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知道前因后果，只看某些人的简介，恐怕永远都发现不了真相。
且来看看一些相关人士的简要介绍，看看他们被美化成何等模样。
1、麦都思
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年-1857年），自号墨海老人。十九世纪著名英国宣教士、汉学家；是英国伦敦宣道会继马礼逊、米怜之后，来华重要的宣教士之一。先后在南洋、上海40余载，从事宣教、著述、出版事工；翻译圣经，设立印刷所，编纂字典，创办报刊，为福音在华的传播及中西文化交流做出重要的贡献。
为扫清福音在华传播的阻力，麦都思向中国人证明西方和中华帝国一样拥有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打破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天朝上国，世界中心的保守思想，消除对西方的蔑视与误解，从而能以谦卑的心态接受救恩。因此，他编著了《东西史记和合》这部编年体史学名著，这是一部东、西方历史同观的史书。全书分上下两栏，上栏记载中国历史大事，开篇为“盘古氏，为开辟首君，生于大荒，莫知其始”，讲述了从盘古开天地到清末的历代王朝兴废。下栏记述西方列国历史，从“亚大麦，当初神天，即上帝造化天地，及造世人”创世纪开始，终于英国近代工业革命。
麦都思亦可称为中国近代报业之发始人和奠基人，在十九世纪的中文出版印刷史上几乎是一位无所不在的人物。他于1823至1826年间在巴达维亚创办了《特选撮要每月统计传》；于1853年在香港创办了《遐迩贯珍》；于1856年在上海筹创了《六合丛谈》，使中文的报刊横跨数个年代。他还对推动西方印刷术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而由他主导从事的中文《圣经》“委办译本”的翻译和出版，更是功不可没。
上述内容引自度娘，其人评价如下，咱们先记住这个“非凡的语言才能”。
麦都思一生著述颇丰，计有中文59种，马来文6种，英文27种，随手一列，便是长长的表单。这样的能力，堪称亚里士多德在世。
《地理便童略传》（Geographical Catechism）
《三字经》（Three character Classic）
《小子初读易识之书课》（Child' s Primer）
《咬吧总论》（History of Java）
《特选撮要》（MonthlyMagazine）
《道德兴发于心篇》（Rise and Progress of Religion in the Soul）
《中华诸兄庆贺新禧文》（Tract on the New Year）
《清明扫墓之论》（Feast of the Tombs）
《基督织言》（Sayings of Jesus）
《普度施食之论》 （0n Feeding the Ghosts）
《妈祖婆生日之论》（Birth-day of Ma-tsoo-poo）
《神天十条圣诫注解》（Exposition of the MoralLaw）
《兄弟叙谈》（Fraternal Dialogues）
《踏火之事论》（0n Walking over the Fire）
《汉语教本》（Chinese School Book）
《东西史记和合》（Comparative Chronology）
《耶稣赎罪之论》（Tract on Redemption）
《乡训》（Vi11age Sermons）
《同答浅注耶稣教法》 （Assembly' s Catechism）
《神理总论》（Discourse on Theology)
《要文选》（Important selections）
《福音调和》（Harmony of the Gospels）
《上帝之存在》（Tract on the being of a God）
《论善恶人死》（Death of the Good and Bad）
《新遗诏书》（New Tes-tament）
《论语新纂》（The Lun-yu newly modeled）
《偶像书编》（Tract on Idolatry）
《上帝生日之论》（Discourse on the Birth-day of Heuen-t' een Shang-te）
《养心神诗》（Hymn book）
《创世历代传》（Genealogy from the Creation）
《圣教要理》（Important Prin-ciples of Religion）
《祈持式文》（Forms of Prayer）
《杂篇》（Miscelianeous pieces）
《真理通道》（Course of Sermons）
《耶稣教略》（Condensed statement of Christianitv）
《耶稣降世传》（Life of Christ）
《马太传福音注》（Commentary on Matthew' s Gospel）
《约翰传福音书（上海方言）》（John' s Gospel in the Shanghae dialect）
《天帝宗旨论》（Discourse on the Divine Perfections）
《十条诫论》（ Brief exposition of the Ten Commandments）
《新约全书》（NewTestament）
《旧约全书》（0ldTestament）
《人所当求之福》（True Happiness）
《救世主只耶稣一人》（Christ the only Saviour）
《人不信耶稣之故》（Why the Heathen makelight of the Gospel）
《失羊归牧》（The wandering Sheep returned to the Shepherd）
《君子终日为书》（A well-spent day）
《岁终自察行为》（Discourse for the New Year）
《恶者不得入天国》 （Who are excluded from the Kingdom of God）
《祈祷上帝之理》（Prayer）
《书者受难获益》（The good Man in Affliction）
《书人考终命》（The happy Death of the Righteous）
《死至猝不及备》 （Death comes like a Thief in the Night）
《新约全书（官话） 》（New Testament in the Mandarin dialect）
《葆灵魂以升天国论》（Discourse on saving the sou1 and ascending to Heaven）
《行道信主以免后日之刑论》 （Discourse on avoiding future punishment，by consistent Faith）
《人当自省以食晩餐论》 （Self-examination on partaking of the Lord' s Supper）
《新约全书注解》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Catechism of Nature（《自然同答集》）
Introduction to the Scriptures（《<圣经>导论》）
Scheme of Christian Doctrine（《基督教教义大要》）
Malay primer（《马来文初级读本》）
Discussion with Moham-medans（《与伊斯兰教徒之辩》）
Search for sin（《察罪》）
Persuasive to Public Worship（《劝行公开礼拜》）
Journal of a Tour through the Settlements on the Eastern side of the peninsula of Malacca（《游历马六甲半岛东岸殖民地日志》）
An English and Japanese and Japa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英日、日英词汇表》）
Account of the Island of Bali，particularly of Bali Baliling（《巴厘岛概述》）
A Dictionary of the Hok-kee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according to the realing and colloquia idoms（《汉语福建方口辞典》）
Translation of a Comparative Vocabulary of the Chinese，Corean，and Japanese Languages（《汉语、朝鲜话和日语比较词汇表（英译）》）
Memorial addressed to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on a New Version of the Chinese Scriptures（《就重新翻译<圣经> 一事致大英圣书公会书》）
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pread of the Gospel（《中国:现状与前景》）
Dictionary of the Favorlang Dialect of the Formosan language，written in 1650 （《福摩沙语的华武浪方言词典（1650）》）
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华英语汇》）
Chinese Dialogues，Questions，and Familiar Sentences，Literally rendered into English（《英汉对照对话、习同、熟语》）
Twenty four Lessons in English and Chinese（《英汉对照——十四课》）
A Dissertation on the Theology of the Chinese（《论神学的汉语表述》）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英华辞典》）
An inquiry into the proper mode of rendering the word God in translating the Sacred Scriptures into the Chinese Language（《<圣经> 汉译过程中“God”一词该如何恰当表述》）
Reply to the Essay of Dr. Boone on the proper rendering of the words E1ohim And Theos into the Chinese language（《对 <Elohim和Theos西词中译同题> 一文的评论》）
The ChineseMiscellany（《中国杂记》）
Reply to the Few Plain Questions of a Brother Missionary（《对传教士阐明几个简单的同题》）
On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word Shin（《“神”一词的真实含义》）
An Inquiry into the proper mode of translating Ruach and Pneuma，in theChinese versjono]fthe Scriptures（《中文<圣经>中 Ruach 和 Pneuma 词该如何恰当表述》）
Reply to the Bishop of Victoria' s Ten Reasons in favour of T' een-shin（《驳维多利亚教区主教[注释: 即四美主教，一译注]支持使用“天神”的十条理由》）
Pamphlets issued by the Chi性ese Insurgents at Nanking（《太平天国宣传小册子汇编》）
Translations from the Peking Ga-zettes，during the years 1853-1856 （《京报（1853-1856）选译》）
Sketch of a Missionary Journey to Tien-muh-san，in Che-keang Province（《浙江天目山传教之旅述要》）
Koo-san，or Drumhill（《鼓山》）
Trip to Ning-po and T' heen-t' hae（《宁波和定海之行》）
Remarks on the Opium Trade（《论鸦片贸易》）
Memorial of the Roman Catholic Bishop Mouly to the Emperor of China（《天主教孟振生主教上中国皇帝的奏折》）
Remarkable Cave，situated in the Western Tung-ting-san（《西洞庭山上的神奇洞穴》）
麦都思被隐藏的另一面
作为英国伦敦会最早来华传教者之一，麦都思还有个译名，叫做米赫斯。他早年曾在南洋华侨中传教，1835年（道光十五年）首次来华，至广州、山东、上海、浙江、福建等地收集情报。
不久归国，1839年复来华。在鸦片战争中,任英国侵略军翻译。
以下资料来源于上海档案信息网，部分有损人物形象的信息在很多教材、历史书、度娘那里都是很难看到的。
这个传教士还利用职务之便，大肆圈地，大发横财。
1848年，麦都思、慕维廉等三名传教士违反规定至青浦传教，同漕运水手发生冲突，受伤而返，英国领事逼迫清政府“惩凶”、“赔款”、“道歉”，史称“青浦教案”。
1848年3月8日，城隍庙开市，各色小贩摆开摊头。麦都思等三个传教士，趁热闹来散发教会传单。
有些山东籍漕运水手讨要“圣纸”，麦都思拒绝提供，因为他知道，“圣纸”给了他们很快就会变成“手纸”。一边不给，一边硬要，喧闹杂沓间有了碰撞，于是中国人喊：“打死洋鬼子！”
麦都思与两个伙伴落荒而逃，后面追着四十多个手持撑篙、锄头、棍棒、铁链的漕运水手，终于被追上，一阵暴打。
青浦县令闻讯赶来制止时，麦都思等已浑身是血。
事后，英国领事胁迫上海官员惩办凶手，同时调动兵舰，封锁上海港，禁止漕船出口。两江总督心下一慌，赶紧派人急赴上海，一定要把案子办得让洋人满意。最后，捕获十名水手，定为“殴打和抢夺财物罪”，各杖刑100板子，为首两人充军。
麦都思从此臭名昭著，据说正人君子都羞与为伍。
彼时，上海人提及此人就咬牙切齿：“哼！那个死洋鬼子！”
麦都思怕当地人找他麻烦，于是在麦家圈养了许多条洋狗来看门。
1845年3至5月，麦都思化妆至江苏、安徽、浙江等地，将沿途所见写成《中国内地一瞥：在丝茶产区的一次旅行期间所见》一书 ，由墨海书馆出版。
此书增加了英国人对中国茶叶的了解程度，也为数年后英国派遣茶叶大盗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了解中国茶叶产区、盗窃中国的茶叶技术奠定了基础。
为了向英国方面邀功，表现出自己的工作是如何富有成效，麦都思在编辑600页的鸿篇巨著《中国的现状与传教展望》时，向欧洲人深入地介绍中国的历史与文明，包括中国的疆域与人口、语言、文化、宗教、礼仪、三大发明、天文学、植物学、法律、医学、绘画、凋刻、丝绸、瓷器等内容。
《中国的现状与传教展望》
在这本书中，他对华夏古代科技评价甚高，如此写道：
“中国人的发明天才，很早就表现在多方面。中国人的三大发明（航海罗盘，印刷术，火药，后来宣教士艾约瑟加入造纸术，形成四大发明之说），对欧洲文明的发展，提供异乎寻常的推动力”。
然而，一转身，在中国人面前，他却一再地表示“西方和中华帝国一样拥有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绝不让西方有任何机会矮上一头。
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过程中,西方传教士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侵略的立场上，极力为本国政府的侵华活动效力，或为“先锋”、或当“军师”、或为斥候，又或起草不平等条约、极尽压榨之能事。
美国传教士雅裨理、文惠廉等四人参与了英军在厦门的侵略活动。英国传教士、医生雒魏林跟随第一批英军到定海，传教士米怜的儿子米威怜随后也到了定海。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则被派到舟山，在英军司令部里任翻译。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传教士们依然是积极的参与者。
2、伟烈亚力
度娘的介绍：
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年4月6日─1887年2月10日），英国汉学家，伦敦传道会传教士。1846年来华致力传道、传播西学，并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1877年返回伦敦定居。一生著述甚丰，有关中国的著作有《几何原本》《满蒙语文典》《中国文献纪略》《匈奴中国交涉史》等。归国前所藏中西文书籍718卷悉捐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不但对西学东渐作出重要的贡献，在东学西渐方面的工作更是功不可没，是公认的汉学家。
上海年华的介绍：
每一个传教士都是吹嘘成了语言学天才，懂几种甚至十多种语言，简直无所不能。
荣誉满满
从中国盗走了2万部书籍，极大地扩充了牛津图书馆的馆藏，还在中国推销了一百本耶经，果然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吹捧他的专著
还有论文
甚至，还有教授准备帮伟烈亚力洗去传教士的身份。
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莫非是从海外留学归来，又或是应邀去过国外的？
反正在其大作中看到了这样的文字，——伟烈亚力并非传教士。
1847年8月26日，伟烈亚力最初是被伦敦会以“印工”身份派来上海的，好么？
所以，他的年薪比传教士低，每年为150英镑，这个传教士身份还要替他洗？
这位大兄弟长期拿低薪，同工不同酬，大闹薪水风波时，情况是怎么样的？如果他不是传教士，如何能要求按照传教士规定涨薪呢？
如果他不是传教士，他如何在写给伦敦会梯德曼的信中说“我无法在基督徒弟兄们当中享有我所期盼的信任与同情”？
伟烈亚力的另一面
根据苏精教授《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的描述，来看看涨薪风波中的伟烈亚力：
美魏茶要求伟烈亚力道歉并撤回发给梯德曼的信件。伟烈亚力拒绝后，站务委员会在1849年10月10日一致决议，向理事会详细呈报事件的缘由经过。
报告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关于过去的误会，即伟烈亚力婚后至1849年4月期间，因要求增加年薪和其他传教士间的争议，已如前文所述；二是关于指控传教士未赋予伟烈亚力承担墨海书馆主任职责一事，站务委员会不但没有否认伟烈亚力的指控，还干脆摊开来说明不让他承担的缘故：“直截了当的原因就是他没有能力承担其事（The short and simple reason is his incompetence to take charge of it.）。”接着就数说伟烈亚力到上海以后的工作状况，包含他的专业能力、态度，以及和麦都思之间的互动情形：
伟烈先生刚到职时，委员会〔……〕放手让他自主管理墨海书馆的事务，麦都思只偶尔提点一下而已；伟烈先生得以自行决定如何装置滚筒印刷机，以及如何印制需要的部分圣经与传教小册。可是，这样安排的结果，就是整版一万册的《张远两友相论》全都印得模糊不清，尽管使用的全新铸版是才由“宗教小册会”在英国制造运来的；不仅如此，印时因为纸张未在机器上放置妥当，滚筒也未调整到适当位置，油墨又没有均匀涂布，印出来的许多字迹难以辨识，也浪费了大量的纸张。
就机器印刷而言，伟烈先生是为管理这部分而派来的，理当特别熟练这项工作，所以传教士尽量减少干涉。就一般印刷而言，包括排版、压印、校对在内，我们很快地察觉伟烈先生完全不懂，工匠们比他内行得多，因此让他管理比自己懂得多的人是荒谬不合理的，而且他可能会要求他们去做错的而非对的事。他没有印工的巧手，也没有印工的锐眼，更没有印工的判断力（He had not a printer’s hand, nor a printer’s eye, nor a printer’s judgment.）。
一阵子后麦都思发觉自己必须每天前往墨海书馆，以期每件事都正常进行，凡重要的事都得经过他〔麦都思〕最后调整过才能开印。
……
这段文字透露出一个信息，伟烈亚力并不像外界吹嘘得那样，是个样样精通的天才，对于印刷而言，他几乎可以说是个门外汉。
这就是伦敦会派来的所谓印工？就这水平？
薪水门事件过后，伟烈亚力多多少少年薪涨了50英镑，他开始尽心尽力工作。例如，1854年墨海书馆赶印英国耶经公会出资的115，000部新约，足有十五天之久，每天从清晨五点忙至半夜两三点钟，工匠与拉动印刷机的牛轮流换班休息，只有身为主任的伟烈亚力无人可以替换，竟然不间断地工作，撑过了这段忙碌期。
老牛抱怨说，你们给他涨薪了，给我加餐了没？老牛我拉得不辛苦吗？
1847年，墨海书馆已有小活字十万个，包含一万五千个不同的字，印书已可应付自如。
1850年，停止自刻活字，改向香港英华书院订购。印刷机为传统欧式，靠手工操作，第一年印71万余页，第二年印222万余页，第三年增加到263万余页。
为满足激增的印刷需要，书馆向伦敦会申请购买了一部新式滚筒印刷机，新机器于1847年8月到沪。
滚筒印刷机在欧洲原以蒸汽或人力运转，书馆改以公牛绕圈拉动转盘，连接轴承带动印刷机。其铁制印书车床，长一丈数尺，广三尺许，旁置有齿重轮二，一旁以二人司理印事，用牛拉转，推送出入。悬大空轴二，以皮条为之经，用以递纸，每转一过，则两面皆印，甚简而速。其最初半年的印刷量，便达到338万余页，超过以前全年产量。
为什么从1854年开始，要不分白天黑夜地拼命印刷耶经呢？
因为，经过墨海书馆的编撰，耶经的主体版本终于问世啦！
有人肯定会说，咦？耶经不是几千年前就有的吗？怎么会现在才问世呢？
中国人不骗中国人，瞧瞧康熙朝的满文秘档，刑部审讯传教士的记录，那个时候传教士们用于传教的只有一本《天学传概》，可没有耶经呢。
根据《清初西洋传教士满文档案译本》，目录7“审理传布天主教事件”中提及刑部审讯传教士的笔录内容，如下：
康熙时期，传教士传教手中仅有一本《天学传概》，并无耶经。
1846年底到1848年，一批传教士前来参与墨海书馆工作，其中包括美魏茶、施敦力约翰、伟烈亚力、慕维廉、艾约瑟等。
美魏茶是麦都思在南洋时的老同事米怜的儿子，来沪以后，除了撰写宗教宣传品由墨海书馆出版，主要精力用于协助麦都思翻译《耶经》。
施敦力约翰在华活动地先前主要是厦门，1847年5月来沪以后，主要精力放在《耶经》翻译方面，1851年《旧约全书》翻译结束以后，他主要协助麦氏工作。1853年仍回厦门。
伟烈亚力主要是来协助麦都思出版《耶经》的。
那么，这个耶经版本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就是上述几个传教士一起合作，产生的结果呢？
非也非也。
原来，所谓的耶经是在墨海书馆编校王韬的大力协助与修饰下完成的。
王韬在汉译《耶经》中最大的贡献就是对“委办译本”的修饰工作，使得该译本语言流畅、文笔优美、极具可读性。由于语言通顺，该译本被英国耶经公会采纳为海外标准版本，备受好评。
韩南(Patrick Hanan)的《作为中国文学之〈耶经〉：麦都思、王韬与“〈耶经〉委办本”》(《浙江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详述了“委办本”《耶经》的译经过程、麦都思的作用、麦都思和王韬的合作关系。
游斌在其《王韬、中文耶经翻译及其解释学策略》(《耶经文学研究》2007年第1辑)一文中则重点讨论了“委办译本”的中方合作译者王韬在翻译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及所采用的策略。
与“委办本”《耶经》相比，麦都思的早期新约译本《新遗诏书》似乎显得并不重要，一般被视为马礼逊《神天耶书》新约部分的修订本，是一种过渡性的译本。但实际上，经过仔细的版本对比，会发现这一译本截然不同于之前的《神天耶书》。
《新遗诏书》1837年甫一发行，就替代了1823年出版的马礼逊《神天耶书》，并在此后的十年至十二年，成为在华及南洋的新教教会的主要耶经译本，被广泛采用。
这个版本一出现，传教士马礼逊此前出版的耶经版本就作古，被扔进垃圾堆了。
注意，这个版本不是对马礼逊耶经版本的改进，而是完全重译。
说白了，就是另起炉灶，重新弄一本出来。
3、王韬
王韬（1828年—1897年），原名王利宾，字兰瀛，清道光八年（1828年）生于苏州府长洲县甫里村（今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镇）。后改名为王瀚，字懒今。
1845年考取了秀才，次年去南京应试落第。1847年其父王昌桂前往上海，受到麦都思的接待，并参观了印刷厂房，后在墨海书馆为西方传教士讲授经文。
来看看网上对他的美誉：
1849年，王韬应麦都思的邀请，到上海墨海书馆工作，为麦都思担任助手，工作踏实认真，协助麦都思重新翻译《耶经》。王韬协助麦都思翻译完成了《新约全书》的剩余部分以及整部《旧约全书》。
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
王韬私底下为太平天国出谋划策，帮助他们躲过了一次次劫难（区区一介文人，从何处得知情报，能让对方一次次化险为夷？）。
1862年，一张写给太平军的纸条落到了清军的手上，虽然当时的化名是黄畹，但当时李鸿章很快就发现黄畹是他的化名，并以“通贼”罪下令通缉捉拿他。
为躲避追捕，遂更名王韬，字紫诠、兰卿，号仲弢、天南遁叟、甫里逸民、淞北逸民、欧西富公、弢园老民、蘅华馆主、玉鲍生、尊闻阁王，外号“长毛状元”。
在墨海书馆传教士的帮助下，他幸运地从上海逃离到香港。
在香港,王韬开始帮助另一传教士理雅各翻译整理中国的经典书籍,并在香港创办了中国报刊史上第一份以政论为主的报纸——《循环日报》，由此逐渐成为一位政论家和中国报业的先驱。
王韬为什么会联系太平军呢？他是出于什么目的联系太平军呢？如果他只是一个普通落第秀才，太平军的将军又为何看中他呢？
原来，1850年伊始，麦都思就物色了不少中国文人来协助洋人、传教士译书、编书，时称“秉笔华士”，其中就有太平天国干王洪仁干。后来，他向洪秀全提出“开放新闻馆，任命新闻官”的主张，即萌芽于此。
1853年麦都思在上海参与研究、翻译太平天国文献，他对小刀会和太平天国持较客观的态度，并提出应对太平天国采取中立政策，伺机而动。
1853年，郭实腊的1840年版《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为太平天国所修订、刊印，书名易为《新遗诏圣书》。
瞧见了吗？太平天国在做什么？
传教士们对太平天国态度暧昧，可没有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1879年，王韬辗转来到日本，明明是逃难避祸，却非要被某些文人吹捧为“身在海外，仍时时不忘祖国，试图通过变革帮助中国复兴”，于是，“对日本开始进行考察”，深入日本社会底层，在花柳之地体验了几百名名妓。
为此，他将自己在日本的经历写成了一本日记命名为《扶桑游记》，虽然尺度较大但“内容真挚”，“实情流露”，受到后人追捧。
王韬在解释此举时，为自己辩解道，想要学习日本就要了解社会的方方面面，于是希望将民间作为突破口，了解日本社会的组成结构。通过了解探访，他发现日本的进步离不开人们的努力和官员的尽责。
唉，真是为国争光、流芳百世的大英雄啊。
1843年12月28日，墨海书馆由英传教士麦都思（Watter Henry Medhurst）在上海创立时，其馆址初设于上海县城东门外麦都思寓所，系租赁民房，二层楼，楼上居住，楼下印书。
1846年1月，麦都思在英租界山东路圈租得地13.31亩，起房另造新馆，此地后被称为“麦家圈”。
墨海书馆于1846年8月迁入新址。书馆印刷设备由麦都思从新加坡经香港、舟山运到上海。因在舟山遇大水浸泡，机器、活字凌乱不堪，经麦都思与其荷兰籍助手费罗柏（Willi Veloberg）、华裔助手邱添生足足整理了三个月，方才安排妥当。
墨海书馆外围是一圈篱笆，上海人路过这里便指着说：“这就是麦家圈！”
手持棍棒，紧趋快跑，不然麦家圈内的十几条大洋狗就会蹿出来咬人，必得乱棍驱赶，方可突出重围。
据说，上海青年曾诱捕洋狗至洋泾浜桥下，将其一举全歼，从此该桥得名“打狗桥”。
不过，秉笔华士却不在洋狗防范之列，他们可以自由自在，随意出入麦家圈。狗主麦都思更是远接高迎，礼贤有加。
这些人中便有时称“海上三奇士”的王韬、李善兰和蒋剑人。
蒋剑人：原名金和,更名尔锷,敦复,后以剑人为其常用之名.1808年,他生于宝山县邑城镇海楼西一士大夫家庭.十六岁后,"恒客居于外",长期在上海当"寓公",与王韬,李善兰合称"海上三奇士",同入墨海书馆编校"西书"。
李善兰：中国清代数学家、天文学家、力学家、植物学家。原名心兰，字竟芳，号秋纫，别号壬叔．浙江海宁人。清嘉庆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811年1月22日)生；光绪八年十月二十九日(1882年12月9日)卒于北京。自幼喜好数学，后以诸生应试杭州，得元代著名数学家李冶撰《测圆海镜》，据以钻研，造诣日深。道光间，陆续撰成《四元解》、《麟德术解》、《弧矢启秘》、《万圆阐幽》及《对数探源》等，声名大起。咸丰初，旅居上海，1852～1859年在上海墨海书馆与英国汉学家伟烈亚力合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后9卷，完成明末徐光启、利玛窦未竟之业。
其后，明里暗里为墨海书馆效力的人还有很多，许多近代名人在列：
华薪芳、徐建寅、华蘅芳、徐寿、王昌桂、管嗣复（管茂才）、张福僖等等。他们的主要工作，便是听从传教士号令，以合译的名义编撰各种书籍，西人只要讲出一个大意，剩下的事情全由他们笔录、润色，整理完成。
上述这些人中，也就李善兰心中还有些许家国情怀，所以在自己托名给牛顿（奈端）的书里给后人留下了一系列暗语，比如“螟巢（明朝）”。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莱布尼茨）的真正发音和含义：
“竟芳，为（谓）李心兰，李心（善）兰氏”
详见：当知道李善兰后，不仅对牛顿和莱布尼茨产生了怀疑，还对相对论和爱因斯坦产生了高度质疑。西方造神，可能把全世界都带上了歧路……
其他的人么，面对当时上海人的叱骂，骂其为洋奴、走狗，他们多为自己找寻诸多借口，为自己辩白。
在那个时代，被斥为洋奴，为千夫所指，压力也是很大的。
王韬初入墨海书馆，也骂自己是儒教叛徒，自甘堕落，若不是为了混碗饭吃，老子才不来，他曾说：“知我者，当为我痛哭流涕”。
王韬说得最多的话，就是李鸿章的名言（李鸿章还派人缉拿他）：“师夷长技以制夷”；
蒋剑人说得更明白：“我来这里，就是想知道，人家的国家为什么这么强大。”
至于李善兰，一个原因就够了：他从14岁起便汲汲渴求的《几何原本》全本，在中国，就墨海书馆里有。
……
墨海书馆的饭香不香？很香。
所以，这些人顶着压力、背负骂名也要吃。
吃得可带劲儿了。
麦都思为王韬开出的薪酬高达200两白银，比当时的县令拿的还多。不仅如此，所携家眷全都可以住进馆内。
洋人对其尊称“秉笔华士”，一切备受优容。
蒋剑人的儿子后来有一次回忆说：“洋人捧着金币，聘请我爹撰修《（大）英国志》一书……我爹让洋人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唯恭唯谨，我爹把唾沫啐到他们脸上，没人敢擦。”这显然有夸张的成分。
不过，却无意间透露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信息，原来，堂堂英国的国志也是靠中国人来编撰的。
当然，对外宣传时，传教士是不会承认的，他们只会说，是我口述，乃由中国执笔翻译的。
1856年，墨海书馆出版米纳尔著《大英国志》，慕维廉译，蒋敦复（即蒋剑人）润色。
传教士来华，为了传教，多学汉语，但急用先学，一时半会儿根本难以精通。
虽然麦都思和他周围的传教士都懂一些中文，但是翻译出来的文字却不免佶屈聱牙，这样的作品很容易引起民众反感。
上述中国人在洋人那里混饭吃，也学外语，尤其是英语，但同样是临时抱佛脚，难登大雅之堂。
彼时的上海，满大街流行的是“洋泾浜英语”，英语加上海话，双方听懂就行；书写时，华人的英文中夹杂着中文部首，洋人的汉文里到处是ABCD，连衙门里的文书都这么写。
看到这里，想想麦都思、伟烈亚力等等传教士，你们不都是语言天才吗？不是出了成百上千本文辞优美的汉语著作吗？
怎么，在现实面前却搞不定汉语？
鲜为人知的是，小刀会起义时，这种汉语夹杂字母的方式还成了联络密码。
传教士最初也想自己单干，还能省点钱，他们不是没试过，自家就有印刷机，结果呢？失败了。
对此，王韬就曾表示：
“那书，他读过，用来盖坛子、糊窗子还算高抬了它，就配扔到茅坑里！”
看到了吗，连王韬都对传教士的书如此鄙夷，可见他们的真实水平。
但即便如此，1856年9月10日，麦都思离任回国，从上海登船启程时，王韬仍旧以诗送别：
“知己生平首数公，海邦物望最为崇。从公欲作褰裳想，海云黯黯水舒舒。”
啧啧，真实好知己，好知己啊。
……
墨海书馆出版业务在1860年以后趋于萎缩，其原因有三：
其一，早期中坚人物麦都思在1856年回国探亲，翌年去世，使书馆业务遭受沉重打击；
其二，书馆另一重要人物伟烈亚力在1860年离职他去；
其三，美国长老会的美华书馆自1860年从宁波迁来上海，其设备精良，技术先进，明显优于墨海书馆。
因此，墨海书馆的出版活动逐渐被取代，直到1877年7、8月间才真正停业。
上海出版最早的城市年鉴 Shanghai Almanac for 1852 and Commercial Guide 中记录的墨海书馆基本情况，当时的负责人是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
1873年10月14日《申报》刊登的墨海书馆出售《中西见闻录》（The Peking Magazine）新书的告示。对于墨海书馆的停业时间一直存在争议，从这则消息来推断，19世纪70年代初期该机构仍在运营
不过，墨海书馆这些人并未因此失业，而是很快就被安排转往了另一重要的地点“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继续从事相关的未竟业务。
19世纪末，在华天主教各修会的传教士已约有800人，教徒从1860年的40万人发展到约70万人。
以江南地区为例，1860年有传教士共约50人，传教据点400余处，教徒7.7万人；到19世纪末，这一地区的传教士增至170人，传教据点增至1000处，教徒约有12万人。
基督新教的发展同样引人注目。
与天主教不同的是，新教的传教据点先是由通商口岸扩及各地城镇，后来才逐渐传入乡村。据1877年的统计，新教传教士共有473人，差会总堂91个，支堂511个，正式教堂312个，教徒13035人。
据另一统计，1860年新教传教士约有100余人，教徒约2000人；到19世纪末，传教士增至约1500人，其中英国传教士占50%，美国传教士占40%，其余10%则来自西欧和北欧，教徒增至约8万人。其中内地会的组织发展最迅速，传教区域最广泛。
对于中国人，尤其是知识阶层来说，教会对中国的文化影响更是不可低估。教会通过出版书籍、创办报刊和兴办教会学校，用“文字播道”的方式实施西方的“文化霸权”。
李提摩太宣称：只要控制住中国出版的“主要的报纸”和“主要的杂志”，“我们就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头和背脊骨”。
教会在中国设立的出版机构，除了1843年伦敦会在上海设立的墨海书馆、1845年美国长老会在宁波设立的华花耶经书房（1860年迁至上海，更名“美华书馆”）外，后来还有1877年英国长老会传教士韦廉臣成立的广学会、1877年丁韪良等人创办的益智书会。
这些传教士极力鼓吹“为着基督教的利益而来办教育”，力图“培养一批受过基督教教义和自然科学教育熏陶的人，使他们能够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阶层”。
他们披着宗教的外衣，表面干着光辉的教育事业，实际却行殖民主义之举，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进行侵略、渗透和影响，以达到“基督教征服世界”的目的。
墨海书馆，墨有书香，但墨是臭的，也是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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