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Can Hear the Heart Beating as One》
表演者:Yo La Tengo
在《I Can Hear the Heart Beating as One》发行25周年之际推出的纪念版中,乐团同年于“Peel Session”录制的三首曲目首次被作为特典正式纳入,这也让标题字面上所能串联起的意义似乎变得更加丰富。身为当年那部“滚青”观之无不落泪的电影《海盗电台》里“法外之徒”的原型之一,自幼便沉迷于收集唱片、梦想从事广播事业的John Peel实际上由于上船太晚,并未在那艘“Radio London”号上捞到太多表现的机会。随着“海洋广播法”的颁布,如同影片中所刻画的,这一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播送方式很快被禁止,但一本正经的“官媒”BBC却也就此建立起了Radio 1这一流行音乐频道,将John Peel等人招安并委以重任,谁是真正的赢家自是一目了然。而在往后将近40年里,这位曾对想要干预他“品位”的高层放言“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尽可能地适合节目,让电台理想化,没有谁能引诱我离开这里,无论如何”的任性掌门,也正因为对个人喜恶的坚持和推广新锐的责任感,真正助力了许多伟大乐队的发展,并整整培育了几代有能力欣赏这些音乐、视野开阔且保有好奇心的听众。在这一良性循环的过程中,许多人也正是通过他邀请中意的乐手来到演播室录下的那一份份“John Peel Session”,体会到了最初与某段音乐“两心如一”的珍贵感受。
在口碑平台Aquarium Drunkard对James McNew所做的最新采访中,这位前弗吉尼亚大学校园电台DJ、如今Yo La Tengo这间“夫妻老婆店”里的唯一“长工”,便称得上是兴致高昂地对原专辑中全部16首歌的制作情况做了详尽的回顾。在被问及是否还记得初听《My Little Corner of the World》这首如今已被他们从原唱者那里“夺来”的热门单曲的感受时,其实记性已不算很好的“太史公”却明显对这段经历记忆犹新。他回想起,当时是在佛罗里达,他们花费了25美分从某人手里买下了一张私录盘——“他可能是在某个赌场演奏的?或者是在一艘船上?我不记得了,但那首歌在他当晚演出的曲目中。”此前都没有听过这首歌的三人当即被征服,兴奋地觉得这下可是发现了个了不得的唱作人。毕竟,团队当家Ira Kaplan本是“听多识广”的摇滚评论人,也正是因此爱好,才在看演出时结识了此生的灵魂伴侣——未来组合中承担打鼓和女声任务的Georgia Hubley。因而虽然关于团名Yo La Tengo的来历一直众说纷纭,但这句西班牙语版本的棒球场常用语“我接到了!(I've got it!)”在许多人看来必定包含“我找到了她!”的意思,所谓的心心相印,首先也是指这两位重度乐迷间的奇妙缘分。但令人大为惊讶的是,Ira的妈妈竟跟随他们的“重大发现”熟练地唱了起来,并在被盘问她是否也在马路边买过这张刻录盘时更为吃惊地表示,这本来不就是首经典老歌吗?这位英雄母亲此后甚至登台与他们共演了这一曲目,让James McNew连呼“这实在是太酷了”,而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一组合的建立同样像是唱K唱成职业选手那类水到渠成的结果。正因为没有门户之见,才有了兼收并蓄的可能,相比起许多深耕于某个领域、姿态上更加激进的乐队,这个百科全书式的创作团体反而能以一种温柔可控、总是懒洋洋的状态,在寻常旋律之上添加更多的实验性。这也决定了他们的多元性并非体现在不同时期的创作中,而是往往出现在同一张专辑,甚至是同一首歌曲里,令人不禁猜想若是另一个时空中的John Peel舍得放下电台工作亲自上阵,很可能便会是这路因其包罗万象又趣味不凡而成为“评论家之友”的“学者型音乐人”。
这种松弛的心态还体现在此前推出的三人拿自己开涮的重剪版《Sugarcube》这一经典MV中——由《Mr. Show》两位当家Bob Odenkirk(此君如今已凭借在《绝命毒师》和《风骚律师》中的亮眼表现为人所熟知)和 David Cross所组成的“公司高层”,在目睹了Yo La Tengo的业余表现后愤而怒斥:“你们是不是压根不想挣钱,或是想让我的老婆孩子挨饿?”并决心将旗下这几位尚未开窍的签约艺人强制送去“麦金利总统摇滚学院”进修改造。幸运的是,学院中那两位“杀马特”造型的讲师将课程设置得异常扎实,从“Do you like trip-hop?”的灵魂拷问开始,除了讲授从词曲创作到发行策略的理论,还从一言一行抓起,例如让他们练习挥舞吉他的动作,临别前还给出了“Burning Out vs. Fading Away”的毕业寄语。而恶补完基本功的乐队在现实里交出的第一份功课,便是《I Can Hear the Heart Beating as One》某版唱片里所附带的插页——这份设计精美、足可乱真的介绍包含14张专辑的图文信息。据洋洋得意的“太史公”透露,这是在某个喝高的夜晚,他们与一个鼓手朋友共同虚构出来的,并半哄半骗地让Matador的艺术总监Mark Ohe帮忙一起完成了创作——“他显然乐在其中”,James McNew对于又一个伙伴显然信心十足。此外,另一位亦师亦友的共同体成员、参与了自1993年的《Painful》起直到2013年的《Fade》前所有录音的纳什维尔著名制作人Roger Moutenot同样不能被忽略,在他的协助下,向来被乐评人们津津乐道的折衷主义(eclecticism)这一Yo La Tengo的最主要标签,也因为丰富而独到的表达逐渐成型才有了立足的基础。折衷并非意味着面对现成之物进行拼贴式的融合与妥协,超越并创造出一个相比任何一部分都更为高超且平衡的整体无疑对天赋的要求更高。就像James McNew所回忆起的,这一过程事实上无迹可寻,只有在回首来时路时,方能发现改变已悄然发生,从“你不知道你会得到哪个乐队!”到“无论我们一起做什么,都会是Yo La Tengo”之间,无疑横亘着多数乐队都无法跨越的鸿沟。
正如这张风格跨度极大,却又在听感上无比协调的专辑中,有远超过唱片容量的内容,你也很难想象他们的这个“小小角落”里,究竟堆放着多少张唱片、往来过多少不同时空的灵魂。仅以这首两分多钟的流行歌谣为例,经他们重新演绎,原本总是带有点广告味、旨在供反复播放的“标准曲”,就此被领回了私人领域,具备了色彩、质感,乃至时态。随着一分半钟时键盘音效的进入,整首歌带给人的感受仿佛是就着暮光翻看带有颗粒感的老照片,温暖中暗藏着恰到好处的疏离感,是永不会随年龄增长而显得幼稚的纯真。而就像是同专辑中翻唱自The Beach Boys的《Little Honda》,或是此后于2015年收录在《Stuff Like That There》、翻唱自The Cure的《Friday I’m in Love》所一再证明的,他们从不需要进行大幅度的改造或依靠奇特的唱腔来赋予歌曲全新面貌,“评论家”的角度,让他们所做的种种更接近于“解读”。而这也决定了,即使在进行原创时,他们的手法仍旧是“印象派”的,意图捕捉和还原的并非事物或情绪本身,这才诞生了《I Heard You Looking》这样有时会在演唱会上被拉长到二十多分钟的纯器乐“通感实验”。只是对于音乐性的强调,必定以牺牲一般流行歌曲意义上的“动人旋律”为代价,好在Yo La Tengo的本领正在于让“噪音”与“乐音”和谐相处,并因为沾染了彼此的气味而两相受益。虽然他们最受欢迎的作品还是《Today Is The Day》,但稍有经验的听众也完全可以想象,若是换一组人马,难保还能维持住复杂、朦胧、不甜腻的美感。同理,另一个值得参考的角度便是,虽然他们的不少歌词堪称“朴素的诗意”,但在某种程度上,此间的诗意很大一部分实际还是来源于乐团细节丰富的器乐语言与混音上的高度敏锐,这也是他们半推半就地被按上“Velvet Underground接班人”的头衔,却与“导师”相比重心略有区分的地方。
虽然真正的乐迷并不热衷于这样的比较,如今在气质、追求等方面两边也是大为不同,但在成团早期,比如在1987年的《New Wave Hot Dogs》中翻唱的《It's Alright (The Way That You Live)》,或是1990年录制于新泽西WFMU现场、也同期出现在《Fakebook》里的《The Summer》中,Ira和Georgia的音色、唱腔、在团队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低噪环境中的内敛姿态,拿来同Lou Reed与Moe Tucker的搭配相比倒也可谓是形神兼备,任何一个熟悉两家的乐迷都会轻易在其中找到联系。甚至在1996年的电影《我杀了安迪·沃霍尔》中,他们还真的大方客串了一把自己的“模仿对象”。而在更深的层面上,这两个乐队都很接近于在背靠墙角的位置,实际却站在了自身所处时代的最前沿。虽然经由安迪·沃霍尔之手,反流行的内核可以被包装成脱离自体的文化符号,但从另一角度来看,他们也都不应当被视作某种精英主义的代表,尤其是,Yo La Tengo对于大众文化的热情是有目共睹的,这也成为了他们源源不断的创造力的来源。例如在另一张经典专辑《And Then Nothing Turned Itself Inside-Out》里,《Let's Save Tony Orlando's House》《The Crying of Lot G》《The Last Days of Disco》三首曲目对应着《辛普森一家》、Thomas Pynchon的《拍卖第四十九批》以及Whit Stillman的《最后的迪斯科》,但了解他们习惯的乐迷会很清楚,这里的“关联”仍旧是“印象”和“启发”式的,他们既不会僵硬地基于原文本来创作,但你同样不能说此处仅仅只是随意的借用。正如另一首《Deeper into Movies》的标题虽然因主创者“记不得了”没有得到引用自Pauline Kael那本著名影评集的认证,他们也一直强调,这些东西(甚至包括歌词)只是为了能让音乐创作继续开展,并没有直接的意义,但价值最终会体现在他们理解、处理诸如情感问题时所具备的文学性眼光,以及收到的类似“文化素养很高”这种很少出现在乐评中的赞赏之上。而从类似为Kelly Reichardt在《Old Joy》中制作电影原声(这本身也是“They Shoot, We Score”项目中的一部分)、参与致敬Allen Ginsberg、替奈良美智的展览目录“配乐”(或者按展方的说法,“将展览内容转变为某种音乐实体”)等活动也可以看到,Yo La Tengo在有机会回馈各界友人、提供“营造氛围感”的服务时,往往都能很好地融入,甚至成为决定调性的重要元素。毕竟就像能理解“Sorrow is nothing but worn-out joy”并成功将其表达出来的乐团,绝非哪所“摇滚学校”可以培养出来的。此外,从2014年Glastonbury音乐节上他们与偶像小野洋子同台献艺时两方的表现中也可以看到,他们在尊重、继承着传奇的精神的同时,事实上已成长为那股尽力在尝试延缓文化中那较为鲜活、精致的一部分走向消亡的力量。
就在今年年初,他们还与Talking Heads的David Byrne一起翻唱了洋子那首《Who Has Seen the Wind?》——“无人见过风……只余你和我”。而这首歌曲的意境,刚好暗合了Pitchfork上Marc Hogan在2017年为《I Can Hear the Heart Beating as One》写下的长文中的说法:“他们几乎尝试了所有事情,但却从未忘记自己的追随者是谁。他们追求的,无疑正是由这张专辑所集中体现的那种孤立而迷人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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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节选,发表于《萌芽》2022年8月刊。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者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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