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播： 中国文化浅思 -- 文化成果论（续）
当西方文明朝着“宪政民/主+教育+自/由”的时候，朱元璋从流寇起家，让中国进入空前倒退的状态。 元人陶宗仪所著的《南村辍耕录》里说，“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朱元璋）之军嗜食人，以小儿为上，……或使坐两缸间，外逼以火。或于铁架上生炙。或缚其手足，先用沸汤浇泼，却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夹袋中，入巨锅活煮。或男子止断其双腿，妇女则特剜其两乳，酷毒万状，不可具言”。人肉曰‘想肉’，食之而使人想也。” 这段记录说明反映了朱元璋军队的一个真实状况，就是吃人。蒙古人通过杀戮征服汉族之后，其残暴的统治维持了不到一百年。 在宋末元初时，损毁的人口并没有时间及时恢复。 很快就到了元朝末年，在元朝末年，元政府连年对外用兵，对内实行民族压迫，加之黄淮流域水灾不断，饥荒频仍，终于激起连绵十余年的红巾军起义。 元政府予以残暴的镇压，争域夺地的殊死之战时有发生，两淮、山东、河北、河南百姓十亡七八。 朱元璋靠这个机会逐渐控制局势，最后打败元军，建立明朝。 但是，元末战乱的创伤未及医治，明初“靖难之役”又接踵而至。 战乱四年，又一次造成河北、山东、河南、皖北、淮北等地的荒凉局面，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 从元末到明朝初年的反复战乱，形成了秦之后中国人口的第11次大减损。
当冉闵发出“杀胡令”的时候，当时北方只剩下四五百万汉人，而这些少数汉人将数百万胡人赶出北方，让汉族得以延续； 但是，明朝灭亡后，仅仅10万人的后金军队就能征服数千万人口的中国，这是为什么? 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首先需要澄清一个历史的概念问题 – 农民起义。 在人们读的历史中,把唐朝末年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钟相杨幺，元末的红巾军（朱元璋部），明末的李自成张献忠，清朝的白莲教、洪秀全的太平天国等统称为“农民起义”。 过去几十年，人们在学习历史的时候，都被告知这些事件是“农民起义”，但是这个概念是错误的。 “农民起义”这个概念的主语是农民，宾语是义。 只有农民为领导与骨干的行动，才构成“农民起义”的前提；而“义”则意味着正义，反抗野蛮与暴行。 那么根据这个定义，在这些历史事件中，只有宋朝的钟相杨幺是真正的农民起义，而其它的都应该被称为流寇。 钟相、杨幺起兵以农民为骨干，采取源自农民、基于农民、保护农民的方式，通过建立地方武装而进行自我保护。 尤其是钟相杨幺，通过把本地农民组织起来，抗击金兵的骚扰劫掠，获得了广大农民自动的加入与支持，所以得到迅速发展。 另外，红巾军的刘福通则通过聚集大量的民众，以当地的民众为基础，大举进行北伐，意图推翻蒙古人的统治，也属于正义之军，叫做起义。 但是，黄巢、朱元璋、李自成和张献忠、洪秀全等人，本身哦都不是农民，而是无业游民，或者叫做流氓无产者。 他们也无家无业，有的居无定所，所以到处游荡，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流氓无产者。 他们可以在不同地方犯案，就成为流窜犯。 如果这样的人成聚在一起，共同流窜作案，就成为流寇。 朱元璋就是典型的流氓无产者。
农民起义本身是很好的一种形式：当地的民众通过合理的方式组织起来，通过建立武装而自我保护。 因为，大家都是住在同一个地区的人，相互之间住的时间长了，自然就会有了感情。 就像有很多老人，出国之后即使条件很好，经常也觉得住不惯，这就是因为在家乡的时候，邻居同事相处的时间久了，大家通过交流沟通，经常之间还相互帮助，所以形成了比较好的关系。 那么，如果真是农民起义，大家推举一个人做首领，带领大家共同抵御外敌。 这时候，这个首领的人品再坏，都不可能做出很过头的事情来。 因为，这个首领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和妻子孩子也都在这个地方住，总不能让别人对自己的家里人指指点点。 用句话说，就是“兔子不吃窝不草”，所以农民如果选举出自己的领导人之后，这些领导人会积极地行动，为农民们争取利益。 所以，钟相杨幺的农民起义，本身并没有造成屠杀和大规模的社会动荡，让当地的民众也更有安全感。 因为，人们自己组织起来保护自己，抵御金兵的杀戮劫掠，比盼望朝廷的官兵要安全的多，而朝廷的官兵也经常会像金兵一样杀戮劫掠。 在五胡乱华之后，北方的豪强地主建立起地方武装，也是同样的道理，不仅为冉闵的“杀胡令”奠定了社会组织基础，也成为后来关陇军事集团的起源，支持了后来的隋唐这个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但是，宋高宗赵构出于一己之私，北美的社区组织建立的过程也是这个道理，在每个比较大的社区都有教堂，通过宗教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并且促进邻里之间关系的融洽相处，促进邻里之间的互助；而且，除了宗教因素之外，还有社区、非营利组织等等各种方式，将邻里之间的关系连接成非常牢固的合作互助关系。 那么，这种资助式的社区关系就构成了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组织，保护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
与之相对比，流寇的特点是心狠手辣，毫无道德底线。 因为流寇是到处流窜，没有邻里关系可言，所以流寇可以毫不留情对当地人们下手。 因为，这些流寇在作案之后，可以随时一走了之，不用去管被害人和被害人亲属朋友的感情，也就不用负担心理或者道德上的责任。 另外，中国人从古到今都没有真正的信仰，所以可以打破一切道德底线，为了自身的生存可以做出所有丧尽天良的行为，最后自己也被剿灭。 比如说，在五胡乱华的时候，胡人内部很团结，他们屠杀人、奴役人和吃人，都是针对外族，不针对本族人，这就是野蛮民族的行为底线，保障了本族人的自然生存与延续。 但是，不论黄巢还是朱元璋，他们带领的匪寇都在吃本族人，比最野蛮的食人族还不如。 而中国后期的社会动荡与人口大减损，都是流寇毫无底线的行为的结果。 中国历史上的第12次人口大减损，是以李自成张献忠为代表的流寇作乱，到满清入关屠杀汉人，再到吴三桂灭亡，混战五十四年。明末人口大约为一亿，到清世祖时全国人口只剩下1400万人了，锐减了80%多，损失人口8000多万。 第13次人口大减损，是清代的白莲教起义（1796-1805），根据清朝时的户籍统计，1786年人口3亿9110万人，起义失败后，人口为2亿7566万人，相互屠杀损失了1亿1千万人口。 白莲教反抗满清统治，本身是正义的行为，但是由于吸引了大量流民加入，整个起义过程缺乏系统的组织与规划，结果从开始的筑寨防御，后来便成了流动作战，造成途中地区受到战争灾祸，遭到当地民众的反对。 清廷利用流寇的这个特点，以“坚壁清野”与“寨堡团练”为原则，通过筑寨堡﹑并村落，令百姓移居其中，将民间粮秣给养充实其内，又训练丁壮，进行防守。 在这样的情况下，流寇无法得到粮草与兵源的补充，力量日渐枯竭，最终被剿灭。 第14次人口大减损则是洪秀全建立的太平天国：太平天国爆发（1851年）前夕中国人口4.3亿，太平天国失败（1863年）后，中国只有2.3亿人。一场农民战争使中国损失了2亿人，其中4000万人死于战争中。 到1911年全国恢复到3.4亿人。
当人们评论鲁迅写的《阿Q正传》中阿Q的形象，首先会定义阿Q是当时的一个愚昧的农民典型。 实际上，这个定义是错误的。 阿Q实际上是典型的流民，一个农民失去自己的土地之后，因为无人长期雇佣自己，结果衣食无着，居无定所。鲁迅笔下的阿Q没有自己的姓名，没有家庭，没有住所，没有土地或者其它生产资料，所以只能住在“土谷祠”里（也就是流浪）。 阿Q有着当地农民的相关特点与技能，比如说“真能做”，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 那么，阿Ｑ从本质上说是勤劳、老实、淳朴的农民性格。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他这样的的人难以立足。因为他没有地，而有地的人们决定雇佣还是不雇佣他，也就决定了他的收入。而在社会动荡的时候，即使有地的人们，也已经没有心思种田，所以会大量减少雇工，这就让阿Q失去了基本的生活来源。 那么，一个连自己都养活不了的人，自然就变得社会地位低下，很容易受到他人的侮辱和伤害，不论物质还是心理，都处于非常悲惨的境地。 当然，他也有自尊，但是别人并不在乎他的自尊，所以他只能把这种自尊保留在自己的脑子里。 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受过教育，属于典型的愚/民的产物，也就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个社会。 而他有限知识大都来自于平时看的戏，而这些戏也让他充满了自我幻想，就成了“精神胜利法”。 那么，在阿Q的精神里，充满着“我手执钢鞭将你打！……”、“咔嚓”人头落地这种破坏意识。 当他听说“革/命”的时候，立刻觉得自己不一样，但是到了赵太爷家，能够想出来的就是“锵锵锵”这种戏剧声音，而且在梦里也充满了戏剧式的革命。 另外，他的特点就是欺软怕硬，碰到势力大的人受欺负，还不敢言语，而当他饿的时候，去尼姑庵偷萝卜，“革/命”的时候，他又去尼姑庵抢东西，欺负毫无抵抗能力的尼姑。 赵太爷家被抢后，阿Q被冤枉的时候，民众并不关心阿Q是否被冤枉。 而《阿Q正传》的结尾则说：“至于舆论，在未庄是无异议，自然都说阿Q坏，被枪毙便是他的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而城里的舆论却不佳，他们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 这就是一个愚昧的流民和一个“戏班子文化”社会的反映。
那么，当一个流民“觉醒”的时候，社会将怎么样? 朱元璋登上皇帝宝座，就是一个类似于阿Q的流民，居无定所，没有谋生的手段，不被人重视，随时可能因为各种情况而成为社会的牺牲品。 但是，朱元璋因为有了自己的思考，开始真正追求自己的目标，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朱元璋得到发展的时期，是广大汉族民众反对蒙古人野蛮统治的时期。 在反抗元朝的斗争中，朱元璋找到了自我发展的机会。 他在北伐讨元檄文中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而且宣称“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将要到来”。 这些口号让他看上去像是义军，以民族大义为重。 实际上，进行北伐的主要是刘福通带领的红巾军，兵分四路讨伐元朝，差点结束元朝的统/治。 但是，由于战略上的问题，四路兵被蒙古人各个击破，最后北伐没有成功。 但是，蒙古人的威胁重新到来，随时可能南下重新入侵统治汉人。 这时候，朱元璋在做什么呢？ 虽然他发表了讨元檄文，赢得了名声，但这只是个“花架子”。 朱元璋的目的是自己发出号召，然后想方设法让别人去当“炮灰”。 而他自己则利用刘福通与金对抗的形势，趁机扩大自己的地盘，充实自己的实力，既有讨元之名，又趁别人讨元的时候，让别人的力量削弱。 然后，他通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方式躲过元朝的注意力增强自己的力量，逐渐形成力量的“强弱转换”。 朱元璋实力开始壮大之后，并没有准备和其它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讨元。 他的做法是，开始征讨其它的汉族武装力量，而且征讨时用的口吻完全是元朝的态度，似乎在替元朝征讨这些武装。在他在对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陈友定等力量进行讨伐的过程中，相互大开杀戒，不仅军队死伤惨重，更祸害当地的百姓。 幸亏当时蒙古人内部也发生内讧，也在进行着征伐。 否则，以蒙古人的实力，在朱元璋和其他汉人进行内部殊死搏斗的时候，完全可以顺势南下，坐收渔利，再次征服和奴役汉人。只不过，朱元璋在这个时候的运气好。 当朱元璋杀光了他的对手之后，蒙古内部也因为分裂和相互攻伐而变得不堪一击，最后让朱元璋捡了个便宜，朱元璋建立了明朝。
而朱元璋的成功，并且建立了明朝，意味着“戏班子”文化进一步深入，标志着中国文化倒退进入新的的阶段。 我们想像一下朱元璋的情况，他作为流氓无产者出身，自身缺乏适当的教育，因此并不知道该如何治理一个国家。 他成功地成为皇帝，一方面是因为善于投机钻营，而且心狠手黑；另一方面听取了的能人的意见。 那么，战争属于破坏性的行动，谁最狠最黑，最没有道德底线，才最可能在当时的乱局中胜出。 朱元璋出生微贱，在生计艰难之际为郭子兴收留、重用，完全借郭子兴而兴，得势后他却忘恩负义。朱元彰的好友杀了都元帅，朱元彰又杀了好友，当上都元帅。他杀来杀去，先征服了中国人，才转向驱赶已经势微的蒙古人。 夺得天下后，朱元璋翻脸不认人，“火烧独角楼”，大杀功臣、朝臣， 就这样，朱元璋胜出了，当了皇帝。 因此，朱元璋就需要按照他自己的方式来统治中国，而不是朝着中国富强的方向治理中国。 这就是朱元璋与乔治 华盛顿等美国先贤们的根本差异。 问题在于，建设和治理一个国家，就需要方方面面的考虑，进行系统的思考与规划。 而这种思考是需要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来完成的，而朱元璋缺乏这样的能力。 但是，朱元璋作为一个流氓无产者，好不容易获得了中国这个巨大无比的利益，不可能把这个权力交出去。所以，他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希望自己的子孙世世代代能够享受自己打下的“江山”。 那么，朱元璋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开始了一系列巩固自己权力的措施。
当西方文明朝着“宪政民/主+教育+自/由”的时候，朱元璋从流寇起家，让中国进入空前倒退的状态。 元人陶宗仪所著的《南村辍耕录》里说，“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朱元璋）之军嗜食人，以小儿为上，……或使坐两缸间，外逼以火。或于铁架上生炙。或缚其手足，先用沸汤浇泼，却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夹袋中，入巨锅活煮。或男子止断其双腿，妇女则特剜其两乳，酷毒万状，不可具言”。人肉曰‘想肉’，食之而使人想也。” 这段记录说明反映了朱元璋军队的一个真实状况，就是吃人。蒙古人通过杀戮征服汉族之后，其残暴的统治维持了不到一百年。 在宋末元初时，损毁的人口并没有时间及时恢复。 很快就到了元朝末年，在元朝末年，元政府连年对外用兵，对内实行民族压迫，加之黄淮流域水灾不断，饥荒频仍，终于激起连绵十余年的红巾军起义。 元政府予以残暴的镇压，争域夺地的殊死之战时有发生，两淮、山东、河北、河南百姓十亡七八。 朱元璋靠这个机会逐渐控制局势，最后打败元军，建立明朝。 但是，元末战乱的创伤未及医治，明初“靖难之役”又接踵而至。 战乱四年，又一次造成河北、山东、河南、皖北、淮北等地的荒凉局面，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 从元末到明朝初年的反复战乱，形成了秦之后中国人口的第11次大减损。
当冉闵发出“杀胡令”的时候，当时北方只剩下四五百万汉人，而这些少数汉人将数百万胡人赶出北方，让汉族得以延续； 但是，明朝灭亡后，仅仅10万人的后金军队就能征服数千万人口的中国，这是为什么? 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首先需要澄清一个历史的概念问题 – 农民起义。 在人们读的历史中,把唐朝末年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钟相杨幺，元末的红巾军（朱元璋部），明末的李自成张献忠，清朝的白莲教、洪秀全的太平天国等统称为“农民起义”。 过去几十年，人们在学习历史的时候，都被告知这些事件是“农民起义”，但是这个概念是错误的。 “农民起义”这个概念的主语是农民，宾语是义。 只有农民为领导与骨干的行动，才构成“农民起义”的前提；而“义”则意味着正义，反抗野蛮与暴行。 那么根据这个定义，在这些历史事件中，只有宋朝的钟相杨幺是真正的农民起义，而其它的都应该被称为流寇。 钟相、杨幺起兵以农民为骨干，采取源自农民、基于农民、保护农民的方式，通过建立地方武装而进行自我保护。 尤其是钟相杨幺，通过把本地农民组织起来，抗击金兵的骚扰劫掠，获得了广大农民自动的加入与支持，所以得到迅速发展。 另外，红巾军的刘福通则通过聚集大量的民众，以当地的民众为基础，大举进行北伐，意图推翻蒙古人的统治，也属于正义之军，叫做起义。 但是，黄巢、朱元璋、李自成和张献忠、洪秀全等人，本身哦都不是农民，而是无业游民，或者叫做流氓无产者。 他们也无家无业，有的居无定所，所以到处游荡，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流氓无产者。 他们可以在不同地方犯案，就成为流窜犯。 如果这样的人成聚在一起，共同流窜作案，就成为流寇。 朱元璋就是典型的流氓无产者。
农民起义本身是很好的一种形式：当地的民众通过合理的方式组织起来，通过建立武装而自我保护。 因为，大家都是住在同一个地区的人，相互之间住的时间长了，自然就会有了感情。 就像有很多老人，出国之后即使条件很好，经常也觉得住不惯，这就是因为在家乡的时候，邻居同事相处的时间久了，大家通过交流沟通，经常之间还相互帮助，所以形成了比较好的关系。 那么，如果真是农民起义，大家推举一个人做首领，带领大家共同抵御外敌。 这时候，这个首领的人品再坏，都不可能做出很过头的事情来。 因为，这个首领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和妻子孩子也都在这个地方住，总不能让别人对自己的家里人指指点点。 用句话说，就是“兔子不吃窝不草”，所以农民如果选举出自己的领导人之后，这些领导人会积极地行动，为农民们争取利益。 所以，钟相杨幺的农民起义，本身并没有造成屠杀和大规模的社会动荡，让当地的民众也更有安全感。 因为，人们自己组织起来保护自己，抵御金兵的杀戮劫掠，比盼望朝廷的官兵要安全的多，而朝廷的官兵也经常会像金兵一样杀戮劫掠。 在五胡乱华之后，北方的豪强地主建立起地方武装，也是同样的道理，不仅为冉闵的“杀胡令”奠定了社会组织基础，也成为后来关陇军事集团的起源，支持了后来的隋唐这个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但是，宋高宗赵构出于一己之私，北美的社区组织建立的过程也是这个道理，在每个比较大的社区都有教堂，通过宗教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并且促进邻里之间关系的融洽相处，促进邻里之间的互助；而且，除了宗教因素之外，还有社区、非营利组织等等各种方式，将邻里之间的关系连接成非常牢固的合作互助关系。 那么，这种资助式的社区关系就构成了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组织，保护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
与之相对比，流寇的特点是心狠手辣，毫无道德底线。 因为流寇是到处流窜，没有邻里关系可言，所以流寇可以毫不留情对当地人们下手。 因为，这些流寇在作案之后，可以随时一走了之，不用去管被害人和被害人亲属朋友的感情，也就不用负担心理或者道德上的责任。 另外，中国人从古到今都没有真正的信仰，所以可以打破一切道德底线，为了自身的生存可以做出所有丧尽天良的行为，最后自己也被剿灭。 比如说，在五胡乱华的时候，胡人内部很团结，他们屠杀人、奴役人和吃人，都是针对外族，不针对本族人，这就是野蛮民族的行为底线，保障了本族人的自然生存与延续。 但是，不论黄巢还是朱元璋，他们带领的匪寇都在吃本族人，比最野蛮的食人族还不如。 而中国后期的社会动荡与人口大减损，都是流寇毫无底线的行为的结果。 中国历史上的第12次人口大减损，是以李自成张献忠为代表的流寇作乱，到满清入关屠杀汉人，再到吴三桂灭亡，混战五十四年。明末人口大约为一亿，到清世祖时全国人口只剩下1400万人了，锐减了80%多，损失人口8000多万。 第13次人口大减损，是清代的白莲教起义（1796-1805），根据清朝时的户籍统计，1786年人口3亿9110万人，起义失败后，人口为2亿7566万人，相互屠杀损失了1亿1千万人口。 白莲教反抗满清统治，本身是正义的行为，但是由于吸引了大量流民加入，整个起义过程缺乏系统的组织与规划，结果从开始的筑寨防御，后来便成了流动作战，造成途中地区受到战争灾祸，遭到当地民众的反对。 清廷利用流寇的这个特点，以“坚壁清野”与“寨堡团练”为原则，通过筑寨堡﹑并村落，令百姓移居其中，将民间粮秣给养充实其内，又训练丁壮，进行防守。 在这样的情况下，流寇无法得到粮草与兵源的补充，力量日渐枯竭，最终被剿灭。 第14次人口大减损则是洪秀全建立的太平天国：太平天国爆发（1851年）前夕中国人口4.3亿，太平天国失败（1863年）后，中国只有2.3亿人。一场农民战争使中国损失了2亿人，其中4000万人死于战争中。 到1911年全国恢复到3.4亿人。
当人们评论鲁迅写的《阿Q正传》中阿Q的形象，首先会定义阿Q是当时的一个愚昧的农民典型。 实际上，这个定义是错误的。 阿Q实际上是典型的流民，一个农民失去自己的土地之后，因为无人长期雇佣自己，结果衣食无着，居无定所。鲁迅笔下的阿Q没有自己的姓名，没有家庭，没有住所，没有土地或者其它生产资料，所以只能住在“土谷祠”里（也就是流浪）。 阿Q有着当地农民的相关特点与技能，比如说“真能做”，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 那么，阿Ｑ从本质上说是勤劳、老实、淳朴的农民性格。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他这样的的人难以立足。因为他没有地，而有地的人们决定雇佣还是不雇佣他，也就决定了他的收入。而在社会动荡的时候，即使有地的人们，也已经没有心思种田，所以会大量减少雇工，这就让阿Q失去了基本的生活来源。 那么，一个连自己都养活不了的人，自然就变得社会地位低下，很容易受到他人的侮辱和伤害，不论物质还是心理，都处于非常悲惨的境地。 当然，他也有自尊，但是别人并不在乎他的自尊，所以他只能把这种自尊保留在自己的脑子里。 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受过教育，属于典型的愚/民的产物，也就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个社会。 而他有限知识大都来自于平时看的戏，而这些戏也让他充满了自我幻想，就成了“精神胜利法”。 那么，在阿Q的精神里，充满着“我手执钢鞭将你打！……”、“咔嚓”人头落地这种破坏意识。 当他听说“革/命”的时候，立刻觉得自己不一样，但是到了赵太爷家，能够想出来的就是“锵锵锵”这种戏剧声音，而且在梦里也充满了戏剧式的革命。 另外，他的特点就是欺软怕硬，碰到势力大的人受欺负，还不敢言语，而当他饿的时候，去尼姑庵偷萝卜，“革/命”的时候，他又去尼姑庵抢东西，欺负毫无抵抗能力的尼姑。 赵太爷家被抢后，阿Q被冤枉的时候，民众并不关心阿Q是否被冤枉。 而《阿Q正传》的结尾则说：“至于舆论，在未庄是无异议，自然都说阿Q坏，被枪毙便是他的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而城里的舆论却不佳，他们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 这就是一个愚昧的流民和一个“戏班子文化”社会的反映。
那么，当一个流民“觉醒”的时候，社会将怎么样? 朱元璋登上皇帝宝座，就是一个类似于阿Q的流民，居无定所，没有谋生的手段，不被人重视，随时可能因为各种情况而成为社会的牺牲品。 但是，朱元璋因为有了自己的思考，开始真正追求自己的目标，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朱元璋得到发展的时期，是广大汉族民众反对蒙古人野蛮统治的时期。 在反抗元朝的斗争中，朱元璋找到了自我发展的机会。 他在北伐讨元檄文中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而且宣称“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将要到来”。 这些口号让他看上去像是义军，以民族大义为重。 实际上，进行北伐的主要是刘福通带领的红巾军，兵分四路讨伐元朝，差点结束元朝的统/治。 但是，由于战略上的问题，四路兵被蒙古人各个击破，最后北伐没有成功。 但是，蒙古人的威胁重新到来，随时可能南下重新入侵统治汉人。 这时候，朱元璋在做什么呢？ 虽然他发表了讨元檄文，赢得了名声，但这只是个“花架子”。 朱元璋的目的是自己发出号召，然后想方设法让别人去当“炮灰”。 而他自己则利用刘福通与金对抗的形势，趁机扩大自己的地盘，充实自己的实力，既有讨元之名，又趁别人讨元的时候，让别人的力量削弱。 然后，他通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方式躲过元朝的注意力增强自己的力量，逐渐形成力量的“强弱转换”。 朱元璋实力开始壮大之后，并没有准备和其它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讨元。 他的做法是，开始征讨其它的汉族武装力量，而且征讨时用的口吻完全是元朝的态度，似乎在替元朝征讨这些武装。在他在对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陈友定等力量进行讨伐的过程中，相互大开杀戒，不仅军队死伤惨重，更祸害当地的百姓。 幸亏当时蒙古人内部也发生内讧，也在进行着征伐。 否则，以蒙古人的实力，在朱元璋和其他汉人进行内部殊死搏斗的时候，完全可以顺势南下，坐收渔利，再次征服和奴役汉人。只不过，朱元璋在这个时候的运气好。 当朱元璋杀光了他的对手之后，蒙古内部也因为分裂和相互攻伐而变得不堪一击，最后让朱元璋捡了个便宜，朱元璋建立了明朝。
而朱元璋的成功，并且建立了明朝，意味着“戏班子”文化进一步深入，标志着中国文化倒退进入新的的阶段。 我们想像一下朱元璋的情况，他作为流氓无产者出身，自身缺乏适当的教育，因此并不知道该如何治理一个国家。 他成功地成为皇帝，一方面是因为善于投机钻营，而且心狠手黑；另一方面听取了的能人的意见。 那么，战争属于破坏性的行动，谁最狠最黑，最没有道德底线，才最可能在当时的乱局中胜出。 朱元璋出生微贱，在生计艰难之际为郭子兴收留、重用，完全借郭子兴而兴，得势后他却忘恩负义。朱元彰的好友杀了都元帅，朱元彰又杀了好友，当上都元帅。他杀来杀去，先征服了中国人，才转向驱赶已经势微的蒙古人。 夺得天下后，朱元璋翻脸不认人，“火烧独角楼”，大杀功臣、朝臣， 就这样，朱元璋胜出了，当了皇帝。 因此，朱元璋就需要按照他自己的方式来统治中国，而不是朝着中国富强的方向治理中国。 这就是朱元璋与乔治 华盛顿等美国先贤们的根本差异。 问题在于，建设和治理一个国家，就需要方方面面的考虑，进行系统的思考与规划。 而这种思考是需要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来完成的，而朱元璋缺乏这样的能力。 但是，朱元璋作为一个流氓无产者，好不容易获得了中国这个巨大无比的利益，不可能把这个权力交出去。所以，他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希望自己的子孙世世代代能够享受自己打下的“江山”。 那么，朱元璋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开始了一系列巩固自己权力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