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经济分析 – 11大难题主导的经济方向

  插播: 中国文化浅思 -- 文化成果论(续)
  
  有一个词叫做温情。 在词典里,它的解释是:温和体贴的情意。 举个例子,不论在现在的中国,还是在经济发达的欧美,其实每个人生活得都不容易。 在欧美发达国家,大多数的人们都在为了基本的生存而挣扎(虽然欧美的生存概念和中国的有所不同)。 即使是中产阶级以上的人群,也大都在为保持自己的生活水平而努力,因为社会竞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人们经常会觉得非常无助,因为每个人的生活都必须依靠自己来过,别人帮不了自己,所以只能自己去挣扎前行。 当人们挣扎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很孤独。 不过,人们可能在不经意之间,发现其他人在关心着自己,可能仅仅是一个眼神或者一句话,也可能是在自己困难的时候,有温暖的手伸出来扶一下自己。人活在世界上,需要这种关心和扶住,让自己在困难的时候,度过人生的“槛”。很多人其实不需要物质上的帮助,只是需要因为理解与支持,得到心理上的温暖,支持自己前行,有勇气度过艰难困苦。 迈克尔•奥赫是2009年NFL(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首轮新秀,现在效力于巴尔的摩乌鸦队,这个大黑个的第一份职业合同高达5年1380万美元。但是谁会想到,他智商不到80,而且仅仅几年前,他还是一个流落街头无人过问、性格孤僻的弃儿。 2010年奥斯卡获奖影片《The Blind Side(盲区)》就是很好反映“温情”这个词的影片,讲的就是他从一个弃儿变成各大学争抢的橄榄球新秀的故事。 性格内向的黑人孩子迈克尔 奥赫年幼被抛弃,从小在非常贫穷的环境下长大,他根本没有任何选择和任何机会去改变。 但在遇到莉 安妮 图奥西后,他似乎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迈克尔成了相当富有的白人图奥西家庭一员,并且他在橄榄球场上的天分被逐渐开发出来。 而且,请来的家教专门给他补习功课,让他的学习成绩达标,并且进入大学,最终成为国家橄榄球联盟的高价新秀。 而接纳迈克尔的图奥西一家,也体会到自己的生活是多么幸福,开始发现已经遗忘的家庭温情。 当我看到影片结尾原型人物的照片,硕大的黑人儿子和娇小美丽的白人母亲的合影的时候,心里非常感动。 这就是爱通过温情这种方式,浇灌出来的美好的果子。 这种温情让一个很可能沦落成为底层黑社会的迈克尔(他的儿时玩伴虽然也很有运动天赋,但是因为缺乏这样的机会,结果在黑帮火拼中丧生)--身高1.93米,体重达280斤的小巨人,乖乖地让一个娇小的女人带领着,走上一条艰难但是光明的道路。迈克尔现在“发达”了。 在美国,人们追溯他过去“发达”的原因,感受到温情的意义;而假如他在中国,人们则更加关注他每年赚多少钱。 举个例子,姚明去NBA打球,获得对于中国人来说的天价收入。 这时候,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姚明赚多少钱,有多少人关注、分析姚明如何成长的呢?
  
  现在,随着经济开始一步步走入困境,人们开始思考中国的经济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社会机制问题,并且将教育看作的根源问题。 人们认识到,这几十年最大的失败是教育的失败。 既然这几十年的教育是失败的,那么什么时候教育是成功的呢? 当我们对历史进行回顾的时候,就会发现:中国从社会整体来说,就像是明清时期的翻版(清朝统治是明朝的翻版,只不过在经济上更加宽和,在思想控制和奴役上更加严厉,这也就是现在为什么辫子戏能够充斥电视屏幕的原因)。在前三十年,思想控制和奴役上比清朝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改革开放之后,西方思想开始逐渐重新进入,中国民众才开始重新开化。那么,教育的失败是通过两个维度的对比得出的:一是跟民国时期进行纵向对比,当时中国建立了一批高等学府,而这些高等学府到今天依然传承着一些民国时期的精神,让这些高等学府维持现在中国的重点大学地位。 在民国时期的大学精神支持下,众多大师纷纷从欧美日归国,培养了大量的人才。 在当时,整个社会穷不要紧,整个社会相对愚昧也不是问题。 如果能够让这些人才发挥作用,形成一个精英阶层,带领中国进行发展,那么中国的强大是顺理成章的。 二是跟世界进行对比。当越来越多的人出国留学,并且告诉人们国外的情况,人们越感觉到中国教育的失败。 那么,并不是30多年前中国教育不失败,而是当时大家都处于蒙昧之中,连教育的地位和意义都不知道,穷怕了的人们只想着让自己的生活好一点,能够吃饱饭。 而上大学的人们因为和外界的联系太少,根本无法理解发达国家的教育水平。 而今天,人们认识到教育的失败,是因为人们开始从中外教育的对比上,知道什么是教育失败,而且开始知道在哪些领域失败。 当然,即使人们开始认识到教育的失败。但是这几十年来持续以明清时期的思想控制和奴役的实质来驯化人们,导致人们在无意识之中,实际上仍然生活在明清时期的思想之中。
  
  而人们在思想文化的无意识状态之下,正在走向深刻的社会灾难。 从文化的角度思考,如果说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有什么不同,那么就是核心关注点不同,也就是核心价值观的不同。 西方发达国家是“先保命,再要钱”,而中国人是“要钱不要命”。 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阐述了军队的作用意义。 欧洲通过军队的专业化,有效地抵御了野蛮民族的进攻与占领,保护了各国民众不受外族奴役;而随着民\主机制的建立,军队国家化让国内民众不受君主的奴役。 另外,《论道德情操》则分析了情感与品德的作用。 那么,在武力的保障下,人们通过对情感和品德(也就是人性化)的深入探索,实现文化的发展。 而这一武一文在任何时候都不可或缺,让“经济”发展成为可能。 美国的大学发展(文化代表)、企业发展(经济代表)和全球扩张,都是在美国武力的保障下实现的,而文化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支持武力的发展。 而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发展,又靠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和美国战后对日本的关键技术援助,以及在美国强大武力的保护下得以实现。 美国通过“军备竞赛”导致苏联垮台,让东欧各国实现自/由,也获得经济的快速发展。 另外,在美国社会内部,人们也因为拥有枪支而更加安全。 在电影《盲区》中有这么一段对话,迈克尔离家出走,安妮去他以前住的黑人区找他。 当她碰到了黑社会小混混,小混混威胁她的时候,她强硬地进行语言的回击,告诉小混混她是枪支协会的会员,同时是人民陪审团机构的会员(潜台词的意思是,如果小混混敢动她,她随时可以掏出枪来击毙小混混,然后人们会认为她是自卫行为),结果小混混自己退缩了。 一个娇小的女人因为有了一把小小的手枪,让凶狠的亡命徒(实际上只是欺软怕硬的暴/民)都胆寒。 因为这时候,双方比的是谁拔枪更快,谁打枪更准。 更重要的是,娇小的女人打死亡命徒是自卫,而亡命徒如果打死娇小的女人则是一级谋杀罪。 这就是恐怖平衡,让整个社会变得更加安全, 所以,美国的黑社会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活动,而且美国黑社会也需要通过交易赚钱(只不过交易的是非法的毒品等),而不敢通过暴力赚钱。 因为,当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拿起枪来,比亡命徒更加勇敢、机智、团结,这就是现代文明在今天能够遍布世界的前提和基础,也就是所说的邪不压正。
  
  那么,什么是良好的教育? 从经济角度来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可以说是显性经济思考,而《论道德情操》是深层次的隐性经济思考。 在中国,人们说起良好的教育,往往就直接想到上名牌的大学,最好是哈佛大学。 一个“哈佛女孩”的故事在中国能够卖掉上百万本书,说明了中国家长的主要取向。 因为,人们直接的条件反射是,通过让孩子在名牌大学读书找到好的工作,获得好的收入,自己也能在别人面前扬眉吐气。 所以,人们强迫孩子刻苦学习,然后自己省吃俭用给孩子请家教,买房子让孩子进入好学校的片区,花费巨资供孩子读完大学,或者出国留学。 但实际上,教育并不是这样的,大多数中国人很难理解到底什么是良好的教育。 如果把教育作为一个整体的话,上学最多占到其中的20%。 而良好的教育,首先来自于家长对于教育的认识,或者说对孩子的人性引导。 比如说,在很多白人知识分子家庭,父母把每天晚上给孩子读书讲故事作为必修课,而很多孩子经常就是在父母给自己读书的声音中进入梦乡。 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说,给孩子读书是一种非常平和但是充满感情(温情)的行为,父母的爱在读书的过程中,通过声音的抑扬顿挫、表情的丰富变化,持续地浇灌到孩子的心中,这就是一种温情。 日复一日地通过这种温情把爱浇灌到孩子的心灵之中,就像以色列发明的根部滴灌技术一样,用最低的物质成本(加上巨大的时间成本和耐心)滋养着孩子的心灵,支持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而在电影《盲区》中,白人母亲安妮给包括迈克尔在内的三个孩子读书的时候,自己也突然感觉到失去多年的对孩子们的温情。 当孩子受到温情的持续滋养之后,人格能够更健全,自信心更强,更有力量面对长时间的困难和逆境(比如说持之以恒地专注于某个专业的发展与精通),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也能够更加平和理性地加以对待和解决。 这也就是杜威所说的“教育即成长”,当一个人从小在温情的浇灌下成长后,就会拥有一种内生的力量。 这种力量就像光和热,能够在困难之中给他人以温暖。 而人们则在温暖之中,相互携手共同应对困难。
  
  在现代文明中,整个社会可以说就是以温情为内在的纽带而维系的。 白人母亲安妮因为同情而让黑人孩子迈克尔住在客厅,然后逐渐开始对迈克尔产生了感情,而这种感情的进展是通过一个个细微的动作完成的。 迈克尔也从客厅开始搬到自己的房间,而整个家庭也因为迈克尔而能够坐到一个餐桌上吃饭聊天。 小儿子首先接受迈克尔这个巨大的哥哥,并且成为大哥哥的教练,两个人开始形影不离,而女儿也逐渐认可了迈克尔。 相信电影出于表演的需要,将一些细节戏剧化,显得有些过于做作。而在实际生活中,每一个微小的细节都应该是很自然的表达。 通过母亲的坚持和父亲的支持,再加上两个人对于孩子心理的理解,一步步形成表面很平和很无意的举动,经过时间的流逝,变成强大的无可抗拒的力量,将迈克尔包容进整个家庭,让迈克尔理所当然地成为家庭的一份子。可以说,在美国多民族、多种族、离婚、再婚、领养非常频繁的社会环境中,良好的家庭关系就是通过这样的情感来维系的。 而情感的培养是通过父母从小给孩子读书、做孩子的朋友、在关键时刻以强有力的态度引导孩子而形成的。 那么,就在这种潜移默化之中,迈克尔逐渐融入图奥西家庭,成为家庭的一员。 而且在温情的强大力量之下,迈克尔有自己很大的独立空间,但是大方向上由父母所掌控。 就这样,在整体上的爱的滋养和具体的技术指导下,迈克尔很快开始了发现自己的优势,走上自己的成功之路。 从这点来说,图奥西一家的收益是最大的,通过不长时间的培养,一个低智商的孩子变成了众多大学争相“抢购”的香饽饽,大学毕业后又成为最赚钱的新秀。 不过,对于这一家来说,迈克尔赚的钱并不是很重要,因为这一家非常有钱,自己赚的钱都花不了。 而真正重要的是,一个母亲通过温情收获了一个儿子,而且让这个儿子成为社会中的成功者。 “低能儿”爱迪生能够成为伟大的发明家、企业家和科学家,也是母亲教育的结果。而母亲教育的前提是,不论老师是什么态度,母亲都爱自己的孩子,相信自己的孩子。 推而广之,在整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也是通过这样的温情得到维护。 当重大事件发生时,这种温情就变成凝聚整个民族的强大力量,比如说“9.11”时的相互扶助。 另外,因为这种温情所代表的爱,超越了人们的生命。 因此,有大量的英雄人物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为了救助他人而牺牲自己。 “9.11”伤亡最惨重的是消防队员和警察,还有一些志愿者。 这些人知道大厦将倾,但是为了更多人能够活出来,义无反顾地冲进去。 他们的生命是有价值的,他们的价值不仅仅是挽救了更多人的生命,而且让这种温情能够在关键时刻迸发出来,感动更多的人,并且把这种爱的情感延续下去。 那么,在武力的保障下和温情的维护下,美国人关心经济,关心自己赚更多的钱、住更大房子、开更好的车。
  
  但是在中国,人们既没有武力保障自己,又没有温情的文化维护社会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谈论“经济”,实际上等于在建设“空中楼阁”,或者给自己“画饼充饥”。 当自己手里没有枪的时候,穷和富没有太大的差别,因为每个人都缺乏自我保障的手段。 当年,李自成进北京城的以后,通过对富人动刑,从富人口袋里榨出银子。 今天,这些“不人道”的方法都不需要。 因为,只需要轻轻搭建一个“股市”,弄点数字在电子屏幕上跳来跳去,国企大股东和“大小非”就赚得盆满钵满;只需要弄个房地产“刚需”,地方财政就有了收入来源;然后,只需要开动印钞机、就能够支持房地产“刚需”,然后国企、地方财政、房地产和汽车等相关系统就大把地来钱。 同时,没有温情的文化,每个人都是其他人的敌人,而其他人也是自己的敌人。 每个人现在都像一个孤岛,生活在孤独和恐惧之中,害怕自己眼前的钱哪天被别人算计走,因此想方设法保护自己的钱财。 但是,就在人们都孤立地想保护自己的收入的时候,没想到自己的财富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被“挖走”,只剩下表层的“空架子”。 人们都像演戏一样,追逐着最表面的钱财,而忽视了支持钱财的根本。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社会文化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每个毛孔。 当人们关注GDP谈经济的时候,没有意识到在“中国经济”这出戏的背后,真实的经济已经全面瓦解。 经济的意义在于创造财富,但是看看周围的人们又有几个人在创造财富? 人们不仅不创造财富,还在肆意破坏自然财富的积累。另外,因为缺乏文明社会的教育和武装,缺乏野蛮社会对于自然的敬畏,中国人几千年来持续破坏环境的行为并没有减轻,而且是变本加厉。 两千多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实质就是:大灾难(社会大破坏) -- 人口大减损 – 人口重新快速繁殖 – 大灾难。 从环境角度来说,每一个朝代的人口大减损的根源是自然承载力无法承受众多的人口,导致人口大减损;从社会的角度来说,缺乏武装和温情的社会,必然导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引发社会寄生群体的奢侈与浪费,以及社会劳动群体流离失所,形成大规模的流民,然后转为流寇,形成新的大灾难,导致人口大减损。那么今天,大灾难也在快速逼近整个社会。 如果人们不能及时反思整个社会文化,新的灾难可能意味着新一轮的人口大减损。
  
  福王朱常洵是明神宗的第三个儿子。 当时,对于几乎所有人来说,朱常洵是最有福的人。 朱常洵在万历29年被封为福王,当时神宗想立他为太子,但是被众大臣所阻拦。 当时,福王结婚的费用高达三十万两白银,而且营建洛阳的福王邸府,又花费白银二十八万两,超过常规费用的十倍,引起朝廷内外一片哗然。 42年,众大臣力劝明神宗遣福王就藩。 为了安慰爱子,神宗又下诏赐福王庄田四万顷。后来,朱常洵本人也觉得有点太过分,上疏奏辞,才减为二万顷。这两万顷意味着,把中州的沃土肥田占净仍不足额,无奈又到山东、湖北、湖南、广东圈定了一部分。 另外,明神宗通过税务官员、矿产官员弄到巨额金钱、奇珍异宝,很多也给了朱常洵。 另外,要求把原来抄没宰相张居正的财产,以及江都至太平沿江荻洲杂税并四川榷茶、盐井收入全赏给自己,又请淮盐引千三百,设店洛阳,垄断洛阳盐市。天下皆知“帝耗天下以肥王,洛阳富于大内。”一个亲王能够比皇帝都富,这样的福气看上去已经登峰造极了。 不仅如此,福王还横征暴敛,千方百计搜刮。 福王当时已经300多斤,但是仍然胡吃海喝,遍淫女娼,花天酒地。 后来,陕西流贼猖炽的时候,河南又连年旱蝗大灾,人民相食,福王不闻不问,仍旧收敛赋税,连基本的赈济样子都不表示一下。福王的这种行为,让去讨贼的士兵们非常愤怒。 当时,退养在家的明朝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多次入王府劝福王,劝他说即使只为自己打算,也应该开府库拿出些钱财援饷济民。但是,福王与其父明神宗一样,嗜财如命。 而且,当李自成进攻洛阳的时候,朱常洵不仅不好好犒赏当时前来救驾的军队,反而不让这些军队入城休整。 结果,军队反叛,朱常洵翻墙逃走,但是因为体重太重,无法成行,被李自成的军队抓住。 然后,李自成的军队做了一道菜叫做“福禄宴”。 就是架一口大锅,号称“千人锅”,中间煮汤,汤的主料有鹿,还有崇祯朱由检的亲叔叔、明神宗最宠爱的儿子、体重达三百多斤的“福王朱常洵”,因此叫做福禄(鹿)宴。这时候,最后,福王朱常洵和鹿都成为李自成军队的美食。
  
  我们无法知道,朱常洵在锅里被煮熟的那个过程中,他是怎么想的。 福王朱常洵一辈子享尽荣华富贵,突然之间发现自己成为他人锅里的肉,活生生地被煮熟。这时候可能会怨恨哗变的军队,认为他们大逆不道。 因为,从朱家的文化传统来说,思维定式永远是:自己是正确的,错误是别人的。 这就像崇祯朱由检,因为众叛亲离而死到临头的时候,不是反思自己的问题,反而埋怨满朝文武“不忠”。 但是,朱元璋的孝子贤孙们可能不去思考,为什么别人要叛变。 如果一个人两个人叛变,那么错误可能是别人的;但是,当所有人都叛变的时候,只能说这个王朝已经腐/败黑/暗到了极点。 当外患来的时候,人们通过完全不抵抗外患,表达自己反抗朱家王朝的意向。 当时,不仅仅是福王,其他像周王、郑王、崇王、唐王、潞王等都封在河南就藩,他们的田庄遍及各地。当时仅十五家朱家的贵族就占去河南一半以上的土地。 当时,严重的土地兼并,使得农民大量破产流亡。 另外,明朝廷为了解决财政危机,还要对剩余土地的农民们拼命加派赋税,其名目之多,数量之大,让河南人民无法生存。 当时,广大农村呈现出“村落丘墟,人烟断绝”的凄惨景象。就是繁华一时的洛阳附近,也是一片荒凉。 到了崇祯十三年(1640年),“河南大旱蝗,人相食”。 洛阳周围死人相弃于道,无人埋葬。 在这样的背景下,福王还继续加紧对人民进行搜刮。朱家的子孙们让百姓无法生存下去,那么失地的流民们纷纷揭竿而起。 李自成本来已经是穷途末路,但是在河南因为大量的流民归附,立刻又形成了强大的力量。当时,李自成提出了“除暴恤民”,“均田免粮”、“平买平卖”、“开仓济贫”等口号,让各地的百姓对他充满了期待。
  
  什么是经济? 世界上的利益分配是不公平的,总是出现劳动者穷困,不劳动的人反而骄奢淫逸的情况。 那么,现代经济的本质是,持续解决利益分配不公平的过程。 因此,在亚当斯密时期,经济学被称为政治经济学,而最近制度经济学又成为人们全面思考经济方方面面的关键经济学分支。 那么,在野蛮社会中,武力强大的个人获得最大的利益,作为他们保护本族不受外族侵扰,而且能够从外族抢夺利益的回报。而现代文明社会,则通过武力和教育,持续进行探索,让利益分配尽可能公平合理。 所以在现代文明社会中,问题总是层出不穷,经济政策制定者必须进行持续的探索创新,才能够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 比如说,充分就业和通货膨胀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兄弟”,充分就业的时间足够长,就必然引发通货膨胀,然后通货膨胀加速。 而通货膨胀加速又必然导致人们的存款缩水,省吃俭用的人的钱被大手大脚的人花掉(非常不公平),这样必然导致社会经济陷入困境。 而要减少通货膨胀,又必然要打击就业率,让很多人没有工作,引起社会矛盾。 另外,贫富差距是创新的必要条件,脱离贫困人群、争取成为富裕人群,是创新的内在动力。 缺乏贫富差距的社会必然缺乏创新,缺乏创新的社会必然走向贫穷,所以“等贵贱、均贫富”社会必然是共同走向赤贫的社会。 从这点来说,美国作为发达国家中贫富差距非常大的国家,拥有最强的创新能力也是合理的。 那么,美国的制度通过创新者富有、劳动者富裕、不劳动者得食的方式,保持社会的创新活力。 比如说,通过社会基本生活保障计划,让不劳动者能够得食,让失业阶层不会大规模以负面方式危害社会;从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开始大规模补贴农业的政策,到今天形成了一套非常完善合理的市场化农业补贴利益机制,让辛苦劳作和持续学习的农民们能够稳定生产粮食,并且获得较为富裕的生活。而在企业界,通过完全市场竞争,创新型企业发展壮大,赚取大量的利润。 而在创新型企业内部,股权激励措施又刺激人们更努力地工作,实行创新发展,获得创新的回报。 那么,赚了钱的富人通过交更多的税和慈善捐助,将财富转移给整个社会,然后社会通过教育投资、医疗保障、失业保险、农业补贴等各种方式,进行利益的再分配,实现贫富分化下的社会相对公平。
  
  需要继续强调一下武力在社会中的意义。 在一个社会中,武力反映最高权/力者的意志,最高权/力者通过武力将自己的思想反映到整个社会中,形成社会利益机制,也就是社会制度。 简单地说,拥有武力的人决定社会利益分配,决定社会利益的分配方式。 野蛮社会中,武力最强的人成为社会领导者,带领本族人对外侵略,获得战利品,实现本社会人们的福利提升。 在美国,从建国初拥有军权的华盛顿解散军队,然后自己回家种田,到后来立宪过程中,各州的领导者通过建立宪法以及宪法修正案,保障了持枪自由和民兵组织原则。 组织起来的民兵通过分散武力的方式,将权力和利益(权利)平均在社会中,保障美国建国以来确立的宪政民主共和的原则。 不过,最重要的武装力量仍然在军队手中。 所以,社会精英群体通过牢牢掌控美国军队的主导力量,对内保卫宪法,保障美国宪政民主共和;对外保障美国在全球的利益,推广宪政民主共和的价值观。 而掌控军队的方式是通过教育系统实现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国西点军校。 西点军校的报考生必须在当地高中学习成绩名列本班前茅,且身体健康,具有一定的组织领导才能,而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还必须得到美国总统、副总统、参议员、众议员、州长、市长或部队主管等政军重要人物的推荐。 因为,这些重要人物是保卫美国宪法的核心集体,而且作推荐的时候是以个人名誉进行担保,也必须要了解候选人的背景,确认候选学员的个人品德,防止个人野心家进入军队,掌控军队的主导权。 每年登记报考西点军校的人大约在10000人左右,得到推荐并能参加考试的基本合格的约6000人。 这些青年还必须参加并通过国家统一组织的大学入学考试和其它测验,一般剩下2000多人。然后,各军种学员入学资格评审委员会从德、智、体等方面全面衡量,择优录取,最后大约1400人有幸被录取。“责任、荣誉、国家”是西点军校的校训。 那么,在西点军校的学员们在这样的思想灌输下,在学校里继续进行淘汰,直到最后毕业,毕业后作为少尉进入军队,开始逐级提升的过程,并且成为军队的中坚力量。 100多年来,西点军人遵循学校的校训,忠于国家、献身疆场,英勇顽强,前赴后继,为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忠实地履行职责,做出了巨大贡献。 《兄弟连》里有一集,记录了一个西点军校新毕业的军官,参与潜入敌方抓“舌头”的行动过程,在实战中通过勇敢、纪律、机智和熟练,获得同伴的高度认可。 行动结束后立刻升职为上尉,到更高一级的指挥机构去报到。 而美国军队就是通过西点军校等优秀军校输送的军官,保卫宪法、服从上级领导,保卫国家。 这些军官服从上级,而他们军队里的最高上级服从美国军队总司令-美国总统。 通过这样机制的保障,美国军队作为国家军队、保卫宪法的军队,远离国内政/治经济事物。 这让美国防止出现南美国家那样军事干政的情况,然后在美国宪法的指导和保障下,社会利益分配机制进行持续的优化和升级,让创新、劳动和不劳动的人们各自过着各自的生活,也就保障了经济的顺利发展。
  
  在中国,拥有武力的人通过武力和洗脑驯化,通过剥/削压/迫本族人,然后获得最大的利益,让中国陷入“禽兽不如”的文化状态。 当然,这些人的武力看上去很强大,但实际上只是对民众来说非常凶狠。 比如说,宋朝和明朝都维持很庞大的军队,用来瓦解民众的反抗意志,但是跟外族打仗却不堪一击。 但是,对于剥削压榨民众来说,这些军队一般情况下就够用了,这就是“戏班子”的作用。 比如说,朱元璋通过掌控武力,达到了“吃独食”的目的。 而且,明朝通过八股科举和文字狱,维持表面的繁荣,再加上洗脑驯化,从根源上打消民众反抗的意志,让民众逆来顺受,成为待宰的羔羊。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朝的军队就是朱家保障自己利益的“戏班子”,而不是真正的军队。 尤其是到了崇祯朱由检时代,把宦官派到军队里当监军,监视控制将军们的行动,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保持自己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权。 在朱由检的思路下,凌迟袁崇焕,然后把一个个能够打仗的将军,通过孤军作战的方式,去和后金作战送死。 当这些优秀的将领们死掉之后,就剩下不会打仗的人们领导军队。 早在陕西、河南等地民众因为气候和土地兼并等原因流离失所,另外朱由检为了节约几两银子裁撤邮局(驿站)系统,当时大臣就建议朱由检花钱赈济百姓,保持社会安定。但是,“吃独食”成了传统的朱家,怎么可能放弃自己的利益,把钱粮分发给民众呢? 所以,朱由检花大价钱去镇/压民众。 结果,动用军队的钱超过了赈济灾民的钱,然后这些钱“羊毛出在羊身上”,必须从还没有流离失所的民众身上搜刮,导致了更多的农民破产成为流民,引发更大的流民聚众。 通过崇祯这种“火上浇油”的措施,再加上以福王为首的朱家子孙继续横征暴敛,结果导致局势终于一发不可收拾。 李自成绕了个弯子到达北京城下的时候,惊奇地发现人们敞开大门迎接自己,而崇祯则急匆匆在一个太监的陪伴下,自己跑到煤山去上吊。 从秦开始经过1800多年的中国文化“熏陶”,“成者王侯败者贼”的观念深入人心。 但是,人们并没有意识到,李自成进京只是一个流寇代替另外一个流寇,或者说一个贼代替了另外一个贼。 西点军校诞生了南北战争时期的联邦军总司令格兰特和南军总司令罗伯特 李、潘兴、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巴顿等很多中国人熟知的著名将领;而流民中则诞生了朱元璋、李自成和张献忠等流寇,流寇就是贼。 而贼之所以成为贼,关键在于思维上就是贼。
  
  1688~1689年,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发动了推/翻詹姆斯二世、防止天主教复辟的非暴力政变。 因为这场革命没有流血,所以称之为“光荣革命”。 1685年詹姆斯二世全然不顾国内外的普遍反对,违背以前政府制定的关于禁止天主教徒担任公职的“宣誓条例”,委任天主教徒到军队里任职,并且开始残酷迫害清教徒。 另外,詹姆斯二世开始还向英国工商业主要竞争者——法国靠拢,严重危害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利益。最让人们恐惧的是,詹姆斯二世还把原来只有5000—6000人的军队扩充到3万人左右,并将其中约1/2的军队驻扎在伦敦,以随时镇压伦敦城区人民可能发生的骚乱。 因为,英国人对于军队的态度非常敌对,担心军队干预国内事务。在詹姆斯二世朝着君主集/权的方向越走越远的时候,于是人们决定采取行动。包括伦敦主教在内的几位著名人物发送了一封密信给在荷兰的信奉新教的詹姆斯二世的女儿玛丽和女婿威廉,邀请他们到英国赶走詹姆斯二世,保护英国的“宗教、自由和财产”。威廉带兵1万多人进入英国,而詹姆士二世虽然拥有4万多军队,但是仓惶出逃,双方之间未发一枪。议会重掌大权,而威廉亦即位后成为威廉三世,和詹姆士二世的女儿玛丽二世共同执政,成为英国国王和女王。 詹姆斯二世出逃德意志,途中被截获送回伦敦。后经威廉同意,詹姆斯二世逃亡法国。 1689年初,在伦敦召开了上下两院联席的特别会议。会议经过一番讨论之后,决定邀请威廉和玛丽来共同统治英国,同时向后者提出《权利宣言》。宣言中坚持了人民应享有的“真正的、古老的、不容置疑的权利”,比如说自/由言论和请愿自/由,适当情况下有权利配置用于自卫的武器;同时,严格限制国王的权力,包括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制订或终止任何法律的效力;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征税;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建立常备军;另外,人民应享有选举议会议员的自由;议会享有辩论的自由等。这项宣言在1689年12月被议会制订为正式法律,即《权利法案》。 政变之后,英国逐渐建立起当时最先进的君主立宪制政体,英国开始走上迅速发展的道路。另外,“光荣革命”与《权利法案》对欧洲绝对君主专/制制度和君权神授、君主万能、臣民必须无条件服从等思想,都是沉重的打击,也启发了后来的民主进步的思想家,如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等。 到今天,英国的《权利法案》对于中国人的思想启蒙仍然具有关键的意义(美国宪法修正案《权利法案》则是英国的更加具体的翻版)。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威廉诚实地履行了自己当时的承诺,让《权利法案》非常顺利地通过,并且逐渐形成君主立宪制政体。 君主立宪的意义在于,通过限制君主的权力,保护民众的权利,让整个国家经济能够朝着更加公平、高效的方向发展。
  
  但是在中国,让武力拥有者讲诚信,用行动遵守限制自己权力的承诺,难上加难。而让流寇讲诚信,主动控制自己的行为,那更是不可能。 所以,当每个王朝走到末世的时候,总要出现以暴力反抗暴力。 而在这个过程中,善于投机钻营的流氓无产者往往能够找到机会,成为新的王朝的胜利者。 在唐朝赵蕤所著《长短经》的“惧诫”一章中,伍被劝说淮南王刘安中说到汉高祖刘邦:“昔秦绝圣人之道,杀术士,燔《诗》、《书》,弃礼义,尚诈力,任刑罚,转负海之粟,致之西河。当是之时,男子疾耕,不足于糟糠;女子纺织,不足以盖形。(滥用暴力和刑法,男耕女织非常劳苦,但是吃不饱、穿不暖)遣蒙恬筑长城,东西数千里;暴兵露师,常数十万。死者不可胜数,僵尸千里,流血顷亩,百姓力竭,故欲为乱者十家而五。(加上蒙恬筑长城,数十万军队到处打仗,老百姓疲惫不堪,所以十家里有五家想要作乱)又使徐福入海求异物及延年益寿之药,还为伪辞曰:‘臣见海中大神,曰:以令名振男女(振,童男女也。),与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大悦,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于是百姓悲痛相思,欲为乱者十家而六。(徐福给秦始皇求长生不老药,又弄走童男女各三千,不回来了,让十家里有六家准备作乱)又使尉佗逾五岭,攻百越。尉佗知中国劳极,止王不来,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可其万五千人。于是百姓离心瓦解,欲为乱者十家而七。(又让尉佗攻打广东,尉佗也不回来,还要求补充三万未婚妇女,秦始皇给了他一万五千人,所以民心瓦解,十家里有七家要作乱)客谓高皇帝曰:‘时可矣。’高皇帝曰:‘待之。圣人当起东南间。’不一年,陈胜、吴广发矣。高皇始于丰沛一唱,天下不期而响应者,不可胜数。此所谓蹈瑕候间,因秦之亡而动者也。百姓愿之,若旱之望雨,故起于行阵之中而立为天子,功高三王,德传无穷。(有人跟刘邦说:‘可以了。’ 但是,刘邦说:‘等等,有人先起于东南。’ 不到一年,陈胜吴广起义。然后,刘邦开始从丰沛起家,趁机成为皇帝。 成为皇帝之后,就能够开始给自己歌功颂德,说自己是上天的儿子,拥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合法性)”
  
  那么,英国的“光荣革命”和中国民众起来反秦、汉、唐、明这些王朝有什么不同? “光荣革命”的背景,主要是以议会为代表的贵族、地主和民众组织起来,通过大量的政治斗争和有限的军事斗争,进行长期博弈的结果。 其中,神权、政/权、军/权等不同力量相互博弈,而结果是民众的权利要求日益高涨。 最后,克伦威尔带领军队通过打败并处决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建立宗教自由的共和体制,从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上决定了英国国王的权限被严格限制。 而在军队的支持下,查理二世回国重新当上国王,意味着斯图亚特王朝复辟。 但是,由于共和制奠定的社会基础,查理二世已经失去了过去的根基,无力扭转整个形势。查理二世的继任者詹姆斯二世想进一步扩大国王的权限,希望回到“君权神授”的时代,但是已经无法回到过去。 而驱赶詹姆斯二世的“光荣革命”最终确定了,民众的合法权利不得随意侵犯。 而代表民众的议会通过控制军权、财权,而且允许人民拥有防卫性武器,将国王的权限限制在很小的范围之内,于是达成了一个均衡的社会权利结构。 而只有这样均衡的权利结构,保障民众的合法权利,才让“经济”成为可能。 “光荣革命”的最大意义在于平和,在整个事件过程中,詹姆斯二世、威廉三世和英国民众都保持了最大的克制,让整个事件能够平和发展。 詹姆斯二世觉得连自己的女儿女婿都反对自己,非常伤心,感觉到自己众叛亲离,所以无心战争,即使拥有数倍于威廉的军队,也只是要求军队撤退,导致军队瓦解;威廉没有处死詹姆斯二世,而是让他流亡国外;民众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保障了自己的权利,所以有一个名义上的国王也可以接受。 因为,很多人害怕再次出现一个克伦威尔,甚至出现比克伦威尔还严酷的人,那么共和体制的好处也就失去了意义。 因为,毕竟人心都是肉长的,人们都不希望自己或者别人受到过度的伤害,人们都希望在比较宽和的社会氛围中成长。 那么,通过“光荣革命”实现的君主立宪(宪政民主),实现了英国的长久和平,创造了一个宽容的社会氛围,英国经济开始迅速发展,并孕育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将人类社会带入一个新的纪元。
  
  在中国,各朝代的皇帝通过维持军事力量,实现自己无限制的权力。 尤其是到了明朝朱元璋,更是开创了通过屠杀几乎所有对自己的有功之臣,进行“吃独食”的统/治。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这样的统/治意味着什么? 其实,这就像伍被对淮南王所说的话一样,秦朝的灭亡是个过程,一步步把民众逼上绝路之后,然后民众反过来绝了这些朝代的路。 当皇亲国戚、王公大臣以武力为后盾,毫无限制地侵占农民的土地,让农民们流离失所,自己却花天酒地的时候,看上去好像社会更加繁荣。 因为,这些权贵们需要住更大的房子,需要更多地购买豪华服装与珠宝首饰,需要更好的饮食娱乐场所,需要更多的金银玉器等生活用品,需要更好的交通工具。 就这样,他们的奢侈需求支持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了当时的经济“繁荣”,包括汉唐的长安、洛阳,宋朝的东京汴梁和杭州,元大都,明清时期的北京。而这些地方的繁荣是以广大被武力征服地区民众的贫困愚昧为代价的。 在生产力落后的时代,京城越是繁华,往往也就意味着其它广大地区越是苦难。 也就是说,广大劳动者终日劳作不得饱足,但是依靠武力掠夺的群体则无所事事,却能够锦衣玉食。 这里的典型代表,就是明神宗时期的福王朱常洵。 一般来说,越是把个人利益看得重要,也就越依赖于武力,其手段也就越血/腥暴/力。 华盛顿对个人利益一无所求,所以他压制了军队中要求他做国王的呼声,并且主动解散军队回家。 等几年之后,国家再次对他召唤的时候,他才很不情愿地回到制宪会议。 19世纪,当一位法国人到美国,打听华盛顿的子孙在做什么的时候,周围的人都回答“不知道”,这让法国人觉得不可思议。 而朱元璋一辈子费尽心机,通过残酷的手段把所有能够对自己和子孙利益造成威胁的人“斩草除根”,让自己的子孙有了尽享荣华富贵的机会。 包括对贪官剥皮,朱元璋是从民众的角度出发的吗? 显然不是。 朱元璋想的是,社会财富量在一定时期是基本固定的,如果贪官贪得多,那么他和子孙能够从民众那儿搜刮财富就少。 当然,朱元璋还有一个重要的法宝,就是“抄家经济”。只要看看明朝每个皇帝通过“抄家”赚了多少钱,比如说抄严嵩、张居正、魏忠贤的家,让这几个皇帝赚了多少钱,就可以了解到朱元璋的“高明”了。 就这样,时不时抄几个大臣的家,既符合了民意,又让朱家的钱多一些。 当然,民众看到“贪官”被抄家而“欢欣鼓舞”,其实也就是皇帝做做戏而已,让民众们作为奴隶体会一下奴隶主的虚幻感觉。 因为,皇帝抄了大臣的家后,半毛钱也不会给民众,反而官员换了之后,是刚走了一个喂饱了的“猛虎”,再来一个饥渴难耐的“饿狼”,民众还得出更多的血。
  
  而最需要关注的是,暴民社会的形成。 当朱家对民众进行掠夺的时候,不仅仅改变了人们的物质状况,更加对人们的心理造成深远的影响。 比如说,朱常洵侵占农民的良田,让大量农民流离失所,这让人们对他所代表的皇族产生了愤恨。当朱常洵底下的家人在外面欺压民众的时候,让人们的恨意增加了一层。 当他手下的的人强抢民女,供朱常洵享乐的时候,让人们的恨意更增加了一层。 当遇到天灾,朱常洵坐拥无数辈子花不完的财富,但是不出一点钱赈济灾民的时候,民众对皇族的恨意又增加一层。 当朱常洵让军队替他打仗,但是让军队忍饥挨饿的时候,民众的恨意终于全面爆发了。 这种恨意是通过一次次朱家侵占民众利益的过程中积累的,如果其中只有一次,那么民众会原谅这些“天子”的亲戚;如果有两三次,民众仍然会忍耐。 但是,无数次地盘剥民众,把大量民众置于死地,而朱家的子孙自己还在花天酒地,这让普通民众长时间积累的愤怒终于如火山喷发一样,开始发泄出来。 所以,李自成开头只剩下几十个人,结果到了河南马上又聚集起数十万,从最初的流寇作乱生存,变成了主动寻找机会,结束朱家统/治的过程。 皇帝容易推翻,但是这种愤怒形成的社会文化很难改变。从朱元璋到满清的野蛮统治,让中国的社会文化氛围完全变成了愚昧+凶残的暴民文化。 而这种暴民文化不仅影响了当时社会文化,而且决定了后来的流寇上台,新的流寇为了利益演出了新的“戏”。虽然戏的表现形式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戏”路是一样的。 而这种“戏”让整个中国又开始回到流寇+暴民为主导的社会文化系统中。
  
  义和团运动兴起的根本和直接的原因是“反洋教”,然后与清廷希望抵御“洋人”的思想合流,形成的规模巨大的运动。 鸦片战争后,清廷逐渐开始被迫结束从明朝开始的闭关锁国的政策,也开始允许从康熙年间禁止的基督教传教活动。传教士纷纷来华传教,教会开始在中国大量创办学校、医院和报刊杂志,普及现代文明思想和科学知识。 在思想上,教会不允许信众“崇拜偶像”,这和中国传统文化中视为神圣的祭天地、敬鬼神、祀祖宗、拜孔子几乎水火不容。 比如说,某些乡村会进行祭天敬神的活动,而这些活动的费用要摊派到每家每户。 但是,教民因为不信这些“偶像崇拜”,所以不参加这些活动,也不同意被摊派,而且教会还支持他们。 于是,这些教民的行动就引起了当地民众的极大不满。 现在看来,这些教民的做法无可厚非,但是在当时激怒了很多人。 因为,奴隶们的特点经常是,当自己做奴隶的时候,也要求自己身边的人做奴隶,反对其他人的选择。 这就像汶川大地震之后,人们开始关注哪些企业进行慈善捐款,没有进行慈善捐款的企业就被列入“黑名单”,对其进行口诛笔伐,一片声讨。 当然,从这些企业本身来说,如果出于同情心,是应当捐款的。 但是,捐款不捐款都是个人行为,即使不捐款也无可厚非。 其实,在当时“热火朝天”的情况下,不捐款其实更好一些,直接买一些便宜实用的救急物资,直接分发到灾民手中。但是,“道德狂热”绑架了理智,就形成了暴民文化氛围。 后来,暴民们看到自己捐的钱到了哪里,才开始明白自己过去的愚蠢,然后陷入冰冷的失望之中。其实,这是暴民文化的另一种表现,就是在狂热和冰冷两个心理极端“打摆子”的状况。 因为,暴民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动都是在别人的操控下进行的,奴隶是按照奴隶主的剧本来“演戏”的。
  
  当时,儒家士大夫是反对基督教的最主要的集团,这包括在官员和地方乡绅,他们散播了大量攻击基督教的言论,并且往往又是教案的幕后煽动及策划者。在这些人眼中,洋教被视为“灭伦伤化(这是中国文化里的大罪)”,所以出现儒家的“华夷之辨”和“人禽之辩”,说明洋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越来越“水火不容”。 另外,当教民和不信教的民众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传教士则认为当时的中国司法非常野蛮而且不公正,所以经常帮助教民写诉状、在公堂之上进行辩护(类似于律师的作用)。 那么,不信教的民众是跪着跟“青天大老爷(官员)”说话的,请求“青天大老爷”主持公道;而教士则是站着跟官员说话,要求官员公平判决。在这样的情况下,官员们往往和教士相比,在气势上就矮了一截,所以教民理亏的案子经过传教士的辩护,官员也可能判教民打赢官司(这就像在美国,检察官遇到知名的大律师,也可能变得有些惊慌失措而出现重大漏洞,因此检方/控方即使有理,也经常会打输官司。“辛普森杀妻案”通过辩方敏锐的洞察能力,发现警方的重大漏洞,并且选择了最有利于自己的陪审团,最终让辛普森无罪走出法庭),这对于不信教的民众来说觉得非常愤怒。 这时候,不信教的民众们不是把矛头指向官员(他们也不敢,因为官员们随时可能打他们的板子),而是迁怒于教会和教士。那么,这些官员们是乐观其成、甚至推波助澜的。 因为,教士的辩护本身就在威胁着他们作为“青天大老爷”的地位,让他们不能为所欲为,只能“秉公断案”。就这样,在思想理念冲突(官员们的利益)为主,民间利益冲突为辅的背景下,暴民反对基督教的“呼声”也就越来越高。 这就像现在的“阴谋论”或者是钢铁价格谈判,人们不是反思自己体制内部的问题,让自己人中最精明的人去谈判,而是用愚蠢的人谈判,动辄损失几百上千亿元,然后把自己的损失归结为“敌人太狡猾”。 然后,形成敌视西方的文化氛围,这就是“义和团”式的暴民思维。
  
  义和团作为暴民组织,充分反映出整个社会民众的愚昧状况。 在早期,义和团的前身属于“反清复明”的松散民间组织,这样的组织之所以属于暴民组织,因为它连“均田免粮”这样的政/治口号都提不出来,只是觉得做汉人的奴隶比做满人的奴隶强。 所以,太平天国可以在很短时间内起事,并且迅速席卷半个中国,而这些“反清复明”的组织从来都没有任何起色。 而且,随着基督教的深入,这些组织逐渐转变为“扶清灭洋”。 这种没有任何明确思想,从“反清复明”到了“扶清灭洋”的时候,更达到是非不分、认贼作父的程度,在后来被清廷剿灭成为必然。 当时,由于教会和教士在外国武力保护下,而教士通过打官司保护教民的情况下,人们纷纷开始入教,所以也导致教民良莠不齐。 而在打官司的过程中,官员又明显偏袒教民,激起了没有入教民众的仇恨。 这时候,官员们表现出无可奈何的状态,让没有入教的民众把矛盾转移到教会和教民身上。于是,各地开始出现杀害教士和教士家属以及教民的“教案”。打个比方,这就像在“血汗工厂”工作的奴工们,本来可以顺顺利利地做奴工。 没想到,这时候出现了工会,或者出现了外国的组织,要求加入工会或者组织的奴工得到较为平等的待遇。 这时候,没有入会的奴工不是跟随工会要求自己更多的权利,而是跟血汗工厂的老板联合起来,消灭工会,要让大家都回到奴工状态。 比如说,十年前甚至五年前,很多人对于出国留学不归的人们非常反感,认为国家培养了他们,他们就应该回来。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这些人不回国是正确的。 再比如,在90-1的时候,上海的工人最稳定,主动组织起来维持秩序。结果这些工人自己也没想到,90年代上海率先开始了“下岗”,结果“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 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然后,上海人“享受着”全国最高的房价,比北京高出数倍的公共交通费,高出很多的菜价等等,给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的小资情调添上亮丽的风景。
  
  当然,这些利益冲突仍然处于次要地位,主要的是民众们把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看做“鬼”,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洋鬼子”。 现在说起来“洋鬼子”是个取笑性质的词语,但是当时愚昧的民众们非常认真地以为他们是鬼。 当山东的传教士给当地的农民传授种植水果的知识和技术,引起了很多农民的不满,认为传教士“妖言惑众”。 中国人对男女礼防极其看重,讲究“男女授受不亲”(当然被野蛮民族或者被流寇屠杀奴役的时候,被皇帝挑选上、被王公贵族看上、被地方恶霸霸占的时候,男女之礼也就不算数了。也就是说,这种“男女之礼”只是用来约束民众的,就像太平天国把男女分开一样)。那么,两性间任何稍为亲密的来往都会引来风化性罪恶的论断。 而满口仁义道德的人们则认为,洋鬼子的传教士来到本乡,自然不会安什么好的心肠;可是他们在这里可以得到什么利益呢?最大的可能性自然是要勾引良家妇女了,而且这样的论断在当时极其普遍。 尤其是一些妇女信了基督教后,她们便不肯听从父兄的禁令,坚持要继续返教堂参加聚会。 所以,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对此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她们中了传教士的蛊毒,或被勾摄了魂魄,以致再也身不由主了。另外,晚清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最常办的一种服务是开设育婴院,以收容遭人遗弃的婴孩。 但是,当时卫生设备简陋,而且收纳进院的婴孩又多在体质及健康上出现问题,因此育婴院常常发生婴孩死亡以至因互相传染而造成婴孩大量死亡的事件。 所以,谣言便由此而生了。本来中国人就不相信传教士千里迢迢到来是纯粹为了做善事造福国人的,开办育婴院等社会服务必然别有用心;如今婴孩大量死亡,更足以显露他们的祸心。民众更进一步推断,传教士之大量收纳及杀害婴孩,目的当是为了性及长生的「采补术」;洋人捉拿了这些童男童女,便将他们的童精童血吸至殆尽,使他们虚脱而死,然后用来炼丹制药,行功采捕。于是,民众深信不疑这样的推断,有暴民围攻育婴院,拆毁建筑物及杀害传教士,一桩教案便由此而产生了。 后来的“义和拳”就进行了很多这样的宣传,比如说“(洋)银必取中国人睛配药点之,而西洋人睛罔效,故彼国人死,无取睛事,独中国人入教则有之。……(洋人)能咒水飞符,摄生人魂与奸宿,曰神合。又能取妇女发爪置席底,令其自至。取男童女童生辰粘树上,咒之,摄其魂为耳报神,……甚或割女子子宫、小儿肾子,及以术取小儿脑髓心肝!(《反洋教书文揭帖选》9页)”,还有“(北京西什库教堂)墙壁,具用人皮粘贴,人血涂抹,又有无数妇人赤身露体,手持秽物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楼上,故(义和团)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即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又兼教堂有老鬼子在内,专用邪术伤人,固难取胜,反多受伤。(《庚子记事》28页)” 抛开论述的内容,如果就论述的思想来看,当时“地主阶级”的罪恶和现在的“阴谋论”,跟义和团当时的推断方式都非常相似。
  
  根据这样的思想,愚昧的民众们开始了行动。据统计,从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末,全国发生屠杀教士与教民的大小教案八百余起,其中较大的有“天津教案”、“长江暴动”及四川余栋臣等。其发动与参与者有地方官员,土豪乡绅,普通农民,民团会党,城市贫民,流氓无产者……十分复杂,规模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激烈,其口号是“崇正避邪”、“忠君卫道”。 在这样的背景下,义和团于90年代后半期起源于山东和直隶,以“练拳”为名组织起来,攻打教堂,反洋教。义和团于1900年夏在慈禧的允许下进入北京天津,开始了“奉旨造/反”。 而文革开始,红卫兵“小将们”的造/反有理与义和团如出一辙。 义和团的口号虽不统一,但主要是“顺清灭洋”“扶清灭洋”“助清灭洋”,并明确表示“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就这样,汉族奴隶们开始完全支持欺压奴役自己的清廷。当年,华北正好碰到天气大旱(按现在的话说,50年一遇?)。 而人们认为,旱灾往往被解释为得罪了上天(玉皇大帝)。 因此皇帝和官员们往往会举行庄严的祈雨仪式,祈求上苍原谅,赐以甘霖。但是,譬如庚子年的干旱就并没有因此而得到缓解。 所以,山东义和拳流入天津后,趁机造势说:‘扫平洋人,自然得雨’。 义和拳的揭帖中反复强调,当时北方久旱不雨,原因是“洋人得罪了老天爷”,所谓“天无雨,地焦干,只因鬼子止住天”,“天久不雨,皆由上天震怒洋教所致”,只有“扫平洋人,才有下雨之期”。六月,直隶、山东交界一带下了一场透雨,附近一带的义和拳便纷纷回家种田去了。 但是,还有很多地区没有下雨,所以义和团就开始闹起来。
  
  义和团极端仇视与洋人的一切事物,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教民称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者依次被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统统在严厉打击之列。 义和团们反对一切现代文明的产物,掀翻了耗费巨资铺设的铁轨,砍倒新竖立起来不久的电线杆,焚烧教堂、轮船、洋货等等。 反对现代科技有其内在的原因,比如说铁路建成后,沿线旧式的交通系统被废弃,这就造成了人数众多失业流民,比如说水手、船夫,纤夫、沿线小店的店员、脚夫、驿站夫等等,这是个庞大的数字。 另外,男耕女织是中国农村的主要经济特点,中国的丝绸曾经为中国赚取了大量的白银。但是,英国工业革命到19世纪中叶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国外大规模的纺织厂建立起来,生产出大量的质优价廉的布匹,冲击中国国内市场,造成大量白银外流,无数农村妇女失业,连带着大量的相关手工业者破产,这些人也成为无业无收入的流民。 那么,这些人将自己的遭遇归结为洋人和洋货太可恶,所以对于买卖洋货、甚至拥有洋货的人,都要毁物杀人。《拳事杂记》中记载说:“当拳匪起时,痛恨洋物,犯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睛,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枚,洋纸一张,途遇团匪,乱刀并下,皆死非命”。 1900年6月16日(五月二十),义和拳在焚烧“老德记”西药房等洋货铺的时候,连带将大栅栏地区1800多家店铺和7000多间烧毁,当时居民要救火,义和团不让,还让人们继续焚香,说可以自保。 结果,后来火势凶猛,连正阳门城楼都被殃及烧毁坍塌。 可以说,义和团是中国暴民抗拒现代文明的一个典型。60多年后的文革,红卫兵进行“破四旧”,反对一切西方思想文化,听西洋音乐、读英语书的人就能被置于死地,并且把 “西红柿”改成“东红柿”,让人们重新回到愚/昧时代,可以说是义和团的翻版。 现在,“阴谋论”强调北美和南美大豆低价冲击中国大豆市场,造成东北种豆农民大幅亏损,也是义和团思想的一种反映。
  
  义和团反对洋人、洋教、洋货的方式,就是要回归中国“传统文化”。 当时,流行乡间的小说中的人物和戏曲中的角色如关云长、姜子牙、黄天霸、孙悟空、猪八戒、二郎神、樊梨花等等,都成为义和团所信奉新神的共同来源。 另外,义和团的首领大搞降神附体、撒豆成兵、呼风唤雨、画符咒水等事物,尤其是“刀枪不入”成为义和团的经典招牌。 义和团宣称,所有练拳者只要心诚都可祈神降身,保证自己刀枪不入。 而且,练拳的人要祈求的神并不是高不可攀的神,而是历史上流传已久、为广大农民喜闻乐见的英雄好汉。而这些“招式”是广大民众所熟悉的传统项目,所以人们极易接受。 在义和拳的传播过程中,民间社戏也起了重要作用,义和团的不少神祗都来自这些社戏,许多拳民自称关公、张飞、赵云、黄飞虎……当拳民被某神附体时,其行为便与他所看到的戏台上的这个角色的动作一样,在言语上摹仿戏上的说白,行动摹仿戏上的台步。另外,义和团认为女性身体是污秽之物,攻打不下教堂归因于教堂内许多妇女赤身裸体或手拿秽物站在墙头、或骑在炮上,破坏了神拳的法术。当他们火烧教堂或一些店铺延烧到附近民房时,则经常归因于路过的妇女或出门泼“秽水”的女性。因此对女性外出有种种“以防污秽”的限制和规定,有时严禁外出,有时准许外出但必须头戴红布或轿盖红布,有不少不知者无辜被杀。 将近100年后,香功、养生功、法某功在中国兴起,而这些功就是以“气功神医”为开端,而法某功加上中国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神鬼模式,迅速吸引了数千万人参与,其中有很多本科生、研究生。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警讯,反映出人们集体性盲目的一种状态。 进入21世纪,“国学”又成为热门话题,人们似乎觉得这时中国崛起的标志。 但实际上,这是中国被世界发展越落越远,不论从社会、文化、技术、人们的生活水平等方面,形势恶化的速度加快,社会越来越失衡,很多人开始觉得走投无路,但是又不愿意按照现代文明的方式行事,所以希望抓住“传统文化”的这个“救命稻草”。 但是,人们可以看到,社会上越是“国学热”,越说明人们已经处于绝望的状态。
  
  当义和团连拥有一支铅笔的人都杀的时候,暴民流寇进行野蛮屠杀、制造恐怖的本质也完全反映出来。 义和拳的首要目标是杀教士和教民。 在相对偏僻的山西,有5700余名教民被杀,当地的教士和教民基本上被杀绝。 而直隶、北京、天津的遇难人数更为巨大,如《庚子国变记》中的记载说:“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车夫小工,弃业从之。近邑无赖,纷趋都下,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杀人刀矛并下,肢体分裂。被害之家,婴儿未匝月亦毙之,惨无人理。”在当年的7月中旬,士大夫管鹤逃出天津,他在《拳匪闻见录》中描述说:“沿河所见,浮尸甚多,或无头,或四肢不全。妇人之尸,往往乳头割去,阴处受伤,男妇大小,怆形万状,不忍瞩目”,“气味恶臭,终日掩鼻”,“或谓此皆教民,为拳匪所杀,平人不敢过问也。”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比如刘孟扬在《天津拳匪变乱纪事》中说义和拳“杀人之法,一刀毙命者甚少,多用乱刀齐下,将尸剁碎,其杀戮之惨,较之凌迟处死为尤甚。”在当时“奉旨造/反”的背景下,义和拳不分青红皂白的杀害教民乃至无辜者,被认为是“正义”的行为,而且人们都觉得“法不责众”,所以可以毫无底线地杀人。 而且,当时庄王载勋还曾出告示悬赏杀洋人:“募能杀洋人者,杀一男夷赏银五十两,女夷四十两,稚夷二十两。” 所以,在清廷对于凶残的鼓励秩序,越是残忍的手段,对于暴民来说越容易得到快感。 在暴民们“刀枪不入”的集体性癫狂中,人们真的以为自己很厉害。但是暴民们没想到,只有1万多人、准备不足的八国联军轻松就打入北京,导致慈禧改变策略,对这些暴民痛下杀手,于是暴民因暴力起家,然后被暴力消灭的状态再一次重演。
  
  那么,到底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义和团就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在时间上离现在只有110年的运动,在思想行为上离世界文明相差两千年。 在1600、1700年前,当时的基督教传教士到野蛮民族日耳曼人中传教,逐渐开化日耳曼人,今天日耳曼人为主的国家成为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为世界贡献了众多原创性思想、知识、技术和经验。 而义和团则反映出民众的愚昧落后,而且拒绝接受文明,用暴力与世界文明潮流进行对抗,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果。 需要明确的是,不论明末流寇、太平天国、还是义和团,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土地与人口出现严重冲突的结果。 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则主要起到三个方面的作用:1、奴/化民众:给人们灌输“忠君”的思想,让民众甘心情愿当皇帝的奴隶,而当皇帝可以肆无忌惮。所以,王公贵族就可以大肆圈地,随意挤占农民的土地,让农民流离失所; 2、鼓励生育:“子孙满堂”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目标,这就意味着鼓励民众像低级动物一样,毫无限制地生育。 当时间积累到一定程度,人多地少的情况必然发生,流民因此而产生。 再加上王公贵族的圈地,往往就会产生大量的失地流民。 3、民众愚昧化:现代文明国家都是大量普及教育,马丁路德提出反对罗马教皇的宣言之后,正好碰到古登堡印刷机发明,大量《圣经》被印刷出来,送到广大民众手中,从此新教地区快速普及识字,然后开始了平民教育的历程。但是在中国,两千多年来,造纸和印刷术早就被发明出来,但是从来没有用于平民教育,广大民众都是文盲。 另外,从宋明开始,就是读书人读书,也大都是洗脑灌输的内容,根本无法指导民众的生产生活实践,所以读书人与民众实际上隔离起来。 知识的力量在于运用,西方知识分子通过运用知识,与民众的生活紧密衔接起来,对民众进行持续的教育,提升民众的素质和能力,于是形成民众尊崇知识的习惯, 所以,当西方民众起义抗争的时候,往往都会推举知识分子作为自己的领袖。 而当中国的文人与民众隔离后,形成了民众轻视或者敌视读书人的状况。
  
  中国文化传统形成的社会模式,是个非常脆弱的模式。 中国的农民在历史上是最没有保障的群体,只要天气出现反常,导致作物无法耕种,就能让大量农民变成流民。 因为,这些农民大都家无余粮,而且完全是靠天吃饭,所以一旦天气变化,大量人口就只能外出讨饭,成为流民。 1900年的义和团,就是大量拥有土地农民,因为天旱而成为流民半流民,然后危害整个社会。 与之相对比,美国在大萧条期间,面临大量的人口失业,出现了大量的流民,但是美国的社会非常稳定。 因为,美国的文化机制、制度机制和后来的福利机制,都在维系着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所以,当时虽然生活非常困难,虽然人们的心理上也极其压抑,甚至充满了绝望的心态,但是一般不会把这样的心态变成集体性的暴民发泄,更不会形成全国式的暴民运动。 而在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隔离的,很难产生真正的感情。 王公贵族不顾民众的死活,在天灾之前更要利用民众的困境,进行土地兼并扩大地盘,让广大农民流离失所。 读书人天天把自己关在屋里,读着不知所以的“圣贤书”,不是用自己的知识去帮助普通民众,而是通过读书藐视民众。就是读出书来,也不是为了保护民众利益而工作,而是为了自己的“颜如玉、黄金屋”打算。 对于民众的反抗行为,不是进行有效的引导和组织,而往往是斥责民众“大逆不道”。 所以,当民众变成无家无业的流民之后,就等于失去了情感的约束,如果成为流寇,则更加自私冷酷,而且往往倾向于毫无底线地杀人。当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文盲成为流民之后,往往会推举最敢打敢拼(往往也是最残忍)的人做自己的首领,于是这些流民只会做一件事:破坏。 那么,如果大量的失地流民汇集起来,就变成了一股巨大的破坏力量,通过打砸抢杀破坏整个社会,造成整个社会的浩劫。中国号称有五千年的历史,但是现存的古建筑、古文物少得可怜,就是因为一次次的严重破坏。 而这个破坏的过程并没有结束,从60年前开始的大规模拆除的多座大城市的围墙,40多年前文革捣毁大量的建筑与文物,再到近十几年的拆迁改造,现在已经很少有具有文物价值的城市了。 而这种破坏意识已经是渗透到中国文化骨子里的东西,正在对中国社会的未来造成严重的威胁。 如果从文化的角度,对中国经济进行预测,那么不论多么悲观都是有道理的。
  
  现在,中国的文化并没有变,而现在则处在土地与人口的矛盾的极度危险区间。在过去二十多年,流民社会已经形成,由于上述三个条件完全具备,因此流民随时可能变成大规模的暴民。 在改革开放之初,官方对粉碎四人帮时的社会定性,说“国家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 这句话从永远正确的口中说出来,其性质不是一般的严重。 那么,为什么这么说? 如果说经济的话,一个大多数人都吃不饱的经济不算是真正的经济,也就谈不上崩溃不崩溃。 那么,这里的“国家经济”意味着什么? 也就是说,“国家经济”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当时社会局势已经接近失控。 如果对当时社会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对“四五”有一定的印象,当时的情况直接促成了粉碎四人帮和后来的改革开放。 其实,这些社会的情况只是表面现象,真正决定当时中国形势的,是两千多年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土地与人口问题。 在前三十年,由于打倒马寅初,仿效苏联的“英雄母亲”,过度鼓励生育,再加上中国的传统观念,于是人口过度繁殖。 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中国人口有5.4亿人;到1980年,人口就增加到将近9.9亿。 不到三十年,人口增加了将近一倍。 其次,在前三十年,人们主要致力于破坏,打破一个旧世界,问题是新世界没有建立起了。 所以,那个时代成长的人们,缺乏基本的教育,只学会了破坏,没有学会建设。 三十年过去了,国土面积没有增加、森林草地和耕地毁坏严重,而且农业耕种技术也没有提升,人们仍然主要依靠刀耕火种进行耕作,整体上比2000多年前的秦国耕作制度来落后。 但是,当时的人口却增加迅速。 60年代后期开始的“上山下乡”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把城市中的无业青年赶到农村去,在军队和户口的保障下逼迫他们到农村,将他们分散开来,防止他们成为聚集起来的城市流民。 但是,这只是缓冲之计。 因为,当时农村人口也在大量增加,50、60、70年代大量出生的农村人口需要吃饭,因此非常不欢迎城市青年去争粮;另外,城市青年对于上山下乡的反弹也越来越大,而且城市青年在一些农村也开始聚集起来。 可以说,到1975年社会秩序已经难以维持下去,而“四五”实际上就是失控的征兆。 对于当时掌/权的人来说,这两股力量是非常可怕的,因为这些人越聚越多,都是青壮年,而且在当时的年代都是天不怕地不怕,随时都会闹起来。 正好,当年毛周朱全都死去,祸害了二十多年后,把一个环境严重破坏,土地更加贫瘠和人口数量极大并且暴民文化极其浓厚的、几乎无解的烂摊子留给后面的人去解决。
  
  后来的改革开放等于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主要目的就是延缓土地与人口之间的矛盾与危机。 粉碎四人帮之后,大量下乡青年要求返城。在压制了一段时间,实在不行了,政策终于全面放开下乡青年的返城。 问题是,这些返城的“知识青年”没有地方可去。 因为,虽然叫做下乡“知识青年”,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些青年的小学和中学大都荒废了,然后到农村修地球,根本没有机会接触知识。而且,这些青年从学校到农村散漫惯了,难以适应工厂的组织化、系统化生产。但是,考虑到社会的稳定问题,给这些青年安排就业成了重要的任务,所以国营企业通过增加人员,并且通过增加家属工厂、劳动服务公司等方式,增加人员就业。 另外,农村的人口压力也完全显现出来,而且农村还在大量生育。 在这样的情况下,政策开始采取“双管齐下”的思路:1、通过改革开放增加就业:在农村主要采取两个方面的措施,一方面推广承包责任制,激发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让更多的劳动力投入到田间地头;另一方面开始鼓励乡镇企业的发展,试图通过“离土不离乡”的方式增加农民就业。 在城市,则鼓励个体户自己创业,实现个人的发展;鼓励开办集体企业,吸纳劳动力就业;当时,不论城市还是农村,都试图将人员们留在户口所在地,防止人们成为流民。 2、通过“计划生育”减少人口出生。 1980年9月,国务院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指出:“除了在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以外,要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以便把人口增长率尽快控制住”。 1981年11月,五届人大第四次会议更加明确地提出:“限制人口的数量,提高人口的素质。”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同年12月,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从此,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被以宪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当时的目的是到20世纪末,人口数量控制在12亿之内。 考虑到大量60年代出生的人在当时开始进入婚育年龄,而且大量70年代出生的人在90年代中后期进入婚育年龄,这样的目标可以说是个非常严格的目标。 而这样严的目标就形成了后来非常严厉的计划生育手段,出现大量不人道、甚至残忍的杀婴行为。 从这个角度来说,杀戮早已经开始。
  
  到1990年代,人口在进一步增加,问题又开始显现。 80年代的政策被改变,生活刚开始有所好转的农民又开始穷下去,城乡差距重新拉大。 政策进一步向城市倾斜、向沿海大城市倾斜、尤其是向核心城市倾斜。 另外,改革开放的目的在于,通过增加对外经济交流,扩大就业机会。 但是,改革开放的“副作用”是外国产品开始进入中国,冲击中国市场。 同时,“离土不离乡”的地方乡镇企业的问题也逐渐显露,这些乡镇企业一方面严重污染环境,造成土地进一步被破坏;另一方面低效落后,随着市场竞争逐渐激烈,大量的乡镇企业开始破产倒闭。 在城市,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大量的国营企业实际上也处于破产倒闭的状态,大量工人在实际上处于失业状态。 所以,大城市开始出现“下岗潮”,农村因为无人关注,所以失业问题并不被关注。 另外,随着70、80年代大量出生的人口开始进入就业年龄(16岁以上),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 在这个时候,80年代的改革开放开始出现成效,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在中国开始投资设厂,民营的出口加工企业也渐成气候。 因为这些企业大都在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因此吸引了大量的劳动人口,就是当时流行的一句话“孔雀东南飞”。 1997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更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中国的低价出口在很大程度上摧垮了东南亚的出口加工经济,使大量投资和订单转移到沿海,刺激了更多的人口就业。在当时的广东,劳动力上万人的加工企业并不少见,上千人的企业也比比皆是。 这些出口加工业的兴旺又刺激了相关服务业的发展,进一步吸纳了劳动力人口。而进入21世纪,美国在短暂的衰退后,开始了以房地产为主要驱动力的发展,而且美国加速实施“重知识、轻资产”的策略,加速将生产加工部分向中国大陆专业。再加上全世界房地产热潮,都对中国的出口加工经济形成巨大的刺激,中国的服装鞋帽、家居装饰用品、五金工具、中低档器具零件等等行业卖到全世界,也形成了巨大的就业岗位需求,进一步吸纳农村及小城镇人口,造成广大农村和小城镇地区大量青壮年流失,主要是中老年和儿童“留守”的状态。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让中国的就业需求增长“戛然而止”。 2009年中国出口同比下降16%,全年贸易顺差同比减少34.2%,自从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出口对中国经济首次出现负拉动。 从2008年末开始,大量出口加工企业关门停业,或者因为减少机器运而裁员,这导致大量“农民工”提前返乡。 这样的形势突变让政策制定者惊慌失措,将2亿多农民工就业问题放到整个社会问题的首位,于是开始了巨大的经济刺激计划,试图通过“拉动内需”来解决农民工就业。 于是,14万亿的国家投资加上银行贷款,引导各种铁公基项目集中上马,本来几年进行的项目在一年内进行,另外通过刺激房地产,让大量的农民工到建筑工地就业。 但是,从美国大萧条的经验,公共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本身就是治标不治本,注重局部忽视全部,注重短期忽视长期的投资行为。 2009年的经济政策让本来已经失衡的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更加失衡,各种问题开始集中暴露。 随着全球经济恶化,不仅欧美房地产市场出现严重衰退,世界其它地区的房地产市场也开始出现严重危机,而且各国的贸易保护措施越来越严厉,这些都给中国外贸出口复苏造成沉重压力。 在中国经济内部,大规模的财政和银行贷款的基建投资,挤占了社会其它领域的投资,而这种“挤出效应”让大量民营企业和个体经济陷入严重的困境,导致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减员或者关门。 另外,超量的货币发行形成了明显的通货膨胀,对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社会消费形成严重的威胁,而这两样实际上已经意味着中国经济瓦解。 更重要的,并不是经济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 在2010年,当出口经济和固定资产投资开始落寞的时候,曾经积累的社会问题开始显露出来。 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在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土地与人口的矛盾,曾经因为大量的粮食进口而被掩盖。 但是,西南大旱和东北、华北、西北和华东的冬春严寒天气,让这个问题开始暴露。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传统的社会模式再次重演:1、民众奴化效果显现,大量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但是仍然生活在幻觉之中;同时少数财富拥有者在扩大着在国内的垄断,包括资源垄断、工作垄断、土地垄断。 而这种垄断意味着大多数社会群体失去生活空间,失地农民、老工业区的人群、大量农民工、中小城镇人群、大学生群体、大中城市的底层员工、白领工作人员等等的生活都开始陷入困境。 人们因为只看到眼前的问题,看不到全局的方向,因此在粮食蔬菜和其它日用品大幅涨价、收入不涨甚至减少的情况下,陷入无助的挣扎中。 2、成年人口仍然在持续增加,由于荒漠化和干旱,再加上大量的征地,全国土地还在持续减少,即使是农民工想回家务农,也没有土地可耕种。 同时,随着经济萎缩与瓦解,城市的就业机会在迅速减少,人们只能去争抢越来越少的职位。在这种争抢过程中,除了利益垄断集团,基本上已经形成没有赢家的局面,而人们眼中大量新车、豪华车的出现,以及手中的钱迅速缩水,导致社会文化氛围正在变得越来越暴躁。3、民众愚昧化:由于低级的采矿、出口加工、房地产、餐饮洗浴和低级娱乐业占据了主要的经济比重,再加上教育以工具性的洗脑为主,缺乏社会人文教育,而且大学本身成为行政机关,因此整个社会的智力知识水平与世界相比,表现出明显的退化状态。 这种退化意味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低,而大量“血汗工厂”和“血汗公司”让奴工们的身心遭到严重破坏,大量劳动者的智力在繁重的低等级工作中严重退化。 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积累的积极进取、思维开阔、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知识分子不是出国,就是成为国内利益阶层而不再用脑。 社会文化从1980年代的崇洋,逐渐变成敌视西方、反对西方,形成了新的义和团文化氛围。 民众从1980年的积极建设心态(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转变到1990年代的被动行为心态(下岗、下海、下广东),再转变到2000年代的失望消极心态(啃老、房奴、炒股),而且正在转变到2010年代开始的绝望破坏心态(杀幼童)。
  
  在上述三个因素的作用下,人与人之间的冷酷无情正在蔓延,绝望与虚幻开始成为社会文化的主导。 破坏的心态正在成为社会民众的主要心态,人们从生产和制造有毒食品用来赚钱,进行“损人利己”的破坏活动;开始进行传销、杀害幼童等“损人害己”的破坏活动大规模转化。 更需要注意的是,在过去几十年,几大隔离造成了社会之间的人情冷漠:首先是户口制度造成的城乡隔离,让众多出外打工的农民工群体、在大城市定居的外省白领群体,受到极为不公正的经济待遇和心理歧视。 其次是富裕人群与贫穷人群之间的隔离,住在市中心的人群和住在城市边缘的人群形成隔离,自己开车的人与坐公共汽车的人群形成隔离,大城市与中小城镇形成隔离,企业老板和员工、上级与下级之间形成的隔离。 汶川大地震之后,人们爆发出来的捐款热情,只是这些隔离造成的心理暗示性补偿,实际上人们在生活中仍然相互隔离、相互漠视。 再次是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与广大民众之间的隔离,西方的知识阶层是整个社会的粘合剂,通过帮助广大民众,限制权贵而维系整个社会的运行,推动社会的发展。但是在中国,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是出国就是沉默,少数人则成为与广大民众对立的群体,也就是现在很多人痛恨的“砖家叫兽”,造成民众情绪激动,很容易形成极端状态。 这样的冷漠与隔离就已经意味着暴民社会的形成,随着经济瓦解状况加剧,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正在对整个社会造成极大的威胁。 其中,尤其需要注意农民工群体、被遗忘的老工业区的人群,中小城镇的人群,还有大中城市的底层人群。 随着粮食危机和通货膨胀的深入,这些人群将基本上失去收入来源(相对于物价)。 那么,这些人群可能会变成流民,而且在现在的文化氛围中,由流民变成流寇。 而且有可能出现新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社会大破坏过程。那么,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忧虑,我将对这些人群的状况进行简要分析,供大家参考。
  
  (未完待续。 本来想一次写完贴出来,但是已经写了太多,而且没有更新的时间太久,因此先把写完的内容发出来,剩下的少量内容尽快写完再发。 请大家理性跟帖,或者不跟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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