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artpaper123 回复日期：2010-03-06 12:40:50
当我们散户，爱好者，
在抱怨 2010 金银币涨的猛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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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货币中，我个人最看不清楚的就是黄金，所以不便评论。
作者：ITOintegral 回复日期：2010-03-06 00:17:13
简单总结一下，抱残守缺不是真正对自己文化自信的表现。
楼主这个帖关注很长时间了，吸引我的与其说是经济分析倒不如说是那种人文主义的关怀。这才是正确的商业文化散发出的健康气息，尊重人，发现人的价值，鼓励冒险和创新。我想楼主一定深受雄比特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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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我没有看过，不过我感觉西方经典书中，到处都是散发着“人性”的气息，给人以心灵的滋养。
作者：长风亿万里 回复日期：2010-03-04 16:33:53
中华文明已经不存在了。这一点是不能够忽视的事实。文化理应服务于人，人不应该做文化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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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同意！ 优秀的文化是在思想的竞争过程中，经过“优胜劣汰”形成的。 从秦皇“大一统”后，中国文化开始了2000多年的衰亡过程。 尤其从汉朝开始，在先秦“诸子百家”灿烂的思想争鸣中，唯独其中平庸、落后的儒家文化被“独尊”，导致民众的思想从开放走向封闭、从追求智慧走向更加愚昧。 核心问题还是思想垄断，某某思想被作为操控民众的工具，而不是启发民众智慧的途径。所以，民众被强迫性地告知，某某思想是最好的；而不是在竞争过程中，让民众自己去发掘哪些思想是更好的。 于是，中国历史就是一次次自我毁灭性的轮回。 我个人认为，从这一点来说，中国文化到后来不是走向文明，而是走向愚昧，这是需要大家警醒的。
作者：lusui77 回复日期：2010-03-04 09:33:55
今年重庆将启动户籍制度改革，让部分有条件的农民工转变为城市居民。
农村户籍和城市户籍的转换，就涉及到了一个利益问题：城市户籍捆绑着多种利益，比如城市养老、医保、教育、就业、住房等利益；农村户口也捆绑着一些利益，比如宅基地、农业承包地、林业用地等。
“目前，如果简单地让农民工无条件进城，城市负担不起；但如果让农民工无条件放弃宅基地等资源，他们也不干！”
黄奇帆说，这就涉及到城乡资源、利益的一种互相转换。即将出台的户籍制度改革政策，将有政策促进这一转换。
请教楼主，作为一个“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入城镇；作为一个农民若被放弃宅基地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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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远来看，农民成为城市居民，个人认为需要两个条件： 1、 城市创造出了可以持续的就业岗位，让农民有机会工作，获得自己和家庭的可持续生存空间； 2、 农民需要受到相应的技能培训，符合就业岗位的需求。 如果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那么农民大规模转成城市居民，就意味着未来会出现社会动荡。
从短期来看，放弃宅基地，就需要有钱买城镇的房子。 这是问题的关键，一方面城镇的房子售价过高，一般农民买不起；另一方面，居住城镇房子还需要承担相应的费用，对于农民来说，也是沉重的负担。
所以，在我看来，能不放弃农村户口和相应的土地资源就不放弃，如果被迫放弃，也要求比较高的货币补偿，在城镇买房。 而且，还需要加快学习，培养在工业或者服务业的“一技之长”。
作者：zzj6098 回复日期：2010-03-05 22:29:24
楼主能否简要介绍一下东欧和前苏联在政治变革后经济发展过程？我在网上搜索过，但是这方面的资料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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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只知道个大概。 总体来说，进步是极其巨大的。比如说，波兰、捷克等国正在迈向发达国家，俄罗斯等国的民众吃饱、吃好了。 也就是说，越靠近西欧的国家，其经济社会发展进程表现的越好。 我个人觉得，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国家在经济上“近水楼台先得月”，关键是在经济制度基础上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又来源于文化上的先进。 我会搜集相关资料，并且找个机会论述一下其历史文化背景与现在发展状况的关系。
作者：sun193723 回复日期：2010-03-05 10:52:57
作者：我爱小魔女 回复日期：2010-03-04 19:14:16
好久了上来冒个泡。
楼主说通膨，其实只要看看，CPI与银行的存款率之差就可以知道了。有一点不同意楼主的观点：楼主建议用RMB换成美元来保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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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想法 1 美元通胀比人民币少，很多人去美国买中国产品，因为比在国内买便宜
2 大量的购买美元，供求关系的影响，人民币将对美元贬值（欧美等国基于利益要求人民币升值）
3 人民币贬值将提升出口能力
4 7千多亿美元的国外热钱在某些人的关系和操作下在国内市场兴风作浪，人民币升值的时候就是他们凯旋之时，所以我们要提前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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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黑眼圈钱 回复日期：2010-03-06 21:08:08
看到了楼主的关于股市的论述，更坚定了我不踏入股市的决心。
没买过股票，没买过基金，赚的辛苦钱都存银行了，在不断贬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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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的看法是，美元正在对内升值。 美国印刷美元，是因为如果不印刷的话，整个经济链条就会断裂。 而朋友从美国反馈的消息来看，即使印刷了大量的美元，美国仍然处于通货收缩之中。 比如说，现在美国手里有现金的人感觉非常好，可以用非常低的价格买房子、买9成新的二手车。 而且，美国经济刺激政策结束后，美国的房价又有开始下跌的苗头。 而且，美国经济进入持续萧条期后，通货收缩的压力还在增大。 因为，农产品、资源和能源、房子、汽车等价格下跌的压力还在增大。
同时，人民币正在对内贬值。 中国印刷人民币，结果是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在持续上涨。 不论衣、食、住、行，现在中国的价格已经全面超越美国。
七、 食品安全问题 –- 农业的经济学分析
农业生产与粮食安全
强大的经济源自于强大的教育，而教育的核心是大学。 1806年，普法战争失败后，处于极端贫困中的普鲁士王国下令，斥资创建柏林大学。洪堡等人把大学看作是民族文化最崇高的所在，他认为普鲁士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德国教育的失败。 后来，经过拜默、洪堡等人的努力，致力于“平民化”的柏林大学于1810年秋正式创立，成为现代大学的开端。 虽然德国是两次战败国，但是每次战败后都很快重新强大。 美国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仿效德国教育，并且在后来发展了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教育系统。 在教育系统支持下，美国持续发展壮大，从20世纪初成为世界工农业头号强国后，就一直保持着世界最强国的地位。 日本同样极端重视教育，在战败后缺衣少食的情况下，把最好的资源都留给了学校，成为当今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日本的大学占据了亚太地区顶尖大学的主要份额。 可以说，不论是“后起之秀”的美国、“屡败屡战”的德国、或者是“弹丸岛国”日本，都通过教育发展起来，成为世界前三位的经济强国。
在大学教育上，更应该关注的是英国。 在2008年《泰晤士报》世界大学前十名的排行榜上，有六家大学是美国的大学，包括哈佛、耶鲁等美国名校；而另外四家都是英国的大学，比如久负盛名的剑桥、牛津等。 到2009年，英国大学在排名上明显下降，但是在世界前100所大学中，仍然占据第二多的位次。 与德国相比，英国的大学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优秀的大学更多，综合实力更强。 但是，从两国的经济状况来看，英国反而明显弱于德国。德国人口8200多万，是世界的第四大经济体，2008年GDP为３８１８０亿美元，经济总量位居欧洲首位，且与英法的差距很大。2008年，英国人口将近6100万人，由于2008年国际金融风暴导致英镑大幅贬值，因此英国的GDP合2.787万亿美元，被法国所超过。 那么，为什么英国的大学教育比德国强很多，但是在经济上却落在德国后面？
从教育的历史文化上，英国的教育偏重于精英式教育。 与德国的“平民化”教育向对比，英国的教育资源主要向社会精英阶层倾斜，也就是“贵/族化教育”。 出身于上流社会的人们，从小受到系统而且严格的教育。 受教育的人们不仅仅要在思想、知识和技能、身体等综合方面得到教育与训练，还需要在着装和行为举止等方面受到规范。 仅仅着装的费用，经常就是中下层民众难以承受的。 这样教育出来的人们自然普遍都比较优秀，但是人数在整个民族中占的比例比较小。 在“日不落帝国”时期，数量很少的精英就可以通过优越的文化和优秀的管理，治理着面积广大的印度半岛。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诞生，这些聪明而英勇的青年精英群体在“身先士卒”的过程中遭受重大伤亡，让英国第一次受到重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属殖民地纷纷独立，大量精英失去“用武之地”，让英国遭受第二次重创。
在英国仍然是世界第一强国的时候，一位美国人在游历了英国之后，总结说英国必然被美国所超过。 因为他在英国看到，当时的贵族仍然有自己的仆人，负责各种家务劳动。 同时，电梯间也有专人负责开电梯。 而在美国，绝大多数的家务劳动被越来越多的家用机器所取代，在电梯里人们也在自己使用电梯。 就这样，大量的英国人在从事着这些低价值或者毫无价值的工作，而美国人则通过各种各样的发明，把人们从这些单调无聊的事务中解放出来，让人们去做更加有趣、有价值的、对个人潜力提升有明显帮助的工作。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英国在“珍妮机”这个偶然的发明和瓦特“蒸汽机”这个个人化发明推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就失去了持续发明的动力。 “接力棒”转到了美国人的手中，大量美国的“平民”技术人员创造出了大量的发明，让美国从“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成为世界领导者。 而英国在经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严重人才损耗之后，又经历了战后的“国有化”运动，让广大民众更加失去了发明创造的积极性，可以说再次让英国遭受重创。 这样的过程造成了今天的结果，英国的教育虽然非常发达，但是与经济联系并不紧密，因此知识并没有完全转化成经济，导致英国经济逐渐落后。
而对于德国来说，“平民化”教育推动了德国工业的发展和经济的强大。 德国的高等教育不仅拥有多所综合性文理科大学，更有大量的应用技术大学、高等专业技术学院、专科学院等，另外很多德国人在高中就进入高级专业学校、职业专门学校和职业学校等专门的技术学校作为自己的未来工作方向。 而且，企业也参与到职业技术教育中，使技术人员和工人能够将学习与实践相结合，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这样的结果是，德国保持着强大的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队伍，也就形成了强大的工业力量。 那么，这样的工业力量意味着什么呢？ 英国有多个世界知名汽车品牌，劳斯莱斯（RR）、宾利（Bentley）、路虎（Land Rover）、捷豹（Jaguar）、迷你（Mini）等。 但是，这些汽车品牌并没有像德国的保时捷、奔驰、宝马、奥迪、大众等品牌那样发展起来，反而是不少被德国汽车生产商所收购，成为德国汽车的子品牌。 为什么会这样呢？ 可以这样理解，从文化教育上，英国汽车厂商就缺乏“平民化”的发展思路，从人才系统上又缺乏像德国这样完整的技术人员和工人的培训和发展体系，所以销售日益萎缩，最后只能通过被收购而生存。
啰啰嗦嗦说了这么多内容，实际上是在表达一个意思：公共教育和科技的目的和意义在于“平民化”。 广大民众是教育的受众，是科技的受惠者。 在集 /权的社会中，掌控资源的人们缺乏动力去普及公共教育、推动科技发展、推广科技成果。 因为，他们可以利用自己所掌控的资源，雇佣仆人来为自己服务。 如果自己的要求很大，那就雇佣更多的仆人为自己服务。 比如说，中国古代的皇帝出则“前呼后拥”，御林军保卫；入则“三宫六院数千粉黛”，都在为自己提供最细致、最周到、最体贴的服务。 那么，各种科技发明对他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从这个角度来说，劳斯莱斯基于英国的历史文化思维传承，一直就没有想过要持续扩大自己的产量。 而对于雇不起仆人的广大民众来说，科技的意义就太重要了。 民众需要洗衣机，免去自己洗衣的时间和劳苦；需要电冰箱，可以少出去买几次菜，剩菜剩饭不用倒掉；电视机让广大民众看上了本来是权/贵才能看到的演出，等等。 而且，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本来开5年就到处问题的汽车，现在开10年还没什么毛病，节省了太多修车的金钱、时间和精力，而且省了很多买新车的钱。 所以，坚固耐用的西门子和博世冰箱、德国汽车受到广大中国消费者的欢迎。 另外，民众通过受教育，掌握专业技术，提升自己的技术能力，做出好的产品，挣上高工资，过上体面的生活。
还是同样的意思，一个社会的主要特点都要反映到农业上。 而农业是非常讲究实用的产业。 所有关于农业的科学和技术，都是要大范围推广到农业上，这样才能够推动农业的发展，实现农业经济效益，而农业经济效益反过来在支持农业的科技进步。 从这个意义来说，农业科研的推广甚至比研发更加重要。 比如说，转基因技术已经成为世界农业的焦点问题之一。 在中国，一些不知道什么官/员批准转基因主/粮的种植后，人们不是针对批准转基因主粮的人，而是把主要矛头指向孟山都，说孟山都是罪魁祸首，认为这个决策是孟山都的阴谋。 但实际上，孟山都只是巨大的农业产业链条的很微小的一部分，它的综合经济实力很一般，否则它也不会被大公司收购，希望通过“依靠大树”获得自己的发展。 那么，为什么这些官/员要批准转基因主粮？ 关键问题在于，中国农业不仅科技研发力量薄弱，农业科技推广系统更是接近于瓦解。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农业的生产缺口越来越大，粮食危机的局面早已经形成。 那么，这些官/员急于希望通过转基因主粮解决粮食危机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对于关心中国农业的人们来说，反对过快、过早种植转基因主粮是必要的；但是，光反对种植转基因主粮没有用，更重要的是找到粮食的低成本增产方式。 而这个方式就是大量推行农民教育和培训，因地制宜借鉴和普及先进农业国家的成功技术和实践经验；另外，增加对先进技术的投资，通过应用先进技术，提升农业生产率。
转基因只是农业科研应用中很小的一部分。 比如说，20世纪80年代，以色列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96％，科技进步是农业的唯一驱动力。 什么是科技进步？ 不仅重视农业科研，更加重视农业科学和技术的推广，不是让科技成果束之高阁，而是让科学技术真正成为农业发展的推动力量，这才是真正的科技进步。 以色列农业科技推广投资规模大，各方积极配合，而且推广方法系统合理。以色列全国人均耕地0．0575公顷（合人均0．86亩）。人均耕地面积比中国的还小，而且自然条件恶劣，干旱严重，地下水含盐量高，难以利用。 针对这个问题，以色列的科技推广政策重点突出，化繁为简，确定“缺水”是以色列农业生产的核心问题，所以提出“节约每一滴水”和“给植物灌水，而不是给土壤用水”的简明口号。 以色列的农业研发和推广就是围绕节水展开，并且明确研发和推广的关键方向。 所以，科技研发和推广聚焦于滴灌、喷灌技术，并且严格根据作物生长需求，实行节水灌溉，使水的利用率达到95％，节水50％一70％，而且城市废水回收再利用率达30％以上。 这些措施让曾经死寂的内格夫沙漠逐渐变成了生机勃勃的绿洲，棉花的单产更是超过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以色列建国以后农业总产值增长了12倍，但是农业用水量和最初基本相当。 另外，1999年农产品出口总额12亿美元，按农业人口计算，人均出口6988美元。而当年我国农产品出口总额155．33亿美元，平均每个农业人口18美元。
需要明确的是，在农业科技推广过程中，教育和技术是两个不同的细分概念。 其中，教育作用于农民，技术作用于土地。 对农民进行教育培训，能够在不改变其它要素的前提下，通过提升农民们的内在素质，达到提升农产品质量、降低农产品成本，也就是提升农业利润的目的。 而在发达国家，农民教育培训的经费主要来自于国家资本，由农业专家和广大农民共同决定，农民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培训课程，以及如何进行教育培训。 技术推广的重点是土地。 通过提升土地其它及相关要素的质量，帮助农民们更容易地提高农业利润。 而从资金来源上考虑，技术推广主要由商业资本参与。 农民通过利用先进的农业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率，提升农业利润，支付商业资本的销售与利润。在日本，国家为了保护农民们从事农业的积极性，对农民的技术应用提供大量的补助，补助有时候比农民的产出还高，说明日本的国家资本有时候在做着完全亏本的生意。 。
在中国，科技进步的相关数据比较混乱。 有的报道说，中国科技进步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仅为30%，远远低于发达国家60%－70%的水平。 有的报道说，中国农业科技进步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从1949年的20%提升到最近的42%，还有的数字说是47%。 当然，从国家统计局公布2009年房 价上涨1.5%的数据来推演，那么具体中国农业科技进步到底是多少，谁也不敢说自己就是对的。 当然，人毕竟不应当用脚来适应鞋子，而应该让鞋子来适应脚。 那么，如果数据是鞋子的话，我们应当考虑一些具体的情况，抛开鞋子看真实的脚。 那么，什么是具体情况呢？ 比如说，以前中国还有农业科技推广体制，但是无法适应社会变化的部分，于是就开始瓦解。据有关统计资料数据显示，我国平均2000多个农业劳动力中只有一名农业技术推广人员，而美国平均每400人就有1名农业科技推广者。从学历结构来看，全国农业科研机构具有大学以上学历的人员为3万人，仅占职工总数的1/3；具有硕士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仅占农业科技人员总数的3%，而且，一些地方基层农业技术推广站变成了无办公场地、无试验基地、无试验仪器、无信息设备和无交通工具的“五无”站。
2004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黄大昉跟随一个“科技兴农”调研组在江苏、湖南、贵州调查。 在贵州某地农业科技推广站看到的情景。3月8日晚上，黄大昉向记者描述在贵州某地农业科技推广站看到的情景：“我们走进屋子，里面空空的，连办公桌都没有，有几个柜子，很陈旧，里面也是空荡荡的，基本的资料和档案都没有，看了真让人心酸。用‘网破’、‘线断’、‘人散’来形容基层农技推广服务体系一点也不为过。 有些农技站甚至连办公的地方都没有，‘一把尺子、一杆秤、两条腿’就是他们基本设备。据贵州省某农技员反映，他所在的农技站只有1/3职工的1/3时间在搞农业技术推广。此外，部分基层农技站高龄、低学历人员多，专业人员很少，人员与知识都难以更新，严重地影响技术服务质量。我们也到了湖南，湖南的基层农技站也一样有很多困难……… 许多农业科研单位科研缺乏必需的基本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创新乏力，后劲不足，处于‘有钱养兵，无钱打/仗’的窘境。因此，尽管国家每年评出省级以上获奖农业科技成果6000余项，但是重大突破性成果很少，农业领域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已经连续7年空缺。技术推广经费的缺乏更直接影响了科技成果的转化速度，目前农业科研成果转化率仅为40%左右，真正形成规模的不到30%。 ”
没有针对农民的教育培训，没有足够数量的合格农技人员，解决农业难题都是空话。 比如说，人大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和绿色和平组织联合发表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农民（尤其是北方地区的农民）使用的化肥量比作物需要量超出40%，这导致每年1000万吨化肥白白流失，而且过度使用化肥已经造成农田效率低下及环境严重污染等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必然是通过农业科研，总结出有效的方法，然后对农民们进行大规模培训，并且通过农技人员根据不同情况，进行不同的相应指导，教农民用正确的方法施肥，成本低，而且还效果好。比如说，日本农业越来越呈现“有机化”特点，而这个特点与对农民的教育培训密不可分的。 日本农林水产省为从技术上援助农户走向“环保生态型农业”时代，日本中央农业研究中心从2001年开始推出了上千项技术情报，涉及病虫害防治、土壤肥料、除草等农业环境保护的全部领域，然后推广给各地的农户。 这些技术不仅有新技术，还有水田放鸭除草防虫等传统方法，将稻田中的杂草和害虫基本清除掉，而且不会损伤禾苗。 而日本农户也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说，用适温的热水取代化学消毒液给稻种消毒，用辣椒粉拌烈酒再稀释喷洒蔬菜的除虫效果毫不逊色于农药，都是通过试验之后进行传播推广，以低成本或者无成本的方法，促进有机农业发展。 现在，日本已采用 “环保生态型农业”耕作法的耕地，已占全部耕地面积的16%以上。 而在中国，因为缺乏大规模系统化的科研推广和因地制宜的使用，所以化肥、农药过量使用、危害人们健康的问题很难得到有效缓解。
荷兰则致力于发展农民的“终身教育”。 欧洲属于人多地少，“小农经济”占农业主导地位的地区。 农业竞争力很弱，因此就农业问题长期与美国存在严重的贸易摩擦。 不过，荷兰是个例外，成为现代农业的典范国家。 而其发展的核心，就是通过发达的农业教育培训体系，培养高素质的农民。 荷兰的农业教育当做专门的系统科目，全程覆盖从初级职业教育到大学教育。 而且，随着农业科技进步的加快，荷兰倡导农民的终身教育。 在各个地区，农业教育培训中心完全向社会开放，开设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课程。 而且培训中心学制灵活，还可以在晚间授课。农民为了应对市场波动，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学习进修的欲望强烈。 而且，大量荷兰农民受过高等教育，还有不少是硕士和博士。 通过科技创新和推广，荷兰从传统的农业弱国发展为现代农业强国。 由于WTO的规则限定，欧盟正在逐步减少农业补贴，这让很多欧盟成员国的农民都非常担心。但是，荷兰农民则相当自信，通过知识型农业应对全球化经济和农业经济波动的考验。
而澳大利亚则根据“地广人稀”的特点，积极推动农业远程教育。 对农民进行教育培训是澳大利亚农渔林业部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澳大利亚的农业教育分为三大类：高等农业教育、中等农业教育和农业职业培训。 其中，国立、州立农学院通过职前培训和在职培训，对农机推广人员及农业从业者进行培训。 另外，政府还通过市场机制，根据农业发展需要，委托不同院校的培训机构对农民进行多种形式和内容的培训。 而澳大利亚最有特色的，就是系统完善的远程教育。 因为澳大利亚的农业区域非常广，每户农民都在管理非常大农牧场，居住非常分散，而且每户的需求差异很大，很难将这些农民聚集起来，进行集中培训。 于是，澳大利亚就利用现代科技，大量推进农业的远程教育。 澳大利亚的各级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软硬件投资，支持远程教育，并且充分利用现代通讯技术的优势，推动教育培训的升级。 澳大利亚的远程教育已经形成多层次、多学科、多方式的大规模系统。 能够根据农民的具体需求，采取灵活的方式，提升农民的能力和技术，而且让农民学到的技术很快应用到农业生产中。
在农民教育培训上，以色列是值得反复强调的典范。 所有成功教育都有一个前提：言传身教，只有合格的教育者，才能够培养出合格的被教育者。 用中国话说就是：“名师出高徒，师不高弟子拙”。 以色列进行的是世界上没有先例的工程，是真正创造奇迹的农业系统，在贫瘠、缺水的土地上，创造出高产、高质量的农业成果。 在创造的过程中，必然是最优秀的人通过自身的理论探索，再加上实践经验总结，然后推广给广大的农民们。 以色列有多位世界非常著名的农业科学家或者相关专家，而这些科学家或者专家都在自己从事着农业或者相关的经营。 这种方式保证了，他们在探索过程中的每一项突破性技术，都已经被证实是成功的，农民们可以基本上不用走弯路就达到预期的目标。 从数量上，以色列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有15.84万，其中50％以上都是希伯来大学农学院或培训班的毕业生。 在质量上，以色列农业部每年都组织20 次以上的高新技术培训班，便于农民及时掌握最先进的技术，而这些著名科学家或者资深专家就是质量的保证。 而且，由于以色列的农民综合素质非常高，他们不满足于仅仅种田获得较高的收入，有一部分人还在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出新的技术或者新方法。 所以，很多以色列农民既是农业生产者，又是经济管理者，而且有自己的“一技之长”，成为政府农业技术部门的顾问或推广人员。 还有的农民就像袁隆平一样，进行杂交品种的培育，改良农业种植和畜牧养殖技术，或者研究市场需求等等，在狭小贫瘠缺水的土地上，创造出最大的知识技术价值。
从农业推广的组织方式来看，早在1949年，以色列国家农业部就成立了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局，系统推广农业技术。 推广服务局根据不同的专业领域，设立了14 个专门委员会， 制定并且执行政府农业技术推广政策。 而且，还根据不同的不同农业生态区域条件，成立了9 个地区推广服务中心，将农业科技研发、技术推广和地域特点结合起来，推动农业的系统化发展。 推广服务局和地区中心的经费主要来自于国家财政拨款，只有10%来自农民的自助型基金，属于典型的国家资本行为。 在这个推广系统中，国家推广中心主要从事信息与管理，包括收集、核查和分析各种来源的农业研究试验成果， 并把这些成果传播到各区域推广中心， 同时管理和监督区域推广中心; 区域推广中心主要负责将总部确定的试验成果传递给农民，并及时向总部反馈推广效果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种反馈机制能够让农业科研部门更及时地了解农民们面临的问题，并且及时通过研发，解决农民的问题，创造出科研的价值。 更重要的是，农业科研成果推广与农民教育，不是在房间里“纸上谈兵”，而且直接到农牧场演示、分析和解决问题。 这样演示的意义在于，能够非常直观地把问题讲清楚。 尤其是以色列的新移民，他们虽然知识水平比较高，但是很多人在最初并不从事农业，而且对于适应当地的气候环境等方面都需要一个过程，而农业推广技术人员的现场演示和解决问题，很好地解决了这些“新”农民们的困难。以色列国家农科院园艺所所长布鲁蒙费尔德博士就办有私人示范基地，基地中种有优质芒果、柿子、柑橘等品种，其科研成果以最快、最直观、最可信、最有效的形式直接被农民所认识，让农民认为这些技术他们值得去引用、去合作。因此，以色列每一项农业新成果、新技术都能以最快的速度得到应用和普及。
从农业推广的时间进程来看，以色列农业推广体现出“波浪式推进”的特征。 以色列的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与研发系统的衔接非常密切。 每当农业研发系统发展出新技术，技术推广服务人员便积极行动起来，通过出版实用技术手册、新技术光盘等传播手段，向广大农民普及最新的技术。 而且，专业推广服务人员则利用全国农业技术推广网络系统回答或现场解决问题。 另外，政府主管部门、研究机构和农户共同出资建立的农业技术推广站，主要任务是推广农业新技术和新品种，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出现的问题。由于技术推广站部分由农民出资，所以农民就把自己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提到推广站，要求推广站解决，因此推广站能够更快捷地解决农民们的问题。 而且，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和推广站经常举办各类新技术培训班， 从而使农民能较快掌握农业新技术。 就这样，通过一波一波关于市场知识、种植新技术、作物新品种的培训，持续提高农民的生产技能和市场知识，更快地推动新技术应用，推进优良品种更新换代等等，让以色列的正农业保持着领先地位，维护以色列农业显著的国际竞争力。
从国家的长期粮食安全角度，农业教育应当是“从娃娃抓起”的教育。 日本的农业经济虽然相对萎缩，但是在中小学教育中，保证最基本的农业教育内容的比例。 如果出现粮食危机，日本一些高素质、高知识的人口可以很快转向农业，创造出类似于以色列农业的效果，保证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安全。 前几天，我跟同学聊天，他不知道我正在写农业方面的帖子，但是主动说起中国的农村问题。他用“毛骨悚然”四个字形容在农村看到的景象。 他的结论是，根子出在农业教育上。 他当时是这么表达的，在每一个比较大村子里都设置小学校，让儿童们在下学之后和假期里，帮着家里人干农活，这样能够让孩子从小就知道如何种地。 但是，现在的农村，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只留下老年人种粮，年轻人根本就不会当农民。 而现在撤掉乡村的小学，在城镇设立中心校，让孩子住校。 很多家长也跟着改造，在城镇中心校附近租房子。 这样的结果是，孩子从小就脱离了农业。 那么，以后中国就没有会种粮食的人了，而如果没有具有知识和经验的农民，中国这么多的人口和这么少的土地，吃饭都会出大问题。
我后来也在思考，为什么中国的农民教育会出现如此严重的“断代”现象。 由于中国不是一个“平民化”的社会，因此产生一系列问题。 首先，农民是一种身份。 在中国，农民虽然在口头和纸面上被重视，但在真实世界里是一个卑微的身份。 而在“平民化”社会中，农民是一种职业。 而把农民看作职业，那么就应当有职业教育、在科技迅猛进步的环境中，应该确立像荷兰、以色列这样的终身职业教育。 而且，就如同巴菲特几岁开始就是“财迷”、比尔 盖茨十几岁就最先接触电脑，农民也应当从小就开始在生活中进行“职业教育”。 其次，国家缺乏大力推广农业科技的动力。 从小生活在锦衣玉食环境中的人们，是能够问出来“为什么不吃肉”的问题的。 当一个富豪买了一整座山，种植有机农作物，自然放养家禽家畜的时候，他想的不会是掏出大量的金钱，进行农业科研，或者在广大农村推广农业科技成果。 他想的是在北京的“黄金地段”弄个四合院，在西山弄个别墅，买辆豪车，搜集古玩，然后显著更大的投资，获取更高的收益。 第三，对于年轻人来说，农村的问题更是文化的问题，不仅仅是农民的身份问题。 做农活的时候又苦又累，农村生活单调枯燥。 尤其是很多到了大城市的农村女性青年，脱离了农村繁杂的家务劳动，享受到现代城市生活的便捷，感觉很难再回到农村。 本来，根据经济学的“溢出效应”，学校不仅仅可以教孩子，还可以成为对成人进行教育培训的文化场所，成为让农民安居乐业的一个重要文化载体。 但是，学校消失后，很多农村更进入文化荒芜的状态。 这对于接触了大城市文化，希望持续接受新鲜事物的年轻人来说，更是难以忍受的。
没有针对农民的教育培训，没有足够数量的合格农技人员，解决农业难题都是空话。 比如说，人大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和绿色和/平组织联合发表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农民（尤其是北方地区的农民）使用的化肥量比作物需要量超出40%，这导致每年1000万吨化肥白白流失，而且过度使用化肥已经造成农田效率低下及环境严重污染等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必然是通过农业科研，总结出有效的方法，然后对农民们进行大规模培训，并且通过农技人员根据不同情况，进行不同的相应指导，教农民用正确的方法施肥，成本低，而且还效果好。比如说，日本农业越来越呈现“有机化”特点，而这个特点与对农民的教育培训密不可分的。 日本农林水产省为从技术上援助农户走向“环保生态型农业”时代，日本中央农业研究中心从2001年开始推出了上千项技术情报，涉及病虫害防治、土壤肥料、除草等农业环境保护的全部领域，然后推广给各地的农户。 这些技术不仅有新技术，还有水田放鸭除草防虫等传统方法，将稻田中的杂草和害虫基本清除掉，而且不会损伤禾苗。 而日本农户也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说，用适温的热水取代化学消毒液给稻种消毒，用辣椒粉拌烈酒再稀释喷洒蔬菜的除虫效果毫不逊色于农药，都是通过试验之后进行传播推广，以低成本或者无成本的方法，促进有机农业发展。 现在，日本已采用 “环保生态型农业”耕作法的耕地，已占全部耕地面积的16%以上。 而在中国，因为缺乏大规模系统化的科研推广和因地制宜的使用，所以化肥、农药过量使用、危害人们健康的问题很难得到有效缓解。
荷兰则致力于发展农民的“终身教育”。 欧洲属于人多地少，“小农经济”占农业主导地位的地区。 农业竞争力很弱，因此就农业问题长期与美国存在严重的贸易摩擦。 不过，荷兰是个例外，成为现代农业的典范国家。 而其发展的核心，就是通过发达的农业教育培训体系，培养高素质的农民。 荷兰的农业教育当做专门的系统科目，全程覆盖从初级职业教育到大学教育。 而且，随着农业科技进步的加快，荷兰倡导农民的终身教育。 在各个地区，农业教育培训中心完全向社会开放，开设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课程。 而且培训中心学制灵活，还可以在晚间授课。农民为了应对市场波动，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学习进修的欲望强烈。 而且，大量荷兰农民受过高等教育，还有不少是硕士和博士。 通过科技创新和推广，荷兰从传统的农业弱国发展为现代农业强国。 由于WTO的规则限定，欧盟正在逐步减少农业补贴，这让很多欧盟成员国的农民都非常担心。但是，荷兰农民则相当自信，通过知识型农业应对全球化经济和农业经济波动的考验。
而澳大利亚则根据“地广人稀”的特点，积极推动农业远程教育。 对农民进行教育培训是澳大利亚农渔林业部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澳大利亚的农业教育分为三大类：高等农业教育、中等农业教育和农业职业培训。 其中，国立、州立农学院通过职前培训和在职培训，对农机推广人员及农业从业者进行培训。 另外，政府还通过市场机制，根据农业发展需要，委托不同院校的培训机构对农民进行多种形式和内容的培训。 而澳大利亚最有特色的，就是系统完善的远程教育。 因为澳大利亚的农业区域非常广，每户农民都在管理非常大农牧场，居住非常分散，而且每户的需求差异很大，很难将这些农民聚集起来，进行集中培训。 于是，澳大利亚就利用现代科技，大量推进农业的远程教育。 澳大利亚的各级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软硬件投资，支持远程教育，并且充分利用现代通讯技术的优势，推动教育培训的升级。 澳大利亚的远程教育已经形成多层次、多学科、多方式的大规模系统。 能够根据农民的具体需求，采取灵活的方式，提升农民的能力和技术，而且让农民学到的技术很快应用到农业生产中。
在农民教育培训上，以色列是值得反复强调的典范。 所有成功教育都有一个前提：言传身教，只有合格的教育者，才能够培养出合格的被教育者。 用中国话说就是：“名师出高徒，师不高弟子拙”。 以色列进行的是世界上没有先例的工程，是真正创造奇迹的农业系统，在贫瘠、缺水的土地上，创造出高产、高质量的农业成果。 在创造的过程中，必然是最优秀的人通过自身的理论探索，再加上实践经验总结，然后推广给广大的农民们。 以色列有多位世界非常著名的农业科学家或者相关专家，而这些科学家或者专家都在自己从事着农业或者相关的经营。 这种方式保证了，他们在探索过程中的每一项突破性技术，都已经被证实是成功的，农民们可以基本上不用走弯路就达到预期的目标。 从数量上，以色列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有15.84万，其中50％以上都是希伯来大学农学院或培训班的毕业生。 在质量上，以色列农业部每年都组织20 次以上的高新技术培训班，便于农民及时掌握最先进的技术，而这些著名科学家或者资深专家就是质量的保证。 而且，由于以色列的农民综合素质非常高，他们不满足于仅仅种田获得较高的收入，有一部分人还在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出新的技术或者新方法。 所以，很多以色列农民既是农业生产者，又是经济管理者，而且有自己的“一技之长”，成为政府农业技术部门的顾问或推广人员。 还有的农民就像袁隆平一样，进行杂交品种的培育，改良农业种植和畜牧养殖技术，或者研究市场需求等等，在狭小贫瘠缺水的土地上，创造出最大的知识技术价值。
从农业推广的组织方式来看，早在1949年，以色列国家农业部就成立了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局，系统推广农业技术。 推广服务局根据不同的专业领域，设立了14 个专门委员会， 制定并且执行政府农业技术推广政策。 而且，还根据不同的不同农业生态区域条件，成立了9 个地区推广服务中心，将农业科技研发、技术推广和地域特点结合起来，推动农业的系统化发展。 推广服务局和地区中心的经费主要来自于国家财政拨款，只有10%来自农民的自助型基金，属于典型的国家资本行为。 在这个推广系统中，国家推广中心主要从事信息与管理，包括收集、核查和分析各种来源的农业研究试验成果， 并把这些成果传播到各区域推广中心， 同时管理和监督区域推广中心; 区域推广中心主要负责将总部确定的试验成果传递给农民，并及时向总部反馈推广效果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种反馈机制能够让农业科研部门更及时地了解农民们面临的问题，并且及时通过研发，解决农民的问题，创造出科研的价值。 更重要的是，农业科研成果推广与农民教育，不是在房间里“纸上谈兵”，而且直接到农牧场演示、分析和解决问题。 这样演示的意义在于，能够非常直观地把问题讲清楚。 尤其是以色列的新移民，他们虽然知识水平比较高，但是很多人在最初并不从事农业，而且对于适应当地的气候环境等方面都需要一个过程，而农业推广技术人员的现场演示和解决问题，很好地解决了这些“新”农民们的困难。以色列国家农科院园艺所所长布鲁蒙费尔德博士就办有私人示范基地，基地中种有优质芒果、柿子、柑橘等品种，其科研成果以最快、最直观、最可信、最有效的形式直接被农民所认识，让农民认为这些技术他们值得去引用、去合作。因此，以色列每一项农业新成果、新技术都能以最快的速度得到应用和普及。
从农业推广的时间进程来看，以色列农业推广体现出“波浪式推进”的特征。 以色列的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与研发系统的衔接非常密切。 每当农业研发系统发展出新技术，技术推广服务人员便积极行动起来，通过出版实用技术手册、新技术光盘等传播手段，向广大农民普及最新的技术。 而且，专业推广服务人员则利用全国农业技术推广网络系统回答或现场解决问题。 另外，政府主管部门、研究机构和农户共同出资建立的农业技术推广站，主要任务是推广农业新技术和新品种，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出现的问题。由于技术推广站部分由农民出资，所以农民就把自己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提到推广站，要求推广站解决，因此推广站能够更快捷地解决农民们的问题。 而且，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和推广站经常举办各类新技术培训班， 从而使农民能较快掌握农业新技术。 就这样，通过一波一波关于市场知识、种植新技术、作物新品种的培训，持续提高农民的生产技能和市场知识，更快地推动新技术应用，推进优良品种更新换代等等，让以色列的正农业保持着领先地位，维护以色列农业显著的国际竞争力。
从国家的长期粮食安全角度，农业教育应当是“从娃娃抓起”的教育。 日本的农业经济虽然相对萎缩，但是在中小学教育中，保证最基本的农业教育内容的比例。 如果出现粮食危机，日本一些高素质、高知识的人口可以很快转向农业，创造出类似于以色列农业的效果，保证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安全。 前几天，我跟同学聊天，他不知道我正在写农业方面的帖子，但是主动说起中国的农村问题。他用“毛/骨悚/然”四个字形容在农村看到的景象。 他的结论是，根子出在农业教育上。 他当时是这么表达的，在每一个比较大村子里都设置小学校，让儿童们在下学之后和假期里，帮着家里人干农活，这样能够让孩子从小就知道如何种地。 但是，现在的农村，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只留下老年人种粮，年轻人根本就不会当农民。 而现在撤掉乡村的小学，在城镇设立中心校，让孩子住校。 很多家长也跟着，在城镇中心校附近租房子。 这样的结果是，孩子从小就脱离了农业。 那么，以后中国就没有会种粮食的人了，而如果没有具有知识和经验的农民，中国这么多的人口和这么少的土地，吃饭都会出大问题。
我后来也在思考，为什么中国的农民教育会出现如此严重的“断代”现象。 由于中国不是一个“平民化”的社会，因此产生一系列问题。 首先，农民是一种身份。 在中国，农民虽然在口头和纸面上被重视，但在真实世界里是一个卑微的身份。 而在“平民化”社会中，农民是一种职业。 而把农民看作职业，那么就应当有职业教育、在科技迅猛进步的环境中，应该确立像荷兰、以色列这样的终身职业教育。 而且，就如同巴菲特几岁开始就是“财迷”、比尔 盖茨十几岁就最先接触电脑，农民也应当从小就开始在生活中进行“职业教育”。 其次，国家缺乏大力推广农业科技的动力。 从小生活在锦衣玉食环境中的人们，是能够问出来“为什么不吃肉”的问题的。 当一个富豪买了一整座山，种植有机农作物，自然放养家禽家畜的时候，他想的不会是掏出大量的金钱，进行农业科研，或者在广大农村推广农业科技成果。 他想的是在北京的“黄金地段”弄个四合院，在西/山弄个别墅，买豪车，搜集古玩，然后显著更大的投资，获取更高的收益。 第三，对于年轻人来说，农村的问题更是文化的问题，不仅仅是农民的身份问题。 做农活的时候又苦又累，农村生活单调枯燥。 尤其是很多到了大城市的农村女青年，脱离了农村繁杂的家务劳动，享受到现代城市生活的便捷，感觉很难再回到农村。 本来，根据经济学的“溢出效应”，学校不仅仅可以教孩子，还可以成为对成人进行教育培训的文化场所，成为让农民安居乐业的一个重要文化载体。 但是，学校消失后，很多农村更进入文化荒芜的状态。 这对于接触了大城市文化，希望持续接受新鲜事物的年轻人来说，更是难以忍受的。
当一个社会都在“向上看、向钱看”的时候，农业总是首先被人忽视的领域。 在农业被人忽视的时候，不仅仅反映在农民教育培训上，还反映在农业技术产品的推广上。 集 /权社会的主要标志特征就是盖房子，坐八抬、十六抬“大/轿”。 中国出现过晋商、徽商、浙商等大商帮，也出现了十三行、胡雪岩等“富甲一方”的个体商人，还有去美国打工致富的人们。 但是，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有了钱之后，斥巨资建豪宅。 而当时的豪宅是真正的豪宅，现在的所谓“豪宅”不能望其项背。 他们本来可以把这些钱用于周边农民教育，改善农民的耕种工具。 而在山西，晋商本来更可以利用极为雄厚的财力，通过植树种草，改变当地的气候、水源和耕作条件。 但是，他们为什么没有做？ 从文化上来说，他们跟西方的资产阶级根本不搭界，他们只是清政/府的附庸工具而已。 现在，每年数以吨的钢材、十数以吨的水泥，5亿多重量箱的平板玻璃、大量的电子产品都主要“倾倒”在大中城市，据说全世界70%的工程建设机械忙碌在中国的城市，建立钢筋水泥丛林；同时，无数的先进计算机系统设备用于青少年打游戏。
而这些大量的钢铁、水泥、玻璃、塑料、铜铝等材料，本来可以用于建设农业水利设施、生产农业技术产品，但是却变成了很多黑夜中黑洞洞的空置房屋，过剩的家电，消耗青少年青春的器具。 在农村，大家随处可见的是农田水利基本设施老化、破坏现象比较普遍。 而且，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户家庭经营变成了农业生产活动的主体，对以集体劳动方式修建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只使用不维护的现象比较普遍。 而国家资本缺少投入，所以基本设施年久失修，疏于管理，破坏严重，积累的问题越来越多。相关统计数据表明，“十五”时期，我国有效灌溉面积比“九五”的增长幅度下降，增幅徘徊在1%以内。而作为水资源缺乏、气象灾害频繁的国家，我国的有效灌溉面积仅占耕地面积的44%左右，对于粮食及其它农作物生长的安全保障严重不足。 在中国的农村，我们仍然在很多地方可见极为简陋的播种设备，或者干脆就是人力播种，还有牛拉人推的耕作方式，人力收割采摘的收获方式，跟2000年前没有太大的区别。 这样的状况意味着什么？ 丝毫没有国际竞争力。
而在发达国家，钢铁、水泥、玻璃、电子产品、计算机等材料和产品大量应用在农业上。 美国的农业机械化作业世界闻名。 在一个典型的美国农民的仓库里，放置着全套的农业机械，比如说联合收割机、四轮驱动拖拉机、风钻机、农用轨道拖车、捆草机、播种机等等。每一种农业机械都有特定用途，把广大农民从繁重的日常农业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 这样，农民可以更加关注市场变化，根据市场需求生产农产品。 而且，农民们也有了更多的时间学习经济管理知识、学习和了解最新科技动向，提升自己的农场竞争力。 现在，美国很多中等规模的农场和几乎所有大型农场都已经安装了GPS定位系统，很多农民们已经用上了GP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的大型拖拉机，拖拉机由电脑控制作业，无需人工操作，而且耕地质量高。另外，已经有20%的美国农场开始用直升机进行耕作管理。而在美国的牛奶牧场，农民拥有现代化的挤奶设备，在牛身下的地上铺满了细沙，因为对牛的身体有好处。 每个牛的脚上都安装了一个机器，计算牛走路的频率，以此能知道牛的身体状况，如是否有疾病、是否想交配，等等。
日本同属于“小农经济”，但是高科技设备支持的小农运作。 由于日本多山、土地分散的特点，日本的大型拖拉机拥有量只相当于法国的70％，英国的80％。不过，在国家巨额补贴支持下，日本的小型拖拉机却相当于法国的35倍、英国的80倍。每台拖拉机负担的耕地面积在2公顷左右，大大超过世界的平均水平。而且，展望未来，日本农业科技产品更加先进。 日本北海道大学研制成功无人驾驶拖拉机，从车库到耕作地点全部无人操作，行走路线可与田埂平行，同时也能转圈耕作。由于无人驾驶拖拉机使用全球定位系统、卫星信息系统和计算机地理信息系统，行走路线一旦设定，误差只有两厘米，耕耘速度每小时2000 平方米，而且质量比人工操作要高得多。 在插秧方面，日本中央农业综合研究所开发成功无人插秧机。这种插秧机同样使用全球定位系统，实际应用时，确定土地四角位置之后，插秧机便可自动工作，启动和停止时速度较慢，中间可高速行走，22分钟可插秧1000平方米，并可自动补充秧苗，和市场现有的插秧机相比，可缩短80％的时间。无人插秧机计划今年推向市场。在收获方面，京都大学开发出康拜因群管理系统，一人可以操作好几台收割机，这些收割机在无线电的指挥下能自动保持距离，各自确定自己的位置，收割速度快，质量高，价格也相对便宜。
另外，日本工业界积极参与农业的工业化发展。 比如说，日本开发的“植物工厂”，采用了完全工业化和自动化的方式生产农作物。 “植物工厂”有一个很大的厂房，如同普通工厂，但房顶是由透明玻璃构成的，阳光可以照射进来。蔬菜种在一个个托盘上，基本是无土栽培，用营养液代替土壤。从种植到收获全部是自动化，由计算机控制的机器人可根据蔬菜生长的需要调节湿度和光照。在“植物工厂”里，种植不受季节影响，一年四季可以按照市场的需求向人们提供各种新鲜蔬菜。蔬菜生产周期比露天栽培要短得多，比如生菜从种植到收获只用２０天时间。由于全部是室内作业，所以病虫害较少，基本上不用农药。工人只要会操作电脑，没有任何农业知识也能生产。
日本的这些技术成果，跟以色列相比仍然逊色很多。以色列对现代化科技进行最大限度地综合应用，形成农业解决方案。 以色列集中工程学家、材料学家、机械学家、农学家、光学家、电子学家、经济学家和工人、农民的集体智慧，通过计算机系统控制温室、滴灌、高产作物、节能、肥料、病虫害防治等等系统工艺。比如说，以色列的滴灌技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微压滴灌和山地补偿式滴灌等技术，实现了农业水肥高效利用的技术飞跃，光热网膜技术，使农业生产在极为炎热干旱的夏季也能正常进行。塑料薄膜是温室的主要覆盖物，以色列十分重视薄膜的开发利用，使塑料薄膜更加经久耐用，而且可以抗除虫剂中硫化物的腐蚀，还能挡住阳光中对植物有害的部分光谱，像过滤器一样，让需要的紫外线进来，将最有效的光线，最大限度地分配给植物。最近，以色列研发出一种新的薄膜，害虫一触就会死亡，完全解决了病虫害问题。而另一种薄膜明显地防止紫外线，减少病虫活动并防止玫瑰花瓣变黑。 高产种养技术，通过动植物育种技术、高产栽培和养殖技术、高效营养液技术等等，以色列的西红柿和甜椒种子技术在国际市场居于领先地位。 另外，利用各种光合传感器（信息搜集）和计算机系统（信息处理）的整体信息控制系统，对作物生长实现全程监控，随时获得植物生长的相关数据，实现最优化种植。 以色列的温室农业从80年代的1．35万亩发展到现在4．5万多亩，更新了三代。温室结构非常坚固，能够抵御强风的袭击，利用电脑自动控制水、肥和气候，自动调温、调湿、调气、调光，包括窗帘和天窗，以及对阳光的自动反射系统，6－8亩一个，像工厂的车间一样。特别是新一代温室结构更趋先进，高度达5米，更适宜果树和爬篱的农作物。由于温室的投入较大，农民们一般用于种植高产值作物上。近几年，这种温室大棚也用于鸡、鱼等家禽和水产的饲养。
每一套以色列的先进系统，都凝聚了以色列农民的智慧。 比如说，阿夫基姆（Afkim）基布兹开发的牛奶场管理系统，能把所有的管理细致到对每头奶牛的步伐进行测量，提供完全个性化的喂养管理方案，使每头奶牛始终都处于最佳状态，一头奶牛年产奶量能达到10吨。这套管理系统已经卖到了世界50多个国家，包括中国。 地处沙漠的以色列，还进行渔业养殖。 充分利用海水和非饮用水，使用科学手段，采取精细养殖的方法，最大限度地利用每立方米水域，使水产品产量达到最高水平，鱼的年产量达到每立方米20公斤。 淡水养鱼主要利用水库进行，水在鱼塘和水库之间循环，水库中安装了生物过滤器，达到水循环利用的目的。鱼塘中鱼的密度很高，水产养殖户往水中注氧，并投放富含蛋白质的饲料。以色列的水产养殖户还用塑料泡沫材料覆盖鱼塘，塑料泡沫材料可以吸收阳光中的热量，将热量传入水中，使鱼塘具有温室效果，加快鱼类生长。 由于缺乏淡水资源，以色列还大力发展海水养殖，在海滨挖鱼塘，还在近海和远海设置网箱，用锚稳定。不论是种植还是养殖，以色列都投入大量的人、财、物， 进行人工环境建设，达到资源的最优化利用。
中国并不是没有实用的农业技术。 比如说，在土壤保持方面，云南省环科所科技产业部与清华大学合作，把一些细菌经过技术强化处理后使之成为能够固化土壤、保持营养物质的生物细菌肥料。 这种菌肥不会像传统化肥给环境带来污染，而且可以为植物提供均衡全面的营养，使植物长得更健壮，品质明显改善，病虫害发生的机率也大为降低。 这些细菌能够较好地固化空气和土壤中的氮，同时具有分解磷和钾的特性。氮磷钾是植物生长必需的营养物质,也是污染水质的主要物质，经过分解后的氮磷钾对水的污染会降得很低。 而且，菌肥能持续供给养分，还可以把固态氮转化为易吸收的离子态的氮，这使板结的土壤变得柔软。中国的许多地方已经限制使用化肥和农药。江苏省明确规定了太湖沿湖地区农田单位面积化肥的使用量，云南省今年也采取强制措施，把往年化肥农药的使用量减少20％。 问题在于，由于缺乏完整的科技推广系统，广大农民接受这些先进技术的过程就变得相当漫长，对于土壤和农作物有益的有机复合肥的快速推广就成了难题。
在农业科技产品领域，是商业资本“大显身手”的领域。 在人们开始关心的农产品育种领域，商业资本不仅仅在推动新技术的开发，更是在推动引导新技术了解市场需求，并且强化市场推广，通过先进技术和周到服务的结合，获得市场份额和利润。 比如说，在日本，为适应上班族带饭团的需要，作物研究机构就特别研究出一种新品种米，其含糖量非常低，做成饭团冷却后，不会变硬还能保持良好的口感。 这种新的大米的研发和上市推广，本身就意味着利润，所以人们有充分的动力去研发和持续改进这种大米品种。 而在市场推广上，美国的先锋公司在中国树立了典范。 仅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先锋的一个玉米种子就打败了东北地区多年的众多国产品种，农民提前半年进行订购。 为什么？ 根据先锋公司相关人员的解释，一方面是产品质量，中国的种子行业质量标准比较低，按照国家标准，玉米种子芽率只要高于85%就算合格，而先锋公司内部的标准却是95%。表面看，只是10%的差距，但从农民角度看，却是3倍的差距，即播种100粒种子，先玉335只有5粒不出苗，而国内种子可能有15粒不出苗。这就意味着，用国内种子，每穴需要播3粒，而用先玉335，可以实现单粒播种。从近年来先锋公司的种子种植情况看看，先玉335出苗率高于95%，几乎达到100%出苗。单粒播种不仅为农民节省了种子，节约了种植成本，更让农民省去了间苗的人工。 另一方面是售后服务。 先锋公司去玉米产区、销区的粮库、玉米加工厂、饲料厂等企业，帮助农民推销该品种商品玉米。 因为在中国，科研单位只搞科研，种子生产企业只生产和销售环节，没有考虑推广以及种子下游产业。 而先锋根据国际已经形成的惯例，实施“研发、育种、生产、推广、服务、加工”一条龙服务。 农民买种子不仅仅是买种子，而且希望获得好的经济收入。 更贴近农民，掌握农民需求，为农民服务，让先锋迅速占领了市场。
在具体营销服务做法上，先锋公司采取一年召开苗期现场会、田间现场会和脱粒现场会的“三会”方式。苗期现场会即玉米出苗后，带农民去田里参观。刚开始农民对先锋公司的单粒播种技术不认可，通过苗期现场会，农民看到单粒播种能保证全苗，才慢慢接受这个新型播种方式。田间现场会一般在收获之前带着农民去地里面看，这个国内企业也在做。先锋公司的创新在于脱粒现场会，就是在玉米收获后，由工作人员带着脱粒机免费为农民脱粒，让先锋公司的产品和其他品种现场比单产，让农民亲身感受产品的优点。 通过“三会”，先锋公司可以与农民近距离接触，向农民推广公司的技术和产品。 这样的售后服务就需要农业公司建立营销与服务系统。 其实，先锋的营销方式也很简陋，但是比中国企业整体上想的周到，这就成了竞争优势。
纵观整个农业生产系统，中国农民缺乏教育培训支持，缺乏现代设备支持，缺乏国产土壤肥料支持，缺乏农产品种子支持，因此处于越来越艰难的境地。 从文化角度来说，农民缺乏应有的社会地位，也难以从职业化的角度思考自己的定位。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弱势地位，让年轻人纷纷离开农村，去城市寻求发展机会，进一步增强的城市的强势地位。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啃污泥。 现在，农业已经处于极为弱势的地位，这样的结果是农民只能通过掠夺土地资源的潜力，来维持自己的生机。但是，“强”与“弱”经常是相互转化的。 随着中国水危机、土地危机、市场危机的全面深化，农业的“临界点”正在逼近中国，而这个危机的结果就是粮食危机，粮食危机再引发食品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