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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传》
作者：张宏杰
领读人：大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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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
01
曾国藩是什么样的人？
02
湘军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
03
曾国藩何以被后人推崇？
在中国近代史上，曾国藩是一个传奇色彩和争议性都非常明显的人物：布衣出身，却凭借着个人努力位极人臣；推崇他的人，誉之为圣贤，批判他的人，斥之为元凶。回顾曾国藩的一生，创立湘军，平叛太平天国运动可谓人生高光时刻。不过，一组数据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后人对曾国藩的两极化评价。在太平天国与清王朝发生内战的14年间，中国伤亡人数超过7000万，这比二战期间中国军民3500万的伤亡人数多出一倍，这也让太平天国运动成为人类历史上单一战场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作为湘军领袖，曾国藩的平叛策略无疑对超高的死亡人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曾国藩有一个“曾剃头”的外号，据说就是因为杀戮太重而得名。当然，这只是曾国藩的一个面向，如果不将其与战场实际情况结合分析，我们对曾国藩的认识也很容易被误导。今天，借此机会与大家通过一本书，再来认识一次曾国藩。
这本《曾国藩传》的作者张宏杰，是一位对曾国藩有着特别兴趣和研究的历史学者。其清晰的脉络，将曾国藩的一生娓娓道来。书中引用了大量曾国藩的日记、书信等内容，让阅读这种古今对话的方式更显真切。
一、曾国藩是什么样的人？
1.越挫越勇
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日（1811年11月26日），曾国藩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县一个普通耕读家庭。兄妹九人，曾国藩为长子，祖辈以务农为主，生活较为宽裕。祖父曾玉屏虽然文化修养不高，但阅历丰富；父亲曾麟书身为塾师秀才，作为长子长孙的曾国藩，自然得到二位先辈的早期教育。曾国藩五岁启蒙，六岁入家塾。
很多人在介绍曾国藩的时候，经常会提到他资质平庸，甚至有点愚笨这一特质。这在很大程度上属实。比如，科举最低一级的功名——秀才，曾国藩曾经连续考了六次都没有考中。甚至第六次落榜后，他的文章还因为文理欠通被当作反面典型在全省公示。笨，并不只是今天或者时人对曾国藩的评价，连他自己在对考场失利进行总结时，笨也是首要原因。后来，他也常在日记中说自己是“受质本薄……志亢而力，不副识远而行不逮”“资质之陋，众所指视”。大体意思就是，天赋太差，志向远大但能力不足，这一点每个人都看得到。
曾国藩故居
虽然如此，但曾国藩身上有一股天生的倔劲儿。曾国藩认为，解决自己雄心与头脑的差距，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超人的努力。特别是那次文章被批文理欠通之后，更激起了他的斗志。他要破釜沉舟，再一次发奋，挽回自己的颜面。终于，苦心人天不负，1833年，时年23岁的曾国藩再一次踏上科举之路，顺利拿下了“秀才”。中了秀才后，曾国藩像是突然开了窍，第二年恰是乡试之年，他又到长沙参加举人考试，实现“联捷”。中了举人这年十一月，曾国藩离开湖南老家，兴冲冲地赴京赶考，看看能不能来一个三联捷。虽然未能如愿，但3年后，当他再次进京，终于高中了进士。那一年，他虚岁二十八。这个年纪在今天看来似乎已经不小，但在当时算得上“早售”。因为明清两代，进士的平均年龄为三十八岁。就是说，曾国藩比全国中进士者平均年龄年轻了整整十岁。
2.立志成圣
高中进士之后，曾国藩衣锦还乡，在家里休息了将近一年，又告别家人，从湖南前往北京当官。道光二十年（1840年）春，他被授予翰林院检讨一职，正式开启了京官生涯。来北京之前，曾国藩是相当踌躇满志的。曾国藩以前曾非常自卑，但是科举的成功让他找到了自信，特别是二十八岁中进士，足以让他顾盼自雄。不过，这种状态并没有持续多久。翰林院聚集了当时全国精英中的精英。在翰林院里，曾国藩见到了很多气质风度和他以前在湖南结识的完全不同的读书人，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一种新的风范、新的精神面貌、新的气质。和他们一比，曾国藩发现自己身上有很多严重缺陷。刚到北京的曾国藩是一个典型的湖南土包子，一口难懂的湘乡土话，长得土头土脑，穿得也土里土气。这些还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还没怎么读过书。
曾国藩像
很多人会纳闷：已经高中进士，怎么可能没有读过书？实际上，曾国藩以前读的都是四书五经这些应试教材，除此之外，他就很少涉猎其他经典。真正到了翰林院，曾国藩才知道什么叫学术，什么叫心性之学。于是，他认真研读王阳明、司马迁、范仲淹、韩愈等人的作品。除了读书少，曾国藩还总结了自己的几个“毛病”，比如浮躁、傲慢、虚伪、好色等。特别是好色这方面，曾国藩严肃的有点可爱。有一次，他得知自己的一个朋友纳了妾，长得很漂亮，便借故到这个朋友家，聊了一会儿天，再三强迫这个朋友把小妾领出来让他看看。曾国藩见了小妾，又和人家开了几句玩笑，调笑了几句，回家在日记当中反思自己“大不敬”。还有一次，和朋友聊天聊到女人，对方说起自己情场如何得意，曾国藩心里顿生羡慕，过后又暗骂自己是禽兽。
总之，在京师，曾国藩不仅发现了自己的很多问题，也催生了自我完善的欲望。于是，三十岁这一年，曾国藩决定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立下了学做“圣人”之志。在曾国藩看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没有中间道路可选。
3.自我管理
立下了成为圣人的志向，接下来就是执行。曾国藩向朋友唐鉴请教如何自我管理。唐鉴告诉他，最关键的是每天都写日记。这是入圣之基。曾国藩一开始并不明白。因为他以前写过日记，并没有发现日记有什么用处。实际上，曾国藩以前的日记和我们普通人的日记差不多，不是记流水账，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唐鉴告诉他，记日记最重要的目的是反省自己。
曾国藩一生交际广泛，而且他也是一个很善于听从朋友建议的人。于是，曾国藩效仿好友，从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一日开始恭楷写日记。把一天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都要细细过一遍，然后反省哪件事做得不对，那句话说的不对。他也通过这种方式，对自己的性格、脾气进行反省。他在日记中把自己跟同乡郑小珊打架这件事记述了一遍，然后进行分析，这件事虽然两个人都有错，但是圣人教导说，改过要从自己做起，而且改过要从速。所以，他撂下笔，马上就去向郑小珊赔罪。郑小珊也很感动，本来是俩人都有错，结果曾国藩主动道歉，于是两人把酒言欢，尽释前嫌。
曾国藩书法
曾国藩记日记的一个很大特色就是，他不仅坚持记，还喜欢分享。在他看来，事必有所激有所逼才能有成。每个人的意志力都是有限的，自己监督自己难免会有盲点。因此，通过自己的朋友、老师监督自己往往是最有效的。曾国藩把这个习惯坚持了一生。后来离开北京，在外带兵，他就把自己的日记定期抄写，送回老家，给兄弟侄子们看。
除了记日记外，曾国藩还给自己立下一些做人的规矩和课程的标准，如静坐、早起、读书不二等。
得益于曾国藩严格的自我管理以及爱好交友的性格，他的京官生涯也顺风顺水。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曾国藩因为在翰林考试中成绩优异，被授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这是一次罕见的跃升，由从四品升至二品，从此步入高级京官行列。
二、湘军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
1.团练起家
虽然官越当越顺，收入也越来越高，但曾国藩的经济状况却并不好。据说有一次，曾国藩提议接父母到北京享两天福，但父亲曾麟书因知道曾国藩经济紧张，怕他花钱，坚决不同意。之所以如此，主要由于两个原因。一，曾国藩自从立下圣人志向后，坚决不贪，所以，他的收入基本上都是合法收入。二，曾国藩一生交友广阔，为人慷慨，各种应酬和借账，让他经常陷入囊中羞涩的地步，甚至有时候还要借钱维持一家生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件美差砸到了他的头上。
咸丰二年（1852）六月十二日，皇帝派他担任江西乡试正考官。这次前往江西，是曾国藩期盼已久的差事。一来，到各省做主考官，不仅可以收纳门生，还能获得一笔丰厚的“程仪”，也就是地方官赠送的钱财和礼物。按照今天的标准看，这是灰色收入，但在当时，它是公开、合法的。二来，或许也是更主要的，皇帝已经同意考试结束后放曾国藩两个月的假，回家探亲。要知道，自从北上做官，曾国藩已经十年没回老家了。
本来一切都计划好了，但是家里面的一个变故打乱了曾国藩的计划。就在他赶往江西的路上，家人来信说他的母亲去世了。
曾国藩本来想着直接回家，但是盘算之下，还是先绕道江西，因为这样可以打一次“秋风”：他既到了江西，表明他是在江西主考任内中途守制，仍然可以名正言顺地收取奠金和程仪等项。实际上，回家办理丧事的话，这笔钱对他还是非常重要的。拿了这笔救急的钱，曾国藩马不停蹄赶回湖南。
这次回家守丧，虽然心情沉痛，但也正和曾国藩之意。十三年的京官，做得太累了。实际上，即便不是母亲去世，他也不想继续在京为官了。他已经看出来，在当时官场大背景下，他是做不成什么事的。他一生对学术都有强烈兴趣，如今终于有大把时间。所以，接下来，他打算转换人生重心，展开自己的学者生涯。不过，就在曾国藩决心息影山林的时候，朝廷又给他派活了：当年十二月，朝廷下旨让曾国藩“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
原来，咸丰二年（1852）四月，太平军挥师北上，湖南湖北各地纷纷糜烂。咸丰皇帝情急之下，命令各地在籍官员协助地方官员兴办“团练”。
一开始，曾国藩不打算出山，毕竟守孝也是大事，而且他一个文人，从来没有带过一天兵，打过一次仗，感觉无法胜任。当然，更关键的是，他对咸丰皇帝没有信心，感觉他不是有为之主。所以，他起草奏折，准备推掉这个差事。但是，就在曾国藩写好了奏折还没送出去的时候，他的好友郭嵩焘到家里来吊孝。郭嵩焘与曾国藩相识多年，相知甚深，力劝曾国藩出山。郭嵩焘说，你平时总抱怨朝廷死气沉沉，现在正逢乱世，岂不是你建功立业，施展自己才华的大好时机吗？
曾国藩一听，恍然惊醒。他最终决定，出来给皇帝卖命。
2.招兵造船
曾国藩不出山则已，出来就想大干一场，所以一到长沙，就设置了一个“协办团练大臣公馆”，还在管内设了一个审案局，实际上就是成立了一个湖南省社会治安严打指挥中心。但是，土匪也好，地痞流氓、黑社会也罢，大多都是乌合之众，在曾国藩雷厉风行的治理之下，很快就没了动静。此时，在他心里还酝酿一个大胆的想法：创立一支崭新的军队。
皇帝给曾国藩的命令，头一条是办理团练，也就是训练小型地方武装。而且，皇帝任命的“帮办团练大臣”并非曾国藩一人。从咸丰二年十一月至三年二月，他一口气任命了十个省共四十三位退休或丁忧在家的前官员为团练大臣。绝大多数团练大臣行事都很规矩，要么敷衍了事，要么假公济私，要么把这个差事当作中饱私囊的机会。只有曾国藩，一不要钱，二不要利，只想真正为国家分忧。曾国藩知道，面对严重的形势，小打小闹是不管用的。要练，就练一支强大的军队来。
一开始，曾国藩在长沙练兵，但因为在严打社会治安的过程中，手段凶残，作风独断，不仅不被百姓待见，还被当地文官排挤，甚至差点因为练兵催生的矛盾丢了性命。最后，曾国藩不得已，卷起铺盖，带着招募来的湘军，前往僻静的衡阳。
如前所述，咸丰命曾国藩出山，是让他“帮办团练”，出发点是怕湖南治安不稳，巡抚一个人忙不过来，让曾国藩帮着打打土匪而已。谕旨中“帮同”“团练乡民”的用语已经非常明确地限定了曾国藩的工作性质和任务范围。简言之，朝廷对团练，既用又防。但曾国藩一开始就知道，训练团练对天下大局没有任何作用。在出山之初，曾国藩就暗暗计划，要以团练为伪装，创建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凭着这支军队挽救朝廷，再造国家。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是整个大清王朝其他人想都不敢想的事儿。
为了让自己的计划获得通过，曾国藩必须采取一些伪装。比如，在写给皇帝的奏折中，他向皇帝汇报说，自己准备建立一个民团，不过规模比一般的稍微大些，叫作“大团”。咸丰皇帝或者是因为不够精明，或者是没有细看，感觉也不是坏事，就草草批示：“知道了。悉心招办，以资防剿。”这道批示，成了曾国藩的尚方宝剑。
3.激流勇进
刚到衡阳，曾国藩面临诸多困境：无办公场所、没有名正言顺的职权、没有经验、没有朋友帮忙、无制度保障。当然，最重要的是，没有钱。一开始，曾国藩也是规规矩矩的劝捐筹款，效果不理想，他就强行勒派。巨绅们如果拒不捐款，他就派兵动用拘押手段。最后，总算是弄到了一些钱。
曾国藩到衡阳不久，朋友郭嵩焘就建议说，要彻底打败太平军，就必须占据长江之险，控制运输这条生命线。而要占据长江，就必须先有水师。曾国藩立刻采纳建议，决定建立水师。咸丰三年（1853）十月，曾国藩在衡州设厂建造战船。
郭嵩焘，湘系经世派的代表人物，中国首位驻外使节
几乎就在曾国藩筹建水师的同时，太平天国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北伐、西征，其中西征军直指武汉。此时的咸丰手中已经没有机动兵力，想到曾国藩提到的“大团”，便给他下了一道命令，令其率炮船北上增援湖北。当时湘军虽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但练兵才练到一半，军队技能还处于半生不熟的状态，如果冒然出击无异于以卵击石。特别是水师，船才造了一半，威力强大的洋炮还没安上，根本无法出兵。没办法，曾国藩只好用起了拖字诀，为此差点和皇帝急红了眼。曾国藩顶住了重重压力，全力投入造船、练勇、筹饷之中。经过一年时间，曾国藩初步练成了一支一万七千余人的湘军，分水陆两师。
近代湘军
咸丰四年（1854）年初，太平军西征军攻克汉阳、汉口后，又挥师南下湖南，直指长沙。这年正月，曾国藩亲率湘军，水陆并发，兼程北上长沙，准备迎战进入湖南的太平军。太平军考虑到湘军已经集结长沙，不易强攻，便令一部从陆路绕过长沙，旋即南下，攻占湘潭，另一部则攻占长沙附近的重要港口靖港，对长沙形成南北包围之势。曾国藩与众将商议，决定主动出击，冲出包围，攻打湘潭。战斗序列是以满族将领塔齐布为首的五营水陆大师先一日出发，他自己则在第二天率领剩余五营陆师和船只前往湘潭增援，以求必胜。塔齐布走后，曾国藩安排出征事宜，然而当天晚上接到密报，说靖港一带的太平军人数不多，有机可乘。曾国藩盘算了一下，认为偷袭靖港胜算极大。而且，一旦拿下靖港，不仅解除了长沙北面的威胁，还可以截断湘潭敌军北归之路。战机稍纵即逝，不容错过。于是，曾国藩临时改变计划，改为先攻打靖港。就是这一仗，命运和曾国藩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四月初二上午清晨，曾国藩率领水师大小战船四十只、陆勇八百，到达距靖港二十里的白沙洲，并将指挥部驻扎在那里。他命水师顺流而下，直攻靖港。谁知，战斗进程远非曾国藩所想象。靖港太平军远比密报说的多，而且准备充分。再加上天公不作美，湘军水师很快就一败涂地。驻扎在白沙洲的曾国藩一听水师失利，急忙率领陆师向靖港增援，谁知陆军得知水师大败后，军心已乱，与太平军交锋，一触即溃，争相逃命。本指望靠此一战建立威望的曾国藩怎么容忍将士如此不争气。只见他勃然大怒，在岸上竖起“曾”字大旗，亲自拿着利剑，大喊：“过旗者，斩！”然而无济于事，士兵纷纷从他身边绕过，砍也砍不过来。这一战彻底失败，湘军战舰损失三分之一，炮械损失四分之一。
一心想首战必胜的曾国藩，迎来了首战惨败。眼看几年来的心血，转瞬化为乌有，曾国藩既羞愤，又沮丧，水师船只经过铜官渡时，他一步跨出船舱，扑通跳入水中。好在身边护卫早看出大帅神情不对，马上跳水相救，强行把他拉到船上。曾国藩一看寻死不能，只好把残兵败将先带回长沙再说。
本就不看好曾国藩练兵的长沙通城官员见曾国藩灰溜溜的回来了，纷纷嘲笑，湖南提督甚至关上城门，不让他进城。曾国藩只得临时驻扎在城外高峰寺。他羞愧至极，不吃不喝，奋笔疾书，起草遗折，准备给皇帝写完遗书再找机会寻死。然而，就在此时，有人闯了进来，报告说：“塔齐布来信，湘潭大胜！”原来，曾国藩派出的另一路湘军在湘潭取得大胜。
湘潭之战，湘军水师不足万人，与三万人之众的太平军作殊死战，前后六天，十战十捷，杀敌近万，太平军逃散者近万，其精锐林绍璋所率部队几乎全军覆没。这是太平军军兴以来，清军取得的唯一大胜，也是太平天国与清朝命运的一个转折点。
4.独特兵制
湘军崛起之前，清朝国家正规军分八旗和绿营。八旗是满族武装，绿营是汉人军队。清代中前期，国家正规军还比较有战斗力，但到了曾国藩时代，正规军都已经打不了仗了。在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为什么大清国举国之力供养训练了一百多年的正规军队不堪一击，而一介书生曾国藩花一年时间练出的湘军就所向披靡呢？
曾国藩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思考，不过它采用的是逆向思维。他并没有首先去想“湘军怎么才有战斗力”，而是先分析“绿营为什么没有战斗力”。曾国藩得出的结论是，绿营兵败就败在制度缺陷上。晚清军营普遍存在很多怪现象，比如，士兵普遍都有第二职业，而部队军官则广泛经营第三产业。之所以如此，一个很浅显的答案就是工资低。从军收入低，大家便一门心思想着怎么捞钱。可想而知，这样的军队不可能有战斗力。
所以，曾国藩建立湘军，在制度上最引人瞩目的一点就是实行厚饷原则。对于湘军军官，曾国藩更是采用高薪养廉的政策。因为军饷高，所以湘军招人很容易。
太平天国运动
湘军在制度上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将必亲选，兵必自募”。实际上，这个创新也是曾国藩逆向思维的结果。在曾国藩看来，绿营最大的问题就是“兵与勇不相得，兵与将不相习，将与将又各不相下”。这种现象是清朝怕军官拥兵自重不得已采取的措施，但将军和士兵互不熟悉，没有私人感情，甚至语言都不通，结果会带来非常消极的影响，甚至出现“胜则相忌，败则不救”。基于此，曾国藩制定了“将必亲选，兵必自募”的原则，也就是说，他挑选他认识和欣赏的人做营官，营官再去挑选自己信得过的人去做统领，这样一层层挑选下去，直到普通士兵。
湘军在制度上的第三个特点就是选人原则不同。传统上，带兵打仗自然是勇将当先，但曾国藩彻底来个颠倒，军官都要用没有打仗经验的读书人，而不用那些有经验的绿营军官。因为在曾国藩看来，精神的力量远大于身体的力量。精神的力量从哪里来？自然是那些熟读程朱理学的书生了。据统计，在湘军可考证的179名将领中，书生出身的有104名。
不得不说，曾国藩的这一用人原则可谓相当出奇。书中举了一个罗泽南的例子。此人是一个老秀才，比曾国藩还大四岁，出身及穷，三个儿子都在大灾之年饿死。年过四十的他仍以教书为生，偶遇灾年，无米为炊。但此人有一个特点，不论多穷多苦，都专心理学，以经世致用为志，坚信自己能成大事。太平军起，他率领弟子办团练，后随曾国藩出山，成为其嫡系。虽然以前从来没摸过兵器，但是带兵作战卓有成效，征战四年，攻城数十，历经二百余战，几乎没有打过败仗，而且屡屡以少胜多，堪称湘军中的战神。
可以说，湘军的强大就是在曾国藩逆向的思维方式以及独特的兵制作用下，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
三、曾国藩何以被后人推崇？
1.战略眼光
靖港小挫，湘潭大胜，长沙解围，湖南全省戒严。但曾国藩并没有得意扬扬，他开始反省失败。为什么自己亲自指挥的靖港战役败得如此惨，而湘潭之战却大胜呢？曾国藩认为，塔齐布是员猛将，他身先士卒、带起了士气。通过靖港之战，曾国藩明确了“兵在精而不在多”。于是，他采取了系列裁撤措施。凡是临阵脱逃的将领，无论什么理由，都立刻打发回家，永不再用。就连他的亲弟弟曾国葆，也因为在战争中表现不好，被曾国藩赶回家。经过整顿，湘军人马一度只剩下五千。不过，他也对一些勇敢的将领进行了奖赏，并允许他们招兵买马，湘军人数又很快恢复到了万人以上。后来，湘军夺武汉，进九江，攻安庆，抵南京，就是靠这支队伍几乎在单枪匹马的境况下实现的。
如果说这场胜而裁员的举措只是小试牛刀，尚不足以体现曾国藩的战略眼光，那么另外两件事所凸现出来的智慧绝非一般人所及。同治三年（1864年）7月，湘军在曾国藩的弟弟，同时也是湘军首领、名将曾国荃的带领下，终于攻破南京，太平天国彻底灭亡。同月，朝廷授予曾国藩太子太保、一等侯爵；曾国荃也被加授为太子少保，封一等伯爵。此时的曾氏兄弟可谓风光无限。但，在紧接着的8月，曾国藩便做出了两个让外人都震惊的决定：一是奏请朝廷让曾国荃辞职返乡；二是提议裁撤湘军。
曾国藩心里很清楚，湘军如此大的规模，又立下如此大的军功，不可避免地受到朝廷的猜忌。早在攻下南京前，曾国藩就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翻阅二十三史，自古以来，同时兼有高位、大权和大名的人，除了郭子仪，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所以，功成名就后，曾国藩开始了韬光养晦。
如果以为这就是曾国藩策略的全部，那就严重低估了曾国藩的能力。实际上，当初曾国藩在大规模裁撤湘军的时候，留有后手，那就是“裁湘留淮”：他虽然将手中的湘军遣散，但是却保留了自己的学生李鸿章所率领的淮军。曾国藩很清楚，军权是决定国家走向的关键力量，有没有这个权力，对国家的影响力是非常不一样的。保留淮军，可以让湘军集团继续稳操兵权，从而保住在清朝统治集团中的决定性地位。事实证明，“裁湘留淮”不仅证明了曾国藩的战略眼光，还印证了他的用人眼光。
2.超凡格局
人们提起曾国藩，一般认为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和兴起洋务运动。其实除此之外，曾国藩一生致力的还有一件大事，那就是培养人才。李鸿章就是曾国藩精心塑造的军事衣钵传承人。其实，从才华和后世名望来看，李鸿章还不算是曾国藩提携的最厉害的角色。左宗棠带兵打仗方面，一点不比李鸿章差。但是，左宗棠这个人性格清高，经常看不起别人，包括曾国藩。虽然左宗棠一生事业多次受曾国藩提携，但是在攻下南京之后，两人关系却迅速恶化。为此，左宗棠甚至在曾国藩不知情的情况下，向朝廷打小报告，说曾国荃在攻克南京后，因为疏忽放走了洪秀全的儿子。
其实，推动左宗棠做出这个举动的，是纠结了他一生的“科举情结”和“瑜亮情结”。
左宗棠自命不凡，认为自己是天纵之才，以为能够通过科举功名发达，不料连年落第，因此对于那些高中科甲之人，下意识中有一股莫名的敌意。除此之外，左宗棠内心还深藏着“瑜亮情结”。左宗棠平生以诸葛自命。“每与友人书，自署‘老亮’，以汉武侯自比。继又言：‘今亮或剩于古亮。’”每次提到曾国藩，他心中总会涌起一股难言的怨气。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曾国藩在舞台当中占据了本该属于他的“主角”位置。曾国藩正是直接阻碍他成为“今亮”的罪魁祸首。以主帅身份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就是曾国藩对不起他左宗棠之处。
左宗棠一生说了很多曾国藩的坏话，也做了不少让曾国藩下不来台的事，但曾国藩并没有打击报复，对左宗棠仍然一如既往地推重。
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受命镇压西捻军。如果说平定太平天国，左宗棠只是配角，那么这次西征他可是绝对的主角，因此对此次出兵十分重视。然而，这次出征面临着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筹饷。当时，曾国藩任两江总督，其辖下的江苏乃西征军重要的饷源地。
左宗棠
晚晴督、抚之间的个人关系，对政治运作影响极为重大。事实上，虽然朝廷要求各省按份额及时供给西征军军费，但只有少数与左宗棠个人关系好的省份尽力供应，而那些与左宗棠个人关系一般的省份都没能做到如数按期。鉴于和曾国藩的关系不和，左宗棠认为曾国藩必然在饷源这件事上难为他。然而，不久他就发现自己判断错了。其后，曾国藩分内的那份军饷就源源不断，稳定而可靠地输送而来，不但足额而且及时。除此之外，曾国藩还将自己最得意的部下刘松山交给左宗棠使用。后者屡立战功，对左宗棠帮助极大。
事实上，曾国藩一生经历过多次身边人挖墙脚或者决裂。但他可以分清到底是敌我矛盾还是理念、性格上的分歧。如果属于前者，他也不会手软，如果属于后者，他通常都会放下个人恩怨，以大局为重。
3.以诚待人
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朝廷是大大松了一口气，曾国藩却没有放松下来。因为在曾国藩看来，中国还面对着一个比太平天国更危险的对手——洋人。曾国藩认识到，洋人是比太平军更大也更为根本的祸患：“不怕柴狗子，只怕洋鬼子。”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这出老戏中的常见角色，而洋人则是这片舞台上新出现的事物。这帮金发碧眼的家伙，不同于历史上的匈奴和蒙古。他们穿的不是肮脏的树皮而是笔挺的西服，他们乘的不是草原战马而是来去如风的舰船，他们手里拿的不是弓箭而是威力强大的新式武器。
怎么对付洋人，老祖宗并没有留下经验。曾国藩的国际观最初和绝大多数帝国官僚没啥两样，那就是天朝高高在上，外夷自应俯首称臣。但是，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进程和结局，让曾国藩的想法发生了根本变化。他发现，中西方不仅武力差距极为悬殊，洋人的行为方式体现出的文明水平也完全不同。他们不像蛮族那样，攻占了中国京城，会建立一个新的王朝。他们的要求很明确：一是通商，二是要清王朝放下架子，以平等的态度和他们交往。更令曾国藩意外的是，外国人在结束战争后，立刻提出，可以帮助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并且迅速付诸行动。
其实，曾国藩还通过“一件小事”感觉到洋人的与众不同。那是咸丰三年，也就是1853年，上海爆发小刀会起义，混乱期间，上海海关转运失灵，海上官员逃到了租界。但是外商的船只还在港口等待，贸易还要继续，英、法、美三国领事商量了一下，决定三国各派一人，成立了税务司，“代替中国政府”管理上海海关。这显然是对中国主权的一种严重侵犯。不过令中方官员意外的是，外国人居然能诚实认真地收税。过了两年，上海收复，外国人居然将他们管理收到的税款七十余万两白银，移交给清政府。而且，在外国人的管理下，上海海关贪污腐败明显减少，税收额明显增加。
这些事情让曾国藩认识到，这些洋人，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传统的没有文化根基的蛮夷。他们有自己的独特信仰、文化系统和做事原则。从此，曾国藩对西方国家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变化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其一，曾国藩开始认真践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江南制造局便是成果之一。其二，曾国藩开始平等对待外国人，并提出诚信外交。
1860年的李鸿章
说到晚清外交，李鸿章毫无疑问是核心人物之一。实际上李鸿章早期也不知道该如何和洋人打交道，便向曾国藩请教外交方略。曾国藩送他一个“诚”字：“老老实实，推诚相见，和他平情说理。”在曾国藩的指导下，李鸿章很快掌握了与洋人打交道的方法，这对后来李鸿章筹建海军、兴办洋务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同治十二年二月初四，也就是公元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在家人的陪伴下平静去世，享年六十二岁。他的一生，将立功、立德、立言这三不朽的圣人标准如数践行。就立功而言，他从一介书生起家，创建军队，统帅群雄，挽狂澜于既倒；就立德而言，他时时以圣贤标准要求自己，道德修养近乎纯粹，五十年后相继主宰了中国的两个大人物——蒋介石和毛泽东，也不约而同地把他当做自己的精神偶像；就立言而言，他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对理学身体力行，留下洋洋数百万言的全集，其精深博大之处可以让学者终身沉浮其中，其家书语录更让直到今天的普通人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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