制定《环境损害赔偿法》，明确环境损害的适用对象和条件、赔偿范围、赔偿责任认定和环境损害赔偿纠纷的行政处理及诉讼等方面，结束“法律不足”问题。
在现时管理框架下，一个企业被怂恿易于偷排私放。王灿发分析说，中国污水处理技术的落后导致一吨污水的处理费用要1.2～2.0元，一个工厂一天排放污水十几万吨，每天治理费用要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如果该企业偷排私放，即使被发现，在2008年6月之前最多罚20万元。加之中国《行政处罚法》规定“ 一事不能两罚”——偷排私放往往被认定是同一个行为，企业只需要罚款一次，而可以排放一年，企业自然选择放弃污水处理。“就算是毒死一条江里所有的鱼虾，只要没出人命，在2008年6月之前最多罚款100万元，现在最多罚款200万元。”另一棘手的缺失是，中国至今没有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没人有资格代表公众担任诉讼主体，就肇事企业破坏公共健康追究更严厉的法律责任。 在更多的时候，一些污染企业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座上宾，且贡献财税，保障“吃饭财政”的正常运转，与政府形成亲密关系。而环保部门是地方政府的一个下属部门，难以制约污染企业。
癌症病人的走投无路，对他们来讲，现行各种制度不是寻求公正的路径，倒是一堵无门可入的墙。2000年以来，中国开始重视农村，试图建立一种农民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来解决农民疾病问题。2006年，大厂县开始推行这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但包括白血病在内的11种重大慢性病在2008年1月才列入合作医疗统筹基金补偿范围。大厂县对这笔统筹资金实行严密控制。截至2007年8月16日，大厂县共有4091人次享受了补偿，补偿金额共计78.4万元，人均补偿191元。中国力推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农民的医疗保障作用，近似微乎其微。而在“癌症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更全然失去意义。2008年2月，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后的《水污染防治法》。历经三年的艰苦博弈，终于明确县级以上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水环境质量负责，并将水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作为对地方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考核评价的内容。 环保部门得到了更多权力，也被明确规定应当接受民众的委托，如实提供有关检测数据。
民众被明确了一些他们本身拥有的权利：任何人都有权检举污染损害水环境的行为，其中受害当事人有要求排污方排除危害和赔偿损失的权利。中国法律界的一些建议被采用，确定了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共同诉讼制度、法律援助制度、委托环境监测制度来支持受害者的维权诉讼。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有关社会团体可以依法支持因水污染受到损害的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环保部称，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推行“以奖促治”政策，投入5亿多元优先治理各大流域600多个环境问题突出的村庄。该部更制定了指导中国环境与健康工作科学发展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2007－2015)》，承诺到2010年，集中整治一批各地群众反映最为强烈的“癌症村”，有效控制环境污染。但新法实施大半年以来，未见整治污染有何等大动作，相反金融危机以来，拉动内需的要求，使各地环保部门投鼠忌器，本已渐成气候的环境问责制度一时泄气。令夏垫村村民困惑的是，鲍邱河至今还是一条臭水河流，未见大厂县领导的官运受何影响。
一批人或被牺牲 这是一个容易被忽略却迫在眉睫的问题——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在2005年11月透露：中国目前癌症病人超过700万人，且每年还在新增加约160万至200万人。但其中“癌症村”和农村癌症病人的具体数据是谜。 2006年8月，国家环保总局科技司有关负责人承认，对“癌症村”等事件的调查范围、深度和广度远远不够，甚至对很多环境事件根本没有调查。他认为，正是未能全面掌握环境污染引起健康损害的基本情况和数据，才给环境污染与健康损害的因果关系的判定带来困难，难以提出有效的应对措施。 而环保部门和强势的GDP部门之间的权力级差，更于不动声色中决定了癌症村民们沦为牺牲品。2009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石见元在北京呼吁加大农村水源保护力度，政府要对逾期不能达标的企业采取关、停等严厉措施。但现实是，中国需要鼓励企业们奋发图强，和政府共度时艰，甚至新的劳动法被斥责为“不合时宜”而一时暂停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