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之相对比，绝大多数的中国大学里都是毫无历史、艺术与文化含量的建筑，让人很难将大学与“殿堂”联系起来。 当然，绝大多数并不等于全部。 背靠珞珈山，面对东湖的武汉大学，其早期建筑群可以说是“大学殿堂”在中国的样板。 这个早期建筑群主要是1930年至1936年间，在珞珈山校园一次性规划设计并连续建成的校舍建筑群，共30项工程68栋，建筑面积78596平方米，耗资400万银元。 1928年8月6日，国民政府大学院聘任李四光、王星拱、张难先、石瑛、叶雅各、麦焕章为国立武汉大学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委员长李四光是地质学家、秘书叶雅各是林学家，对武昌郊外的地理环境比较熟悉。叶雅各认为“武昌东湖一带是最适宜的大学校址，其天然风景不唯国内各校舍所无，即国外大学亦所罕有”。经全体委员实地考察后，1928年11月确定以武昌城外风景秀丽的东湖之滨，远离闹市的罗家山（又名落驾山）、狮子山一带为新校址。依据了国外著名大学校园的理想模式，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疏远相地选址理念。
游览过武汉大学的人，都应当对武汉大学的早期的大规模中式仿古建筑有印象。整个工程设计遵循建筑设备委员会的“实用、坚固、经济、美观、中国民族传统式外形”要求，贯穿中国传统建筑“轴线对称、主从有序、中央殿堂、四隅崇楼”的思想，采用“远取其势，近取其质”的手法，对环境的深刻理解，对地形的巧妙利用。采中西建筑形式之长，集古典与现代建筑之美，开当时建筑风格之先。根据珞珈山的地形地貌和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要求，使校园总体规划具有鲜明的特色。校园建筑物依照各自的功能，采用散点，放射状的布局，又遵循中国传统建筑的美学原则，因山就势，建筑组群变化有序，整个校园在自由的格局中又有严整的片断，构成了丰富多样的群体。这些建筑群相互构成对位对景，面面相观，最大限度地扩大了环境空间层次。1930年3月，武汉大学新校舍工程开工。汉协盛营造厂老板沈祝三坚信“质量就是根本”，要求武大工程均着眼于保固期百年以上，进料选优质材料，处处严格检验把关，即使在他遭到双目失明的沉重打击后，仍坚持主张双方均派工程师及监工随时监督检查质量。施工中一旦发现问题，则不惜代价，返工重来。在建设过程中，当时大量西方建筑界都还处在探索阶段之中新结构、新材料、新技术，被成功地运用在武大早期建筑的设计施工上，并且深刻影响到中国后来的建筑，在中国建筑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建筑“里程碑”是什么感觉呢？ 我在武汉大学上大学的时候，最初看到这些早期建筑的时候，感受到的是心灵震撼。 当时在北方，稀里糊涂为了在大学毕业后比较容易就业，就把报一个好专业作为首选。 而且在高考之前，考虑到自己的成绩不是太好，就报了在我们那儿不太知名的武汉大学。 后来到了武汉才知道，武汉大学是中国的一流大学，也是中国最美的大学（和厦门大学齐名）。 而对我来说，四年中印象最为深刻的，在嗅觉上是桂花香，香味浓郁到感觉发腻；在视觉上就是体会感悟这些早期的这个建筑群，尤其是现在武汉大学樱园的那个巨大而坚固的整体庞大工程。 这个巨大的工程依山（狮子山）而建，沿着台阶逐级而上，两旁是学生宿舍。 到了狮子山的顶部是一个巨大的平台，可以眺望对面的珞珈山和老行政楼和理工楼。 顶部的中间是个仿故宫建筑，就是小图书馆。 在当时，我就生活在明显的对比当中。 我的宿舍在桂园，虽然“八月桂花香”的时候，感觉很好，但是那儿的建筑不敢恭维。 这些建筑好像是50年代建起来的，都是那种简陋、丑陋和粗陋的方盒子宿舍楼和教学楼。 而往东不远的旁边就是划分到樱园范围内的这个早期宏大建筑群。
我上自习的时候，经常跑到那些早期建筑的教学楼里上自习。 虽然内部已经年久失修、但是外部保持着文化的美感，而且周围树木茂盛，在心里都感觉到舒服。 到后来，我就经常去老图书馆（也是小图书馆）上自习。 从桂园出发，或者走到山前的樱园宿舍，然后沿着巨大的台阶拾级而上；或者从山侧沿着林间小道蜿蜒前行，最后到达小图书馆。 进了图书馆，中间是一个采光极好的大厅，用学生学习用的桌椅都是经过了几十年历史，表面的漆已经被摩擦得光亮鉴人，而这些厚重的实木桌椅仍然非常坚固。 小图书馆里也有后来配的一些椅子，但是一看就不是一个东西。 在小图书馆中上自习，不仅仅是学习知识，更是从其环境氛围中吸收营养。 另外，在大学的时候，我的主要运动是打篮球，有时候一个人打。 好些次，无数人在外面的露天水泥篮球场打篮球的时候，我就钻到那个有半个多世纪历史的小体育馆里的木地板篮球场打篮球。 开始，我自己也害怕被撵出去，但是小体育馆的管理老师看到我，也只是打打招呼。 之后，我有机会就去“占便宜”，只要没有训练或者比赛，我就去独自享受那个小体育馆的篮球场。
在这个过程中，我真正感受到并且相信自己是“天之骄子”。 今天回想起来，武汉大学的读书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我在高考的时候“冒虚火”成为一个“尖子生”，侥幸进入武汉大学的一个当时非常热门的专业。 然后，遇到一群优秀的老师，给我们讲授正确的经济金融理论课程。 我之所以强调“正确”这个词，是因为当时其它大多数学校都在讲着错误的理论，让他们的学生从开始就对世界经济系统的认识是错误的，也就不知道世界经济如何运转，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也就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应对方法。 另外，我当时就相信自己是“天之骄子”，因为我的成绩证明了我的智商，我们班整个极为刻苦的学习氛围，我的老师让我们超前地认识了当时的中国经济，并且对世界的经济金融系统有了基本的了解。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在老教学楼、小图书馆和小体育馆的经历，另外我在学院里的小图书馆阅读着当时一般人根本看不到的英文原版和港台出版的经济金融管理书籍和当期杂志，这些都是优质资源在我身上的消费。 这些资源的消费也就意味着，在我身上积累起来的内在价值，全面综合内在素质的价值。 我就不相信，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知识的暴富者能够比我更懂经济金融！ 不懂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想成为纵横全球市场的“500强”，想成为“百年老店”，都是基于无知基础上的幻想，更确切地说是精神分裂。 可以说，中国企业一次次在海外并购的失败造成巨大亏损，一次次在海外投资和投机的失败造成巨大亏损，一次次引资让外商平白无故占便宜，都是精神分裂式的幻想的结果。 回顾我的历程和中国经济，我坚信知识必然要显示出其内在的价值光芒，而只不过时间到来的稍微早点或者晚点；我坚信我作为在经济金融上已经入门，或者说一个“登堂入室（大学殿堂）”的追求知识的人，也必然会依靠知识而获得个人的收益。 而“天之骄子”就意味着，即使别人忽视自己、打压自己，但是永远相信自己的内在价值和实力，在合适的时机发挥自己作用和价值。 而这种基于知识的信念，让我选择了一条非常艰难、充满挫折的路，一直坚持到今天。
另外，消费价值观就是通过认识和对比而得出来的。 现在，无数房子盖起来了，很多大学生就是背上沉重的按揭贷款负担当“房奴”，也要买一套房子。 很多人的说法是，因为要结婚，结婚据要买房子，看着这个房子还不错，虽然价格高点，自己负担也很重，但是也算值了。 当然，在我看来，这种“值”本身就是在价值的天平上，将自己放在“不值钱”的那一边。 所以，人们可以为了房子而疯狂，因为房子比人值钱。 而我经过武汉大学四年的建筑文化熏陶，并且在国外居住了几年，学会了辨别什么是好房子、真正值钱的房子。 在我看来，中国这么多年盖的绝大多数房子都是有明显缺陷的，也就是不适合人们居住的，或者说是不合格的，在西方发达国家属于贫民窟的标准。 而很少数各方面都达标的房子，在销售的时候大炒概念，结果又贵的离谱。 其实，建筑“里程碑”的意思就是新的建筑标准。 不论从建筑审美、整体设计合理性、居住使用、还是材料与建筑质量，中国现在盖的各种丑陋的房子比70、80年前武汉大学盖房子的标准都差得很远，更不要说符合21世界的居住标准了。 就这些丑陋劣质的房子，人们还拿自己几十年的辛苦收入去交换，甚至集两代三家之力去付首付，除了出于自我价值贬低而导致的疯狂之外，没有其他理由能够根本解释人们的行为。
那么，为什么人们会这么做？ 为什么人们自我轻视，为了这些丑陋粗陋的水泥壳而疯狂？ 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婚姻或者家庭的压力，而是在教育之初就没有合理的标准教育。 大学生们没有真正经历“大学殿堂”的熏陶，一方面对真正的好房子没有概念，所以也就没有正确的房屋价值观标准。 因此，即使是垃圾房子，也去抢着买；另一方面，大学生们没有“天之骄子”的概念，不知道自己作为这个社会的精英，应该去给自己创造更好的机会，创造更大的价值，并且追求更好的生活标准。 不会自主创造社会机会的人，永远只是工具人，碰到好的时候生活还稍微好一点，碰到经济困难的时候就会“一败涂地”。 而缺乏自我价值标准的人们，把主要的生活消费花在丑陋劣质的高价房子上之后，然后自己“克勤克俭”买低价柴米油盐和其它生活必需品糊弄自己的身体，这样的人充分表现出对个人自身价值的蔑视，必然越来越穷困，并在痛苦和绝望过程中被社会淘汰。 很多人在做“房奴”压力越来越大，感觉前途越来越渺茫的情况下，希望捞到“救命稻草”，让别人给自己指条“明路”。 但实际上，这样的人根本没有出路，轻视自身价值的人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尤其是全球性经济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只能走向绝望的状态。
两三年前看《功夫熊猫》，一个充满中国文化思想的美国动画片。 片中，熊猫阿宝不仅学到了超凡的武功，打败了对手，也征服了无数中国观众的心，并且得到很多影评的赞叹。 因为，《功夫熊猫》以风格浓郁的中国水墨画风格为背景，山水与建筑都体现出浓郁的中国文化特点。 而且，在对于阿宝生活的处理上，又体现出浓郁的中国风俗，包括祖传的面馆、小推车、轿子，还有筷子、青釉瓷碗、斗笠、卷轴、擀面杖、面板、饺子、包子、馒头和阿宝家祖传的“秘制汤面”等等，都在影片中得到反映。 熊猫阿宝笨拙、可爱、嘴馋，但是最后竟然成为“神龙勇士”。 阿宝成功的过程，也反映出中国文化中的成功哲理，因此也让人们看起来熟悉亲切，而且又特别好笑。 而且，《功夫熊猫》里面的动作招式，基本上都是按照中国武术招式，再加上中国的想像模式，最后让熊猫阿宝获得胜利。 在看完电影的时候，大家都开始起身离开的时候，我站在那里专门看了《功夫熊猫》制作团队的整个名单，主要制作人员里没有中国人的名字，华裔的名字也没有。 也就是说，主创人员都是美国人，这些美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比中国人更加全面，更加透彻。 在片中，阿宝的鹅爸爸说出了中国式的哲理：“我私家汤的绝密食材，就是什么都没有，想让一件东西特别，你只要相信那是特别的就够了”。 从中国文化的认识上，本来这些美国人“什么都没有”。 而《功夫熊猫》导演作为一个美国人，研究中国文化长达数十年，给这部片中奠定了基础和方向。 另外，影片制作长达5年之久。 在这5年期间，整个制作团队到中国生活，亲自到丽江、桂林等地区居住采景，并观看了大量中国七八十年代的香港武侠片等等。 就是这些本来什么都没有的美国人，做出了中国导演们打破头都想不出来的中国功夫片，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文化片，让世界其它国家的人了解中国文化中美好的那一面。
当然，纯美国人做出《功夫熊猫》这部比中国人还中国人的片子，对我来说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我早就见过了。 当年我看着武大那些古色古香的建筑，听说其主设计建筑师是个美国人，给了我强烈的震撼。 在建设武汉大学的时候，李四光和叶雅各推荐美国人开尔斯（F.H.Kales）担任新校舍建筑工程师，并赴上海邀请来开尔斯。开尔斯实地考察后，认为这一带山丘坡缓且水源充足，山石、泉水、湖水均可利用，各项建筑依山而建可节省地基及石料。开尔斯构思图纸时，常常在山上一站就是数小时，半年后完成了总设计图，贯彻了建设委员会的整体意图。 1929年10月，建筑设备委员会正式聘开尔斯为新校舍建筑工程师，同时通过总设计图，此外还聘有阿伯拉罕•列文斯比尔（A.Leverspiel）和石格斯（R.Sachse）为助手。另聘开尔斯在麻省理工学院同窗好友缪恩钊为新校舍监造工程师、工程处负责人，负责施工技术监督及部分结构、水暖设计。在他严格认真的技术监督下，保证了这些工程的施工质量，主体结构至今仍坚固如初。1930年5月，六十高龄的开尔斯在上海病倒，病中仍坚持工作。1932年3月7日，王世杰校长在新校舍礼堂里讲演时说：“在这里我们最要感谢的是开尔斯先生，他可以说是一个艺术家，他不计较报酬，而完全把兴趣寄托在艺术方面……他给予我们的帮助实在大得很！”为感谢和纪念开尔斯对新校舍建设的贡献，武大授予他名誉工程师称号。 不论是《功夫熊猫》，还是武汉大学的中国古式建筑，反映出这些美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比中国人还要透彻。 他们怎么做到的？ 因为他们致力于做出精品，符合中国文化精髓的精品，所以他们就具有很高的价值，他们的价值就反映在这些能够传世的精品上，这就是中国人需要跟美国人学的一个关键之处。
一个国家能否发展，关键在于价值的取舍。 而大学就是这个价值取舍的主导者，而这种取舍反映到了武汉大学建校的过程中。 不少中国人言必称“中国历史”或者“老祖宗”，这实际上是最为愚昧的反应。 真正能够发展和发达的国家，都是知道哪些是自己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哪些是糟粕；而愚昧的人们往往在强调“传统”的时候，丢掉自身文化的精华，并把垃圾当宝贝。1929年3月，武汉大学开始修筑连接街道口的专用公路，但因修路迁坟触犯了一些坟主的孝亲观念，他们便联合起来向湖北省政府请愿，要求其出面制止。于是，省政府以武大新校舍占用民地过多为由，要武大停止建设，另寻新校址。 同月，代理校长刘树杞因事务繁忙而辞职。于是教育部任命王世杰为武大首任校长。5月上任伊始，王世杰校长便致力于珞珈山新校址的圈定、勘测、规划以及新校舍的建设工作。与叶雅各先生一道，率数十名民工于一夜之间将所有挡路坟墓全部挖掉，造成了不可变更的既成事实。坟主们虽将此事闹到了中央，但也于事无补，这段宽10米、全长1.5公里的公路最终还是按照原定路线完成，于1930年2月通车，命名为大学路。他还特邀省府有关人员亲赴珞珈山现场考察，一致认为此地风景优美，有山有水，在此建校，启发文化，对武汉居民特别有利。
8月，省政府公布校园红线，东以东湖滨、西以茶叶港、北以郭郑湖为界，南面自东湖滨切至茶叶港桥头，总计面积三千余亩。学校用七块银元一亩水田、五块银元一亩山地的价格买下校舍用地。罗姓山主开始不愿舍弃自己的“风水宝地”，时任省政府建设厅厅长的石瑛亲自上门说服动员。当时山上葬有很多祖坟需要迁移，百余名坟主以新校舍破坏风水为由而阻碍新校址的圈定和校舍建设，甚至要纠集乡民跑到王世杰老家挖其祖坟，省教育厅厅长甚至唆使人在工地闹事。王放出一句话：“祖坟你尽可以挖，珞珈校舍一定要建。”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曾昭安按王世杰的示意，组织教授会向教育部力争“像珞珈山这样的好地方，应该建校，无论哪个总统、 也阻止不了”，结果获准。石瑛也积极支持王世杰，以“建校乃千年大计，不要迷信风水”严厉地驳复了反对迁坟者。
1932年5月26日，王世杰在珞珈山新校舍落成典礼上讲：“十二年前，我和李四光在回国途中曾经设想，要在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建设一所大学，今天这个愿望实现了。”最后指出：“本校的工程，尚只完成一半，此后需要中央及地方的指导与帮助正切。我们的建设不仅是物质的建设，还有最大的精神建设，无论在学术建设方面或文化事业方面，我们都在努力。请大家看看我们所走的路是不是中华民族的出路，是不是人类向上的路！”同时，王世杰与叶雅各亲自带领师生在珞珈山造林，半年植树50万株，使园林化的校园里的中西合璧建筑群更为秀美壮观。 在发展武大的思路上，王世杰认为：“一家大学能否至臻于第一流，端赖其文学院是否第一流。有了第一流的人文社会科学诸系，校风自然活泼……有了好的文学院，理工学生也会发展对于人文的高度兴趣，可以扩大精神视野及胸襟。”唯此，当年武大文学院人才盛极一时：闻一多、陈源、朱光潜、叶圣陶、钱歌川、吴其昌、苏雪林、凌叔华、袁昌英，等等。在教育学生方面，他注重“人格训练”，他认为“人格的训练……至少应该与知识灌输占同等地位。”要求学生“好学、吃苦、守纪律。”“在课堂上、考试上，以及人品性格修养上……造成良好的学风。”他最喜欢给青年题的词是：“择善固执”。1933年，王世杰升任教育部长。他在离别武大的讲话中说：“无论现在或将来，无论兄弟在校或不在校，对于四五年来我们百余名教职员与数万名同学共同扶植与共同爱护的这个大学，必须继续努力。本校今后的一切发展，兄弟闻之固然要引以为愉快；本校今后如果遇到有任何艰难困苦，兄弟必不视为在校同人义当独任的艰难困苦，而是离校者与在校同人当共同背负的艰难困苦。”
今天，当我对武汉大学1930年代建设的信息进行网络搜索的时候，才第一次真正了解到武汉大学的建校史。 从道理上来讲，我了解这个建校史比应该的时间晚了20年。 但是，因为武大建筑的传承，因为发达现代网络技术和Google搜索，我重温了武大的历史和文化，尤其是王世杰校长的生平。 对于王世杰校长，我不管他的讲话“请大家看看我们所走的路是不是中华民族的出路，是不是人类向上的路！”是否已经被完全证明。 他的话已经在我的身上得到证明，我因为他走的路而更加有出路，而走着向上的路。 我也在“择善固执”，相信自己的价值，相信自己的价值超越房子、车子这些物质的价值。 在我眼里，武汉大学早期建筑群这些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殿堂”建筑贵如珍宝，而样式丑陋、做工粗糙的水泥壳子甚至更加丑恶怪异的一些钢架结构建筑就是垃圾。
(未完待续)
游览过武汉大学的人，都应当对武汉大学的早期的大规模中式仿古建筑有印象。整个工程设计遵循建筑设备委员会的“实用、坚固、经济、美观、中国民族传统式外形”要求，贯穿中国传统建筑“轴线对称、主从有序、中央殿堂、四隅崇楼”的思想，采用“远取其势，近取其质”的手法，对环境的深刻理解，对地形的巧妙利用。采中西建筑形式之长，集古典与现代建筑之美，开当时建筑风格之先。根据珞珈山的地形地貌和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要求，使校园总体规划具有鲜明的特色。校园建筑物依照各自的功能，采用散点，放射状的布局，又遵循中国传统建筑的美学原则，因山就势，建筑组群变化有序，整个校园在自由的格局中又有严整的片断，构成了丰富多样的群体。这些建筑群相互构成对位对景，面面相观，最大限度地扩大了环境空间层次。1930年3月，武汉大学新校舍工程开工。汉协盛营造厂老板沈祝三坚信“质量就是根本”，要求武大工程均着眼于保固期百年以上，进料选优质材料，处处严格检验把关，即使在他遭到双目失明的沉重打击后，仍坚持主张双方均派工程师及监工随时监督检查质量。施工中一旦发现问题，则不惜代价，返工重来。在建设过程中，当时大量西方建筑界都还处在探索阶段之中新结构、新材料、新技术，被成功地运用在武大早期建筑的设计施工上，并且深刻影响到中国后来的建筑，在中国建筑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建筑“里程碑”是什么感觉呢？ 我在武汉大学上大学的时候，最初看到这些早期建筑的时候，感受到的是心灵震撼。 当时在北方，稀里糊涂为了在大学毕业后比较容易就业，就把报一个好专业作为首选。 而且在高考之前，考虑到自己的成绩不是太好，就报了在我们那儿不太知名的武汉大学。 后来到了武汉才知道，武汉大学是中国的一流大学，也是中国最美的大学（和厦门大学齐名）。 而对我来说，四年中印象最为深刻的，在嗅觉上是桂花香，香味浓郁到感觉发腻；在视觉上就是体会感悟这些早期的这个建筑群，尤其是现在武汉大学樱园的那个巨大而坚固的整体庞大工程。 这个巨大的工程依山（狮子山）而建，沿着台阶逐级而上，两旁是学生宿舍。 到了狮子山的顶部是一个巨大的平台，可以眺望对面的珞珈山和老行政楼和理工楼。 顶部的中间是个仿故宫建筑，就是小图书馆。 在当时，我就生活在明显的对比当中。 我的宿舍在桂园，虽然“八月桂花香”的时候，感觉很好，但是那儿的建筑不敢恭维。 这些建筑好像是50年代建起来的，都是那种简陋、丑陋和粗陋的方盒子宿舍楼和教学楼。 而往东不远的旁边就是划分到樱园范围内的这个早期宏大建筑群。
我上自习的时候，经常跑到那些早期建筑的教学楼里上自习。 虽然内部已经年久失修、但是外部保持着文化的美感，而且周围树木茂盛，在心里都感觉到舒服。 到后来，我就经常去老图书馆（也是小图书馆）上自习。 从桂园出发，或者走到山前的樱园宿舍，然后沿着巨大的台阶拾级而上；或者从山侧沿着林间小道蜿蜒前行，最后到达小图书馆。 进了图书馆，中间是一个采光极好的大厅，用学生学习用的桌椅都是经过了几十年历史，表面的漆已经被摩擦得光亮鉴人，而这些厚重的实木桌椅仍然非常坚固。 小图书馆里也有后来配的一些椅子，但是一看就不是一个东西。 在小图书馆中上自习，不仅仅是学习知识，更是从其环境氛围中吸收营养。 另外，在大学的时候，我的主要运动是打篮球，有时候一个人打。 好些次，无数人在外面的露天水泥篮球场打篮球的时候，我就钻到那个有半个多世纪历史的小体育馆里的木地板篮球场打篮球。 开始，我自己也害怕被撵出去，但是小体育馆的管理老师看到我，也只是打打招呼。 之后，我有机会就去“占便宜”，只要没有训练或者比赛，我就去独自享受那个小体育馆的篮球场。
在这个过程中，我真正感受到并且相信自己是“天之骄子”。 今天回想起来，武汉大学的读书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我在高考的时候“冒虚火”成为一个“尖子生”，侥幸进入武汉大学的一个当时非常热门的专业。 然后，遇到一群优秀的老师，给我们讲授正确的经济金融理论课程。 我之所以强调“正确”这个词，是因为当时其它大多数学校都在讲着错误的理论，让他们的学生从开始就对世界经济系统的认识是错误的，也就不知道世界经济如何运转，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也就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应对方法。 另外，我当时就相信自己是“天之骄子”，因为我的成绩证明了我的智商，我们班整个极为刻苦的学习氛围，我的老师让我们超前地认识了当时的中国经济，并且对世界的经济金融系统有了基本的了解。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在老教学楼、小图书馆和小体育馆的经历，另外我在学院里的小图书馆阅读着当时一般人根本看不到的英文原版和港台出版的经济金融管理书籍和当期杂志，这些都是优质资源在我身上的消费。 这些资源的消费也就意味着，在我身上积累起来的内在价值，全面综合内在素质的价值。 我就不相信，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知识的暴富者能够比我更懂经济金融！ 不懂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想成为纵横全球市场的“500强”，想成为“百年老店”，都是基于无知基础上的幻想，更确切地说是精神分裂。 可以说，中国企业一次次在海外并购的失败造成巨大亏损，一次次在海外投资和投机的失败造成巨大亏损，一次次引资让外商平白无故占便宜，都是精神分裂式的幻想的结果。 回顾我的历程和中国经济，我坚信知识必然要显示出其内在的价值光芒，而只不过时间到来的稍微早点或者晚点；我坚信我作为在经济金融上已经入门，或者说一个“登堂入室（大学殿堂）”的追求知识的人，也必然会依靠知识而获得个人的收益。 而“天之骄子”就意味着，即使别人忽视自己、打压自己，但是永远相信自己的内在价值和实力，在合适的时机发挥自己作用和价值。 而这种基于知识的信念，让我选择了一条非常艰难、充满挫折的路，一直坚持到今天。
另外，消费价值观就是通过认识和对比而得出来的。 现在，无数房子盖起来了，很多大学生就是背上沉重的按揭贷款负担当“房奴”，也要买一套房子。 很多人的说法是，因为要结婚，结婚据要买房子，看着这个房子还不错，虽然价格高点，自己负担也很重，但是也算值了。 当然，在我看来，这种“值”本身就是在价值的天平上，将自己放在“不值钱”的那一边。 所以，人们可以为了房子而疯狂，因为房子比人值钱。 而我经过武汉大学四年的建筑文化熏陶，并且在国外居住了几年，学会了辨别什么是好房子、真正值钱的房子。 在我看来，中国这么多年盖的绝大多数房子都是有明显缺陷的，也就是不适合人们居住的，或者说是不合格的，在西方发达国家属于贫民窟的标准。 而很少数各方面都达标的房子，在销售的时候大炒概念，结果又贵的离谱。 其实，建筑“里程碑”的意思就是新的建筑标准。 不论从建筑审美、整体设计合理性、居住使用、还是材料与建筑质量，中国现在盖的各种丑陋的房子比70、80年前武汉大学盖房子的标准都差得很远，更不要说符合21世界的居住标准了。 就这些丑陋劣质的房子，人们还拿自己几十年的辛苦收入去交换，甚至集两代三家之力去付首付，除了出于自我价值贬低而导致的疯狂之外，没有其他理由能够根本解释人们的行为。
那么，为什么人们会这么做？ 为什么人们自我轻视，为了这些丑陋粗陋的水泥壳而疯狂？ 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婚姻或者家庭的压力，而是在教育之初就没有合理的标准教育。 大学生们没有真正经历“大学殿堂”的熏陶，一方面对真正的好房子没有概念，所以也就没有正确的房屋价值观标准。 因此，即使是垃圾房子，也去抢着买；另一方面，大学生们没有“天之骄子”的概念，不知道自己作为这个社会的精英，应该去给自己创造更好的机会，创造更大的价值，并且追求更好的生活标准。 不会自主创造社会机会的人，永远只是工具人，碰到好的时候生活还稍微好一点，碰到经济困难的时候就会“一败涂地”。 而缺乏自我价值标准的人们，把主要的生活消费花在丑陋劣质的高价房子上之后，然后自己“克勤克俭”买低价柴米油盐和其它生活必需品糊弄自己的身体，这样的人充分表现出对个人自身价值的蔑视，必然越来越穷困，并在痛苦和绝望过程中被社会淘汰。 很多人在做“房奴”压力越来越大，感觉前途越来越渺茫的情况下，希望捞到“救命稻草”，让别人给自己指条“明路”。 但实际上，这样的人根本没有出路，轻视自身价值的人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尤其是全球性经济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只能走向绝望的状态。
两三年前看《功夫熊猫》，一个充满中国文化思想的美国动画片。 片中，熊猫阿宝不仅学到了超凡的武功，打败了对手，也征服了无数中国观众的心，并且得到很多影评的赞叹。 因为，《功夫熊猫》以风格浓郁的中国水墨画风格为背景，山水与建筑都体现出浓郁的中国文化特点。 而且，在对于阿宝生活的处理上，又体现出浓郁的中国风俗，包括祖传的面馆、小推车、轿子，还有筷子、青釉瓷碗、斗笠、卷轴、擀面杖、面板、饺子、包子、馒头和阿宝家祖传的“秘制汤面”等等，都在影片中得到反映。 熊猫阿宝笨拙、可爱、嘴馋，但是最后竟然成为“神龙勇士”。 阿宝成功的过程，也反映出中国文化中的成功哲理，因此也让人们看起来熟悉亲切，而且又特别好笑。 而且，《功夫熊猫》里面的动作招式，基本上都是按照中国武术招式，再加上中国的想像模式，最后让熊猫阿宝获得胜利。 在看完电影的时候，大家都开始起身离开的时候，我站在那里专门看了《功夫熊猫》制作团队的整个名单，主要制作人员里没有中国人的名字，华裔的名字也没有。 也就是说，主创人员都是美国人，这些美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比中国人更加全面，更加透彻。 在片中，阿宝的鹅爸爸说出了中国式的哲理：“我私家汤的绝密食材，就是什么都没有，想让一件东西特别，你只要相信那是特别的就够了”。 从中国文化的认识上，本来这些美国人“什么都没有”。 而《功夫熊猫》导演作为一个美国人，研究中国文化长达数十年，给这部片中奠定了基础和方向。 另外，影片制作长达5年之久。 在这5年期间，整个制作团队到中国生活，亲自到丽江、桂林等地区居住采景，并观看了大量中国七八十年代的香港武侠片等等。 就是这些本来什么都没有的美国人，做出了中国导演们打破头都想不出来的中国功夫片，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文化片，让世界其它国家的人了解中国文化中美好的那一面。
当然，纯美国人做出《功夫熊猫》这部比中国人还中国人的片子，对我来说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我早就见过了。 当年我看着武大那些古色古香的建筑，听说其主设计建筑师是个美国人，给了我强烈的震撼。 在建设武汉大学的时候，李四光和叶雅各推荐美国人开尔斯（F.H.Kales）担任新校舍建筑工程师，并赴上海邀请来开尔斯。开尔斯实地考察后，认为这一带山丘坡缓且水源充足，山石、泉水、湖水均可利用，各项建筑依山而建可节省地基及石料。开尔斯构思图纸时，常常在山上一站就是数小时，半年后完成了总设计图，贯彻了建设委员会的整体意图。 1929年10月，建筑设备委员会正式聘开尔斯为新校舍建筑工程师，同时通过总设计图，此外还聘有阿伯拉罕•列文斯比尔（A.Leverspiel）和石格斯（R.Sachse）为助手。另聘开尔斯在麻省理工学院同窗好友缪恩钊为新校舍监造工程师、工程处负责人，负责施工技术监督及部分结构、水暖设计。在他严格认真的技术监督下，保证了这些工程的施工质量，主体结构至今仍坚固如初。1930年5月，六十高龄的开尔斯在上海病倒，病中仍坚持工作。1932年3月7日，王世杰校长在新校舍礼堂里讲演时说：“在这里我们最要感谢的是开尔斯先生，他可以说是一个艺术家，他不计较报酬，而完全把兴趣寄托在艺术方面……他给予我们的帮助实在大得很！”为感谢和纪念开尔斯对新校舍建设的贡献，武大授予他名誉工程师称号。 不论是《功夫熊猫》，还是武汉大学的中国古式建筑，反映出这些美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比中国人还要透彻。 他们怎么做到的？ 因为他们致力于做出精品，符合中国文化精髓的精品，所以他们就具有很高的价值，他们的价值就反映在这些能够传世的精品上，这就是中国人需要跟美国人学的一个关键之处。
一个国家能否发展，关键在于价值的取舍。 而大学就是这个价值取舍的主导者，而这种取舍反映到了武汉大学建校的过程中。 不少中国人言必称“中国历史”或者“老祖宗”，这实际上是最为愚昧的反应。 真正能够发展和发达的国家，都是知道哪些是自己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哪些是糟粕；而愚昧的人们往往在强调“传统”的时候，丢掉自身文化的精华，并把垃圾当宝贝。1929年3月，武汉大学开始修筑连接街道口的专用公路，但因修路迁坟触犯了一些坟主的孝亲观念，他们便联合起来向湖北省政府请愿，要求其出面制止。于是，省政府以武大新校舍占用民地过多为由，要武大停止建设，另寻新校址。 同月，代理校长刘树杞因事务繁忙而辞职。于是教育部任命王世杰为武大首任校长。5月上任伊始，王世杰校长便致力于珞珈山新校址的圈定、勘测、规划以及新校舍的建设工作。与叶雅各先生一道，率数十名民工于一夜之间将所有挡路坟墓全部挖掉，造成了不可变更的既成事实。坟主们虽将此事闹到了中央，但也于事无补，这段宽10米、全长1.5公里的公路最终还是按照原定路线完成，于1930年2月通车，命名为大学路。他还特邀省府有关人员亲赴珞珈山现场考察，一致认为此地风景优美，有山有水，在此建校，启发文化，对武汉居民特别有利。
8月，省政府公布校园红线，东以东湖滨、西以茶叶港、北以郭郑湖为界，南面自东湖滨切至茶叶港桥头，总计面积三千余亩。学校用七块银元一亩水田、五块银元一亩山地的价格买下校舍用地。罗姓山主开始不愿舍弃自己的“风水宝地”，时任省政府建设厅厅长的石瑛亲自上门说服动员。当时山上葬有很多祖坟需要迁移，百余名坟主以新校舍破坏风水为由而阻碍新校址的圈定和校舍建设，甚至要纠集乡民跑到王世杰老家挖其祖坟，省教育厅厅长甚至唆使人在工地闹事。王放出一句话：“祖坟你尽可以挖，珞珈校舍一定要建。”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曾昭安按王世杰的示意，组织教授会向教育部力争“像珞珈山这样的好地方，应该建校，无论哪个总统、 也阻止不了”，结果获准。石瑛也积极支持王世杰，以“建校乃千年大计，不要迷信风水”严厉地驳复了反对迁坟者。
1932年5月26日，王世杰在珞珈山新校舍落成典礼上讲：“十二年前，我和李四光在回国途中曾经设想，要在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建设一所大学，今天这个愿望实现了。”最后指出：“本校的工程，尚只完成一半，此后需要中央及地方的指导与帮助正切。我们的建设不仅是物质的建设，还有最大的精神建设，无论在学术建设方面或文化事业方面，我们都在努力。请大家看看我们所走的路是不是中华民族的出路，是不是人类向上的路！”同时，王世杰与叶雅各亲自带领师生在珞珈山造林，半年植树50万株，使园林化的校园里的中西合璧建筑群更为秀美壮观。 在发展武大的思路上，王世杰认为：“一家大学能否至臻于第一流，端赖其文学院是否第一流。有了第一流的人文社会科学诸系，校风自然活泼……有了好的文学院，理工学生也会发展对于人文的高度兴趣，可以扩大精神视野及胸襟。”唯此，当年武大文学院人才盛极一时：闻一多、陈源、朱光潜、叶圣陶、钱歌川、吴其昌、苏雪林、凌叔华、袁昌英，等等。在教育学生方面，他注重“人格训练”，他认为“人格的训练……至少应该与知识灌输占同等地位。”要求学生“好学、吃苦、守纪律。”“在课堂上、考试上，以及人品性格修养上……造成良好的学风。”他最喜欢给青年题的词是：“择善固执”。1933年，王世杰升任教育部长。他在离别武大的讲话中说：“无论现在或将来，无论兄弟在校或不在校，对于四五年来我们百余名教职员与数万名同学共同扶植与共同爱护的这个大学，必须继续努力。本校今后的一切发展，兄弟闻之固然要引以为愉快；本校今后如果遇到有任何艰难困苦，兄弟必不视为在校同人义当独任的艰难困苦，而是离校者与在校同人当共同背负的艰难困苦。”
今天，当我对武汉大学1930年代建设的信息进行网络搜索的时候，才第一次真正了解到武汉大学的建校史。 从道理上来讲，我了解这个建校史比应该的时间晚了20年。 但是，因为武大建筑的传承，因为发达现代网络技术和Google搜索，我重温了武大的历史和文化，尤其是王世杰校长的生平。 对于王世杰校长，我不管他的讲话“请大家看看我们所走的路是不是中华民族的出路，是不是人类向上的路！”是否已经被完全证明。 他的话已经在我的身上得到证明，我因为他走的路而更加有出路，而走着向上的路。 我也在“择善固执”，相信自己的价值，相信自己的价值超越房子、车子这些物质的价值。 在我眼里，武汉大学早期建筑群这些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殿堂”建筑贵如珍宝，而样式丑陋、做工粗糙的水泥壳子甚至更加丑恶怪异的一些钢架结构建筑就是垃圾。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