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播： 中国文化浅思 -- 文化成果论（续）
可以说，乔布斯开创了人类的PC时代，而他从来没有停止自己的追求。 在他被赶出自己一手创建的苹果公司后，在动画技术公司Pixar（皮克斯，第一个成功代表作《玩具总动员（Toy Story）》）大获成功。 然后，他重新回到苹果，用iMac开启彩色PC时代、并且用iPod+iTunes、iPhone、iPad等划时代的苹果产品与技术平台，改变世界，推动世界的发展。美国《财富》杂志最新评选出2009年度全球最受尊敬企业排行，苹果公司以迄今为止最大优势连续三年当选全球最受尊敬企业。乔布斯说：“人这辈子没法做太多事情，所以每一件都要做到精彩绝伦。 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宿命。” 当乔布斯在皮克斯制作《玩具总动员》的时候，一度不得不承认剧本实在不行，它就是不过关。 所以，乔布斯将工期暂停了5个月，让让每个人都拿着工资放大假去了。好好琢磨了一番之后，他们做出了后来人们所看到的《玩具总动员》。假如当时他们没有停下来的勇气，那也不会有最终的《玩具总动员》，甚至也不会有皮克斯的今天。 乔布斯说：“我们曾称之为 '危机总动员'，而且指望着这种事情别再发生。但是你知道吗？每部电影身上都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当然，我们不再停工5个月，我们找到了更聪明的解决办法。但是总会有那么些山穷水尽的时刻，但是要蒙骗自己其实并不难－－说服自己：其实你心里清楚，事情并不是这样的。好吧，那你知道吗？在苹果，几乎每个大项目都会遇到这种情况......拿 iPhone 举例。我们曾经有过一个迥异的 iPhone 封装设计，那时候离面世已经为时不远，甚至没有时间再做改动了。在某个周一的早晨，我走进公司说：‘我就是不喜欢这个东西。我无法说服我自己爱上这个玩意儿。而这是我们做过的最重要的产品。’然后我们就按下了重启键。我们重新回顾了曾经做出来的无数款模型机以及曾经有过的想法。最终，我们做出来了今天你看到的 iPhone。相比之下，好得出人意料。那个过程简直是去地狱里走了一圈，因为你不得不当着整个团队的面说：‘你们在过去一年里做出来的所有东西，我们都 要全盘否定并且重头再来。而且我们必须加倍努力，因为我们已经没时间了。’而你知道每个人都说了什么吗？‘算我一个。’这种情况发生得比你想象的频繁得多，因为这不仅仅是工程学和科学。这也是艺术。有时候当你身处这种危机之中，你无法确定自己是否可以把整件事情推向终点。但我们总是能够到达彼岸。所以我们总是胸有成竹，虽然有时候你会心生疑虑。我认为事情的关键在于，我们在这种时候不会被完全吓倒。我指的是，我们全身心地投入了这些事情之中。”
2004年，乔布斯被诊断患了癌症。 扫描检查的结果表明，乔布斯的胰腺上长了一个瘤子。 而且，确诊这是一种罕见的、无法治愈的恶性肿瘤，当时预计乔布斯最多还能活三到六个月。 很快，CNN写了一篇《如果没了乔布斯，苹果未来会怎样？》的文章，悲观地认为乔布斯的离去将让苹果失去发展空间。 乔布斯患病的消息传出后，华尔街非常担心，导致了苹果公司股票当日的下挫。 后来，乔布斯再一次与命运搏斗成功，他竟然恢复了，虽然消瘦了很多，但是一直在推动苹果的发展，而苹果则持续为这个世界创造着新的精彩内容。 我个人认为，如果当时上帝就让乔布斯因为癌症而逝去，那么将是人类的一大损失。 相信不少人会同意我的观点，包括中国的一些“山寨”电子产品生产商。 现在，有不少仿苹果的山寨电子产品在中国生产与销售，包括仿iPod的MP3、仿iPhone的手机、高仿苹果本、以及山寨的iPad产品，还有更多的假苹果配件。 如果没有苹果的经典产品，那么山寨电子产品市场会冷清不少，山寨厂商也少了不少赚钱的产品。 而这些山寨电子产品之所以有不错的销路，很大程度上因为苹果的产品外观出众，但同时价格有点过高，中国消费者难以承受得起。 所以，劣质低价的仿苹果产品填补了这个市场空间，让喜欢时尚、但是钱包有限的中国消费者也“过把瘾”。 而山寨版苹果的电子产品只是中国“山寨工业”的一小部分，大量山寨产品成为中国生产的一大特色。 更确切地说，“山寨”产品更应当被称为盗版产品，通过偷盗他人的知识成果，为自己牟利。 大批量的假名牌服装在中国生产，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善的假名牌生产系统，甚至让人们难以分辨真伪；家居装饰的生产主要仿制国际上的流行样式；就连汽车这种大宗产品，都在仿制外国汽车的外形。 另外，盗版软件和电影DVD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让人们在几乎“无成本”情况下，享受着现代文明带来的精神产品。 而中国盗版的源泉，是各行各业中像乔布斯这样的领导者。 这些领导者通过对技术和艺术的狂热追求，通过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产品（尤其是知识产权产品），推动世界的发展。 按道理来说，中国人应当为这些知识产权付费，因为人们使用了这些知识产权。 但是，习惯于偷盗的人们，并不把盗版当回事。 而中国的法律对于知识产权的偷盗显得极为宽容，让以知识产品为主营业务的企业遭受大量的损失。 以微软为代表的知识产品企业，一次次在中国进行打击盗版的行动，但是收效甚微，损失了大量的收入与利润。 而盗版让跨国企业损失巨大的时候，对中国的知识产品企业则是“灭顶之灾”。 中国一度有些起色的软件领域、音乐领域，现在基本上已经被消灭。 像乔布斯、比尔盖茨这样影响世界的人物，根本不可能在中国出现。 所以，中国人只能希望美国能够创造出这些“英雄人物”，然后当做自己的榜样，激励自己在逆境中前行。
“中国人好赌”似乎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 麻将、扑克是中国人平时娱乐的重要手段，也是最为常见的赌博工具。 随着国家放开对公开场合打麻将的限制，棋牌馆似乎在一夜之间遍布城市的大街小巷。 而且，如果把麻将仅仅当作娱乐的话，那是不恰当的，因为人们都知道，打麻将如果不算输赢，根本没有意思。那么，只要不是一家人打麻将，大多数情况都是把打麻将作为手段，把输赢看做目的，打麻将就是为了赢钱。 同理，很多人聚在一起打扑克，也是为了赢钱。很多人就是在麻将桌上或者扑克牌桌上，玩得倾家荡产，家庭离散。 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到了世界各地。 那么，世界各地的赌场中，也大量出现中国人的身影。 澳门赌场基本上就是为中国人服务的，而澳门回归的十年，也是澳门赌场和赌场经济得到巨大发展的十年。 中缅边境的赌场、马来西亚的云顶、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朝 鲜的英皇赌场，甚至新加坡都要开始赌场，主要目的就是吸引中国人。 而且，拉斯维加斯的赌场中，也有很多中国人的身影。 2004年12月，北大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研究员王增先在“博彩业与社会公益事业”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透露，国内每年至少有6000亿元赌资外流。在国内，地下赌场也越来越多，开设赌场的人增多，参与赌博的人数越来越多，赌资的数额越来越大。 而且，人们除了传统的赌博方式外，还进行赌马、赌球、地下六合彩等赌博活动。同年12月，广东省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就“六合彩”问题对29个县2460户农民进行问卷调查。调查显示广东省29个县的农户购买地下六合彩的资金高达33.2亿元，估计流失金额为13.3亿元，平均每个农户损失300多元。 当然，更大规模的赌博活动发生在中国的股市和楼市，人们在股市和楼市的输赢，让这些赌博活动“相形见绌”。 1个人如果在2003年，用60万元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以按揭贷款20%的比例，购买300万元的房产，到2009年底房价上涨5倍，那么就等于资产增值到1500万元，合220万美元，这是一个多么疯狂的数字！ 拿这些钱移民到加拿大，够一辈子花了。
文化可以定义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更明确地说，文化是围绕利益展开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利益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相互增进利益的关系就是朋友关系，相互损害利益的关系就是敌人关系。 每个人在世界上想生存下去，首先需要定义朋友和敌人。 尤其是在战争这种极端的情况下，对于朋友和敌人的定义，直接决定人的生死存亡。 乔治 w 布什总统的名言：“with me，or against me”，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朋友和敌人定义的宣言。 一个社会，其命运的关键也在于，分清楚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孟母三迁的故事，就是给孟子寻找朋友的过程。 孟子自幼丧父，母亲倪氏一人承担起两个人的生活。 孟母从农村迁到铁匠铺旁，再迁到门口是一片坟地的荒郊野外，看到孟子仿效人们哭丧，于是再次搬家，到了一个私塾旁，孟子也开始仿效，后来孟子被尊为儒家的“亚圣”。最失败的人们，就是把真正的朋友当作敌人，把敌人当作朋友。 把真正的朋友当作敌人的人，在世界上是孤立的人，就像中国60年代在国际上是孤家寡人。而把敌人当作朋友的人，则往往死无葬身之地，就像跟随黄巢、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等流寇的人们，基本上没有人有好下场。 而中国社会的悲剧，就是因为人们普遍缺乏辨别朋友的能力，所以一次次被反人类、反社会的流寇夺得统/治权，最终走到今天的田地。 现在，很多人非常困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考公务员，进入体制之内。 其实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考了公务员之后，只要看看周围的人，都是表面上的朋友、实际上的敌人，人们为了利益机关算尽，只有通过坑害别人才能够获得自己的利益。 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中，只要有一点不小心，就可能被别人暗算，死都不知道怎么死掉的；那些能够活下来的、继续往上爬的人，因为没有朋友，内心也总是处在阴暗、孤独和恐惧之中。 另外，如果这样的一个“人防人、人害人”的机制能够长久，那么就不用谈历史规律、历史潮流了。 而在体制之外，做独立人的关键，也是能够找到可以长期相处的朋友，只有这样才有独立人的意义，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才能够有效地应对。
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引导人们“认敌为友”的文化，也就是让人们死无葬身之地的文化。 在文化中，人与人关系的结果是利益，关系的起源是思想。 那么，在“利益-人-思想”的社会文化链条中，利益是显性因素，就像树上的果子。 而人像是树干和枝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决定利益的结果。 而思想和知识可以说是树根，决定人和关系。 现代文明社会通过发展思想和知识，提升社会民众的素质和能力，通过更聪明的劳动，更好地利用自然资源，创造出更多的利益。 以色列人在“犹太复国（犹太教+民族素质和知识+民族团结）”的思想下组织起来，通过几十年的劳动（农业知识积累与高新科技农业工具升级），在沙漠中创造出高效农业，成为真正的农业强国。 以色列的文化就是思想作用于人，人通过持续的学习和思考提升民族素质，然后通过聪明地劳动，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创造更大利益、分享更大利益的过程。 总的来说，以色列作为一个面积很小、以荒漠化土地为主的国家，基于其强大的思想“根系”，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良好合作，共同长期努力劳动，然后成为世界上的高科技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强国（利益果实）。 那么，中国的文化系统通过头脑灌输和现实经验，让人们只看到表面的利益，而忽视利益背后的人和思想因素。 中国文化到了后期，演变成为流寇主导、暴民参与的“戏班子”文化。 在这样的文化，人们是满口的仁义道德，表面上一个个显得自己像是圣人；实际上人们为了利益不择手段。 那么，“老实人吃亏”就成了这样文化的主要特点。 不能认识中国文化本质的人，很容易让自己死无葬身之地，让子孙受到拖累。 胡适从孙中山时期开始，长期批 判国 民党，而且经常点名批蒋。 61年前，蒋派自己的专机到北京接胡 适。 胡 适的小儿子胡思杜不肯走，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问题。 胡 适说：美国人来了，有面包，也有自/由；苏联人来了，有面包，没有自/由；他们来了，既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胡 适到南京后，又力劝蒋介石派出另一架飞机，到北京去接其他的教授和自己的学生吴 晗等，并亲自到机场去迎接他们，但当看到飞机上只走下毛子水等几个人时，忍不住痛哭一场，说中国文化完了。 后来，胡思杜大肆批判自己的父亲后，仍无法解脱，最后上吊自杀，吴 晗被批斗至死，很多北大教授也遭殃毙命。
当人们只看到利益的时候，社会文化就很容易变成“盗贼文化”。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真理大讨论”中，人们总结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实际上这样的表述并不是正确的方向；应该说“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实践”的本质是利益导向，也就得出“抓到耗子就是好猫”，人们的思维仍然脱离不了只看眼前、只看表面、只看局部的问题；而只有人们将自己的思考超越时空，从历史思考到未来，才能更加接近真理。 通过对时空的思考分析，我们发现流寇和暴民的特点在于，急于获得利益，时间是他们最大的敌人。 那么，如何快速“致富”呢？ 基本上有两个方式：抢和偷。 比如说，人们都爱吃桃子，那么怎么吃到桃子。 有的人种桃树，培育桃树，养护桃子，直到成熟之后，然后享受桃子，这就是农民的方式；有的人做出养护桃子的工具，来换桃子，这就是工人的方式；有的人了解到农民想卖出多余的桃子，而工人想拿工具换桃子，于是通过把工具贩卖给农民，然后把桃子贩卖给工人，从中赚取桃子的差价，这就是商人。 还有人就是跑到农民的桃园里抢桃子或者偷桃子，这些人就是流寇和暴民。 那么，中国文化就是让人们只想着桃子，然后大家共同偷抢农民的桃子，实现吃桃子的目的。 当年，“打土豪、分田地”，“公私合营”，都是让人们关注于利益，然后大家共同摘桃子。 结果，地主的地分了，资本家的企业归公了，大家就觉得富起来了。 于是，大家追求更高的目标，于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大炼钢铁”、“亩产万斤”、“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等等，结果没想到“桃子”摘没了，所以饿死几千万。 这就是时间的意义，人们可以为了一时之快，把桃子都摘了，但是今天吃尽耗光桃子，明天就得饿肚子，饿死人。 更重要的是，耕地和企业都收归国有了，然后让大家都成为奴隶，等于流寇把“树”抢了。 奴隶的生产效率是最低的，所以很快物资就开始全面匮乏，人们必须开始凭票生活了。1953年11月1日，北京市首次发行面粉购买证，这是北京市发行的第一种票证。1954年7月1日，北京市开始正式实行食油定量供应，发行油票，每人每月二两多油。1955年12月1日，粮食实行以人定量，凭票供应，北京市粮票诞生……从此开始了票证时代，各种商品票证渐次推出，对生活所需商品进行计划供应，几乎每种都分全国票证、地方票证，有的票是多人一张，有的票当月有效，有的票可以一年内使用。到后来，从化工、机械、煤炭、粮、油、布、肉、蛋，到烟、酒、糖、茶，都实行按人发票、凭票供应，形成了独具时代特色的文化现象。据民俗文史专家郭坤聪老先生回忆，当时粮食极度缺乏，城市普通居民每个月限量供应24斤粮票，只能买到24斤粮食，根本就不够吃。在票证的限制下，那些不需要票证购买的食物价格飞涨！“1958年到1962年，街头一个用菜皮包住馅的薄饼都要卖8元钱。”当然，随着人们越来越穷困，就需要从思想深处对人们进行“灵魂的革 命”，于是当时的口号就从“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变成“越穷越光荣，越穷越革/命”，“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农民家里养猪养鸡都可能被“割资本主义尾巴”。 也就是说，当人们开始穷困的时候，不是想方设法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让大家通过劳动富起来，而且通过控制人们的思想，禁止别人劳动，然后共同穷下去。 在这样的思想环境下，再加上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人们越来越穷困。 在这段时间里，以色列和中国的对比相当明显，以色列人将沙漠变成绿洲，发展农业，人们吃的越来越好的时候；而中国人把森林和草原变成沙漠，农业退化，人们越来越没有吃的。
改革开放后，进一退三的方式，让人们重新回到“偷抢桃子”的文化中。 1980年代，一身清正的胡耀 邦一方面致力于“拨乱反正”，把过去的观念扭过来，另一方面起到个人榜样作用，而且知识分子地位受到明显提升，农民因为联产承包责任制而有了种粮积极性，教育重新恢复，年轻人“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这种系统的文化变革让整个社会关系缓和，社会开始经历快速的发展期，民众的生产建设热情被激发出来，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明显、全面的提升，大量人口从饿肚子开始能够吃上肉。 不过，在这个文化系统中，根本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人们开始看到外面的世界后，感觉到中国和美国的差距更大，于是产生更加急切的心理，希望中国能够富强，能够快速赶上美国。 另外，穷怕了的人们非常希望自己能够快速富起来，过上吃饱穿暖的生活，而且生活越来越好。 在人们这样的心态下，“实践”成为检验的“唯一标准”，所以“抓耗子”和“部分人先富”让人们产生了巨大的动力，希望自己成为最为实用的先富者。 更加本质的问题还是在教育，也就是教育导向思想。 虽然当时恢复了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正规教育，比前面完全摧毁教育进了一大步，但是教育的导向仍然在错误之中。“中华崛起”本身是个非人性的口号，仍然在强调国家，强调利益导向。“中华崛起”的主要标志可以归结为国家经济增长和国家武力强大，而“人”并没有被考虑进去。 人们往往会觉得，“大河有水小河满”，“中华崛起”也就能够让每个人更加富裕。 但是，这明显是个误区，是个倒果为因的逻辑错误。 但是，长期受到中国文化洗脑的奴隶们，本身就没有逻辑能力，所以无法辨别哪个正确、哪个错误。 所以，从1990年代开始，当“中华崛起”加速的时候，也就是人们重新向狭隘、短视、肤浅、穷困退化的过程。 人们以为自己属于国家的一分子，开始产生集体幻觉，把别人的给自己演的“戏”，当作自己的真实，在“人生如戏”的过程中，滑向痛苦绝望的境地。
时代不同，人们的做法往往也不同；而考察文化特点，就会发现不同做法下的相同文化基因。 在西方发达国家，学校教育帮助个人形成良好的学习思考习惯，并且提升个人的综合素质与能力；另外，社会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广义的教育就是帮助人们更好地应对社会中的各种事务。 或者说，西方国家根本不考虑自己是否“崛起”，因为良好的社会是由良好的公民由良好的方式组成，那么培养了良好的公民，建立起良好的社会制度，社会自然就会发展，国家就会强大。 如果光强调国家的强大，忽略了民众的学习与思考，忽略了社会的组织机制，就会陷入如纳粹德国那样的灾难之中。 而在发达国家的生活中，每个群体并不关心“国家经济”这个不着边际的内容，而是为了自己的经济而斗争。 所以，经常会出现公交系统员工大罢.工。 这些人难道不知道他们的做法影响社会的正常运作，降低经济发展吗？ 当然知道，但是为了个人或者小群体的利益，可以牺牲所谓的“国家经济”，这也是人.权高于主.权的一部分。 那么在中国，由于文化思想的根本问题并没有解决，社会机制问题（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没有解决。 在这样的背景下，再次强调“利益”（“中华崛起”只不过是“超英赶美”的翻版）就等于让人们陷入一个新的灾难过程。 不过，50年代的过程是个“疾风暴雨”的过程，在军队的支持下，人们即使是痛苦，也无可奈何；而90年代开始的过程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往往是当虚幻在“中华崛起”的人们自己发现自己失去饭碗的时候，才知道个人经济是第一位的，个人经济的意义要远远高于国家经济。 对于每个人来说，国家经济危机不是危机问题，而个人失业下岗才是真正的危机问题。
当人们注重“实践”的时候，等于新的一轮“偷抢桃子”的过程开始了。 要取得经济的快速发展，实现“先富起来”的目标，那么人们的首要目标并不是种树，而是要“偷抢”已经成熟的“桃子”，然后“砍树”加速色花劳动者的个人折旧，让人们未老先衰，最后通过思想灌输，让人们相信这样的思想理念。 30年河东，30年河西，看上去方向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由于上位者“子承父业”，有其父必有其子，流寇的本质不变，所以河东河西只是表象，文化的实质相同。 这个过程是渐进性过程，不像50年代的“疾风暴雨”式的过程，让大多数人一下子陷入贫困，而且通过一步步的行动，逐渐走到今天的局面。而这个过程仍然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过程，从农村的改变开始，深刻改变了人与人关系与社会文化，瓦解了整个社会经济。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几个重点的社会人群，形成了今天的社会经济文化局面：
一、 农村农民： 在1980年代，农村的农民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放开种植养殖，通过个人的努力种田种树、养猪养鸡，开始能够解决温饱问题，这让农民们欢欣鼓舞，觉得自己正在奔着更好的生活。 不过，农民在努力劳作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问题并没有解决。 当时，改革只是处于表面上、细节上，根本的社会制度并没有改变。 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对农业大量补贴的时候，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税和“价格剪刀差”并没有消除。 在农村的根本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农村农民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 那么，“先富起来”的第一办法是，增加农业相关税种以及数额，比如说养猪杀猪的相关税收，非常简单的“抢桃子”的方式。农业税是国家对一切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俗称“公粮”。1958年6月3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6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1994年1月3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对农业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规定》。凡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都是农业税的纳税人。 而从这两个条例和规定就可以看出，中国的利益机制并没有改变。 到2006年1月1日，中国“全面”取消农业税。 我在这里给“全面”打引号，是因为“全面”只是一出戏。 2007年猪肉价格暴涨，很大程度上就是养猪杀猪的税种太多，费用太高，导致农民养猪赔钱。 农民们不愿意养猪，引发生猪出栏数大幅减少，猪肉价格也随之暴涨。
而这些税收通过从农民辛辛苦苦养猪杀猪的过程中，获得相关单位和个人利益，可以说是“剪猪毛”。 另外，通过垄断粮食渠道，压制粮价，同时提高水电化肥农药等产品的价格，扩大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让相关企业赚更多的钱，并且降低城市的生活成本。不仅如此，药品、上学等费用的上涨，让农民更加困难。 1980年代，农村家庭考上大学生，家里欢天喜地，因为当时上大学基本上不花钱。 如果一家考上三个大学生，人们会认为家里“祖坟冒青烟”，父母在整个县里都能“扬眉吐气”。 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农村考上大学生就成为比较沉重的负担，一家需要保一个，然后牺牲剩下的；到2000年代后期，不富裕的农村家庭考上大学生，就等于要命，不少农民父亲因此自杀。 有的农村贫困家庭大学生上学，偷偷去捡同学们的剩饭菜。当大学生到了这样的地步，是一种什么样的绝望心态! 大学生是中国的知识精英阶层，学习再差的大学生都知道美国的大学是什么样。 相信，中国贫困大学生对于美国贫困大学生的状况更加关心，如果发现美国贫困大学生学费全免，而且学习好的有全额奖学金，另外自己随便打打工都能过得很好，那么心理上将受到多么大的刺激。 让这样的农村大学生爱社会，关心其他人，可以说几乎不可能。 那么，通过不同的方式，大量的农民被“剪猪毛”，从广大农民手中弄到的钱向上集中，这些钱到了少数人手中，“先富”了一部分人。 这些人通过增加消费，促进了餐饮娱乐、服装、房地产、汽车等其它领域的经济增长。 如果这些钱都在农民手中，那么是不算GDP的，而通过从农民手里抢钱，将这些钱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然后进行大宗消费，那么就被算成了GDP。
而GDP的增加都是“崛起”的标志，让很多人产生了“国家强大”的幸福感。 不过，对于农民来说，则是另外一种心理的感受。 当农民通过辛苦的劳动，卖粮赚钱之后，数着手里的钞票，是一种很温暖的感觉，所以农民会把钱包在布包里贴身藏好。 但是，每一项税费的提高、每一种非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每一次看病、孩子上学，都很容易把这个布包里的钱“挖”得干干净净，让农民从温暖到冰冷、冰冷到绝望，因为不论如何努力，自己手里的钱都剩不下，而看病和上学更变成要 命的消费。 就这样，农民的相对收入重新降低，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于是，农民们纷纷走出农村，开始涌入沿海地区打工。 那么，农村只剩下留守的老人、中年以上妇女和儿童，大量农村陷入毫无生气状态。 大量农田闲置，因为种粮辛苦受累一年，很容易因为年景不好、或者农产品市场价格过低而亏损，还不如出去打工三四个月赚钱多。 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农田就转为建筑用地和工业用地，让中国的耕地持续减少。仅“十五”期间，我国耕地面积就净减少9240万亩，由2000年底的19．24亿亩减至2005年10月底的18．31亿亩。据统计，仅各种形式的“圈地运动”就已经使4000万农民失去了土地。 2005年到现在的5年多，是工业区开发、房地产开发、毁林赚钱达到前所未有的疯狂的5年。 这五年里，有多少耕地、森林草原、湿地、湖泊被占用，谁都不知道。 但是，有一点应该可以明确，最近5年多减少的耕地面积，与前5年相比，应该是耕地加速减少的过程。 当然，从18.31亿亩减到多少亿亩，谁都不知道，也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 当然，通过大量进口大豆等大宗粮食作物，中国有效地减缓了土地减少带来的粮食危机问题。 而森林草原、湿地和湖泊是决定水资源状况的核心指标。 没有了水、没有了土、没有了人，中国的粮食和蔬菜问题就成了问题，2010年蔬菜价格大幅上涨，不仅仅是气候因素，更重要的是水资源全面短缺、农业投入不足造成的。 而随着蔬菜和粮食价格的大幅上涨，将对绝大多数民众的生活产生严重的影响，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基本运行状况。
二、 农民工： 随着农村劳动力持续增加、种粮不赚钱、耕地持续减少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大量青壮年离开第一产业，进入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成为“农民工”（最初称为民工）。 “农民工”是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名词，是个具有明显中国文化特色的定义。 工人往往意味着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依靠工资为生的体力或者技术劳动者。 不过在中国，由于户口制度（世界上很少几个国家有），让户口为农村的人，成为二三产业的工人。 一般来说，农民生活在农村，工人生活在城市，这是一种比较正常的状况。 工人通过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作为城市的一份子，在城市交税，享受城市的福利，并且在城市的社区中生存繁育。但是在中国，农民工则是官方作为农村的一员，而实际上做着城市工人的工作。这些工人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或者城郊的工厂工作，往往每年要回“老家”，也就是户籍所在地。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底的“监测调查结果”推算， 2009年度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978万人。 其中，外出农民工14533万人，比上年增加492万人，增长3.5%。 这样就是说，有接近2.3亿人是农民身份，但是在工厂做工在农业土地少、收入低、负担重的情况下，8400多万农民选择就近成为工人，而超过1.45亿农民工则“背井离乡”，去外地打工。 如果把他们的就业状况抽象出来，那么8400万人通过本地工人就业成为“本地流民”，而超过1.45亿人曾成为跨省区市的“流民”。
那么，为什么说这些农民工属于“流民”呢？ “农民工”是个两头不沾边的工作。 这些农民工虽然被冠以“农民”的身份，但实际上他们已经不是农民，他们往往无地可种。 因为，这几十年来的人口增长状况，在这十几年基本上达到了就业年龄人口的峰值。 在农村，中老年和妇女已经基本上能够满足种植养殖的劳动力需求，不需要过多的劳动力使用，因此这些农民工就是回乡，也没有太多的工作可做。 同时，这些“农民工”是农村户口，并不受到城市的认可。 根据“监测调查结果”，在外出农民工中，文盲占1.1%，小学文化程度占10.6%，初中文化程度占64.8%，高中文化程度占13.1%，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0.4%。 在外出农民工中，以受雇形式从业的农民工占93.6%，51.1%的外出农民工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技能培训，而且文化程度越低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比例也越低。 这些数据和我们平时看到的情况都能够得出一个结论，大多数农民工从事的都是危险脏累、收入较低、替代性强的非专业工作。因为，在文盲半文盲农民工中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占26.3%，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占35.5%，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接受过培训的占48%，高中和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比例分别为54.8%和62.5%。 那么，根据他们的知识和技能，首先找不到稳定的工作，往往只能吃“青春饭”，在体力最强壮、注意力最好的35岁（甚至30岁）之前，辗转于不同的加工厂、建筑工地等地点。另外，因为城市各种高昂的费用，所以他们事实上也与城市没有关系。 即使他们在城市中，也是住在集体的工棚或者拥挤的宿舍中，基本上过着与城市隔绝的生活。 那么，他们只是城市的看客，而不是城市的组成部分。 他们贡献了自己的辛勤劳动，但是城市基本上视他们于无物，同很少的工钱就把他们打发了。
因为这样一个大量的流民群体，因此出现了“人口红利”的说法。 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成果是，通过与世界展开经贸往来，将流民这个巨大的危险因素变成了利益来源。 我二十年前开始学经济学的时候，学到当时国内刚刚兴起的“资源禀赋优势”理论，当时觉得中国的劳动力便宜，是应当好好利用这些便宜的劳动力，进行国际贸易，提高社会分工和资源配置能力。 十年前，见识了中国广东大量民工的生活条件和收入状况，看到了国外人们的生活状况，我开始对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优势”这种理论开始产生极为厌恶的心理。 当时我就想，为什么不能像日本那样，持续提升社会的教育和科技含量、提升人们的工资，让人们能够工作得更轻松、收入更高、生活更好？ 我当时觉得，“廉价劳动力”理论是实实在在祸害中国这些劳动力的理论。 今天我意识到，关键的问题并不是理论不好，因为对于20年前仍然是文盲居多的社会，需要走过这个阶段。 但是，在中国这个以“偷抢桃子”为导向的社会，将中国经济固定在这个理论上，通过让这些劳动力保持在知识技术水平很低的状况下，能够持续压榨这些奴工，然后摘“人口红利”这个规模巨大的“桃子”。 比尔 盖茨从小就具有非常偏激的性格，他的母亲总是担心他过于冷漠，缺乏同情心，缺乏对他人的关怀。 但是，如果让比尔 盖茨在中国开一个工厂，相信就是让他破产，他也做不出像中国老板这样的“血汗工厂”来，更不可能让自己的员工连续地跳楼自杀。 我相信，对于比尔盖茨来说，中国的老板不可相像的残忍，更不用说那些从小就非常具有同情心的老板了。 而且，我印象中当时在广东对于不同的老板的评价，最为恶劣的是韩国和台湾企业，甚至比大陆的老板更加恶劣，然后是日资企业，香港的老板要好得多，最好是欧美的企业。有朋友问我对台湾和香港文化的认识，我觉得只需要看看这些在大陆设厂的企业，看看台湾哪些来大陆忽悠民众的一些演讲的人，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文化本质。 把业务重心放在大陆的台资企业，一方面属于台湾的“杂碎”企业，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台湾人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的特点，尤其是台湾在大陆通过演讲和出书捞钱的人们，都是利用商人的精明加上似是而非的理论，再加上夸大其词的个人简历包装，通过误导观众赚着丧尽天良的昧心钱。而且，企业品牌是反映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标杆。 台湾的经济与韩国类似，甚至有一段时间比韩国更好，但是台湾企业没有一个像三星电子、LG、现代汽车这样拿得出手的品牌。 这在一些侧面反映出中国腐 朽文化对台湾经济社会的影响。 近年来的台湾m zh制度建设，才真正让台湾在文化上开始与世界文明接轨，让社会的重心从服从某个强人的意志，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向满足民众需求的方向转型，而审判陈水扁更是开始了社会教育的进程。 不过，这条社会教育之路仍然任重而道远，即使是台湾这个教育文化基础非常好的较小地区，也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够把现代文明的“是非观念”普及到民众的观念中。更重要的是，让知识分子从小追求真理，而不是做见风使舵的精明的商人。 而在大陆，由于流寇不把民众当人看，允许外资把劳动者当奴工，那么不同文化在这样的环境下，就显现出了各自的本质。 从整体上看，欧美自然是文化最先进，管理人性化且规范，也就吸引了优秀人员涌向欧美企业，这就是文化所形成的“人心所向”。香港作为中西文化的交汇处，曾经的世界金融中心和时装中心之一，能够在金融和时尚领域强大的地区，其文化自然是优越的，明显优于以制造业为主的日本韩国。 不过，近十几年明显没落，让人觉得非常可惜。
顺便多说点个人的看法。 我在十几年前就开始建议我姐姐姐夫，离开新加坡去美国加拿大。 我跟他们说，亚洲的成功模式就是拼命剥削压榨自己的国民而取得的。 就拿日本为例，为了所谓的经济增长和国家富强，让国民长期承受非常大的压力，所以整个国民都非常变态。 一个变态的民族想实现持续发展，那是痴人说梦。 现在，“阴谋论”总在说，美国通过阴谋搞垮了日本经济，让日本进入将近二十年的萧条。 但实际上，这是日本的变态文化最后走进经济的“死胡同”的结果。 当然，“阴谋论”作为更加阴暗变态的心理，难以理解日本文化是多么变态的。 日本70年代生的人（富裕一代）开始成为社会经济的重要参与者的时候，他们拒绝再像父辈那样的机器型工作。 但是，日本经济仍然由老人控制，所以社会内部矛盾产生了。 更重要的是，这种内部矛盾导致日本失去了方向，因为老一辈靠模仿，新一代想创新，但是创新被压制，日本经济就失去了发展动力。 另外，从一个拼命压榨民众的片面经济，向一个人性化社会的全面发展升级，这样的转型过程是个长期的过程。 打个比方，一个从小在中国贫困山区文盲家庭长大的孩子，即使个人再聪明、再优秀，也是不可能进入真正的“上流社会”的（不是中国流寇意义上的“上流社会”）。 他一辈子能够做的，就是在某一方面的做得出类拔萃，成为技术专家；然后，他能够进入城市生态环境中的知识文化环境，让自己的孩子在富裕和文化中成长，受到良好的教育，尤其是对于人性的思考与理解；然后，如果他的孩子也非常优秀，就要对自己的孩子从小进行系统、规范、人性化的教育，让自己的孩子能够具备全面的素质，进入“上流社会”。 就这样，以最优秀的大脑，以最快的速度，在不出任何差错的情况下，进入一个高端文化领域也最少需要三代人的努力。 而日本从“经济动物”向文明社会转型，不经过几十年的过程，不把现在还在拼命掌控权 力的老家伙们自然淘汰掉，是根本实施不了的。 即使70年代的这些人开始掌控日本经济，也需要一个过程来引导教育更加年轻的人群和新的一代。 这就是文化转型升级的“接力棒”。 只有这样，日本才能完全从一个模仿型的制造业大国（现在已经走进“死胡同”），完成向金融文化和技术创新型大国转型的过程。 而欧美先进国家的模式，则是通过长期的人性与文化进化，通过社会精英们自己在拼命工作，然后以更人性化的管理，领导员工获得更高的收入和福利取得的。
可惜，我姐姐和姐夫一直执迷不悟，觉得新加坡挺好，不想再动了。 直到十多年之后，等他们考虑到孩子上大学的问题和服兵役的问题，才开始考虑移民。 这时候，移民申请等待的时间也变长了很多。 就这样，他们在新加坡挣着不高的收入，把自己人生的黄金时间耗在了新加坡，也错过了十几年来北美高科技的“白金发展期”（如果他们早就移民加拿大，拿到加拿大国籍后去美国工作，收入最少是他在新加坡工作的两倍，美国消费价格低得多，生活质量好得多，而且很可能拥有股票期权等激励）。 对于有知识的人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个人的知识，而是思想观念，尤其是对负面信息的认识和行为判断，经常决定个人的生死存亡，胡适和他的儿子胡思杜就是鲜明的对比。我的姐姐姐夫就是因为缺乏合理的思想判断，所以在新加坡耽误了很长时间。 等他们到加拿大，经济情况已经转差，虽然我姐夫找工作比较容易，但是待遇已经差了很多。 另外，文化通过教育作用到孩子身上，直接能够反映出文化的优劣。 他们的孩子本来很喜欢新加坡，而且他们准备动身去加拿大的时候，因为不了解加拿大，所以对去加拿大非常抵触。 但是，当时正好有个加拿大的体育老师到他们学校给孩子上课，结果他们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老师，也就不反对到加拿大。 到了加拿大，我哥说他们最多需要一年的时间，就能适应加拿大了。 结果，在加拿大上学的第一天，小儿子就宣布喜欢加拿大，不想再回新加坡了；不到半个月，一直坚持说要回新加坡的大儿子（表现很叛逆），也承认自己喜欢加拿大，不想回新加坡了。 新加坡教育在整体上要比大陆质量好的多，这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质量好不代表方向正确，这就像德里克所说的，先做“正确的事”，然后把事做“正确”。 西方文化体现到中小学教育中，就是校长和老师以学生为导向，都非常关心孩子。 我的大外甥运动的时候，把胳膊戳肿了，校长亲自给我姐打电话，让我姐带着他去看病。 等他第二天上学，他们校长专门去找他，问他的胳膊情况，表现出对他的关系。 他们上学的几天后，我还给我10多岁的大外甥做思想工作，让他了解加拿大和新加坡在文化上的不同，让他不要太在意Singlish（新加坡口音的英语，对我来说非常难懂），要去主动适应那儿的环境。 但实际上，我对他的说教只是给他一点概念上的印象。 而当他的校长和老师都在关心他的时候，他自然就会感受到这种关心，自然也就会心态放松，而且逐渐变得温和。这就是文化中的人性关怀对于孩子的影响，而孩子作为“海绵”，自然没有成年人所谓的文化观念，哪一种文化好就喜欢哪一种文化。
当然，除了一些上学时间太长，已经被洗脑成了毫无感情、六亲不认、敌我不分、认贼作父的人，绝大多数人都知道什么文化更好。 因为“农民工”大都上学时间比较短，靠自己的直观感受体验文化的人。 所以，一些工作和生活条件好，工作待遇较高，管理人性化规范化，而且加班不是很多的欧美工厂，人们排着队想进去，也不存在所谓的“民工荒”。 再加上欧美一些组织通过对名牌企业施加压力，让这些名牌企业对中国的“血汗工厂”进行检查约束，在血汗工厂劳作的农民工们发现，他们的待遇原来是外国人保障的。 那么，经历过这样事情的人们，应该不会觉得中国文化比欧美文化好。 因为，自己遭受着同文同种的人的压榨剥削，却需要给自己毫不相干的外国人来帮自己提高待遇，在文化上孰优孰劣，相信大家心里都有评价。 问题是，大多数“农民工”并没有沾到欧美文化的“光”。 “血汗工厂”把农民工的血汗当做“红利（桃子）”，通过压榨农民工获得自己的利益。 在这种“摘桃子”的心态下，中国企业不是通过内部管理提升而提高效益，而是通过压榨农民工的血汗获得利益。 而且，这样剥/削压榨的情况不是30%、50%，而是90%、95%甚至99%。 不仅如此，这些“偷抢桃子”的人们还冠冕堂皇，要求工人们“细节决定成败”、“没有任何借口”。 而这样的情况，才是中国的真实文化环境，“戏”演的再好都掩盖不住这样天天发生的真实。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监测调查结果”：“农民工拖欠工资的状况有所改善，拖欠工资情况仍主要集中在建筑业和制造业。” 当然，根据媒体报道，以自杀为威胁进行“恶意讨薪”的仍然经常发生。 而且，统计局的调查结果显示：“以受雇形式从业的外出农民工平均每个月工作26天，每周工作58.4小时。”，当然，很多“血汗工厂”的工人们每周7天，每天12个小时以上（有的甚至14-16个小时），一个月休息2-3天的情况也不少。 另外，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较低，近六成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其中，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最高，占74%。 也就是说，如果在建筑工地上出了事故，可以比较容易就把农民工或者家属打发了。 当然，两亿多“农民工”离开农业，不是没有原因的，是因为农村把自己的劳动看得一文不值，一年到头辛苦劳作，不仅自己的收入都让别人“摘了桃子”，而且还随意被欺压。 从这点来说，“血汗工厂”能够招到大批的奴工，都是拜农村文化和社会环境所赐。
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农民工”的心理状态。 我们知道，出于中国文化和农村特点，中国农民这个整体是非常感性、非常注重眼前利益的一个群体。 中国农民一直处于等级社会的最底层，有非常强烈自卑感，也就有了非常敏感的自尊心。 同时，中国农民经历了太久的物质匮乏，因此对于利益有着极强的渴望，而不考虑是非善恶。 而且，农民们很容易把利益和尊重划等号，希望让自己富起来而感觉自己“高人一等”，受到他人的认同和尊敬。因此，这样的一个群体很容易被引导和鼓动。 比如说，有的工程队老板摸透了农民工的特点，采取感情沟通+物质激励+严格纪律的简单管理方式，让农民工们极为卖力地给老板赶工期。 这就是摸透了农民们的心理和物质需求，成功让农民工为自己工作的例子。但是，大多数政策制定和执行者、以及血汗工厂老板，或者自己也是农民出身，拥有很强的农民意识，或者起家于流寇文化环境。 所以，他们可以为了利益，打破是非善恶的基本底线，不仅榨取农民工们的血汗，更是欺压农民工。 曾经流行一时的收容遣返制度，随意把路上看上去像民工的人抓起来，然后弄到极其艰苦的石场砂场等地方，把这些农民工作为奴工白干几个月。 后来，直到多起随意抓路上的女性，送到收容所后引发轮奸案，还有大学生被无故抓到收容所后致死，引起社会的轩然大波，这样的收容制度才结束。 如果不是因为大学生在当时社会地位较高，引发了社会的强烈关注，收容遣返制度还将持续多久，人们都不知道。 也就是说，农民工在社会上没有任何地位，成为随意侵害的对象。 另外，当这些农民工到了城市或者工业区之后，冷漠甚至凶狠的工厂管理人员，高强度的工作特点，恶劣的工作环境，经常欠薪的企业，冷漠的周边城镇居民，随时可能检查暂住证的治安联防队（为了罚款），春节的高价票等等一个大社会系统，都是把这些农民的身体和劳动成果当成“桃子”，目的是从农民工身上榨取利益，同时不让这些农民工感受到一丝的温情。 农民工们就在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中麻木地工作，而且随着时间的积累，对这个社会的希望一点点消失，逐渐变成完全为钱而工作，也就是心理上的绝望状态。 因为，对于这些农民工来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只是希望自己能够找到一个收入高点的地方。 看在钱的份上，多一点工作的动力而已。
从经济角度来说，农民工们的实际收入在持续下降。 当出口加工经济成了规模之后，社会中的权 力者把这个经济当作了“桃子”。 “血汗工厂”如雨后春笋一样树立起了，吸引越来越多的农民工。 而农民们的实际收入非常低的情况，也促使更多的农民工涌向沿海出口加工地区，涌向新发展扩张的城市。 而出口加工企业老板因为素质低，能力差，不是通过提升企业管理，打造出口品牌赚钱，而是通过低价微利赚钱，导致出口产品价格越来越低。 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正规运作的企业因为成本过高而被挤垮，剩下的大多是血汗工厂。 那么，血汗工厂在很低的利润率情况下，还需要给地方缴纳大量的税收，也就不可能给农民工们加工资，所以农民工工资十多年基本上没有上涨。 而中央通过持续增发钞票，从整个中国的大经济“抢桃子”，导致持续的通货膨胀。 那么恒定的工资和持续上涨的物价，侵蚀了农民工的收益，让农民工在早期还算是收入不错，到后来基本上就只能维持自己的生活。 也就是说，农民工手中的钱也越来越少，在一个感情荒漠中，连赚钱的最后一点动力也正在失去。 因此，2010年在出口已经明显减少的情况下，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民工荒”。 而这样的“民工荒”并不是社会上没有农民工供应，而是很多农民工宁愿回家呆着，也不愿意为了可怜的一点钱让自己背井离乡，而且身心受到严重损失。 另外，农民工收入中还有一部分，就是所谓的社会保障。 当农民工人少的时候，人们往往不关心这部分收入，所以很多农民工按天算工钱，农民拿到手自己所有的收入。 但是，当农民工变成一个庞大的群体，也是强制性要求给农民工上社会保险。 但是，最近农民工发现，自己的社会保险里存的钱并拿不出来，以前企业和自己交的钱像是存到自己的名下，但实际上自己没有自由支配权，或者说名义上是自己的“桃子”，但是别人不让自己拿来吃。 如果农民工自己不在当地继续工作交钱，这些钱也不属于自己了。 当然，假使真有的农民工能够干到65岁退休拿养老保险，那时候本来“水灵灵的桃子”可能也会完全“干瘪”，因为通胀在加速。
进入2010年，出口、投资和消费状况进一步恶化，中国的经济正在加速瓦解。 首先，随着世界经济进一步恶化，不论美元升值还是人民币升值，都会导致出口的大滑坡，导致出口加工企业的新一轮倒闭潮，而这些加工企业同时也意味着整个出口产业链的进一步萎缩。 另外，随着通货膨胀的加速，即使正在运营的企业也无法付出更多的工资，再加上生活费用的上涨，让农民工们毫无工作的意义。在消费层面，则需要关注正在快速恶化的城市经济。 因为，随着通货膨胀加剧，建筑房地产挤占越来越多的经济份额，城市居民的真实消费也在快速减少。 人们正在快速回归“吃喝经济”，也就是说除了在家买菜做饭，已经无力支付其它方面的费用，城市相关服务业也在经历大规模的萎缩。 可以说，除了少数高档消费场所之外，大量的中低档城市消费与旅游消费场所正在快速变得萧条。 目前，投资仍然是个不确定因素。 因为，中央和地方在2009年都制定了规模巨大的投资刺激计划。但是，随着地方债务的巨量积累，再加上通货膨胀的影响，现在投资性的经济刺激计划也很难再维持。 现在，不论是国家经济收缩，还是因为通货膨胀加速，让投资资金的实际币值缩水，那么规划中的经济刺激都将不复存在。 总的来说，因为中国所有的经济纽带都维系在人民币的购买力上，持续的通货膨胀将引发经济进一步的恶化。 而最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特色”的经济结构。 在西方国家，工业和服务业运行的建设和维护者，都是城市居民。那么，如果经济出现大问题，那么大家可以穷点、苦点，共同度过难关，产业经济和城市运营也不会完全瓦解。
而在中国，2亿多农民工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的基石，基建投资、城市消费和出口加工的基础都是廉价的农民工。 但是，农民工忍辱负重干活的时候，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社会认可或者尊重，而城市和产业实际上在排斥农民工。 那么，感性的农民工们只剩下一个理性的目标，就是“为钱干活”，然后赚钱走人。 当然，为钱干活的前提是，预期自己收到的人民币值钱，能够交换到其它的合格产品。 那么，一旦通货膨胀加速，农民工开始大规模停止工作而纷纷返乡，那么现有经济完全瘫痪，现有的经济结构将完全瓦解。这就像“楼倒倒”，表面看上去城市经济很漂亮，但是基础没有了，就成了“空中楼阁”，于是轰然倒塌。 再打个比方，现在有的富豪买了法拉利保时捷玛莎拉蒂等豪华跑车，开起来很拉风，摆在那里很有面子。 但是，这些豪华跑车是需要维护的，如果没有人给他们维修维护，那么他们的车很快就会在那里趴窝，从豪华跑车变成摆设。 城市、出口、基建投资也一样，如果没有2亿多农民工的辛苦劳动，所有经济都要停止。北京前几年，每年过年的时候都遇到农村来的保姆、家政回家过年，导致保姆荒、家政荒，很多人立刻觉得非常不方便。 而这只是短时间、个别行业的农民工减少，就造成诸多的不便。 而如果通货膨胀加剧，农民工觉得在城市中打工没有意义的话，那么就是城市和供应的系统性瘫痪。 企业老板、城市居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都要变成无法解决的问题。 那么，能不能给农民工大幅提高工资呢？ 答案也是否定的。 因为，在通货膨胀环境下，如果给农民工大幅提高工作，那么就意味着出口加工业无法维持、城市运营无法维持，铁公基的维护也无法维持。 那么，这个以农民工血汗为基础，通过榨取农民工的人口红利的“摘桃子”经济也就完全瘫痪，并且瓦解。
2010年开始，农民工正在从有工作的流民群体，大规模向无工作的流民群体转化。 在一般人的概念中，农民工如果失去了城市的工作，大不了回农村种粮食。 但实际上，如果分析农村经济，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 可以说，大多数农民工已经不属于农村。 一方面，中国城乡差距之大，在城市里呆久了，即使是在非常简陋的环境中居住，也在各方面比农村方便。 所以，很多人更愿意留在城市，这是心理上对于城市的依附。 更重要的是，农村的土地很少，老人和妇女就足够照顾了那一点土地，这让农村的青壮年劳力根本无工作可做。 另外，近十几年因为铁公基而进行的大量征地、农村土地流转而导致土地大规模集中，让大多数农民工实际上“无土可归”。 可以想像一下，如果所有农民工返乡，那么农村人满为患，农民们都无所事事，然后聚集起来。 那么，如果民众如果聚起来没有建设的事情可做，那么往往就会把精力用于破坏的事情上，这实际上就等于形成110年前义和团的社会基础。 义和团的起因是民众愚 昧，于是对基督教产生仇恨。 而在现代中国的环境下，农民工还有基本的认知能力，不会陷入义和团当时的愚 昧状态。 但是，由于农民工本身就是因为在农村遭遇不公而出走，而且外出打工时，在城市遭遇到种种不公，也很容易形成仇恨的“火苗”。 而这些仇恨随着积累，再加上如果农民工因为无所事事而聚集起来，很可能就会变成群体性的仇恨。 而这样的仇恨如果被利用，将成为社会的灾难。 希望这样的情况不会发生，但是每一次艰难讨薪、每一天的劳累工作、每一个白眼或者每一句恶语、每一件“开胸验肺”、每一个跳楼自杀、每一笔社保无归，都在农民心理上打下一个刺痛的烙印。 而这些心理上的刺痛积累起来，往往难以释怀，形成持久的仇恨。 因为，每一次对待农民和农民工的不公行为，都是把农民从对权力者和城市人的尊敬（从心理上觉得有利于自己的朋友或者有恩于自己的恩人）变成仇恨的态度（从心理上视为敌人）。 而农民的自卑+感性+利益的特点，就是随着对他们伤害的加深，他们的仇恨并不及时表现和释放出来，而是深深隐藏到心中。 这种“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消逝”的状态，就是身处于最底层奴隶身份的农民的心态。 那么，对其它群体充满仇恨的人们聚到一起，很容易做出冲动的行为，这就是暴 民作乱的关键原因。 从这点来说，2009年初中央对于农民工失去工作而充满焦虑，也是有充分道理的。
三、 小城市与县域经济中的中青年： 一个强国的主要标志，其实并不是大城市，而是中小城市或者县镇。 日本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将政/治中心、文化中心、金融中心、制造和服务业都集中到大东京圈。 这在短期似乎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增长，让日本快速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 但是，如果深入日本人的生活，就会发现日本人生活得相当痛苦。 为什么？ 因为超大城市的高成本让民众收入的相当一部分都变成了“沉没成本”，人们不得不节衣缩食来支持超大城市的运转。 另外，超大城市似乎能够将各种资源聚集起来，形成非常高的资源利用效率，但是超大城市人挤人、高楼大厦压迫人的状况，给每个人的心理上都造成严重的损耗，压抑了人们的创造性，造成人力资源价值的潜在流失。 当世界经济开始转型的时候，这种“船大难掉头”的情况，让日本进入难以解决的经济困境，日本财政长期透支，就是为了维持这个以东京圈为核心的经济系统，让整个经济系统中的各个零件都能够运转，防止出现整体崩盘。 但是，日本财政透支的状况，又进一步损害了日本储户的利益，让整个国民经济为大城市、大工程、大亏损买单。那么，日本这种“赶超型经济”的结果，就像给孩子吃激素，让孩子迅速长大。但是，以这种畸形的方式长大以后怎么办，日本人在最初没想过。 当然，当日本人想起来的时候，已经无可挽回了，只能花费更大的金钱、时间和精力去补救。而现在日本只能依靠经济上的高附加值出口，补救宏观经济的系统性问题。 或者说，通过策略上的修修补补，弥补文化导向错误引发的国家战略错误，用“小补丁”补“大窟窿”，任重道远。
虽然德国只能算是第三经济强国，但是很多人认为德国的内在实力更加强大。 而这种认识是有道理的，因为德国经济不是依靠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发展的，而是通过内在实力的强大而体现出来的。 日本是通过“拔苗助长”发展起来的经济，德国是在“茁壮成长”之后形成的经济，这就是日德两国的关键差距。 这样的差距就变成了国民的生存状况差异。 而德国经济的强大体现在中小城市的发展建设上。 在德国，整个国家的社会发展程度相当平均，大量的中小城市成为支持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 在中小城市中，大量的中小企业得到发展。 这些中小企业依靠自己超凡的质量和持续创新，保持着自己在业界的领先地位，虽然不为大众消费者所知，但是行业内的知名企业，德国的管理学家自己称其为“隐形冠军”。 而这些中心企业一方面为德国创造大量的收入来源，保持德国人的人均GDP水平；另一方面保持着非常灵活的经济能力，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经济形势下，有不同的企业获得发展。 这种“百家争鸣”、处处开花的经济模式，在应对经济困难时期，以及形成未来先导企业的模式，要远远优于日本集中力量扶植少数产业和少数大企业的模式。 因为， 当这些大企业所在的产业陷入低增长和下降轨道，整个日本经济受到严重的拖累。 当日本经济陷入困境的时候，日本的财政、金融系统都需要为这些大企业的错误方向买单； 而如果德国经济出问题，那么德国只需要对人员加大教育投资力度，让这些人再进行相关领域的创新，然后秉承德国人一贯的高知识技术、高素质和严谨认真的态度，在新的领域获得新的市场。
另外，在人们的印象中，德国的制造业强大是因为质量好，而德国的创新能力不足。 比如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具创新能力的国家，德国的创新能力比美国要相差很远。 但实际上，这种印象并不完全正确。 美国的创新在于大规模的系统性创新，比如说创造新的国家形态、带领世界进行第二次、第三次产业革命，互联网革命等等。 而德国的创新在于中小企业的“高、精、尖”方面的创新，创新的思维方式和发展模式与美国的有差异，但是各有优缺点。 比如说，德国的厨具是世界上知名的，质量好，价格高。 那么厨具的质量由钢材的好坏决定，好钢制造出样式一般的厨具，也能卖高价钱；差钢做出来的刀具就是再漂亮，也卖不起价格来。 而钢材的好坏来自于冶金工业的发展，冶金工业的发展又来自于材料和机械方面的创新。 那么，德国有大量的人才在进行相关方面的研发创新，保持德国厨具的高品质。 而且，这些创新成果很难被模仿，比如说一种高端钢材的技术机密如果不是被盗取，可以在特定用途上保持几十年的领先地位。 那么德国人就可以用这样的技术机密获取相当长时间的高利润，并在这些技术上继续研发创新，让质量得到持续提升。 同时，由于大量中小企业也在随时产生和发展，所以德国产业经济形态能够随着跟上国际的潮流，然后在新发展的“朝阳产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德国经济的“新陈代谢”。 比如说，德国工业在四、五十年前以纪律、刻板、严肃著名。 宝马汽车在最初打入美国汽车市场的时候，被称为“丑陋的盒子”。 甚至到十几年前，德国奔驰、宝马、奥迪的形象仍然是“中规中矩”，和日本汽车外观和内饰追新求异的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最近十年来，德国汽车在外观上的大胆变化，大量整合先进的机械与新材料成果，并且应用最新的电子系统集成，让德国汽车的整体品牌形象有了巨大的改变。 而在这些大企业每项变化的背后，都是大量中小企业通过创新来支持。 而德国的中小企业通过创新和质量，在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克服相应的难题，一步步走过来。 而德国经济就是在默默无闻的情况下，每二十到三十年，都有一个巨大的社会创新变革面貌。
另外，德国民众的生活质量非常高。德国大量人口居住在中小城市中，这些中小城市安静地坐落在风景优美的地区，周围被大片的森林和草地所包围。 而且即使在大城市，除了市中心地带聚集了一些高楼大厦之外，大多数地区以三四层之内的矮房为主。 住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的心情会放松很多。 环境对心理影响的问题，在中国前三十年吃不上饭，得不到教育的中国人中，是无法理解的。 而当人们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建立了大量的高楼大厦之后，自己开始进行对比才发现，小城市与大城市相比，生活的舒适度要强的太多了。 而且，如果人们的生活有大城市的方便、小城市的环境，还有好工作和高工资，那就非常理想了。 当然，在亚洲国家，这样的城市生态环境很难兼得，因为亚洲文化传统就是所谓的国家优先（实际上是皇帝优先），而民众的生活被放在最后的位置。在人们的文化思维习惯上，所有资源向皇帝和王公贵族倾斜，所以从很早之前就形成了大城市。 大城市对于这些权贵们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大城市中的民众生活却非常痛苦。 只要看看北京众多的中国一流医院和医院挂号大厅拥挤的人群，就可以感受到不同人的不同待遇。 现在，包括日本韩国在内的亚洲发达国家和地区，在亚洲文化的思维惯性下发展经济，建设国家和城市，自然也就导致民众必须忍受大城市的高成本和压抑的生活空间，人们往往不愿意生活在文化教育、医疗、商业、交通不方便、就业机会很少的中小城市。 所以，不论日本还是中国，大量的年轻人涌向经济发达的大城市，而把“老弱病残”留在农村或者县镇。 在德国（以及其它欧美发达国家），由于从最初的发展思维就不一样，所以大量的人口住在中小城市。 在这些中小城市中，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完备的生活设施，生活便利程度与大城市相比相差不大。 同时，每个中小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产业经济定位，让人们在小城市中居住，享受着仍然能够赚取比较高的收入。 所以，少数喜欢求新求变的年轻人搬到大城市，而大量人口能够在比较稳定、优越的中小城市环境中，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在工作上追求创新和精益求精，并且享受着高品质的生活，也就是大多数中国人盼望而不得的“安居乐业”。
德国的发展与其文化背景密不可分。 德国不仅仅是基督教改革的发源地、拥有众多的哲学家，更主导了现代音乐的发展方向。 德国诞生了巴赫与亨德尔这两个现代音乐之父。之后，海顿、格鲁克、莫扎特、贝多芬等音乐大师在18世纪决定了欧洲音乐的发展方向。 韦伯和舒伯特则把音乐从古典主义带入19世纪的浪漫主义时代，他们与门德尔松、舒曼、施波尔等多位大师一道推动了德国浪漫主义歌剧和浪漫主义乐曲的发展。 瓦格纳则是19世纪后期的浪漫主义领袖，另外还有勃拉姆斯。 那么，为什么德国能够产生如此多的大师，对世界音乐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早在16、17世纪，德国仍然处于四分五裂的贫穷状态时，音乐就已经渗透到整个社会生活中。美国作家房龙（Hendrik Willem Wan Loon）在《Arts of Mankind》中对“巴赫家族”进行描述的时候，写到了当时欧洲的文化氛围和德国音乐发展的背景：“想起来就觉得奇怪，曾几何时，音乐和各种艺术融在日常生活中，谁也不把它们当做两回事，中世纪权倾一时的皇帝也将与游吟诗人交朋友看成一种荣耀；许多抒情诗人出身于贵族，在骑士开战之前（如在黑斯廷斯），都要先请游吟诗人唱歌以鼓舞士气；在第十二夜晚会上，伊丽莎白女王穿着她美丽的绸缎拖鞋与众人快活地跳一个通宵的舞；伟大的国王路易十四也常常亲自参加宫廷里的芭蕾舞演出；普鲁士国王佛里德里希的兴致更高，不仅请年老的塞巴斯蒂安 巴赫来为他弹奏新发明的锤击钢琴，自己还常常在四重奏活临时组成的小乐队中担任长笛手，以这种方式消除操劳国事所带来的辛苦与紧张……… 1706年 12月，巴赫（当时21岁）听说慕尔豪森市圣布拉西乌斯教堂的管风琴师约翰 乔治 阿尔意外死去。 慕尔豪森市是帝国的一个重要的自由城市，这个城市十分富饶，是有着令人骄傲的传统的文化中心。 巴赫在这个城市的声望很高，在人们眼中，他不仅是一位管风琴或者羽管键琴高手，更是一位具有新风格的作曲家。 因此，慕尔豪森市邀请巴赫举行一次免费“试听音乐会”，巴赫接受了这一邀请，随后就得到了这个职位。 薪金是每年85金币（相当于200磅）、班考得木材、6担木柴，12蒲式耳粮食，3磅鱼，此外还报销他从安斯塔特到慕尔豪森的旅费。 在1707年，一个年轻人拥有这样的财富，这样收入十分稳定的工作，结婚就不成问题了……… （后来，巴赫到了莱比锡） 在莱比锡，乐师在富有商人眼中仍是一种具有特殊才能的仆人，就像男仆与厨子那样可以有他们随心所欲地雇佣和遣散。 乐师应和其他下人一起吃饭，他必须牢牢记住，是因为主人的慷慨才使他过上公司要员般的好日子。 和所有精明的商人一样，他们无不希望以最小的投资获得最大的回报。 同时，这个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尊重知识。 对他们而言，教授总是生活在纯净的学术气氛中，那是一个有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和神学组成的神秘地带，这不是他们这些普通的商人可以接近的地方。 教授的话—不管他是多么古板的学究—永远是对的，即使他错了1000次，即使同他发生冲突的是约翰 塞巴斯蒂安 巴赫。” 并且 重大的根据 而中的评论，则对1937年的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建立负有很大责任。
民众教育是全方位、持续教育的过程，而音乐是社会教育与文明的重要标志。 德国从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开始，就开始了“默默无闻”的开化发展之路。 在中国明朝，皇帝们在剥皮、抄家、搞巫术、在最庄重的场合用板子打大臣屁股的时候，德国已经以教堂为平台，支持神学、建筑学、音乐、美术等文化内容的发展。 而且，亨德尔到了英国之后，可以说名利双收；巴赫还在莱比锡的教堂做乐师，过着简朴的生活（收入不是太高，有20多个孩子），默默地谱曲，大多数作品也不被人们知道。 不过，两百多年来，经过后人的反复挖掘，以及不同时代的人们对音乐的理解不同，巴赫的作品终于开始被发扬光大。 巴赫的生活和他的作品的境遇，反映出德国人独立、严谨、钻研、甘于平静的文化性格。德国人就是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默默地进行着个人的努力。 而这些默默的个人汇集起来，就成了德国在过去两三百年对世界文化发展的巨大贡献。 同样，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中，德国人喜爱读书、喜爱音乐、在宁静的工作中追求精益求精和创新。 这样的结果是，整个民族的综合素质非常高，但是并不一定被人们所关注。 到过德国的人们，大都能够发现一个季羡林曾经提到过的现象，德国人非常爱在窗台上养花，大量的花装点着城市建筑。 而且，这些花都是朝外开的，房主们养花的目的，主要为了给外面街上的看的。 这就是每个人独立的行动，变成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现象。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德国人非常敬业，做事非常认真，德国产品质量高，而且品质稳定。 在人员素质和能力非常高的基础上，德国人建立和发展了大量的中小企业。 这些中小企业大都是“高、精、尖、新、特”的企业，只需要很少的人，就能够做得很赚钱的企业。 比如说，保时捷公司在2006年平均售出每辆车获利21799欧元，排名行业第一；宝马汽车排在第二，每辆汽车的平均利润为2475欧元，只有保时捷的1/9；而美国汽车生产商当年的每辆汽车平均利润只有几十到几百美元。 而德国的中小城市则依靠这些赚钱的中小企业，保持着活力。
從社會文化的角度來說，越是所謂集體主/義的國家，說明國民的整體素質越低。在世界不同地區文化對比中，經常會提到亞洲是集體主/義，而歐美等發達國家是個人主/義。 很多人認為，亞洲的“集體主/義”與西方的個人主/義相比，有很多的優勢。 但實際上，亞洲的“集體主/義”正是劣質文化的結果。 亞洲國家的國民素質不高，個人思考能力和生存能力都比較弱的情況下，必須通過數量的優勢來彌補品質的劣勢。 即使在日本這個亞洲教育最強大的國家，整個國民素質仍然很低，所以需要通過強調集體的力量來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個人主/義進行競爭。 但是，隨著全球化競爭加劇，創新在競爭中起到決定性作用的時候，集體主/義就開始陷入困境。 日本從1990年代開始的經濟低迷，從文化的角度來說是劣質的集體主/義失去競爭優勢的表現。 同時，日本的經濟低迷的整個過程，實際上是整個社會進步升級的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日本開始從模仿、低質的生產型經濟，向創新、高質的知識型經濟進步的艱難轉型。 比如說，豐田豪華車品牌雷克薩斯的擴張和索尼的轉型，都可以看作是日本從數量為主的集體主/義文化，向以品質為主的個人主義文/化的轉型。 而中國擁有眾多的中小企業，但是中國的中小企業很少有像德國那樣的行業裏的“隱形冠軍”。 因為在中國社會文化中，除了民國時期的短暫時間，主要都是在強化皇/權，壓抑人/性，讓整個社會民眾處於思想文化生活極其匱乏的狀態，導致民眾的整體素質極低。 只要看看中小企業老闆的學歷、技術能力、一門以上外語掌握能力（尤其是英語）、對音樂、美術、電影戲劇的理解能力，以及每年讀多少本經典著作，並且用這些指標對中小企業老闆進行打分篩選，中國企業的差距就非常明顯了。 能夠符合具有國際化視野的知識與素質型的企業老闆，在中國的中小企業中接近零。 因此，也可以得出結論，在中國每10000家中小企業中，擁有國際競爭力的中小企業可能連1家都不到。 因為中國企業缺乏國際競爭力（在國際市場上，高價競爭的能力），所以中國的國家經濟也缺乏國際競爭力，當全球經濟危機到來的時候，就會面臨經濟崩/潰瓦解的狀況。
另外，中國還有一個最具特/色的社會文化特點：流/民社會。 在世界歷史上，還沒有哪個國家或者地區像中國人這樣，間歇性出現大規模流民群體。 古代的遊牧部落，人們為了尋找水草更加豐美的地方，主動進行目的明確的遷徙，增強自身的生存發展能力。 而中國的流民，則經常是離開土地肥沃的地區，被動進行遷徙。 西晉被滅、唐末、元末、明末等時代，大量人口被迫離開自己的土地，成為無家無業無著落的流民背井離鄉，毫無目的地流動找飯吃。在局部地區，這樣流民行為更多，比如說山西人走西口、山東人“闖關東”，都是典型的例子。 每一次大規模的流民群體的形成，都意味著整個社會系統的巨大破壞。 中國古代流民社會的形成，主要是權貴階層通過大量吞併農民的土地，讓大量農民變得“一貧如洗”，然後走上乞討求生的道路。 這些權/貴階層為了自己的眼前利益，不惜讓整個社會的普通民眾變成赤貧的流民。 而赤貧的流民反過頭來成為流寇，再摧垮權貴階層的利益系統，將整個社會“推倒重來”。 不論是最初的流民還是後來被摧垮的社會，都意味著人們需要經歷巨大的精神痛苦與絕望，經過物質的大規模毀壞，經歷人口數量的大倒退。 然後，在人口數量恢復的時候，則意味著人口素質的大倒退。 最近二十年，大規模的民工潮是“流民社會”最新版本的關鍵表現點。 因為有了出口加工業，所以大量農民工仍然有生存的出路，看上去跟過去歷朝歷代的狀況不同。 但是，民工潮所反映出來的社會文化的大倒退，與過去的朝代的特點非常相似。
流民社會是個典型的“集體主/義”的文化形態。 在大規模的流民運動過程中，人們就像羔羊一樣，跟著其他人一起盲目流動。 每個人在流民的群體中，都只算是一個人口，也就是一個數字。 至於個人的思想、尊嚴、需求等等各個方面，都別人所忽略。 在早期的春節“民工潮”中，鐵路派出悶罐子車運輸大量的民工。 而這些悶罐車是運輸貨物或者牲畜的，遠遠達不到運輸人的要求。 而且，民工在這些悶罐車中的密度，遠遠要比運輸牲畜大得多。 即使取消了悶罐車，鐵路系統中一些中低檔列車的硬座車廂，人口密度大得仍然令人難以忍受。 這時候，如果有人要求鐵路部門提高乘運標準，讓人們在十幾小時到幾十小時的乘車過程中，能夠找個地方坐，能夠喝上口水，能夠方便上廁所的時候，鐵路部門會說運輸壓力過大，因此希望大家能夠發揚“集體主/義”精神，讓每個人都能夠在大年三十之前回到家。 而鐵路部門可以閉口不談因為自己的低效，甚至故意讓人們承受巨大的乘車痛苦。 因為，對於鐵路部門來說，這個巨大的人流就像“桃子”，自己可以通過降低工作效率，讓人們難以買到火車票，於是很多人必須買高價票，而高價票的巨額收益就是“搶桃子”的收益；另外，一節車廂擠了200人，和同樣車廂正常地坐100人，在同樣運營成本的情況下，就能獲得多出一倍的收入，也意味著利潤的巨大增長，同樣也是“搶桃子”的巨大收益。 於是，不論是未來的巴赫、莫札特，還是潛在的愛因斯坦，只要沒有錢，無法脫離這個流民群體，那麼作為集體中的一員，就只能默默地承受這些非人的待遇。因此，“集體主/義”就成為要求人們承受非人待遇，同時允許擁有權/力的人們“搶桃子”最好的文化土壤。
那麼，在流民社會的“集體主/義”文化表像下，人們實際上是極端自私的“一盤散沙”。 普遍來說，東亞人都非常勤奮刻苦，在世界上都“有口皆碑”，給人感覺似乎東亞經濟應該有更大的發展潛力。 實際上，這是一種假像，是東亞的“集體主/義”與現代文明模式相去甚遠的緣故。 現代文明的特點是，孩子開開心心地玩；而東亞“集體主義”的特點是，孩子非常勤奮地讀書。 那麼，為什麼會這樣？ 本來，經濟增長應當是民眾幸福的手段，或者是民眾幸福的結果。比如說，印度有很多人非常懶，懶到身無分文，下頓飯在哪里都不知道，但是仍然逍遙的生活。 因為大量這樣的人口的存在，讓印度經濟整體上一直很差。 如果從這些個體來說，他們的生活方式是他們所選擇的，也就是最幸福的，所謂的經濟增長與他們毫無關係。 但是到了東亞，這種生活方式就要被其他人所干涉，讓這些人無法過自己想要過的生活。 因為，東亞的國家和地區為了經濟增長，為了“國家富強”，就要對這些人進行“口誅筆伐”，讓這些人無法按照自己的方式追求幸福。 那麼，不論是中國的鐵路，還是東亞的社會，都反映出“集體主/義”這種非/人的環境，為了所謂的經濟增長可以犧牲掉大多數人的自/由選擇，讓人們被迫成為“隨大流”的“羔羊”。 那麼，“集體主/義”這種非人文化的作用越強，權錢就越成為人們重視的東西。 因為，只有那些有權、有錢的人們才會被認為“有資格”成為獨立的人，然後用“集體主/義”去壓制約束其他大多數的人。 所以，家長們從小就要求孩子要拼命讀書，然後“學而優則仕、學而優則商”，擠進權貴們的行列。 在一個社會中，人們的權/利總量是相對固定的，如果大多數人因為集體主義而不得不忍受非人的待遇時，那麼少數人成為權/貴，脫離“集體主義”之後，也就開始享受“超人”的待遇。 然後，這些“超人們”就開始隨意制定政策，瞎投資，亂花錢，通過這些方式掌控“集體主/義”的人們。 比如說，日本1990年代以來的經濟蕭條，就是有/權的人群制定金融政策，有錢的人群信心膨脹，然後把整個國家的資源投入到夕陽產業和房地產泡沫中，然後大多數人辛辛苦苦賺的錢打了水漂。 朝/鮮更是集體主/義的樣板，每過幾年，民眾為了“集體”沒有飯吃而大規模餓死，同時“太陽”則有很多行宮、火車專列，每餐必最奢華頂級的美酒佳餚。
而當德國人尊重個人的個性發展的時候，每一個相互獨立的人更加具有團結互助的意識。 所以，養花為了別人看，就是這種獨立思想共同彙集成為團結互助的集體的力量。 更重要的是，每個思維獨立的個體，在爭取自己權利的時候，也就最終彙聚成整個明辨是非的能力。 在這樣的社會中，有權有錢的人們跟其他人無法為所欲為，只能做自己分內的事情。 在美國獨立戰爭中，“不自/由毋寧死”的口號激勵了無數人，讓光著腳、幾個人共用一條槍打仗的美國“軍隊”打敗了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紀律嚴明的英軍。 美軍和英軍的戰爭結果，就是個人的獨立精神煥發出來的巨大力量與“集體主/義”的英軍形成“強弱轉換”的結果。 而在美國，不論多麼有/權，或者多麼有錢，都必須按照“優勝劣汰”的規律辦事。 因為，大量獨立思維的個體存在，在暗中磨練自己的意志、提升自己的能力，緊緊盯著權/貴們的弱點，隨時準備出擊，搶佔權/貴們的“地盤”。 所以，權/貴們必須也要保持自己的競爭力，並且在重大事情上小心謹慎，防止被“後起之秀”淘汰，這就是把“權/力關到籠子裏”的意義。 因此，最強調個人主義的美國，在國家層面的社會經濟政策制定、企業層面的投資決策過程、個人層面的慈善互助行動，都要盡可能思考長期利益。 因此，美國的社會經濟政策犯的錯誤比其他國家的更少，美國企業能夠成活下來的更多，所以美國成為超級大國。而“毋/寧死”的思想，是通往美國（以及戰後美國控制的德國日本）的道路，而“集體主/義”思想，是通往朝/鮮的道路。
在中國的流民社會，眼前利益更是讓人們瘋狂。 因為有了錢，人們就可以從擁擠不堪的硬座車廂補票到臥鋪車廂，或者軟臥車廂，在眾人羡慕的眼光中去臥鋪舒舒服服地睡覺。 實在不行，找個大城市下車，直接買飛機票回家。 在這樣的環境下，一個“賣拐”的甚至可以自己買飛機，飛機去哪兒，哪兒就可以是自己的家。 所以，人們表面上說的是“集體主/義”，為了他人而奉獻；而人們實際上在想著，通過獲得權/錢而脫離“集體”，享受“非集體”的名利雙收的待遇。所以，人們的生活都在演戲，表面上滿口仁義道德，心理和行為上卻完全相反。而且，流民更加注重眼前，可以短視到“見了棺材也不落淚”。 而且，社會財富在一定時間總是相對固定的，一個人多了往往也就意味著另外一個人少了。 而對於流民來說，自己的利益少了就可能意味著被餓死。 所以，流民到處流浪，根本不可能進行建設，也就是說沒有人去“種桃子”。 所以在流民社會中，文化傳統就是從他人那裏“偷搶桃子”。 人們的目的是成為“非集體”的權、貴，享受“超人”的待遇。 而過去50年的經歷， 大量中國人則認清了“集體主、義”的本質，再加上流民社會的形成，因此人們變得極端自私與短視，更加變本加厲地傷害他人的利益，達到自己弄到錢的目的。 另外，流民無法與社會建立起感情紐帶，所以變得極端的自私、冷酷與短視。 在這樣的背景下，“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文化環境形成了。 不論生產一般的產品，還是建設大型工程，流民思維都在發生作用。 每個官員上臺後，建幾個地標性建築，演一出戲，然後就想方設法升遷，離開本地到外地高就。 如果一般民眾叫做流民的話，那麼這些官員就是“流官”。 然後，下一個官員再把過去的建築扒掉，弄新的建築。 在這樣的情況下，建築的品質就無人關注，因為反正也是要很快扒掉。 同時，流民思維的房地產商想方設法偷工減料，然後做出夢幻般的概念，忽悠渴望“紮根”的流民們。 同時，流民企業老闆生產出產品，賣到缺乏監管的市場中，賺取利益。 當然，出口到歐美日的產品必須要盡可能達到最高標準。 因為，歐美日的客戶是非常固定的，一單做砸了，以後就沒有生意了。 而且，歐美日客戶的檢測標準很高，所以老闆們為了眼前客戶收貨，以及稍微持久的利潤，也不得不把事情做好。 但是，在流民社會這個文化環境中，即使再努力提高產品品質，也只能在國際上做“質次價低”的產品。
流民社會的文化特點就是“賭一把”，或者說“一錘子買賣”。 在流民社會中，因為人們都沒有心思“種桃樹”，而是想方設法“偷搶桃子”，所以人們的“賭徒心態”反映在社會的方方面面。 “全民炒股”、“企業炒樓”、“富人賭博”等等各種賭博行為，都是不想“種桃樹”，而只想“摘桃子”的表現。 現在，不論企業、富人還是所謂的中產階級，基本上把所有家當都壓在這些“賭局”上面，目的就是通過“擊鼓傳花”的方式達到“不勞而獲”、賺快錢的目的。 在流民社會文化中，人們追求的“做戲”，基本上沒有人踏踏實實去做事。 在音樂領域，80年代孕育的、90年代發展的一些音樂苗子，在流民社會中被完全衝垮。 這就是一個沒有文化的社會，連SB會都要抄襲別人的作品，結果沒想到給“國際規則”了，付出的3億日元版權費可以找全世界最優秀的作詞作曲家團隊進行創作了。 中國食品業就是在流民社會的文化環境中，成為文化影響的“重災區”。 雖然有些食品企業已經做得很大，但是老闆仍然秉承著流民的思維方式，不顧一切地往裏添加各種東西，只要吃不死人就是好食品。 因為，對於這些流民思維的老闆來說，能多賺一點錢就多賺一點。 那麼，如果民眾中毒，企業被揭穿怎麼辦？ 那麼，就像謝國忠所說（大致意思），日本老闆破產後自殺，中國老闆改名換姓出現在夏威夷。 那麼，這些人本質上就是“流寇”，有武力的人通過搶、沒有武力的通過偷，把財富盡可能集中到自己手中。 然後，如果出現問題，就成為國際流民，拿著錢和外國護照到歐美發達國家生活去了。 那麼，剩下的流民怎麼辦？ 我們知道，流民的特點就是有今天、沒明天，今朝有酒今朝醉。 所以，大家都在進行著戲劇式的“狂歡”：雖然知道自己吃的食品有毒，但是人們仍然在胡吃海塞；雖然知道自己買的房子可能隨時突然倒塌，但是仍然在拼命地高價購買；雖然知道到處都是謊 言，但是仍然信以為真，或者假裝信以為真，然後自己也說謊也理直氣壯。
言歸正題，為什麼中國為什麼會出現“流民社會”的特色？ 其實，當社會普遍關注農村，關注農民工的時候，卻忽略了真正決定中國社會未來方向的部分，中小城市和縣城經濟的狀態。 2億多農民工是一個巨大的流民群體，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 但是，這個群體並不是一個主動性的力量，對社會的發展變化缺乏關鍵動能。 更重要的是，農民工群體的形成也是表面現象，深層次的原因在於中小城市和縣城缺乏自主 權，導致佔據中國90%以上面積的“縣域”社會的瓦解，引發大規模的民工潮和農村的“老弱病殘”現象，進一步瓦解了中小城市和縣城經濟，或者說“縣域經濟”。 賈樟柯，這位生長於小城市的困惑青年，一直在致力於拍攝“自己眼中的真實”，也是“非主流導演”的代表。 賈樟柯說，他拍攝的“非主流”題材，是大多數普通人的現狀，拍攝被人們遺忘的社會真實。 當然，他拍攝的內容也確實是“非主流”，因為他沒有去拍攝廣大的農村變遷的內容（農村擁有最大數量的中國人口），也沒有去拍攝沿海城市（中國最先進的地區，容納大量本地和打工的人口）。 賈樟柯主要關注中小城市、小縣城的變遷和人們的心理，尤其是以他的出生地汾陽為基調的人群心理狀態。 而他自己可能都沒有意識到（或者只是朦朧意識到），他拍的內容雖然不一定是“社會主流群體”，但可能是是影響中國未來方向的決定性力量。 在中國，人們或者說起大中城市，或者說起農民工，同時忽略了另外一個影響中國未來發展進程的群體：中小城市和縣城的中青年群體，一個處於絕望中的數量很大的群體。一些老工業城市的工業區像是大城市的衛星城，改革開放後被拋在社會的後面，也可以歸類為這裏所說的“中小城市”。 賈樟柯曾經說過一句話，"當一個社會急匆匆往前趕路的時候，不能因為要往前走，就忽視那個被你撞倒的人。"
在大動 蕩的環境中，能夠很好活下來的都是悲觀主義者，成功者往往是那些最絕望的人們。 吳子在帶領五萬魏軍擊垮如狼似虎的五十萬秦軍之前說：“這就好比假使有一個犯了死罪的賊寇，潛伏在荒野之中，派一千人去追捕，但這一千人都瞻前怕後，原因何在？ 這是因為大家都怕這個賊寇突然出其不意地傷害自己。 所以，一個人捨命拼死，足以威懾千人。 現在，我把五萬大軍集合成像犯了死罪的賊寇一樣，率領他們去討伐敵軍，威力自然難以抵擋。” 那麼，面對競爭動盪的局面，成功者（主要指物質條件）根據自身經歷不同，採取與吳子類似的思想，獲得生存和發展。 成功者一般採取兩種方式： 1、 先驗者（知識份子）：對於負面資訊特別敏感，對失敗充滿恐懼，因此通過積極學 和思考前人積累（先驗）的思想與經驗，應對可能發生的變化。 那麼，這些知識份子憑藉自己的知識和分析，能夠預見到一系列可能的連鎖反應，然後從源頭上就開始施加強大的力量，防止“千里之堤、毀於蟻穴”這樣的情況發生。 孫子、吳子、美國先賢們都是這樣的典型。 比如說，在美國獨立戰爭期間，“不自 由，毋寧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這個口號激勵了人們勇往直前，就是從最絕望的角度出發提出的。 這句話背後的思想是，如果不去獲得自 由，那麼人們的利益也會一步步被剝奪，最後一步步走向生不如死的狀態。 所以，與其坐以待斃，導致將來生不如死，還不如現在冒死去爭取自 由。 就這樣，美國社會遵循這樣的原則，在每一件“小事上”都要爭出個子丑寅卯，以保護自己的權利。 所以，美國的法院非常“興旺”，必須得處理各種矛盾衝突。 而歐美發達國家在知識份子的引領下，通過持續競爭，在必要的時候進行戰爭，保護文明的成果，保障本國國民的福利。 ，而現代文明的集中地-大學-也通過教授年輕人先驗的知識，讓年輕人少走彎路。 在現代美國社會的富人中，絕大多數是知識份子家庭出身、受過良好的教育；如果家長的學歷是大學以下，那麼更需要經過很好的大學教育。 而美國資訊革命之後，大學更是加速擴張，讓大學以上學歷的擁有者成為社會中的主要組成部分之一。 而大量擁有大學以上學位的人們則通過專業化技術發展與創新，支持美國的強大地位。
2、 經驗型的絕望者：這樣的人沒有機會像知識份子那樣進行系統的學 和思考，也沒有知識份子所具有的技能。 但是，這些人從小因為有一定的經驗閱歷，而且經歷過長期痛苦的絕望狀態。 在這種絕望狀態中，經驗者刻骨銘心地體會到生存的不易，所以往往會採取極端的手段追求個人發展與財富。 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的人們，往往敏感、膽大、陰毒，善於察言觀色，善於自我偽裝，善於見縫插針，善於曲意逢迎，善於忍耐到最後。 總結一句，這些人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為了利益可以殘酷地對待自己的對手或者朋友。 朱元璋就是這樣的一個典型。 朱元璋從小就生活在死亡的邊緣，隨時感受到死亡的威脅，生存就像基本上遙不可及的夢。 而且朱元璋本身既沒有知識文化、又沒有很強的社會背景，所以必須要通過生命的“賭博”來搏出個人的未來。 在參加了郭子興領導的紅巾軍後，朱元璋一方面憑藉過人的膽量，身先士卒，屢次打勝仗；另一方面，獲得戰利品，全部上繳郭子興，受到賞賜，又說大家都有功，把賞賜分給大家，於是獲得郭子興和眾人的賞識。 郭子興因此把朱元璋看作心腹，並且把養女許配給朱元璋。 從此，無依無靠、無名無份的朱元璋有了靠山，形成了“名正言順”的局面，開始了自己的發跡之路。 如果故事進行到這裏，那麼朱元璋本身仍然是個相當正面的人物。 但是，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 尤其是朱元璋成為皇帝之後，經驗者的特點就充分暴露出來。 身為知識份子的華盛頓堅決告老還鄉之後，自己作為全國最大的地主（資本家）之一，回家開始了自得其樂的生活。 華盛頓自己建立了蒸餾室，開始生產和銷售威士卡燒酒（可能是當時全國最大的威士卡生產者），1年生產了11,000加侖（超過4萬公升，差不多等於40噸）的威士卡，獲得7500美元的利潤。 對於華盛頓來說，比白白給人們當總統，協調複雜的人際和州際關係，給大家服務的時候還要受到人們的責難，這種財富創造活動要有意思的多。 但是，朱元璋作為無專業知識和技能、無產業的流民、而且深刻體會到生存的絕望的人，必然要加倍補償自己，也就是要通過自己建立的武力，並且通過八股文洗腦，實現一個人壟斷全國所有財富的目的，也就是“吃獨食”。 那麼，現在大多數的中國企業老闆也是像朱元璋這樣發跡起來，然後通過依靠權力或者外國的訂單，獲得自己的經濟和社會地位。 在他們暴發之後，也要牢牢把控住自己財富，防止自己重新變得一無所有。 這些財富擁有者宣揚他們的“經驗”，“做人”的經驗、“抓住機會”的經驗、“賺錢”的經驗，試圖讓不諳世事的年輕人崇拜他們，以他們為榜樣。 但是他們在心裏知道，在專業化的知識份子面前，他們的所謂“經驗”一文不值。 他們壓制知識、壓制思想、壓制先進技術的地位，以維持自己的地位。 因為，如果他們不這樣做，他們將一無所有，錢或者權永遠補償不了他們心理上的缺陷。 或者說，中國的權 錢擁有者不會像華盛頓和其他美國先賢們那樣，制定憲法和修正案、成立關鍵的法律貫徹實施系統，“播種”並進行“土壤施肥”等。 他們也不會像華盛頓那樣，通過研發、建立工廠，賣威士卡這樣的“種桃子”行為。 他們會的，就是偷搶他人的“桃子”。
健康的組織方式支援健康的社會發展。 英國、美國、德國等引領世界發展的發達國家，都擁有很強的地方權 力機制。 美利堅合眾國（United States）是不同州（小國家）聯合的產物，各州擁有很大的自主 權，雖然聯邦政府的權 力在過去一百多年擴大了很多，但是仍然無法形成“大一 統”的局面。 而且，每個州都非常重視自己的權 力範圍。 這些地方權 力機構主要對本州的民眾負責，並且在聯邦範圍內更多地為爭取本州利益而努力。 那麼，在各州、各市鎮，人們自發組織起來，形成一個相互幫助的社會機制。 在這樣的社會機制中，每個市鎮通過自身獨特的優勢，形成自身的經濟。 在經濟運轉過程中，人們獲得相對公平的待遇，而且弱勢群體受到額外的關注。 尤其是在中小城市和城鎮中，人們之間相互熟悉或者認識。 如果某個人遇到問題，人們會來關心、支援這個人。而且，當地的教堂也起到重大的作用，創造互愛互助的氣氛，人們形成溫情的紐帶。 同時，社區中心、學校、圖書館、電影院等文化活動設施，為人們提供精神上的食糧。這些產業經濟、公告設施與社會組織都是社會的“穩定器”，幫助人們能夠安居樂業，從事自己喜愛、擅長的工作。 這樣的結果是，從小城鎮到中小城市，再到大城市，再到州，再到聯邦，每一層的社會都緊密地聯繫起來。 這種狀態就像一個系統完善的神經系統，由功能正常的周圍神經系統支援完善的中樞神經系統。 然後，以中樞神經系統為核心，通過對不同的機體部分發出準確、明確、及時的回饋指示，調整整個機體的功能活動，使機體能夠適應不斷變化的外界環境，維持機體與外部世界的平衡狀態。 比如說，德國由中小城市為主要基層系統，而美國則越來越以大學為主要的基層系統，維護社會的運轉與發展。 從這個意義來說，德國的發展地區性更均衡，更傾向於做精中小企業，更偏技術與實踐；而美國的不同地區發展的特點更鮮明，更傾向於做大企業，更偏重於思想與知識。
而中國“流民社會”的形成，關鍵在於皇帝“吃獨食”的模式。 在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和民國時期，是中國文化最燦爛的兩個時期。 而這兩個時期無一例外，都是所謂“軍閥割據”的時代。 人們似乎總覺得“軍閥割據”不好，但從中國文化的表現上，已經表明軍閥割據的實際優點。 雖然地方軍閥對不同地區進行割據佔領並不值得稱頌。 但是軍閥割據所代表的，則是以地方為主導的社會結構，這種結構本身是非常健康的結構。 關鍵問題在於，各地軍閥為了個人的利益，各種相互勾心鬥角和戰爭，導致生靈塗炭，使中國無法像美國那樣成為“合眾國”。 在這樣的背景下，以經驗主導的“絕望者”利用軍閥之間相互猜忌的特點挑起軍閥之間的直接矛盾衝突，然後自己從中漁利。 比如說，通過號召民眾抗日，自己在抗戰八年中從將近被殲滅的幾萬流寇，發展成擁有上百萬軍隊、裝備精良的正規軍。 1949年之後，毛借鑒朱元璋的方式，對全國進行“大一統”，消滅地方勢力。 廣東就是地方勢力遭到肅整的典型，因為葉劍英救過毛的命，所以毛對葉劍英態度很好，但是通過大規模清洗肅整廣東幹部，打掉地方上的不服從者，中央完成了對全國的全面掌控。 當地方力量被打散後，沒有中央的意思，地方上就只能坐以待斃。 這就像一個人只剩下中樞神經系統，而負責軀體的週邊神經系統（各省市獨立的行政機構）和負責內臟的神經系統（大學等）完全被摧垮，那麼整個人進入思想瘋狂、行為麻痹的狀態。 思想瘋狂的狀態是，“最高指示”可以很快傳到邊遠的地區，大煉鋼鐵和“畝產萬斤”不論多麼瘋狂，都能夠很快讓科學家來驗證，並且引發整個社會的瘋狂參與；行為麻痹在於，不論工業和農業，都難以正常進行生產建設。 工廠運轉可以隨時因為“鬧革 命”而停止，不管產品的品質成本效益等標準，而農業受到的影響更加嚴重，讓絕大多數人連溫飽都解決不了。
改革開放後幾年，中國因為各省的特色政策，開始了迅速的經濟恢復。 當時，葉劍英作為打倒四人幫的決定性力量，將當時在廣東的胡 耀 邦調到中央黨校副校長。 胡 耀 邦反對華國鋒提出的“兩個凡是”，認為毛“一句頂一萬句”這種口號桎梏民族的創造力，因此從中央黨校開始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並在《光明日報》發表該文，引起全國性的激烈討論。 當時，反對胡 耀 邦的力量非常強大，有人給胡帶話說，“理論問題要慎重”，胡當場反駁說，“理論問題要勇敢。”到中 組部上班後，胡 耀 邦說，只要證明是錯的，都應該平反。 到1984年底，中國最終平反糾正了300萬幹部的冤假錯案。 他還“改正”了“反右”運動中的55萬“右派分子”。有人說改正得太多了，胡 耀 邦回答，當初抓的時候，為什麼不嫌多？ 胡耀邦當上中共中央總書記後說，中央書記處的11個書記加起來718歲，歲數太大了。他還說，“幹國家 幹一輩子，幹到最後一口氣，怎麼能不產生個人崇拜……”這一年的中共十二大，廢除“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被明確地寫入黨章。興奮的胡準備自己去實踐它，胡生前的秘書李漢平對南方週末記者說：“十二大一散會，他就跟我說，十三大後，他就退下來。”。 在這次黨代會上，中 共有步驟地實現了高級幹部的新老交替。在當時選出的348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有112人年齡在55歲以下，而最年輕的胡錦濤，只有39歲。通過這樣的新老交替，地方上的力量開始得到扶持。 1979年，安徽搞“包產到戶”的生產責任制，當時主政安徽的萬里壓力頗大，胡耀邦在一次會議上說，“要吃米，找萬里”，以此作為支持。當時，與安徽齊名的是四川的“要吃糧 找紫 陽”。另外，胡耀 邦到江西考察，見到當地一位因為搞“包產到戶”而受批判的地委書記，對方彙報說，當地的自留地有20%，胡笑說：“不多嘛。” 另外，他對當時主政廣東的任仲夷、主政福建的項南等地方上的改革力量，也是不遺餘力的支持。1984年之前，關於特區的批評甚囂塵上，有人說特區是“租界”，他回應說，“主權在我，怎麼是租界呢”。就這樣，通過胡 耀 邦的一系列措施，地方力量得到發展，經濟開始全面復蘇，社會活力被釋放出來。中國從絕大多數人吃不飽，變成了大多數人口能夠吃上大米、白麵。
進入1990年代之後，地方力量重新被削弱。 比如說，分稅制改革之後，大多數財權收歸中央，讓地方上失去了自主能力，地方財政連吃飯都開始出現困難，需要發展的農村、教育、醫療等項目發展不了。 1993年前後，因為糧食價格上漲，導致明顯的通貨膨脹，於是逐步重新壟斷糧食領域，並且加征農業附加稅，讓農民失去了因為糧價上漲而受惠的機會。 大量農民重新失去種糧積極性，開始離開自己的家鄉，成為流民和血汗工廠的奴工。 以打擊油品走私為開端，國家壟斷水電油氣等項目，造就了中石油中石化這樣的央企，進一步將全國人民的財富吸到中央的手中。 實施教育“產業化”、住房“商品化”、醫療“市場化”、養老“地方化”，在中央拿到更多的錢的同時，大量減少了自己支出，全面把經濟負擔向地方和社會轉移。 工人下崗也是養老地方化的一部分，通過國企工人買斷工齡，背棄了自己幾十年的承諾，然後讓企業或者地方承擔社會養老的費用。而地方負擔不起大學，所以大學需要向教育部卑躬屈膝，獲得財政支持，讓思想全面受到壓制。 另外，90-1後從社會發展變成以經濟增長為中心，最終形成了GDP出 官的現象，更是開始徹底摧垮農業經濟，完全打散社會經濟秩序。 農業作為經濟總量和附加值很低的產業，成為所謂地方經濟增長的“拖累”。 各地重新開始瘋狂起來，通過侵佔農田、毀掉森林草原、污染水資源等方式，進行工業區開發、礦產開發、旅遊開發。 西部大開發更是開始斷掉了中國的水源地，讓整個社會生存難以維繫。 窮困的地方建立了大量的駐京辦事處，希望通過“跑部錢進”分得一杯羹。同時，中央、中央在各地的直屬機構、各地的央企湧現出高樓大廈，開上了奧迪賓士寶馬保時捷。 而每一輛奧迪的輪胎上，都沾滿了……
民眾的心理狀態受社會經濟模式所決定。 在任何一個社會中，都是“少數人先富起來”。 問題是，這些先富起來的“少數人”是誰？ “誰”決定社會發展的未來。 從中世紀到工業革命之前，歐洲的主要經濟力量集中在教會手中，是歐洲最大的“財主”，而民眾非常窮困。 然後，教會讓巴赫這樣的管風琴師，通過相對輕鬆的工作就能賺很多錢。 那麼，這樣的財富分配方式對於辛苦勞作、生活在窮困中的廣大農民們公平嗎？ 很顯然，這也是不公平的。 但是，這種方式對於農民們來說，心理上是可以接受的。 同理，德國後來傾全國之力建立大學，讓知識份子們說說話就能獲得很優厚的收入，對農民來說也是非常不公平的。但是，當時廣大的德國農民們也是能夠接受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樂意接受的。因為，農民們雖然非常窮困、沒有知識，但是知道知識的意義，知道文化的意義。同時，通過西方的社會形態模式，西方的知識份子和藝術家階層與民眾生活在一起。 因為，雖然教會和大學給這些知識份子高收入，但是教會和大學是在當地民眾的支持之下實現的，所以知識份子階層在追求知識的同時，為當地民眾服務。而知識份子階層通過思想、音樂這些載體，提升民眾的文化素質，並且將整個社會民眾的感情聯繫起來；然後，通過傳播知識與技術，持續提高民眾創造財富的能力，實現經濟的發展與繁榮。 更重要的是，通過知識份子階層的努力和影響，整個社會的民眾形成喜愛學 、喜愛藝術的 慣，而這種 慣成為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另外，當地的知識份子必然為本地的利益鼓與呼，引導當地民眾的發展道路。 通過這樣的社會結構，大多數民眾雖然總是處於窮困之中，但是因為文化知識給人帶來的希望，民眾的心態大都處於健康積極的狀態中。 而當地方這種利益關係被打散的時候，那麼民眾就會陷入絕望之中。
當西方通過強大的中小城市社會經濟結構，穩定住主要社會群體的時候；中國則通過瓦解中小城市經濟，創造出一個絕望的文化。1990年代之後的幾乎所有政策，都是朝著鞏固中央，打散地方利益關係而進行的。 當農民因為種田無利可圖，紛紛離開土地到沿海打工的時候，衰敗的不解決是農村，更是中小城市和縣城；當地方財政失去收入來源的時候，就必然要採取急功近利的方式弄錢維持，而中小城市和縣城的教育、醫療、養老開始完全潰敗；當大學必須仰教育部的鼻息才能夠生存的時候，大學生們在受教育的過程中，自然也就忽視了中小城市和縣城；當GDP出 官的時候，官 員們可以為了發展房地產，讓幾乎其他所有的產業陷入蕭條，來保房地產或者工業區的GDP數字，然後獲得升遷。 在中國這個窮國，當大量資金聚集到沿海核心城市和地區，那麼中小城市和縣城，尤其是中西部廣大地區的這些地方，就成為被資金遺忘的地方。在這個過程中，大多數中小城市和縣城的人們，實際上被1990年之後的“改革開放”所拋棄。 因為沒有了農村人口，這些中小城市和縣城失去了社會基礎；因為沒有了錢，這些中小城市和縣城失去了經濟動力。 打個比方，當珠三角的東莞、順德等地因為巨大的農民工洪流創造出來的財富，迅速建設起各種高檔設施，並且形成大規模的服務業的時候，中西部地區的中小城市和縣城在迅速破敗，人們無路可走。 賈樟柯電影《小武》中的小武，就是這樣無路可走的人群中的一個代表。 小武也是有“技術”的人，如果有技術型經濟的話，那麼小武那雙靈巧的手也能夠得到價值的發揮。但是，因為縣城經濟日益破敗，小武除了當小偷，似乎沒有第二條路可以走。 小武一天到晚無所事事的行為，表現出絕望的心理狀態。 在過去十五年左右，北京上海等核心城市和東莞蘇州等沿海加工業發達城市的迅速膨脹，似乎表現出中國“大踏步”的經濟增長；但是，這從另外一個角度反映出整個中國社會的絕望狀態。 因為，在這些城市的新增人口中，有知識、有技能、收入比較高的所謂白領或者中產階級，大多數都來自於中西部的中小城市和縣城，包括賈樟柯。 其中，還在關心自己家鄉的人們，大多數必然深痛地感受到家鄉所彌漫的絕望氣息。 人們在這些大城市的巨大壓力下求生存，承受著種種因為家庭出身、戶口、口音等各方面的種種不公，不是因為人們特別喜歡大城市，而是因為人們已經無法回到自己家鄉那種絕望的環境中。
在將來，如果賈樟柯能夠被認為是中國這個時代的偉大導演，是因為他以個人熾烈的情感，準確刻畫了中小城市和縣城像“小武”這樣的絕望人群的生存環境和心態。 在中國，漢末、唐末、元末、明末、太平天國等歷次“農民起義”，從整體上看是失地農民形成的“流民”，但實際上真正的領導者並不是農民。 因為，農民生長的環境特點決定了農民們的“小富即安”思維，只要有一口飯吃就非常滿足。 而即使是所謂的“農民起義”，農民們的理想也就是能夠分點田，過上溫飽的日子。 現在的農民工是同樣的心態，出來打工能夠多賺點，回家種田能夠吃飽飯。 而只有那些家裏已經城鎮化，或者因為土地流轉而導致完全失地的農民工，才會被逼上“絕路”，成為絕望人群的一份子。 無論如何，農民工都是一個被動的群體。 那麼，在歷次的農民起義中的主要帶頭人，比如說張角、黃巢、朱元璋、李自成、張獻忠、洪秀全等人沒有一個是真正的農民出身。他們的特點都是有一定的知識或者生活閱歷，同時能夠貼近農民和流民，瞭解農民和流民的心理狀態。 所以，他們都能夠根據流民的心理，提出吸引流民的口號，給流民們以希望，然後快速形成強大的勢力。 另外，他們嗜 殺的特點，一方面與社會不/公和社會暴、力酷刑緊密相關；另一方面，他們本人的絕望狀態，長期絕望的狀態，再加上內在的狠毒，形成了他們濫殺無辜的特點。 賈樟柯在拍攝小武的時候，那是十幾年前。 而在這十幾年，中小城市和縣城越來越陷入絕望的狀態，從失望走向絕望麻木的過程。 但是，人們把電影當作“娛樂業”、“娛樂圈”，並沒有去認真思考賈樟柯電影的藝術追求（真善美的追求），所以有不少人批判賈樟柯的電影，認為賈樟柯拿中國不好的一面討好外國人。 而在虛幻中生活 慣了的人們，失去了對於賈樟柯這種對於現實的反映與思考的反應和思考。 所以，人們沒有動力積極去解決賈樟柯電影中所反映出來的社會深層次的問題。
讓我們設身處地相像一下中小城市和縣城群體的狀況，尤其是20-50歲中青年群體的狀況。 在這些地方，因為大量的農民離開土地到外地謀生，這讓為農民服務，依靠給農民提供產品和服務而生存的中小城市和縣城，無法再維持過去的經濟形態。 所以，過去相關的百貨商場、飯店、電影院、書店、近程交通運輸業、各種維修撲面、小型加工廠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客戶來源。 其中，電影院和書店是“重災區”，在電影票價和書價暴漲的情況下，讓中小城市和縣城的生活更加貧乏。 同時，由於中小城市和縣城缺乏當地的大學或者足夠的知識份子階層，人們的知識和技能都嚴重落伍，無法適應全球化競爭的社會環境。 中國企業幾十年就是簡單的重複生產，企業沒有錢做技術研發、管理沒有提升、員工也缺乏現代企業的持續培訓，在全球的市場競爭中開始紛紛關門倒閉。 本地的“作坊式”經濟競爭力更弱，同樣在紛紛倒閉。 那麼，外來的產品只是把這些地方當作傾銷地，讓這些地方難以維持。 還有，因為中小城市和縣城缺乏自己的文化與教育，因此無法做出具有特色的產品和服務。 比如說，當我們去旅遊的時候，會發現歐美的旅遊景點往往有自己很特別的紀念品，讓遊客掏錢購買。 而這些紀念品往往成為當地收入的一個來源，養活了很多小創意工廠。 但是在中國旅遊，各個景點基本上都是千篇一律的東西，根本引不起人們購買的欲望。 這就是因為中國地方文化過於貧乏，人們想不出來通過獨特的文化來吸引遊客消費。連這麼簡單的產品都無法製造的時候，那麼“高精尖新”的產品更加生產不出來。另外，這些地方“山高皇帝遠”，所以官吏們的手段更加直接、更加惡劣，社會矛盾非常尖銳。比如說在大城市，上級往往更寬容一些，給多一些個性空間。 但是到了中小城市，領導一般都說一不二，而且如果不跟領導和同事搞好關係，很容易丟掉飯碗。 那麼，在大城市，人們如果丟了公家的飯碗，還可以到私企打工，到了中小城市可能就等於死路一條。 另外，大搞市政工程、發展房地產和重污染的企業，這種方式讓很少數的人獲得好處。 但是，這些工程必然意味著讓絕大多數的民眾，或者讓環境為這些“經濟增長”買單。 內因與外因加起來，就讓這些地方的人們“坐吃山空”，生活日益貧困。
另外，這些地方的年輕人都是非農人口，自己曾經也屬於“城市人”，根本無法忍受“血汗工廠”中農民工的勞動強度；同時，他們也沒有沿海大城市要求的相應技能，因為在這些地方，沒有經驗的大學生、有經驗的工程師和技術工人佔據了主要的“舞臺”，大多數沒有大學文憑的人們，根本無法到這些地方找到“白領”的工作。 所以，除了少數考上大學離開家鄉的“佼佼者”之外，大多數都被遺棄在這些毫無機會的地方。 那麼，在中小城市和縣城，年輕人大都無事可做，更不要說事業發展了。 所以，很多青年人只能通過偷搶、賭博等方式，維持自己的生活，因此成幫結派的現象要遠遠超過沿海大城市。 另外，還有不少人本來有一定思想和技能，但是因為領導不喜歡，再加上不合群，所以被開除出特殊利益群體，成為被剝奪利益的人。 這樣的人在心理上的被剝奪感更強，心理絕望的情緒也就越強。 那麼，當福建南 平的鄭民 生在實驗小學門口，開始對兒童舉起屠 刀的時候，人們開始變得驚慌失措。 更讓人們驚慌失措的是，多起殺害兒童的事件隨之而起，大量的家長也開始完全失去安全感。 年齡超過40歲的鄭民 生，就是經歷了二十多年從希望到失望，從失望到絕望，從絕望到求死的過程。 鄭民 生本身並不是喪心病狂的殺人犯，但是他通過自己行為告訴人們，他的殘忍是對社會殘忍的報復。 他本來應該是“白衣天使”，但是他工作了十幾二十年，結果還是一無所有。而且，他的工作和收入並不是由患者決定的，而是由不知道誰來決定的，這就是整個社會對“白衣天使”的待遇。 鄭民 生的個人遭遇只是個縮影，中國雖然跟隨世界進入了21世紀，但是中國文化仍然處於“禽獸不如”的狀態。 所以，中國開始了此起彼伏的“禽獸不如”的殺害兒童事件，甚至去殺幼稚園的孩子。 在這種絕望麻木的狀態下，人們的極端行為越來越多。
賈樟柯憑藉低成本的處女作成名，能夠在國際上拿獎，源於他心中積累的熾烈的情感。他看到中國的電影中沒有真實，沒有他的生活，他需要在電影中看到自己的生活，真實的生活與情感。 既然別人不拍他所希望看到的真實，那麼他就拿起攝影機拍攝他所認為的真實。 在這種強烈的情感驅動下，他找人出錢，然後自己拍攝了《小武》這部影片，就是所謂的“獨立製片”，當時中國的新鮮事物。 《小武》拍攝的不僅僅是一個小人物，而是一個時代的縮影。 在這個縮影中，有賈樟柯自己的人生與心理經歷。 賈樟柯作為縣城青年人的一員，本人也經歷過處於孤獨、困惑時的艱難歲月。 而且，他的一些親人朋友仍然在經歷著這種孤獨與痛苦。 賈樟柯在片中使用的一些獨創性手段，都是為他的所表達的強烈情感而服務。 到了十年之後的《二十四城記》，賈樟柯的技巧已經完全變成了非常自然的演繹，僅僅通過簡單的“訪談”和一些小鏡頭的轉換就做出一部影片，簡單得不能再簡單。 而在《二十四城記》中，賈樟柯在《小武》中表達出來的對電影的熱愛，已經完全轉換成對刻骨銘心的生活的思考。 什麼是刻骨銘心？ 就是一個個本來擁有豐富情感的人，經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非人生活之後，對自己不堪回首的命運的回顧。 每個人、每一點、每一滴的表達，都能夠讓人感受到承受者那種痛徹心扉的感受。 這種從熾烈的感情到刻骨銘心的感情，就是賈樟柯電影進化的過程，讓對真正關心社會現實、有一定經歷或者思考的觀眾，從《小武》的情感上的共鳴到《二十四城記》的感動至深。 而賈樟柯就是憑著這樣的對於真實情感的追求，走出自己的獨立發展之路。
在未來，中小城市和縣城的年輕人將成為中國變革的關鍵動力。 賈樟柯成名了，有的人捧他，認為他的電影好；有的人貶他，認為他的電影是暴露中國的不足來討好外國人。 但是，很少人去設想，如果他當年沒有考上電影學院，那麼會怎麼樣？ 當年，中央還沒有把所有權力都壟斷到自己手中，大學還是個培養人的機構。 所有，就有了教授看上賈樟柯，讓賈樟柯在電影學院當旁聽生，成就了學 成績不怎麼樣的賈樟柯。 那麼，如果當時賈樟柯沒有考上電影學院，沒有培養自己的技能。 或者賈樟柯就是上了電影學院，但是在後來的權 錢社會中沒有機會展示，自己的才華得不到承認，那麼賈樟柯可能像其他的朋友一樣，仍然在傍徨無助中持續地掙扎。 那麼，賈樟柯就不是今天能夠用用鏡頭和膠片表達著自己情感的賈樟柯，而可能是一個在困境中思考、掙扎、絕望的賈樟柯。 那麼，像他這樣的人，如果不是以正面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情感，必然是以負面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情感。 而且，這種情感將會以“火山噴發“的方式爆發出來，這種方式將有可能改變歷史。 不論是從小受苦的農民，還是在大城市”小資”幻覺中成長起來的人們，很難理解像中小城市和縣城這些人在成長經歷過程中，體會到時代變遷的巨大壓力、城鄉對比的強烈反差、個人缺乏機會時的痛苦經歷。尤其是對59-70年代有瞭解，對70年代之後的事情有記憶的人，並且對社會現實進行思考的人，更是具有主動改變的巨大能量。 比如說，鄭民 生事件震動全國，並且引起一系列的模仿效應。 但是，很少人會真正評估鄭民 生可能造成的連鎖反應，而這個反應可能要超乎很多人的想像。 打個比方，李自成和張獻忠這樣荼毒整個社會的人，在現在的環境下充其量只能是鄭民 生，甚至比鄭民 生差很遠。 但是，當他們與大批流民相結合的時候，就發揮出巨大的能量。
鄭 民生可能將成為歷史性的標誌，一個深刻改變中國社會形態的人。 當李自成繞了個彎子，並且主動出擊之後，突然找到了崇禎的“軟肋”，發現崇禎竟然如此不堪一擊。 崇禎就像是螃蟹，外殼看上去很硬，而且有很強的“鉗子”，但是繞過這些堅硬的地方，找到縫隙鑽到崇禎的“殼子”裏面，就會發現他軟弱到極點，不費一兵一卒，就能夠把崇禎的老巢端掉。 那麼，鄭民 生更加聰明，主動發現了社會的“軟肋”。 當人們談著現在已經不是冷兵器時代的時候，他輕輕地用一個小刀，就把人們堅硬的殼擊碎，讓人們體會他體會了十幾年的絕望與無助。 在5年前，人們津津樂道於“超限戰（打破一切道德底線的戰爭、實質上是恐怖主義）”的時候，認為恐怖主義可以作為一種方式與美國這樣強國對抗。但是，人們沒有想到，美國並不怕“超限戰”，因為美國憑藉強大的資訊和武器系統，把恐怖主義打得落荒而逃。 而在中國，為“超限戰”叫好的人們，自己卻開始品嘗“超限戰”的苦果。 什麼樣的文化結什麼樣的果子。 當整個社會把正義、良知、同情心視作無物的時候，必然要遭到相應的報復。 對於很多人來說，楊 +普遍被認為是英雄，而鄭則被人們痛恨。 憤怒的人們在說，有本事像楊 +那樣去找“冤頭債主”，殺小孩子算什麼？但實際上，楊 +這樣的英雄對社會的意義並不大，鄭的行為才真正地震撼社會。 因為，中國社會主要由懦夫組成，無數的懦夫希望英雄替自己出頭，為英雄叫好。 但是，懦夫們的目的是讓英雄做“炮灰”，然後自己能夠輕鬆地“摘桃子”。而鄭作為真正具有準確社會洞察的人，擊中了人們的痛處，逼迫人們必須正視現實。 走向張獻忠的路，是整個社會共同鑄就的。
目前，中國社會必須選擇賈樟柯或者鄭民 生。 觀察賈樟柯的歷史軌跡，從汾陽到太原再到北京，可以說是帶著一種心理傷痛拍電影的。 他本人拍電影的過程，就是心理療傷的過程，通過《小武》表達出自己那種內心的孤獨無助的情感，而《二十四城記》則揭示自己內心中更加深痛的感受。 自己的孤獨和痛苦是可以通過調侃、個性來緩解的，這就是《小武》的表達方式；而當回顧起自己父輩的悲慘命運，想著在自己兒童和青年時期，父輩們每時、每日、每月、每年承受著的物質貧乏與精神痛苦的雙重心理折磨。 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傷痛可以用時間沖淡，但是從父輩傳遞來的傷痛卻往往讓人無法釋懷，這就是《二十四城記》表達的內容。 這樣的深刻社會文化問題是一直存在的，而且隨著1990年代以來的政策，正在進一步深化。 在這樣的背景下，人們只有通過面對問題，才能夠解決問題。 我覺得，在賈樟柯的意識或者潛意識中希望，人們能夠通過正視社會文化心理的問題，然後積極行動起來解決現實問題，讓社會能夠以最小的代價前進，“不要忽視被你撞倒的人”。 現在，“被撞倒的人”太多了，而且是兩代三代“被撞倒”，這就不僅僅是個人的問題，更像是“世仇”。 可惜鄭民 生已經不存在，不能探尋他內心深處的動機。 但是，從鄭民 生被揭示的“隻言片語”的人生軌跡和描述的行為來看，他的作為可能不僅僅是因為自己“被撞倒”，因為就憑他的外表和經驗，也可以到外地找個工作生存下去。 而他目的明確的行為，很可能是自己父輩和自己的遭遇造成的心理疊加。 而且，如果關於他不收紅包、對患者態度好的消息屬實的話，那更能夠表現出他良好的家教和個人對於正義和良知的追求，所以他就顯得“很怪”、無法和醫院的其他人“合群”。那麼，他最終對這個不公和冷酷的社會絕望之後，以必死之心來對抗這個隨意“撞倒人”的社會。 可以說，賈樟柯和鄭民 生通過不同的方式，反映出同樣的社會文化問題。 那麼現實是，人們可以批判賈樟柯、忽視賈樟柯。 但是，如果人們忽視賈樟柯，不以最小的成本和代價去解決社會深層次的文化問題，就必須面對鄭民 生。 而且，鄭民 生本人只是一個開頭，打開了“潘朵拉盒子”，以更加邪惡的方式對待邪惡。 鄭的意義在於，讓不懼怕死亡的人們更有“創意”，所以越來越多的人面對問題的時候，將不會選擇懦弱地自殺或者自焚，而是要做出“驚世之舉”。 “鄭民 生”一個人，再加上他的幾個獨立行動的仿效者，已經很輕鬆地造成了整個社會的恐慌。 如果這些決死的人們湊到一塊，會造成倍數效應的危害。 更重要的是，如果他們與農民工組合起來，那麼後果不堪設想。
在出國之前，我為了學英語，曾經讀過《聖經》。 但是看過前面的一些篇章，我就再也不願意往下讀了。 因為，《聖經》前面的內容中，充滿了血腥的殺戮，其中讓我印象非常深的就是上帝毀城。 當時我無法理解，為什麼一個被稱為慈愛的上帝，竟然做出如此兇狠的決定。 《聖經 創世紀》中記載的，上帝毀滅所多瑪和蛾摩拉的故事（最近的考古證實，這是歷史上的真實事件）：“（19:23-25）羅得到了瑣珥，日頭已經出來了。 當時，耶和華將硫磺與火，從天上耶和華那裏，降於所多瑪和蛾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並城裏所有的居民，連地上生長的都毀滅了。” 那麼，為什麼耶和華（上帝）用硫磺火這個非常劇烈的方式，毀滅掉整個城市？ 聖經中記載：“（18:20-33） 耶和華說：‘所多瑪和蛾摩拉的罪惡甚重，聲聞於我。 我現在要下去，察看他們所行的，果然盡像那達到我耳中的聲音一樣嗎？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二人（跟上帝在一起的天使）轉身離開那裏，向所多瑪去，但亞伯拉罕（羅得是亞伯拉罕的侄子）仍舊站在耶和華面前。 亞伯拉罕近前來說：‘無論善惡，你都要剿滅嗎？ 假若那城裏有五十個義人，你還剿滅那地方嗎？不為城裏這五十個義人饒恕其中的人嗎？ 將義人與惡人同殺，將義人與惡人一樣看待，這斷不是你所行的。審判全地的主豈不行公義嗎？’耶和華說：‘我若在所多瑪城裏見有五十個義人，我就為他們的緣故饒恕那地方的眾人。’亞伯拉罕說：‘我雖然是灰塵，還敢對主說話。假若這五十個義人短了五個，你就因為短了五個毀滅全城嗎？’他說：‘我在那裏若見有四十五個，也不毀滅那城。’亞伯拉罕又對他說：‘假若在那裏見有四十個怎麼樣呢？’他說：‘為這四十個的緣故，我也不做這事。’亞伯拉罕說：‘求主不要動怒，容我說，假若在那裏見有三十個怎麼樣呢？’他說：‘我在那裏若見有三十個，我也不做這事。’亞伯拉罕說：‘我還敢對主說話，假若在那裏見有二十個怎麼樣呢？’他說：‘為這二十個的緣故，我也不毀滅那城。’亞伯拉罕說：‘求主不要動怒，我再說這一次，假若在那裏見有十個呢？’他說：‘為這十個的緣故，我也不毀滅那城。’耶和華與亞伯拉罕說完了話就走了；亞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 但是，這兩個地方連一個義人都沒有發現，於是上帝毀滅了這兩個城市。
今天看來，上帝滅城是一種非常仁慈的舉動。 亞伯拉罕跟上帝好多次討價還價，希望上帝降低標準，以便能夠留住所多瑪和蛾摩拉。 但是，因為這兩個城市過於邪惡，連十個義人都找不到，所以上帝決定由硫磺火滅城（上帝的審判）。 但是，即使是這樣可怕的結果，仍然算是一種仁慈。因為，人們往往在經歷更加殘酷的方式，叫做“生不如死“。 什麼是“生不如死”？ 打個比方，就是一個人的人生從希望到失望、再到絕望、再到麻木，心理上冰冷殘酷的狀態。 人們早就沒有活下去的欲望，但是不是為了自己的孩子或者其他親人，只能一天一天苦熬，這就叫“生不如死”。 而在缺乏公義（公平與正義）的邪惡社會中，往往會形成這樣的結果。 在1970年代初或者之前出生的人們，如果對環境足夠敏感的話，就會體會到當時人們“生不如死”的狀態；最近3-5年，農村、中小城市和縣城、大城市的貧困城區，這種絕望麻木的情緒也在打面積蔓延。 在歷史上，中國人從來就沒有公義的概念，沒有公義的標準，人們總覺得公平與正義只是一種可有可無的東西，為了爭權奪利而不擇手段。 這樣的結果是，追求公義的人們被社會“逆淘汰”，“英雄之死”的原因往往不是被敵人打敗，而是讓本族人“背後捅刀子”。同時，因為缺乏公義，弱勢群體隨意被強/權壓/迫，民眾的利益被毫無節制地剝奪。 民眾不是在沉默中爆發，就是在沉默中滅亡，整個社會一次次陷入混亂的輪回。 這樣的結果是，漢族一次次進行自我殘殺，或者被外族入侵屠殺，或者兼而有之，多次面臨滅種的危險。 而且，在中國社會文化的閉環中，最可怕的是人們從來不進行反思。 貧困的人們總覺得有了錢就有了一切，所以人們願意為了錢而犧牲公平與正義，“要錢不要命”就成了中國文化的關鍵特點。 就像耶穌所說，或者崇拜瑪門（財利），或者崇拜上帝（公義），兩者不可得兼。 除了民國時期的短暫一段時間，中國社會的歷史文化都在崇拜財利，當然也就必然要犧牲公義，這就是中國文化中的價值導向，最後總要演化成大多數人的“生不如死”。
公義是愛的基礎，也是愛的導向。 一個家長如果愛自己的孩子，唯一重要的事情是，從小培養孩子明辨是非的能力。 只要這件事能夠做好，孩子的物質條件不重要，孩子上什麼學校不重要，家長的方式是慈祥還是嚴厲也不重要。而家長如果要教孩子明辨是非，首先自己要學會明辨是非。 《盲區》中的白人母親，就是因為看到邁克爾無家可歸，覺得這樣是錯誤的，必須讓這個孩子有地方睡覺，開始了一個感人的故事。 她在跟自己的富有白人朋友們交往過程中，發現她們的觀念是錯誤的，所以寧願跟她們發生衝突，離開她長期以來熟悉的“社交圈子”，也要做她認為正確的事，讓邁克爾得到家庭的溫暖。 在這個過程中，白人母親的各種行為看上去都非常感性，但是在關鍵的地方，都是按照公義的標準來決定自己的行動。 她不是慈善家，而只是一個母親，所以她只收留了一個孩子，一個她覺得很可憐、她希望收留的孩子，然後培養他。 而她既然收留了這個孩子，把這個孩子當作自己的孩子，那麼按照是非的標準，她也就要為這個孩子做出犧牲。 當然，因為孩子已經很大，不需要她的時間上的付出，那麼她的付出是，寧願得罪自己所有的朋友，也要保護這個孩子。 那麼，她在教育這個孩子的時候，同樣是以言傳身教，加上感情引導，告訴他如何分辨正確與錯誤。 而她自己為孩子做出的犧牲，和她對孩子的引導，這兩方面本身只是對於是非觀念的實踐，但表現出來就是她對孩子的愛。 而她出自於公義的愛在開花結果後，感動了世界，也成為更多人的榜樣同樣。 那麼在中國，缺乏公義概念的民眾，以為自己可以通過不義的手段，獲得他人的財物。 但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自己怎麼樣獲得不義之財，也會讓別人怎麼樣把這些不義之財搶走。 打土豪、分田地三十多年後，人們才開始理解到“均貧富”這種不義的方式，最後導致的是共同貧窮和更大的社會不公，所以人們開始認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在這個社會中，大多數的人自己都有手有腳，都知道該努力工作，才能得到好的生活。 所以，人們擁護“多勞多得”，希望通過自己的勞動獲得更多的報答。
但是，沒有公義的保障，人們開始陷入另外一個絕望的極端。 “打土豪、分田地”的本質是，把樹砍了，然後大家都窮困。弄了半天，大家發現自己活不下去，在絕望之中要求變化。 所以，人們開始“種樹”，希望通過“多勞多得”最後收穫“桃子”。 但是，最讓人們感覺到痛苦絕望的事情，是自己努力工作了，但是自己的生活越來越窮困，而不工作、不創造價值的人，卻過著錦衣玉食的生活。人們不反對貧富差距，像比爾 蓋茨、袁隆平這樣的人，人們都認為他們應該成為富人。 但問題是，比爾蓋茨在美國能夠成為富人，袁隆平卻成不了富人，而陳景潤更是常年在6平米的小黑屋裏生活和工作，然後英年早逝。 這是因為，沒有公義做基礎，社會仍然是“偷搶桃子”的人得利。 到後來，民眾繼續退而求其次，不怕自己窮、自己累，只是希望自己能夠得到少許公平的待遇。 但是，公平正義只是一種概念的舶來品，從來沒有在中國整體實現過。 西方發達國家在西方知識份子階層在追求真理與正義的過程中，順便為本地的民眾爭取平等的權益（就像傳教士到中國，順便在衙門裏幫助教民打官司），最後達到相對公平的結果。 而這樣的公平榜樣，讓中國民眾有了盼望。 但是，對於民眾來說，這種公平只是“水中之月”。 因為，西方知識份子在追求真理和正義，而中國讀書人則追求“顏如玉、黃金屋、人上人”。 追求真理和正義，自然是“向下看”，服務民眾、引導民眾，強化地方性的社會模式；而追求“玉顏、金屋、聖人”的中國讀書人則“向上看”，強化極/權的社會模式。 另外，由於“向上看”的人（不論紅臉還是白臉）才能公開表達觀點，整個社會民眾的利益就被故意遺忘或者忽略，民眾在孤獨苦悶中生存，變得越來越絕望。
那麼，什麼是“生不如死”？ 鄭民 生就是一個典型案例。鄭民 生情緒的冷靜和行為的冷酷，都表現出他事先已經進行過深思熟慮。 對於他來說，當他決定對孩子舉起屠刀的時候，就已經抱著必死的決心。 而且，死亡比生存更加容易，容易的太多，所以他要讓自己的死亡增加一個難度。 對於不是人來說，自己死亡並不可怕，人們擔心的是對親人的影響。 為了不讓親人傷心，人們只能掙扎著活下去。我們在看電影電視劇的時候，有專門一些情節對付“亡命徒”。在抓住這些對死亡沒有任何恐懼的人之後，審訊者的一個重要方式，就是拿這些亡命徒的家人愛人做要脅，最後逼他們就範。 那麼，在鄭行兇之前，他考慮過對家人的打擊嗎？ 考慮過他的行為對家人造成的後續影響嗎？ 從他犯案方式，以及犯案後的羈表現分析，相信他肯定考慮過，而且應該是充分考慮過了。對於社會的報復心理已經遠遠超過對親人的顧慮，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絕望狀態。作為鄭民 生這樣受過正規醫學教育（救死扶傷）的人，哪怕對社會還有一點點希望、哪怕還有一點點對於親人的掛念，都不可能走到殺孩子這個地步。 這種絕望到極點、冷酷到極點的行為，是極其可怕的。 他的行為首先反映出，在這個是非不分的社會中，人們都是按照工作好壞、是否有錢來衡量一個人（是否“有桃子”），而不是按照這個人工作的態度，工作的成果衡量人（是否“種桃子”）。如果對他的描述屬實，作為醫生態度好、不收紅包本身就是工作的成果，對於患者具有非常重要的醫療意義。 但是，當他失業下崗之後，自己想開診所也得不到批准，生活極其貧困；而且沒有人真正去關心他、理解他。 更重要的是，現在人們都在批判醫生（實質上的弱勢群體），柿子撿軟的捏，罵醫生沒有醫德。在世界上，不論西方發達國家還是其他大多數窮國，醫生都是備受尊敬的職業，一個合格醫生拿自己的工資，就能成為社會中的富裕階層，過上不錯的生活。 但是在中國，人們把醫生當民工，很多醫生的工作負擔可以超過西方醫生的好幾倍。而且，醫生如果不收紅包，基本上都是窮人，難以維持一家人的生活。 這就是醫生的真實社會地位！
一個醫生的前期教育投入巨大，本身做著“高精尖”、體力與腦力消耗巨大、工作條件惡劣的工作，最後拿著比技能型農民工都低的工資，然後患者想讓醫生達到很高的診斷準確率（國外的誤診率同樣也很高。一個專門解決疑難雜症的國際知名的日本醫生說自己的醫療誤診率達到2/3左右。 而患者為了剩下的1/3的機會，千里迢迢到日本，花鉅資請醫生看病）。 如果醫生誤診，越來越多的患者家屬碰到一點小事就跟醫生吵鬧，一些患者家屬遇到在醫患糾紛時還動手打醫生。 對於醫生來說，這樣的要求和行為的正當性何在，社會公平何在? 或者說，暴/民懦夫們不是要求增大財政對公平醫療的投入，不想著解決醫療系統的問題，解決藥價高的問題，解決醫院的問題，並提高醫生的工資。 結果，反而是把矛頭指向在痛苦中掙扎的醫生群體，都在指責醫生，說醫生收紅包，通過多開藥收黑錢。 人們不拍著自己的良心問，這是醫生的錯嗎？對於很多兢兢業業工作的醫生來說，不論在收入待遇、社會輿論、還是工作壓力各個方面，這是個多麼令人絕望的社會。 更重要的是，沒有人呼籲醫療行業內部的公平，讓態度好、不拿紅包的窮醫生，也有自己的一點點生存空間。 多說一句，態度好本身就意味著關心患者，關心患者的大夫必然會想方設法提高自己的技術，即使起點再低也應該能夠成為合格的醫生。所以，對於鄭民 生來說，就是做一個窮醫生的機會都沒有。 就這樣，一個老老實實工作的勞動者，一個擁有二十年工作經驗的醫生，一個喜歡孩子、經常帶其他人的孩子玩的鄰居、一個外表乾淨體面的人，最後沒有工作、沒有錢、沒有自己的家庭、沒有朋友。 而對於鄭民 生來說，這是一個讓人絕望加絕望的社會。
井蛙不可以語海，夏蟲不可以語冰。 現在，社會上的各種文化媒體已經被“娛樂化”所佔領，也就是“戲班子文化”。 這就是中國文化的特點，越到一個時代的後期，“戲班子文化”的特點也就越突出。 社會情緒越是絕望，人們就越試圖通過“娛樂化”的方式，有意無意地忽略現在社會中實際存在的絕望現象。在媒體大量進行“娛樂化”的過程中，希望通過淺薄低俗的娛樂方式搏人們一笑，覺得這樣問題就可以解決了，而淺薄低速內容的提供者也趁機大撈一把。 另外，現在有很多新式“洗腦”工具，包括引進一些概念來“解決”人們的心理問題。 比如說，借助於中國的“傳統文化”，進行現代語的翻譯和背誦，一位女教師精于此道，獲得了廣泛的關注，自己也賺了很多錢；有的借鑒“國外概念”，比如說成功學、陽光心態等等，傳遍這些概念的機構也是大獲其利。 很多人也對這些內容津津樂道，瘋狂地學 相關的內容，希望自己能夠“陽光”起來，能夠“成功”起來。 當然，人們喜歡淺薄低俗、喜歡虛浮的概念，這都是個人自由，每個人都有笑的權利。 但是，人們自己都可能沒有意識到到，當這些虛浮概念的“三分鐘熱度”過去之後，人們陷入更加絕望的狀態。 淺薄低俗的內容可以博取人們開始時廉價的一笑，但是如果人們看多了，只能讓自己感到貧乏和反胃。本來，有這樣的時間，本來可以思考一些更加嚴肅的問題。 但是， 慣於“戲班子文化”的人們已經不 慣嚴肅話題，不 慣於正視社會的真實狀況，不敢面對可能的後果。 所以，當三聚氰胺來的時候，人們恐慌一下，然後一切照舊；三聚氰胺再來的時候，人們再恐慌一下，然後一切還是照舊。 鄭民 生開始的殺害幼童的“風潮”來了之後，人們又一次恐慌，然後又開始照舊。 已經適應了“娛樂化”的社會民眾根本看不到每一次事件之後，更加深刻的社會危機，看不到深刻社會危機之下的絕望的心態。 這就像非洲草原上的羚羊，看上去數量眾多，但是都在自顧自地吃草。 當獅群圍捕這些羚羊的時候，羚羊只會四散奔逃，然後希望別人稱為獅子口中的美餐，這樣自己又可以安安心心地吃草，然後下次獅子豹子等野獸再來的時候，希望其他的羚羊再次成為猛獸的美餐，自己再安安心心吃草。
賈樟柯是非常幸運的，學 成績不太好，不太善於口頭表達，但是僥倖上了大學，通過鏡頭表達了自己，也感動了很多人。 回顧他的發展軌跡，從落後的汾陽縣到了落後的大城市太原，再從太原到“先進”的北京上學；從北京畢業後走向國際，成為國際影視文化市場上的活躍一員，終於在艱難中僥倖走出了自己的路。在賈樟柯的發展過程中，中間的任何一個環節缺失，都可能會導致賈樟柯成為一個失敗落魄的人。 賈樟柯的成功是偶然的，中國有大量的王樟柯、李樟柯、趙樟柯們，因為小時候的學校教學水準差，或者不夠幸運，或者是因為不公導致的機會太少（地方上的錄取率比北京上海等地的錄取率低太多了），因此沒有走出縣城或者省城。 在後來的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這些縣城、中小城市、甚至很多大城市變得落後，整個地區在事實上被經濟增長所淘汰。 這些樟柯們本身家教不錯，對社會也有比較深入的思考和自己獨立的意識，也很有發展潛質。 但是，只是因為社會不公而導致缺乏機會，最後只能看著自已“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成為自己心中的失敗者。 他們回顧自己父輩和自己的遭遇，回想自己曾經擁有的理想，在心理感受到的社會不公，並在內心引發了憤怒甚至絕望的情緒，其蘊藏的能量極其強大。如果這樣的人恰巧其貌不揚，而且不太善於自我表達，那麼其狀態更像火山一樣。賈樟柯自己有了一個情感釋放的管道，用了十年的時間爆發出強大的創造力，成為國際知名的大師級電影導演。 而王樟柯、李樟柯們的情感一直在積聚，而且沒有釋放的管道。 還有個問題是，這樣的能量釋放是以正向釋放，還是以負向釋放。 如果心裏情感進行正向釋放的話，那就會成為賈樟柯，成為推動中國歷史的重要力量；如果負向釋放的話，就會成為鄭民生，成為反人類、反社會的兇手。 而現在的形勢是，這些人大都被逼上了具有很強負面情緒、甚至絕望的心理狀態。那麼，這樣的情感如果持續聚集而無法釋放，一旦有一天“在沉默中爆發“，那麼很難想像將造成什麼樣的後果。
人們可能很難理解，為什麼唐末、明末、太平天國這些運動能夠變成無數生靈慘遭塗炭的災難。 在歷史上，所謂的大旱這樣的“天災”，其實都是誇大其詞。中國國土面積這麼大，不可能在所有的地方都年年風調雨順。 即使遇到局部天災，如果調劑措施得當，也很容易應對； 退一步說，假如某2-3年全國天氣都不正常，出現大面積減產，那麼按照豐年屯糧、歉年放糧的原則，也不會有什麼問題。 只要查查中國歷史，還沒有出現過連續5年以上全國氣候的完全不正常，導致大面積減產、最後人們無糧可吃的。 不是天災，就是人禍。 中國為什麼會出現從少數人開始，然後席捲全國的”人禍”？ 中西歐洲面積跟中國相仿，自然環境條件不如中國，自然災害經常發生。 而且，“農民起義”也不少，但是沒有發生過中國這樣，因為戰亂而導致的大規模人口減損。為什麼? 在歐洲的中世紀，因為各地封建割據狀態，封建主與農民關係相對緊密，而且大都矛盾較少；即使內部矛盾激化，也有教會在其中調和。 而且，不同地區的狀況不一樣，所以如果教會調和不成功，農民起義也是某個封建領地內的事情，一般不會波及到周邊地區。 而這種封建制就形成了後來歐洲的社會模式，其中長期沒有實現統一的德國，表現得更加明顯。 所以，大規模戰爭往往是因為匈奴或者阿拉伯人入侵歐洲，或者不同國王之間的矛盾導致的。 而這些相互戰爭更促進了封建領地內部的關係緩和與團結。 因為，封建主需要農民或者農奴跟隨自己出征打仗，不能對農民、農奴太過分。 但是在中國，沒有外患之憂的王公貴族們，根本不把民眾當作人來看待，所以隨意借機侵害民眾的利益，人與人之間的敵視情況早已形成。 而且，這種侵害造成了大量的資源浪費，比如說很多農田就是不耕種，被閒置著用來長荒草，供王公貴族們狩獵，甚至就單單是閒置，也不讓農民耕作糊口，這形成了巨大的資源浪費，也形成了農民的絕望，已經對王公貴族的深刻仇恨。 到了“天災”的時候，因為這些資源的浪費，本來非常緊張的糧食供應鏈發生斷裂，就變成了大量的饑民和餓殍。 這時候，民眾的憤怒就會像火山噴發一樣爆發出來。 這時候，民眾的心態不僅僅是自己想吃口飯，而是要與王公貴族這些敵人“同歸於盡”。 而王公貴族欺壓民眾 慣了，並沒有認識到局勢的嚴重性，不是通過開倉放糧這種方式解決民眾的饑餓，緩和社會矛盾。 而經常是變本加厲，一方面鎮/壓民眾，另一方面把維護鎮壓的費用增加到現有農民的身上，導致更多的農民停止種田，社會的糧食供給就更少，起來作/亂的民眾更多，人們的糧食更不夠吃。 那麼，人們之間的矛盾更加深刻，人們都處在你死我活或者同歸於盡的文化氛圍中，相互之間的殺戮就不可避免，直到人口過度減少。
現在，社會中的各種因素基本上都已經成熟，而且通貨膨脹這個“導火線”也已經點燃。 中國的經濟增長是通過毀滅資源、破壞環境而實現的，到2010年已經走到了盡頭。 西北、華北和西南的水源性缺水已經到了不可逆的枯竭狀態，而華東、華南和中南的水質性缺水問題也非常突出。 另外，東北的土壤嚴重退化，華南和華東大量的優質耕地早已經變成了城市和工業區，中南地區的農田受侵蝕和拋荒的狀況也非常嚴重。 那麼，剩下這點耕地、剩下這點水，即使在最風調雨順的時候，也需要進口才能解決糧食的缺口。 那麼，如果碰到像2010年這樣的各種天氣變化，糧食明顯減產已成定局。 另外，除了煤炭等少數品種，中國的礦產資源已經基本上枯竭，金屬、石油、木材等資源需要大量進口，而這些資源進口又需要外匯儲備的支援。 也就是說，15億人的生存依賴於幾乎已經消耗殆盡的國土，包括地下資源。 可以說，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提升民眾的知識水準，並且民眾能夠團結起來，通過良好的組織，共同“節衣縮食”，提高資源使用效率、降低資源消耗（類似於以色列模式），那麼中國社會還有一些生機。但是，經過這幾十年，人們“偷搶桃子”的文化已經深入骨髓，都想著“摘桃子”，不想著“種桃樹”。而那些願意勤勤懇懇工作，進行“種桃樹”工作的人們，大多數不是已經出國去認真工作、認真生活，就是在這個社會的底層掙扎，或者已經被這個社會所淘汰。 所以，人們將更加瘋狂地“偷搶桃子”，為了剩下的資源而相互爭奪，而不是相互合作。另外，隨著資源越來越少、鈔票越來越多，通貨膨脹的速度加快，社會瓦解的趨勢已經基本成熟。 在這樣的環境背景下，人與人之間的敵人關係更加明顯，“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矛盾將變得更加尖銳。
現在全球經濟進入新的“風暴區”的機會越來越大，很可能將進一步打擊中國經濟。 現在，在通貨膨脹的壓力下，中低收入人群已經接近生存的臨界點，越來越大比例的無數中低收入人群已經難以依靠勞動生存下去。 在這些群體中，包括大量的農民工、新畢業的大學生、城市40、50下崗再就業人員。 如果出口再遭到打擊的話，那麼更多正在苦苦支撐的出口加工企業將無法維持下去，導致被迫減產或者關門，並且欠下很多債務。而為這些出口加工企業服務的產業鏈可能因為債務而被拖垮。 這也將意味著，大批農民工和大學生將快速變成無業流民。那麼，這些人何去何從就是一個巨大的問題。 而最令人擔心的是中小城市和縣鎮的中青年，在過去二十多年中，他們因為社會不公而被拋棄，而且很少有人關心他們。 尤其是一些有知識文化的中青年，當他們因為社會經濟轉差而開始絕望的時候，那麼他們的殺傷力將是可怕的。 而在這個節點上，鄭民 生開啟了恐怖的“大門“。 鄭民 生以殺人方式進行自殺，其方式極其恐怖。 他這樣的行為比伊斯蘭的恐怖分子還可怕，因為恐怖分子大都希望自己活著，大都還有很強的求生欲望。 他這樣的意識具有非常大的心理傳染性，從鄭民 生開始，50天發生6起校園和幼稚園殺害孩子的慘案，而且已經開始影響整個社會的心理狀態。 從兇手的特徵構成分析，他們都是30多-40多歲，生活在中小城市和縣鎮的人員。 他們因為社會或者自身的原因（往往是社會原因），成為社會標準裏所認為的“失敗者”，而且無人關愛，最後形成對整個社會的仇恨，成為反人類、反社會的殺人兇手。 隨著通貨膨脹加劇，如果世界經濟再次快速探底，那麼這些人的數量將激增。 另外，承受不了生活壓力、本來試圖自殺的人們，也可能受到他們的影響，開始以殺人的方式進行自殺。
更重要的是，他們的行為將會對青少年群體心理產生巨大的影響。 北京等核心城市已經開始推廣“素質教育”，學校和家長會注意培養孩子多方面的興趣愛好。但是在中小城市和縣鎮，所謂的教育仍然是考試決定一切，“唯成績論”非常盛行。 而且，因為經濟發展不平衡，大城市學生上大學的條件更加寬鬆，而中小城市和縣鎮學生上大學越來越難。 與大城市相比，這些地方的師資水準越來越差。 老師們不是整體培養學生的學 和發展能力（老師們自身也沒這個能力），而是重點關注那些學 好的“尖子生”。 這樣的話，學 一般的學生早就自我放棄，然後開始“混社會”。 經過十幾年的積累，尤其是在社會機會越來越少的情況下，形成了從十幾歲到三十歲左右，相當一部分人群的“黑社會化”。 比如說，東北被榨取幾十年後被拋棄，年輕人工作機會很少，而且這些地方的教育從來沒有真正被重視過，所以很多年輕人缺乏生存技能，只能靠進入黑社會謀生。 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離開東北，到全國各地給人看場子、當保安。那麼，隨著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變化，他們的出路在哪里？ 東北人的狀況是顯性的，而更多其他地區的狀況則是隱性的。 在十幾年前，社會治安曾經因為經濟形勢而變得較差，而原因主要是少數無業青年的行為。 現在，這個無業青年群體正在從少數變成大多數。 而且鄭民 生給大家樹立了“榜樣”，連救死扶傷的醫生都能變成兇殘的罪犯。 那麼，這十幾年來積累的大量下崗職工、沒有正式職業的年輕人的絕望情緒也正在被引導出來。 這些處於絕望情緒中的中小城市和縣鎮居民逐漸和農民工合流，再加上一些野心家開始“渾水摸魚”，正在形成對整個社會的民眾安全的極大威脅。 隨著國際經濟局勢的惡化，將導致更多社會人群的心理崩潰，加入到這個巨大的威脅黨爭。 而且，充滿憤怒與絕望人們正在由點向面，由邊遠地區向大城市和核心城市迅速“合圍”。
四、 虛幻職業群體：這是幾個整體上（大部分人）處於精神分裂的群體，包括傳銷、保險、房地產仲介銷售、其他無底薪銷售和“職業股民”，另外還有大學生群體。 這些群體都是典型的“流民群體”，沒有自己的固定職業或者固定居所，也沒有相對固定的收入。 而且，人們投入了大量時間、金錢和精力，感覺自己是在做“正經事”，看上去有著光明的前景。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越來越發現，自己的投資不僅沒給自己帶來收益，而是讓自己面臨更大的綜合虧損，而加倍“努力”的結果是更大的損失。 人們在“一事無成”的心理狀態中走向絕望。
從事這些“職業”的人們的理想和現實存在極為顯著的差距，也就是“心比天高，命比紙薄”。然後，人們形成特徵性的思維、情感、行為的不協調和脫離現實環境的特點，這種特點就叫做精神分裂症。 比如說，房地產銷售員似乎應該是這個群體中，表現最為理性與正常的人。 但是，房地產銷售人員一方面賣房子，開口就是每平米上萬、一兩萬，一套房子動輒上百萬、幾百萬，讓人覺得來錢很容易，賺錢似乎就是簡單的買賣就能完成；另一方面，這些銷售人員自己的月收入可能連一平米房子的零頭都不到。 少數業績好的銷售員總是業績最好的，絕大多數天天坐在店裏等客戶、或者豎個牌子（上面寫著某某房子，價格數百萬元）站在旁邊、或者跟著客戶跑來跑去，但是奔忙很長時間，結果還是零。 然後，自己中午吃最便宜的盒飯，晚上回家自己湊合吃點，並且跟其他人擁擠在很狹小的空間中。 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情景：說起來上百萬、數百萬，看著別人隨意就拿出全款交易，而自己連幾千元都賺不到、每一個月的人維持最低生活標準還“月光”。這樣的情景形成的心理落差，能夠在精神上完全摧毀心智不夠強大（中國人裏很少有心智比較強大）的青年人。 這些從事過房地產仲介的年輕人即使離開這個行業，往往也很難找其他的工作。 他們已經 慣了巨大的金錢數位，對金錢具有非常強烈的渴望，總在幻想自己某天能夠達到這個數字，但是自己又沒有任何真正安身立命的賺錢技能。 那麼，他們自己如何達到巨大的數字？
西元2000年後，“成功學”開始在中國大陸風靡一時，因為無數人渴望“成功”。所以，在Google鍵入“成功學”進行搜索，顯示的是“獲得約 19,800,000 條結果”。 根據百度百科的解釋：“成功學是無數成功研究者以及成功人士所共同創造出的智慧結晶！成功是一門科學，是有很多規律在裏面起作用的，不一樣的人，有著相同的成功規律。成功是很簡單的事情！如果找到成功的規律，成功就變成了非常簡單的事情！一塊大石頭叫一個人扛，非常吃力，拿一台推車，立刻變成非常簡單，所以成功是很容易的事情，只要找到成功的規律！” 當然，這個“成功學”的問題是，到底什麼是“成功”，沒有明確成功的標準到底是什麼。 不過這不要緊，因為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成功”總是跟錢聯繫在一起的。 比如說，“三十歲前成為億萬富翁”，或者賺到百萬年薪，然後擁有豪宅、名車、世界旅遊，實現“人生價值”。 多麼現實、多麼具有誘惑力的“成功”！ 那麼，如何能夠實現“成功”呢？ 成功學開出了“藥方”：進行自我激勵、開發個人潛能、學會感恩、加強溝通、拓展人脈、強調敬業精神、持續提升……多麼讓人覺得正確的“成功道路”！ 那麼，在“成功學”培訓機構和媒體的共同推動下，廣大民眾開始熱烈響應了，“成功學”終於紅遍大陸。 大量希望“成功”人們開始“如饑似渴”地學 成功，積極報名參加培訓班，購買“成功學”視頻課程與書籍，“成功學”培訓成為培訓機構的“下金蛋的鵝”。在這樣的環境下，一些“成功學大師”脫穎而出，在告訴人們他們本身的起點多麼低、以前多麼失敗，現在多麼富有。 然後，這些“大師”把天價講課費匯入帳戶，給自己的成功再增加一個部分，起身坐上飛機到另外一個地方演繹自己的“成功”，並且用講課費提升自己的“成功”。
“成功學”的一切看上去都很美！ 只有一個小問題，沒有說人們應該多使用自己的大腦。 比如說，再怎麼進行激勵潘長江、開發他的潛能，都無法讓他像姚明那樣，到NBA打球。 姚明能夠到NBA打球，首先是其父母本身是身材高大的籃球運動員，決定了姚明的基因和從小開始的家庭教育，才讓姚明有了到NBA的基礎。 而到了NBA，姚明作為聯盟最高的運動員，開始也只是一個“菜”。只有經過激烈的競爭對抗、教練的指導和團隊合作，姚明才逐漸成長和成熟。 或者說，人是環境的產物，而潛能是在“真刀實槍”的競爭對抗中激發出來的。如果一個人忽視了環境的影響和作用，不是去主動參與競爭，而是自己坐在家裏（或者聽聽講課）來激發自己的潛能，結果很容易產生精神分裂症。 比如說，每個人都想成為世界首富，但是可能嗎？ 每個人都想成為富人，但是看看現在的富人都是怎麼成為富人的！ 在西方，成為擁有名車豪宅的富人有兩種方式：1、繼承財產；2、獨門技術。 要擁有獨門技術，就要從小努力，持續去學 鑽研技術，然後還要學 各種其他領域的知識，並且通過自己的思考與創意，保持自己的領先優勢，創造自己在社會上的話語權。 而在中國，成為擁有名車豪宅的富人也有兩種方式：1、繼承權 力；2、沾權 力的光，和權力做交易。 所有這些成為富人的方式，都跟所謂的自我激勵毫無關係，更是跟“感恩”這個概念詞相反。 更何況，“錢”並不是衡量成功的標準，如果把“錢”作為成功的標準，人生朝著賺錢而努力的話，那麼必然走向失敗。 但是，“成功學”並不談這些理性思辨的內容，不探討潘長江能否通過自我激勵變成姚明，不思考社會環境中決定個人收入的關鍵原因，不考慮成功過程中需要進行的激烈競爭。
當然，如果“成功學”強調人們使用大腦進行思考的話，那就開始向哲學進化，也就把“成功學”本身的“畫皮”揭穿。 在注重學 思考的歐美發達國家，“成功學”是沒有什麼市場的。 在美國，類似“成功學”的課程只是“失敗者”的安慰劑； 而到了更加冷靜理性的德國瑞典等國，社會教育系統根本不認可“成功者”、“失敗者”這樣的“標籤”。 因為這些國家發展的本質是，以教士和教授為核心的西方知識份子階層，對整個社會發展進程進行方向性的引導和約束。 而教士和教授的行為準則是，以追求真理為標準，追求簡單樸素的生活，並且靜下心來持續學 和思考。 而整個社會則以教士和教授為思想嚮導，所以一個人如果哲學功力比較深厚的話，在中國可能被認為是毫無用處，但是到了歐美國家就會“如魚得水”。 那麼，真理的世俗意義是什麼（哲學思考的範疇）？可以說，真理是人們在“真刀實槍”的現實世界競爭中，獲得勝利的基礎。 而大學就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通過教授獲得競爭勝利的思想、知識和實用技術，引導學生追求真理，並且形成終生持續學 的 慣。 大學實力強大的英國、德國、美國等國家，在不同時期決定了現代文明的發展方向。 而在教士和教授眼裏，這些沒什麼知識文化的“成功學大師”只是一些想著賺點錢的“小混混”，所以“成功學”進入不了大雅之堂。 在民間，由於歐美國家的整個民眾文化程度高，而且整個富人群體都在持續地讀書、思考，持續提升自己的獨門技術，所以這些東拼西湊的“成功學”因為空洞無物，毫無提升個人社會競爭能力的作用，所以根本沒有市場。
當然，“成功學”在中國能夠流行，是有深刻的社會文化背景因素的。“戲班子文化”的特點是做戲，需要戲臺上演戲的人是瘋子，還需要台底下看戲的人是傻子。其中最重要的是，必須要讓看戲的人是傻子，這也是貫穿整個中國文化歷史的核心。 如果中國人都像美國人或者德國人那樣喜歡看書，像德國人那樣處於極為理性的狀態，像德國人那樣及時總結吸取教訓（尤其是對納粹時期日爾曼民族的集體瘋狂給世界、給自己帶來深重的災難），像德國人那樣持續地追求技術進步和個人技術的精益求精，那麼“戲班子”怎麼去鬧，結果都只是得到民眾的冷眼旁觀，那麼“戲班子”自然會垮臺。 也就是說，只有愚昧的民眾，才能夠讓瘋子式的表演有市場，不論是“成功學”還是低俗甚至令人噁心的小品。 需要明確的是，文化與文明不完全和學歷劃等號，喜歡低俗小品、以低俗小品為樂的碩士博士照樣愚昧。 比如說，一個紅遍中國的小品，就是利用傻子的愚昧，通過“錢”這個“噱頭”，再加上瘋狂變態的表現，達到“吸引眼球”的目的，然後“紅遍”中國大陸。 那麼，台下的傻子受臺上拙劣演員瘋狂表演的鼓動和操縱，然後跟著演員一起瘋狂，讓拙劣演員成為“成功者”。 而“成功學”恰好符合了“戲班子文化”的各種要求，所以在中國既被上面認可和鼓勵，又被廣大的愚昧民眾所接受。 而這種情況就像“義和團”的刀槍不入，一個侏儒通過自我幻想和安慰，覺得自己能夠成為、甚至是自己想像中的“巨人”，也就形成了典型的精神分裂。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成功學”只是一陣風。 “成功學”就像一種心理激素，讓人們“一夜暴富”的心理急劇膨脹。 而當人們冷靜下來，就會發現自己一無所得，然後逐漸對“成功學”失去興趣。 但是，當“成功學”成為一種天天給人洗腦的“必修課”，那麼被洗腦的人就開始進入精神分裂狀態。
從精神摧殘的角度來說，“成功學”比“義和團”的刀槍不入的影響更加惡劣。相信“刀槍不入”的人們，都是完全愚昧無知的農民，或者是像愚昧的農民一樣愚昧的慈禧。 那麼，只需要上了戰場，直接用“真刀真槍”試一下這些人，就可以把“刀槍不入”的幻覺打破。 當世界進入21世紀，人們都相信科技的力量，也不可能相信“刀槍不入”這些一眼就能識破的東西。 但是，到了文化領域，不論科技多麼進步，人們仍然可以處於最原始、最愚昧的狀態，很容易因為文化因素而被愚弄。 另外，本來是最愚昧的思想，如果披上科技這個“外衣”，就變成了一個忽悠人的“新概念”。比如說，所謂開發內在潛能、自我激勵等概念，看上去是運用世界最“前沿”的研究成果，而且創造出無數的“成功案例”。 另外，“成功學”成功地抓住中國人“要錢不要命”的文化傳統，以西方的“先進技術”為包裝，也就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文化模式，開始了在中國的擴張。 “成功學”更加惡劣的，是對社會文化心理層面的影響。“成功學”通過利用人們的“從眾效應(conformity，也稱樂隊花車效應)”，通過大規模“集體授課”的群體壓力方式，對個體的心理實施影響（引導或施加的壓力）。 通過所謂的“成功原則”和“成功案例”，再加上人們窮困的這種“失敗現實”，摧毀人們的自信，讓人們懷疑並改變自己的觀點、判斷和行為，然後操縱人們的心理和行為，迫使個體按照群體大多數人的行為模式改變。 在具體操作層面，“成功學”通過增加“成功者”的光環效應，強化“成功者”的權威感，讓人們把關注點放到“成功者”身上（這也是為什麼“成功學”培訓者總是強調自己過去多麼失敗，現在多麼成功的原因）。 通過這種方式，群體內的個體與個體之間失去真正的溝通機制，每個人不敢說出自己的真實想法（因為“成功學”給個體進行心理暗示，大家都是失敗者，失敗者的思維是失敗思維，所以失敗者對於“成功者”的懷疑也是“失敗思維”的表現。 對於渴望“成功”的人們來說，這種“失敗思維”是受到他人鄙視的）。於是，眾多個體在“成功者”的主導下，就形成了“羊群效應”，被“成功者”引導著進入“屠宰場”。 在這樣的環境中，少數人呼籲民眾冷靜下來，防止“成功學”的誤導，但是起不到任何作用。 因為，在中國文化中成長起來的愚昧的民眾相信“神話”，同時相信“眼見為實”。 從經濟角度，“成功學”成功地把一些社會問題歸結於個人不努力、思維不正確，而忽視了社會環境的意義，因此非常符合“戲班子文化”的要求。
“成功學”作為風靡一時的文化特徵，顯著影響了整個社會的文化方向。 大量的人們在接受“成功學”或者受影響之後，開始更加努力地賺錢，快速賺錢。 而快速賺錢的方式，自然是通過“偷、搶、騙”的方式摘桃子，想方設法竊取他人的成功。 更多的人們為了賺錢，從敵視“摘桃子”的心理，加入到渴望“摘桃子”的行動中。 在這樣的文化環境下，人們越來越關注“成功”，也就是誰賺了錢、賺了多少錢；而不是關注“怎麼成功”，如何賺錢，是否正當地賺錢。所以，人們更加努力地工作，並不是為了個人技藝的提升，不是為了做出更好的產品，而是希望快速獲得領導賞識。 人們更加努力地研究人際關係，全民參與炒股、炒樓。 而在整個社會追求“成功”的過程中，公平正義被人們拋諸腦後。 不少人在高價買房子成為“房奴”後，生活品質嚴重下降，但是這些人不僅不覺得自己很悲慘，反而因為房子“升值”而很高興、很幸福。 很多人參與炒樓，並且創造出大量的“財富故事”，讓更多的人們為樓價而瘋狂。 但是，人們不去考慮的是，樓價暴漲的背後是居民生活費用的暴漲，尤其是導致大量中低收入的年輕人無法進行婚育，產生大量的“蟻族”，嚴重威脅到整個民族的延續。 “成功學”讓人們的視野更加狹窄，只看到錢、只看到自己，忽視了外界的各種影響因素，這就像“掩耳盜鈴”。 那麼，當愚昧的民眾在追求“成功”的時候，真正的“成功者（權 力階層）” 更容易操縱民眾的情緒，通過血汗工廠、發現股票和賣地賣房等等非常簡單的方式，然後便利地“摘桃子”賺錢。 另外，在炒房者賺得“盆滿缽滿”的時候，引發了利益嚴重受損的群體憤怒。 這些利益受損的群體遷怒於“紙上富貴”的炒房群體，而不是思考整個社會系統的問題，讓矛盾得到轉化。 可以說，從文化角度來說，“成功學”推動整個社會群體變得更加愚昧、懦弱、衝動，也就是暴 民化。
在整個社會中，保險和傳銷成為“成功學”的重災區，而傳銷更是在威脅整個社會的安全。 “成功學”主要隨傳銷和保險來到中國大陸，並且通過心理催眠和激勵，讓做傳銷和保險的人們更加有勇氣面對困難和挫折。 那麼，保險和傳銷為什麼需要心理激勵？ 人們都知道，如果一個產品做得好，不用去拼命推銷，客戶就會爭相購買。 就像蘋果最近出品的iPad，連美國本土都供不應求，更不用說到國外推銷了。 而有的中國人為了“搶鮮”，在美國購買並帶回國。 結果，美國蘋果專賣店的人為了讓本國人能夠及時買到產品，看到中國人的臉孔就有意識地限制購買，引發中國人投訴這些專賣店銷售人員進行“種族歧視”。 做這樣的產品銷售人員，還需要所謂的心理激勵嗎？ 那麼，不論在哪個國家，保險和傳銷的名聲都不好，人們認為他們是騙錢的。 所以，通過“成功學”來激勵這些搞保險和傳銷的人們，讓他們覺得自己有價值，然後勇於面對別人的“冷臉白眼”。 本來，社會上對保險和傳銷並不感興趣，因為人們知道這些東西都是騙人的。 不過由於1990年代開始，中央對幾乎所有的經濟命脈實現了壟斷，並且一次次“舉全國之力做大事”，結果得益的是極少數相關人員，而絕大多數人則失去了正常的生存和發展空間。 這個效應從2000年後變得非常明顯，除了40/50人員大量下崗失去收入來源之外，20/30更是失去了個人的生存發展空間。隨著社會經濟“血汗工廠”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中國大陸的產業水準越來越低、工業“碎片化”越來越強化。 這實際上意味著，中國的工業經濟已經全面瓦解。即使是看上去規模很大、或者被冠以“高科技”的企業，實際上因為缺乏最基礎的核心競爭力、缺乏基本的品質管制能力，因此只能被稱為“加工廠”或者“加工場”。 在中國大陸，真正稱得上“制造型企業”的本土企業，在數量上可以說是“鳳毛麟角”。 就連ISO9001這樣最基本的品質標準系統，中國企業能夠真正達標，並且在日常運營的企業，可以說都很少，更不用說更高水準的品質系統了。 國有企業的壟斷+工業經濟的瓦解，意味著工人這個階層已經消亡。 很多國有企業使用兩套系統，體制內的正式工的高工資、高福利、工作輕鬆，然後把幾乎所有的工作都讓低成本的臨時工來做。 那麼，除了很少數能夠進入體制內的人之外，大多數年輕人的就業道路已經基本上堵死，人們在經濟品質降低的環境中，越來越找不到技能型工作，更不要說所謂的“職業規劃”了。 那麼，在這樣的背景下，“成功學”給了越來越絕望的人們一個“安慰劑”。 “成功學”從保險和傳銷這兩個被人瞧不起的行業開始了“發跡”，給絕望的人們最後一根心理上的“稻草”，讓人們有最後一點點希望。
傳銷利用“成功學”，開始了大規模的擴張過程。 現在，傳銷已經成為危害到無數人的一個領域。 誰都不知道傳銷的數量有多大，但是從目前社會上的各種跡象來看，傳銷的規模已經非常龐大。 根據湖南株洲民間流傳的一些資料，據說至少有1萬株洲人外出從事傳銷，至少有2萬人多少從外地到株洲從事傳銷呢。 有人向工商局舉報，說株洲荷塘區起碼有5000個傳銷人員。 而且，現在的傳銷已經不像1990年代。 當時，安利通過高額的返點、慷慨的退貨保證、以及人們不瞭解外國產品的優勢，通過建立傳銷組織迅速擴大自己的銷售圈，讓不少從事安利產品銷售的人們賺到了錢。 但是到了現在，人們對於國際品牌已經有了相當的瞭解。 成熟的消費者已經不相信，安利這個不知道做什麼的企業，能夠比寶潔、聯合利華、高露潔這些專業做日化產品的巨頭技術研發能力更強，研發出來的產品效果更好。 也就是說，市場上的“資訊不對稱”已經被打破，一般消費者已經不認可價格高昂的安利產品。 現在到一個城市中等收入人家，會看到很多寶潔公司的產品，但是很難看到安利的產品。根據安利中國自己宣稱的數字，其2004年銷售額是170億元，有22萬活躍的“行銷人員”。 根據百度知道的資訊分析總結：“安利09年銷售額大概200億元人民幣，行銷人員約30萬。先來算算200億元能給銷售員多少提成。首先要減掉15%的營業稅才能算淨營業額（實際上，化裝類產品要扣除29%來算淨營業額，為了方便計算，統一按扣除15%來算）。200億乘以85%=170億。再乘以27%，就是給銷售人員的提成了。170億乘以27%=45.9億。然後要扣除約7%的地稅，才是給銷售人員的可支配收入。45.9乘以93%=42.687億。好了，現在可以算安利銷售人員的平均可支配收入了。42.687億除以30萬=14229元。也就是安利銷售人員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約為14229元。再來算扣除做安利的必要開支還剩多少。當然，只能估算個平均值。租用工作室開支200元/月，平時會場學 開支100元/月，就近市場開發交通費50元/月，外地大會學 交通、食宿、學 開支100元/月，自用產品300元/月（很低的標準，女性還得用化裝品，就得好幾百到上千元），電話費200元/月。以上費用基本上是作為安利銷售人員必須的開支，而且大家可以看得出，是以較低標準來計算的。這些費用加起來是950元/月，這就是做安利每月的基本開支。按年算則是950乘以12個月=11400元。然後用可支配收入減去因工作需要的開支，14229-11400=2829元。這2829元就是安利銷售人員一年的平均純收入了。如果再算上每月的房租200元，生活費400元（也是很低的標準了），一年開支7200元，7200-2892=負4308元。也就是說，做一年安利，除了因工作必要的開支以及吃飯、住房外，還要虧4308元。” 也就是說，30萬人平均每人一年虧4308元。
百度知道的這個數字雖然能夠說明一些問題，其實並不符合實際。 因為，這個計算公式忽略了最大的一個因素，安利人共同的一個特徵，就是大量自行購買安利產品。 大量安利的高價產品並沒有真正進入終端消費者，而是安利人員為了拼湊“業績”，普遍進行超量購買，然後這些產品根本銷售不出去，因此“砸”到了安利的傳銷人員的手裏。 或者說，對於安利傳銷組織的人們來說，這些銷售額本身就不應當作為正數來減其他費用，而是應該作為負數與其他費用加和，形成個人的總費用。 比如說，如果其中50億（保守數字）被安利人員買下“砸”在手裏，而不是賣到其他消費者手中，這個數字那麼一進一出就是100億元，意味著安利傳銷人員每人的年虧損額是3萬多元！ 另外，安利人員參加各種洗腦的相關費用，實際上要遠遠高於這個數位，所以這個數位平均起來要超過4萬元！如果這個數字是100億，一進一出是200億，那麼每個人的虧損將達到7-8萬元！也就是說，很多安利傳銷人員為了所謂的安利賺錢“成功夢”，平均1人1年往裏賠幾萬元！所以，經常會有人聽說某個做安利的人賠了十幾萬、幾十萬的事情，因為這樣的虧損是常事。 那麼，安利為了維持其銷售額，必然要吸引更多的人加入，然後一波波地給安利的傳銷人員“洗腦”，讓這些傳銷人員在“成功學”的“激勵下”，拉自己的親戚朋友、同事網友、甚至陌生人加入。 然後，安利通過給新加入的人們“洗腦”，達到把這些人的錢“洗”到安利和少數操控傳銷組織的人的口袋裏的目的。 而參與安利傳銷的不富裕的人，一般要搭進去幾千到幾萬元。 這些人在被成功學“洗腦”之後，腦子裏往往“一片空白”，同時錢包裏“一片空白”（錢都到了安利及相關食利人員手裏）、社會關係也“一片空白”（認識人避之不及），那麼就要被“成功學”和安利淘汰。 然後，安利就要吸引新的一批人進入，然後借助“成功學”的“威力”，洗掉新人的錢。 拋開安利銷售額中浮誇的成分，假設每個安利傳銷人員平均一年虧4萬元，那麼可能意味著每年要“洗”掉超過50-60萬人（按人員輪轉3次，每人平均虧1萬多元）。10年來，光安利一家就“洗劫”掉數百萬人。 其中，如果1/5的人被“洗”得傾家蕩產、眾叛親離的話，那麼就意味著上百萬人從隱性的精神分裂，變成顯性的精神病（根據中國人這樣脆弱的心智，能夠從這樣的打擊中恢復的人很少）。 這些人就像輸紅了眼的賭徒，就是見到黃河也不死心。
最近幾年，安利的傳銷盈利模式在迅速成為“大熱門”。 由於人們正常的發展道路基本上都被堵死，而且企業的正常發展道路也基本上被堵死，所以人們覺得只有“撈偏門”才能夠賺錢。 隨著“成功學”的廣泛熱播，人們的“發財夢”進一步被點燃。 所以，組織傳銷和參與傳銷的社會人群大幅增加。 大陸的“本土”傳銷企業更是通過靈活的產品和同樣的方式，開始實現大規模的擴張，有多家企業號稱已經擁有了數十萬的行銷（傳銷）隊伍。 這些企業通過傳銷而實現“迅猛發展”，讓其他正正經經在市場中做生意而掙扎的企業主們，感受到了空前的壓力。 另外，一些所謂的諮詢顧問公司，宣揚自己通過幫助企業設計“底薪團隊計酬式行銷（也就是傳銷）”，讓企業獲得收入和利潤快速翻番，甚至還有號稱在三年內銷售增加了將近十倍的“奇跡”。 在壓力和誘惑下，有的企業企業開始把自己的產品從正規管道撤出，然後改成傳銷模式，選擇所謂的“無底薪團隊計酬式行銷”。 這樣的好處是，所有的行銷成本企業都不用負擔，所有的成本都要轉嫁到“行銷（傳銷）人員”頭上。 而現在，小散戶們看著自己手裏的錢迅速縮水貶值，又沒有應對貶值的管道，所以更多的人加入到傳銷的隊伍中（由於現在傳銷的面子翻新很快，人們在最初加入時，往往可能辨別不清楚到底什麼是正規的分銷，什麼是傳銷）。而當中國正規生產型企業都開始紛紛借助傳銷實現“發展”的時候，傳銷這種病毒正在侵入整個社會與經濟運行的集體，說明中國經濟已經“病入膏肓”，進入極危險的狀態。 不僅如此，現在很多傳銷組織已經完全是“無產品傳銷”。 比如說，有一種以“資本運作”“連鎖銷售”名義進行的“高端”傳銷。這種內部採取“五級三晉制”，每人交納6．98萬元，申購21份沒有任何產品的“份額”後，獲得加盟和發展下線的資格，每人發展3個直接下線，按幾何級數擴大，加盟者不斷晉級，並從所發展的下線交納的6．98萬元中分得提成或獎金；當下線累積到超過29人時升為“老總”，收入最高可達1040萬元。 據傳銷體系內宣稱，這個傳銷系統的人數超過10萬。 雖然宣傳可能會把1說成100，但是即使是幾百人、上千人，那也是一個資金非常大的傳銷系統了。 規模更大的是，把很多沒什麼錢的年輕人騙到一些偏遠地區，然後對這些人進行強迫洗腦，然後讓其繳納幾千元不等的“入會費”，而這樣的組織幾百、幾千人的規模則很常見。 廣西這個相對偏遠的地區，這樣的傳銷非常猖獗，很多年輕人被騙去之後難以脫身。 而且，由於現在傳銷組織分散性強，行動靈活，所以人們能夠感覺到傳銷的人數已經很多，但是根本弄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人。
從社會文化心理角度來說，“成功學”延續“顏如玉、黃金屋、人上人”的儒家傳統思想，並且進一步摧垮人們的道德底線和社會基礎結構。 在西方文化中，1000多年以來基督教發展的歷史，就是向人們灌輸“金錢是罪惡”的歷史，“富人進天堂比駱駝穿針眼還難”。 後來新教興起，重新詮釋了《聖經》的前後文意思，說富人致富是沒有問題的，關鍵在於要信靠上帝（真理）。 也就是說，西方對於賺錢、對於有錢人一直非常警惕，持續教育民眾不能為了賺錢而“下地獄”。 但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成者王侯敗者賊”的思想，讓“成功學”有了深厚的社會文化基礎。 那麼，傳銷利用人們普遍存在一夜暴富的心理，對人們進行心理暗示，增強人們獲得財富的迫切感，讓人們“饑不擇食”地追求金錢。而且，還經常有“親朋好友”進行引薦，說自己和其他人的“成功故事”，並且進行“引薦”，結果很多人就開始上當。 那麼，當一個人進入傳銷組織後，沒有獨立的空間和自由的時間，無法進行冷靜思考，無法與外界聯繫，獲得家人親友的心理幫助，讓個人的反抗心理被削弱。 另外，傳銷組織內部有一套完善的洗腦“教材”，通過天天講、時時講、處處講（類似於幾十年前的各種運動），然後在群體中營造出一種瘋狂的氣氛，通過人們的從眾心理對被洗腦的人進行精神控制。 那麼，即使很多意志堅強的人，往往也在這種“集體式”心理作用下，導致個人的獨立思考、意識和精神的全面崩潰。 然後，傳銷組織就利用這些人，開始吸引他們的親屬、親戚、朋友、同事、熟人等等加入。 如果他們不加入，就拼命賣給他們產品，或者向他們借錢。 也就是說，越是自己親近的人，也就越要“開發”，下手也就越狠。 而連產品都沒有的傳銷組織，越來越“黑社會化”，在上述洗腦的過程中，利用暴力威脅、使用暴力，來脅迫人們就範。 有的傳銷組織甚至直接利用暴力，維護傳銷這個森嚴的內部等級。 另外，在迫使加入的人騙親人、騙朋友、騙熟人，而且仍然“一貧如洗”之後，讓這些人失去了與外界的人際關係的所有聯繫，讓這些人開始自暴自棄，無臉見人，於是形成對傳銷組織的依賴，於是他們自己感覺到無法再離開傳銷組織。 另外，像安利這些傳銷，越來越不被社會所認可，所有傳銷組織內部進行相互的“鼓勵、支援”，這時候更需要“成功學”，更相信“成功學”，也更加增加與整個社會的隔閡與抵觸。 那麼，這些留下來的人們，就更有“激昂的鬥志”，而且只要他們的規模存在，就有吸引更多的人、給更多的人洗腦的規模基礎。 而這些傳銷組織在大城市生存不下去（大城市資訊順暢、不易束縛新新加入人員、而且生活費用高），就大量向落後省份的落後地區轉移，比如說湖南、廣西等省的地級市的邊緣。就這樣，以高強度、高頻率、高密度（個人物理空間空間狹小）的洗腦為核心，形成形成緊密的人員網路組織結構。 當然，他們的手法其實並不新鮮，只不過是模仿60多年前陝西北部某地的模式。 而這樣的傳銷組織，不僅摧垮了很多已經離開傳銷的的人的經濟和心理，更是形成了隨時危害社會的有形組織。 而且，這些組織開始“遍地開花”，規模越來越大，嚴重威脅到社會的安全。
與傳銷相比，保險算是個相對正常的行業。 保險業的行銷人員主要在國家和國際大保險公司的管理下，操作相對規範。 雖然“成功學”在保險業也是在持續給人們洗腦，但是相對來說還算克制。 因為，保險業屬於獨立作業，過分的洗腦直接會引起人們的反感，不容易拉攏人心。而且，保險行銷人員往往性格外向，感情容易得到宣洩，所以心理上也相對正常。 當然，如果透過現象看本質，保險同樣是一個讓人非常警惕的領域。 因為，從事保險的人們只有一個目的：賺錢。而賺錢這個原動力，必須比傳銷的還要強得多，才能夠激勵保險行銷人員。 而保險行銷人員風裏來、雨裏去，遭受很多白眼，而且不增加自己的任何實質性技能，其精神支柱就是賺錢。 如果不是單單為了賺錢，緩解自身的生存與經濟壓力，那麼絕大多數人都將離保險而去。 從個人的態度和能力上，保險行銷人員與做傳銷的相比，不論在分析思考能力、人際交往能力、積極主動性上，都要強得多。但是，由於賺錢的欲望和壓力，讓大多數做保險的人在不知不覺中，形成了非常扭曲的心態。 當然，中國大多數人都處於非常扭曲的心態中，做保險的只是其中一部分。 但是，由於這個人數200多萬的群體更加積極、更加活躍、與社會各個層面的聯繫更加廣泛，與人溝通和影響人的能力越強，因此他們的社會影響力也就越大。 那麼，過去人民幣貶值的過程，已經給這些保險行銷人員造成沉重的心理壓力。 隨著人民幣價值進一步向印刷品價值靠近，那麼這個200多萬人的群體心理支柱完全崩潰。 那麼這個人群中，一些人將利用自己在外在形象、溝通表達、揣摩人們的心理、個人進取心等綜合優勢，以更加活躍的方式行動起來。 不過，因為其中大多數人已經 慣于以“錢”為唯一目標的文化，或者說唯一的信仰是“錢”，那麼往往會只從自己的利益角度出發，推動社會的的暴/民化趨勢特徵。 如果說110年前，義和團的目標是“刀槍不入”；那麼現在，人們的目標是“錢”，或者說是錢所代表的資源。 在社會資源全面枯竭，人口數量巨大的背景下，人們很容易受到宣傳鼓動，然後以無序的方式不擇手段爭搶資源，也就是“偷搶桃子”，讓整個社會陷入更深刻的災難中。 而保險從業人員則可能即是這樣的災難的鼓動者，又是這種方式的受影響者。
與保險業行銷人員群體的性格外向形成明顯的對比，職業股民們的性格大都比較內向。 這些人往往是社會中的失落者，在2005-2007年的股票大牛市中，也參與到“全面炒股”的行列。 當時，在整個股市上漲的背景下，這些人拿出自己的積蓄參與炒股，賺了不少錢。 於是，他們開始學 各種所謂的股票理論，覺得自己也能夠成為巴菲特、索羅斯。 而炒股賺錢後，他們又覺得炒股來錢快，隨便做一做就可以“養家糊口”，做得好還可能買車買房。 所以，他們放棄了本職工作，專門從事炒股的“事業”。 但是沒想到，從2008年開始，整個行情急轉直下，讓這些人心理充滿了痛苦與憤怒。 他們呼籲zf救市，認為股票已經跌得太多了。 但是沒想到，他們的要求無效，股市“一瀉千里”，讓他們損失慘重。 這時候，他們既自責，又把自己的失敗歸咎於社會。 同時，隨著他們在市場中的經驗逐漸積累，也讓人們開始意識到股市的根本問題。 尤其是在股市走牛的時候，大量的資金炒作、大量的新股上市、大量的股票增發、規模巨大的“大小非”入市、隨意變更的政策，同時上市公司“一毛不拔”，每一個現象的發展都進一步把過高的股市“打回原形”。 而每個“利空消息”的出臺，都讓這個群體發現，原來在中國炒股並不是依靠技術和經驗，而且靠背景（也就是權/力）。 自己在想著賺錢的時候，沒想到自己的錢成了其他人的“菜”。 所以，這些本來就是人生不如意、希望借助炒股而暴發的人們，再一次從希望快速轉為絕望。 那麼，隨著人民幣的快速貶值和股市的衰竭，這些心理上絕望的人們在面臨經濟上的絕望境況。 而且，由於他們中的大多數屬於性格內向的人，而這些性格內向的人將更加容易走極端。
中國的大學生是最聰明、最具有冒險精神、最有知識的群體。 但是，因為對於“知識”的定義不同，導致聰明和冒險精神的價值也不一樣。 中國的教育從大學開始倒推，以高考指揮棒指導高中、初中，直到小學和幼稚園，再到家長教育，整個是“成功學”的系統工程。 西方是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千年思想，通過大學教育，讓學生能夠獲得經過兩千多年積累下來的、被證明是正確的知識和技術，引導學生在真實的世界中進行競爭。 中國在最初的將近30年，系統地消滅大學教育，最近30年雖然恢復了大學，但是從1990年代開始又進行“教育產業化”，同時強化“洗腦工程”。 在西方教育讓孩子們從小認識到生存的不易，讓孩子們認識到競爭的殘酷性，並且通過激發孩子潛力，更聰明地應對競爭，並且通過競爭“打”出自己的生存空間的時候，中國教育則告訴孩子，通過死記硬背就有了一切，也就是更加廣義的“成功學”。 在這樣的情況下，最近5-10年畢業的大學生，等於是家長專門花十幾萬、幾十萬，然後耗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讓孩子經歷了無數的痛苦折磨，最後把聰明的孩子變成廢品。 按照家長和孩子共同耗費的時間、精力和金錢來算，絕大多數孩子上完大學後，其虧損程度不亞於做傳銷。而且，大多數大學生畢業後，也只是拿著一張文憑，然後有很多幻想，但是根本不知道如何應對現實中殘酷的世界。 所以，很多大學生畢業後找不到工作，不是思考哪里出了問題，讓自己失去工作，而是在窮困潦倒中（花了家裏太多的錢、精力和自己太多的時間）不知何去何從。 於是，大學生比農民工收入還低的情況出現了，“蟻族”成為熱門辭彙，很多大學生陷入傳銷中不能自拔。 在這樣的情況下，很多大學生還顯得非常有“涵養”，覺得國家也不容易，然後甘願為國家分憂，然後自己去當蟻族還覺得很“幸福”。 很多大學生看出了自己的問題主要在於社會，但是因為從小就只會死記硬背， 慣於被洗腦，而從來不會自己主動去思考問題、分析問題，所以很容易受他人蠱惑，聽到似乎“為自己說話”的人，就以為是自己的“救星”。 這些大學生沒有想到，自己厭惡一個騙子的時候，在輕信另外一個騙子，實際上自己被人賣了，還要幫被人數錢。本來大學生群體是最有希望成為社會變革的群體的，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大學生很可能成為另外一個暴民群體。 這是最令人擔憂的情況，如果大學生不能以冷靜、理性的方式對待社會現實，而是採取70多年前的態度和行為方式，那麼中國就全完了，可能在我有生之年都看不到中國恢復元氣了。
四、 企業主階層、大中城市“中產”階層和其他城市受益階層。 先說一個寓言故事：成年雄獅體態龐大，鬃毛茂密，威武不凡。 一頭野豬看了之後，心裏既羡慕又妒忌。 所以，他決定自己也要像雄獅一樣“強大”！ 於是，他就開始拼命地吃，結果他的體型真的越長越大，最後終於比獅子還要重。 然後，野豬志得意滿地走到雄獅面前，要跟雄獅比一比誰更龐大，也想自己將來像獅子那樣耀武揚威。 沒想到，雄獅旁邊的兩個母獅快速撲過來，三口兩口將野豬撕碎。 這些獅子在撕咬吞嚼的時候，心理想：“這頭豬………” 富庶的中國一次次被外族入侵，讓外族屠殺和奴役，實質上就是這樣的文化思維，讓人們在“同一塊石頭上”，一次次地跌倒。 現在，中國希望像美國那樣發展和強大，進行大量的出口，沒想到自己長了一身肥膘，一方面讓日韓賺了大錢；另一方面讓澳洲中東俄羅斯等國賺了大錢。 那麼，民強才能國富，中國的國際現狀是由國內的社會現狀決定的。 而國內的現狀是，經過了十幾二十多年，農民又窮了下去、農民工本來收入不錯，現在也很差，中小城市和縣鎮也都窮了下去，民眾的“膘”都被刮走了。 那麼，過去十幾年“肥起來”的沿海地區和核心大城市，就開始成了下一個“肥豬肉”。 大量的出口加工企業已經倒閉，那麼這些老闆把剩下的錢用來買了房子；大量的“中產階級”和白領也開始老去，由於存錢很容易貶值，所以人們也大量買房、買股票。 同理，很多既得利益階層也是擁有大量的房產、股票、汽車等等。 隨著房價持續上漲，人們似乎感覺到自己的財富在增值。 但實際上，當人們關閉企業，然後把錢買房子的時候，已經意味著自己辛苦的積累，被價格高於成本十倍、幾十倍的房產吸走，人們擁有的只是財富這種“幻覺”。 這就像旁氏騙局，最初旁氏公司一直在給大家高收益的承諾，然後大家很高興，把越來越多的錢放到旁氏公司。 但是到某一天，旁氏公司突然關門，人們的錢“血本無歸”，這時候人們悔之晚矣。 現在，中國的企業主很少有約伯斯那樣，一次被打倒，然後再站起來，為了理想而不是為錢而努力創造。沒有約伯斯的堅持，沒有約伯斯盡善盡美的追求，就不會有人跟著說：“算我一個”。 那麼，也就沒有那種以一往無前的勇氣，改變整個產品、改變整個企業、改變整個行業、改變整個社會的領導和團隊。 所以，中國人就在虛幻中沉淪，由富到窮，由窮到絕望，由絕望而成暴民。
總之，在全國的人們都在想著“摘桃子”的時候，已經沒有人想著去“種桃子”，偷搶騙成為社會的主要文化潮流。 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人們將面臨大規模的水、糧、基本用品“荒”，進一步刺激偷搶騙的社會文化盛行。 現在，中國已經不是古代的銀本位，所以可以通過印發鈔票，在人們不知不覺中，就把人們積累的物質財富全部洗劫一空。 再加上有了現代化的傳銷、股市、樓市等工具，社會民眾的財富已經全面枯竭。 有了“按揭”這個現代化工具，讓很多為了買房的人們，辛辛苦苦幹了很長時間，還倒欠著錢。 在這樣的背景下，整個社會已經全面瓦解，大多數民眾處於絕望之中，社會的暴/民化表現越來越強。 另外，印刷人民幣速度不會減緩，通貨膨脹正在加劇（參考動態通貨膨脹分析），也將加速經濟的全面瓦解。 50年前，“戲班子文化”導致了全國性的瘋狂，然後人們餓死數千萬。 到了現在，“戲班子文化”又引發了又一次的全國性瘋狂，而這次的社會基礎已經是“流民社會”，而流民正在對社會實現“合圍”。 所以，未來情況將如何演化，難以預料。
（“文化成果論”告一段落。 請大家理性跟帖，或者不跟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