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经济分析 – 11大难题主导的经济方向

  七、 食品安全问题 –- 环境承载系统
  
  水与利益机制
  
  从广义角度来说,水比人的生命还重要。 上帝造人之后,让人管理地球。 当然,人管理地球的目的是,让世界为人来服务。 比如说,土地的开发、矿产的开采都是为了人们生活得更方便、更舒适。 但是,其中有一个特例,那就是水。 虽然水是世界上最为广泛存在的物质之一,覆盖了地球的大部分面积。 但是,可供人饮用和使用的清洁淡水却相当有限。 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水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核心“瓶颈”。 而在未来可见的,水将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决定世界经济的增长能力,决定不同地区的物种的生存能力。只有重视水、保护水的国家和民族,才能够获得生存和发展。 所以,在我个人的观点是,人们应当为水服务,人们的所有行为活动都必须立足于节水、保水。 否则,人们将自取灭亡。
  
  从水资源角度来说,日本是非常值得学习的国家。 2008年,日本面积 37.8万平方公里,人口接近1.28亿,人口密度 337/km²,属于人口高密度国家。 而且,日本是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工业高度发达。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的森林覆盖率高达67%,是世界上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日本在工业革命之后,天然原始森林植被遭到极大破坏。20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在治理环境污染的同时,日本也开始提倡和强调恢复与重建森林植被,使日本的森林覆盖率迅速回升,到八十年代初已达到现在的程度。另外,日本属于海洋性气候,再加上如此高的森林覆盖率,即使人多地狭、工业众多,也并不缺水。 但是,日本人节约水和保护水的意识非常强。 日本建立了完善的法律系统,保护地表水和地下水,居民节水的方式众多,而且近年来各大企业纷纷进行大量投入,实施工业用水的循环净化,并且开发生物有机的自然净化方式,有效地保证了水质。 丰田等日本汽车企业则追求生产过程的零排放,保护环境和水资源。 即使在人口密集的东京,也主要依靠上游的森林和水库蓄水,实现99.8%的地表水取水,基本上不用开采地下水。 而最近的统计表明,日本人的平均寿命名列世界第一,除了生活条件和医疗保障好之外,与优良的环境条件,特别是优质的水源密不可分。
  
  人人生而平等。 那么在中国,首先应该实现城乡之间的平等。 城乡平等的最基础条件,就是对于拥有水资源的平等权/利。 如果城市居民拥有清洁安全的自来水,那么乡村也应当拥有等量、等质的生活用水。 而且,在社会严重缺水的状况下,最优质的水应当集中用于居民食用水,次等水用于居民其它生活用水,再次用于工业等方面。 那么,每个农民应当和居民一样,拥有优质食用水和次优质的其它生活用水。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人处于严重的不平等状态中,而农民成为典型的弱势群体。 顺便说一下,关注弱势群体不仅仅是好心,更是一种利益机制。 强者保护弱者,让弱者生活得更好,那么弱者会返回来支持强者。 当强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弱者的时候,其实也在让自己陷入无助的状态。 在中国,农民长期以来是弱势群体。 人们为了所谓的经济增长,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争斗的时候,总是习惯性牺牲农民的利益,这似乎成了惯例。 在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上,水成为利益的载体。 在用水上,城市的人们并不关心农民,结果最优质的水源优先向城市倾斜,向工业倾斜,把劣质水留给农民。 而这样做的结果是,受损失的不仅仅是农民,更是城市的居民自身。 于是,人们开始面临空前的食品安全危机。
  
  前几天,我去颐和园,看到昆明湖结冰,就到昆明湖的冰上走。 当时,碰到了一位身背相机,准备捕捉落日美景的“老北京”。 他告诉我,昆明湖本来到了冬天就完全干了,不过最近从上游调了一些水,所以有了冰。 我问他,昆明湖的水是从哪里调的,他说从密云水库调水,经京密引水渠,到昆明湖。 相信很多在北京的人都知道,密云水库现在是北京主要的水源地。 但是,大多数人可能不知道的是,密云水库当年由河北和北京共同修建。 在一段时间内,水库的水源也由北京和河北共享。上世纪80年代,北京用水吃紧,河北放弃了这每年9亿立方米用水权,密云水库全归北京。也就是说,我脚下踩的昆明湖下的冰,本来可以成为干旱的河北某户人家的饮用水。 河北不仅仅为北京的利益而牺牲,还要为天津的利益而牺牲。 1983年,引滦入津工程启动,河北每年向严重缺水的天津供水10亿立方米。在滦河水资源开发中,河北虽然也建成了引滦入唐工程,但在2000年、2001年、2002年和2003年的滦河特枯年份,为保证天津的用水,潘家口水库死库容的存水全部调往天津,被牺牲的是唐山市的供水。
  
  我们可以看到,在河北和北京、天津的关系中,总是要通过牺牲河北,来优先满足北京、天津的用水需求。 或者说,具有强势话语权的大城市(大机器核心地带)通过牺牲唐山等二三级城市的用水需求来“解渴”,那么也就意味着二三级城市需要通过牺牲自己周边农村的用水需求来“解渴”。根据据河北省水利厅提供的数字,北京80%的用水、天津的绝大部分用水都来自河北。2000年开始,华北平原进入连续的旱情之中,几乎年年都是枯水年。 同时,北京人口爆炸性增长,汽车保有量剧增,以及天津大开发,都大幅加剧了淡水供求的矛盾。京津以北的河流绝大部分被汇入官厅和密云两座库容均超过40亿的大水库,此外就是入滦河,成为引滦入津的主要水源,而京津以南的水库之水也被全部集中起来,供应着石家庄、保定、邯郸等河北中南部的7大城市。城市之外的大片县城和农村却似乎被遗忘了,他们饮水和工农业用水唯一的办法就是抽取地下水。如今,华北农村已经变得跟大西北一样,几千人的大村可能守着一口水井,水井的深度则一深再深,普遍达到了150多米才能见水。 更为严重的问题还在于,为北京提供水源的14个县中,仍然有10个属于国家级贫困县,还有85万农民至今还没有脱贫。
  
  2008年4月底,《南风窗》记者田磊到河北省柏乡县寨里村,寻访因为地陷导致的长达8公里的裂缝。 但是,村民们似乎已经将一年多前的那次骇人的大地裂忘记了,他们更忧心的是村里的深水井。从2007年以来,水井开始隔三岔五地抽不上水。为此,水井不再免费给全村供水,而是承包给个人,一罐3立方的水卖8块钱,这样的水价甚至比大城市还贵。对于自古以来都是免费喝水的农民们来说,这是个难以接受的事情。他们怨气冲天,咒骂村委会。对此,村委委员杨里峰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井里的水越来越难抽上来,光电费每年都要1万多,村里没有任何收入,拿什么来给他们抽水?只能包给个人来卖水。”   几个月下来,村民们也只得乖乖地排队买水喝,每家每户都砌起了水窖,他们变得跟城里人一样,水费成为每月的固定开支。“我们家五口人,一个月最多只能用一罐水,否则,经济上受不了。”村民魏民乐说,家里新盖了3间平房,就整整用掉了15罐水。大约在2007年前后,和寨里西村一样,周围的10多个村庄陆续都结束了千百年来免费喝水的传统,卖水的水车成为这些华北平原古老村落里日常的景象。每月8块钱的水费听起来微不足道,但对这些普遍贫寒的农户来说,却是一笔额外的负担。对于寨里西村的村民来说,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情况,也许再过两年,花钱也买不来水了。
  
  村里那口200多米的深井眼看着也快要干涸了,抽上来的水越来越难喝,很多时候都是泛着白沫子的黄水。“这些都是村头那些造纸厂造成的。”村民们说。如此缺水的寨里村,周围却遍布着10多家大大小小的造纸厂。在这片没有任何河流的麦田里,所有造纸厂都是抽取地下水来造纸,污水直接排到麦田里自渗。“他们有钱,每个厂里都至少有一口将近300米的深井,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抽水。”杨里峰说。 村民们虽然对此早有怨言,但柏乡县太穷,没有什么工业,就靠这些造纸厂能上缴些利税了,上边没人管,村民们也就无可奈何,而且,大部分农户都还指望着在造纸厂打工赚的钱来养家糊口。轰隆隆的造纸厂每造一吨纸要耗费4吨水,周围村庄里的灌溉水井一口接一口都成了枯井。贫瘠的寨里西村让人很难想象这里是沃野千里的华北平原,干旱缺水是很多地区走向贫穷的主要原因,虽然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离感受饮水危机还很遥远,但如果整个华北水资源调配方式和发展模式不改变,寨里西村的现状昭示的正是华北农村的未来。对于河北水情这几十年的变化,水利厅退休的老专家魏智敏有着深刻的体验,“1960年以前,整天面对的是洪水,几乎所有河道年年水满,那个时候,河北全省内河航运通航里程能达到3100公里,可是,50年不到,就变成了零。”可以说,华北平原已经是在攫取大自然存储的水量来维持社会经济系统的运行。 而这种断绝未来的发展模式将带来的生态灾难已经被科学家们严重警告了无数次。
  
  人们为什么要关心农民? 人们完全可以对农民的生活麻木不仁,但是需要注意以“水”为纽带的社会利益机制。 大城市和大工业占据了大量的优质水资源,同时排放出大量的污染物。 而小城市与农村因为利益被牺牲,再加上缺乏相应的净水设备,因此只能饮用受污染的水源,导致癌症等疾病发生。 这时候,人们还需要注意的是,不仅仅是农民在饮用受污染的水源,农业同时也在受到污染。 也就是说,III级或者更加劣质、污染更严重的水质被用来灌溉浇地,于是这些受污染的水就变成蔬菜、水果和粮食。 然后,这些蔬菜、水果和粮食就被运到大城市。 也就是说,大城市的人们虽然没有直接饮用被污染的水源,但是当污水转化为农产品之后,被运输到大城市,就成为人们争相购买的东西。 我们都知道,水是人体的主要成份,补充清洁的水是保证人们身体健康的基础。 而在补充水分的过程中,蔬菜、水果和粮食的补水作用,可能相对于饮水更加重要。但是,人们在食用农产品的时候,根本无法判断,自己食用的农产品到底来自哪里,是否由清洁的的水源浇灌的。 而不论中国北方还是南方,在大多数水体已经被污染,而且农业从来得不到真正重视的情况下,人们可能随时摄入由受污染水源浇灌出来的农产品。 也就是说,在主要的粮食和蔬菜产区的水质无法保证的情况下,人们根本挡不住污染的水源进入自己的身体,防不胜防。 就像上面说的寨里村,直接用工业废水灌溉,谁知道自己买的粮食里面,是不是来自寨里村的呢? 而且,如果华北大地都处于和寨里村类似的情况,那么华北其它很多地方的灌溉水源也应当处于类似的状况吧? 如果整个华北的灌溉水源存在这样的问题,那么其他地区也会碰到同样的问题吧?
  
  三鹿本来是中国奶粉销量第一的企业。 而在三聚氰胺曝光后,大量销售的三鹿奶粉马上滞销,成为人们避之不及的“毒品”。 那么,为什么会在曝光之前和曝光之后,三鹿奶粉会出现如此大的销售反差呢? 因为,在三聚氰胺事件曝光之前,人们并不知道,或者假装不知道三鹿奶粉中有什么。 也不知道三聚氰胺是什么。 所以,多名儿童死亡,大量儿童因为肾结石住院后,人们才开始寻找问题的源头,到底是什么物质导致这样的结果,它是怎样进入人体的。 当人们发现是因为孩子喝了三鹿奶粉,而三鹿奶粉里掺了大量三聚氰胺的时候,已经是大范围内的儿童受害了。 这时候,即使“自欺欺人”的人们,想想孩子们可能因为吃这个而丧命,所以必须行动起来,停止让自己的孩子摄入三鹿奶粉,并且去医院给孩子做检查。 现在,人们每天吃蔬菜、水果和粮食也一样。 人们就像毫无知觉的孩子一样,根本无法判断自己吃的里面有什么。 而且,即使知道自己吃的东西里不安全,甚至可能会导致自己和家人孩子丧命,但是也假装自己吃的东西是安全的。 而且,因为食品跟婴幼儿奶粉不一样,种类繁多,来源很杂很广,而且积累时间长,即使在某个时间点开始得癌症或者其他病变,也不能归于食品,然后自认倒霉,耗费大量的金钱去看病,而且人也垮掉了。 也就是说,只要某种食品不立即致命,那么就是天天吃着有毒的食品,最后毒素积累到病发,也只好进行“掩耳盗铃”式的自我安慰了。
  
  食品安全问题可以表现在农产品出口上。 中国一直是把自己最好的农产品出口到国外,那么农产品出口的问题能够反映国内市场的普遍问题。 日本是中国农产品第一大出口市场,中国农产品出口的近1/3是到日本市场;中国也是日本进口农产品的第二大来源国,占日本农产品进口市场份额的15%左右。2006年5月29日,日本开始对进口农产品执行“肯定列表制度”。 肯定列表制度的实施后,中国各地政/府加强了食品安全性的控制,在新的食品安全法中也提高了对不合格产品的处罚力度,国家还专门进行了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另外,对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培训。而中方企业也加大在技术设备等方面的投资,许多重点企业还建立了小型实验室;各地质检部门增加了检测指标。但是,即使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是在肯定列表实施后,中国蔬菜出口仍然大幅减少。 中国对日蔬菜和鳗鱼出口减少三成,个别品种甚至减少五到八成。以蔬菜为例,干银耳出口数量下降63.4%,保鲜豌豆下降40.6%,大葱下降33.5%,鲜香菇下降38.1%,姜下降35.1%,荞麦下降12.5%。 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中国食品形象严重再次受损,信誉一落千丈。 以松茸为例,从2007年5月24日至7月17日,鲜松茸在日本的销售价格由200美元/公斤骤跌到25美元/公斤,不到两个月跌幅达87.5%。2008年上半年的情况本来已经好转,但是出现了毒饺子事件,结果是出口又受到影响,冷冻蔬菜出现了25%~35%的负增长。 除了日本之外,2002年春天,美国FDA开始对从中国进口的龙虾和小河虾进行抽样检查,扣留了大约200万磅的龙虾和小河虾,最后仅有30万磅被允许进入美国市场。2002年5月,美国FDA宣布中国蜂蜜氯霉素残留检测限为0.3PPB,过高的要求使中国蜂蜜出口美国大量减少。 也就是说,不论出口日本,还是出口美国的农产品,中国企业已经在当地政/府支持下,执行了最高的农产品生产标准要求,但是出口状况仍然不理想。 我们可以做个初步推断,其中一个原因可以是水质不达标,导致执行标准无法达到。 尤其是出口美国龙虾和小河虾,通过率是30/200,似乎反映了中国水体污染的整体比例。 而如果连严格生产、严格检测的出口农产品都存在问题的话,那么缺乏相应检测的国内产品的灌溉水质量如何,那么就更是一个谁都说不清楚的谜了。
  
  如果“人人生而平等”,人们的食品安全才有了第一重保障。 比如说,不论城市乡村,只要是食用水,都处于最高安全保护等级。 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都能喝到洁净的水源。 对于生活用水,应该处于次级保护等级;再次才是生产用水的话,那么人们面临的局面将完全不同! 那样的话,人们将不仅仅考虑饮用水,而且要保证灌溉水源的质量安全,因为灌溉水源属于食用水范畴。 为了保证饮用水和灌溉水的质量安全,就会严厉限制其他用水,尤其是严厉限制高耗水工业和高耗水服务业的发展;同时,严厉控制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的排放! 也就是说,将饮用水和灌溉水放在最重要的地位,高于其它所有功能的地位! 从价值观的角度来说,饮用水和灌溉水的数量和质量就是核心价值观,高于所有其它的经济因素,包括农业、工业和服务业。 所以,不惜一切代价,保证饮用水和灌溉水的安全。 然后,围绕饮用水和灌溉水安全,重组经济。 即使人们变得极为贫困,也必须坚持。 因为,经济上的贫困不会死很多人,但是没有清洁的水喝,没有安全的食品吃,不仅会死很多人,而且会让剩下活着的人们因为疾病而非常痛苦,甚至生不如死。
  
  所以,如果我们按照从好到差的I,II,III,IV,V级水标准,进行不平等分配和平等分配的话,我们就会看到不同的结果。 按照现在的不平等分配,I级“好水”分配给核心城市,II级水分配给重要城市,III级水分配给中小城市,IV,V级水分配给农村。 那么,核心城市的人会用I级好水饮用、生活、洗车、浇树浇花,冲厕所,冲街道,做工业用水,也就是说,大部分I级好水被浪费。 同时,农村用IV和V级水浇灌农田,长出受污染、甚至“有毒”的粮食、蔬菜和水果,然后卖回核心城市和重要城市的城市居民,那么城市居民们也等于在食用的IV和V级受污染、甚至“有毒”的水。 这种状况,用一种不雅、也不是非常恰当的比喻来说,就是人们用非常干净的自来水冲厕所,然后把冲完厕所的下水道里的水舀来喝。 而如果城乡平等分配的话,人们饮用I级水,然后用I、II级水在家禽家畜饮用,以及进行灌溉上。 III级水作为生活用水,工业用水等。 禁止工业上排放IV,V级水,防止灌溉水和农田受到污染。 那么的话,从经济上讲,最优质的水用来饮用和灌溉,也就是“最大、最好”的馒头给了最饥饿、最虚弱的人,创造的效用也就最大。 所以,人人生而平等,为弱势群体的利益而奋斗,不仅仅是口号,更是我们每个人能够生存下去的前提。 为了我们自己的生命健康,为了我们孩子的生命健康,也需要我们牢记农民的利益! 是时候了,通过帮助农民,来帮助我们自己!
  
  七、 食品安全问题 –- 环境承载系统
  
  水与粮食安全
  
  2008年,在全国耗水和污染大户中,水泥总产量13.9亿吨(国家统计局),钢铁产量约为5.02亿吨(中钢协),造纸行业共生产机制纸及纸板8391万吨(商务部)。中国钢材消费增长主要是由国内需求支撑,特别是建筑业。从建筑、机械、汽车、造船、铁道、石油、家电、集装箱等八大用钢行业来看,建筑用钢是最大的钢材消费行业,。中国每年大约有20亿平方米的建筑总量,接近全球年建筑总量的一半,全世界一半的建筑机械都在中国的各大工地上忙碌。仅以北京市为例,2007年北京市各类房屋的开复工面积突破1亿平方米,这在中国建筑史乃至世界建筑史上都是空前的,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
  
  2008年11月开始,华北大部、西北地区东部、黄淮、江淮、江汉等北方冬麦区遭受干旱,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5-8成,河北降水量为195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少值,北京、河南为第三少值。同时,上述地区气温偏高,蒸发量大,致使土壤失墒迅速,干旱发展。在这场干旱中,相继有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等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遭受了程度不同的干旱灾害。其中,北方的河南、河北、山西、山东、陕西、甘肃、以及江苏和安徽8个省的干旱灾害最为严重。 这场干旱灾害主要表现为众多冬小麦受旱和大量人畜因旱临时饮水困难。据统计,旱情最为严重的2月7日前后,全国耕地受旱面积超过3亿亩,比常年同期多1.1亿亩,其中作物受旱面积1.53亿亩,重旱4996万亩,干枯394万亩;全国有442万人、222万头大牲畜因旱发生饮水困难。7月份,广西大部地区出现不同程度旱情,六百四十万九千亩农作物受旱,逾百万人畜饮水困难。 8-9月,湖南发生旱情,据湖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统计,旱情造成全省102万余人、36万头大牲畜出现饮水困难。此外,还有一些农作物受旱甚至绝收。湖南全省1120座水库、38万多处山塘干涸,2100多条溪河断流。江西全省受旱面积达340万亩,其中作物受旱面积308万亩,旱地缺墒无法播种面积32万亩;江西主要江河水位持续下降,江西水库蓄水下降速度也较快,部分中型水库接近死水位,部分小型水库和山塘干涸。2010年1月6日,昆明市因天气干旱已造成49万余人、24万余头大牲畜缺少饮用水,全市粮食作物受旱灾影响的面积已达118.6万亩。
  
  当整个社会把绝大多数水资源转换成钢铁水泥,集中“砸”到大中城市的时候,人们很少注意的是,长江也开始出现水危机。 过度砍伐森林的结果,不仅仅导致北方的旱灾,连人们认为丰水的长江和珠江流域,都开始遭受严重的旱灾、缺水和人畜饮水困难。 除了大量水库和山塘干涸之外,连长江的主支流和湖泊也开始面临严重的缺水状况。 2009年2月16日的武汉《长江日报》文章,洪湖水位不断下降使湖水面积迅速缩减。 洪湖三面临水,分别有长江、汉水和东荆河环绕,是全国七大淡水湖之一,也是湖北省最大的“地球之肾”——天然湿地。1月31日,洪湖水体面积为309.95平方公里。而2008年11月11日的水面为474.31平方公里,80天缩减35%。 如此快速的缩减,超过了正常的冬季水位下降引发的水面缩减。气象专家分析,去年11月中旬以来,我省降水异常偏少,部分地区出现干旱。由于洪湖周边的浅滩水体面积较大,水位又非常低,更容易蒸发。2月15日8时,洪湖边的挖沟子(洪湖渔场)水文观测站,观测员李有云观测记载:水位23.88米。翻开记录簿,洪湖水位近20天来,正在以每天1厘米的速度下降。资料记载,上世纪50年代,洪湖水面达760平方公里,而目前夏秋季节水面也仅400多平方公里。2009年下半年,江西鄱阳湖比常年提前两个月进入枯水期,赣江、湘江部分河段最低水位创历史新低,部分山丘岗地水库、山塘干涸,居民生活用水和农业生产也受到严重影响。
  
  现在,一个极其严峻的问题摆到人们的面前:干旱在更大的范围内持续变强,而且越来越严重地影响到人们的生活。2009年华北冬麦区的干旱,被后来较为及时的降雨所缓解,结果是降水量比往年还偏多(国家气候中心分析),并没有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 那么,什么是特别严重的后果? 地理上的荒漠化,不仅仅是一个名词,它意味着缺乏植被的环境,干旱成为常态。 而且,随着荒漠化的持续,因为荒漠化导致的极端气候发生越来越频繁,再加上大多数地区缺乏森林和草地的保护,就会造成持续的干旱,而且是越来越严重的干旱。从1996年-2002年西北和华北部分地区持续几年的干旱之后,2004年发生干旱,2006年发生干旱,再到2008-2009年的干旱,规模越来越大,程度越来越严重,范围越来越广。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分析,在国内外十大天气气候事件的评选中,2008年初选出来的国内天气气候事件19个中只有2个是严重干旱的,最终的评选结果也只有“东北、华北等地发生严重冬春连旱”排在第十位,而2009年初选出来的国内气候事件15个中就有4个,这样比例的升高也从一方面显示出2009年干旱发生的频率以及严重程度远大于2008年。
  
  那么,未来会怎么样? 西北和华北已经面临“水资源全面枯竭”的状态。 黄河及其主要支流的水只能“吃尽喝光”,连其它基本的生态用水都无法保障。 山西、陕西、河北、山东、河南等黄河中下游地区,绝大多数的地上河已经不复存在,而地下水也已经面临全面枯竭的状态。 同时,西北地区的荒漠化还在持续,既降低了黄河增流的可能性,又压缩了当地人们的生存空间。 而随着干旱天气的增多,整个西北和华北地区随时会因为缺水而导致大量人口和牲畜处于“无水可饮”,耕地“无水可用”的局面。 问题是,即使在目前的状态下,大规模的房地产和铁公基还在建设当中,而钢铁、水泥、造纸等耗水和污染大户仍然保持着强大的生产势头。 那么,水从哪里来? 现在,在西北和华北的水库已经干枯或者半干枯的状态下,人们唯一可以指望的就是“南水北调”。 而加紧施工的“南水北调”预计到2013才能逐渐开通。 那么,已经处于水源枯竭的华北,如果在南水到达之前,出现更大规模、程度更严重的旱灾,导致“远水不解近渴”的情况怎么办? 而且,即使是如期开通,能够解决华北多少问题? 更成问题的是,2009年的长江流域旱情给长江也敲响了“警钟”,长江已经不仅仅面临因污染引起的水质性缺水,曾经作为“千湖之省”的湖北,连“洪湖水浪打浪”都开始面临干枯的话,那么长江的水源性缺水也已经“迫在眉睫”了。 长江两岸则拥有更大规模的高耗水、高污染的工业,同时长江流域周围有大量的人口和大规模的稻田。 这也意味着,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工业用水和民用水的矛盾已经开始无法调和。
  
  那么,工业优先还是民用优先? 这是个“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意味着重视“经济”,还是重视“基本生态环境”,也就是“要钱”还是“要命”的选择。 如果考虑到水资源枯竭的现状,采取民用水优先,重视“基本生态环境”,选择“保命”的话。 那么,就得尽快关停大多数钢铁、机械、水泥、化工、造纸等等行业的企业。 只保留那些保障人们最基本生存的衣食住行等产品企业,以及低消耗企业。 当然,这将意味着现有经济的60-80%以上的部分停止运行。同时,将现有的社会资源重点投入恢复植被,重新调整水资源的使用量和使用结构,重新塑造农业,然后重点发展节约水资源的“高精尖新”工业,并且发展现代服务业。 这样的做法,坏处是现有的经济基本上停止,很多人又要重新变“穷”。 而好处是,人们还有一定的生存腾挪空间,还有一定的资源能力,回过头来支持植被恢复,支持农业发展。 而如果重视“经济”,决定“要钱不要命”的话。 那么,就保证工业用水优先,那么现有的高耗水和高污染的企业继续运转,同时人们还得保证基本的生活和灌溉用水。 那么,也就是说,即使2010年开始,中国进入降水的丰沛期,也无法满足工业和民用日益膨胀的用水需求,人们可以调用的地表水和地下水还会继续急剧减少。 而如果干旱状态持续,甚至在全国范围内继续加重,那么直接会导致“水资源枯竭”,基本生态环境崩溃。
  
  其实,即使华北和西北进入降水丰沛期,也没有多少时间了。 首先,降水是个大系统,这个大系统相对是均衡的,南方雨多,北方就雨少;北方雨多,南方就雨少。 而现在的状况是,南方和北方都开始面临缺水的问题。 而且,在目前植被非常稀少的情况下, 降水和温度一般来说存在正比的关系。 如果降水多,那么也就意味着气候温度会比较高。 而比较高的温度促进水分蒸发,并不能明显提升土壤墒情,更无法显著提升水库库容。而只有森林才能显著促进水循环系统,在降低温度的时候,增加降雨,并且为水库提供稳定的水源。但是,华北和西部已经没有了大片的森林。即使降水较多,也只能汇集到水库中,然后让太阳和高温把大量水分蒸发走。 那么,即使出现大范围降雨, 而且降雨充沛,现在西北和华北的水资源枯竭的问题也只是小幅减缓,得不到实质上的解决。 如果我们关注西北和华北的水资源状况的话,就可以看到,各地的水资源状况其实已经到了“临界点”,水资源枯竭的状况随时可能发生。 一旦出现高温少雨的持续干旱天气,整个生态系统就会全面崩溃。 而即使不出现高温少雨的持续干旱天气,水资源枯竭和基本生态系统崩溃也近在眼前了。
  
  一旦水资源枯竭,农民既没有欲望也没有力量去保证粮食生产的。 对于西北和华北很多地区农民来说,现在已经开始出现吃水的困难状况。 那么,一旦水资源枯竭,首先要解决的是自己和大牲畜的饮水问题。 然后,如果有少量的水,就耕种一小块自己够吃的粮食,仅此而已。 2009年干旱之后,很多农民的反应已经表现出这样的势头。 当时,各地大力倡导抽取地下水灌溉。 但是,大多数农民反映消极。 因为,抽水灌溉的话就意味着需要使用柴油抽水机,在柴油价格非常昂贵的情况下,以及地下含水层已经非常深,那么抽水灌溉肯定是个“得不偿失”的行动。 随着华北大地上人们打井越来越深,或者因为地下漏斗区导致海水倒灌,无法抽取地下水,农民们重新回到“靠天吃饭”的状态。 如果降水丰沛,那么就还能够继续进行耕种。 而如果再次出现干旱,那么就只能眼睁睁看着麦苗或者水稻干死。 而且,如果持续干旱发生,人们更是自顾不暇。 如果连自己的饮用水都保证不了,哪里还顾得上去给粮食浇水。
  
  随着水资源枯竭,大量农村人口会成为“生态难民”。 明朝末年(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至明思宗崇祯十六年,1600~1642),进入中国历史上第五个小冰河期。陕西通志:「熹宗天启二年至思宗崇祯二年,八年皆大旱不雨:崇祯六年西安旱灾,米脂大旱,斗米千钱,人相食。」崇祯四年,夏天大雨连旬,山崩地溃,禾稻淹没,谷价腾贵,民多饥死。「榆林连旱四年,延安饥民众甚,西安大旱。」「延庆地恒数千里,土瘠民穷,连岁旱荒,盗贼拥起。」陕西地区大旱、流贼涌起,并且於此年冬「延安庆阳大雪,民饥,盗贼亦炽。」(徐胜一,1994年)於是,陕西人民无法生存,只好加入流贼行列。 什么是“流贼”或者“流寇”? 其实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生态难民”。 人们因为当地干旱没有饭吃,所以到其它地方去讨饭。 如果别人不给,那么已经饿红眼的人们,必然会去偷、去抢。19世纪,黄河下游连年遭灾,清朝政府却依旧禁关。破产农民不顾禁令,成千上万的冒着被惩罚危险,“闯”入东北,此为“闯关东”来历。人口压力、天灾人祸、 满清政府的政策导向等构成了山东人闯关东的外因。山东人闯关东实质上是贫苦农民在死亡线上自发的不可遏止的悲壮的谋求生存的运动。”日本人小越平隆1899年在《满洲旅行记》 中记载了当年真实的历史画面:“由奉天入兴京,道上见夫拥独轮车者,妇女坐其上,有小儿哭者眠者,夫从后推,弟自前挽,老媪拄杖,少女相依,踉跄道上,丈夫骂其少妇,老母唤其子女。队队总进通化、 怀仁、海龙城、朝阳镇,前后相望也。由奉天至吉林之日,旅途所共寝者皆山东移民……”。 另外,“走西口”,下南洋,移居新疆等,都是因为当地人口过多,生态难以承载,人们生活困苦,最后通过“生态难民”的方式进行移民的过程。
  
  问题在于,现在华北的人口数量庞大,如果达到水资源枯竭的“临界点”,那么大多数人都会陷入极大的困境。 如果华北地区继续像现在这样,无情地掠夺已经非常可怜的水资源,那么整个地区很快就会走入“山穷水尽”的境地。 因为没有水的话,就意味着什么都没有。 而且,地区冲突会更加频繁。 2008年开始,山西与河北就已经因为山西修筑水坝,截留原来流到河北的水源,大家开始了争论。 随着水源日趋枯竭,对于水源的争夺会更激烈。 那么,很多人就会考虑离开缺水的地区,到能让自己喝上水的地方。 但现在的情况是,其它地区也难以接受来自华北的“生态难民”。 西北地区本身就面临着荒漠化的压力,自己还在产生“生态难民”,而东北、华东、华南也已经非常拥挤。 那么就意味着,华北的大量人口将面临系统性的生存危机。 华北本身是中国粮食主产地之一,如果水资源枯竭,那么人们就只能保证基本的生活用水,灌溉水源无法得到保证。 现在已经相当干旱的华北地区,如果缺乏足够的灌溉水源,就面临着粮食大量减产的问题。 而且,由于中国的农民长期以来得不到有效的教育和技术支持,所以一直在用着传统的浪费水的灌溉模式,缺乏像以色列等国使用的先进的农业灌溉技术和设备投入。 而到时候,如果进行节水灌溉的话,还需要进行技术和设备投入,那么对于到时候的农民们又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不论是人们及早做出“保命”的决策,还是继续大量消耗水资源,整个社会经济形态在未来十年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而这样的变化,集中体现在城市上。 在过去,人们持续涌入大城市,尤其是核心城市。 然后,社会资源也基本上“砸”到城市中,尤其是核心城市和大城市。 这样的资源配置的结果,就是广大水源地和农村得不到应有的资源投入。 于是,西部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导致全国性缺水的状况越来越严重,现在是华北已经接近水资源枯竭的临界点,而华东和中南地区开始了明显的缺水状况。 那么,现在的这个模式已经不能持续,在未来必然要产生根本性改变,否则整个中国人群体可能面临系统性生存危机。 那么,这个改变就是完全扭转资源的投入方向。 将资源投入重点,从过去的东部转向未来的中西部,通过大量的投入,重新恢复水源地的水土保持,增加森林草原等覆盖率,使东部的人们有水喝; 从过去的工业转向未来的农业,也就是大量关闭工厂,厉行减少水消耗,严厉控制水污染,同时持续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仿效以色列模式,实施节水型农业发展道路。 从过去的超大城市和大城市,转向未来的中小城市,包括县城,通过中小城市和县城,支持水资源恢复和现代农业发展建设,中国城市发展也将由资源聚集于“大机器”核心城市,转向功能型网络化的中小城市发展。 而对于很多人才来说,也不必挤在核心城市,受到各种地区性歧视。 还可以考虑通过独立思考,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领域,然后定位在相应的中小城市。
  
  七、 食品安全问题 –- 环境承载系统
  
  水背后的思考
  
  老生常谈一下。 在社会竞争中,往往只有悲观的人们才会活下来。 比尔盖茨就是一个典型的悲观主义者,他总是在告诫自己的员工:“微软离关门只有十八个月”。 打个比方,就像人们走进沙漠,天真乐观的人们往往在最初就把自己所有的水喝掉,然后在沙漠的中间丧命;而沙漠经验丰富老道的人则忍住口渴,寻找各种方法减少水分消耗,然后尽可能保留住最多的水,直到走出沙漠。 如果走出沙漠的时候,老道的人还存有很多的水,那么他们也不会觉得自己多余了,因为总有一次是极其漫长的过程,让自己的节水方法创造救命的价值。 同理,就像很多人多花很多钱购买非常安全的汽车一样。 安全性在平常的时候,一点用都没有。 但是,当汽车高速碰撞的一刹那、或者汽车高速翻车的一刹那,决定了车里的人的死活。 所以,有经验的购车者往往预先考虑到安全性问题,愿意多花钱购买安全。 而从悲观者的角度来说,人们为了防止企业关门、防止在沙漠中因为缺水而丧命、防止汽车安全问题而导致生命受到危害,所以在整个人的行为过程中,就需要时刻预防和补救那些重要的漏洞。 通过主动经历艰难的过程,防止痛苦的结果。
  
  在缺水和粮食危机的问题上,更重要的是过程。 其实,很多人已经看到了缺水可能导致的粮食危机。 更重要的问题是,缺水和粮食危机以什么方式爆发。 是人们为了“保命”,主动进行经济收缩,降低耗水量和水污染,然后进行节水;还是人们继续进行高耗水、高污染的工业活动,等水变得枯竭后,因为干旱等因素被迫进行节水。 这两个结果是不同的,第一个结果让人们变穷,但是社会还能够保持稳定; 而第二个结果,人们似乎还能继续享受一段时间“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但是如果一旦碰到干旱,就会出现大量的生态难民。 这时候,就不仅仅是变穷的问题了,而是整个社会有可能陷入混乱的问题了。 如果整个社会陷入混乱,那么可能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自己将会怎么样。 可以说,过程的不同会导致结果的重大不同,而结果的不同又影响到无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大多数人都希望社会稳定,害怕社会出现动荡,而人们“自欺欺人”的地方就在于此,难道希望社会稳定,它就能够稳定了吗? 动荡不是出于主观愿望的,而是历史规律的必然结果。 人们犯错误就要遭受惩罚,这就是历史规律;错误越严重,惩罚也就越严重,这就是历史规律。 想要不受规律的惩罚,就要尽早改正错误。 改正错误的时间越晚,人们付出的大家也就越大。 而如果社会经济不是人们主动自我调节的结果,而是最后因为“要钱不要命”导致水资源系统完全枯竭,最后饮用水和灌溉水无法维持下去,那么每个人都需要考虑自己的生存问题了。 倾巢之下,焉有完卵,每个人的生存都无法保障。
  
  那么,什么因素会影响缺水和粮食危机的进程? 而危机的程度和后果如何,这是更重要的。 如果从社会大多数人的角度出发,“保命”应该是必然的选择。因为,大多数人都依赖这个环境生存,自己也缺乏能力移民,甚至搬迁。 那么,环境的安全性就决定个人生存的安全性。 而如果社会现在就开始共同实施以“保命”为导向的水资源策略和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策略,那么出现大量生态难民的可能性就很小。 虽然人们迅速回归贫困,但是社会仍然可以保持正常运转,人们能够找到办法重新恢复水资源,开始新的生存和发展道路。 而如果按照现在的模式,从大机器的角度出发,继续实施现在的“要钱”方向,那么结果就是“不要命”。 到时候,一旦出现连续的干旱,或者在某年出现干旱,就可能直接会出现大量的生态难民,社会系统陷入混乱。 比如说,人们可能并没有仔细注意,2009年实际上已经是一次预演。 当时,不论干旱地区还是非干旱地区,很多人首先关注的就是干旱。 而如果干旱继续,那么无数人畜喝不上水,灌溉无法实施,那么就直接开始陷入混乱了。 更大的问题是,如果生态难民开始迁徙,开始造成混乱,那么后果可能是什么呢? 这都是需要分析的。 因为,现在这些问题的发生已经是迫在眉睫,而且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存问题。
  
  那么,未来的社会经济运行机制将如何演变? 演变的结果将对人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需要正视这些关系到个人和家庭生存的问题了。 如果现在的形势继续下去,华北和西北的大量人群随时会因为干旱而陷入饮水困难。 而且,由于缺水、污染、地陷等综合生态因素,以及与世界经济危机相关的经济因素,现在的大城市的前景并不被看好。 那么,未来的经济方向将会发生重大的转向,而那么,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怎么办? 同时,水和粮食问题将加剧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的深刻矛盾。 而如果这些矛盾激化,那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就是需要每个人慎重思考的。 因为,水和粮食问题如果不思考清楚,并且找出适当的解决方案,那么个人的工作、投资理财、教育、住房、医疗、养老等各个方面的问题,都是毫无意义的问题。 可以说,如果人们没有水,即使拥有金山银山,在沙漠中也没有活路。 我希望我这一段以来的资料搜集和分析都是“杞人忧天”,那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这样的事情如果在万分之一的可能性发生了,那么就可能变成100%的灾难。 而对于“万分之一”可能发生的影响我们生存的问题,我们也需要做好100%的准备。
  
  其实,遇到灾难本身并不非常可怕。 即使是缺水和粮食危机,也是有方法解决的。 真正可怕的是社会因为干旱缺水而导致社会的分崩离析,而这种局面将很难解决。 从水危机本身来说,就已经是社会明显会分化的反映了,为了工业和所谓的经济增长,可以完全牺牲农民的健康和生计。 而且,社会分化越来越显著,像强/拆,城管,钓鱼执法等公告方面的案例,地域攻击更都说明了不同地区、不同的群体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 另外,最近很多中小企业纷纷关门或者准备关门,这些企业本来可以成为联结社会的纽带,经济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中小企业的关门,导致这样的“缓冲机制”也被削弱。 而且,“大机器经济”日益得到支持,实现发展,这更加增强了“螺丝钉”的社会意识,导致更多的人缺乏沟通,甚至缺乏沟通能力。 于是,很多人就像“信息孤岛”一样,相互之间陌生、隔阂。 如果灾难到来的时候,人们将自然而然地陷入混乱。 如果陷入混乱,那么就会出很多问题。
  
  那么,本部分通过社会经济文化分析,思考几方面的问题: 首先,缺水和农作物生产危机未来将如何爆发; 第二,影响缺水和粮食文件的关键因素; 第三、水危机将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第四,对个人的影响。 而通过中国和日本经济文化的分析,对上述几个问题进行分析,思考未来经济的方向脉络。
  
  日本的文化看上去跟中国的很接近,因为毕竟很多文化传统来自于中国。 但是,为什么日本森林茂密,水源丰富,经济发达,社会文明,贫富差距极小,而且非常稳定? 这是因为日本文化跟中国存在着关键的不同! 那么,关键的不同在哪里? 先多说几句,谈谈吴起的故事。 吴起是“百战不殆”的杰出军事家、政治家。 吴起为魏国守西河的时候。 有一次,魏武侯和吴起坐船顺西河而下,看著两岸壮观的景色,武侯对吴起说:“好啊!江山如此险固,真是我们魏国的福气!” 吴起说:“福气是由於道德高尚,而不是由於江山的险固。从前三苗部落住的地方左边有洞庭湖,右边有彭蠡湖,不修德义,被大禹消灭了。夏朝的桀住的地方,左边有河济,右边有泰华,南面有伊阙,北面有羊肠,不修仁政,被汤流放。 商朝的纣住在孟山的左边,太行山的右边,常山的北面,黄河的南面,不修德政,被周武王杀了。因此,高尚的道德比险固的江山更重要。如果君王不修德,同船上的人都可能成了敌人。”(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
  
  武侯问道:“赏罚严明就足以打胜仗了吗?” 吴起答:“赏罚严明这件事,我不能详尽地说明,虽然这很重要,但不能完全依靠它。发号施令,人们乐于听从,出兵打仗,人们乐于参战,冲锋陷阵,人们乐于效死。这三点,才是君主所应该依*的。” 武侯说:“怎样才能做到呢?” 吴起答:“您选拔有功人员,举行盛大宴会款待他们,这对无功的人也是一种勉励。” 于是武侯设席于祖庙,分三排坐位宴请士大夫。立上等功的坐前排,用上等酒席和珍贵餐具,猪、牛、羊三杜俱全。二等功的坐中排,酒席、餐具较为差些。没有功的坐后排,只有酒席,没有贵重餐具。宴后出来,又在庙门外赏赐有功人员的父母妻子,也按功劳大小而分差列。对于死难将士的家属,每年派人慰问、赏赐他们的父母,表示心里没有志记他们。 这个办法实行了三年之后,泰国出兵到达魏国的西河边境,魏国的士卒听到这一消息,不待官吏的命令,就自动穿戴盔甲奋勇抗敌的数以万计。 于是武侯召见吴起说:“您以前教我的办法,现在见到成效了。” 吴起说:“我听说人有短处有长处,士气也有盛有衰。您不妨试派五万名没有立过功的人,让我率领去抵挡泰军。 如果打不胜,也不会被诸侯讥笑,丧失权威于天下了。譬如现在有一个犯了死罪的盗贼,隐伏在荒郊旷野,派一千人去追捕他,没有一个不瞻前顾后的。这是为什么呢?是怕他突然跳出来伤害了自己。所以一个人拼命,足使千人畏惧。现在我这五万人都象那个盗贼一样,率领他们去征讨敌人,敌人就很难抵挡了。” 于是武侯采纳了吴起的意见,并加派战车五百辆,战马三十匹,大破泰军五十万人。这就是激励士气的效果。 在作战的前一天,吴起命令三军说:“众吏士应当听从命令去和敌人战斗,无论车兵、骑兵和步兵,如果车兵不能缴获敌人的战车,骑兵不能俘获敌人的骑兵,步兵不能俘获敌人的步兵,即使打败敌人,都不算有功。”所以作战的那天,他的号令不多,却战果辉煌,威震天下。
  
  那么,我们就从“修德”和“励士”的问题谈谈日本。 为什么日本的社会压力大? 让人们感觉到日本人似乎很不幸福,很压抑。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当我们打开地图,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从日本的利益出发思考问题,一切就都非常清楚了。 假设,我们现在站在1950年的日本领土上,是什么感觉? 日本本土面积不到38万平方公里,还是狭长的一块,东西距离甚至一眼就能望到头,而且能源和资源都极为匮乏。 这时候,就会对日本人生存的恐惧感有了深刻的理解。 那么,在地小物乏的岛屿上,日本人到底怎么能够活下去? 可以说,如果只依靠自己本土的力量,日本根本无法生存下去; 那么,日本就只能通过对外扩张,实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但是,抬起头来又发现,自己作为孤零零的岛屿,东面面对着世界上最为强大的美国。 转过身来,正西面是中国,西北面是苏联! 这时候,日本是什么样的感觉? 夹在三个大国之间的一个小国, 必然是被压得透不过气来! 而且,美国、中国和苏联都是二战期间对日本的战胜国,美国还在日本驻扎着大量的军队。 再加上麦克阿瑟强有力地肢解了日本过去的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把三/权/分/立的美国制度移植到了日本。 这样的结果是,日本再也不可能通过军事扩张,实现自己的生存和发展。 那么,无地理之险、资源可用的日本,作为一个弱小的二战战败国,未来将靠什么生存?
  
  那么,在国小物乏的背景下,在周围大国的包围下,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之下,日本的决策者怎么办? 只有依靠人,依靠自己的民众! 而依靠人在日本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 我们看看日本幕府的形成,日本的战国时代,就会看到明显的日本文化特点。 日本的军事集团在相互争战的过程中,因为日本的地域狭小,争战各方随时都能够发生“短兵相接”的状况,所以在战争的过程中,几乎无法凭借“地利”进行打仗。 那么,最关键的就是人和。 所谓的人和,就是各个军事利益集团以某个人为核心,组成组织相互之间进行征讨。 再加上日本经过长期的封建社会之后,所以下级向上级效忠,希望通过为上级服务或者献身,获得自己相应的功名利禄。 这个时候,上级封建主必须尽自己所能,保护下级,并且把自己的收获之物与下级分享,以保持下级对自己的忠心。 尤其是混亂超過百年的战国时代,出現六位影響大局演變的著名武將,包括前三雄今川義元、上杉謙信、武田信玄;後三雄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德川家康。 他们逐渐实现了职业军人的演变,而能征慣戰、足智多谋是这些武将的特点。 也就是说,每一个强将通过争战,打败其它对手,建立自己的势力,获得大多数地区的主要控制权;然后,新的武将兴起,通过自己的能力,打败以前的强大的对手,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随着职业军人的兴起,日本的军事机制开始建立起来。就这样,通过持续的优胜劣汰,形成了现在日本文化的关键组成部分。
  
  日本的“人和”,意味着对于国民的军事化训练和素质提升。 日本作为历史上落后的蛮夷小国,自身存在着极其强烈的自卑感。 而为了生存,日本积极仿效先进文化,或者说“全盘照搬”外国模式。 在日本早期,日本的仿效对象是中国。 但是,当美国炮舰驶入日本港口后,日本的仿效模式就完全倒向了欧美,正式进行“脱亚入欧”。 在倒幕运动之后的明治维新,天皇从新从幕府手中夺得权/力,开始中/央/集/权的行动,后来通过君主立宪制,同时以“神道教”神话天皇,并且确立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 这些相关措施改变了日本的政/体,通过大规模义务教育,显著提升日本国民的素质,而且建立了日本的工业经济体系,并且实现了“军国主义”的社会模式,日本20岁以上男子全部服兵役,强化了日本在等级制度下的团结性。 在这个过程中,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优秀的日本政/治家主导了日本的发展方向。 而这样的结果,就是在甲午战争大败清军,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国,实现了自己的初期扩张。 就这样,军事化等级制度在日本文化中的烙印越来越深,而日本军队的战斗力也非常强。 李宗仁将军在“二战”日本投降后,曾经对日军进行过分析:“至于日本军队的长处,那也确是说不尽的。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令敌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高级将领之中虽乏出色战略家,但是在基本原则上,绝少发生重大错误。日本将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其作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这些都是日本军人的长处。” 而通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二战”,日本为了自己的生存,通过“精诚团结”而进行军事化扩张的方式成为日本文化的关键。
  
  “二战”之后,日本开始了企业对外扩张的国策,而文化内涵几乎不变,甚至连关键的方式都没有明显的改变。 日本一方面继续加强化义务教育,持续提高民众文化知识的素质; 另一方面进行产业导向政策和企业出口扶持,实现优质企业的国际发展与扩张。 通过义务教育和考试选拔,日本筛选出精英充实其企业的领导和骨干阶层,这与日本军队曾经的机制并无明显的区别;而日本企业的“终身雇佣制”和幕府时期的封建主和下级的关系也是一脉相承。 这样的机制,让日本的资源获得极高的使用效率。 由于民众的基本素质高,再加上军事纪律等文化意识深入人心,所以日本能够共同行动,积极种树,恢复森林覆盖率。 而且,日本民众的公众意识极强,任何一个节水等环保新措施,都能够快速转变成为人们的行动,共同保护日本国内环境,保障充裕清洁的水资源。 反过来,清洁优美的环境又影响人,强化人们的质量意识,提升人们的创造力。 也就是说,日本经济通过深深扎根于日本民众,而日本民众深深扎根于日本的环境,形成了日本经济的超强竞争力和可持续能力。 而日本经济通过民众的海外投资、企业海外子公司的发展,以及海外土地购买和现代农业指导种植,形成稳固的发展基础。 (待续)
  
  七、 食品安全问题 –- 环境承载系统
  
  水背后的思考 (续)
  
  日本不到38万平方公里,将近1.3亿人,不缺水,连东京这样的超大城市都不需要抽取地下水; 中国960(or 930?)万平方公里,将近15亿人,缺水,非常缺水,缺水到连华北有的地方水井都要打到500米深的地方。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巨大差异? 不仅仅是天然地理条件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人为干预自然的结果。 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出人类社会内部的关系,也就是社会组织与文化的关系。 那么,什么样的社会组织与文化关系导致中国如此缺水呢? 未来缺水的形势会如何呢? 我们就通过社会关系分析,进行思考与分析。
  
  在中国社会中,与水有关的社会群体,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部分: 既得利益者(权/力拥有者)、商人(包括民营企业拥有者)、知识阶层、广大劳动者。 在中国的社会组织中,既得利益者和广大劳动者是两个主要的群体,商人和知识阶层是从属群体。 其中,既得利益者是社会中的少数,占社会人口中的比例非常低,但是拥有最广泛权/力,也就是对于社会物质资源的控制权,而这又意味着掌握着金钱,所以是社会的主导者。 而广大劳动者主要包括农民、工人(包括下岗工人)、个体户等,在现在的社会环境下,他们基本上是一无所有,但是他们占了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口,是社会的主要力量。 那么,从社会关系角度来看,商人和知识阶层是社会的从属群体。 商人和知识阶层需要通过作用于他人而实现自身的价值,或者作用于既得利益者,或者作用于广大劳动者。 而从文化特点来说,既得利益者和广大劳动者主要属于惰性因素,既得利益者绝对不希望社会有任何变化,而广大劳动者只要有口饭吃,就会忍耐再忍耐。 而商人和知识阶层属于活性因素,是促进社会变动的主要推动力量。 那么,这些不同人群的思考角度和行为方式,决定了过去中国的缺水状况。 而不同人群的行为变化,将决定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
  
  中国面临的缺水和粮食危机问题,是社会中这四个主要群体从各自的思考角度出发,通过共同作用的结果。 如果这四个群体的文化关系不改变,那么中国就会因为缺水和粮食危机,走向分崩离析。 那么,这四个主要群体的思考角度是什么? 怎么共同作用了现在的缺水和粮食危机? 未来它们的文化关系如何改变,才能够防止社会因为缺水而导致大量“生态难民”的出现呢? 我们进行逐一分析:
  
  1、 既得利益者: 既得利益者掌控社会资源的控制权,包括对水资源的控制权。 可以说,既得利益者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导致了现在的缺水问题。 日本的发展依靠“人和”,也就是说日本的资源掌控者们必须要通过“道德高尚”来维系整个社会的关系,保证日本社会的国际竞争力,让整个日本民族能够在世界上“屹立不倒”。 只有这样,资源掌控者们自己也才能够获得生存和发展空间。 而在中国不同,既得利益者主要依靠的是“江山险固”。 有了“江山”,既得利益者也就有了“荣华富贵”和个人享受的基础。 而如果过分强调“人和”,依靠广大民众的话,那么也就意味着“江山”同时被广大民众所“分享”,而这对于既得利益者来说是不可以接受的。 另外,既得利益者是不能容忍自己周围有比自己水平高的人的。因为,这些高水平的人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既得利益者的威胁。 所以,既得利益者必然喜欢能力平庸(或者非常差),但是能够讨好自己的人。 那么,江山稳固和任用庸才,就成了社会资源掌控者的主要思维和行为导向,也就形成了现有的社会局面。
  
  当人们参观故宫的时候,看到无数奇珍异宝,包括多座结构复杂、制作精巧的自鸣钟,不知道人们是什么感觉。 想一想,故宫、北海、天坛、颐和园、香山等等规模宏大的建筑,都是为皇帝一个人服务的。 海量的木材都变成了皇帝偶尔一去、甚至从来没有去过的房屋的建筑材料。 而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人们都得来朝拜皇帝。 而中国皇帝甚至因为外国公使是否需要进行中国式的叩拜的问题,与外国政府产生争执,引发国际外交纠纷。 那么,皇帝关心的到底是什么呢? 从故宫收藏的不少自鸣钟来看,历代皇帝都比较喜欢自鸣钟,这毕竟在那个时候是罕有的“宝贝”。 可以说,皇帝关注自鸣钟的时间,可能要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偏远地区的子民。 而明朝某皇帝长期做木匠活不理朝政,摆明了就是锤子刨子要比所有人都重要。 而这种思维方式也就意味着,皇帝不可能信任自己的臣民。 所以,明朝宁愿劳民伤财,耗尽自己的潜力修建长城,也不愿意让边境民众自行组织起来,自行选拔能人,领导大家防御外敌入侵。 而且,不仅仅是不愿意,而是绝对不可能,因为对于皇帝来说,外敌只是“皮外伤”,即使抢劫民众,侵占土地,那也只是草民遭殃,而影响不到皇帝的享乐;但是,民众如果自行组织起来,那就是皇帝的“心腹大患”。 这也就是皇帝的“舟中之人尽为敌国”的思考出发点。
  
  考虑了一下,把已经进行了很多的分析进行了删减,直接进入结论: 对于既得利益者来说,现有的政策是非常好的政策。 很多人都在觉得,这样的政策是不可持续的,不应该进行的。 但是,这些都缺乏对既得利益者进行仔细分析而得出的总结。 可以说,对于既得利益者来说,即使明天可能就出大问题,但是在今天仍然会实施现在的政策。 所谓的既得利益,就是不考虑未来,可以把眼光放到无限近的角度思考问题。 因此,政策将继续支持钢铁、水泥、化学、造纸等等高耗水、高污染的行业,因为这些行业是主要的利益来源。 顺便说一句,像强拆、城管等等都只会加剧,不会减少。 而且,在股市、楼市、教育、医疗、养老等等各个方面,也都是以超短视的方式进行决策的。 所以,一厢情愿希望政策立足长远、解决长远问题的人们,都犯了“纸上谈兵”的错误。 “要钱不要命”仍然是继续的方向,当然“钱”到了既得利益者手中,而失去的是劳动者的生命。
  
  2、 广大劳动者: 经过长期以来的驯化,广大劳动者习惯于跪着说话了。 如果还有一口饭吃,民众就会忍耐再忍耐。 就像最近菜价的大幅上涨,如果放在其它国家,早就已经沸腾了。 但是,我跟一些朋友聊起菜价,朋友也就是说一下:怎么办呢? 谁都没办法解决,没钱的人们只好少吃点了。 不过,真要是因为缺水和粮食危机,导致民众没饭吃的话,那么很多人会变成“流贼”。 到时候如果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那么民众将失去理智,顺民随时可能成为“暴/民”。 那么,水危机、粮食危机、社会动荡加起来,可能会对整个社会造成严重的冲击。结果可能导致社会失控,社会系统分崩离析,无数人的命运将受到影响。 。
  
  3、商人: 按道理来说,商人(包括企业家)是一个社会中最为活跃进取的社会群体。 这个群体通过自身的经济行动,促进社会自/由和经济发展。 尤其是21世纪的全球竞争环境下,商人越来越倾向于“公益化”的发展模式,也就是绝大多数商业和企业扎根于广大劳动者,利润来源于劳动者,收入也要回报劳动者。 那么,在中国是另外一种场景,多少商人主要通过依附大机器而生存。 所以,商人并没有在社会中产生足够的正面推动作用。 而这样的情况,其实只是翻版明清时期的晋商,以及胡雪岩的操作方式而已。
  
  晋商在清末和民国时期,迅速衰败,从掌控中国金融命脉,很快就变得无足轻重,迅速实现了衰落、变穷的过程? 为什么? 晋商的发达对山西的民众教育与素质提升起到显著的作用了吗? 没有! 对改造山西的环境做出贡献了吗? 没有! 说是晋商,实际上仍然只是出身山西,寄居在山西的“浮萍”;而不是扎根在山西,通过巩固山西的教育,改变山西的环境,让自己的生产和发展更加稳固的“大树”。 实际上,明清时代的晋商只是依附于封建经济的工具,依托于封建经济,支持封建财政政策,并提供军费的融资。 可以说,晋商并不是真正的商人,或者说是商人中最保守落后的一群代表。 因为,他们的大多数商业行为是靠着官商勾结、实施垄断和特权交易。 而且,所取得的利益也不是用于投资或再生产,而是运回老家修宅买地。 明清以来,山西商人的经济实力雄厚,其生活奢侈不亚于大官僚、地主。据载:他们“自数百万数十万之家相望,饰亭台,聚古玩,买姣童于吴闾,购美玉于燕赵,比比也,纵博博,蓄优伶,宾从杂沓,一言之悦,乾没万金不问。”(王锡纶《怡青堂诗文集》卷二,引自《近代的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可以说,明清晋商资本为封建经济服务,运作与消费方式封建经济相匹配,是封建经济的一个环节。在晋商表面红红火火的发展之下,实际上就是依附于封建经济的“浮萍式”发展。 晋商缺乏英明的投资,支持后来风气云涌的民族工业的起步和发展。 晋商缺乏对于山西的环境和教育的投资。 或者说,山西的“土财主”们只看到自己的短暂辉煌,没有意识到对于山西教育和环境的投资,是自己长久生存的根基。所以,民国之后,既无地域之根,又无制度之根的晋商,快速衰败。
  
  总体来说,现在的中国商人跟明清时期的晋商非常类似。 现在,大多数商人或者是进行出口加工,或者只是依附于目前的既得利益,希望通过自己更好地服务于既得利益,获得相应的收益。 当一个个上榜的“首富们”因为这样那样的问题入狱后,给人们揭开的是他们在“面子”之下的真实。 当大多数富豪都与房地产有关,让人们看到他们与既得利益的代理关系。 当大量商人在名车豪宅炫富的时候,拿不出他们自己怎么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或者说,当爱迪生发明制造的电力系统照亮世界,亨利福特“给美国装上轮子”,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的经济地理面貌,极大地改变了大多数人都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 亨利福特通过“5美元”工资,推动整个社会,显著提升劳动者的工资水平。 中国很少有商人能够像爱迪生、亨利福特那样,真正通过自己的贡献,改变人们的生活。 而且,随着现有经济模式开始解体,大多数商人因为缺乏社会的基础,也开始重新回归贫穷。所以,商人在中国也只是一个惰性因素,只能“随波逐流”,无法起到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 或者说,中国商人因为没有社会存在的意义,因此也没有前途。 未来几年,绝大多数商人将像晋商一样,在社会的变化中,失去自己的生存根基,然后重新变穷。
  
  4、知识阶层: 当商人也成为社会的惰性因素后,能够改变中国未来走向,避免中国陷入分崩离析式的动荡,就只剩下知识阶层的努力了。 现在,知识阶层面对严峻的选择: 是为既得利益服务,还是为广大劳动者鼓与呼。 如果大家仍然想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为既得利益服务,那么整个社会将走向“无法挽回”。 而且,缺水和粮食危机引起的社会动荡将是个长期的过程,那么无数人将受到更加严峻局面的考验。 而知识阶层如果不用自己的知识挽救社会,那么将比劳动者还没有用。 在未来的社会竞争中,谁会要没有用的废物呢? 而现在很多知识阶层的人们感到痛苦、甚至绝望,就是无用的知识被淘汰的过程已经开始了。
  
  知识的价值在哪里?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曾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一个社会的知识阶层,应当是忧患意识最强的群体。 而忧患的重点,不应当是自己的功名利禄,而是整个社会的兴衰。 而每个社会忧虑的背后,都是在广大劳动者中,某一个弱势社会群体的利益受到侵害。 那么,知识阶层的责任就是通过自己的知识,为这些弱势群体争取利益,保障他们的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现在,太多的知识阶层在为既得利益者服务,在为商人服务,但是太少的人在为弱势群体服务。 而太多的劳动者群体需要知识阶层的引导和帮助,而帮助弱势群体的人们就成为强者,而且在未来的社会中成为领导者。 马丁路德金本来只是一个普通的年轻牧师,但是在他的组织带领下,黑人的和平运动成功地得以实施,马丁路德金也就成为伟大的人物。 他做了很多事情吗? 没有。 他只不过是说出“我有一个梦”,而这个梦恰恰鼓舞了无数的黑人,感动了无数的白人。 这就是知识的价值。
  
  学习知识不是为了成为“人上人”,或者“书中自有黄金屋”。 学习知识的意义在于,追求真理。 而追求真理,首先要学会“怀疑”,尤其是对于既得利益的怀疑。敢于怀疑,并且追求真理的人,拥有强大的内在力量。 有时候,哪怕知识并没有创造所谓的价值,但是通过勇于怀疑,敢于反对,也是个人的精神财富。 一次,我聊起来黄万里,总结他的一生,主要是对两个项目提出了一个意见。 他的意见就是反对,两个项目是三门峡和三峡。 当时,一个女孩脱口而出,很崇拜他。 而且,虽然他的反对都没有成功,他也为自己的反对吃尽了苦头。但是,他因此而格外受人尊敬。
  
  当年,黄河水患严重,毛出于“高峡出平湖”的壮志豪情,提出搞三门峡水库。 但是,水利专家黄万里从泥沙运行的原理,说明修建三门峡水库的弊端,反对修建三门峡水库。黄万里的一科学分析和预见,从三门峡水库建成之日起,被一一验证了。三门峡水库1960年9月建成,从第二年起潼关以上黄河渭河大淤成灾。水壅高后横向冲击,使两岸倒塌农田八十万亩,一个县城被迫迁走。《中国作家》1996年第二期冷梦的文章《黄河大移民》 中叙述了三门峡坝修成后黄河干流淤没了几十万亩耕地,四万农民被迁往宁夏缺水高地,来回迁移十几次,痛苦万分的情状。 同时,水库内泥沙也开始淤积。到1966年,库内淤积泥沙已达34亿立方米,占库容 44.4%。三门峡水库已成死库,不得不在坝底炸开几个大孔冲刷泥沙。实际上,黄万里在他的切勿修坝的意见被否决后,又提出勿将江底六个施工泄水洞堵死,得到与会者的同意及国务院的批准,但现场施工时仍按苏联专家原设计将泄水洞全部堵死。此后这六洞又以每洞一千万元的代价重新打开。1972年水库壅水末端向上游延伸至临潼,流沙距西安市仅13.6公里,严重威胁古城西安。 不过,黄万里因言获罪,他作为一位世界知名的水利专家,开始被打成“右派”,文/革开始后,受批斗鞭打、被剃阴阳头,被抄家,然后弄去扫厕所。后来60高龄又被送到鄱阳湖下田劳动兼被批斗(当时已经是60高龄)。 他没有成为“人上人”,更是放弃了美国的“黄金屋”。 但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因此他非常强大。
  
  每一位知识分子,都应当通过自己的知识,为特定的弱势群体服务,帮助他们争取自己的正当权益,也因此成为某个群体的领导者。 现在,大家都能看到有哪些人在为既得利益者说话,他们即使收入高点,但是昧着自己的良心说这些话,也只是得到一些既得利益者赏赐的“残羹剩饭”,这么做能够对得起自己吗? 更何况,这样的收益已经没几天可以拿了。 同理,商人阶层也在迅速衰落,大量为商人服务的知识阶层变得严重过剩。 也就是说,知识阶层在未来,只有通过服务广大劳动者,自己才能够获得发展出路。 而在服务的过程中,知识可以转化为引导广大劳动者的领导力,成为众人的领导者。 而由于缺水和粮食危机随时可能发展,因此对于知识阶层来说,留下的时间其实已经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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