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农业合作社促进农业经济的“品牌化经营”。 在整个农业产业链中，市场引导着农业的发展方向，科技推动着农业的发展步伐。 那么，农民在农业中能够做什么，才能提高自己的收入？ 就是携起手来，共同建设地区性农产品品牌，提升产品溢价，提高农民收入。 地区性品牌是农产品品牌建设的主要形式。 不同地区的气候、水土、农业作业方式、农业科技水平、农民素质决定了当地的农产品质量。 比如说，法国葡萄酒、加州甜橙、新西兰牛奶、意大利西班牙的橄榄油、泰国香米，都是主要依托于当地的环境，并且结合科技与科学合理的耕种模式，树立起世界知名的农产品品牌。 而以色列的西红柿、甜椒和乳业，则主要依托于先进的科技和高素质的农民，建立起很好的国际声誉。 而农业合作社则通过统一品牌，统一操作模式，提升农民素质和技能，统一作业标准，统一并持续提升农产品质量，达到建立农产品的地区性品牌，提升农民收入的目的。
品牌建立的背景是消费市场环境变化。 戴尔电脑的成功是在个人计算机价格较高的时候，“中间商”的费用占了一定的比例，让消费者觉得自己额外付出的钱过多，所以消费者纷纷选择便宜实惠的戴尔电脑。 不过，随着个人电脑的大规模普及，一方面电脑价格大幅下降，个人电脑对于一般消费者的经济负担减轻，人们的关注重点从价格转向其它方面；另一方面电脑营销方式发生变化，从最初当奢侈品一样专买，到后来当白菜一样在超市卖，渠道费用大幅下降，这也使直销和“中间商”销售的差异减小。 在这样的背景下，苹果通过发布iMac将个人电脑带入彩色时代，开始引导电脑发展的潮流。 更主要的是，当笔记本电脑价格已经降到很低的时候，个性化消费开始成为电脑消费的主流。 “轻、薄。特、新”的电脑销量急剧扩大，尤其是苹果笔记本这个昂贵的产品占领了不少市场份额，说明消费者需求重点的转变。 所以，戴尔的成本和生产物流优势变得越来越不重要，戴尔也就面临市场份额的危机。 在这样的背景下，戴尔也开始改变，通过推出更加时尚、同时价格实惠的产品，迎合市场需求，稳固自己的地位。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从组织和人力资源角度来说，戴尔模式很难适应个性化的产品的生产。 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戴尔模式将大多数的员工看着是企业里可以替换的“部件”，强调员工的标准化，淡化员工的个性化，标准化的员工工资（薪酬加股权）和管理成本低，个性化员工成本高，难以管理，这让戴尔很难适应新的模式，所以在进行艰难的转型；同时，像苹果这样的个性化、高端品牌化企业，从开始就强调员工的个性化，并且给予员工高工资。 而且，高价商品就意味着在每个环节都得保证很高的质量标准，而只有高素质的人才能够制造出高品质的产品。 也就是说，高价格、高素质的员工群体，是苹果成功的保障。 因此， 苹果成功一个非常关键的举措就是，乔布斯在实施苹果复兴计划的开始，就对投资他的资本说，不要过于贪婪，不要在苹果最困难的时候将苹果私有化（也就是绝对控股苹果），而是要把苹果作为公众公司，而且乔布斯严格限制自己的股权份额。 从组织的角度来说，乔布斯的决策对后来苹果的成功具有决定性意义。 因为，品牌来自于个性化，而个性化来自于平等，乔布斯通过对员工的激励，以及自我在经济上的严格自律，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平等。 当然，他成为偶像是处于人们对于他的品格的高度尊敬，这种尊敬就来自于他的高度自律，也加速了苹果的成功步伐。 推而广之，能够建立中高端品牌的企业，都是以组织制度为保障，倡导人格平等，想方设法激励员工，鼓励员工个性张扬，而且产品在每个环节保证高品质的企业。
农产品的品牌成长背景跟个人电脑的背景类似。 对于很多城市中较为富裕的人们来说，食品费用比重占收入的比重较小，因此有能力花更多的钱，购买更好的农产品。 而农产品和食品的主要特点是“色香味形养”，而在食品安全日益成为全球化问题的背景下，“养”成为较为富裕人群最为关注的因素，所以人们愿意为“养”付出较多的钱。 因此，有机农产品成为“供不应求”的产品，即使价格高出很多，也仍然畅销。 这种消费者需求的潮流，就给了现代农业很大的生存发展空间，让现代农业通过追求高品质，建立农产品品牌，从现代经济中分一杯羹。 那么，建立世界知名的农产品品牌，不仅需要得天独厚的天然环境，更需要依靠高素质的农民群体。 更主要的是，农民们通过内部平等的组织方式，共同建立品牌，然后共享品牌收益，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农产品品牌的持续性。 比如说，以色列的集体农庄，就是通过充分平等，而且共同创造，共同受益，实现以色列农业的奇迹。
品牌的基础是品质，而产品的品质是生产者的素质决定的。 尤其是在农业上，只有具有独立人格、较好经济收入、较好文化水平、树立起自尊和自信的人们，才能够做出高品质的产品，形成世界认可的品牌。 韩国的新农村运动是一个典范，它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农业飞跃，支持国家走向发达的典范。 在新农村运动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培训农民，帮助农民树立自尊与自信。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做就成”、“我们一定要成功”等口号深入人心，成为每个农民的信念。 通过扶持农民，国家经济支持向农民倾斜，让农民在农村建设中真正发挥了积极主动的作用。 今天的韩国农民没有丝毫自卑，相反充满了作为一名农民的荣耀，处处彰显出创业热情和发展活力。 除了国家资本的投入外，国家政策对农民利益的保障力度也是非常强的，比如说韩国的农业保护政策，让韩国牛肉价格高居世界首位，这些都是扶持农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国家资本和政策的保障，促进了农村由穷致富的经济发展，改变了农民们的命运，让农民们更有资本和信心，应对未来的全球化挑战。 而韩国泡菜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自信的心态下，通过奥运会这个机会，推广成为世界知名的农产品品牌。
另外，在农产品品牌的组织系统保障上，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新西兰乳业。 “新西兰”是世界上知名的高端乳制品品牌，是多家高端婴儿奶粉的原料。 而新西兰乳品的品牌价值就是通过平等的产业链组织系统保障的。 这个组织保障就是现在的新西兰的恒天然集团，它是农业合作社与新西兰乳品局的合作创造的结果。 新西兰乳品局作为乳业协会，协调牧场主、草地所有者、乳制品加工商、销售组织等共同参加的经营、管理和分配的合作体系(share-milking system)。 在这样的体制下，各方明确责任与义务，并且享受相应的权利，尤其是利润。 随着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几家大的合作机构与新西兰乳品局进一步紧密组合，在2001年合并成立了新西兰最大的乳业集团公司恒天然集团(Fonterra Cooperative Group)。恒天然拥有全新西兰乳品产业94%的生产能力，是世界第5大乳业集团，它的出口占全国出口收入的20%，是GDP的7%。 恒天然集团成立后，按照更加规模化和专业化的模式运做，形成牧场主负责饲养奶牛并提供牛奶、厂家统一收购、专业公司运输、专业化加工、专业国际化销售的网络体系。恒天然同时注重研究与创新，开发新的产品，同时也在组织结构和管理方面进一步优化。 可以说，恒天然是个以国家为地区性品牌，参与国际竞争的农业品牌典范。
中国本来是气候多样性突出、水土多样性突出、作物品种丰富的国家，具有很好的农产品品牌基础。 但是，现在的中国农产品没有一个叫得响的世界品牌。 而且，三聚氰胺事件之后，中国食品在世界市场更加不受信任。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任何一个品牌的建立，首先需要人才，不仅仅是优秀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更需要大量的高素质员工群体。 而要留住高素质员工，最基本的就是有一个较好的待遇，让高素质员工能够体面地生活，包括基本的丰衣足食，另外让自己的儿女受到良好的教育，然后老有所养，小病有钱去治。 那么，对于大量的农民来说，不论农民在农村如何劳作，都无法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城乡收入差距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还有所减小，到后来反而是越来越大。 所以，大多数的青年农民只能去大城市打工，留下老弱病残，这样的农村劳动力队伍，想发展农业都很难。 那么，原因就在于，农民在中国只是一个卑微的身份，城乡“剪刀差”仍然存在，只不过以更加隐性的方式存在，但是程度甚至比1980年代还有所加强。
在这样的背景下，品牌对于农民来说就太奢侈了。 虽然农产品是农民种出来的，耗费了大量的心血，但是农产品价格并不是农民说了算。 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连农产品基本的内在品质都不关心，更不要说做出高品质的农产品了。 另外，品牌的收益跟农民无关，更让农民不去关心“看不见、摸不着”的品牌了。 三聚氰胺事件曝光的开始，是因为新西兰恒天然集团就三鹿奶粉中发现三聚氰胺，并且造成大量儿童患病的情况，向新西兰的国家机关做了汇报，并通过新西兰副总理向中国交涉，最后无法掩盖了，人们才知道的。 那么，为什么恒天然集团只是作为一个股东，而且危害的不是新西兰儿童的生命健康，但仍然对此事这样重视；而三聚氰胺已经是业内公开的秘密，而且三鹿的企业内部都知道了问题，但是三鹿仍然想方设法掩盖。 因为，恒天然集团是由新西兰牛奶产业链各个环节共有的资产，恒天然集团的信誉如果受损，那么所有人都要遭受严重的损失。 因为，在市场经济中，信誉是维持收入的基础。 只有保护好自己的信誉，才能保护好自己的收入，这就是“客户长期化”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一般商家为了能够持续生存，所采取的理性行为。 但是，三鹿集团作为中国的乳业龙头之一，企业是国有的，跟奶农没有半点关系。 而农民只是给三鹿提供奶源，即使三鹿成为世界品牌，农民也多收不了一分钱。 而且，农民由于缺乏组织，所以无法建立起来独立的奶场和加工厂，也就无法让消费者喝上安全的牛奶。 从这点来说，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反映的并不是农民的素质低下，而是没有真正让农民通过负起“品牌”的责任，然后让一些与农民不相干的人，建立起“品牌”，用劣质产品冒充优质产品，昧着良心赚钱。
那么，在一些真正的农业合作社建立后，有的合作社希望通过建立农产品品牌化，提高农民的收入，但是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阻力。 有一个农业合作社的农民们，生产的是真正的有机农产品，希望自己能够像西方的合作社那样成功，提高农民们的收入。 在生产的时候，大家都说好，要积极支持，所以农民们的种植热情很高。 但是，当他们开始种植出来蔬菜的时候，却发现他们卖不出去。 因为他们生产的是有机蔬菜，所以要价要比别的地方明显高一截。 但是，跟他们接洽的超市只愿意出跟其它蔬菜一样的价，也就是农业化肥合格的蔬菜价格，而不是完全没有农药化肥的有机蔬菜价格。 那么，对于这个有机蔬菜合作社来说，他们的种植成本要明显高于其它的合格蔬菜，但是卖价却跟其它蔬菜一样，这就意味着他们明显亏了。 那么，他们怎么赚钱？ 应该卖出有机蔬菜的价格来。 那么，凭什么让别人相信他们生产的是有机蔬菜呢？ 没有办法！ 因为，是不是有机蔬菜，不是卖家说了算，而是具有权威信誉资格的第三方说了算。 一般来说，各国的农业部门会制定相关的标准，并且建立相应的检测和鉴定机构，对农产品进行监督。 但是，在中国却没有一个真正有意义的有机蔬菜标准和相关的鉴定与监督机构。 现有的质量监督部门在三鹿案发之前不久，还说三鹿经过三千多道检测，是信得过的优质产品，结果没想到很快三鹿的质量就让全世界都知道了。 所以，中国人很难找到可信的机构，既有技术实力、又有监督力量、还有足够的信誉，来颁发让人们一看就觉得可信的相关证书。 结果是，中国消费者面临的大多数信息都是混乱的、不透明的，于是就成了典型的“柠檬车”市场，“劣币驱逐良币”的事件是最常见的市场现象。 在这样的环境中，建立高品质的农产品品牌是困难到接近于零的状况。
既然通过提升内在品质难以建立品牌，那么什么方式能够建立品牌呢？ 通过打广告，让广大缺乏基本判断标准的消费者相信，它们的品质是优良的。 说到打广告，这又回到了乳业行业的问题上了。 而且，乳业行业的问题不是特例，而是具有代表性的。 “咯咯哒”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品牌，人们通过它的广告，“知道”了它是散养鸡下的蛋，就是一般常说的笨鸡蛋。 不过，没想到过了不久，香港查出来“咯咯哒”鸡蛋含有三聚氰胺，又是一个食品安全问题在中国大陆之外被查获。 这说明什么呢？ “咯咯哒”鸡蛋不仅不是笨鸡蛋，而是连饲料都不好好地喂，这就是中国农产品的“知名品牌”。 问题在于，这些农产品品牌的问题，似乎总是由非中国大陆的机构揭开盖子。 而且，当年出口美国的动物食品里的三聚氰胺毒死了动物，美国相关报道指出中国的问题，还被中国外交发言人加以驳斥，甚至不少愤青还认为美国相关新闻机构无端造谣。 那么，这样的现实也就意味着，中国农产品品牌只要不是出口的，消费者就不敢相信。 因为它们即使是有毒有害的，只要不涉及到出口的问题，就仍然可以“安全地”销售。 而这样建立农产品“品牌”的模式，相信发展到一定规模、实施“一人一票”制的农业合作社是很难做出来的。 因为，农民是讲面子的，而且农民是群体性的，农民不愿意被人戳着脊梁骨骂“奸商”，尤其是一个老老实实种植农产品的农民集体是做不出来的，因为大家从最朴素的种粮角度出发，都知道做事情是不能投机取巧的，而且通过相互监督，人们很难通过投票的方式进行决策，共同以欺骗的方式赚钱。
而这样的结果，就是“公司+农户”或者“强人”型的“合作社”将获得发展。 “公司+农户”的模式并不是真正合作社的模式，因为公司在里面起着决定性力量，而非“一人一票”的平等机制。 公司存在的唯一目的，是追求利润。 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最近几年进入农业的企业，尤其是一些江浙企业，都在追求暴利，希望每年获得100%以上的收入回报，50%的收入回报都算一般；而如果少于两位数，那对于公司来说就不值得一提。 而且，它们不仅要求利润高，还要回报快，也就是“快速赚大钱”。 那么，在“快速赚大钱”的情况下，他们不可能遵循农业缓慢的自然增长规律，采取渐进式的农业发展升级过程，而是采取“急功近利”的方式，进行“竭泽而渔”的操作。 这种操作在最初会“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将重点放到来钱最快的经济作物上，并且把农村仅存的未开发潜力“耗干吃尽”。 在最初，“强人模式”的影响程度要轻一些，但是到后来可能比公司+农户模式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 可以说，农业合作社的优势，就是通过小农们联合起来，建立规模化经营，减少环节“消灭中间商”，然后独享农业产业利润。 依靠这样的模式，农民们能够获得较为稳定的收入来源，并且能够逐渐提升收入。 但是，“公司+农户”和“强人+农户”的模式，以农业合作社之名，给广大小农增加了“中间商”，而且是更贴近小农们的中间商。 这样的“中间商”会对小农更狠，农业收入盘剥更严重，让小农们陷入更无机会发展的境地。
具体来说，“公司+小农”和“强人”模式的结果，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充分压榨小农：这些采取合作社的名字，公司+农户的模式实质的组织，首先能够获得财政支持和政策支持，再加上规模化优势，让公司先天就具有了竞争的主导权。 这些公司在利润目标的驱动下，与农户签订不平等的合同，压低农民种养殖的农产品价格，另外让农民自担风险，以此获得高额利润。 而对于不跟他们合作的小农们，他们直接通过竞争就把这些小农驱逐出市场。 他们的主导下，农民的收入自然无法提高。 2、损害消费者利益： “快速赚大钱”的唯一目的让这些公司根本没有动力去提升内在品质，因为提升内在品质是需要花钱的，这与公司的利润目标严重冲突。 这些公司必然会采取中国企业普遍采用的通过广告包装的方式，销售“质次价高”的产品，甚至直接就销售“假冒伪劣”产品，也就是有毒有害农作物。 3、让整个农业运作机制变得更加扭曲，加剧粮食危机：本来因为扭曲的农产品价格机制，导致粮食生产无利可图，农民们纷纷弃耕。 所以，现在中国农业就面临着粮食生产危机、经济作物相对丰裕的问题。 而这些公司参与农业之后，会进一步引导农民增强经济作物的种植，更进一步挤压粮食的种植空间。 所以，在“如火如荼”的农业合作社成长的背后，是经济作物进一步取代粮食作物，加深中国的粮食危机。 需要明确一点：粮食危机这个词，并不是描述需求倒逼供给，然后人们突然发现粮食不够吃了，纷纷抢购粮食，导致粮食价格暴涨的情景。 人们抢购粮食引发粮食价格暴涨，然后缺口仍然无法弥补，导致很多人挨饿，这个状况更确切地说应该叫做粮食灾难。 粮食危机应该是危险已经临近，但是人们仍然有机会纠正过去的错误，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 那么，利润主导的农业合作社正在加剧中国粮食危机，成为推动社会走向粮食灾难的一个组成部分。 4、农业合作社的“火爆局面”促进了农村“土地流转”：在农业合作社“如火如荼”的过程中，很多地方领导深刻体会到“小农们”对农业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因此需要更加迫切地通过“土地流转”，让小农们离开土地，然后把“土地流转”到有实力的企业手中，这样可以让农业收入更加显性化，增加地方税收和地方领导个人的收益。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那么公司参与农业合作社，意在土地。 那么，公司将加速土地集中，将越来越多的小农赶离土地。 小农离开土地进入城镇，一方面符合农村人口城市化，分摊大量基础设施成本的宏观政策需求；一方面符合地方GDP增长和税收需求，包括农民进城形成的GDP增长和土地集中形成的农业税收增加；另一方面符合公司和地方领导的需求，大家都能从中间得到个人利益。 唯一的问题在于，这样的结果是促进农业经济的解体，尤其是基础粮食种植的解体，另一方面造成大量的失地农民，他们缺乏城市生存技能，难以在城市立足，很快成为城市贫民。 那么，一旦粮食危机深化，粮食价格暴涨，大量失地农民就从城市贫民成为城市饥民。
所以，现在中国的农业模式虽然表面上在仿效欧美日韩的农村合作社体制，以求振兴农业，但实际上与真正的农村合作社制度相去甚远，仍然是个“换汤不换药”的农业经济制度。 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们并没有真正走上摆脱贫困，实现收入增长，并且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道路，反而是在表面上“火爆”的情况下，加速农村经济解体，进一步深化粮食危机。 那么，农村合作社的生产销售一体化、品牌化运作就是空谈，更不要说像农业下游延伸，为农民提供全方位配套信息咨询培训服务，并且通过发出“一个声音”争取农民的合法权益了。 在2009年暑假的时候，我所熟识的水果小商贩夫妇的两个女儿来北京看望父母。 当时，我见到她们俩，然后说带她们去吃麦当劳。 结果，没想到大女儿一口回绝。 我跟她说，我跟她父母是朋友，没有事的。 她们父亲也在旁边，也建议她们去，不要拒绝我的好意，但是大女儿坚持不去。 这让我很尴尬，同时也对他们一家产生更深一层的敬意。 我后来问她们的母亲，她们喜欢读什么书。 母亲说，她们喜欢学英语，但是我居住附近的小书店都没有少儿英语书，而我那段时间也没有去过市中心的大书店，所以见到母亲的时候总是很愧疚。后来想想，应该给她们的女儿买两个MP3，然后从网上download一些英语教材，很便宜，效果也好。 但是，商贩夫妇消失了，我的想法也成为了遗憾。 孩子是家长的镜子，反映出家长的性格个性。 这些河南农民虽然在艰苦的环境下，承受着各种不公平、不公正的待遇，让他们迫不得已去适应社会。 但是，他们内在的优秀品质深深地埋在心里，并且通过他们的孩子体现出来。 如果给他们一个正常发展的机会，他们会把自己最优秀的一面展现出来。 所以更主要的是，他们的儿女们能够在一个相对公平的制度环境中成长，然后让他们“自食其力”的意识得到发挥，这是中国仍然有一些理想的成年人应该做的事情。
2010年3月14日11点，北京从凌晨开始的小雪还在密集地下着，看样子要积累成中雪。 早在2000年代初，北美就有一派地理气象学家认为，地球转暖并不确实，人类根本无法如此大规模地影响气候。 而且，根据历史规律，地球正在进入新的“小冰川期”。 而“气候变暖”只是欧洲的一个政/治话题，意图削弱北美经济，因为美国是典型的高能耗经济，而加拿大的个人单位能耗比美国还高出不少（自然现象，天冷所致）。 所以， 当时乔治 w 布什班底根本不理会所谓的“京都议定书”。 但是，当时“气候转暖”的言论受到了过去几十年历史的支持，所以受到无数人的认可，于是就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对乔治 w 布什“口诛笔伐”，包括中国的舆论导向。 人们在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面前，总是显示出惊人的愚蠢和短视。 中国人作为一个群体，因为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缺乏从自我利益出发进行逻辑分析的能力，所以总是出现立场混乱，于是经常出现“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情况。当时，中国人并没有意识到，全球气候变暖实际对中国利大于弊，因为中国的农业会有更好的环境，中国高耗能的经济还能够维持。 所以，中国人瞎起哄，指责美国“不负责”的立场。 但是，到了2009年，美国总统换人，奥巴马在各方压力下同意了碳减排要求，大家准备坐下来开会，这时候美国不出头了，中国才发现自己成了“众矢之的”。 关键问题不在于此，因为中国应当也必须大量节能降耗了，否则不仅世界资源承受不住，中国民众也承受不住。 可怕之处在于，当时认为气候会变冷的地理气象学家的预言可能成为现实。 2009年11月1日，北京下起了罕见的早雪，气温骤然降低。 我在10月份买了件薄皮夹克，准备穿到11、12月，结果只穿过一次，就只能进入衣橱。我想，如果我当时不买，而等到冬天快过季的时候买打折的，会节省很多钱。 但是，气候的变化让我“损失惨重”。 而真正损失惨重的并不是我，而是中国的农业。 11月初-3月中旬，北京持续了4个半月的“雪季”，而时令的惊蛰早已经过了。 北方的冬麦返青、长江流域的早稻插秧都受到严重影响。 而且，北方这种气候也就同时意味着南方的大旱。 那么，中国农业仍然是“靠天吃饭”，2010年的蔬菜价格暴涨之后，粮食收成也要受到严重的影响。 问题在于，如果气候转冷变成较为长期化的情况，北方冷湿和南方干旱结合起来，将促成粮食灾难的发生。 中国面临的不仅仅是食品安全问题，更麻烦的是粮食安全问题。
品牌建立的背景是消费市场环境变化。 戴尔电脑的成功是在个人计算机价格较高的时候，“中间商”的费用占了一定的比例，让消费者觉得自己额外付出的钱过多，所以消费者纷纷选择便宜实惠的戴尔电脑。 不过，随着个人电脑的大规模普及，一方面电脑价格大幅下降，个人电脑对于一般消费者的经济负担减轻，人们的关注重点从价格转向其它方面；另一方面电脑营销方式发生变化，从最初当奢侈品一样专买，到后来当白菜一样在超市卖，渠道费用大幅下降，这也使直销和“中间商”销售的差异减小。 在这样的背景下，苹果通过发布iMac将个人电脑带入彩色时代，开始引导电脑发展的潮流。 更主要的是，当笔记本电脑价格已经降到很低的时候，个性化消费开始成为电脑消费的主流。 “轻、薄。特、新”的电脑销量急剧扩大，尤其是苹果笔记本这个昂贵的产品占领了不少市场份额，说明消费者需求重点的转变。 所以，戴尔的成本和生产物流优势变得越来越不重要，戴尔也就面临市场份额的危机。 在这样的背景下，戴尔也开始改变，通过推出更加时尚、同时价格实惠的产品，迎合市场需求，稳固自己的地位。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从组织和人力资源角度来说，戴尔模式很难适应个性化的产品的生产。 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戴尔模式将大多数的员工看着是企业里可以替换的“部件”，强调员工的标准化，淡化员工的个性化，标准化的员工工资（薪酬加股权）和管理成本低，个性化员工成本高，难以管理，这让戴尔很难适应新的模式，所以在进行艰难的转型；同时，像苹果这样的个性化、高端品牌化企业，从开始就强调员工的个性化，并且给予员工高工资。 而且，高价商品就意味着在每个环节都得保证很高的质量标准，而只有高素质的人才能够制造出高品质的产品。 也就是说，高价格、高素质的员工群体，是苹果成功的保障。 因此， 苹果成功一个非常关键的举措就是，乔布斯在实施苹果复兴计划的开始，就对投资他的资本说，不要过于贪婪，不要在苹果最困难的时候将苹果私有化（也就是绝对控股苹果），而是要把苹果作为公众公司，而且乔布斯严格限制自己的股权份额。 从组织的角度来说，乔布斯的决策对后来苹果的成功具有决定性意义。 因为，品牌来自于个性化，而个性化来自于平等，乔布斯通过对员工的激励，以及自我在经济上的严格自律，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平等。 当然，他成为偶像是处于人们对于他的品格的高度尊敬，这种尊敬就来自于他的高度自律，也加速了苹果的成功步伐。 推而广之，能够建立中高端品牌的企业，都是以组织制度为保障，倡导人格平等，想方设法激励员工，鼓励员工个性张扬，而且产品在每个环节保证高品质的企业。
农产品的品牌成长背景跟个人电脑的背景类似。 对于很多城市中较为富裕的人们来说，食品费用比重占收入的比重较小，因此有能力花更多的钱，购买更好的农产品。 而农产品和食品的主要特点是“色香味形养”，而在食品安全日益成为全球化问题的背景下，“养”成为较为富裕人群最为关注的因素，所以人们愿意为“养”付出较多的钱。 因此，有机农产品成为“供不应求”的产品，即使价格高出很多，也仍然畅销。 这种消费者需求的潮流，就给了现代农业很大的生存发展空间，让现代农业通过追求高品质，建立农产品品牌，从现代经济中分一杯羹。 那么，建立世界知名的农产品品牌，不仅需要得天独厚的天然环境，更需要依靠高素质的农民群体。 更主要的是，农民们通过内部平等的组织方式，共同建立品牌，然后共享品牌收益，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农产品品牌的持续性。 比如说，以色列的集体农庄，就是通过充分平等，而且共同创造，共同受益，实现以色列农业的奇迹。
品牌的基础是品质，而产品的品质是生产者的素质决定的。 尤其是在农业上，只有具有独立人格、较好经济收入、较好文化水平、树立起自尊和自信的人们，才能够做出高品质的产品，形成世界认可的品牌。 韩国的新农村运动是一个典范，它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农业飞跃，支持国家走向发达的典范。 在新农村运动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培训农民，帮助农民树立自尊与自信。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做就成”、“我们一定要成功”等口号深入人心，成为每个农民的信念。 通过扶持农民，国家经济支持向农民倾斜，让农民在农村建设中真正发挥了积极主动的作用。 今天的韩国农民没有丝毫自卑，相反充满了作为一名农民的荣耀，处处彰显出创业热情和发展活力。 除了国家资本的投入外，国家政策对农民利益的保障力度也是非常强的，比如说韩国的农业保护政策，让韩国牛肉价格高居世界首位，这些都是扶持农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国家资本和政策的保障，促进了农村由穷致富的经济发展，改变了农民们的命运，让农民们更有资本和信心，应对未来的全球化挑战。 而韩国泡菜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自信的心态下，通过奥运会这个机会，推广成为世界知名的农产品品牌。
另外，在农产品品牌的组织系统保障上，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新西兰乳业。 “新西兰”是世界上知名的高端乳制品品牌，是多家高端婴儿奶粉的原料。 而新西兰乳品的品牌价值就是通过平等的产业链组织系统保障的。 这个组织保障就是现在的新西兰的恒天然集团，它是农业合作社与新西兰乳品局的合作创造的结果。 新西兰乳品局作为乳业协会，协调牧场主、草地所有者、乳制品加工商、销售组织等共同参加的经营、管理和分配的合作体系(share-milking system)。 在这样的体制下，各方明确责任与义务，并且享受相应的权利，尤其是利润。 随着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几家大的合作机构与新西兰乳品局进一步紧密组合，在2001年合并成立了新西兰最大的乳业集团公司恒天然集团(Fonterra Cooperative Group)。恒天然拥有全新西兰乳品产业94%的生产能力，是世界第5大乳业集团，它的出口占全国出口收入的20%，是GDP的7%。 恒天然集团成立后，按照更加规模化和专业化的模式运做，形成牧场主负责饲养奶牛并提供牛奶、厂家统一收购、专业公司运输、专业化加工、专业国际化销售的网络体系。恒天然同时注重研究与创新，开发新的产品，同时也在组织结构和管理方面进一步优化。 可以说，恒天然是个以国家为地区性品牌，参与国际竞争的农业品牌典范。
中国本来是气候多样性突出、水土多样性突出、作物品种丰富的国家，具有很好的农产品品牌基础。 但是，现在的中国农产品没有一个叫得响的世界品牌。 而且，三聚氰胺事件之后，中国食品在世界市场更加不受信任。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任何一个品牌的建立，首先需要人才，不仅仅是优秀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更需要大量的高素质员工群体。 而要留住高素质员工，最基本的就是有一个较好的待遇，让高素质员工能够体面地生活，包括基本的丰衣足食，另外让自己的儿女受到良好的教育，然后老有所养，小病有钱去治。 那么，对于大量的农民来说，不论农民在农村如何劳作，都无法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城乡收入差距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还有所减小，到后来反而是越来越大。 所以，大多数的青年农民只能去大城市打工，留下老弱病残，这样的农村劳动力队伍，想发展农业都很难。 那么，原因就在于，农民在中国只是一个卑微的身份，城乡“剪刀差”仍然存在，只不过以更加隐性的方式存在，但是程度甚至比1980年代还有所加强。
在这样的背景下，品牌对于农民来说就太奢侈了。 虽然农产品是农民种出来的，耗费了大量的心血，但是农产品价格并不是农民说了算。 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连农产品基本的内在品质都不关心，更不要说做出高品质的农产品了。 另外，品牌的收益跟农民无关，更让农民不去关心“看不见、摸不着”的品牌了。 三聚氰胺事件曝光的开始，是因为新西兰恒天然集团就三鹿奶粉中发现三聚氰胺，并且造成大量儿童患病的情况，向新西兰的国家机关做了汇报，并通过新西兰副总理向中国交涉，最后无法掩盖了，人们才知道的。 那么，为什么恒天然集团只是作为一个股东，而且危害的不是新西兰儿童的生命健康，但仍然对此事这样重视；而三聚氰胺已经是业内公开的秘密，而且三鹿的企业内部都知道了问题，但是三鹿仍然想方设法掩盖。 因为，恒天然集团是由新西兰牛奶产业链各个环节共有的资产，恒天然集团的信誉如果受损，那么所有人都要遭受严重的损失。 因为，在市场经济中，信誉是维持收入的基础。 只有保护好自己的信誉，才能保护好自己的收入，这就是“客户长期化”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一般商家为了能够持续生存，所采取的理性行为。 但是，三鹿集团作为中国的乳业龙头之一，企业是国有的，跟奶农没有半点关系。 而农民只是给三鹿提供奶源，即使三鹿成为世界品牌，农民也多收不了一分钱。 而且，农民由于缺乏组织，所以无法建立起来独立的奶场和加工厂，也就无法让消费者喝上安全的牛奶。 从这点来说，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反映的并不是农民的素质低下，而是没有真正让农民通过负起“品牌”的责任，然后让一些与农民不相干的人，建立起“品牌”，用劣质产品冒充优质产品，昧着良心赚钱。
那么，在一些真正的农业合作社建立后，有的合作社希望通过建立农产品品牌化，提高农民的收入，但是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阻力。 有一个农业合作社的农民们，生产的是真正的有机农产品，希望自己能够像西方的合作社那样成功，提高农民们的收入。 在生产的时候，大家都说好，要积极支持，所以农民们的种植热情很高。 但是，当他们开始种植出来蔬菜的时候，却发现他们卖不出去。 因为他们生产的是有机蔬菜，所以要价要比别的地方明显高一截。 但是，跟他们接洽的超市只愿意出跟其它蔬菜一样的价，也就是农业化肥合格的蔬菜价格，而不是完全没有农药化肥的有机蔬菜价格。 那么，对于这个有机蔬菜合作社来说，他们的种植成本要明显高于其它的合格蔬菜，但是卖价却跟其它蔬菜一样，这就意味着他们明显亏了。 那么，他们怎么赚钱？ 应该卖出有机蔬菜的价格来。 那么，凭什么让别人相信他们生产的是有机蔬菜呢？ 没有办法！ 因为，是不是有机蔬菜，不是卖家说了算，而是具有权威信誉资格的第三方说了算。 一般来说，各国的农业部门会制定相关的标准，并且建立相应的检测和鉴定机构，对农产品进行监督。 但是，在中国却没有一个真正有意义的有机蔬菜标准和相关的鉴定与监督机构。 现有的质量监督部门在三鹿案发之前不久，还说三鹿经过三千多道检测，是信得过的优质产品，结果没想到很快三鹿的质量就让全世界都知道了。 所以，中国人很难找到可信的机构，既有技术实力、又有监督力量、还有足够的信誉，来颁发让人们一看就觉得可信的相关证书。 结果是，中国消费者面临的大多数信息都是混乱的、不透明的，于是就成了典型的“柠檬车”市场，“劣币驱逐良币”的事件是最常见的市场现象。 在这样的环境中，建立高品质的农产品品牌是困难到接近于零的状况。
既然通过提升内在品质难以建立品牌，那么什么方式能够建立品牌呢？ 通过打广告，让广大缺乏基本判断标准的消费者相信，它们的品质是优良的。 说到打广告，这又回到了乳业行业的问题上了。 而且，乳业行业的问题不是特例，而是具有代表性的。 “咯咯哒”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品牌，人们通过它的广告，“知道”了它是散养鸡下的蛋，就是一般常说的笨鸡蛋。 不过，没想到过了不久，香港查出来“咯咯哒”鸡蛋含有三聚氰胺，又是一个食品安全问题在中国大陆之外被查获。 这说明什么呢？ “咯咯哒”鸡蛋不仅不是笨鸡蛋，而是连饲料都不好好地喂，这就是中国农产品的“知名品牌”。 问题在于，这些农产品品牌的问题，似乎总是由非中国大陆的机构揭开盖子。 而且，当年出口美国的动物食品里的三聚氰胺毒死了动物，美国相关报道指出中国的问题，还被中国外交发言人加以驳斥，甚至不少愤青还认为美国相关新闻机构无端造谣。 那么，这样的现实也就意味着，中国农产品品牌只要不是出口的，消费者就不敢相信。 因为它们即使是有毒有害的，只要不涉及到出口的问题，就仍然可以“安全地”销售。 而这样建立农产品“品牌”的模式，相信发展到一定规模、实施“一人一票”制的农业合作社是很难做出来的。 因为，农民是讲面子的，而且农民是群体性的，农民不愿意被人戳着脊梁骨骂“奸商”，尤其是一个老老实实种植农产品的农民集体是做不出来的，因为大家从最朴素的种粮角度出发，都知道做事情是不能投机取巧的，而且通过相互监督，人们很难通过投票的方式进行决策，共同以欺骗的方式赚钱。
而这样的结果，就是“公司+农户”或者“强人”型的“合作社”将获得发展。 “公司+农户”的模式并不是真正合作社的模式，因为公司在里面起着决定性力量，而非“一人一票”的平等机制。 公司存在的唯一目的，是追求利润。 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最近几年进入农业的企业，尤其是一些江浙企业，都在追求暴利，希望每年获得100%以上的收入回报，50%的收入回报都算一般；而如果少于两位数，那对于公司来说就不值得一提。 而且，它们不仅要求利润高，还要回报快，也就是“快速赚大钱”。 那么，在“快速赚大钱”的情况下，他们不可能遵循农业缓慢的自然增长规律，采取渐进式的农业发展升级过程，而是采取“急功近利”的方式，进行“竭泽而渔”的操作。 这种操作在最初会“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将重点放到来钱最快的经济作物上，并且把农村仅存的未开发潜力“耗干吃尽”。 在最初，“强人模式”的影响程度要轻一些，但是到后来可能比公司+农户模式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 可以说，农业合作社的优势，就是通过小农们联合起来，建立规模化经营，减少环节“消灭中间商”，然后独享农业产业利润。 依靠这样的模式，农民们能够获得较为稳定的收入来源，并且能够逐渐提升收入。 但是，“公司+农户”和“强人+农户”的模式，以农业合作社之名，给广大小农增加了“中间商”，而且是更贴近小农们的中间商。 这样的“中间商”会对小农更狠，农业收入盘剥更严重，让小农们陷入更无机会发展的境地。
具体来说，“公司+小农”和“强人”模式的结果，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充分压榨小农：这些采取合作社的名字，公司+农户的模式实质的组织，首先能够获得财政支持和政策支持，再加上规模化优势，让公司先天就具有了竞争的主导权。 这些公司在利润目标的驱动下，与农户签订不平等的合同，压低农民种养殖的农产品价格，另外让农民自担风险，以此获得高额利润。 而对于不跟他们合作的小农们，他们直接通过竞争就把这些小农驱逐出市场。 他们的主导下，农民的收入自然无法提高。 2、损害消费者利益： “快速赚大钱”的唯一目的让这些公司根本没有动力去提升内在品质，因为提升内在品质是需要花钱的，这与公司的利润目标严重冲突。 这些公司必然会采取中国企业普遍采用的通过广告包装的方式，销售“质次价高”的产品，甚至直接就销售“假冒伪劣”产品，也就是有毒有害农作物。 3、让整个农业运作机制变得更加扭曲，加剧粮食危机：本来因为扭曲的农产品价格机制，导致粮食生产无利可图，农民们纷纷弃耕。 所以，现在中国农业就面临着粮食生产危机、经济作物相对丰裕的问题。 而这些公司参与农业之后，会进一步引导农民增强经济作物的种植，更进一步挤压粮食的种植空间。 所以，在“如火如荼”的农业合作社成长的背后，是经济作物进一步取代粮食作物，加深中国的粮食危机。 需要明确一点：粮食危机这个词，并不是描述需求倒逼供给，然后人们突然发现粮食不够吃了，纷纷抢购粮食，导致粮食价格暴涨的情景。 人们抢购粮食引发粮食价格暴涨，然后缺口仍然无法弥补，导致很多人挨饿，这个状况更确切地说应该叫做粮食灾难。 粮食危机应该是危险已经临近，但是人们仍然有机会纠正过去的错误，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 那么，利润主导的农业合作社正在加剧中国粮食危机，成为推动社会走向粮食灾难的一个组成部分。 4、农业合作社的“火爆局面”促进了农村“土地流转”：在农业合作社“如火如荼”的过程中，很多地方领导深刻体会到“小农们”对农业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因此需要更加迫切地通过“土地流转”，让小农们离开土地，然后把“土地流转”到有实力的企业手中，这样可以让农业收入更加显性化，增加地方税收和地方领导个人的收益。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那么公司参与农业合作社，意在土地。 那么，公司将加速土地集中，将越来越多的小农赶离土地。 小农离开土地进入城镇，一方面符合农村人口城市化，分摊大量基础设施成本的宏观政策需求；一方面符合地方GDP增长和税收需求，包括农民进城形成的GDP增长和土地集中形成的农业税收增加；另一方面符合公司和地方领导的需求，大家都能从中间得到个人利益。 唯一的问题在于，这样的结果是促进农业经济的解体，尤其是基础粮食种植的解体，另一方面造成大量的失地农民，他们缺乏城市生存技能，难以在城市立足，很快成为城市贫民。 那么，一旦粮食危机深化，粮食价格暴涨，大量失地农民就从城市贫民成为城市饥民。
所以，现在中国的农业模式虽然表面上在仿效欧美日韩的农村合作社体制，以求振兴农业，但实际上与真正的农村合作社制度相去甚远，仍然是个“换汤不换药”的农业经济制度。 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们并没有真正走上摆脱贫困，实现收入增长，并且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道路，反而是在表面上“火爆”的情况下，加速农村经济解体，进一步深化粮食危机。 那么，农村合作社的生产销售一体化、品牌化运作就是空谈，更不要说像农业下游延伸，为农民提供全方位配套信息咨询培训服务，并且通过发出“一个声音”争取农民的合法权益了。 在2009年暑假的时候，我所熟识的水果小商贩夫妇的两个女儿来北京看望父母。 当时，我见到她们俩，然后说带她们去吃麦当劳。 结果，没想到大女儿一口回绝。 我跟她说，我跟她父母是朋友，没有事的。 她们父亲也在旁边，也建议她们去，不要拒绝我的好意，但是大女儿坚持不去。 这让我很尴尬，同时也对他们一家产生更深一层的敬意。 我后来问她们的母亲，她们喜欢读什么书。 母亲说，她们喜欢学英语，但是我居住附近的小书店都没有少儿英语书，而我那段时间也没有去过市中心的大书店，所以见到母亲的时候总是很愧疚。后来想想，应该给她们的女儿买两个MP3，然后从网上download一些英语教材，很便宜，效果也好。 但是，商贩夫妇消失了，我的想法也成为了遗憾。 孩子是家长的镜子，反映出家长的性格个性。 这些河南农民虽然在艰苦的环境下，承受着各种不公平、不公正的待遇，让他们迫不得已去适应社会。 但是，他们内在的优秀品质深深地埋在心里，并且通过他们的孩子体现出来。 如果给他们一个正常发展的机会，他们会把自己最优秀的一面展现出来。 所以更主要的是，他们的儿女们能够在一个相对公平的制度环境中成长，然后让他们“自食其力”的意识得到发挥，这是中国仍然有一些理想的成年人应该做的事情。
2010年3月14日11点，北京从凌晨开始的小雪还在密集地下着，看样子要积累成中雪。 早在2000年代初，北美就有一派地理气象学家认为，地球转暖并不确实，人类根本无法如此大规模地影响气候。 而且，根据历史规律，地球正在进入新的“小冰川期”。 而“气候变暖”只是欧洲的一个政/治话题，意图削弱北美经济，因为美国是典型的高能耗经济，而加拿大的个人单位能耗比美国还高出不少（自然现象，天冷所致）。 所以， 当时乔治 w 布什班底根本不理会所谓的“京都议定书”。 但是，当时“气候转暖”的言论受到了过去几十年历史的支持，所以受到无数人的认可，于是就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对乔治 w 布什“口诛笔伐”，包括中国的舆论导向。 人们在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面前，总是显示出惊人的愚蠢和短视。 中国人作为一个群体，因为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缺乏从自我利益出发进行逻辑分析的能力，所以总是出现立场混乱，于是经常出现“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情况。当时，中国人并没有意识到，全球气候变暖实际对中国利大于弊，因为中国的农业会有更好的环境，中国高耗能的经济还能够维持。 所以，中国人瞎起哄，指责美国“不负责”的立场。 但是，到了2009年，美国总统换人，奥巴马在各方压力下同意了碳减排要求，大家准备坐下来开会，这时候美国不出头了，中国才发现自己成了“众矢之的”。 关键问题不在于此，因为中国应当也必须大量节能降耗了，否则不仅世界资源承受不住，中国民众也承受不住。 可怕之处在于，当时认为气候会变冷的地理气象学家的预言可能成为现实。 2009年11月1日，北京下起了罕见的早雪，气温骤然降低。 我在10月份买了件薄皮夹克，准备穿到11、12月，结果只穿过一次，就只能进入衣橱。我想，如果我当时不买，而等到冬天快过季的时候买打折的，会节省很多钱。 但是，气候的变化让我“损失惨重”。 而真正损失惨重的并不是我，而是中国的农业。 11月初-3月中旬，北京持续了4个半月的“雪季”，而时令的惊蛰早已经过了。 北方的冬麦返青、长江流域的早稻插秧都受到严重影响。 而且，北方这种气候也就同时意味着南方的大旱。 那么，中国农业仍然是“靠天吃饭”，2010年的蔬菜价格暴涨之后，粮食收成也要受到严重的影响。 问题在于，如果气候转冷变成较为长期化的情况，北方冷湿和南方干旱结合起来，将促成粮食灾难的发生。 中国面临的不仅仅是食品安全问题，更麻烦的是粮食安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