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叶企孙、赵忠尧一样，杨承宗也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字。
1911年，杨承宗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21岁时，从上海大同大学毕业。
杨承宗的恩师是郑大章（1904年-1941年8月14日），而郑大章的老师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化学家玛丽亚·斯克沃多夫斯卡·居里（Maria Skłodowska Curie，1867年11月7日—1934年7月4日），——即享誉世界的居里夫人。
得益于受严济慈和钱三强的推荐，杨承宗后来去法国留学，加入居里夫人实验室，又师从居里夫人的女儿伊莲娜·居里，跟随其夫妇学习放射化学。
1934年，居里夫人唯一亲传的中国弟子郑大章获得博士学位，返回祖国，担任刚刚成立的北平研究院镭学研究所副所长。
彼时，整个研究院其实就两人，一个是郑大章，一个是自己带的学生杨承宗。
此郑大章非彼郑大章，不是那个西北军将领、汪伪军事参议院院长（1891—1960）。郑大章于1904年生于安徽省合肥县东乡撮镇（今属肥东），其祖父郑国魁系淮军名将，于李鸿章有救命之恩。他的父亲郑伯衡，民国初年曾任内政部长和吉林省省长。1920年秋，年仅16岁的郑大章从北京高师附中毕业，便负笈西行，到法国勤工俭学。在通过了语言关后，1922年他考入巴黎大学理学院，并选择化学作为主攻方向，后师从居里夫人，成为亲授弟子。
20世纪30年代，放射化学在国内一片空白，基础研究条件几乎为零，无论是资金还是设备，都极度缺乏。师徒二人为了振兴该项事业，克服千难万险，最后终于成功完成了中国第一次阿尔法粒子的放射实验，并成功制造了盖革计数器。
1936年，正当师徒二人准备大展拳脚，在国内进一步搜寻铀矿时，蓄谋已久的日军按捺不住，在华北挑起事端，战争一触即发，形势十分危急。为了防止阶段性研究成果和所里来之不易的诸多实验仪器落入敌寇手中，杨承宗临危受命，单枪匹马奔赴上海，在那里组建了新的镭学研究所，并为实验室南迁来回奔波。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郑大章的舅舅摇身一变，成了大汉奸。他在小日子的授意下，对郑大章百般威逼利诱，试图迫使其担任伪职教育部长。郑大章宁死不从，后趁乱逃至上海。
彼时，由于战局混乱不堪，后勤供应和科研资金业已断绝。与北平相比，师徒二人的科研条件变得更加艰苦。为了省吃俭用继续研发，师徒二人连火柴梗都舍不得扔掉，有时为了做实验，一根火柴要用好几次。
岁月清苦，条件简陋，师徒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相互勉励，继续研究，一同完成了论文《关于射线的散射》。
1941年，郑大章罹患重疾，因无钱及时诊治，最后在苏州小巷里的一座祠堂中不幸逝世。痛失恩师，杨承宗备受打击，忍不住嚎啕大哭。
由于深受恩师影响，杨承宗决心继续先师遗志，完成他未竟之事业。
1944年，汪伪政权强制接收了位于上海的镭学研究所，并派人力劝杨承宗留下来继续从事研究。面对汪伪政权干将、大汉奸褚民谊派来拉拢的汉奸走狗，发誓不与汉奸为伍的杨承宗轻蔑一笑，愤然离去。
1946年，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夏天，35岁的杨承宗突然接到了一封写着法文的信，发信人竟是伊莲娜·居里夫人。
信上说：“杨先生，因着严济慈先生的推荐，我很高兴地欢迎你到居里实验室工作。”
杨承宗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捧着信一读再读，仍旧感到匪夷所思。
直到时任镭学研究所所长的严济慈向他亲口确认：
“去吧，你想要学的那里都有。”
原来，在严济慈的推荐下，钱三强（1937年在严济慈的引荐下，前往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向玛丽·居里的女儿、著名科学家伊莱娜·居里介绍了杨承宗的爱国事迹，伊莱娜·居里深受感动，欣然接受杨承宗到居里实验室学习和工作。
随后，在双方的安排下，杨承宗于1947年怀着前辈的殷殷期望与对科学的无限向往，踏上了前往法国的轮船，开始了4年的逐梦之旅。
彼时的居里实验室，聚集着全世界最优秀的原子能专家，为杨承宗的科研学习提供了良好学习氛围和环境。
进入居里实验室后，杨承宗师从诺奖获得者伊莲娜·居里夫妇学习放射化学。
他知识渊博，工作认真，勤勤恳恳，幽默风趣，很快便赢得了身边同事们的一致认可。
1951年6月，巴黎大学博士论文答辩现场。一篇名为《离子交换分离放射性元素的研究》的论文获得“优秀”等级，引得全场瞩目。
论文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来自中国的杨承宗。
杨承宗获得博士学位后，整个实验室都希望他能留下来，继续共事。
为此，居里实验室特意向杨承宗颁发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聘请书，除了说明继续聘任两年外，还特别说明：“年薪为555,350法郎，另加补贴。
这可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
但对杨承宗而言，没有什么比建设新中国更有吸引力了。虽然明知回国后工资只有每月1000斤小米（价值约100元），他仍旧婉言谢绝了法国研究机构的聘请。
因此，此时的他已经接到钱三强从国内发来的一封电报。该电报转达了周总理的殷切期望：欢迎留学生们早日回国效力。并辗转托人带给他5000美元的科研采购经费。
杨承宗动情地说：“当时的5000美金，就是在法国也是一个很值钱的数字，你想，我们国家建国之初，那么困难，（组织）给了我5000美金，我的心能不懂吗？”
所以，面对国家百废待兴的局面，面对重托，杨承宗没有半分迟疑。他当即谢绝了法国方面的聘请，用这笔辗转托来的5000美元购买了大量与原子能研究相关的书籍、仪器、药品。
可是，这笔钱对于科研而言，只是杯水车薪。很快，经费就用完了，实验用的仪器却依然没能凑够。
见此情形，杨承宗将自己在法国四年积攒下来的存款全部取了出来，一口气买满了13个大木箱。
此时的国际环境波谲云诡，中国面临着局势十分复杂，压力很大。米利坚政府不仅发动了朝鲜战争，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还时常叫嚣着用原子弹把中国炸回石器时代。一时之间，核打击的阴霾笼罩在中国上空。
而法国在米利坚的要求下，对中国实行科技禁运，严禁一切高科技仪器流入中国。
得知杨承宗要回国的消息后，伊莲娜·居里在庆祝杨承宗博士论文通过的酒会上，微笑着高高举起酒杯：“为了中国的放射化学。”
临行前，杨承宗把实验室的钥匙交了出来，伊莲娜·居里却说：杨啊，实验室的钥匙就不要交还了，回去留个纪念，居里实验室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着！”这番话杨承宗永生铭记，那把钥匙也一直被他珍藏着。
同时，在伊莲娜·居里的帮助下，杨承宗得到了10克碳酸钡镭的标准源和一台测量辐射用的100进位的计数器，——这些都是原子能科学研究的利器，在当时的背景下，是不可能随随便便买到的。
临行前，伊莲娜·居里的丈夫、诺奖得主、时任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的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特地约杨承宗进行了一次十分重要的谈话。
约里奥·居里特别叮嘱道：
“你回去转告毛泽东，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必须自己拥有原子弹。原子弹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你们也有自己的科学家。”
伊莲娜·居里与丈夫约里奥·居里夫妇
等到启程的那一天，伊莲娜·居里又担心地说道：“杨，我真为你发愁，这么多仪器，你可怎么走啊？”
杨承宗满心都是回国的喜悦，根本没意识到，他要携带的的是满满十三大箱珍贵的科研仪器，有的还是敏感的禁运品。
伊莲娜·居里再次伸出援手，特意给杨承宗开了证明信，并派出得力助手布歇士一路护送他到马赛港。
1951年10月，杨承宗带着十几箱珍贵的科研器材、制剂和从伊莲娜·居里那里获得的10克碳酸钡镭标准源，历经曲折，从香港回到了一穷二白的祖国。
杨承宗安排好工作后，就去苏州接妻子和儿女。
妻子拿出一大叠欠债账单放在他面前，他一下愣住了，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在法国时，家中生活竟如此困苦。
怎么办？
他没有向组织申请报销，而是偷偷地把自己心爱的蔡斯相机和欧米茄手表变卖了。
此后将近40年，这位业余摄影爱好者，再也没有钱买一台像样的照相机。
归国后，杨承宗想起约里奥·居里的嘱咐，立刻将这番话向钱三强进行了转达。
钱三强听完，收敛了笑容，郑重其事说道：“我要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汇报。这是非常机密的大事，我们对谁都不要说，哪怕是我们的妻子，也不要讲。”
随后，钱三强把约里奥·居里的秘密口信汇报给了党和国家领导人。
后来，中央又专门派人向杨承宗核实口信，并且再一次强调了这件事的保密性。
杨承宗原本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可是对于此事他却一直守口如瓶。
直到1988年10月，二机部老部长刘杰才正式公布了当年约里奥·居里请杨承宗向毛主席传话的事。
钱三强的夫人、著名科学家何泽慧听说后惊讶地说：“啊！这个三强，真会保密，连我都不告诉。
回国后，杨承宗首先进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担任第二研究大组主任。
当时，中国已有意发展原子能事业，且在核物理研究方向聚集了不少知名专家。然而，在同为基础学科的放射化学领域却人才寥寥。杨承宗的回归，恰好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1953年，杨承宗接到一个特殊任务。
中科院近代研究所需要中子源，而北京协和医院里恰好有一套废弃的提氡装置，修复好便能用于科研。
当时，北京协和医院为了医疗需要，斥巨资从美国购买了500多克镭，为了防止镭这种放射性极强的元素发生泄漏，医院工作人员将镭元素密封在一个玻璃容器中，外加一个保险柜锁牢。
杨承宗便带着两个年轻学生赶到了医院地下室。
可是，到了现场杨承宗才发现储藏镭的玻璃装置早在解放前便被严重损坏，小小房间里弥散着放射性气体，污染十分严重。
而此时，楼上住着的，都是毫不知情的病患，倘若不尽早处理，后果难以预料。更何况，医院里还有许多医护人员，倘若不及时处理，那么整个医院的人都将时刻面临辐射的威胁。
杨承宗立刻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他当即选择修复受损容器，封闭镭源。无奈当时物资紧缺，条件有限，医院并没有齐全的防护设备。找不到防护设备，杨承宗看着与自己一道过来的两个年轻学子，为了他们的大好年华，毅然决定独自处理事故。
杨承宗冒险“肉搏”，独自靠近贮藏镭的保险柜。
他小心翼翼打开保险柜，以最快的速度将放射源处理妥当，并用水将其密封。
由于判断准确，修补得当，经过一系列紧张又迅捷的操作后，他终于在短短一个小时内成功封锁辐射源，化险为夷。
此次修复工作完成后，不仅消除了医院的安全隐患，还为研发原子弹的中子物理实验提供了珍贵的放射性样品，可谓皆大欢喜。
然而，谁也没想到的是，在处理放射源时，杨承宗的右眼过近接触放射源，受到了超剂量的辐射，事后导致了长期的不可逆的损伤。这种损伤遭受的痛苦极其漫长且难以忍受的，他的视力一点点减退。
这一切，杨承宗没有抱怨，而是硬着凭着坚强的毅力、咬紧牙关默默承受了下来。
于他而言，用自己的一只眼睛换取许多人的安全，值得，值得。
1955年夏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邀请杨承宗等中国科学家前来作陪苏联科学家，宴会上一贯看不起中国的苏联科学家在看到杨承宗时，不由显出敬佩之色，因为他们知道杨承宗在法国时师从居里夫妇，他所具有的科研水平，是在座所有苏联专家无法比拟的。
可见，杨承宗在科研领域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成就。
1956年6月，杨承宗秘密完成了一项非常重要的使命，他不顾放射性污染的威胁，乘坐着装有特殊勘测设备的飞机，只为收集美国在比基尼岛实验核武器时，飘散的放射性核微粒，整理出了大量相关核素据，为我国日后的原子弹研制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杨承宗的带领下，放射化学研究室很快走出了新中国第一批放射化学人才。1956年下半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主攻放射化学的研究员已接近40人。
为了更多地培养放射化学人才，杨承宗亲自编写教材，筹建实验室，首开“放射化学”和“铀化学”等专业课，还同时挤时间去北京和清华授课。
1961年4月，我国的原子弹研制工作遇到短板，原子弹是否能够成功研制，关键在于铀235能否被提炼出来，如果不能处理铀矿就根本谈不上提取铀235，自然也不利于中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在天然铀矿中，铀235的含量只占有千分之七，只有把这千分之七的铀提炼出来，才能得到裂变材料，但是我国的铀矿品质太低，铀235的含量甚至可以低到只有万分之几，换言之，只有将那百分之几的铀提炼出来，才能得到一点点铀，而原子弹的研制要需要大量纯度很高的铀235，可见此次项工作是多么繁杂。
1961年4月4日，一辆小车突然把杨承宗接到了专门研发原子弹的二机部。
办公室里，等待他的是时任二机部部长刘杰。
彼时，中苏交恶，苏联专家全部撤回，科研所人心涣散，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肚子都吃不饱，原子能事业的发展也受到了严重影响。
刘杰把杨承宗安排到了二机部第五研究所主持大局，他深感责任重大。
五所秘密从事的工作是铀矿石的冶炼与提纯，杨承宗心里清楚，接下来奋斗的一切，都将和原子弹紧密相连。
杨承宗刚到五所时，面临的是一个苏联停止援助、撤走专家，又深受极左路线和反右倾之害的烂摊子，科研秩序混乱、人心涣散。垃圾、加工后的废矿渣、未破碎的矿石随处堆放，整个所区就像是一个破旧的工地。
面对五所简陋的厂房、胡乱丢弃的冶炼矿渣以及混乱的科研秩序，杨承宗没有时间叹气和抱怨，他打起精神，怀着十二分的热情，开始对这个“废弃工地”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
从保障科研人员的物质生活到增购书籍、设备，从动员职工摆正态度到亲手改良实验装置，杨承宗一心扑在工作上，兢兢业业，用诚挚、有效的行动，日积月累，逐渐扭转了五所的迟暮之气，让它焕发新生，站到了中国原子弹研发的前沿阵地。
不久，一批世界先进水平的水冶流程、新的分析方法和新的有机材料等重大研究成果便不断地从五所产生。五所从一个烂摊子一跃而成全国一流的研究所，我国的铀工业也从无到有，开创了天然铀工业生产的历史。
杨承宗领导全所科研人员，在我国第一批铀水冶厂尚未建成的情况下，在五所因陋就简，自己动手建成一套生产性实验装置。
二机部五所是铀矿选冶研究所，为了不耽误原子弹试爆的时间，杨承宗提出了“堆浸法”提取铀235。
这个方法的具体措施便是就地往铀矿石上淋酸，再将收集的酸溶液进行分离、浓缩等系列提纯，就这样省去了很多的繁杂步骤，节省了大笔资金。
1963年，经过两年多的日夜奋战，纯化处理了上百吨各地土法冶炼生产的重铀酸铵，解决了天然铀矿石在水冶、转化等过程中的众多工艺问题，取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十项科研成果，生产出了符合原子弹原材料要求的纯铀化合物2.5吨，比组织预定的时间足足提前了3个月，为后来“两弹”的成功研发做足了关键原料供应。
但是在科研过程中，杨承宗为了一次重要的工作汇报，耽误了治疗眼疾的最佳时刻，其本来就受到辐射伤害的右眼视网膜彻底脱落，完全失明。但他却无怨无悔，直等到1964年的那声巨响，他说，一切都是值得的。
二机部下文给研制原子弹有功人员晋级嘉奖，由于杨承宗的行政关系隶属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不属于二机部，所以尽管他为此立下了汗马功劳，却与此次嘉奖晋升无缘。
1979年8月，在一次会议休息间隙，杨承宗偶然听到了两位同事的聊天：
“你家孩子今年考上大学了吗？”
“嗨，别提了，就差0.2分！”
一石激起千层浪。
这段对话在杨承宗心里掀起了波澜。
虽然高考是选拔人才的公平方式，但对人才的评定能精确到0.2分吗？多少考生可能会因为阅卷老师的误差，或者自身发挥的失误而痛失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思虑至此，他不禁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为何不为那些同录取分数线接近的考生一个继续深造的机会呢？
1980年6月，杨承宗想开办一所自费走读大学的设想见诸报端，引发社会关注，获得了很高的舆论支持。
在他多方努力之下，1980年10月，中国第一所非公立自费大学——合肥联合大正式成立，杨承宗任第一任校长。
1989年，杨承宗受邀重访居里夫人实验室，他把当年伊莲娜·居里送给他的那把钥匙又还给了实验室，作为这段特殊历史的见证和纪念。
杨承宗90岁时，《当代中国的原子能事业》一书出版，人们才知道了当年居里夫人的女婿让他传秘密口信的事。
杨承宗被誉为新中国放射化学奠基人，曾跟随居里夫人研究放射化学领域，回国后也参与了原子弹研制工作，为核武器的研究立下了不世功勋，但一直以来由于各种原因，他既没评上院士，也得不到两弹一星元勋的嘉奖。
80年增选，他已经不在科学院系统；
91年以后增选，年龄过大，所以也没有评上。
此外，学术界也有学阀，他是法国回来的，与留学英美为主的留学人员不在一个体系，与留苏的也不在一个体系，中国留法归来的人少之又少。
在两弹一星元勋的评价当中，当时重理论、轻实验，对材料工艺等重视程度不够，而且他已经离开了相关系统，单位支持不足……
最后，连他的学生都成了院士，可他依旧默默无闻，没有奖章没有报道，连院士名额都没有。
很多老同事和老领导为他抱不平，他才终于住进了新建的院士楼，并获得了何梁何利化学奖。
其实，杨承宗一生淡泊名利。
对于荣誉得失，他显得异常平静，总是谦虚地说：
“事情做出来就好，别的什么都不要去想。”
“我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为原子弹炼出了所需要的铀，还有就是在中科大办了一个专业”。
2011年5月27日，杨承宗老先生因病去世，享年100岁。
作为著名化学家伊莲娜·居里的高徒，杨承宗宁愿放弃国外高薪，也要回到积贫积弱的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并为国掏空全部积蓄，晚年即使生活窘迫，也不曾向国家索取任何回报。
老一辈科学家毫不为己、一心为国为民的高贵人格令人感佩。
杨承宗被公认为是“没有勋章的功臣”。
他几十年如一日地为国科研，却从不追求虚名。没有他，邓稼先和钱学森绝对造不出原子弹；没有他，我们的国家不会挺直腰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功成何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这是他一生真实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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