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时接受体温检测的学生
文/晓宇
可能我的微信朋友大多毕业于五大政法院校的缘故，昨天的朋友圈，被《五校连枝！今天，我们一起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加油！》一文刷屏了。这是多年未有的盛况——毕竟，司法部下辖五大政法院校的历史，已是20年前的老黄历。
而看着看着，十七年前“非典”时的场景又浮现在眼前。尽管时光荏苒，很多记忆已经模糊了，但有些事情却并未走远，和今天武汉这场全民战“疫”似曾相识。
最早一例“非典”是在广东河源出现，随后在广东中山、广州、深圳等地相继出现，甚至出现了医护人员被感染的例子。然而，官方对此讳莫如深，一些地方报纸和媒体还出现了“辟谣”的文章，声称根本不存在所谓“不明原因的肺炎”。
那时还在读大四，社会阅历没那么丰富，向来相信官方的权威。寒假回到广东，看到周围的人神秘兮兮地传说一种传染性很强的“肺炎”正在蔓延，我还非常不在乎。为了显示自己的“理性”，我甚至还把报纸上的文章剪下来，在家里给父母“科普”，让他们别跟风去买什么板蓝根和白醋——那时，一瓶白醋已经涨到五六十元一瓶。即使到医院看病，我也坚持不戴口罩，为此，还和父母还吵了一架。
直到开学那一刻，我还坚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因为，2月18日央视公开宣布，“广东省部分地区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确定为衣原体”。主流舆论也一直在强调，肺炎可防可控。一个例证是，那一年举行了中国足球队和世界冠军巴西足球队的友谊赛，现场观众高达数万，这是一个有疫情的样子吗？
返回武汉，远离疫情中心，整个社会氛围更是一片风平浪静。和宿舍的同学聊起寒假见闻，我提到了前段时间家乡抢购板蓝根、白醋的事情，还调侃说，早知道板蓝根这么畅销，放假前应该从武汉批发几箱子回去，也可以发笔“小财”。
那时获得信息的途径非常有限，不像现在一样，拿起手机就可以刷新各类新闻。我的各类信息，都来源于报纸和电视新闻。唯一一个稍微先进一点的通讯工具，就是BB机。那也是为了找工作方便联系才配的。
也不记得什么时候了，记得新闻播出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会见国内外记者时，还一脸轻松。张部长在会上表示“中国局部地区发生的非典型肺炎，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印象最深的是，当时张部长看到现场一名外国记者戴了口罩，还略带调侃地说：“在座的各位戴不戴口罩都是安全的。”此话一出，现场传来阵阵笑声。
那时，虽然BB机不时会有广东的同学传过来的留言，在叮嘱我注意安全。而那时的我，根本没把疫情当回事。走上武汉的街头，也基本没看到几个戴口罩的。那时，整个武汉风和日丽，波澜不惊，一片祥和。
南方日报质疑央视结论
直到有位高中好友，通过QQ把网传的《南方日报》报道发给我，我隐隐感觉到，事情似乎没那么简单。钟南山当时公开质疑中央媒体关于“病原体是衣原体”的结论。据说，当时还在某个场合放“炮”，质疑官方“疫情已被控制”的说法，称：“根本就没有控制！现在病源不知道，怎么预防不清楚，怎么治疗也没有很好的办法，病情还在传染，怎么能说是控制了？”广东的高度紧张和武汉的波澜不惊形成鲜明对比。
进入4月份后，关于非典的话题渐渐多了起来。后来才知道，卫生部张部长向媒体记者公布：“北京非典患者只有12人，死亡人数为3人。”时，截止4月4日为止，仅北京一家301医院的非典患者就已经达到了46例。
和今天一样，2003年4月1日，美国政府召回了所有驻香港和广东的非必要外交人员及其家眷。美国政府同时也警告美国公民，除非必要不要到广东或香港访问。2003年4月上旬，中国的官方媒体对SARS病例的报导已经开始逐渐增多。但主流的声音，依然是疫情已经有效控制。
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SARS的致病原为一种新的冠状病毒，并命名为SARS病毒。也记不清什么时候了，可能是4月中旬左右吧，武汉出现了第一例“非典”患者，整个城市开始“动”了起来。
学校向师生印发了详细的关于“非典”防控的宣传资料，还给每个宿舍配了体温计。每天寝室长都要报告同学们的体温情况。在教学楼，也安排了人，用红外感应的体温计给同学们测体温。
校园里，身穿白色防护服喷洒消毒液的工作人员也多了起来。下课回到宿舍楼，楼道里常常是一股消毒水的味道。有条件的同学也戴上了口罩。
印象中，一些女同学的口罩非常卡通，设计成米老鼠等卡通形象，戴着非常可爱，也引起不少回头率。当然现在想起来，这些口罩也许挡挡雾霾还可以，能不能有效防护病毒入侵都是问题。
但那时，对这些文科生来说，也没那么多的疾病防护知识，感觉嘴巴上有个东西罩着就安全了，哪里像现在，专业到区分什么N95，还是普通口罩啊。更多的人还是非常不在乎，该上课上课，该打饭打饭，该上网上网，该上图书馆上图书馆。
虽然在电视上看到北京、广东已经如临大敌，高校也已经封校，而我们还是总觉得非典离我们很遥远。一方面，因为天佑武汉，非典时武汉几乎没有出现几个病例，另一方面，也与官方一直强调疫情可防可控，大家都很不在意有关，也许，这就是无知无畏。
非典时期的抗疫纪念封
后来，听说是华中师范大学吧，出现了一例非典病例，各高校也开始紧张起来。应该是4月下旬5月初这样子，为了减少感染的机会，学校开始限制学生外出。没特别的事情，寝室之间也限制走动。这时才想起，工作已经基本有着落的、宿舍留守的几位兄弟才想起，是不是该买点东西预防下。
我们去到校医院，想请医生开点板蓝根，却被告知：这药早就断货了，要过几天才有新货。到超市想买点醋到宿舍熏熏，发现连白醋也不好买，要么价格太高，感觉不划算，要么干脆就没货。后来，还是宿舍老三下狠心从民院一个小卖部买回了一瓶。
据说，当时武汉很多餐馆吃饭，都要喝天地一号的，甚至有的人直接半瓶子醋一口干掉。除了板蓝根外，武汉有一种药材也特别好卖，那就是金银花。非典前，十块钱可以买一大把，而非典期间，一斤要100多元，而且还不好买。看来，其实老百姓还是非常紧张的，只是我们太过大意了。
校园网络论坛上，关于非典的话题也渐渐多了起来。大家都为当时的白衣天使感到由衷的敬佩。也有不少同学贴了或真或假的预防偏方。印象中，有个帖子说，如果感染了非典，早期使用罗红霉素，绝对药到病除。下面一堆同学跟贴，真是满满的法律思维：话题聚焦的不是这药到底有没用，最终聚焦到在网络发药方，是不是非法行医了。两种观点互不相让，辩得一塌糊涂。
也不知道学校什么时候开始解除管制措施的。因为这些管制措施其实并不严格，不像北京一样严格封校封宿舍楼。虽然也有管制，但并不影响我们的活动。学校出现过一些发热的同学，但一检查，都是普通感冒什么的。可以说，非典期间，老天还是非常眷顾武汉的。
然而，多年以后在回想，这既是老天的眷顾，同时也让这座城市丧失了应有的警惕。
如果当时武汉出现了类似广东、北京的疫情，在新冠疫情初现时，我们是否还会重复当年的错误，直到隐瞒不住了才公开疫情？
如果当时武汉出现了类似广东、北京的疫情，在防护措施上，我们是否会当机立断，一步到位把疾病控制在局限区域，不至于扩散到全国？
当然，历史不存在假设。我们相信，最终的胜利属于英雄的武汉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