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定一:我当生猪押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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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陈旭东 摄)

我当生猪押运员
文丨宋定一
1973年8月,我作为回城知青从茶陵县七地公社回潭,在家等候知青办的接收手续。一天,母亲下班后告诉我:“明日安排你押运生猪去广州。”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湘潭县外贸公司每年都有生猪出口香港的任务。公司配备专职押运员,承担湘潭至广州(深圳)货运列车生猪押运职能。每年的七八月份,是生猪出口的旺季,县外贸公司的押运员人手紧张,都需要聘请一些临时工协助生猪押运工作。因我母亲是湘潭县肉食公司干部,平日与县外贸公司联系较多,我近水楼台多有机会押运生猪去广州。
众所周知,香港地狭人稠,农业产业薄弱,尤其是鲜活食品供应困难。为了解决他们的“菜篮子”问题,1962年初,中央决定开通内地至香港“三趟快车”,由临近各农业省份为香港供应鲜活商品。
当时供应香港产品要求是:活猪每头在120斤左右,活鸡每只1.5斤以上,活鸭每只2斤以上,活鹅每只4斤以上。“三趟快车”风雨无阻,定期、定班、定点,每天开行三趟,被形象地称为港澳同胞的“生命线”,直到2010年6月光荣“退役”。
鲜活产品押运工作是很辛苦的,但收入相对比较高。很多人争着去做这份又脏又累的差事。那时刚参加工作的押运员月工资才18元。我第一次当生猪押运员,往返时间不到一周,回来报账后净挣10元,相当于半个月工资还多。
在湘潭火车站货站(即昔日煤栈)处,清点好生猪数,办好交接手续后,我的生猪押运员工作正式开始。运输生猪的车厢,是一个60吨的火车车皮,分为上下两层。下层全部装猪,上层的中段和猪隔开,宽度大概1米,供两个押运员休息。押运员从带活猪上车,到送达广州(深圳)活口基地,全程都是“人畜共眠”。我们不仅要管生猪的吃喝,还得看护它们,甚至有时还需要给打架的猪当“调解员”。
车上有水箱,带有麦麸和米糠,撒在猪槽里,每天喂养三次。盛夏气温很高,每日要按时给生猪冲澡降温,冲洗猪栏。工作量是非常大。最苦的是要忍受刺鼻的气味。夏季,车皮里的温度高达45℃,高温混合着生猪粪便的气味,让人作呕。
我们货运列车到达大的火车站都会停靠,车站有专门的接待站为押运员服务。趁着列车加水、维护之机,我们便抓紧时间吃饭。吃饭很便宜,只需二三毛钱,且伙食不错。
从湘潭至广州,货运列车的运行时间为两晚三天。抵达终点、办完商品交接手续后,我们便一身轻,在广州押运员接待站休息一晚,次日便乘上返湘的旅客列车。
作者简介:
宋定一,男,出生于1951年2月,大专文化,中共党员,笔名雨点、盖木,曾任中共雨湖区委副书记、区纪委书记、调研员。现任湖南省新君子•新乡贤讲师团成员、湘潭市老干部志愿宣讲团副团长、雨湖区中共党史联络组长。退休后,曾先后主编《中共雨湖区历史》《雨湖区志》《雨湖区委大事记》等计300万字,有文集《路在脚下》《袖手无言味最长》《心态的力量》《清心•一论》《“五进”报告集》先后问世。

编辑丨杜博文
审核 | 张建明 刘义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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