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偏他的境遇又是金庸男主中最惨的，可以说是靠山山倒靠人人跑。
不断被排挤和歧视的杨过，仅仅靠少数几个人对他的爱支撑着活下去，然而即使零星的爱，都那么的得来不易。
身为孤儿的他，幼年丧母缺乏母爱，好不不容易有了欧阳锋和郭靖给了他父爱，两个父爱之间又是水火不容，被郭靖送到全真教又遭遇校园霸凌，自己当长辈看的唯一对他好的小龙女却突然要当他老婆，等他好不容易想通了想娶小龙女，却被所有人所不齿，自己尊敬的老爸竟然是败类，自己尊敬的郭伯伯竟然是杀父仇人，等这些矛盾好不容易解决了，自己的一条胳膊却被人砍了，小龙女也从此失踪生死不明。
这要搁到别的小说和影视剧里，不黑化个几十次都对不起这剧情，其实坏人也有坏人的群，也有做为坏人的舒适区，然而杨过却又一次成为异类。
即便发现自己的杀父仇人是好人，因而混在了坏人群里，他也没有成为一个称职的坏人，而是屡屡在反派即将得手时从中作梗，对犯罪同伙使绊子抽板凳，可以说干啥啥不成，拖后腿第一名。
于是，特立独行的他，混成了史上第一个正派反派都人人喊打并群殴的角色。
做为一个遍体鳞伤的“作精”，杨过之所以不容于世，是因为他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挑战正派的现有规则。
有人认为挑战正派的活一般都是反派来干的，此言差矣，坏事做尽的反派，反而能很好地证明正派的正义和存在价值，被正派所不容却又不做坏事，甚至还做了很多好事，这对正派来说才最为致命。
就如同古墓派的存在是为了当全真教的敌人一样，杨过天生就是为了当正派的敌人，但他的对手不是赵志敬，挑战赵志敬这种正派中混杂的小人，并不足以挑战正派。
杨过的对手，从来都是代表着理学的郭靖。
郭靖比其他人更能体现理学的优点，他不仅从小就接受了“仁义礼智信”的教育，而且生性淳朴热情，又因出生于大漠，因此既没有沾染儒家的迂腐之气，行事还干脆利落勇猛豪爽。
平时的郭靖，做得多说得少，“敏于行而讷于言”，而每到关键时刻，却有锐不可当的豪侠之气，迸发出耀眼的光芒，对于杨过的离经叛道，也因他并没伤人而往往巴掌高高地举起后又轻轻落下。
因此，郭靖可以说将儒家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
但杨过的出现，却给了儒家理学重重一击，完美地绕过了接受儒家思想教育的他，在行为跳脱，饱受儒家文化责难的前提下，不仅没有误入歧途，还每每路见不平，螂臂挡车。
更加神奇的是，这样一个遭人唾弃人人喊打的杨过，东邪认他当义弟，西毒认他做儿子，南帝对他一见如故，北丐传他打狗棒法，这是因为真正睿智的人，已经透过表面，看到了他身上所具有的，世上真正珍贵却被儒家丢失的东西，一颗赤子之心，这同样也是当年启动儒学的力量。
杨过不仅仅是用一己之力暴露了理学自身的所有缺陷和问题，更是从根本上动摇了理学的地位。
如果说没有接受儒家思想教育的杨过也能成才，甚至屡屡违反理学道德标准，也能成为顶天立地的大英雄，而被儒家理学思想熏陶过的许多人，却做得没有他好甚至身败名裂，致使儒家的所有缺点暴露无遗，那么儒家存在的意义又何在呢？
其实儒家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杨过内心想要刺杀郭靖时和郭靖的一段对话。
“郭靖道：“前几日你郭伯母念给我听，我便记下了。你想中国文章之士，人人都会做诗，但千古只推杜甫第一，自是因他忧国爱民之故。”杨过道：“你说为国为民，侠之大者，那么文武之术虽然不同，道理却是一般的。”郭靖听他体会到了这一节，很是喜欢，说道：“经术文章，我是一点也不懂，但想人生在世，便是做个贩夫走卒，只要有为国为民之心，那就是真好汉真豪杰了。”
杨过的聪明机警，偏激敏感，注定了他对任何人的苦口婆心都带有天生的防备心理，也注定了他总有一天会走偏，而这世上唯一能拯救杨过的，也只有郭靖。在杨过三番五次想要刺杀郭靖，逐渐向黑化发展时，正是郭靖用自己用人不疑的宽厚和坦诚，将杨过从迷茫摇摆中彻底拉了回来。
杨过的抉择，在于电光火石之间郭靖说过的话，“为善即善，为恶即恶，实无定则，但在每人心中一念之差而已。”
世事真的很难预料，杀死理学的往往不是新生思想，而是理学中的赵志敬，而站在郭靖对立面的杨过，曾经对郭靖喊打喊杀的杨过，最终却救了郭靖，正如全真教曾经的大敌古墓派，最终却在全真教遭遇灭顶之灾时拯救了全真教一样。
诸多新哲学，都起源于旧哲学，也有诸多旧哲学，最终于新哲学中浴火重生。
所以，杨过的出现，向所有人提出了问题。
犯错，就一定罪该万死吗？哪怕已经承受了惩罚？
又或者，应该怎样定义犯错？理学所定义的犯错，就一定是犯错吗？难道这种定义就没有值得质疑的地方？
正相反，如果苛求人人都不犯错，人人都百分百正确，那样所有人的路将会越走越窄。
而正是像杨过这样横冲直撞的人，才能用自身的头破血流，为大家蹚出一条更宽的路，为大家开拓出更多的生存空间。
郭靖和杨过所进行的思想交锋，事实证明有些是杨过错了，有些是郭靖错了，但在共同面对生灵涂炭时，两种不同的思想最终却选择了和解和包容。
也许人类本质上都是同一类人，也许所有思想有一天终会互相融合，互相谅解，又或是殊途同归。
杨过和郭靖之间的矛盾，体现的是不同思想对待欲望的矛盾。
理学自从宋末元初成为主流思想之后，欲望渐渐演变为一个贬义词，被认为是人性中的阴暗面并有意加以剔除。
当然，宣扬禁欲确实能维护孟子“性本善”理论，提高人民整体素质，也为放政于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种规则也有其弊端，只能防君子不能防小人，遇到欲壑难填但却擅于做表面工作颠倒黑白结党营私搞事情的小人例如赵志敬之类的就没辙了）
但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告子曾经提出一个和性善论性恶论都不太一样的观点，那就是“性无善无不善”，那个时候，欲望曾做为一个中性词被大大方方地加以讨论。
欲望，做为一种情感，担任着对人类自身的奖赏机制，可用以慰藉容易受伤的心灵，并提高了在社会中摸爬滚打后的成就感和幸福感。
美食和情欲，由于能够以最直接，最简单的方式让人达到心灵的满足，做为欲望界的两位大佬，毫无争议地占据了C位。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是孔子说过的话，在孔子那个时候，还没有三从四德贞节牌坊，虽然世道很乱，但天还很蓝，水还很清，圣人还不会论斤称。
但是，多年以后社会对欲望的态度，最终改变了这一切。
因此，金庸用《玉女心经》来反映中国性文化的历史，也隐喻了欲望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演变。
《玉女心经》，其原型可能来自《素女经》、《玉房指要》等中国古代性学宝典。
其中《素女经》，是中国最早的性启蒙宝典，据说是战国到两汉时期编写完成的，文风和《黄帝内经》相似，采取的是素女和黄帝之间一问一答的形式，讨论了do爱的各种场合，心情，姿势，深浅，次数，优生优育之法，以及男科妇科病的治疗方案，车开得那是四平八稳，一本正经。
在该书中，性爱不仅仅是性爱，还是生命之大和谐，提倡“男欲求女，女欲求男，情意合同，俱有悦心”，鼓励情投意合的男女双方勇往直前，共同享受性爱带来的快乐。
做为一种健身运动，性爱的姿势分为“龙翻、虎步、猿搏、蝉附、龟腾、凤翔、兔吮毫、鱼接鳞、鹤交颈”共九套标准的广播体操，只要每对夫妻坚持不懈地做下去，不仅能够改善月经不调等症状，还能做到“七伤自除”、“百病不生”。
图文版《素女经》一经问世，便广受大众欢迎，成为老百姓的枕边读物，而素女，也从此成为了老百姓心目中的性爱女神。
开天辟地的中华始祖黄帝，出现在一本性爱知识普及教材中，这在现在简直是大逆不道。但在当时，性，或者说是情欲，代表着的是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并没有什么值得藏着掖着的，更不是什么羞耻的事。
因此，那个时候的文学大家，也乐于写一些没羞没臊的性爱小品文，例如唐代白行简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
当初孔子编纂的《诗经》，头一篇就是《关雎》，内容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男欢女爱，《诗经》更成为蒙童课本，要求每个熊孩子都会背，这也表明了以孔子为首的中国古代哲学家对大众“谈恋爱从娃娃抓起的”殷殷期望。
《诗经》里面还有一些更加大胆的诗句，但孔子却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既然在早期哲学家眼里，情欲原本自自然然坦坦荡荡，那为什么之后中国会向禁欲方向发展了呢？
就像儒学诞生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一样，理学也诞生于物欲横流声色犬马的唐宋时期，理学的目的是为了治疗这个即将“娱乐致死”的社会。
而“娱乐致死”的原因，当时的哲学家认为是由人性的弱点——“欲望”所造成的，因此只要去掉欲望中邪恶的成分，也就是“存天理去人欲”，人类就能实现自我完善，而社会也不会因为缺乏道德，穷奢极欲和贫富分化而导致混乱和崩溃。
理学成为主流之后收效也很显著，受礼教和道德约束，人们变得彬彬有礼，谨言慎行，做坏事的人也不敢那么明目张胆了。
那么是否可以说，人性中的欲望和邪恶因理学而渐渐消失了呢？
理学大家张载曾经说过，物质不会凭空出现，也不会凭空消失，只会从一种形态变成另一种形态。
当整个社会以性别、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礼教道德、血统、名誉等来对人进行等级划分时，歧视链就形成了。
羞辱是一种最安全的暴力行为，你可以把最刻毒的语言发泄到任何或熟悉或不熟悉的人身上，还可以提高嗓门找来旁观者，通过和围观群众互动，观察被羞辱的人痛苦表情，甚至逼着对方无地自容到投河跳井，以此来体验一种奇妙的快感。
这种罪恶不同于谋杀，但却更甚于谋杀，不仅杀人，还要诛心。
因此，代表情欲的林朝英，只能在活死人墓中和她的丫鬟一起修炼《玉女心经》。
即便两人都同为女性，赤裸上身，双掌相对练功，画面似乎也有点暧昧。
从唐宋时期开始，缺少了男性怜惜，甚至被男性所伤害的女人们，从失望发展到互相安慰，女性的温柔体贴，很好地相互慰藉了心灵的缺失。
个别女性开始了自组CP，自娱自乐，形成了不可阻挡的女同风潮，其中又以清代为胜，称作“自梳”，又叫“行客”。
羞辱文化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通过羞辱伤害的方式发泄着内心的黑暗，一方面确实也震慑住了一些犯罪行为，对邪恶有所抑制。
因此，羞辱文化并不足以释放全社会人性中的所有欲望。
所以那些人性中的欲望，包括罪恶，必须通过其他更畅快的渠道发泄出来。
那是一个天然存在的巨大空间，里面大到足以装得下世间人性中的贪婪，凶残，猜疑，放荡，偏执，虚伪，血腥和暴力，包括空降屠村的恶人，以及千奇百怪的妖魔鬼怪。
当然，我指的不是锁妖塔，也不是天涯论坛，而是戏剧。
戏剧，做为一种以冲突、矛盾和反转为噱头的文艺方式，里面必然有好人，更有坏人，有善良，更有邪恶。
为了吸引眼球，戏剧里面的坏人必须要比好人多，坏人也必须要比好人更得势，因此等到结局反转，好人取胜时，才更有震撼力。因此，在戏剧中，任何罪恶都是被允许的。
和现实生活不同，在戏剧中，正派和反派要黑白分明，具有脸谱化。
坏人们要么坏得肆无忌惮，狗仗人势，狐假虎威，欺男霸女，草菅人命，要么坏得道貌岸然，做了伤天害理的事，还试图掩盖自己的罪恶，把黑的说成白的，给自己脸上贴金，为自己的罪恶找理由。总之，戏剧中的坏人，总能用自己的种种人性丑陋，衬托出好人的真善美。
观众通过观看戏剧中的坏人做恶，释放掉现实生活人性中隐藏的犯罪因子，又通过观看结局恶人的悲惨下场后内心的畅快淋漓，把内心的阴暗和不满，通过观看剧情发泄到恶人身上，然后通过看到好人有好报，又成功找回了三观。
在戏剧和观众的互动中，制造负能量做坏事的是戏剧中的人物，不是观众，承受负能量的悲惨遭遇和接受惩罚的，也是戏剧中的人物，不是观众，因为自己是反面角色而被歧视被羞辱的，还是戏剧中的人物，而不是观众。
因此，从头到尾，观众什么错误也没犯，什么惩罚也没得到，只是一个旁观者，但由于目睹平时看不到的社会罪恶，借反派之手得以实施，观众还能对反派进行羞辱。观剧过程中，观众不仅心灵的光明面和阴暗面同时得到了彻底释放，还能通过谩骂反派和看反派被反噬，趁机发泄出日常生活中积攒多时的一口恶气，并稳稳地守住了三观。
因此，戏剧，成为了理学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以安全的方式调节社会压抑感，释放人性和欲望的核心力量。
中国古代文艺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盲人弹唱艺术，其原因是由于古代文艺赚钱很轻松，本着帮贫扶弱的精神，因此这种轻松赚钱的行业都会让盲人等社会弱势群体来做。
戏剧刚开始只是单人说唱艺术，唐宋时期开始出现了有剧中角色具体形象的傀儡戏和皮影戏，而到了理学普及的元朝，中国戏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并开始了真人扮演，也就是Cosplay ，而“元曲”，也成为元朝这一朝代的闪光点之一。
而欲望中的情欲，由于不可能毫无遮挡地通过戏剧这种在大众面前公开表演的方式发泄出来，因此，色情小说横空出世。
色情在元曲《西厢记》的唱词里还是半遮半掩，而到了明清时期就彻底放飞了，其中以《金瓶梅》最为著名。
但遗憾的是，大部分中国古代戏剧作品，包括色情小说，到了清朝中期都因大量收缴民间藏书而被大量销毁，而留在国家图书馆的孤本，也因为清末的侵略和战乱被偷运到欧洲去了。
由于戏剧身处虚拟世界，而观众却身处现实世界，因此之间看似无界，但却有着天然屏障。
自从有了戏剧，人们便有了舒适的人性观赏区，借由剧中的角色，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和释放自己内心深处的欲望。
在金庸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符合理学审美，并且在欲望方面，尤其是情欲方面有所节制。
而代替观众释放情欲的，一般都是欧阳克，田伯光，云中鹤之类的反面人物。
这并不是因为金庸本人的保守，而是因为金庸深知欲望隐藏的另一面。
欲望虽然出自天然，并没有正义和邪恶之分，但它有毒，而欲望的毒性以情欲最甚。
在《神雕侠侣》中，金庸用了情花之毒来指代情欲的毒性，也同时映射出了其他欲望的毒性。
情欲情欲，没有掺杂任何感情的性欲，根本就不配称作情欲，只有用情至深的情欲，才能叫做情欲。
世上最毒的毒药，莫过于情花之毒，只有情花之毒，才配称得上是万毒之王，锥心刺骨的穿肠毒药。
情花毒分两种，一种叫做“不可得”，另一种叫做“得而复失”。
这次金庸大胆启用一个正面角色，至情至性的杨过，做为情欲大片的男主角，替大家去释放情欲，替大家去以身试毒。
而大家则可以在安全距离内看个清楚。
反正在这场大戏中，除了杨过本人，以及个别入戏太深把自己当角色本身的Cosplayer之外，并没有谁会真正中毒，对吧？
欲望的毒性，包括情欲的毒性，我认为毒在“得失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