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一本新书，叫《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作者刘瑜是一位75后的清华大学副教授。作为网络圈子里的红人，刘瑜不仅写学术随笔，还写小说、政论书籍，因此不少人应该对她早有耳闻。今天向大家介绍的这本《可能性的艺术》原本是作者在“看理想”平台制作的一个音频课程的讲稿，因为颇受欢迎，便整理成书。在这本书中，作者围绕时代背景、政治转型、国家能力、政治文化和政治经济这五个主题，分30讲向读者呈现政治这个“大海“。不过，作者对政治这片大海的瞭望有自己独特的视角：比较政治学。在作者眼中，比较政治学中的“比较”，与其说是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不如说是一种研究的视野。当你把你所面对的政治现实当作一万种可能性之一来待时，你就获得了一种“比较的视野”。这也是为什么作者给这本书起名《可能性的艺术》的原因之一。
作者认为，衡量政治发展，有两个尺度，一个是衡量民主问责，一个是衡量国家能力。所谓民主问责，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对民意的尊重，它的对立面是威权体制；所谓国家能力，一个最简单的指标便是征税能力。作者将这两个尺度形容为政治比较的纵轴和横轴，由此建立了一个比较政治学的理论框架。以这个“政治坐标系”为轮廓，再辅以时代背景、政治文化和政治经济的线条，作者试图构筑一个尽可能立体化、全局化的比较视野。下面我们通过三个问题，来俯瞰政治这片大海。
01
历史是否如政治学者福山所言，“终结”了呢？
本书的开篇，作者首先对“全球视野”做了勾勒，其中有几个有意思的概念词值得我们关注，比如“和平的爆发”、“自由霸权”。“和平的爆发”这个概念有点奇怪，因为我们平时都是说“战争的爆发”，那么“和平的爆发”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作者在这里是想用一个不同寻常的说法来描述一个不同寻常的现象：那就是后冷战时代人类持续、广泛的和平。为什么说“不同寻常呢”？因为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战争是常态，和平是例外，但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和平是常态，战争才是例外。至于“自由霸权”这个概念，也不难理解，就是“信奉自由主义的国家成为国际社会的霸权国家”。说的更直白一点，就是欧美阵营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自由霸气”意味着原本发源于西方国家的经济自由、政治自由、社会自由不断向外传播，欧美内部的市场自由成为全球的市场自由，它内部的政治模式开始助推全球的政治转型，它内部的社会观念也向全球各个角落渗透。用国际关系学家米尔斯·海默的话来说，自由霸气意味着欧美国家试图在全球的规模复制它自身。有了和平的土壤，外加“自有霸权”的护航，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全球化以及自由民主化应该是一片欣欣向荣之势。实际上，就在短短的三十多年前，人们普遍这样认为。当时，冷战刚结束，苏联垮台，西方达到其影响力的顶峰，人们对自由民主的前景充满乐观主义情绪。政治学者福山的著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正是这种乐观主义情绪的代表作。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人类历经千山万水，探索了各种政治制度，现在不用找了，最终的制度选项终于找到了，它就是自由民主。固然，不同国家抵达这个制度的过程有快有慢、有长有短，但是，在目的地已经明确了这个意义上，历史已经终结了。用最近流行的语言来说就是，正确答案已经有了，剩下的就是抄作业了。
但是，历史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样演进。关注国内外媒体的读者应该注意到近几年的到处都是这样的新闻标题：“民主在全世界衰退”“民主在崩溃的边缘”“全球民主又遭遇了糟糕的一年”……《华盛顿邮报》干脆从2017年开始就起了一个副标题，放在网站最显眼的位置，叫做“民主在黑暗中死去”。其实，不光是民主，经济全球化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而且几乎和民主倒退处于同频共振的状态。
三十年前，人们讨论“历史的终结”，那么今天我们是否可以宣布“历史终结论”终结了呢？关于这一点，作者建议我们将民主浪潮放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视域中去看。这里就必须提到政治学家亨廷顿发明的一个概念，叫做“第三波民主化”。1993年，亨廷顿出版了一本书，叫做《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在这本书里，他用三个浪潮描述了现代代议民主制扩散的过程。第一个浪潮是一个长波，从19世纪早期的民国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左右；第二波民主化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紧接着就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如果把历史作为坐标系，我们发现，第三波转型浪潮未必那么失败。或者说，民主衰退只是民主化的一个面向，它还有另外一个面向，就是民主的韧性。那么，谁是民主韧性的典范呢？在作者看来，鲜有比法国更好的例子。
今天，法国毫无疑问是一个发达的民主国家。但是，它的民主转型却充满了腥风血雨。法国大革命可以说是法国的第一次转型努力，但是众所周知，它非但不平静，而且引发了长达几十年的内战、外战、大恐怖，断头台几乎成了法国革命的一个象征。最后结果是什么？王权复辟，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民主崩溃。之后的事情，我们的中学历史书里也都有，法国又经历了1830年革命、1848年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一战”“二战”，都充满了动荡。法国民主转型的波折可以从这个国家的名字里面体现出来。我们都知道法国叫法国，或者法兰西，其实它的全称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什么时候建立的呢？1958年。粗略算一下，法国的民主转型经历了一个半世纪才尘埃落定。
02
为什么有些国家能力很强，而有些则很弱？
国家能力的发展是作者描述政治发展的另外一个维度，在展开之前，我们还是先通过一个事件对国家这个概念做个直观的认识。
2011年4月，在一个名叫圣费南多的小镇，有几辆公共汽车被一个武装力量劫持，车上一共有193名乘客被杀害。原因是这个武装力量认为，这些人很可能效力于敌对武装力量，所以，这是一场报复性杀害。被劫持的人里，有的被枪杀，有的被砍头，有的被吊死。如此血腥的场面，发生在哪个国家呢？有些人会想到伊拉克、阿富汗，或者叙利亚这样的战乱国家。实际上，它发生在一个名义上并不存在战争的国家——墨西哥。这个残忍绑架也不是恐怖组织所为，而是发生在墨西哥的黑帮之间。不幸的是，在当代墨西哥，这种黑帮厮杀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一个持续了十几年的状态。墨西哥的黑帮为什么没完没了的厮杀呢？主要还是因为毒品。有人会问，警察不管吗？答案也很简单：管不了。为什么管不了，因为墨西哥政府没有这个能力。因为政府无能，墨西哥很多城镇都出现了自发的民兵组织，他们自称为“社区警察”。这些民兵组织自备武装，对黑帮主动出击，但是他们与黑帮的界限也比较模糊，因为他们也尝尝卷入残忍的杀戮。所以，墨西哥很多地方的局面就是：黑帮与黑帮打，黑帮与民兵打，警察与黑帮打，警察与民兵打……都打累的时候，就承认各自在其地盘内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互不干涉，韬光养晦，等歇够了就爬起来再打。
既然是讲国家能力，国家的概念，为什么作者上来先描述当代墨西哥这样一个现状呢？实际上，作者是想表达：今天的墨西哥，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国家”这个概念的反义词，代表了一种国家力量被分散的社会力量瓦解的状况。
那么，国家究竟是什么呢？作者引用了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国家是特定疆域内合法地垄断暴力的机构。这个说法里，最核心的元素就是“暴力垄断”。所谓“暴力垄断”，就是通常情况下，只有代表国家权力的机构，才有合法的暴力使用权，而其他组织、机构、个体没有这种权力。所以，作为一种组织，国家与其他一切组织的最根本的区别，是它在特定疆域内“暴力垄断”的特权。正是因为国家的本质特征是“暴力垄断”，当一个国家到处是分散的、四处开花的暴力活动时，我们说，这个国家的“国家能力”低下。
毫无疑问，国家能力很重要：它缔造秩序，它是现代公共服务体系的前提，它保护产权以促进经济发展，它甚至可能还是特定经济发展模式的发动机。那么，国家能力从何而来呢？
说来有点讽刺，以“暴力垄断”自持的国家，其能力来源的首个要素竟然是战争。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淘汰过程中，战争强化那些幸存国家的国家能力。在这一方面，欧洲可谓典范。西欧国家在1500——1800年左右的这几百年间，经历了一个政体形态的巨变。就是西欧国家普遍从“封建体制”走向了“中央集权体制”。从封建体制到中央集权体制，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形象的说，就是权力从蜂巢结构走向了金字塔结构。这一切都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呢？有宗教改革，但更精准地分析，应该是战争，特别是推动了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三十年战争。在封建体制下，所谓“领主的领主不是领主”，意味着整个王国的结构是一个一个蜂巢，国王能命令贵族，但是不能直接统治老百姓。但是，在中央集权体制下，间接统治变成了直接通知——国王打破了贵族这个中间层，直接向国民征兵、征税，当然也直接提供公共服务。蜂巢结构的壁垒被消解了，整个国家融合为一个整体的金字塔。
除了战争之外，作者还以中国和美国为例，分析了国家能力的另外两个来源，分别是文官制和社会运动。可以说，中国强大的国家能力传统，就来源于我们的文官制，因为文官制不仅可以把一个庞大的帝国捆绑到一起，产生巨大的组织红利，而且通过抑制武人、财阀、宗教力量等，把社会精英引流到读书做官、为皇帝服务的道路上来。至于美国的社会运动如何助推国家建构，作者分为三个阶段介绍，分别是进步主义时代、罗斯福新政以及民权运动。可以说，美国政府角色的改变、联邦与地方政府关系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通过街头的、媒体的、工会的、校园里的声音一点一滴催化的结果。不过，作者也提到，虽然美国的国家建构道路是通过社会压力给政府赋权，但是，不能简单地把美国的经验理解为政府越大、职能越多越好。美国国家能力的上升只是和历史相比，其绝对水平在不断上升，但是就国家和社会、政府和市场、中央和地方的相对力量而言，美国仍然是一个“国家能力有限”的国家。
上面分析的西欧、中国和美国，都算是国家建构比较成功的案例，但是，也存在不少“失败国家”，比如阿富汗。用作者的话说，阿富汗是“从失败走向失败”。那么，阿富汗的国家建构何以如此失败呢？作者分析了四方面的要素：多山地形、地缘位置、宗教极端主义以及民族结构。多山地形使得中央集权式政府难以形成，造就了部落主义的政治传统；大国对冲的地缘位置使得内战往往成为大国代理战争，战争难以打出胜负，暴力垄断格局难以形成；苏联入侵激起的宗教狂热主义，毒化了阿富汗的文化土壤，使世俗力量难以形成；多民族国家的结构，又使得各方政治力量难以就权力分配的方案达成共识。
03
文化和经济对政治进化有何影响？
开头我们说过，这本书共分为五个主题，分别是全球视野、政治转型、国家建构、政治文化和政治经济。全球视野是背景介绍，政治转型和国家建构分别对应民主问责和国家能力，是政治比较的两个核心维度，为什么要在介绍完这两个核心维度后又讨论政治文化和政治经济呢？按照作者的说法：政治在社会中——脱离了政治的经济、社会、文化土壤，我们不可能真正理解政治。因此，通过“政治文化”和“政治经济”这两个板块的知识，可以推进大家对比较政治学的了解。
在探讨政治文化的时候，作者引用了亨廷顿的另外一本书，叫做《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本书的基本观点是：冷战结束了，以意识形态为分野的冲突走到了尽头，从现在开始，文明将成为政治冲突的分界线。换句说说，以前是左右之争，现在是文化之争。他把世界文明分为七八个板块：西方文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日本、印度、拉美等。但是，如果进一步简化，他实际上把文明分为了三个阵营：一个是西方，一个是东方，还有就是一堆“骑墙派”。用他的话说，就是“the West vs. the Rest”（西方对其他），以及一堆swing civilizations（摇摆文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被很多学者判了死刑，但在21世纪却起死回生。救它的不是别的学者或者理论，而是现实本身。现实曲曲折折，却还是绕到了亨廷顿的笔下。人们不情愿的发现，the West vs. the Rest，这个说法虽然如此粗糙，如此经不起细节的推敲，但是，作为一个大致的框架，却似乎比25年前，也就是亨廷顿刚刚写下《文明的冲突》的时候，更有说服力了。
虽然“文明冲突论”在有些方面很精炼的把握住了历史的某些事实，但作者认为，亨廷顿的预判未必就是必然的趋势。作者总结道：冷战后，文化冲突的确越来越成为全球性政治冲突的一条主线，但是，对冲突的阵营，亨廷顿却产生了误判。冲突的双方未必是“历史文明圈”为基础的西方和东方，而更可能是各个文明区、各国内部的“现代派”与“传统派”。也就是说，这场文化冲突越来越表现为各文明圈、各国内部的“文化内战”，而不是不同文明圈之间的斗争。这不是说各大“历史文明圈”之间没有重大的政治文化差异，而是说在目前和可预见的未来，“历史文明圈”并非文化冲突的主要组织者。
政治转型的成效，归根结底要在经济上体现出来。如果政治转型成功，经济发展失败，那么政治转型的意义便有待商榷。所以，这本书的最后，作者探讨了政治转型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在作者看来，一个清晰的结论是，政治转型和经济发展并不必然矛盾。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民主转型一定带来经济发展呢？未必。作者以拉丁美洲为例，对比了智利和其他国家的经济表现，得出一个结论：民主转型既不是灵丹妙药，也不是洪水猛兽，它作为一种政治程序如何运行，取决于我们往这个程序里输入什么样的“数据”。简言之，决定经济发展前景的，更可能是政策取向，而不是政体类型。放眼二十一世纪，一个日益凸显的社会矛盾也正在佐证政治的局限性，这个矛盾就是，经济不平等的上升。经济不平等并非发展中国家的特有现象，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也异常明显。经济不平等对政治有哪些冲击呢？很多。比如右翼民粹主义领导人的上台。实际上，经济不平等不但激活了激进的右翼势力，也激活了激进的左翼力量。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we are the 99%”的口号响彻云霄，此后，左翼的核心议题之一就是财富再分配。当然，不平等终究是个复杂的问题，它有悲惨的一面，也有温情的一面，比如很多富豪投身慈善。以比尔·盖茨为例，盖茨基金会的年度预算和世界卫生组织旗鼓相当。另外，从历史角度来看，今天的不平等与100年前的不平等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所以，问题的本质不是如何实现绝对的平等，而是如何在诸善之间实现平衡。
毫无疑问，比较政治学是这本书的主要议题，但我们必须把目光聚焦于“可能性的艺术”才有助于我们真正理解其内核。“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这句话最早出自俾斯麦，它通过“艺术”这个词表达了政治的力量，又通过“可能性”这个词表达了政治的限度。所以，这本书如果要提炼一个核心思想的话，那就是：政治创造可能，但是政治亦有其边界。
【END】
感谢关注和阅读～
读
书
集思领读
欢迎关注
微信号｜jisilingd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