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漂一竹 回复日期：2010-02-08 11:32:53
作者：生于0715 回复日期：2010-02-08 04:03:09
七、 食品安全问题 –- 农业的经济学分析
两个最基本的生产要素 – 土地与劳动力分析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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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楼主这一段不敢苟同，国家的任何政策最终都会通过政策传导机制影响到关系国民切身利益的日常生活方方面面。作为生活在这个国度中的一个个体岂能独善其身？如果我们不能影响政府的决策那至少在政策出台后，传导到个体前做好相应的准备，把握机会也好，规避风险也好，这也是作为一个独立人所应该具备的素质吧？
如果每个国人都只关心发生在自己身边的问题而不去思考产生问题的根源那么这样的人不是就是楼主说的工具人嘛，至少算不上独立人吧，这样的思路也正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和谐嘛！就像转基因主粮要商业化全国推广一样，P民们不要闹，反正转基因食物吃个几年几十年，你也看不出有什么影响，相反老百姓感觉到的转基因农作物推广后近几年里大豆油便宜了，大米也便宜了，真是皆大欢喜。至于粮食粮食产业链是否被美国控制那是以后的事，是政府的事，管他以后洪水滔天，我只活好现在！
但是，美国真的是救世主吗？一个粮食产业链被国外控制的国度真的能吃到质优价廉的粮食吗？这些真的不是我们该关心的问题吗？
可能是我的理解有误吧，至少个人感觉楼主这一段和前面独立人的观点是有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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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我在前面可能没有表达清楚。 这里我再多说一些，关于个人和社会的关系。
我现在是消费者。 那么，我的权/益是什么？ 就是要求zf给我提供价格较为低廉，而且污染小、非转基因（或者不超前于美国和日本的转基因尺度）的粮食和蔬菜，也就是质量和价格比较合理的粮食和蔬菜。 那么，至于这些粮食和蔬菜时从哪里来的，我不用关心。 如果能够进口便宜的东西，那是zf的本事，也不是我关心的。 而且，我只要求保障我吃饭这么一点的权/益。
为什么只要求这么一点？ 因为，每个人最核心的资源是自己的精力，或者能量。 每个人都必须“集中力量”做最能够影响自己的福利的事情。 如果我们每个消费者都把我们的精力集中到质量和价格比较合理的食品上，要求zf保障我们吃饭的权益，那么现在的食品安全早已经不是问题了。 现在农业也不是这个样子了。
但是，就是因为大家没有认真行使自己作为消费者的权益，反而把自己当做zf，担心美国会不会操控中国的农业产业链，失去了对问题焦点的关注。 结果，真正的食品安全问题得不到解决，而“阴谋论”大行其道。 然后，大家就更加失去了方向。 比如说，再回到转基因食品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关心孟山都、杜邦这些公司提供的转基因食品好还是坏，那是别人的事情，跟我们自己没有关系。 而我们自己作为消费者，应该坚决要求zf把我们和这些转基因主粮区隔开来，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如果每个群体都要求自己的权/益，那么这个社会就会有很大的改观。 这是我要表达的意思，不知道解释清楚了没有。
九、 垄断企业价格 –- 从春运开始说起 （提前插播）
市场经济是一种机制。与人们的收入相比，“涨价”不是市场经济，“降价”才是市场经济。 比如说，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的市场经济通过鼓励竞争，严厉限制或者惩处垄断，使大多数人的收入上升，基本生活成本占人们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 大多数人有更多的钱投入非生活必需品上，提升生活品质。 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追求的是更好的汽车、house、教育、医疗、娱乐等非生活必需消费。 那么，当某个基本生活品价格持续上涨，那么往往就意味着这个领域处于垄断状态。 而当人们的生活被垄断所包围的时候，人们可以明确地预期，自己的收入增长速度将远远赶不上物价上涨速度，人们就由富变穷，由穷变成赤贫。 而且，当人们被垄断企业和垄断机制包围的时候，人们可以明确地进行预期，通货膨胀不可遏止。 而中国春运过程中，铁路“买票难”的问题就是垄断机制的问题。 如果能够打破垄断机制，实施市场经济，那么人们可以降低买票成本，减少与交通运输有关的痛苦指数。
垄断企业的价格，可以从十几二十年来，中国的春运反映出来。 这几天，2010年春运进入高峰期，无数人“快乐并痛着”的过程又一次重演。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春运”这个词成为中国一个新的词汇，反映了中国的一个极为独特的经济现象。 每年年初的一段时间，中国无数的人通过交通运输工具，进行钟摆式2的往返，形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特有迁徙现象。 在春节前的十几天时间，无数人从沿海发达地区返回自己的家乡，春节之后二十多天，人们再回到沿海地区。 在这一段时间内，正常情况下相对过剩的交通运输能力变得极为不足，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人山人海”的景象一次次地重演。 而这个流动的过程，也是一个经济流动的过程。 因为，以亿为计量单位的旅客们把自己的钱送给航空公司、铁路、长途汽车公司的手中，换取回家的tickets。
当市场需求过剩，供给不足的时候，总是会出现大家一次次经历过的情况。 “一票难求”的状况成为大多数春节回家的人们必然经历的问题。 很多人彻夜排队买票，就是为了自己能够顺利在大年初一之前，回到家乡跟亲人团聚。 问题在于，很多人即使去排队，也难以买到自己需要的票。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就开始到处托人买车票，铁路部门的相关人员也成为“热门人物”。 那么，没有这样门路的人们，往往只有通过从“黄牛”手中买票，来解决自己的车票问题。 于是，人们每到春节临近，往往就要处于焦虑状态之中。 首先，人们要考虑自己能否以较为合理的价格买到回家的票；其次，这个合理的价格区间到底是多少? 比如说，如果正常情况下，一张火车票的票价为200元的话，那么到了春运高峰期间的“黄牛”手中，就有可能成为300元或者更多。 那么，如果一个在沿海地区的打工的普通工人，来回就要多付出200元的成本。 这对于一个普通打工者来说，是个不小的数字，可能意味着几天辛辛苦苦的工作就白干了。
“票贩子”、“黄牛”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成为了“众矢之的”。 当人们陷入自己的微观经济的时候，就感觉到自己可能就是那个无法回了家的人。 当春运的“故事”一次次重演之后，人们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就会发现，每年该回家的人们都要回家，也都能够回了家。 这时候，人们就会想，如果没有票贩子、没有黄牛，那么人们的回家成本就会明显降低，而且也能够回了家。 票贩子只是借人们回家的急迫心情，通过垄断票源，给人们造成额外的旅行经济负担。 所以，人们对黄牛产生了厌恶或者憎恨的情绪。 同时，铁路部门也在反复强调要打击票贩子，因为票贩子扰乱了铁路的售票秩序，让大量旅客对铁路产生很不好的负面情绪。 而且，更主要的是，铁路部门还有一个声音，票贩子问旅客要了额外的价格。如果这个价格不让票贩子拿，而是由铁路部门获得，那么铁路部门将会明显实现“增收”的目的。 或者说，不论是旅客，还是铁路部门，都声讨票贩子。
但是，十几二十年过去了，票贩子一直存在。 虽然铁路部门“打击”票贩子的行动在持续升级。 但是，票贩子不仅没有消失，甚至规模越来越大，到最后几乎是没有票贩子就买不到票。 很多人在窗口买票的时候，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即使是等在铁路售票窗口买票，即使是刚开始卖票的一刹那，人们想买的票就已经没有了。 当然，人们从售票窗口离开，到了火车站广场的时候，总是会有票贩子兜售车票，只不过是价格要高出很多。 于是，人们对票贩子的内幕更加深恶痛绝。 在社会的压力下，铁路公/安加大了打击票贩子的力度，每年总是能够抓住几个，起到“杀鸡给猴看”的效果。 但是，这并不妨碍大多数的票贩子继续活动。 因为，票贩子也是人，也需要吃饭。 不通过卖高价票获利的话，他们也就没有了饭吃。 考虑到成本和收益，只要不成为那几个倒霉的典型，大家还是一切照旧。 这样的结果是，2010年推出火车票“实名制”，一个新的中国特色事物产生了。 但是，迅速有爆出一列火车90%空载离开车站的新闻。
于是，“涨价”这个老生常谈的声音又开始出现，而且是以“经济学”的名义出现。 也就是通过“市场经济”的浮动价格杠杆，解决现在的春运问题。 有所谓的经济学家又鲜明地提出希望铁路春运票价上涨，并认为正是由于不涨价政策，导致“黄牛党活跃”、“服务质量下降”等问题，而“按照经济规律涨一点票价”后，上述问题不会发生。 在2010年，还有美国某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其言论也广为流传，结论为，“火车票价不够高，其经济之恶，是那些用于排长队、拨电话、托关系、找黄牛、扫黄牛所耗费的努力，数以千万人的精疲力竭的努力，从整个社会上看，是被白白消耗掉的。如果这些人这段时间的努力，是用于通过他们的专业技能来服务他人，然后再把赚到的钱用以竞争火车票，那么这些乘客在争得火车票的同时，其努力既造福了其他人，又转化成了社会的财富。但现在的情况是，火车票以低价销售，人们靠排队来竞争。这必然引发利己不利人的资源耗散，而这种资源耗散只有通过提高票价才能消除。”相信，这些言论的发表，是非常符合铁路部门的利益诉求的。 因为，一个所谓的“低价之恶”的经济规律，就把所有铁路部门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
如果真正理解“市场经济”的话，那么春运的票价就不应当上涨，反而应该下跌。有不少网友反驳“涨价经济学”，认为“经济学”不适用于春运。其实，这是对经济学的误读。 在中国春运这种背景下，“经济学”是最适合解释，并且解决人们“买票难”的问题。 而且，即使在铁路这种垄断企业中，即使是因为非市场因素导致的中国人口大规模迁移，“经济学”仍然可以很好地解决相关的问题。 而且，在人们买票难的状况下，更应该引入市场机制，来解决人们“买票难”的问题。 而如果真正理解“市场经济”的话，就需要理解商品销售的市场化，并不代表“市场经济”。 比如说，火车票销售的市场化，并不意味着“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的根本，是资源要素的市场化。 那么什么是资源要素的市场化？ 就是把铁路看成一个资源的投入和产出系统。 而其中，一个关键的要素是人力资源投入。 而人力资源要素的核心是管理人才。 也就是说，如果实现管理人才的市场化，进行铁路系统的“管理人才资源的市场竞争上岗”。 那么，春运的票价不仅不需要提升，反而可以下降，然后让绝大多数人都能够安安心心回家。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现在中国铁路系统的“资源瓶颈”并不是铁路运力，而是“管理资源”。 那么，什么叫做交通运输系统的“管理资源”？ 我们就拿民族英雄卢作孚来谈谈。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卢作孚，如果不知道的话，应该自我检讨一下，自己是不是一个合格的中国人。 卢作孚，原名魁先，1893年出生于四川省合川县（今重庆市辖市）一个以挑卖麻布的小贩家庭。因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即辍学，随后前往成都刻苦自学，博览群书，寻求救国途径。17岁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并改为卢思。23岁开始在成都《群报》从记者、主笔、编辑一直到主编、社长，26岁成为《川报》的总编。1925年以实现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为目标，创办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任总经理。由5万元资本（实际募集到仅8000元）、一条小火轮（“民生”号，长22.86米，90马力，排水量仅70吨）起家，经多年发展到，逐步统一川江航运，迫使外国航运势力退出长江上游，并相继在上海、南京、武汉、宜昌等地设立分公司。抗战爆发前已成为拥有大小轮船116艘，总吨位2.4万吨，我国内河航运最大的民营企业，也是长江航运最大的船运公司。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任命卢作手为军事委员会水陆运输管理委员会主任，卢坐镇武汉、宜昌等地，具体指挥。
1938年秋武汉失守，大量后撤重庆的人员和迁川工厂物资近10万吨，屯集宜昌无法运走，不断遭到日机轰炸。当时，中国的军事、经济、人才的命脉都在宜昌！更严峻的是，从10月中旬算起，长江上游还有40天左右的中水位，还能勉强行驶较大吨位的轮船，40天后便是漫长的枯水期，大吨位轮船也就根本无法航行，而中国抗战最需要的大型兵工设备小吨位船只无法根本运载，也就是说这批关系抗战胜负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物资必须在40天内运走。然而当时能在川江里航行的轮船只有民生公司的22艘轮船和2艘外轮。民生公司单艘轮船的运载量少的200吨，多的也不过600吨，依这点运力计算，要将滞留在宜昌的所有人员物资全部运至重庆需要整整一年时间！再加上天上日机频繁轰炸，地下追兵日近，一时人心惶惶，宜昌城里秩序混乱。
卢作孚(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一到宜昌，看到满目的混乱局面，满街是人员，满地是物资，民生公司的办公室里挤满了前来交涉的人员，公司职员疲于应付各方面的交涉与人情，哪里还有时间精力组织运输？ 于是，卢作孚立即果断下令，停止一切人情交涉，马上组织抢运。在召开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紧急会议后，他苦熬了一通宵，制定出一份紧急运输方案。卢作孚集中全部船只和大部分业务人员，采取分段运输，昼夜兼程抢运。当天，第一艘满载着物资和人员的轮船便从宜昌启航，船上除了亟待抢运的物资外，还有卢作孚亲自护送的几百名免费上船的孤儿难童，当汽笛声中，这些孩子们扒在栏杆上放声高歌，摇着小手向卢作孚告别的情景，令岸边观者无不动容。从24日开始，民生公司的22艘轮船和850多只木船，日夜不停地在川江来回穿梭。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就此拉开了帷幕。
日军也非常清楚宜昌至重庆这一长江航线水上运输对于中国继续坚持抗战的重要意义，在不能迅速攻占宜昌的情况下，不断出动飞机对宜昌实施疯狂的轰炸，并沿川江对航行中的船只进行轰炸，民生公司几乎每天都有船只和人员在空袭中受损。 但是宜昌大撤退丝毫没有停滞，即便在日军飞机猛烈轰炸下依然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至1938年12月，40天中水位过去后，滞留在宜昌的大量人员和物资被撤离一空！从宜昌大撤退中抢运出的部分兵工单位和轻重工业厂家有：兵工署22厂、23厂、24厂、25厂、金陵兵工厂、兵工署陕厂、兵工署巩县分厂、兵工署汴厂、湘桂兵工厂、南昌飞机厂、宜昌航空站、航委会无线电厂、航委会安庆站、扬州航空站、钢铁迁建委员会、申钢厂、大鑫钢铁厂、周恒顺机器厂、天元电化厂、新民机器厂、中福煤矿、大成纺织厂、武汉被服厂、武昌制呢厂、武汉纱厂等，还有国民政府机关、科研单位、学校、珍贵历史文物等单位，仅抢运的学校就有复旦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航空机械学校、中央陆军学校、国立戏剧学校等数十所。这次抢运行动，瞩目中外，被誉为中国的"敦克尔克"。在整个抗战期中，民生公司共抢运了各类人员150余万人，物资100万余吨，遭日机炸毁船只16艘，牺牲职工100余人。抗战胜利时，国民政府授予卢作孚一等一级奖章。
我在前面强调过，学习经济学的目的是应对困难和危机。 现在中国春运的困难程度、紧急程度，无论如何都不能跟宜昌大撤退相提并论。 但是，为什么宜昌大撤退能够在形势极为严峻，而且毫无先例的状态下，在运输资源极为有限的情况下，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之下，用40天完成需要1年才能运走的东西？ 而春运这个已经重复了十几二十年的老问题，拥有大量的可投入资源，但是仍然没有获得解决？ 关键在于“管理资源要素”的竞争选择问题。 卢作孚作为一个在市场上经过竞争验证，通过市场竞争把外国船务公司挤走的航运管理专家，被及时地投入到宜昌大撤退中。 卢作孚和他的管理团队作为核心管理资源，在最为紧急的情况下，通过知识和经验的运用，制定合理的运输资源调度规划，实现了系统资源的效能最大化运用。 这样的结果是，非常有限的运输资源，在面对各种系统性干扰的情况下，仍然创造出“奇迹”。 而这个“奇迹”不仅挽救了中国抗战的关键力量，更加鼓舞了人们抗战的信心，而且也鼓舞着后人。 而与之相比，现在的铁路系统即使十几二十年，年年都是“老大难”，仍然毫无计划，核心问题还在于管理资源的质量。 而管理资源的质量问题，来源于垄断机制。
所以，当我们坐火车回家的时候，我们应当明确，“涨价经济学”的提出，并不是“经济学”的错，而是不懂经济学的人冒充经济学专家的问题。 我们面对的“买票难”、“黄牛党”等问题，也不是“市场经济”的错，而是“非市场经济”的垄断的错误。 票贩子只是劣质管理资源的产物，甚至跟劣质管理资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且可以预见，如果资源要素的市场竞争问题不解决，那么人们将会面对越来越高的火车票价。
作者：jasonxucn 回复日期：2010-02-09 20:17:39
楼主，看了半天我也没看明白为什么将春运市场化不但票价不会涨，而且还会跌。。。%>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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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管理资源”市场化的情况，为什么可以让票价下调。
现在，如果第一年，在A铁路线上，春运遇到了“买票难”的问题。 那么，董事会要求，A铁路公司的管理层必须迅速解决“买票难”的问题，否则解雇他们。 这时候，管理层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必须迅速制定解决方案，提交董事会进行批准。 如果董事会认可，那么就进行实施。 如果董事会觉得管理层的水平不够，就会在全世界公开招聘专家管理团队，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竞聘者中，管理水平最高的竞争上岗，解决了第一年“买票难”的问题。
到了第二年，董事会要求，管理层必须降价5%，而且还让铁路公司保持较好的营运和盈利状况。 那么，如法炮制，进行管理资源的市场化竞争，让最优的管理资源竞争上岗，那么价格必然能够降下来。 那么， “管理资源”竞争到最后，就是像卢作孚这样的最优秀的管理资源掌控A铁路公司，在董事会的严格监督下，高效地进行运作。 第三年、第四年....... 十几年之后，不仅买票难不是问题，票价还能够降价20%-50%。
如果说市场化下，管理资源是解决问题的；那么，垄断制下，管理资源就是制造问题的。 在管理资源垄断的环境下，管理资源不用考虑自己被撤换，那么就没有动力解决“买票难”的问题。 反之，管理资源有动力制造“买票难”的问题。 因为，制造越大的麻烦，造成越大的社会影响，那么社会投入的资源也就越多，管理资源掌控的资源数量也就越大。 或者说，权也就越大。 所以，不能让“买票难”的问题得到解决，而应该让它年年成为热点，才能获得更多的资源投入，掌控更多的资源。 另外，票贩子也是跟管理资源结合的，利润也是相当的高。如果解决了“买票难”，也就解决了票贩子，这一大块的利润也就没有了。 这就是利益机制的作用。
作者：xbit 回复日期：2010-02-09 23:08:46
请问楼主：随着经济的衰退，大量民工返乡，并重新扎根农村，不再外出打工，这是否意味着以后不会再出现春节大塞车的情况？如果由于人流减少，列车收入降低，会导致票价上升来维持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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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最近高铁的高昂投资和运营费用能够也需要回收，那么都要反映到火车票价上。 如果火车票价上收不回来，那就从更多印刷的钞票上收回来。
七、 食品安全问题 –- 农业的经济学分析
土地与劳动力分析 （续） -- 土地制度分析
跟美国人打交道多了，就会发现美国人经常从骨子里透露出傲慢。 这种傲慢反映到具体言行上，表达出来就是高度自信。 跟他们有的人聊起天来就知道，他们眉飞色舞地讲起某件事来，似乎自己就是专家权威。 但是，仔细听听他们说的，就会发现他们说的内容都是一些常识，没什么新鲜的，或者他们的想法很肤浅。 与之相对比，中国人普遍就很谦恭，经常有话也不说，或者不敢说。 而在中国文化中，人们喜欢谦恭的人，不喜欢自信傲慢的人。那么，跟美国人打交道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很吃亏，经常既羡慕又嫉妒他们，有时候甚至讨厌他们。 比如说，很多美国人并不是真正有专业能力，而只是有自信、会表达，然后就获得很好的机会，然后获得升迁；但是，大多数中国人虽然有专业能力，但是不敢表达，或者不善于表达，最后总是很难获得升迁。 我当时就搞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总是那么自信？
人们把这个叫做文化。 比如说，在美国文化中，孩子从小就被鼓励，人们鼓励孩子要自信。 孩子做出点成绩，大人们马上就充满赞美。 孩子犯了错误，如果是人生经历中正常犯的错误，也不会被当回事。 在1940、50年代，美国家庭的体罚现象还比较普遍，但是随着立法越来越严格，以及人们对教育的理解更加全面深入，体罚现象也变得很少，更多的是柔性教育。 所以，他们的孩子小时候普遍比较快乐，相对来说长大也就更加自信。 另外，美国人从小就被灌输竞争思想，竞争溶入美国人的血液中。 人们在竞争中学习，学习竞争的成功与失败，学习竞争的得到与失去。 竞争文化的熏陶，培养了美国人的冒险精神。 这种冒险精神支持着美国经济的发展，支持者美国人的自信。 而这种自信多了，在我们这些从小被灌输要谦卑听话的孩子眼中，就变成了让我们羡慕与妒忌的傲慢。
文化是由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决定的。比如说，非洲很多人被劫掠俘虏之后，卖到美洲成为奴隶。 这些奴隶最初并不想做奴隶，但是如果不做奴隶就要被处死，所以被迫做了奴隶。 但是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开始，就从精神上已经接受了奴隶的身份，也就是说成为精神上的奴隶。 被外力强迫成为奴隶的人往往还有自主意识，而精神上的奴隶则失去自我意识，而且经常以奴隶主的意识为意识。 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林肯签署了解放奴隶的文件，从法律上保障了黑人的权益。 但是，在精神上成为奴隶的黑人，不仅仅需要法律意义上的解放，更需要从精神文化上的解放。 从19世纪到20世纪，大多数黑人仍然缺乏自我的权/利意识。 后来，在马丁路德金牧师的领导下，经过黑人平权运动，黑人的自我意识觉醒，黑人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精神独立。 而当一个人精神独立的时候，才能够发挥出自己的内在潜力，实现创造财富的能力。 自从马丁路德金之后，黑人收入急剧上升，反映出精神解放对物质的促进作用。
那么，美国人这种自信的文化是如何养成的？ 除了信奉基督教以外，美国人的自信是有物质基础的。 这个物质基础就是私有土地加枪。 当时殖民地的人们独立的过程，就是通过枪把英军赶出了自己土地的过程。 而到现在，美国的大多数的州还允许私人拥有枪支，就是要帮助私人保护自己的财产。 而从生物学角度来说，私有土地加上枪，就形成了动物界的领地概念。 什么是动物界的领地呢？ 动物个体或群体占领一定地区，以保卫它不被侵入。 那么，动物通过保护自己的领地，动物首先能够实现繁殖的高质量和延续性，其次有利于动物寻找食物和保护食物，另外还能减少动物之间的斗争冲突。 有了领地之后，就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叫做“优先居住效应”，是指动物在自己占据的领地上，有优先于其他个体的支配性。 这种效应表现在狗的身上，就是“狗仗人势”。 那么，缺乏效应的狗，又可以被称为“惶惶如丧家之犬”。 比如说，灵长类动物，尤其是大猩猩和猿，常常占有一块地盘作为自己的领地，如果发现自己领地被侵犯，它们大声地叫喊，甚至吼叫，以威胁入侵者。不仅如此，它们还用拳击地，双手轮番地拍打胸脯，表示自己对领地维护的意图。 那么，后进入领地的“入侵者”往往处于精神上的劣质。
那么，在人类社会，领地意味着什么？ 相关的研究认为，人的领地主要体现在利益和尊严两个方面，但更侧重于尊严方面。利益可以使人得到尊敬，可以体现人的尊严。 比如说，就像人们拼命买房子一样，虽然花了很多钱当了“房奴”，但是觉得买了房子以后就有了面子。 这种面子实际上就是一种寻找尊严的表现。 那么，对于一般人来说，如果有了自己的私有土地，就有了独立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物质保障。 有了独立生存的基础物质保障，人们就增强了自立自强的信心和精神，就是所谓的“有恒产者有恒心”。 另外，美国人随时准备拿起枪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也就是保护自己的尊严的基础。 那么，这种心态反映到人和人相处的过程中，就会形成明显的文化特色。 由于人们都有自己的私人领地，所以人们在公共领域相处的时候，就会尽量友好与宽容，因为这是最符合大家利益的相处之道。 同时，人们又非常注重自己的隐私，讨厌别人随便打探自己的隐私，因为那是“私人领地”。 于是，相互取暖的“豪猪哲学”出现了，人们之间一方面要尽量靠近，为了取暖；另一方面要保持距离，保持自己的隐私，防止自己被他人刺伤。
那么，人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显出具有各种特色的竞争方式。 首先，私有土地和枪让大家实现了平等。 由于大家都有私有土地和枪，而相互之间又有各种利益关系。 那么，大家会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冲突，比如你家的树伸到我家地里了，我家的狗跑到你家去啃东西了。 那么，人们会因为这些问题去争吵，甚至会吵得面红耳赤。 但是，大家都有共同的底线。 因为这些相当于私有土地来说，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所以只要不涉及到整个土地的问题，那么大家都可以坐下来谈。 另外，坐下来谈也是有基础的。 本来，应该是身强力壮的可以欺负体弱多病的，就像中国的农村里，一家有五个儿子，那么就会欺负家里只有两个姑娘的家庭。 但是，因为大家手里都有枪，所以身强体壮，或者五个儿子都没有用。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家就会平等地坐下来，和平解决相互之间的冲突。 因为，谁也不值得为了东家的苹果或者西家的狗而牺牲人命，于是这就形成了一种平衡，算是恐怖平衡。 可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基督教里倡导的平等，在现实中通过枪实现了。 不论是大地主，还是小贫农，大家都是平等的，都只有一条命，都只需要一枪就能毙命，再大的土地都没有用。 既然大家是平等的，那么双方愤怒地谈判，不如平和理性地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来的有价值，所以大家容易形成平和、理性的性格。
另外，人们就依靠自己的领地，实现自身的生存，也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美国地大物博，在西部拓荒的过程中，政府免费把大块的土地分配给人们耕种，直到这些人满足一些条件，然后把这些土地变成私有领土。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因为地方大，所以一般来说采取的策略就是广种薄收。 而随着技术的发展，农民开始运用各种现代科技，包括大型农业机械，进行播种和收割，提高耕作大面积土地的能力，然后以量取胜。 与之相比，日本与美国相比，人多地狭，地形复杂，因此需要在每亩田地里投入更多的人力，来实现单产较高的目标。 这样的不同的农业运作方式，就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模式。 美国人往往更加粗枝大叶，更喜欢进行整体规划，然后通过操纵大型机械来完成。 美国汽车商当时提出的“the bigger，the better（越大越好）”不是想当然，而是有其深厚的背景的。 现在，到北美看看人们吃的汉堡、薯条，喝的可乐就知道美国人追求的“大而多”的文化，然后造就了大量的大胖子。 而到了日本，“小而精”是日本的主要特色，也反映到了日本的饮食上。 看看日本的食品端上来，可以有好多种菜，做得非常精致，尤其是色彩搭配非常好。 但是，就是有一个问题，这小好多菜加起来，可能也不如美国一个大薯条的量，所以人们很难吃饱，吃得过饱就基本上不可能了。 那么，吃不饱就意味着饿肚子，而一天又一天饿肚子的日本人很难胖起来，所以日本人里的胖子很少。
当自己的领土受到侵犯的时候，人们会通过枪来解决问题。 因为，如果是人们自己的私有领土的话，人们会非常在意自己的领土状况。 人们会尽量好好保护自己的土地，增加自己土地的土壤肥力，更不能让自己的领土受到危害。 那么，为了大家的领土都能够受到保护，人们开始自发组织起来，共同建立起来zf，然后通过大家出钱出力，保护自己的领土。 为什么日本偷袭珍珠港，导致美国举国愤慨？ 就是因为，一是日本破坏了美国人认为应该“坐下来谈”的策略；二是更主要的，日本不是光明正大地宣战，而是先轰炸珍珠港之后才宣战，这无疑是毫无尊严的行为，所以美国认为日本非常卑鄙，非常无耻。 而且，日本通过偷袭珍珠港，让美国海军遭受重创，另外日本在东南亚将当地美军打得“落花流水”，这变成一个明确信号，说明大家已经不非常安全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人要想保证自己的利益，就需要开动“战争机器”。 美国通过战时配给制，严格限制人们的日常消费，然后让三大汽车公司、飞机制造公司、各大机械和化学公司、食品和纺织厂等产能迅速转向造“枪”，开始了对日本及其盟友的经济和军事行动。
同理，中国的土地制度也造成了中国农业状况，并形成了农民的生活状态。 那么，分析了这么多关于私有“领地”的状况之后，我们就探讨一下它跟中国的农业有什么样的联系。 我们知道，中国是土地公有的制度，在中国，一切土地属于国家。那么这样的制度和土地私有加枪相比，会形成对农业和中国农民什么样的影响呢？ 农民的生活状态为什么会形成现在的情况呢？ 我们就进行对比分析：
首先，由于农民们没有自己的土地，再加上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精神信仰，所以农民们普遍缺乏利益和尊严的基础。 在春秋时期，人们的领地意识还很强。 如果某国的诸侯不能善待自己领地之内的人们，很容易被人们罢黜。 但是，随着战国时期的逐渐演化，从秦朝开始，集/权/zhuan制成为中国的主要制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成为支持这个制度的土地基础。 农民们实际上缺乏对于自己的土地的保障，也就是说实际上只是被征服的奴隶而已。 在最初，农民们是被强迫的，但是后来随着“独尊儒术”的驯化，就变成精神上的奴隶。 这些农民们的精神状态实际上跟北美的黑人奴隶没有什么不同。 所以，我们看中国的历史，基本上没有农民的位置。 因为，中国历史就是奴隶主的历史，而不是奴隶的历史。 而农民们只有被逼到再也无法生存下去的时候，才会起来反/抗，被称为农民起义。 而这种反/抗也不是理性的反/抗，而是出于绝望的反/抗。 这种反/抗的破坏性非常大，同时基本上没有建设性，不会促使整个制度的改变。 后来，中国的历史就在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斗争，然后受外族入侵的过程中形成。 于是，人们在“盛世”的时候破坏自然环境，在反/抗的时候既破坏自然环境，又破坏社会环境，就这样走到了20世纪初。
在抗战之后的内战中，农民们曾经通过“土改”获得了土地，但奴隶还是奴隶。 我们前面说过，精神上的奴隶才让人成为奴隶。 那么，这次农民通过“打土豪、分田地”获得土地的过程，只是有组织的奴隶行为。 在这个过程中，农民们“翻身得解放”只是奴隶的“解放”，因为农民们是在新的“大救星”的支持下，以不义的手段获得的土地。 因为如果农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得财富，那么别人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剥夺农民们的财富。 当时，农民们知道，大多数中小地主能够成为地主，不是依靠掠夺而成为的地主，而是通过自己克勤克俭，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聪明获得的土地。 也就是说，这些地主合情合理合法地获得土地，成为地主，那么农民们昧着良心枪毙这些人，分了他们的土地，也就意味着自己将来也会受到同样的待遇。 那么，后来的合作社就是重新收回农民才拿到不久的土地，然后农民们又从精神上的奴隶，回到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奴隶状态。
作为有独立意识和尊严的自/由人，不会以这种“暴民”的形式获得财富的。 根据各种公开资料记载，在广东进行的土地改革，前段是由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任总指挥，副书记方方具体领导。叶剑英和方方是广东人，对广东情况十分熟悉。他们决定，广东土改必须严格遵照《土地改革法》进行，严禁乱打乱杀，不准任意没收华侨房产，不准搞所谓“暴风骤雨”式的土改。1950年秋他们首先搞土改试点，待取得经验后再全面铺开。正当土改试点工作“依法”顺利进行的时候，广东土改试点的做法受到中南局的严厉批评，指责土改试点工作犯了“和平土改”的错误。方方受降职处分，省土改委员会副主任兼三县试点的土改工作团团长李坚贞，被撤销职务“下放锻炼”。 叶剑英已被批判为“土改右倾”，被大会点名对土改“动摇”，被迫多次检讨，他还是竭力保护方方、罗明、曾广等，保护下属。后来，叶剑英主动承担了责任，并违心地作了检讨。 当时，叶剑英被调到北京的时候，对于因“和平土改”受到牵连的干部，深感不安，说：“主帅无能，累及三军。” 叶剑英走后，陶铸调到广东，以反“右倾”的口号，开始清理广东干部队伍。一大批对地主不够狠，或较为公正，或被认为历史有问题的土改干部受到迫害或受到处分，一些人被开除公职，有些人竟被杀害。如中山县有几十个这类土改干部被处死刑。广东全省约5.2％土改工作队队员遭清洗或处死。
当时，方方不同意对广东干部队伍“不纯”作过分严重的估计，强调对自己的队伍要有正确的方针。 方方还极力保护被怀疑和受冲击的干部。土改运动开始以后，汕头地委副书记、专员曾广被批判为“敌我不分”、“包庇地主阶级”，被作为“阶级异己分子”。 方方保护了曾广。有些人就指责方方“在曾广问题上特别顽固”，说他“纯从地方主义立场保护曾广”。 方方下台后，广东大陆80个县（包括合并的13全县在内）80%的主要领导骨干都是南下和大军干部，六个地委的主要领导骨干更多为南下与大军干部（只有三个地委书记是本地干部，但都配有南下干部为第二书记或副书记），两个区党委主要领导全是南下与大军干部。“这就是说土改领导权已完全为外来与大军干部所掌握”。 于是，对地主越狠越革命的“极左”思潮便在全省土改队伍中蔓延。给滥斗滥杀开放绿灯，“村村见血”成了响亮的口号，地主被杀、或不甘受辱而自杀的现象陆续出现。原来到广州市抓地主回乡斗争，市土改委员会认为条件不符便不批准，这时已可以随意拉人回村斗争，甚至杀害；原来不准没收华侨房产，这时也准许大量没收了。（文革后落实政策，广东仅退回的土改时没收华侨房产就高达一千七百万平方米，动用国库几亿元。）
农民是直接依靠土地获得利益和尊严的群体，当土地被剥夺后，农民也就失去了利益的基础。 改革开放后，小岗村的村民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开始了承包责任制。 之后，农民开始出现“万元户”，成为改革开放后，先富裕起来的一部分人。 但是，这样的富裕并没有维持多久，随着社会的进化，农民又回归贫穷，年轻的农民开始大规模涌向城市、涌向沿海地区，去做最脏、最苦、最累而且工资很低的工作，因此也诞生了新的名词“民工”。 而不论是“民工”这个名词，还是后来的“农民工”这个改良词，都反映出农民的奴隶化身份的实质。 因为在世界上，各个发达国家都是把农民、工人、教授这些词当作职业，一个教授既可以当工人，也可以当农民；而在中国，则把农民、工人等词当作身份。 一个城里人即使到了农村，承包土地种粮食，也不被认为是农民，而仍然被当作是城里人。 那么，为什么农民的身份如此低呢？ 因为，农民们没有自己的土地，而土地归国家所有，所以实际上农民“一无所有”。 假设农民的土地归农民所有，那么可以预见，农民的地位会在转瞬之间得到充分的提高。 农民这个身份立即会成为无数人希望得到的身份。
而土地是否私有，也直接决定了农民的利益。比如说，在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民开始承包土地。 但是，这种承包制度并不能让农民获得应得的利益。 因为，私有财产并不能得到应有的保护，更何况土地是公有的，不算是私有财产。 那么，从法理上讲，农民承包的土地，随时可以被收走，农民辛苦在土地上栽培的植物，也随时可以被摧毁。 举一个随处可见的关于承包的例子，根据中广网北京12月29日消息 海南省乐东县佛罗镇求雨村造林模范石英瑞带领家人艰苦奋斗近２０年，营造起了长达２公里的海防林。近年来，佛罗林场“毁约”擅自重复发包石英瑞管护的这片森林，造成了３７００多亩９０多万株海防林被毁，不仅给石英瑞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也使当地海防林带的海防功能被毁，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记者在乐东县被毁的海防林带看见，裸露的地表已经严重沙化；砍掉海防林建起的成片虾塘，由于效益不佳，干沽的虾池里已长出了青草；附近数个村庄生活用水和农田用水已被严重污染。 石英瑞背靠着海岸边一株残存的木麻黄树，忧伤地吿诉记者，这片海防林耗尽了他半生心血，脚下再次沙化的土地让他伤心流泪。
根据中新云南新闻网，2009年5月31日新闻，10多亩果园被毁，袁有德一家心急如焚。连日来，他不断向相关部门反映，但结果使他大失所望。堂堂七尺男儿，竟跪在记者面前泣不成声。5月17日上午，记者在袁有德的果园里看到，1600多棵油桃、枇杷树被拦腰砍断，有的断枝还连着半边树皮，红艳艳的果子仍挂在枝头;有的树枝已被齐齐砍断，结满油桃、枇杷的树枝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即将成熟的果子密密麻麻散了一地。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半个多月了，但袁有德一家人看着满园断枝还是忍不住流泪。他们的小女儿袁肖蹲在果园里，捡起一颗颗已经发蔫的油桃，伤心不已。乔小丽难过地告诉记者，“孩子已经懂事了，她看到果树被砍，整整一个星期饭都吃不下去。我们全家5口人一年的生活就指望这片果园子哩，这下可全都完了……” 记者从当地了解到，1990年春，袁有德承包葛石村这片土地后，经过19年的辛勤耕耘，果园逐渐有了起色，有的桃树已经长到茶缸粗细。仅去年就采摘鲜果2万余公斤，收入7万多元。看着他们凝聚19年心血、投资50余万元的果园成了“摇钱树”，袁有德一家人喜不自禁，他们幻想着今年又会有一个好收成。然而，袁有德做梦也没想到，葛石村八组却突然要收回这片土地。因为第一轮10年合同期满后，他又向组里续交了10年承包费，至2010年到期。因此，袁有德予以拒绝。 2009年初，西乡县民政局计划在葛石村征用一片土地修建敬老院，袁有德东边一片5亩果园在被征范围内，但直至5月初还没有谈妥果树补偿费。5月4日下午，小组长葛录德带着9名村民，偷偷砍掉了东边园子里的66棵枇杷和油桃树。袁有德看着马上就要成熟上市的果子就这样被白白糟蹋了十分心疼，就找葛录德理论，双方曾发生过争执。然而，更令袁有德始料不及的事情又发生了。5月8日8时20分，葛石村八组组长葛录德带着70多名村民手持砍刀、斧头等工具，闯进了并不在征地范围内的另一片面积为10亩的果园内，现场为每名砍树村民发100元钱，鼓动群众将袁有德果园里挂满果子的油桃和枇杷树拦腰砍断。到当日11时许，村民们将果园里1699棵油桃和枇杷树全部砍完后，才离开了果园。 葛石村八组一位村民悄悄对记者说：“造孽呀，人心都是肉长的，谁都不忍心去糟蹋袁有德即将成熟的果子。但是，5月7日晚组长葛录德召集我们去开会，让大家第二天都带着斧头去砍树，砍树村民每人给发100元钱。葛录德还说谁不去砍树，不但不给发钱，以后组上也不给分征地补偿款，大家都是被逼着干了违心事!”
我们在分析事情的时候，往往会从合情、合理、合法等角度来进行思考。 那么，不论广东当时进行的土改，还是这些毁掉承包户的种植物，虽然是不合情，不合理的，但是合法的。 因为在法理上，一切土地属于国家，那么国家就对土地拥有绝对的支配权。 那么，谁能够代表国家，就是掌控国家机器的人们。 所以，上级可以明确要求下级，下级可以要求农民，随时退出自己承包的土地。 如果农民坚持不退出，那么掌握国家机器的人们，就可以依法动用国家机器，对农民的承包地直接采取措施。 那么，至于损坏的植物，可以在以后根据相应的法律进行补偿。 当然，补偿多少钱，农民说了不算。 也就是说，在农民承包地上，国家的任何行为都是合法的。 同理，在其它所有的土地上，国家的任何行为也是合法的。 比如说，国家可以同意某块土地被污染，因为土地是属于国家的。 那么，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的农民，现在可以搬走，但是不能干涉国家同意的污染问题。 那么，如果不搬走而因此得了癌症的人们，也是自己的问题，自己花钱去治疗，或者就直接等死。
那么，为什么说，大大多数农民在精神上都是奴隶呢？ 前面讨论了，奴隶之所以成为奴隶，关键在于精神上缺乏自我意识，或者说缺乏个人的尊严。 那么，什么时候个人尊严？ 个人尊严是直接可以从衣着和言谈上反映出来的。 比如是，一个拥有自我意识或者个人尊严的人，即使很穷很苦，衣服穿着很旧很差，但是也会尽量让自己的衣服尽量干净、整齐、得体。 同时，说话的时候尽可能使用文明温和的语言，并且尽可能信守自己的诺言。 所以，我的朋友在1990年代初，碰到当时已经非常穷困的俄罗斯人的时候，仍然感觉到震撼。 因为，他们虽然很穷，但是衣着干净，言谈举止文明，信守承诺。 当时，他想着，不久的将来俄罗斯还会很快富起来。 那么，我们再看看今日城市的农民工，为什么干着最脏、最苦、最累的工作，但是得不到人们的尊敬和认可？ 就是因为一些衣着和言谈举止这些小事，让城市的人们觉得他们缺乏个人尊严。 另外，我们看论坛里，很多农村出身的人们，虽然受了高等教育，但是一碰到一些敏感问题，立刻就是污言秽语，这也是缺乏个人尊严的表现。 一个人只有自尊，才能够得到他人的尊重。 而自尊来自于自我意识，自我追求文明、积极向上的意识。
不好意思，说着说着，好像又回到独立人的问题上了。 而自我意识就来自于独立精神。 如果缺乏独立的精神，那么就是精神上的奴隶。 那么，什么是精神上的奴隶？ 从行为上就可以表现出来，总希望别人来拯救自己，而不是通过自我奋斗而拯救自己。 比如说，我们看网络图片上，有的农村孩子跪着举着牌子，牌子上写着“我们不要污染”。 很多农村人碰到问题，就去给人下跪，求别人救自己。 因为在网上发表言论被跨/省的青年人，在他出名之后，有不少农村人找到他上班的公司，跟他说他们的问题，请他给他们说话。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因为这些人虽然自己有胳膊有腿，自己也有体力，但是在精神上是奴隶，缺乏自己做人、争取自己权益的勇气。 其实，精神上的奴隶不仅仅是这些农村人，还有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 比如说，某个所谓的经济学家说了一些事实，但是同时歪曲事实，更歪曲事实背后的道理，不过仍然受到了大家的热烈追捧。 这时候，有的人批评这个人，于是很多人就出来诅咒这些批评者。 为什么这么多人诅咒批评者呢？ 因为这些人认为这个所谓的经济学家“替自己说话”。 而精神上的奴隶总是希望别人“给自己做主”，“替自己说话”，不想着自己给自己做主，自己发出自己的声音。
精神上的奴隶是没有任何创造性的，农业也就不可能有明显进步，所以粮食危机和食品安全问题只可能越来越严重。 比如说，农业发达国家的农村，农民们在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工作更加有效益。 所以，农民们通过提高自身的文化知识，提高自己的各种装备水平，通过自己在政策上的影响力，要求更多的国家补贴或者保护政策。 但是在中国，农民们耕种着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不知道哪天就要被收走，自己也毫无学习意识和为自己的幸福而奋斗的意识，天天在机械地进行着劳作，想的只是能够吃上饭，吃饱饭。 而且，由于大多数农民缺乏为自己的幸福奋斗的精神，所以只能在政策的变化下“随波逐流”。 在80年代农村政策宽松的时候，因为自己的劳动能够变成收入，那么农民们的热情高涨。 但是，随着农村政策越来越不利于农村，而且随着大量农村青年离开农村涌向城市，很多农村的精神状态从高涨到失落，从失落到绝望。 那么，剩下从事农业的农民们，仍然按照传统的方式耕种，而且大量使用化肥农药，以保证当年的产量。 因为土地不是自己的，所以人们并不是很关心土壤的肥力，也就形成了“竭泽而渔”的耕种放牧状态。 东北黑土地的大范围严重的土壤退化，草场的严重退化和荒漠化，全国各地的林区被大量过度采伐，都是农牧民们过度耕种和放牧的结果。 而且，因自己精神上是奴隶，所以也不关心其他人的健康健康的权益。 比如说，有的农民为了不让韭菜不受虫害袭击，干脆就直接用高浓度农药给韭菜浇根，做出“毒韭菜”。
在这样的背景下，“土地流转”可能起到一个催化剂的作用。 如果从法律上，农民是个没有任何利益保障的群体，那么有关农民的政策都可能起到危害广大农民利益的作用。 而“土地流转”这个关系到农民根本利益的政策，则可能危害到农民的根本生存基础。 而且，由于农民缺乏对于土地承包权的自我保护的能力，最后土地流转可能变成大规模的“圈地运动”。 在2003年6月19日，新华社记者包永辉和陈先发的文章《来自苏皖等省的调查：土地流转岂能与民争利》已经记载了土地流转的很多结果。 比如说，记者最近来到苏州市光福镇黄渠村，村民们说，去年６月初村民正在插秧，村委会突然来了通知，说稻田已被镇里租给了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每亩地的年租金为５６０元（含农业税６０元），租期为２５年。被蒙在鼓里的村民怨声一片，镇里又将租金提高到每亩每年８００元（含农业税６０元），农民仍不肯答应。镇政府又派人到度假区中心小学，扬言如果家长不在承包地流转合同上签字，学生将被停学。 比起光福镇福利村，黄渠村农民还算是幸运。因为黄渠村村民经过努力，最终要回了自己的土地，而福利村的一些村民至今还在为讨回自己的“命根子”四处奔波。５６岁的李爱生家一共５口人，仅有２．５亩“活命田”。２００１年６月，村干部拿着事先写好的土地流转协议，逼其签字。这份协议规定按每亩５６０元的价格进行补偿，其中包含农业税６０元。李爱生认为，每亩补偿仅５００元，全村人均只有５分地，每人可得收入只有２５０元，这在发达地区根本无法生存，于是拒绝签字。去年１２月，在村主任祁建国（现为村党支部书记）的带领下，镇里雇佣几十名外地民工，来到李爱生的承包地里毁树，生长５年多的７００多棵香樟树和３００棵法国冬青树被拔，直接经济损失５０００多元。
与此同时，“土地流转”的收购方则获得了大片的土地。在江苏省江阴市的新桥镇，以毛纺为主业的阳光集团去年（2002年）５月开始进军农业，经营高档花卉苗木。他们以每亩年租金５５０元的价格一次性获得农民土地７０８９亩，其中耕地６０００多亩，占全镇可耕地面积的一半以上，租期为５０年，远远超过了农民土地承包期３０年的期限。阳光集团新闻部主任告诉记者，如果是步行来逛花卉园，４个小时也转不过来。 比起阳光集团，中国超大现代农业集团南京公司的“圈地”气魄更大，他们在已经租用六合县横梁乡１０００亩土地和雄洲镇１８００亩土地的基础上，准备再用３年的时间在六合县建成拥有１０万亩土地的生产基地。记者采访发现，各地政府都鼓励企业大规模租赁农户承包地，并将其作为农业现代化的“圣经”。然而他们却忽视了这可能给农村经济社会稳定带来的“后顾之忧”。 事实上已有前车之鉴。蓝田股份公司落户湖北洪湖后，大搞“圈地运动”。伴随着公司的垮台，７０００多名农民成了没有着落的“下岗工”。它警示人们，无论多好的企业都面临巨大的经营风险，谁也不能保证其长盛不衰，决不能将农民的命运系于一家企业。
从2010年开始，土地问题日益成为影响农业发展，以至于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 伴随着经济的变化，群体事件越来越多。 广东某村就通过反抗，保护住了自己的赖以生存的居住地。 但是，更多的农民却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有的还失去了自己的居所。 这样的情况在沿海出口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不会得到太大的重视。 因为，大量的农民工都在沿海的组装加工厂赚钱，对于土地已经失去了兴趣。 但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组装加工明显减少。2010年开始，中国的出口组装加工业将继续萎缩，而且预计未来的萎缩幅度将非常大。 那么，很多出外打工的人们就要失去工作，然后回到家乡，重新依靠种田为生。 但问题是，现在很多农村的农民将无田可种，那么他们吃饭的问题将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 国家在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曾经担心过农民工大量失去就业机会的问题，这在2009年并没有发生。 但是，2009年没有发生，并不意味着问题已经自动消失，而可能意味着问题被推迟发生。 那么，就像人们得病一样，越晚治病的痛苦和代价往往也就越大。 那么，这样的痛苦和代价将以什么样的形发生和发展，现在还很难说。
在农业典范的国家中，以色列是土地国有，国家把土地分配给农业合作组织，而且国家禁止土地买卖。 那么，为什么以色列的土地国有，其农业就能够获得成功呢？ 关键在于以色列国民的特性，以及以色列建国和发展的历史背景。 1948年5月14日，按照《圣经》中的预言，以色列复国，在世界各地流浪了将近2000年的犹太人开始回归耶路撒冷。 以色列宣布复国不足24小时，这个只有65万人，又刚刚复生的国家，遭到周围的阿拉伯国家的联合围攻。 北面的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大军，越过加利利，祂扫海法，直趋特拉维夫。东面约旦的1万大军攻占巴勒斯坦中部。南面埃及大军就向北推进。阿拉伯联军的总兵力约有10万，要把以色列人赶进大海。 而以色列军队只有3万人左右，又缺乏重型武器装备。强弱悬殊，而且三面受敌。 但是，以色列人坚守到底，绝不退让，也无路可退，因为退却就意味着覆灭。 结果，第一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领土反而扩充了三分一。 后来的四次中东战争，以色列作为整个被阿拉伯国家包围、缺乏战略纵深的小国，打垮了阿拉伯国家的联合行动，更打垮了阿拉伯国家针对以色列的战争意志。
以色列国民的特性是以色列生存下来，并且农业获得发展的基础。 首先，以色列人复国，回到以色列的犹太人，按照现在人们的说法，大都是“知识精英型”人物。 他们之所以回归，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上帝对他们的应许得以实现。 经历了将近2000年的颠沛流离，这些犹太人没有失去自己的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字。 更主要的是，他们还保持着“守约”的传统，从与上帝的约定，到人与人之间的约定。 个人的独/立能力，加上契约精神，让以色列发展起来。 也就是说，这些犹太人在一起，只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怎么都能够成为发达国家。 而与阿拉伯国家的长期对抗，让以色列团结得更加紧密，不论战争机器的运转，还是社会经济的发展，都能够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得以实现。 而这种特性充分表现在以色列军队中，以色列的军人很多都是大学毕业，打起仗来不仅聪明，而且更加守纪律，训练刻苦勤奋，所以个人作战能力也就更加强悍。 以色列空军的个人技战术水平，更是在世界威名远扬。 不仅如此，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以色列经过周密计划和精密协作，用三个小时全部摧毁埃及空军后，以色列空军司令总结说，“多年来，我们吃在计划上，睡在计划上，未尝松懈。” 更主要的是，以色列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吸纳了大量阿拉伯人成为以色列公民，现在阿拉伯人已经占以色列人口的1/4，而且因为阿拉伯人的生育率比较高，所以比例还在持续增长。
基于土地国有的制度特征，以色列的农业主要依靠基布兹（KIBBUTZ，集体农庄）而发展起来。 在基布兹里，农场内所有的财产都归共有，社员可获得住房及工作分配，享有子女教育免费、水电免费和医疗服务免费等福利，并且社区的公共设施、生活必需品也是免费的，社员每月有一定的零用钱。 社员们必须一起工作、用餐、娱乐和进行军事训练，同时享有信仰和行动上的自/由，其宗旨是在生产、消费和教育等一切领域实行自己动手，实现平等与合作。集体农庄就是一个共有社会，成员共同劳动，按需分配，内部实行民主和平等，外界人加入集体农庄，财产必须充公。若成员外出做工，其收入也需上缴归集体所有。 基布兹的这种状态，让人们直接联想到马克思描述的“共产主义”。 其实，这种集体农庄所具有的平等、互助及共同建设家园的理念，是犹太教要求的生活方式。 在最初，人们充满复国热情，而且条件非常艰苦，需要人们之间紧密合作的时候，基布兹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因为，基布兹的本质，是军事化的资源动员方式，这种军事动员方式，一方面能够让社员及时补充到军队中，形成强大的战斗力，支持以色列的生存；另一方面能够通过大家共同协作，应对艰苦的环境，也就是所谓的“原始共产主义”。 可以说，这样的集体农庄在早期，为以色列的战争生存和农业生存，都奠定了组织基础。
但是，时移世易，基布兹从1980年代开始纷纷陷入困境。 随着以色列的生存条件日渐宽松，而且新的以色列人成长起来，这种“大锅饭”的体制开始出现弊端，许多成员失去了工作积极性。一些年轻人离开了基布兹，到外面闯世界，基布兹的人口一直在下降。 不少在基布兹长大年轻人，在没能力养活自己的时候，便会到基布兹去待上一阵子，直到发现了更好的机会，他们才离开那里。大多数人对那里的评价是人人平等，没有竞争，没有刺激，基本需求可得到满足，但没有自己可以支配的空间，即意味着失去更多的自/由。自从1980年代，以色列陷入恶性通货膨胀的泥潭之中，以色列约250多个集体农庄似乎也走到了尽头。这些集体农庄债台高筑，而且随着一拨拨的年轻人离开，农庄的食堂也越来越冷清。这种情况反映出，基布兹所体现的“一起劳动、热爱土地、崇尚平等”的集体所有制理想，逐渐被个人自/由的现实追求所取代。
在这样的背景下，基布兹也被迫开始了改革，平衡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那么，基布兹改革的目标是适应外部世界，并且实现自身的竞争力。 改革的重点是工作薪酬。如果工作就必须努力，而且收入也跟工作挂钩。 而且，基布兹还鼓励成员发挥特长，自己搞经营，这样既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也可以给成员提供更多的个人发展空间。但同时，基布兹仍然保持集体的方式，向成员提供养老和医疗教育等基本保障。 随着改革的深入，大多数人支持改革。 因为工作绩效好了，个人的收入上去了，人们的生活也轻松了。 努力工作收入高的人，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休息时间，而且选择自己喜欢的衣服，不用被他人说三道四。 而且，改革之后，自己需要支付水电等各种开支，大家也有了节约意识。根据2007年8月27日《纽约时报》报道：“在大多数集体农庄，食品和洗衣服等服务都已经私有化。在许多集体农庄，房屋可以卖给个人，而且新来者也可以花钱买这里的房子。虽然大多数集体农庄的资产仍然归集体所有，但农庄现在基本上都由专业的经理经营管理，而不是靠大家投票表决。最重要的是，人们的工资不再一样，而是有了高低之分。于是，人们又开始排队来集体农庄了。”现在，以色列200多个基布兹已经有三分之二进行私有化改革。 根据进行改革的基布兹人说:“除了改革没有别的选择，这是一个生存或者死亡的问题。我们现在没有回头路了。”
改革的道路一旦开始，就无法停止。 当我们看以色列几十年的历史变迁，实际上是一个在崇高理想推动下，克服内忧外患等各种随时可能导致灭国的困难，最后实现发展的经典成功故事。 但是，这个故事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新一代的出生，随着世界局势的演变，自身也在演化的一个故事。 以色列人仍然还随时面对着外部可能造成的生存危机，仍然需要通过社会军事化系统机制，随时调动起来足够的军事力量，应对外来的挑战。 但与此同时，内部的集体主义高于一切的思想，正在被个人主义所取代，个人权益和个人自/由日益得到重视。 这种个人主义增强的结果是，个人正在发挥出巨大潜能，改变老的基布兹的面貌，让基布兹开始依靠自身的独特优势，不仅仅在农业上创造奇迹，更开始在食品加工和工业上形成国际竞争力，促进基布兹自身的发展。 而基布兹的变化不是孤立的，西班牙Mondragon（我会在后面进行分析）这样的合作工业组织，也在面对外部国际经济竞争和内部个人主义的双重变化要求下，进行着更加强调个人的演化。
以色列的独特优势在于，高度相信个人的能力，也依靠个人的力量。 在以色列的军事化强调的“平等”背后，是对个人意识和个人价值的充分尊重。 以色列空军的强悍建立在个人的基础上，以色列在战争中的灵活变化也建立在个人的基础上。 每个以色列的重大决策，都建立在人们进行独/立思考，并且通过内部充分争论的基础上。 所以，即使以色列在硝烟之中的时候，仍然进行大选，反映出个人独/立思考之后汇集起来的共识。 同样，当基布兹面临困难的时候，大家通过理性的思考与改革实验，然后共同投票决定自己的方向。 所以，基布兹的改革非常顺利，保持了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良好平衡，是基布兹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得以复兴。 与之相对比，日本从军事化的经济制度转型的时候，就因为缺乏对于个人独/立意识的足够尊重，造成改革难以系统开展，整个社会经济制度僵化，然后被美国通过强调个人精神的互联网经济轻易超越，并造成了日本“迷失的一代”的悲剧，而且日本还有可能出现“迷失的第二代”。 这就是面对社会巨大变革时，对于社会潮流趋势是否尊重，形成的对于个人来说，完全不同的结果。
中国农业同时面对以色列“集体所有制”和日本集体意识下的“小农经济”的共同弊端。 因此，中国农业同时面对着两个方面的艰巨任务：1、以提高农民收入为目标。 只有将农民个人收入放在首要地位，才可能打破公有制土地和集体主义长期以来对农业的压制作用，并且防止一切以经济发展之名，危害农民利益的行为。只有这样，中国社会才能够形成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 没有这个基础，中国的水资源危机将愈演愈烈，中国粮食危机和食品危机将不可遏止，每个人都将受害。 2、引导农民的个人意识和自主精神，引导农民为了自己的权/益而奋斗。 只有唤醒农民的个人意识，农民才会有足够的动力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有足够的动力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努力，不是辛苦干活（农民已经过度辛苦了），而是努力学习现代知识，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在现有条件下，创造出更高的农业附加值，让农民获得自信，了解和维护自我尊严。 而这两大任务需要社会的系统努力，以及大量知识工作者对他们的引导。
多说几句，我的高中班主任因为被打成“右派”，下放农村当农民劳动将近二十年。 当时，他讲课的时候，跟我们说起他在农村的经历。 开头，他下放的时候，因为他是“右派”，没有人敢跟他随便说话，另外其他农民也瞧不起他，觉得他作为一个书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但是，到了第二年，大家就开始巴结他，因为他干活的时间比别人少，但是种的那块地要比别人好得多。 这在他们那个经常挨饿的地方，是个了不得的大事。 所以，大家就都想知道，他是怎么种地的。 当时，我的班主任说，农民啊，多少年来都是靠经验吃饭，不知道观察，不会进行分析思考。 我就是通过观察，发现了诀窍，就比他们的地种的好。（其实，他的方法跟袁隆平发现杂交水稻的过程类似，只不过他后来的工作变成了育人，而袁隆平坚持育种） 后来，他告诉了农村人提高麦子产量的方法，后来村里的人就对他非常崇拜，他的日子就过得比最初去的时候好多了。 而经过我的观察，我觉得农民对知识非常崇拜，因为农民最理解知识给他们带来的好处，直接、看得见。 所以，除了维护农民权益，唤醒农民的个人意识之外，引导农民学习知识提升个人收益是一个高尚而且有意义的工作。 而这三者可以结合起来，形成对农民群体的系统帮助，这就是生产要素中，资本和组织的意义所在。
作者：这个冬天不冷abcd 回复日期：2010-02-11 07:36:32
借楼主宝地，写一点有关孩子教育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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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孩子教育，我也很有感触！ 虽然我没有孩子，但是谈谈我对中国家长教育的思考（或者说中国家长自身缺乏教育的思考）。
我在北美的时候，问过几十个上小学和中学的孩子，他们喜欢不喜欢上学，上学快乐不快乐，他们都说喜欢上学，觉得上学好。（可能我问的样本量很少，不能代表大多数孩子的观点） 但是，这些孩子上学就没有碰到问题，相互之间就不会发生冲突吗？ 我觉得恰恰相反，那儿的孩子跟中国的孩子一样，相互之间都有冲突。 老师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也有很多的不公平。 这也是西方的教育里面，最深入探讨的内容。
我觉得西方教育里面有一些不公平，是很好的不公平。 比如说，我侄女特兴奋地跟我说起一件事，我印象非常深刻。 他们在上小学的时候，班里面分组上课，3-5人一组，然后大家一起协作学习做事。 在某一门课上，他们组里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相互之间玩起来，结果可能有点过火，结果男孩也没有想到，就把女孩弄哭了。 老师来了一看，直接让男孩到外面罚站。 后来，男孩怕了这个女孩了，接受教训就到了另外一个组。 结果这个女孩又找男孩玩，男孩不想跟她玩，没理她。 结果女孩又哭了，老师来了又让男孩到外面罚站。 男孩说我什么也没做啊，我没招惹他啊。 但是没用，还是得出去罚站。
当时，我听了以后，直接体会到中西文化上的不同。 西方文化中，男孩就得自己去拼搏，自己去打出来。 所以，学校里孩子一般性的打架，老师们是不太干涉的。 有一次，我上MBA的时候，一位中国同学的儿子，可能在学校里让人欺负了，而孩子的父亲还在中国。 她就想让我去跟老师说，要注意保护孩子，不要让其他的孩子欺负他。 我跟她说，这样做不好，因为西方的教育思想就是要让孩子自己去解决这些问题，她应该教育孩子，自己去打，狠狠地打。 结果，我感觉这位女同学对我很有意见， 可能一方面觉得我的价值观不正确；另一方面觉得我好像喜欢帮助别人，我们关系还可以，还一起分组做过project。 但是到了她碰到事情的时候，却不愿意帮她。 我后来也没有太解释，觉得文化教育不是一朝一夕，而且首先应该从母亲做起的。
更重要的是，虽然现在女权运动讲究男女平等了。 但是，就像上面说的例子，在人们的教育思想中，还是要保护女孩，把优势资源向女孩倾斜。 男孩跟女孩发生冲突，如果女孩受到了委屈，总是男孩的错。 即使是女孩自己的原因，那也是男孩的错。 我也觉得这样很好，让男孩从小就理解世界的不公平，另外从小就知道要让着女孩。 就像一句话说的（我记得不是太确切了），男孩要像苦工一样对待，女孩要像公主一样养。
前一段时间我姐带着两个儿子回国，在北京住了几天。 我也是第二次见他们，头一次跟他们相处了那么长时间。 他俩折腾打架的时候，我姐总是干涉。 我就告诉我姐，俩孩子在一起打架，她不应该管。 我带这两个孩子到处玩，去给他们买东西，但是他们要是做错了事情，我就狠狠训他们。 后来，他们回去以后，说起我来。 大儿子说我很好，小儿子说我一半好，一半不好，因为我经常对他们凶巴巴的。 我说那就对了，对男孩就不能太温柔。 我觉得你老公对待他外甥和他女儿之间的冲突，也应该把他们都平等地当作自己的孩子，然后按照“男让女”的原则，该训他外甥就训他外甥。
但是，好像中国很多事情颠倒了，弄得男人太娘娘了。 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杂谈里说的林珊2009，关于给不给她弟弟20万元结婚的事情，激起了大量的争论。 我在这里说，那些骂林珊2009的人（如果是男性），都是让极度人鄙夷的垃圾。 如果这个帖子里的争论放到西方，不知道让西方人如何鄙视中国男人呢。 我不得不说，太多的垃圾男了，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