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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诸位，道大喜，人民政府了不起！
了不起，修臭沟，上手儿先给咱们穷人修。
请诸位，你想周全，东单、西四、鼓楼前；
还有那，先农坛，五坛八庙、颐和园；
要讲修，都得修，为什么先修龙须沟？
都只为，这儿脏，这儿臭，政府看着心里真难受！
——老舍话剧《龙须沟》
久负盛名的北京人艺剧院有三大保留剧目
——《茶馆》、《骆驼祥子》和《龙须沟》。
三个都是老舍先生的作品，反映了庚子国变到1950年前后，北京城最不堪回首的那段往事。
尤其是《龙须沟》，1951年上映，轰动全城，最后周总理亲自去剧场看戏，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后来整个剧组去了中南海演出，成为了毛主席进京后看的第一场话剧。
而《龙须沟》剧本节选，也变成了中学课本的入选文章。
龙须沟虽然有名，然而，如果你问一个现代的北京人——龙须沟在哪里？
他十有八九答不出来，因为这个活在中学课本中的地名，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普通北京社区
——北京天坛街道金鱼池社区一部分，二手房房价大约9万到10万。
但是对于这条臭沟的整治和改造，却成了标志，开启了共和国轰轰烈
烈70年的城市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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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被中学课本记住的还有，1949年3月13日召开的党七届二中全会。
虽然，在高考考点上，关于这次会议，我们需要记住的重点包括：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工作中心由乡村转到城市，以及糖衣炮弹等经典词汇。
然而会议还讲了一个我们现在都很陌生，但是影响50年新中国城市建设的名词——消费城市+生产城市。
按照经典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有人类世界的城市分为两类。
一类负责生产，比如盛产煤炭的大同，京津唐并称的河北唐山。
一类负责消费，比如唐山的紧邻，刚刚被解放的尚未定都的北平城。
当然还有介于二者之间，消费和生产都比较发达的当时北方第一城——天津。
不过，和现在鼓励生产，更鼓励消费的21世纪内循环经济不同
当时对于这两种城市，却是完全两个态度，对消费城市极度厌恶，对生产城市极度推崇
——“将消费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
（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原文）。
而四天后出版的3月17日的《人民日报》则更加开宗明义，直接社论标题就是《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在文中提出
——旧中国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统治阶级所聚聚的大城市（像北平）大都是消费城市。有些城市，早也有现代化的工业（像天津），但仍具有消费城市的性质。
他们的存在，对内依靠剥削工人，对外依靠剥削乡村，人民政权进入大城市后，绝不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而要消灭这种现象，就必须把消费城市改造为生产城市。
“改造消费城市，建立生产城市”，实际上就是新中国城市建设和发展的第一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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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进城赶考的我党，在1949年到1952年，并没有马上开始改造和破旧立新，而是进行一系列的改善和整治城市环境卫生的活动。
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龙须沟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天坛公园旁的沟里臭水和蚊虫让周边百姓居住环境十分恶劣，沟沿儿附近几家硝皮作坊和染坊排出的废水和焦渣堆一起排到水沟里，加上多少年没人清理的粪便、垃圾，让整条沟都充斥着恶臭。
1950年2月，北京市第二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议，决定修建龙须沟下水道工程，终于经过一年多的整治，龙须沟从明沟变成暗渠，周边居民生活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图：完成第一次改造的龙须沟环境：
除了改造沟渠，那几年北京政府还进行一系列的城区大扫除工作，包括动员7万人清除垃圾，疏浚了陶然亭、积水潭和紫竹院等首都水系。
可以说，在上海新政权靠米棉之战赢得了民心，在北京新政权靠大搞卫生也赢得了民心。
两招都是极高明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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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新中国发展元年则是1952年，因为这一年召开了一次足以载入新中国城市发展史的重要会议——全国第一次城市建设座谈会。
别看就是一个“坐谈会”，然而却做出了几项至今影响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规定，并沿袭至今。
第一、中央成立国家城市建设局，在最重要的中国39个城市中成立城市建委。这个机构便是现在影响中国所有城市发展的规划局+建委+住建局+土地局的四局集合体。
第二、39个城市每个城市都要开展城市规划，将城市建设项目分为；调研+道路+自来水+上下水+公园绿地+电车+公交+防洪+桥梁+轮渡+煤气，可以说这就是日后中国基建狂魔的出生证。
第三、以上是市级城市建设局的任务，那么国家城市建设局的任务是什么呢？
对，做总计划，具体来说即使把国家当时所有的城市分四类：
1、重工业城市
2、工业比较重大的城市
3、工业比重不大的旧城市
4、一般城市
下图就是当时城市的分类：
虽然“手心手背都是肉”，然而一张表格，太清晰不过的表明：当时在国家的心中，谁是亲儿子，谁是干儿子，谁是侄子，谁又是外甥。
可以说，这张小小的表格，在改开之前的30年，直接决定了这些城市半个世纪的城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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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套重点建设的城市分类，不是中国土产，而是地地道道的苏联进口思想。
在新中国城市建设的初期，苏联扮演者异常重要的角色，同时也对这个过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用这个关系打一个比喻。
1950年到1960年，中国城市建设的大舞台上，中苏联手说了一段相声。
但是，郭德纲是苏联，我们则是于谦。
早在国共内战中期，大决战尚未打响，苏联慈父斯大林，就开始谋取在华势力的扩张。然而南京那边抱紧了美国的大腿，他就只能去赌中共，因此1948年苏联已经派专家组到中共控制的东北根据地去修复铁路，算是投了一笔天使投资基金。
然后，就是三次决战，当中国大陆大局已定江山必将易主时候，苏联一看自己风投成功，马上加大投资，1949年，刘少奇访苏，除了拿回了大笔贷款和支援，苏联直接就开始成规模的派驻华专家。
新中国则对于苏联专家是非常欢迎的，不是因为本国专家不够用或者水平不足，更重要原因则是信任问题，一位国家领导人曾经告诉苏联首任大事罗申：
——我们从国民党那里接收了工程师和专家大约2万名，而他们大多数人的政治观念是反动的，亲美的。
图：年画《中苏友谊万古长青》
可以说，不管是谁，从1840年之后，那个“外来和尚好念经”的思维，在我们的脑海中总是挥之不去，虽然一会儿这个和尚说英语，一会儿说俄语，一会儿说德语。
不过，上层的欢迎，不代表底层的态度，在50年代初期，大鼻子蓝眼睛的俄国人始终不能很好的融入国家的各项建设中去。
为此，政务院（即国务院）在1950年专门出台了一个《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发挥苏联专家作用的几项规定》，要求对于苏联专家要虚心，要合作，要欢迎，尤其不能因为苏联专家比国内专家多拿几十倍工资而眼红。
毛主席在政协一届四次会上闭幕词，更是强调——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
所以，对于我国各个方面的管理机构，流程、制度，在改开以前你都可以看做是一个苏联国家制度的山寨版。
苏联有苏维埃，我们有人大，苏联有计划委员会，我们有计委，苏联有城市建设委员会，我们当然也要复制一个，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四类城市分类，实际上也是苏联对于城市基本分类方法。
不要觉得那时候，我们很傻，实际上在50年代苏联才是整个亚非拉国家的灯塔，这个国家只用了30年从农奴制变成了社会主义，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强大的工业国，从一个大而不强的欧洲地区强国变成了一个可以和美国分庭抗礼的世界强国。
有点像前几年恒大、碧桂园迅速崛起超越，几乎国内的所有房地产公司从“学习万科好榜样”变成“学习恒大快周转”道理是一样的。
都不要嘲笑历史中的人物傻叉，因为我们都不是上帝，没有上帝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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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回城市建设，从1952年开始，国家陆续邀请很大一批苏联专家来华指导工作。
而且这些专家不但是顾问，更是老师，我们就拿政府为这些苏联专家指定的来华计划来看。
1、每周两个上午苏联专家要讲课，内容就是苏联城市规划的理论和实践。
2、中国专家跟随苏联专家出差，听取苏联专家的意见。
3、将苏联专家的意见，向北京领导汇报，同时监督落地执行。
仅仅一个北京市的城市建设规划，苏联就配了城市规划专家2名，天然气工程专家1名，供暖专家1名，公交车工程专家1名，工程设计专家1名，建筑师两名。
在后来的北京城市建设委员会中，除了不管事的主任是当时市长兼任，剩下管事的副主任除了梁思成先生，剩下的都是这些苏方的专家了。
图：被邀请参加国庆活动的苏联专家代表
你现在是不是就理解了，为什么我说苏联专家实际才是50年代中国基建大舞台的逗哏演员。
这数以千计的专家中，有几个特别有名：
穆欣—代表作：上海城市1953年规划，石家庄1953年规划，郑州1953年规划，
巴拉金—代表作：吉林市1954年规划，包头市1955年规划，1953年武汉市规划等。
萨利舍夫—代表作：1955年西安规划，1958年南宁规划
克拉夫秋克—代表作：1953年沈阳规划，1954年株洲规划
可以说，那几年中国当代90%的大城市都有了自己第一版规划，洛阳、桂林、兰州、湛江、天津、杭州等。
而这些规划要么直接出自苏联专家之手，要么苏联专家提出了非常重大的规划修改意见。
比如说洛阳那种“脱离旧城建新城”的模式，历史证明就是一种非常有远见的建议，而这个建议提出者就是当时一位叫希辛斯基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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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苏联专家也不都是对的，在很多情况下苏联专家也犯了一些错误。
比如，在郑州专家穆欣在郑州市1953年规划上进行修改，并亲笔画上了郑州那条唯一的解放后倾斜45度修建的人民路主干道，事后被郑州市人民讥笑为“不东不西，不是东西”。
不过，郑州人民路的错误和下面这个错误比较起来，就不算啥了。
比如，在北京历史的新城叠着老城建的方针和彻底拆迁北京城墙，就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虽然，我党建国把当时北平定位首都，然而未来的北京究竟是什么城市定位却无人拍板。
图：梁思成和林徽因
1949年6月，著名学者梁思成《人民日报》上撰文，提出城市要满足居住、工作、游息，交通四大功能，而需要避免“只顾自己建工厂、不顾文物、不顾风景、不顾人民休息”的主张，虽然梁老师批评的是欧美城市，但是实际上把生产摆在第一位的苏联规划风格在这个问题上做的更甚。
果然，1949年，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就提出了“北京大工业城市”的建设计划。
计划要点如下：
1、北京除了是文化、科学、艺术的城市，也应该是工业城市，现在北京工人阶级占全市人口的4%，但是莫斯科是25%，所以北京要大建工厂，把这个比例提上来。
2、要有个类似于红场的地方可以进行典礼和游行，在北京的轴线地方，形成城市的绝对中心。后来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天安门广场的来历。
3、在广场两侧要有宏伟的，代表国家精神的建筑，于是就有了国家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而这两座建筑的原址，则是明清的重要机关——朝廷六部衙门。
4、最关键的则是新行政中心建设，苏联专家建议就在北京老城进行修建，第一方便工作人员上下班，第二可以大大节约建设周期和成本。
洋专家这个方案一提出，马上遭到了很多中国土专家的反对，而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不但反对，又马上提出了自己的方案，这就是历史有名的北京规划——梁陈方案。
图：梁思成的北京规划方案
两个方案最大不同就是一点：到底是老城改造变成行政中心还是离开老城建新城，双方争论的非常厉害。
梁思成认为苏方方案劣势：
第一会破坏整个老北京的文物价值。
第二会造成未来过多功能的叠加，从而形成人口过分密集。
第三交通不好组织，尤其是沿着长安街建各个部委和行政大楼，会让办公效率降低，从某个大楼到某个大楼距离增加，同时行车和停车都是问题。
而且办公楼本身就挨着主干道，成天和车声尘土为伴，不得安静，非常妨碍工作和健康。
当然，梁陈方案也有缺点，主要就是“贵”，按照苏联专家的测算，用这种离开老城建新城的方案会增加至少40%的成本，因为无法利用原来老的建筑，而且未来北京政府必须年年背负巨额的员工交通费用，十分不划算。
于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方案被放在了中央政府的案头，最终苏联方案被专家接纳，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问题也都知道了。当时的会议纪要明确了选择苏联方案的理由
——首都要集中一切可以积累的资本用于工业，把北京从一个消费城市变成一个生产城市，发展工业史最中心的任务，必须以最经济方法进行行政中心建设，以最经济的方法让北京更加美丽和现代化。
一个字，还是穷。
有时候，贫穷限制了想象，这句话，不但说是人，更是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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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这个错误方案之下，一系列的令人遗憾的错误继续进行。
比如，拆毁了大量的具有保存价值的胡同，这个活动直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还在进行，不过那时候是为了建部委大楼，而现在是为了建商品房小区。
各种王府、明清衙门的古建筑被多如牛毛的行政单位占据，改造，里面的装修布局彻底拆除，至今北京还有许多类似于这样的行政机构占着古迹不能搬出。
最令人遗憾的就是北京城墙的彻底拆除。
图：未拆除时北京的城墙
北京古城墙周长约24公里，墙基宽24米，墙通高12-14米，全部为土夯墙，表面为城墙砖，厚8-10米，是中国典型的古城风貌遗址。
然而，作为最重要防御工事的城墙，在北京变成行政中心之后，必然会影响交通。所以拆城墙就开始被人屡次提及。
图：梁先生为城墙设计的空中花园方案
每当这个建议被会议讨论，清华大学的梁思成就坚决反对，所以一直没定下来。
终于随着北京行政中心建立，让这个城墙变得越来越不方便，拆城墙成为大家的共识。
不过，执拗梁先生一直还是在阻止，不过已经被打成右派的梁老师话已经没人听了，查阅最后的会议纪要，梁老师居然用这样的理由挽救城墙
——万一敌国打过来，北京要打防御战，城墙也是架机枪的好地方呀，所以还是别拆。
这就是知识分子的不识时务，哪个新生的政权，哪里想听到这样的未来预测。
不但如此，《人民日报》刊登署名汗夫的《拆除和兴建》一文，对梁思成等作了不点名批评：“去年，东西四牌楼拆除的时候，听说有人心疼得一夜睡不着觉?
于是终于，北京城墙被拆除，让历史最终留下永久的遗憾。
在这个事件带动下，合肥、济南、长沙等城市纷纷拆除城墙，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的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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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和苏联专家所犯错误相比，这些专家所做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还拿北京来说，在一五、二五期间，这个古都发展迅速，达到了历史上发展的最高水平，尤其是解决了长期困扰北京的几个问题。
第一、水的问题。
北京自古吃水困难，在明清只有皇家才能吃上较好的玉泉山的泉水，平民老百姓只能吃水质较差的井水。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分三步走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步，引永定河水，形成首都的主要河道。
第二步，引潮白河，滦河水源，同时利用十三陵水库，密云水库，解决十年京津用水问题。
第三步、通过桑干河引黄河入京，这个思路和现在的南水北调中线思路非常相似。
第二、建立初步的大型国有企业体系
刚建国的时候，北京工业实力并不强，不说和东北的沈阳、长春，长三角的上海、南京相比，就是和同为北方城市的天津、青岛，北京在工业方面都是弟弟。
图：北京电子管厂开工仪式
为了让北京从一个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苏联专家做出了大量的努力，比如把156工程的北京电子管厂、战略火箭生产总厂以及金属结构厂落地北京。
而且又新建了一批国有企业工厂，让北京初步从单纯政治中心变成了北方的工业中心之一。
第三、搭建了现代北京的骨架
当时苏联人为北京做了1954年和1957年两版方案，北京今后半个世纪的建设实际上都是在这两个方案指导下进行的，目前北京的尤其是四环内的北京，道路骨架，铁路枢纽、电源分布，河流规划、供排水骨干工程实际上都是在这两版方案确定的。
而北京，则是中国上百个在苏联指导下新建城市，改造城市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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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国来看，在苏联的帮助下，从1952到1957年，中国城市建设取得成绩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尤其是内地得到了大的发展，重点工业项目的建设改变了二十世纪我国工业分布严重集中于沿海，严重依靠殖民资本的现实。
当时，提出来国防工业项目必须布置在后方的地区，除了造船外，其他工业都要摆在敌机轰炸不能到达的地方，这客观上让内地省份得到了非常好的发展机遇。
不过，在轰轰烈烈的城市建设过程中，我们也出现了“四过”问题。
所谓：规模过大，占地过大，求新过急、标准过高”的问题。
1958年，我国经济上开始搞“大跃进”，城市建设方面自然也不能免俗，从1958年到1960年，全国新设城市44个，城市人口从1957年1个亿变成了1960年的1.3个亿。
不但如此，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工厂建设也出现了一些毛病。
比如，工厂建设间距太大，占地太多，造成管线延长，建设费用增加。
比如，企业追求“大而全，小而全”，不能集约利用配套资源。
城市建设方面，有过分追求形式主义的问题，不注意地形条件，只强调了广场、对称、放射、美观，而忽略了实用性。
我相信似乎这些问题放在现在对于我们大伙也不陌生，实际上形式主义，可以说是跨越时代的存在。
结果，1960年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让农业陷入困境，城市人口的猛增和农产品短缺造成了严重矛盾，国家被迫压缩城镇职工，大批人口被迁出城市。
为了保证稿件安全，这个问题我们不多讲，而这三年对于中国城市化也产生了不良影响。
1957年，我国地市以上城市176个，在三年时间内河北宣化，山西侯马、辽宁朝阳等32个城市被撤销编制，这是我国新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城市化出现倒退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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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末，中苏闹崩，这里面不评价其中的是非曲直。
对于中国刚刚开始的城市建设则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因为很明显，学生还没毕业，老师却没了，在今后的道路上只有学生自己独立摸索了。
然而，这个“学生”一开始独立行走，就一下子掉到了坑里。
1958年，全国在青岛召开城市规划工作座谈会，基于当时大干快上的社会风气，规划工作也提出了一个“快速规划”的方法。
号召每一个城市——三年改观，五年大变，十年全变，把中国所有城市实现现代化。
这个号召在各个地方落地，造成了很坏结果。
全国很多城市，直接把快速规划变成边规划边建设，或者没有规划直接建设，但是提出的口号是“市政建设大跃进，卫星工厂满天飞，需要什么就办什么工厂”，大批工业区向城区蔓延，主城街道工厂遍地开花，在城市各个角落都建起来小高炉。
这种情况，直到1962年大跃进停止才平息，回到了正常的轨道。
不过，从1965年开始，上面的方针又变了，提出“以国防建设第一，加强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新方针，同时开始了为期十几年的三线建设。
国家去搞大三线——西北+西南，各省有自己的小三线，不过由于把国防和安全放在了第一位，而不是生产，这场持续十几年运动争论较大。
比如1967年，国家向贵州投资了87亿元，这笔钱现在看着不大，实际上当时可以一笔巨款，是解放后16年政府向贵州总投资的1.2倍，但是由于采用“工厂分散在山区，秘密进行建设”的原则，厂子分布过于分散，呈现天女散花布局，生产效率实在不高，直到改开初期，还没有收回投资。
很快，就到了1966年的文革，城市发展和城市规划就更加没有人管了，比如我国最著名的城市规划教育机构——同济大学的城市规划专业，文革一开始就是停了规划课，剩下的学生只能去学建筑工民建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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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共和国从1949年到1979年，30年间的城市发展历史，你会发现这个过程非常曲折。
第一阶段，1949年到1952年，是新中国城市发展的准备阶段。
城市发展主要工作还是在处理民国时期的主要城市遗留问题，比如城市卫生，比如河道疏通。
第二阶段，1952年到1958年，是新中国城市发展的黄金阶段。
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我们完成了中国现代90%以上大城市的规划、新建、改造，那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就是“减少消费城市，发展生产城市”。
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急切的说，我希望未来在这里看见数不清的工厂烟囱，就是这个时代主要的声音。
第三阶段：1958年到1966年，新中国城市发展的独立探索阶段
这个时期，我们城市规划和发展工作处于波动和徘徊中，城市发展受到了政治空气的相当影响。
第四阶段：1966年到1976年，新中国城市发展的停滞阶段，至于为什么，大家都知道。
写出名著《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与前景》的学者刘易斯芒福德，曾经说过一句名言
——真正影响城市规划发展的是深刻的政治和经济转变。
2000年的封建皇权，需要像故宫和天坛那样的金碧辉煌的建筑，来表现君权神授，来表现帝国威严，但是它的底色却是天坛边的龙须沟居民臭气熏天的恶劣生活环境。
建国初，新政权的工业大建设，发展生产型城市，需要通畅的交通，林立的工厂，自然就不会顾及那些存在百年以上的，连解放战争都没有摧毁的高大城墙。
60年代后紧张的国际局势，时刻存在战争爆发危险，则要求城市发展，必须首先满足安全和国防，至于效率则需要往后放。
至于改开之后，掀起的经济建设高潮和房地产开发热潮。
急于住上现代电梯居室的群众和急于买地卖房的开发商，则谁也不会心疼被拆迁永远也回不来的北京胡同和四合院。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城市发展就是政治和经济，是当时政治目标的最大具象体现。
而那些不符合当代政治使命的城市的国家部分，则会被时代抛弃。
比如被美国人追捧加州硅谷，而抛弃底特律。
被中国渐渐被遗忘的东北，被人推崇的长三、珠三。
不可能有脱离政治的城市，不可能有脱离政治的城市规划。
理解了它。
你就理解了新中国“城”长的烦恼，因为在它的背后则是中国政治和经济成长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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