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食品安全问题 –- 农业的经济学分析
农业组织管理 – 消灭“中间商”与食品安全
根据《中国质量万里行》的一则“新闻”《毒韭菜进入北京 毒药竟成致富良药》报道：““2004年4月7日中午，北京新发地蔬菜批发市场。在数十辆满载韭菜的农用车前，菜商们正忙于讨价还价、装卸搬运，生意好不红火。在一菜摊前，菜贩告诉记者，肥厚、叶宽、个长、色深的韭菜每斤7毛，看上去较瘦小的、色发黄的每斤6毛。在一卖萝卜摊前，当记者赞叹现在的韭菜长得越来越好看时，这位摊主的回答着实让记者大吃一惊，“看上去肥厚、叶宽、个长、色深的这些韭菜都是用3911(甲拌磷乳油，属国家明令禁止用在蔬菜上的剧毒农药)灌根(菜农给韭菜浇水采取漫灌方式，通过河渠和地垄直接把水漫进菜地里，在漫灌中，把3911直接或者通过水桶倒进水里，直接渗透到韭菜根部，俗称灌根)的”。通过记者的调查，这一说法在多位菜贩中得到证实，记者还发现，这些韭菜都是来自同一个地方——河北香河。
今天我们把食品安全，尤其是菜篮子的安全与罗马铅中毒相提并论并非为了惊世骇俗。专家们的研究早已得出结论，长期食用高毒农药(包括3911)喷洒过的蔬菜(水果、茶叶)，会产生慢性中毒，影响人的神经中枢，甚至导致畸胎、癌变等病症。本刊的调查的确让人震惊，毗邻北京的河北省香河县竟有数万亩施用高毒农药3911的韭菜田。每当农民用3911给韭菜灌根时，其刺鼻味道数里可闻，那么为什么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当地政府的工作人员却闻若未闻？当年为了解决蔬菜缺乏局面而实行的菜篮子工程的确为百姓解了忧，分了难。如今，为了公共食品安全，我们为什么不再进行一个新的“菜篮子安全工程”呢？但愿我们看到的香河3911韭菜事件仅仅是个个案；但愿只收费不检测式的“绿色通道”仅仅是个别地方的疏漏。”
我之所以把这则“新闻”打上引号，因为这样的“新闻”根本不是新闻，而是现在中国人已经司空见惯的现象。 在美国的不少中小城市，一起凶杀案就能成为新闻，在当地引起轰动，然后大家就会责成警察尽快破案，然后大家希望了解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 这些凶杀案能够成为新闻，是因为凶杀案在当地是个非常特殊的事件，因此就具有了新闻价值。 而相应的一个凶杀案到了大城市，可能就被报道一下，然后很快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因为大城市的凶杀案比较多，如果人们对每个凶杀案都关注的话，那就什么事情都不要做，天天关注凶杀案就行了。 所以说，一个经常发生、司空见惯的现象不具有很高的新闻价值。 就像这个毒韭菜的新闻，在大家不怎么关注的状况下，就成为一则历史消息，淹没在历史的“信息海洋”中。 而这个毒韭菜的消息，只不过是很多农民滥用农药，让蔬菜更好看、产量更高的一个手段。 而且，问题不仅仅出在国内销售的蔬菜上，即使出口日本的蔬菜，农民们已经在非常严格的操作标准下进行种植，但是当日本的“出口列表制度”实施后，中国蔬菜对日出口仍然大幅下挫。 那么，中国面临的问题更是普遍。 当武汉曝光海南的“毒豇豆”的时候，海南方面不是从广大消费者的角度出发，自己检讨自己的问题，而是认为武汉方面“不够意思”，没有遵从“潜规则”。
经过一次次的有毒蔬菜，对于很多人来说，中国农民纯朴的形象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愚昧、自私、贪婪、短视、懦弱等等特点的可憎印象。 可以说，每一次有毒蔬菜事件的发生，都会引发人们对于农业问题的强烈心理反应。 这时候，很多人就会想，中国农民作为一个极度自私愚昧的群体，就应当加强监管。 为什么农民需要“管”，因为农民愚昧自私懦弱等特点，所以在强/权下就变成温顺的“羔羊”，可以任人宰割； 但是，由于他们毫无基本的道德意识，所以在缺乏监管的时候，他们为了赚钱，敢于打破一切人类道德底线，通过危害他人获得收入。 所以，就应该树立“严刑峻法”，严惩这些行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而这种对于农民的认识，就像成龙在一句名言中对于中国人的认识：“中国人是需要管的”。 当然，倡导“管”和“严刑峻法”的人们，可能出于两个目的： 1、 通过强化这些现象，说明农民的素质太差，因此需要通过“管”和“严刑峻法”来解决，从而达到进一步剥夺农民们应有的权/益的目的；2、 无脑的刺激性心理反应，这种反应的实质是“狗听见摇铃就流口水”的“条件反射”（参见巴普洛夫的著名实验）。 不论是出于什么目的，世界前进的潮流已经越来越明确，“管”的方式是反经济学原则的，只能让事情越变越糟，所以不能够当做经济政策的分析思考和决策思路的。 另外，中国的“严刑峻法”已经在世界上属于比较靠前的了，但是任何问题通过“严刑峻法”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吗？ “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处决了几个奶站的工作人员和奶农，结果如何？ 有毒奶粉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重现江湖”，而且还是那批奶粉。 也就是说，不仅有三聚氰胺，更是严重过期！ “严刑峻法”起到了什么作用？ 不去思考问题的根源，这种“狗流口水”的无脑式反射，结果往往是“南辕北辙”。
毫无疑问，很多中国农民确实有明显的愚昧、自私、贪婪、短视、懦弱等等特点。但是，这些特点需要从两方面来看： 一方面，断然否认这些特点也是毫无意义的。 比如说，在网络上，有一些人出于自己的思考和经历出发，指出农民的缺点。 这时候，经常会遭到污言秽语的个人攻击，而这些进行个人攻击的人明显是从农村出来的。 从实际效果来说，他们并没有力地反驳别人对农民的论断，反而是通过自己的言行给别人以论据和论证，增强了别人的论断。 另一方面，农民们因为有这些特点就“不可救药”了吗？ 农民有这些问题，就应该被奴役了吗？ 指责农民的人们，自己难道就比农民们要强？ 甚至可以说，只要是人，谁没有这样的问题呢？ 只不过是程度轻重而已。 当年，耶稣在圣殿教人的时候，有一些人把“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捉来,要耶稣决断，如何审判这个犯罪的事。按照旧约的律法，犯淫乱女子当被石头打死。当时，耶稣蹲在“地上画字”。然后，耶稣开口问：“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耶稣说完这话之后，那些人就一个个离开了。 然后，耶稣转身对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所有的合理解决方案都不是“纸上谈兵”，而应该是“因地（人）制宜”。 经济学的出发点，就是“人是自私的”，承认人性本身是有问题的。 人性不仅有问题，而且是有很大问题的。 在投资市场上，“人性自私”又可以延伸为人是“自私的、虚伪的、贪婪的、短视的、懒惰的、软弱的”。 而历史的经验已经一次次证明，脱离了这个前提，希望每个人都“大公无私”，建立“人间天堂”，结果只能让人们陷入“人间地狱”。 那么，中国农民群体是集中表现出人性的这些问题的庞大群体。 但是，从人性的其它角度来说，其他社会群体并不比农民强到哪里去。 当然，这又给另外一些人借口，通过强调中国人的素质低，而说明中国人需要“管”。 那么，这些人的借口站不住脚的原因在于，谁来管？ 中国文化在“独尊儒术”后，一直在强调“圣人”，所谓的“内圣外王”。 但是，翻开历史，有谁是“圣人”? 有谁具备无条件管理人们的资格？ 那些找耶稣裁决的人们，尚且有羞耻之心，通过一个个离去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人。 但是，中国的历史上虽然充满了阴谋诡计、男盗女娼，但是仍然“满口仁义道德”。 可以说，农民的表现，只是属于愚昧无知的范畴，尚且可以通过教育而实现开化；而不少掌握权势的人，居高临下摆出“圣人”姿态，指责这个那个不好，但从不自我反省自己的品行，不检讨自己给社会、给他人造成多大的祸害，这些人就属于彻底的无耻。 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中国人民非常勤劳，但是中国民众的生活一直都非常困苦，并且一次次导致社会动荡，多次改朝换代的原因，并不是无知的民众，而是这些无耻的“圣人”。
那么，经济学的目的，就是从承认“人性自私”的现实起点出发，逐步发展进化出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里会有问题、有缺陷、有困难、有丑恶现象，但是它更加合理、更加高效、更加文明，因而也更加美好。 比如说，农民问题是世界性难解的问题。 即使在美国这个“农业超级大国”，农民的收入难题、财政补贴对预算造成的沉重负担问题、食品质量与食品安全问题等等问题，也都是困扰整个社会的难题。而且，在现实世界中，根本就不可能有一个完美的“终极解决”方案，解决农业问题。 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们通过不断地探索，寻找更好的解决方案，达到一个更好的农业经济状态。 所以，农业经济应当从农民的角度出发，通过研究农民自身和面对的问题，制定相应的经济解决方案，引导农民朝着更加文明方向提升。更重要的是，中国农民表现出来的特点，在其它国家的农民群体中，都同样存在，只不过中国农民表现得更加集中。 而在多个农业发达国家，通过成功的探索，找到了很好的解决思路，对中国未来的农业经济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而这个思路就是以农民收入提升为根本目的，对农业产业链进行重组，将农民组织起来，形成自主生存、联合发展的“农业合作社”组织方式。 归根结底，就是通过“农业合作社”，给农民以足够的自主空间，让农民们决定自己的发展。
“农业合作社”的优势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1、 确保农产品质量与安全； 2、 保持农产品价格相对稳定；3、拓展农民的经济生存空间； 4、提升农民的社会地位，提高农民能力与素质；5、让国家资本的支持获得合理的效果；6、优化与商业资本的分工合作，实现更高的农业产业链经济价值。 而“农业合作社”实现优势的途径主要是： 自发组织起来，将“小农经济”转化“规模经济”，通过“消灭中间商”，实现农业生产与市场的对接，减少农产品中间过程的浪费，树立和增强农产品的地区品牌。 那么，说了这么多，关键点是什么呢？ 关键点和起点在于“消灭中间商”。
什么是“消灭中间商”？ 打个比方，很多个人在买电脑的时候，经常会去电子市场，“望”不同品牌电脑的款式和配置，“闻”销售员的推荐，“问”各个品牌电脑的优缺点，然后根据自己的不同需求，“切”入自己的腰包，掏出钱来购买。 这样购买电脑有一个最大的好处，通过自己的“购买体验”，选择自己相对满意的产品。 问题在于，它还有一个缺点，就是成本太高。 我们去电子商城、一家一家询价，听销售员进行推荐，这些都是钱。 其中，电子商城要收钱，各个门面的经销商要收钱，销售员要提成。而“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费用最终都要落到我们消费者身上。 这样下来，一台电脑最少要多出15%。 如果电脑是5000元，我们多增加的成本就是750元以上，这是个相当大的成本开支了。 换句话说，这就是“中间商”的成本。 问题在于，在价格战非常激烈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些成本支出，经常也无法让“中间商”赚钱。 而如果有的“中间商”想赚更多，或者迫于竞争压力必须赚更多的时候，他们就会“转变思路”，通过坑蒙消费者赚钱，从“中间商”变成“奸商”。 那么，消费者就会付出巨大的代价，花很高的价钱，买劣质货，经历一次惨痛的“消费体验”，而且为以后的电脑使用带来很大麻烦。 比如说，北京中关村的电子市场，就是因为一些“奸商”对市场的扰乱，导致很多消费者的投诉。 在网络发达的时代，这些消费者的反映促使更多的人产生防范心理，中关村电子市场的品牌受到很大的影响。
由于“中间商”的成本太高，于是新的商业模式诞生了：“消灭中间商”的直销模式。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传销”不是直销模式。 “传销”说自己是直销，希望通过偷换概念，希望把自己包装成为直销。 但实际上，传销是直销的反面。 我们知道，一些传销产品卖得价格贵的离谱，一个“超浓缩洗洁精”可以卖几十元。 在欧美发达国家呆过的人都知道，这种所谓的“超浓缩”在国外就是正常的产品，因为国外的洗洁精都是那么浓。 而且，国外的洗洁精价格也非常便宜。 那么，为什么传销的洗洁精价格就那么贵？ 就是因为，传销是由无数层级的“中间商”组成的。 从商业模式的意义来说，什么“钻石”、“皇冠”，还有最底层的推销员，都是不同层级的“中间商”。 每个层级都要获得收入，要实现自己的“成功梦”，也就是发财梦。 这些人的费用和收入，最终都要变成产品的成本，需要被消化掉。问题在于，厂家不会出这个钱，而所有的成本都要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那么，当无数的传销人员都把自己“伟大的梦想”维系在小小的洗洁精身上的时候，这些洗洁精就成了“天价洗洁精“。 当然，广大消费者也不是傻瓜，大家最简单的选择是，不购买。 最后，用广东话来说，直销网络只能“自己食自己”，人们越变越穷。 有句话说，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但是，归根结底，信心需要黄金的支持。 而在传销中，信心已经完全失去了黄金的基础，于是在“发财梦”的引导下，出现了无数倾家荡产的人们。 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说，这些人倾家荡产的原因在于，他们投资在降低社会经济效率的领域，所以他们的投资不被社会认可，他们的投资越大，他们的结局也就悲惨。
而直销的意思就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达成交易，消灭中间环节。 这样做的好处是，没有“中间商”的成本，消费者的购买价格可以更低廉，生产者的产品也可以更好卖。 而且，生产者可以直接了解客户的需求，根据客户的需求生产产品，进一步降低库存和不必要的消耗成本。 省下来的就是赚出来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可以共享因为效率提高而带来的福利。 那么，在个人电脑行业，戴尔就创造了“消灭中间商”的直销模式。 1983年，迈克尔 戴尔进入德州大学学习生物学。他发现，一方面本地的一些计算机批发商接手的PC机无法及时出售，而另一方面用户又无法得到他们所希望配置的计算机。于是将积压的PC机以批发价买回，再增加一些特性，如更多的内存和磁盘驱动器等。然后，戴尔用直销方式推出，也就是开着自己的车去送货，取得成功。 戴尔电脑从汽车后座上开始诞生。 1984年5月，迈克尔 戴尔以1000美圆资本创建戴尔电脑公司。选择了面向最终用户的“直销”方式，发起“全球联网24小时热线响应，翌日维修”的市场服务战略。同时创立了“戴尔品牌”计算机，第一个月营业额高达18万美圆。
经过20年的努力，戴尔电脑从1000美元起家的个人作坊，发展为年营业额达410多亿美元的全球性大企业。 戴尔电脑公司创始人迈克尔 戴尔在谈到戴尔成功的秘诀时说：“我们取胜主要是因为我们拥有一个更好的商业模式。” 这个模式，就是戴尔通过消灭中间商，直接与消费者达成交易的电脑直销模式。 依靠这种模式，戴尔持续增强以市场为主导的生产系统，实施高效率的生产流程和科学化成本控制管理。 具体来说，戴尔公司在客户付钱之后，根据顾客的订单装配产品，然后直接将产品寄送到顾客手中。 那么，通过消灭“中间商”，戴尔节省了成本，降低了产品价格。 而且，戴尔根据顾客通过网站和电话下的订单来组装产品，这使顾客有充分的自由来选择自己喜欢的产品配置。公司则根据订单订购配件，无需囤积大量配件，很大程度上等于是拿着客户的钱，为客户进行生产，这样不仅节约了成本，降低了库存积压的损耗，也保持了健康稳定的现金流。 而且，戴尔通过直销与顾客建立了直接联系，不仅节省了产品通过中间环节销售所浪费的时间和成本，还可以更直接、更好地了解顾客的需求，并培养一个稳定的顾客群体。
当然，需要明确的是，戴尔生产的产品，是技术已经成熟的标准化产品，或者说低科技产品。 这种产品谁都能生产，因此成本成为关键性因素。 那么，戴尔通过适当的标准化技术投资和应用研发，以及大量的直销销售，实现成本低廉、价格适中、利润稳定、质量可靠的戴尔与消费者“双赢”的模式。 而且，那么，围绕“订单模式”，戴尔通过建立一个超高效的供应链和生产流程管理，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 戴尔的生产和销售流程，以其精确的管理、从订单到客户服务的系统流水线，实现整体业务的高效率，有效地将成本控制在最低水平。 在业务流水线的系统中，戴尔的手段是力求精简，以持续提高效率。比如说，公司把电话销售流程分解成简单的8个步骤，其自动生产线全天候运转，配件从生产线的一端送进来，不到两小时就变成成品从另一端出去，然后直接运往客户服务中心，客户服务中心再寄给用户。 从个人电脑生产的特点来说，它属于高科技行业的低科技部分，成本是竞争的关键。 那么，戴尔就通过流程方面的高技术化，确立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基础。 比如说，戴尔在简化流程方面拥有550项专利，这些专利也有效阻隔了其它竞争对手对于戴尔模式的仿制，保障了大规模、低成本运营。
那么，农产品能够像戴尔这样操作吗？ 既是也不是，可以采取戴尔的思路，不过需要根据农产品生产的特点进行调整。 从产品销售性质来说，农产品和个人电脑一样，都属于“低科技”产品，而且农产品价格的意义更加显著，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对于人们来说，多花几百元装台个人电脑并不是太大问题，但是西红柿一斤涨5毛钱，就变成了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因为，个人电脑是一次性消费，可以用4-5年，而西红柿是日常消费，人们经常要买西红柿。 日积月累下来，一斤西红柿多花5毛钱，不论在心理上还是在经济上，对于不是很富裕的家庭，都是沉重的负担。 所以，不论对于农民来说，还是对于消费者，“消灭中间商”是在农业上更加迫切的需求。 但是，在产品生产性质上，农产品却不适合使用戴尔模式。 因为，个人电脑是集中生产，一个流水线生产的电脑，可以供应无数用户。 但是，农产品生产却是分散式的。 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农业模式是世界农业中的典范，它们的大农场技术先进、投入产出效率高、农民经济回报好，不过它们并不是世界农业生产的普遍特点。 美国和澳大利亚农业并不适合于世界大多数国家，大多数国家的农业仍然以“小农经济”为主，因为国家经济、地容地貌等条件的不同，小规模的农业生产仍然是世界各国的主题方式。那么，如何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实现农业规模化生产和运作，就是“农业合作社”要解决的问题。
前面说过，农民具有明显的自私短视愚昧等特点。 在这里需要澄清的是，这些特点是“小农”们的主要特点，也就是在奴隶制和封建制的经济环境下，农民作为一种身份的主要特点；而不是在现代社会中，农民作为一种职业的特点。 那么，为什么中国农民普遍具有这种特点呢？ 原因就是在中国，农民还是一种“小农”的身份，被鄙视的卑微身份，而不是一种与其它职业平等的职业。 那么，如何让中国的农民从奴隶和封建社会意义上的“小农”，变成现代社会中的职业农民？ 就是遵循现代的市场经济原则，确立保护农民利益的系统机制，引导农民们向现代农民升级。 多说一点，在西方，制度经济学作为“非经典、非主流”经济学，经过持续的发展与进化，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领域中非常热门的领域。制度经济学是把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它研究制度对于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制度的演变。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背景是一些“经典”经济学陷入了视野过于狭窄的困境。 比如说，“经典”经济学在一些拉美或者非洲国家的应用不仅没有解决国家经济的问题，反而给了利益阶层“经典”的借口，导致贫富悬殊增大，社会陷入动荡，最终导致社会经济的崩溃。 那么，问题的原因并非是经济学本身的问题，而是经济学的适用范围问题。 那么，制度经济学通过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技术、自然资源等各方面状况的检验分析，总结该国的制度基础和特点，思考经济学原则的适用性问题，然后采取适用的方法解决相应的问题。 而“博弈论”就是反应制度经济学思考的一个重要思维方式。 那么，不论是制度经济学，还是更加具体的博弈论，思考的是“谁贡献，谁受益”的问题，尽可能预防“火中取栗”的故事里，小猫受累、猴子获利的问题。 也防止“炮灰文化”中，一些人在不知不觉之中就被人设计成为“炮灰”，即使侥幸能够生存下来的，也被人“弃之若履”，或者是“狐兔死，走狗烹”。 那么，对于农民来说，通过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机制，在一定保护政策的基础上，实现“农民贡献、农民受益”的农产品与食品市场运作机制，是使农民快速从“小农”向现代职业农民转化的有效途径。
首先说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市场化，市场化如何能够促使农民从“小农”向职业农民升级转化？ 需要明确的时候，市场化不是建一个农贸市场，然后让农民在农贸市场里交易。 甚至可以说，建农贸市场，尤其是农贸批发市场，反而是“反市场化”的结果。 现在，城管已经成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 据江湖传言，三千城管可以消灭百万美军。 当然，所有传言都不是“空穴来风”，应该都是网友们亲眼目睹其威力后，进行的稍作艺术化加工的总结。 当然，我也亲眼见过城管的力量。 每当城管出动的时候，就会发现街边推着三轮车的小商小贩“夺路而逃”，可以用鸡飞狗跳来形容。 当然，大家都知道推着三轮车的小商小贩都是“奸商”。 这些从农村出来，到大城市讨生活的小贩们，用的是小农+小商贩式的狡猾，来卖东西。 比如说，他们卖东西的时候，用非常吸引人的低价来叫喊，然后用“缺斤短两”来让实际价格升起来。 最后，人们买的价格，不一定很便宜，所以很多人都“上当”了。 这时候，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虽然人们屡屡“上当”，但是越来越多的人们甘愿“上当”，因此小商小贩的生意还是很不错。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大城市里推三轮车的小商小贩越来越多，形成了相当的规模。 在我现在居住的居民区的一个主要十字路口，2009年夏天的时候，推三轮车卖水果的小商小贩多达二三十个，后来甚至开始卖蔬菜，景象颇为壮观。
那么，为什么人们甘愿“上当”呢？ 一天晚上快到十点了，我从健身房出来，路过十字路口，听到小贩叫卖小西红柿，价格极其便宜。 于是，我就买了不少回家，跟我母亲说我捡了个便宜。 第三天，天色还没有黑，我又见到她，她已经换了品种，我就上去问她，她为什么不卖小西红柿了。 她说，卖小西红柿赔了，进的货两天卖完，总共才赚了5块钱。说话的时候，她的脸上极其黯淡。 从她的脸型来看，也属于那种比较不错（pretty）的类型。 但是，长期的风吹日晒，让她的皮肤非常黑，而是不是很好。 从她的体型判断，她应当是在小的时候，没有很好的营养，所以身材比较瘦小。 如果她能够在城市中出生和受到教育，可能会成为一个挺漂亮的女士，表面年龄最少要年轻十岁，甚至更多。 但是，农村出生和成长，让她从小就“输在起跑线”上。 后来，我就经常买她的东西，有时候碰到她，就是不买她的东西，也跟她打个招呼。 从此，我母亲不用买水果了，因为我买的水果已经超出我们能够消费掉的范围。 我经常用水果替代晚饭，而且我母亲时常还把水果给她的同学。 就这样，我和这个女商贩很快就相互熟识了。 熟识之后，她的农民本质开始显露出来。
我买她的水果的时候，她总是尽量往我的袋子里多塞。 我说，给我再多也没有用，我也吃不了，该多少就多少，她做生意就应该有合理的利润，否则她亏本了对大家都不好。 她跟我说，不会亏本，还有的赚。 后来，她跟我说起他们小商贩的状况。 他们小商贩进货的价格不低，卖出的价格不高，如果按照实际重量卖，根本就赚不了钱。 所以，他们的秤都是调过的，经常是8两秤，有的甚至是6两秤（秤显示1斤，实际上只有6两）。 既然我是她的水果的长期消费者，她就给我实秤，不能让我吃亏。 后来，我认识了她的丈夫，也是推三轮车，跟城管打游击的小贩。 再后来，我母亲说菜市场的水果摊买不到苹果了，我就委托他们帮着买。 买到后，也不用看秤，凭良心，他们说多少就是多少。然后，我也要让他们赚到钱，别瞎忙活，他们还不多要，说已经有利润了。 回到家里，我母亲说，分量应该不少，她以前在菜市场买也是差不多。 再后来，他们的老乡们也开始认识我，我一次买西瓜的时候，他们夫妇没有进西瓜，就带我到他们老乡那里，跟他们的老乡说不能多要我钱。 后来，我见到他们的儿子，很可爱，就带他去吃麦当劳。 结果发现，麦当劳的收银员都认识他。 后来才知道，有不少他们的客户都带他儿子去吃过麦当劳。 他们夫妇是河南人。 再后来，我搬家之后，很少路过十字路口了，就很少见他们了。 再后来，在城管的严厉打压下，他们消失了。
当社会道德开始败坏的时候，很多人说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过程。 这些人的理由是，市场化会导致“自私自利”，结果就是人们只考虑自己，不顾他人，最后导致道德败坏。而农民就是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从淳朴变得邪恶，通过有毒的农产品坑害人们而赚钱。 而在中国市场化的过程中，必然要经历这个道德败坏的阶段。 等大家都开始富裕了，社会道德也就自然好起来了。 在我看来，这是极其荒谬的论断。 因为，不论从理论上，还是我个人的亲身经历，都在说明不是市场化或者市场经济导致道德败坏，而是伪“市场经济”导致道德败坏。 我遇到的这对小商贩夫妇，他们是河南人，他们是农民，他们还是人们概念里的“奸商”。 我不是傻瓜，而且我是知识和经验极其丰富的消费者，可以说是精明的消费者。 但是，为什么我会在长达半年的时间内，持续买他们的水果？ 因为，市场化的经济关系让这对夫妇回归到非常淳朴的状态。
如果我们设身处地，从这对河南夫妇的角度出发进行思考，那么很多问题就很清楚了。 他们夫妇带着学龄前的儿子来到北京，把两个上学的女儿搁在家里，为什么? 肯定是多赚点钱。 来了北京，没有合适他们做的工作，他们只有做推着三轮车的小商贩来赚钱糊口。 小本经营的小贩生存起来是很艰难的，因为他们不知道市场需要什么，如果进错了货，他们就要没有收入，或者赔本。 就像他们进小西红柿一样，辛苦了两天，赚了5元钱，就等于两天时间全都赔进去了。这两天，他们的各种生活费用、他们的辛苦、他们的青春、他们的感情因为在经济上“一无所获”而过度损耗。 这时候，谁会关心他们？ 所以，那位女商贩的脸上一脸黯淡。 因为，他们这几天收获的希望完全破灭了。 不仅如此，他们还要面对城管。 就我认识他们的那段时间里，他们被没收过5辆三轮车，还有车上的水果。 我估算了一下，光5辆三轮车就价值1000-1500元，还不要说水果。 而且，城管随时出现，让他们精神极为紧张，这也是人生的消耗。 那么，他们作为缺斤短两的“奸商”赚钱，其实也只是用来弥补过于低价带来的损失，以获得合理的利润。
这时候，我出现了，成了他们的客户。 我的意义有两点： 首先、 我成了他们的“长期化”客户：虽然他们做的是朝不保夕、被城管到处撵来撵去的小商贩。 他们卖东西也是卖一单算一单，赚多少是多少。 他们做的生意是抽象的生意，目的是单纯地赚钱。不过，我从开始就做出“长期化客户”的姿态，经常从他们那里买东西，而且只从他们那里买东西。 这时候，他们抽象的生意就变成了具体的生意，而且他们更多考虑的是“我”，而不是我“买”他们的东西。 而且，我明确表示，他们也是在做生意，需要有合理的利润。 那么，他们自然对于我这个“长期化”客户，也进行长期化思考。 他们每次交易少赚点，但是“细水长流”，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他们利润可以相对透明，不需要通过缺斤短两的方式，而是通过合理的价格区间，获得合理的利润。 不论是客户“长期化”，还是利润“透明化”，他们都有了合理的利润保障，所以他们可以安心地、诚实地做生意。 那么，他们作为“小农”的优点就反应出来了，他们的野心不大，不贪婪，对利润目标适可而止。 另外，他们对于我这个“长期化”客户非常重视，甚至有点诚惶诚恐。 并不是我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利润，而是因为他们希望建立长期化的关系，保持长期化的利润。 这时候，他们对我的重视程度要远远超越对每一笔交易的重视程度。 每次我多给他们一两元钱，明确希望他们有相对合理的利润时，他们都很坚决地推辞，但是能看得出他们很感动。 现在回想起来，这不值得一体的一两元钱，发挥了他们的最大效用。
另外，我理解他们，成了他们的朋友。 当他们以最卑微的身份在城市的边缘求生存，而且时刻需要躲避城管的时候，他们感受到的是孤独与无助。 对于他们来说，城市人是高傲的，并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而当我和他们站在同一立场，表达出对城管的反感的时候，对他们来说，他们感觉到自己找到了自己在城市中存在的意义。那位女商贩对我说了不少他们的城管遭遇，感觉到自己有了倾诉对象。 这种理解带来的是快乐，每次我看到她的时候，她经常是在表情麻木地等人光顾，或者跟人说东西的价格。 而当我上去跟她打招呼，或者她看到我的时候，脸上立刻变成了很开心的笑。 从她的开心的笑中，我就会知道，她不会有心机，不会想着多赚我一两元钱，而是希望我买她的好水果，她也会很开心。 我抱着她儿子过马路，带他去吃麦当劳的时候，看到她同样的开心。 有好几次，我看到她卖水果，准备买的时候，她直接就阻拦了我，说水果不好吃，等下次进了好水果再卖给我。 对他们来说，一看我就像城市里的文化人，所以他们很高兴和我做朋友；而对我来说，人人生而平等，况且我们都是“暂住”在北京的“外地人”。 而且，他们让我买到了比较便宜，而且质量也比较好的水果。 可惜，城管最终让他们消失了。
在市场经济中，“我”并不是特例，而只是众多消费者中的一分子。 这些城市小商贩的出现和繁荣，是因为消费者对他们有需求。 我也分析过这些消费者，他们为什么在路边买水果。 难道他们不知道小商贩们“缺斤短两”吗？ 相信很多人都能够感觉到自己手里的水果分量不足。 但是，我基本上没有看到过他们跟这些小商贩计较的。为什么呢？ 因为小商贩们的辛苦大家都看得到，而且在他们最方便的地方卖东西，让他们不用专门跑去菜市场或者超市，省了他们的时间和精力。 而且，小商贩的价格显然便宜得多，即使“缺斤短两”之后，价格还是相对便宜。 所以，人们对他们的需求越来越大，也就催生了越来越多的小商贩。 另外，城管对他们的驱赶和压制，应该也对人们的情绪有所影响。 我本人持续买这对小商贩的水果，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城管打压而开始的。 我虽然没有力量去阻止城管，但是我有力量支持小商贩，就是用我很少的钱去换他们三轮车上的水果。我相信，还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出于同样的心理，做着同样的事情。 另外，有不少人带着这对夫妇的孩子去吃麦当劳，也说明还有不少其他人，也是从“长期化”客户的立场，买他们的水果，然后关心他们的孩子。 而这种感情的投资，也让这对小商贩夫妇更加诚实，因此“长期化”消费者和小商贩的相互关系也更加融洽。 从这点来说，真正的市场经济是能够促进人们诚实做事，让买卖双方关系更加融洽的经济。
实际上，中国农民是个非常老实、非常勤劳的群体。 从整体上来说，他们对城市人很羡慕，更是对有文化、官员和有钱人充满了尊敬，甚至崇拜。 而且， 他们没有那么多心机，所以跟他们本人接触的时候，如果对他们态度好点，他们会把自己最好的东西贡献出来。 相处的时间多了，那个女商贩总是想对我表示他们的善意。 有时候，我仅仅是路过她的三轮车的时候，她也可能拿几个水果要塞给我。 这时候，她不是商人，不是在做生意，而是像一个农村的家庭妇女，要招待朋友。 还有一次，我的同学告诉我他2009年暑假去旅游的时候，碰到的事情。 据我的一个朋友说，我的这个同学一看就像官员；而跟他一起去旅游的是我的另外一个同学，有自己的企业。 他们开着一辆比较高档的越野车，去山西一个还没有完全开发的历史古迹，并且在附近吃饭。 他们去了一个老乡家，老乡让孩子把家里养的两只鸡杀了炖了，然后又弄了好几个菜，都是真正的绿色有机食品。 吃完后，总共才问他们要了80多元。 他说起了一个细节：本来他们想要一小瓶可乐，但是老乡家里没有，只有大瓶的。 他们说就不要了。 但是，后来老乡想了想，跟他们说，还是要一瓶吧，他就不问他们要钱了。 他们喝不了剩下的，老乡可以给自己的孩子喝。 因为老乡的孩子想喝可乐很久了，但是他一直也没有让他们喝。 这次正好我的两个同学喝剩下，孩子们也就可以喝了，一举两得。 这件事让他的非常感慨，中国的农民淳朴得让他难以接受。
从“董存瑞为什么舍身炸碉堡”的外传故事开始，“千万不能相信河南人”的概念很快就流行开了。 我个人有时候也拿这个故事当笑话，跟别人说一说。 当然，我只是当笑话，但是很多人是当真的。 我在郑州呆过一年，对于我认识的河南人整体印象都不错。 而且，我遇到的小商贩夫妇也是河南人，我也觉得他们很不错。 我还认识其他河南人，也没有人们说的那么样。 但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河南骗子多，河南人不可信呢？ 如果说，河南人不可信，那么河北有毒韭菜，海南有毒豇豆，另外还有很多有毒的农产品在市场上销售，还有很多假冒伪劣、坑蒙拐骗，那么中国还有哪个地方的人可以相信呢？ 如果所有地方的人都不可信，那么我们作为社会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意思？ 所以，首先要明确，虽然河南造假贩假比较猖狂，或者全国的有毒农产品问题都比较严重，但是这不是某个地区的人的问题，而是一些人的行为。 那么，为什么一些人会这么做呢？ 关键还是利益机制使然。 那么，什么是利益机制？ 就是经济制度。 或者说，农产品安全问题不仅仅是国家资本的投资严重不足，更是农业经济制度严重扭曲的结果。
在农产品市场，最有效的市场机制可以定义为“长期消费者”机制。 这个机制可以总结为，让农民直接面对长期消费者，确立严格的产品标准，同时给农民留出合理的利润空间。 比如说，在前面乳业分析中提到的，美国牛奶牧场与市场的衔接。 美国的奶农负责把奶制品送到超市，而超市收取少量的费用，再分销出去。 通过最简易的包装、最短的运输距离、最低成本和快捷的分销方式，将牛奶从牛奶牧场送到消费者手中，然后再从消费者获得销售收入，并且从国家获得资金补贴。 非常简单清晰的产品生产和销售过程，除了超市的低成本分销方式之外，没有额外的“中间商”从中“揩油”。 在这种简单清晰的牛奶产业链中，美国奶农要为他们生产的牛奶质量负全责，直接对消费者负责。 因此，他们需要严格执行美国的牛奶质量标准，包括抗生素质量标准，不能随意给奶牛打抗生素。 另外，他们还要执行严格的防病防疫标准，遇到严重疫情必须迅速报告食品监督局。 在疯牛病从欧洲蔓延，搞得人心惶惶的时候，美国也发现了疯牛病。 但是，因为采取隔离措施得当，而且美国牧场主迅速执行美国的新饲养标准，因此再也没有发现过疯牛病病例。 那么，对于发生相关损失的农民，保险公司和国家会给予相应的赔偿，让农民能够很快“恢复元气”。 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奶农有足够的动力，严格遵守国家标准，然后获得自己的合理收入。 当然，如果经过食品监督局的随机抽查发现，某个农场主生产的牛奶抗生素超标，而且调查发现是农场主故意添加的抗生素，那么这个农场主不仅要面临严厉的罚款和刑罚，而且他们全家在当地也要受谴责，在乳业行业也无法立足。 人活脸，树活皮，没有了尊严的人受到严重鄙视，被认为是losers。 所以，可以认为，美国农民是很有责任心的。 当然，责任心是他们的生存根本，没有了责任心，如果食品安全出了问题，他们轻则倾家荡产，重则有牢狱之灾。 所以，真正市场经济的结果必然是社会诚信有保障。
另外，我在前面用了大量文字，其实是试图证明一点：在微观市场层面，如果中国的农民与自己农产品的消费者建立起长期的供求关系，那么他们也会负起责任来，认真地提供质量合格、价格合理的农产品。 而宣扬农民素质低，因此需要“大力监管”的人，如果不是无脑，就是别有用心。 什么是别有用心? 就是通过宣扬农民愚昧落后，素质低下，因此剥夺农民本来应该拥有的权益，然后通过盘剥农民而获得自己的好处。 这样的结果是，农民进一步失去生存空间，然后更显得愚昧落后，并更加严重地被压榨。 所以，从微观层面，明确不是因为市场经济，而是因为伪市场经济，导致农民“唯利是图”，是树立新的农业组织方式的前提。 而且，当微观经济汇集成宏观经济，同样也可以证明，农民如果能够获得市场化的生存环境，同样会对自己的产品负起责任来。 而中国对日本的农产品出口，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在农产品出口过程中，中国的广大农民虽然没有国家的补贴，但是他们本身愿意通过自身的努力，持续提升产品质量，保证产品质量标准，所以仍然通过种植出口蔬菜，获得合理的收入。尤其是在日本对从中国进口的农产品实施“肯定列表制度”之后，各种检验标准严格到非常苛刻的程度，导致中国农产品对日出口明显减少。 但是，仍然有大量的农产品符合“肯定列表”实施之后的标准，因此中国对日本的农产品出口还在继续。 为什么在这么苛刻的条件下，大量中国农产品仍然出口日本？ 因为，日本整个国家就像一个“长期大客户”，只要农民们按照严格的质量规范种植，并且提供合格的农产品，农民们就能够获得较高的收入。 而且，“肯定列表”的追溯机制在原则上可以明确到个人的种植。 因此，没有农民愿意成为“害群之马”，让整个中国农产品的信誉因为自己的问题而受损。 所以，虽然大量的农民在苛刻的质量标准要求下，大量种植着出口农产品，但是新的食品安全问题发生情况很少，说明绝大多数农民都是非常认真负责的。
同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频频曝光有毒农产品事件。 在日本，一个“毒饺子”就引发轩然大波，导致中国食品形象严重受损，使中国农民和食品加工企业更加慎重，防止出现新的食品安全事件。 但是在中国，一个消费者如果吃了什么东西导致食物中毒，往往就会被忽略不计。 如果是很多人同时吃了某个东西，导致慢性中毒，也可以忽略不计。 只有很多人同时吃了某个东西，导致急性中毒，才有可能引起注意（当然也有可能不引起注意）。 或者说，食品安全检验机制在哪里，大家都不知道。 同时，比如说大量蔬菜进入了北京，到了新发地、岳各庄这些大型批发市场，然后再通过这些大型批发市场分批到各个菜市场或者超市。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蔬菜的来源就会混乱不清了。 如果发生有毒蔬菜问题，人们可能都找不到这些蔬菜是从哪里来的。 而从农民的角度来说，他们只需要把蔬菜种出来，然后卖出去。 而收购他们蔬菜的人，关心的主要是表面的成色和产品的重量，对于农产品的内在品质并不关心。 而且，有的相关部门发现某种蔬菜有毒时，不是及时进行公示，并且追查问题的源头，反而习惯性地隐瞒问题。 就像最近发生的毒豇豆事件，海南相关部门认为武汉部门“不够意思”。 因为武汉的相关部门没有“潜规则”，而是通过“曝光”的方式进行处理，引发了海南相关部门的不满。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被曝光的问题蔬菜与没有曝光的相比，可能连“冰山之角”都谈不上，而是“凤毛麟角”。 所以，农民们为了提高蔬菜的色相，提高蔬菜的产量，大量用高毒农药“浇根”，用其它有毒有害方式让蔬菜变得“好看”，就很容易理解了。
而中国农产品安全的问题就变成“博弈论”中，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柠檬车”理论的典型案例。 乔治.阿克洛夫1970年发表了名为《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性与市场机制》的文章。 他的分析表明：在二手车买卖中，卖主对这辆车的性能一清二楚，比如它的行程，它的经历，它的一切；同时，买方却只能从这辆车的外形来作各种揣测，或者是从试车的那一刻的感觉来推断。于是，问题就出现了，由于这宗买卖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也就是说，买卖双方对车的认知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买方无法确定这辆二手车的质量，所以想让买方付款高价买二手车，比让他们用低价买二手车困难得多。 但在二手车市场上，因为好车车主只愿意以较高价成交，而次车车主却愿意以较低价出手。买主知道有一定的概率会买到次车，因此愿意出的价格就要打折扣。如果市场上的次车比例大到一定程度，这种折扣就足够大，使得好车卖方不再愿意把车投入市场。 随着市场上高质量旧车的退出，市场上旧车的平均质量就会下降，导致买主愿意支付的购买价格也随之下降，结果，又导致质量较高的旧车卖主被迫将车辆退出市场。如此循环，在一个质量分布不均匀的市场中，质量最差的旧车将在质量最好的旧车淘汰出市场后，还会依次把质量较好，质量中等和质量较差的旧车依次淘汰。 质量低劣的车在美国被叫做“柠檬”，所以到最后，市场充斥着“柠檬车”。 也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意思。 那么，大家都不去买“柠檬车”了，于是市场失去了买主，也就导致二手车市场无法存在。
现在，中国的食品安全正在陷入“柠檬车市场”的局面。 问题不仅仅发生在蔬菜市场中，或者说蔬菜市场可能还不是一个问题最严重的市场，因为人们不知道哪个食品环节问题更大。 乳业市场在“一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的口号下，获得了飞速发展。 但是，三聚氰胺事件爆发后，陷入恐慌的人们立刻停止摄入牛奶，改喝豆浆。 当然，还是有很多勇敢的人们在喝牛奶。所以，乳业出现快速复苏的“喜人”局面，很快“新三聚氰胺”事件爆发，让人们的心情又经历了一次“过山车”。 问题是，对于喝豆浆的人来说，突然听说自己买的黄豆可能是转基因的，而转基因可能对人的生殖系统造成不可逆转的危害，于是人们就不知道该喝什么了。 另外，了解生猪饲养行业的人们，也不敢吃猪肉了，因为里面问题太多。 而且，越来越多的人也不敢买熟肉了，谁知道熟肉是拿什么样的肉做出来的呢？ 还有，人们不敢在外面吃炒菜，因为不知道是不是吃的“地沟油”；不敢在外面吃包子，因为不知道包子里面包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不敢在外面吃麻辣火锅了，因为不知道水里有什么。 于是，特供菜“浮出水面”，于是富豪们自己买山，专门用来吃饭。 因为已经不知道外面什么还能吃。
当大家遇到农产品安全问题的时候，经常会指责农民，认为农民失去道德底线，赚“黑心钱”。 但是，人们需要了解农民的处境，并且需要认真地反思，如果他们自己都快吃不上饭的时候，还会关心其他人能不能吃好吗？ 一份洋泉大学生社会调查小组在2003年8月1日的《农民生活状况调查总结报告》中，对农民生活状况是这样分析的：“常宁市是农业市，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数的绝对优势（87.91%，1990年统计）。水稻种植是农业生产的重头戏，1990年，全市耕地面积593425亩，其中水稻种植为455136亩，占76.7%。直到现在，水稻种植仍是农民维持生计和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但是，水稻种植的收入是难以令人满意的。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农民人均耕地面积为0.61亩，亩产量是平均706斤/季，每年以两季计算，亩产量1412斤，以当前谷价0.5元/斤计算，人均水稻种植收入430.7元。种植成本（包括种子，农药，化肥等）平均每亩143元，人均每年87.2元，人均水稻种植收入343.5元。再减去人均年税（农业税，特产税）费（“一事一议”费）98元，人均纯收入为245.5元。也就是说，一人辛苦劳累耕作一年所获才不到250元，还比不上一个普通工人半个月的工资，甚至比一些城市，如北京、上海的每月最低生活保障费都要低。
这一计算结果，是根据种植两季稻的假设得出的。而事实上，平均家庭田地总亩数为2.61亩，种一季的田地为1.98亩，占总田地的75.9%，种一季的田地比例远大于种两季的田地比例。这样一来，人均种植水稻纯收入又得大幅度的下调。农民收入太低，为了弥补收入的不足，维持生活及正常的支出，农民不得不离开土地，到经济发达的城市当民工。当前，中国流动人口已达到一亿多，进城打工的农民是其主要组成部分。农村收入太低是形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民工经济的发展给农民家庭开辟了家庭收入的新渠道，而一般情况下，通过新渠道流入农民家庭的钱财比农业种植这一传统渠道更多，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家庭收入不足的问题。但却给农业发展带来了致命性的打击：劳动力缺乏。现在农村，一般春节一过，青壮年都相继奔赴城市，只留下老人和小孩在家。身体素质的缺陷让留守者无法搞好农业生产。前些年，种一季还属于罕见现象，而现在种一季的田地占到总田地的3/4——这便是大量农民流向城市带来的后果。这样下去，农业生产衰退将在所难免。”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解决农产品安全问题? 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说，有两个方法：一是信息公开化：树立明确的农产品质量标准，而且能够找到种植的源头；二是博弈长期化：首先是让农民种植农产品有利可图，然后是只要遵章守纪就可以获得持续的收入来源，如果故意破坏规则就要严厉惩罚。 再拿日本农产品进口的“肯定列表制度”说事。“肯定列表”本身就是信息公开化的措施，通过菜农对各种信息的披露，让日本消费者吃的放心，而且如果出了问题，就要找到“凶杀”。 其次，对于破坏“肯定列表”的行为，实施严厉的惩罚措施。 比如说，通过在日本国内大造声势，对整个从中国进口的农产品质量表示严重的质疑。 这对于中国的有关单位和农民来说，就是一件大事。 因为，中国的相关单位和农民如果不采取进行严厉的规范措施和自律措施，那么一个巨大的收入来源就会失去。
在中国实施信息公开化和博弈长期化，建设有效的食品安全系统，关键在于，建立“农业合作社”，通过消灭中间商，让农民直接对终端销售的农产品的质量负责。 在德国， 莱夫艾森（Friedrich Wilhelm Raiffeisen）1864年创立第一个合作社。 现在，德国的农业合作社遍布德国农村地区，成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组织载体。 合作社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和销售的组织化和产业化程度，有利于推进农业结构调整，而且在促进德国农村和地区发展，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等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而且，农业合作社在美国、日本、法国、韩国、新西兰等等世界主要的农业发达国家或者提升迅速的国家得到推广，说明了这个组织形式的明显优势和对于不同社会环境的适应性。 农业合作社能够获得如此广泛的推广，起因是莱夫艾森创立合作社的基本理念：通过农民们自愿合作社，实现联合经营，推动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 也就是说，根本的目标在于增加农民收入。 而农民们自然愿意为了这样的目标而组织起来，共同努力。 合作社多种途径，帮助农民们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和应对风险的能力，确保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2007年开始，农业合作社在中国又一次“火”了起来，这些农业合作社的建立，对中国农业（尤其是高价值的经济作物部分）产生了明显的促进作用。 但是，当中国的农业合作社建立起来的时候，就发现中国农业的系统性组织管理问题。
在各国，农业合作社的组织和功能大同小异。 农业合作社实施社员平等，一人一票制是合作社的基本制度，近年来虽然有所松动，但是平等的基本原则没有改变。 以德国为例，农业合作社完全是农民的“自助组织”，组织原则是“共同参与、共同建设、自我管理、共同负责”，通过发挥规模优势，协调解决个人难以解决的农业问题。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自愿”和“自主”，农民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参加合作社，而且合作社的种类很多，农民愿意参加哪个就参加哪个。 农民觉得这个合作社好，就可以加入，如果觉得不好就可以退出，加入其它的合作社，或者自己组织合作社。 而且，很多合作社是以专业组织的方式建立的，一个农民因为自己种植的品种多样化或者自身需求多样化，可以参与不同的合作社。 在合作社里，社员以资产入股，而经营业绩直接关系到每个社员的切身利益。 合作社对内提供服务，对外经营牟利，并且通过社会活动，有效维护成员的利益。 合作社实行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经营运作，建立完善的生产、运输、销售、农产品加工、相关物流服务，金融和信息服务等整体农业产业链系统，实现“肥水不留外人田”的收益目标。 而且，通过对政策的影响，争取最大化的农业补贴和其它支持政策，让每个农民充分享受到农业生产带来的每一分收益。 而且，德国政/府鼓励农民走联合发展之路，并为农业合作社提供财政资金支持，并提供相关的公共服务。 因为农业合作社好处很多，所以农民具有很高端积极性，自发组织或加入合作社。 不过，因为平等、自愿和自主，西方发达国家的合作社跟中国的大多数“合作社”就有了本质的不同。
各国农业合作社组织形式各异，但是组织性质相同、核算方法相似、功能类似。截至2006年底，德国农业合作社协会有3188个合作社，其中包括2027个农村商品和服务合作社，214个商品贸易信贷合作社，925个农业合作社和22个联邦一级的管理机构。在法国，农村的农民基本上都成为了合作社的社员。到20世纪60年代末，法国建立了3100个农业信贷合作社，7200个供应和销售合作社，1400个服务合作社。合作社一般按行业划分，农户可同时加入几个合作社。双方每年签订一次合约，农民只专心生产，其他的事项全交给合作社去办理。年终结算时，扣除风险基金和发展储备金，其余的按入社资金和按农产品收购量分给社员。如果发生亏损，社员也要按对应的份额承担风险。日本的农协组织分为三级，农户直接加入的组织是基层农协，以基层农协为团体会员组成都、道、府、县级组织，以都、道、府、县级农协为团体会员组成全国一级的组织。这两级组织按其所从事的事业不同分为两大系统，即主要从事经济事业的“农协联合会”系统(负责农产品销售和农村生产、生活资料采购供应事业)和主要从事综合指导业务的“农协中央会”系统。三级农协组织统称系统农协，各项事业均可通过各对应机构上承下达，统一行动。但上一级机构只是由下一级机构自愿联合而成，在经济和经营上彼此独立。 总的来说，合作社的主要优势可以总结为“对内节约成本，对外提升收益，收益共享，风险共担”，实现社员的利益最大化。
中国的农业合作社却表现出明显的不同。 国外的农业合作社是农民们自发组织起来，建立的平等组织。 而在中国，只有很小一部分农业合作社是农民自发建立的，而更多的是由供销社、乡村集体经济组织、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发起建立的。 比如说，不少农业合作社基本上就是村落的同义词，村干部兼作合作社的管理职务。 另外，江苏、浙江等企业经济发达地区，很多企业在农业合作社形成了主导地位。 在名字叫“合作社”的组织中，大部分都是由企业发起的，而合作社的管理班子就是企业的管理班子，实施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策略。 企业以合作社的名义，通过与社员之间签定供销合同，明确双方实质上的买卖关系。 而企业也控制了社员代表大会和理事会制度，理事长往往由企业来委派，有的由企业老板直接担任。 这个模式实质上是“公司+农户”的销售关系。 另外，还有不少合作社由专业大户牵头成立的，因此专业大户往往也会担任理事长或合作社经理。 这类合作社又可以成为“能人模式”。 通过这个“能人”向社员传授种养殖技术，帮助大家提高技能，一起实现致富目标。 而且，这些能人可能还有订单在手，让社员与他共同完成订单。 这种方式实际上只是一种松散的合作，社员之间没有真正在人财物上的分担和分享。 比如说，虽然合作社内部也有生产资料的供应等服务活动，但一般只是价格上有点优惠，没有利润返还。 那么，不论是一些机构发起、企业发起、或者能人发起，这些所谓的“合作社”并不是真正的合作社，而只是将广大农民聚集起来，进行松散式合作的一个方式。
“对内节约成本”主要针对农业生产的上游和内部运作，通过规模化运作，降低综合成本，提升农民收入。省下的就是赚下的，节约成本首先是降低物资成本，主要是生产资料的采购和使用成本。 通过把大家组织起来，实现物资的高效利用，降低合作社员们的成本负担。 比如说，德国每家农场经营的土地平均为48公顷，如果都买拖拉机、收割机，不仅购买成本和维修成本让农民难以接受，从社会的角度看也是一种资源浪费。 农民联合起来后，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营土地的规模平均达到1700公顷，规模大的甚至超过3000公顷。 可以说，规模化合作社生产让机械化充分利用起来，生产成本下降，也就意味着在同样的收入情况下，农民收入得到了提高。在日本，农协会承担组合员（农协会员）的主要生产和生活资料的供应任务。供应的生产资料中，以农用物资为主，包括饲料、化肥、农药、农机、燃油、汽车等。购买业务程序：组合员有购买需求， 向基层农协定购，基层农协汇总数目， 向都、道、府、县农协经济联合会订货，都、道、府、县农协经济联合会再向全国农协联合会订货，全国农协联合会以大量订货单位为背景，与厂家进行价格交涉，低价购买商品，农协以批量送货方式把货物送给联合会、基层农协，基层农协负责送货到农户。
合作社金融与保险既降低农民融资的成本，又能够给合作社创造重要的收入来源。在日本，金融保险成了农协的主要经济来源。经营包括：存款、贷款、票据贴现、债务保证和国内汇况交易等。 农协贷款以组合员的存款为基础，主要用于农民的借贷、农协自身经营的周转金以及各项发展事业投资。其对农业和农民的贷款占到贷款总额的90％ 以上，且利息通常比社会其他银行低0．1个百分点，一般不需担保。 农协保险与一般的商业保险不同在于，它的生命保险与损害保险兼营。农协保险以个人为主体，通过互济办法，使组合员在遇到困难和不测时，得到资金补偿，提高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农协的保险资金主要用于贷款和购买有价证券，由此获得的利息和利润，是农协维持正常运营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 而贷款也绝大部分用于中长期农业投资和改善农村生活环境以及兴建社会福利设施等。 在中国，农民几乎与贷款无缘，而且少许的存款也变成了房屋家电，因此所谓的农业投入、农业升级，都是根本无力进行的。
对于中国农业和中国农民来说，规模化采购和自助型金融具有决定生存基础的意义。 现在，农民收入一直无法得以提升，首先就是农业费用过高。 现在很多提供农资、农具、生活用品等产品的生产企业“店大欺客”，利用中国农民的“小农经济”特点，把质次价高的农业用品和生活用品“倾销”到农村。 而通过农业合作社，农民联合起来后，就可以通过大批量订货，显著压低购买价格，明显降低农民的相关农产品生产成本，并且支持真正惠农的企业，让坑农害农的企业失去生存空间。 另外，对于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来说，很多现代农业机具是必需的。 但是，中国的“小农”自己根本没有实力去购买，而且购买了也是浪费。 所以，中国农民或者不购买，或者购买质量较差、而价格较低的农机具。 这样的结果是，大量农民仍然处于原始的耕作状态，作业效率低、作业任务繁重，对身体造成严重损耗。 而购买低价农机具，结果往往是购买费用低，维修维护费用高，给农民带来后续的沉重经济负担。 而且，农民们无力购买农机具或者只能购买低价农机具，限制了农业机械行业的发展。 另外，在平原为主的地区，人工收割已经比较少了，大多是请外来的联合收割机进行收割。 这些拥有和操控联合收割机的人，会问农民们要比较多的钱，因为自己的收割机要收回投资，还要获得较为不错的利润。 这些钱对农民也是比较大的损耗。 那么，通过建立农机合作社，共同分享播种机、插秧机、联合收割机等集聚，按照机器折旧和运营成品收费，能够节约不少农民的开支。
但是，中国合作社仍然是“小农经济”。 在世界所有国家，农业发展的瓶颈都是资金。 因为，农业投入高、产出低、风险大，商业资本往往只对很少的领域有兴趣。 所以，大多数国家的农业都需要国家资本的持续无偿投入，补贴那些不可能赚钱的领域，尤其是粮食领域，以保证国家粮食安全。 这几年，农业合作社中国“火起来”的时候，同样遇到了难以克服的瓶颈：资金。 在最初，很多合作社通过一定的技术、生产或者市场方面的既有优势，把中国农民们组织起来，通过一起生产某种农产品（往往是经济作物），让农民们获得了短时间的好处。 但是，现代农业和“小农经济”最主要的区别在于现代工具和科技的使用，这就需要大规模的资金投入。 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的农业合作社体现出“小而散”的主要特点。 那么，把农业合作社“做大做强”，就需要资金的大规模投入。 越大的农业合作社，农民们的需求也就越多，而其主要需求之一就是贷款需求。 比如说，成立农机合作社，就需要购买较多的农机设备和专业储运设备，需要建设更好的塑料大棚或者玻璃温室，需要更好的畜牧或者渔业养殖设备、需要更好的农产品加工设备、需要计算机设备等等。 更重要的是，需要大规模的农业基础设施，支持整个农业的系统化运作。 但是，现有的农村金融机制，并没有把农民作为服务对象。
一两年前，我在CCTV经济频道的著名栏目，看到过一期节目，是关于农村“小额信贷”的讨论。 这个讨论是仿效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农村，通过小额信贷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一个话题。 在这个话题里，大家讨论了这个小额信贷是否适合中国农村，中国农民是否会因为缺乏自身信誉而恶意欠债。 然后，大家得出结论，中国农民也是讲信用的，小额信贷也是可行的，一些慈善基金在农村进行的小额信贷尝试也非常成功。 当时，我一直把这期节目看完，但是越看越反感，或者说恼怒。 当时我就在想，这些人在扯什么？ 虽然这些人是出于好心，也得出了很好的结论。 但是，真正关心农业的人们，思考的并不是农民会不会欠一两千元钱，然后恶意不还。 而是要思考，这么多年整个社会对农业的欠账要不要还。 小额贷款对于现代农业来说，只能起到“查缺补漏”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国家资本和金融机构对现代农业项目的大规模投入。 不在这个背景下讨论小额信贷，而是似乎让人感觉到小额信贷就是解决农村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这本身就是对农业的蔑视。 在欧美日韩等国家，人们需要考虑小额信贷问题吗？ 小额信贷有生存空间吗？ 那么，为什么小额信贷在这些国家没有生存空间？ 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农民赚钱多，而是因为国家对他们农民的补贴多，金融机构对他们的支持多。 所以，他们对小额信贷根本没有兴趣，因为国家的大额补贴和大量贷款才是他们需要关注的内容。 或者说，在21世纪全球化竞争的环境下，在科技推动现代农业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小额信贷在中国根本就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话题。 小额信贷并不是一个很光彩的话题，而小额信贷的成功，从大背景下恰恰反映了中国农业的整体失败。
现在，农民们需要建设很多农业设施，而这些设施需要通过贷款进行建设的，但是他们基本上没有渠道获得贷款。 所以，农村似乎住房盖了不少，但是大多数真正关系到农业生产的设施日益破败。 即使是山东寿光这个全国著名的农产品出口基地，其蔬菜大棚仍然极为简陋，遇到雨雪大风，很容易导致塑料薄膜大棚破损或者整体垮塌。 如果能够像以色列等国，逐步建立一些玻璃大棚，并且对现有的塑料大棚进行渐进式改造，普遍采用更加坚固耐用的大棚结构材料和塑料薄膜，提高农产品产量和质量，并且降低后续成本，能够更好地实现农民持续增收的效果。 但是，农民们因为没有自助型低成本的金融信贷支持，根本没有能力进行前期投入高，但是产出高、而且后期维护成本低的农业生产方式。 现在，农机合作社开始兴起，方便了很多农户，也让农户真正实现了增收的效果。 但是，他们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资金！ 在一些农机合作社发生过这样的问题，很多农户家里的土地，都是按照1980年代时丈量的标准进行定量作业的，而当时的测算方法的结果是，实际土地面积要明显大于名义土地面积，导致合作社农机设备使用和燃料消耗超标。而且，更重要的是，农机合作社缺乏资金支持，以扩大自己的规模。 那么，解决这两个问题的症结是什么？ 并不在于合作社内部，而是在外部环境。 如果国家给予农民足够的农业补贴投入，这些超标问题并不是大问题，而且将来农机合作社规模扩大之后，可以通过GPS一次性进行测量，重新准确评估每户的土地面积，实现内部的利益公平。 那么，规模扩大需要更多的资金购买农机。 但是，资金从哪里来？ 这些资金本来应当是一部分由国家补贴，然后在大多数合作社规模还很小，自有资金不足的时候，由银行进行贴息贷款解决。
问题在于，贫穷的中国农民并没有资金的来源。 前面说过，日本对农民购买农机的补贴经常超过农机价格的一半。而且，通过农协的组织，农民大量购买这些农机，把农机的价格降下来，农业也节约了资金，国家也节约了资金，商家也扩大了销量。 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既加速了农业现代化的步伐，又促进了日本机械电子工业的发展。 但是在中国，国家具体补贴到农民头上的农业机械方面的资金似乎是接近于零，因为没有听说过农民得到过相关的补贴。 那么，农民就只能寻求金融机构的贷款支持。 但是，现在的金融机构是商业机构，对农民又缺乏政策性贴息贷款的任务，因为国家也没有给金融机构相应的补贴，来进行相关农业贴息贷款服务。 而且，农民耕种的土地是国家的，不像其它国家，土地私有，可以用来抵押贷款。 而现在，所有真正的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农村合作社，都遇到了“资金”这个核心瓶颈。 穷人加穷人等于两个穷人，而不是一个富人；弱者加弱者等于两个弱者，而不是一个强者。 农民自发联合起来之后，在没有外部资金支持的情况下，是根本无法解决合作社的发展问题的。 对于这些弱小的合作社来说，如果不发展，那么就灭亡。 所以，在过去几年“风风火火”之后，真正的农业合作社因为缺乏资金，正在面临重新衰落的局面。
那么，什么样的农业合作社会得到发展？ 就是那些不是真正合作社的“合作社”，也就是缺乏“一人一票”机制的“公司+农户”模式和“强人”模式。 在早年，有一个叫孙大/午的农民，自己致富之后，希望通过真正的农业合作社的机制，带动周围的农民一起致富，孙大/午还去大学里讲过课。 后来，他因为“非法集资”罪被判刑入狱，他的想法也就无法实现了。 多个年头过去了，《合作社法》出台之后，农民之间进行互助式存款和贷款的机构才被允许成立，也有了一些“试点”互助式金融机构。 但是，时移世易。 当时，农民手里还有一些钱，而且农民手里的钱还算值钱，富裕的农民也愿意投入，如果资金聚集起来，还能够做一些事情。 但是现在，农民手里的钱已经不值钱了，而且大量富裕的农民已经对农村失去了兴趣，尤其是很多在外地打工赚了一些钱的农民，对于集资互助做农业，更是觉得没什么赚头。 那么，在经济发达的地区，有钱的企业就介入“合作社”，开始主导“农业合作社”的发展。 这样做，一方面能够获得国家或者地方的政策资金的支持，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发展“现代农业”，实现新的利润增长。 另外，“能人”们也行动起来，要施展自己的能力。 而在过去十几年，“向钱看”的氛围改变了社会文化，而且深刻影响了农村文化，现在很多地方的农民开口闭口就是钱，而且是明显的“笑贫不笑娼”。 另外，孙大午这样具有一定理论基础，对社会具有深刻洞察，而且怀有理想的“能人”也很少了。 那么，随着这些“合作社”的发展，利益向企业倾斜、向“能人”倾斜的趋势将越来越明显。
本来想把本节内容都写完后，再贴出来。发现写了将近三万字，还有不少要写。 就先贴出来前面的主要内容，剩下的尽量今天写完，再贴出来。
其次，对外提升收益则主要通过农产品及其下游的相关收入和利润，实现持续提升农民收入的目标。 对外提升收益的方法多种多样，而归纳起来主要有几大类： 1、建立高效的农产品物流与销售模式，尽可能实现操控市场的目的；2、注册和使用同一品牌，实施统一的市场宣传推广方式，打造农产品的地区品牌，实现农产品溢价，保证农民较高的收入； 3、将农业经济向下游延伸，控制农产品储藏、农产品加工、以及农村建设的相关领域： 4、提供信息、咨询、培训服务，持续提升农民的综合技能，帮助农民更加灵活地适应市场，增强收入能力。 5、在社会上，农业合作社把农民组织起来，发出“同一个声音”，争取农民群体的合法权/益，获得国家的政策和财政支持。 前面说的“对内节约成本”的关键在于“钱”，而“对外提升收益”的关键在于“人”。
第一，高效的农产品物流和销售模式，是农民“独享”农业利润的基础。 在欧美发达国家，有的城市周边的人们看到有机农产品成为热销的品种。 于是，这些人买地建立有机农产品农场。 他们的销售对象就是城市人群。 他们打出广告，邀请城市消费者来参观选购。 有的有机农产品农场就迅速“火”起来，然后他们开始把有机农产品打上自己的品牌，送到附近的超市进行销售，随着他们经验的积累，生产模式成熟，规模逐步扩大，就送到附近更远一些的超市销售。 他们的这种物流和销售模式就像美国牛奶农场的物流销售模式一样，在与消费者距离最短的地方建立农业生产基地，通过与消费者直接见面，或者通过超市这个最低成本的大规模销售渠道，实现低成本物流与销售。 而且，因为他们直接面对市场，能够有效把握市场的需求规律，并且根据需求规律安排产品生产，实施产品定价。 通过这样的措施，他们能够实现最低的农产品损耗，获得稳定的农产品销售收入和利润。
对于偏远农村的农民来说，直接与消费者见面的模式就难以实施。 因为，农民不可能为了卖一点点的农产品或者蔬菜，专门跑几百公里到遥远的大城市，直接跟消费者见面或者进入超市。 即使消费者认可，那么运输也是个大问题。 这样的结果就是，农产品贸易商就活跃起来，到农村收购农产品，然后销售到大中城市。 那么，农业合作社就把农村地区的农民们组织起来，形成规模效应。 比如说，1个菜农的蔬菜不值得跑到500公里以外的大城市销售，但是1000个、1000个菜农的蔬菜不仅可以买到比较远的大城市，还可以直接卖到更远的国外。 通过规模效应，农业合作社把农民们组织起来：一部分人负责到城市进行销售，并且了解市场需求，一部分人负责加工与运输，大部分人负责蔬菜生产。 而德国、法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农业合作社，就通过这样的方式，把“小农们”组织起来，形成规模化、企业化运作的农产品直销系统。
在中国，因为缺乏这样的规模化组织，造成了农产品浪费惊人、有毒有害农产品失控的局面。 由于小农们都在“自行其是”，既不了解市场需求，也不了解其他农民们的作物品种，所以很容易出现“一窝蜂”的局面。 某种价格上涨的时候，大家“一窝蜂”种植生产，然后价格暴跌；大家又停止种植，然后农产品价格暴涨。 长期来看，除了少数国家专控的粮食品种以外，中国的不同农产品价格波动幅度惊人。 猪肉、大蒜、柑橘等等的经济作物和农畜产品价格暴涨暴跌的消息经常会出现在新闻中。 另外，农产品经过商贩收购、集中到大批发商，然后大批发商运到城市大批发市场，然后再分流到各个菜市场或者超市。 这样的结果是，农产品收购价格低的惊人，然后在收购、批发到零售的各个环节，农产品浪费惊人。2008年7月，商务部商业改革发展司副司长王晓川说，中国蔬菜损耗率达到惊人的25%以上。 25%的损耗是什么概念？王晓川说，当时全国蔬菜的平均价格是每500克7分钱，按25%的损耗计算，全国范围白白“浪费”掉122亿元。这些损耗的蔬菜要占地1400万亩，如果都种上粮食作物，可生产粮食500万吨。由于缺乏冷链物流配送，蔬菜从田头采摘后，用普通货车运送到超市，经过一路挤压，导致蔬菜在流通过程中白白浪费。 他称，国际上有80%的蔬菜通过冷链物流配送，中国仅有5%。另外，在农产品物流过程中，房租水电、各种税费、交通运输费用、中间商人工和利润等等层层加码，到了消费者手中就变成昂贵的农产品。 还有，在这样的过程中，有毒有害农产品很容易混杂其中，而且追溯起来困难重重。
那么，在农业发达国家，农业合作社如何解决上述问题呢？ 在农业发达国家，不会出现像中国这样，因为农民盲目种植，而导致农产品价格频繁暴涨暴跌的情形。 比如说，美国国家农业部发布农业种养殖信息，而且不仅仅是国内的种养殖信息，还有世界的种养殖信息，对整个农业进行种养殖的方向性指导。 那么，大型农业合作社就会在地区间进行协调，相互明确各自的具体种植安排。 而农民根据合作社的具体安排，合理地种植不同的农产品，防止出现“一窝蜂”的局面。 另外，如果大型农业合作社控制了生产、运输和销售的整个流程，绝不会让蔬菜产生如此巨大的消耗。 因为，对于农民们来说，这些消耗一方面意味着巨大的经济损失，另一方面那是他们在田间地头顶风冒雪辛苦劳作的血汗成果，哪怕是少量损耗都让他们心疼不已，更不要说1/4以上的损耗了。 他们必然会想尽一切办法，保证蔬菜能够以最少的消耗，以最新鲜的形态卖给城市消费者。 而且，农业合作社自然会通过最经济的方式，实现农产品的分销。 那么也就意味着，产生巨大消耗和巨大浪费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基本上就可以消失，很多菜市场的规模也可以明显缩小。 这样的话，城市居民的农产品消费可以明显下降，用更少的钱购买更多、更好的农产品。 另外，如果某个农业合作社的农产品固定送到某个居民区，双方建立长期化的经济关系，那么农民们就会尽量减少化肥、农药、激素、抗生素的使用量，通过安全的方法生产出更好的农产品，让农产品变得更加绿色健康。
那么，中国农业“消灭中间商”，中国农业合作社实现“与消费直接见面”的关键障碍在哪里？ 最近几年，各地“专业合作社”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一个省有上万家“合作社”毫不奇怪，而这些合作社从整体来说，仍然处于“小而散”的状态。 “小而散”的原因，从表面上看是因为时间短，大规模的农业合作社建设需要时间。 然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这些农业合作社除了缺钱之外，更是缺乏人才。 第一，农业合作社缺乏具有战略眼光的管理人才，因此难以加速当地不同合作社的横向整合，以及各地专业合作社的纵向联合。 从宏观社会经济的角度思考，专业合作社的意义首先是减少“一窝蜂”造成的农产品价格大起大落，减少宏观经济层面的社会浪费以及农民亏损； 其次，才是通过提高品质，提高产品售价，促进农民增收。 但是，现在各地“小而散”的农业合作社不仅解决不了“一窝蜂”的问题，甚至有可能在一些情况下，加剧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 因为小合作社一般都是根据现有的市场行情，然后“自行其是”扩大生产规模。 当某个农产品赚钱的时候，各地的合作社也会效益很好。 然后，大家在赚钱之后，都大力发展相关的农产品，并且带动更多的农户进行种植。 这样的情况就促进了“一窝蜂”的情况，从宏观上加剧了特定农产品“供过于求”，导致农民生产出来农产品之后无人收购。
对于这样的情况，在农业发达国家，一方面国家要通过市场预测进行引导调节，防止农民“一窝蜂”种养殖某个产品； 另一方面，就通过农业合作社的全国性调节进行具体分配。 比如说，“一村一品”工程，就是让农民长期种养殖某种农产品，从宏观上把农业种养殖分散开来，增加农产品多样性，防止出现“一窝蜂”；从微观上增加农民的对于特定农产品的专业化种植能力，促进职业化农民群体的形成。 而要到达这样的目的，全国性农业合作社的联合体将起到关键性作用。 比如说，各地方专业合作社通过地方联合形成省一级的机构，而省一级的机构通过进一步联合，形成全国性机构。 然后，各省一级的机构在全国机构里讨价还价，协商特定农产品的产量，防止“一窝蜂”，而且可以有效加强合作，促进农产品出口。 因此，只有加快不同地区专业化合作社的整合，让不同地区的专业合作社真正形成微观层面竞争，宏观层面联合的关系，特定农产品价格大起大落的情况才能够有效减少，市场才会很快形成良性竞争的局面。 那么，不同层级合作社的组织和管理，合作社之间的沟通与协调，就需要大量的优秀管理人才，进行专业化、系统化的工作。 其中，最为核心的是，通过制定合理的合作社协调与合作方案，协调不同合作社之间的关系，在“优胜劣汰”的相互竞争原则下，尽可能照顾到绝大多数社员的利益。 打个比方，这就像成立OPEC组织，但是比OPEC组织更加复杂。 因为OPEC组织只需要打几口井，然后在祖宗留给自己的自然资源之上“坐享其成”石油的暴利就行；而专业的农业合作社则意味着无数农民的辛勤劳动，以及大量的经济投入，同时产出有限，所以需要非常地“精打细算”。 而在合作社层面上，尤其是合作社联合体层面上出现战略偏差，就会严重损害广大专业农户的利益，进而影响广大消费者的利益。
当不同的专业合作社组织起来的时候，就需要大量的优秀管理人才。 而如果各地的专业合作社开始联合起来，就需要具有战略眼光的优秀管理人才，引导整个行业的方向。因为，全国性农业合作社系统要起到全国专业种植资源的引导和整合作用，本身就要具有很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大家都知道，把小舢板连接起来成不了航空母舰；同理，缺乏优秀管理人才的低水平合作社，相互进行低水平的联系，也形不成具有决定全国市场能力的大专业系统。 那么，未来的农业的发展急迫需要具有战略思维的管理人才，大量需要具有专业能力和经验的管理人才，充实到全国性和省级农业合作社系统。 问题在于，中国教育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目的主要是培训“工具人”，难以培养具有战略思维的管理人才。 就像不少人评论国外的大型跨国公司，说公司里优秀的人才和高速成长的业务，都不是从这些公司里培养出来的，而是从这些公司里“逃”出来的。 所以，大型跨国公司持续进行文化变革，尽量多让一些人才和优秀创意“逃”出来，避免自己成为很快就要灭绝的“恐龙”。 目前，中国的教育系统和社会机制也一样，具有战略思维的优秀管理人才很难从这个系统中“逃”出来。 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农村合作社缺乏大量的相关管理人才，而没有优秀管理人才的话，基本上不可能建立高效的全国性农业合作社系统。
其次，要实现农业合作社与消费者的“无缝衔接”，需要大量的优秀营销人员。 优秀营销人员的意义在于，在组织弱小的情况下，能够准确地找到客户，实现销售。 日本小松机械在很弱小的时候，就筹划着打入美国市场。 但是，当时卡特彼勒等实力雄厚的美国机械制造商控制着美国市场，似乎小松在美国市场根本没有机会。 但实际上，小松通过富有冒险精神的市场营销人员，建立与用户的直接联系，通过对用户实际需求的理解和非常实惠的营销方式，迅速获得了相当的市场份额，小松也因此很快成长为世界级的机械公司。 同样，中国的农业合作社也需要大量的营销人员，了解城市居民的消费特点，并且通过与城市居民建立直接的联系，实现农产品的直销模式。 比如说，我认识的小商贩夫妇，他们就可以成为优秀的营销人员，因为他们长期“打游击”，必须得了解北京的地形特点，还需要了解市民的需求特点，而且“随行就市”，然后才能够生存下来。 他们通过多次“进小西红柿，不好买，两天才赚5元钱”的受挫经验，也经历过很多次晚上8点多就东西卖光的成功经验，等于是交了不少学费，学习我所居住的北京小区的消费特点。 如果让他们这些具有三轮车小商贩经验的农民们，成为农业合作社的营销人员，会很快把农产品打入北京市场，迅速通过略低于市场价、远高于批发价的价格，在北京的居民小区实行大规模销售，让农业合作社获得丰厚的收入。 再加上，通过减少蔬菜消耗环节，加快蔬菜流转速度，农业合作社能够显著提升利润，也就是农民能够显著提升收入。 而这些小商贩们也就能够成为职业营销人员，在农村受到广大农民的尊敬，同时因为自己的贡献，获得较高的收入，加快农民群体成为职业农民的进程；而他们在城市成为“坐商”，和城市人成为关系平等的朋友，提升自己在城市的地位，也提升整个农民群体在城市的形象地位；从城乡结合的角度，他们能够成为城乡实现真正沟通的桥梁，促进城乡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城乡一体化进程。 但是，城管的“清除”行为，让这些推着三轮车的小商贩们消失了。 而如果从社会宏观层面来看，消失的不仅仅是这些小商贩们一个还不错的生计，城市居民们方便实惠的采购途径，更是失去了加速现代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这样的机会在不知不觉之中就失去了，所以更多的农民仍然在平均每斤蔬菜7分钱的困境中挣扎，更多的市民在高食品费用的同时，仍然天天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毒有害蔬菜会轮到自己。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