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濒临狂野的心》
作者：[巴西]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
译者：孙山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个作家如何在忠于自己独特天赋的同时，也切实提升叙述上的技术，并最终实现个人的风格？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早期到后期作品的变化可以让喜爱内向书写的读者和写作者们获得许多启示。1944年，当时年仅23岁的巴西犹太裔作家克拉丽丝的处女作《濒临狂野的心》甫一出版，便激起了巨大的声浪。当时的巴西文坛奉行“地域主义”，而这本几无巴西特色、非地域性、关注人物内心生活远多于其现实际遇和所处的外在世界的小说，让评论家们在对其大加赞赏的同时也感到无所适从。不能归类、无法诠释克拉丽丝让人们感到不安，一些评论家便找到了欧美文学传统中的乔伊斯和伍尔夫作为坐标，认为她的作品让巴西也得以拥有自己的意识流写作。
《濒临狂野的心》以女主人公约安娜大篇幅的内心独白为主，书中对约安娜的现实际遇总是匆匆交待几笔，精简到了几乎有些冷漠的地步，读者只能粗疏地梳理出人物的大致命运。相对地，约安娜的内心生活呈现出庞大驳杂的变化，它们并不是因具体某件事而起的带有个体经验性质的心理感受，而是围绕着自我意识、自我表达等命题进行的抽象思考。约安娜非常厌恶陈词滥调，为此常做惊人之举。她仇视大自然，认为邪恶可以带来快乐和力量感，在恋爱和婚育上，也违背道德常规和世俗理念。在众多讲述女性成长、艺术家成长的小说中，约安娜是一个时至今日依然显得独特的样本。但作为处女作，这本书在叙事和表达上有所局限。如果一定要将其与伍尔夫比较，那么在阅读伍尔夫的作品时，我们是在与人物一同进行内心的旅行，这场旅行的轨迹看似跳跃，但其实有着舒展绵长的内在精神脉络，我们可以允许自己放松地浸润其中，经历一切，与文本、与叙述者达成一种基本的信任关系。而在阅读《濒临狂野的心》时，这场精神飘游更艰难一些，那些碎片化、有时显得无根无源的内心呓语会不时让我们与人物失散在雾气中。
《濒临狂野的心》曾这样描述约安娜的思维状态：“最糟的是，她可以把想到的事情一股脑儿地想下去。她的思维一旦立起，便如同花园里的雕塑。她穿过花园，看了看，继续向前走。”只是，人物有权“濒临狂野”，“把想到的事情一股脑儿地想下去”，但大多数情况下叙述者还是要考虑到节奏的调控。在后来的两部短篇小说集《家庭纽带》和《隐秘的幸福》中，克拉丽丝作品中的哲学思考变得更加适时、灵活，能在必要时及时收束，不让随意散发的思想的光辉扰乱故事整体的节奏感。而当那些呈现人物内心生活的恰当时机来临，她则不吝笔力，尽可能地向前推进，不断深入精神和思想的世界，以让小说展露出它的真正质地。此外，在这两部短篇小说集中，克拉丽丝也用更深厚的叙事功力让人物至少能够落地于现实的生活中，比如在《家庭纽带》中，主人公多为困于家庭的主妇，但她们每个人的生存困境都变得更加具体，小说的故事性有所增强。
这样的圆融并不代表克拉丽丝在走向妥协，她仍然不喜欢人们对文学的种种规定性想象，力图在文学传统、叙事规范和自己的创作意图中，实现一种最小限度的平衡。她的晚期作品《星辰时刻》是一本元小说，克拉丽丝借书中的叙述者罗德里格·S.M之口表示：“这样，我将背叛我的习惯，尝试一个有开头、中间和‘大结局’的故事，结局之后是寂静与飘落的雨。”她履行了承诺，让这个故事至少有头有尾，给了我们一种最低限度的舒适，于是我们得以将更多心力倾注在那些更为重要的东西上，并最终承认：克拉丽丝既不负责讲故事，也不负责提供思考的结果，她的价值在于呈现困惑本身，这些困惑关乎人存在的本质，像一些小小的星辰，在我们对自身意义无比确信，萌生出不恰当的生之傲慢的时刻，以其尖锐的光芒撼动我们的心灵。
综合而言，克拉丽丝的内省式写作，要放在葡萄牙语这一土壤上，才能更加凸显出它的珍贵之处。许多巴西的评论家承认，葡萄牙语不是一种擅长进行复杂思考的语言，而克拉丽丝大大拓展了它思想的边界，使之更加绵延、深刻。这对于写作者和读者而言都是一种挑战。在《写作与生活》中的《爱的宣言》一文里，克拉丽丝表示：“如果我是哑巴，我也无法写作，那么，当别人问我想要归属哪一门语言时，我会选择英语，因为它简洁、优美。但我不是哑巴，也能够写作，所以对于我来说非常明确的一点是，我真正想要的是用葡萄牙语来写作。”克拉丽丝的身份背景和生活经历是跨文化的、多语的，她是犹太人，于1920年出生在乌克兰，但幼时就到了巴西。在嫁给外交官丈夫后，她随丈夫旅居欧美十六年，后来选择离开丈夫，带着孩子们定居巴西。但她在身份认同上没有太多犹疑，一直认为自己就是巴西人，在写作上也选择了忠于葡萄牙语，尽管她深深了解它的局限之处：“我爱葡萄牙语。它并不简单，也不灵活。它没有经过思想的细心雕琢，所以并不怎么精妙。它会实实在在地做出反击——如果有人想鲁莽地把它变成一种敏锐的语言。它也不是爱的语言。对于写作的人，特别是对于那些在写作的同时揭开人和事物第一层面纱的人来说，葡萄牙语是一个真真正正的挑战。”对于写作，她满怀雄心：“我希望葡萄牙语在我的笔下能够发挥到极致。所有写作的人都有这种想法。一个卡蒙斯和其他像他这样的人还不足以永远传承我们现有的语言财富。我们这些人写作，就是让思想的坟墓焕发生命。”
克拉丽丝的作品如今在巴西，乃至在国际上都已得到了充分经典化，尤其被女性主义批评家所重视。尽管她在《家庭纽带》《星辰时刻》等作品中对家庭主妇或贫困少女有深刻的体察，但就像不喜欢被夸奖为“巴西的伍尔夫”一样，克拉丽丝在生前也不喜欢任何“女性主义作家”的称号，这或许是因为凡是符合某一理论范式的文学作品，在某种程度上，越显得先锋反而越凸显其狭窄，而一直渴望深深地进入人的内心、进入世界的原初与本质的克拉丽丝对这种狭窄显然不感兴趣。
对于文学创作中那些精妙的叙事法则，杜鲁门·卡波蒂在《肖像与观察》中曾指出：“如果你意欲打破这些法则的话——大多数新手都有这样的想法——那我建议你先了解这套法则。”的确，这一判断仅仅会在极少数的奇才身上失效。克拉丽丝读的书并不多，她的阅读量之少曾让她的英语译者伊丽莎白·毕肖普感到震惊。毕肖普曾说：“她是我认识的最不精通文学的作家，像我们过去常说的，‘从不开卷读书’。我所知道的作品，她一概没有读过——我认为她是一个‘自学成才’的作家，好像上古时期的画家一样。”克拉丽丝本人也曾在《写作与生活》中坦承自己没有文化，绝对称不上是什么知识分子。她的写作仰赖于其强大的直觉和深入的思考能力，因而其作品呈现出的漫不经心和松散自由的面貌，只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并非有意的标新立异。克拉丽丝所遵循的是一种心灵的真实而非情节逻辑上的真实，而进行这一实践且无损作品基本品质的前提是，作家有能力进行真正的心灵层面的层层追索。当作家从无人之境为我们采来玫瑰——克拉丽丝钟爱这一意象，在《家庭纽带》中的《效法玫瑰》一文中曾用它代表一种极度的超然的美——我们无暇顾及也不忍心责怪它的芳香不符合某种范式。像“认出了风暴”那样，我们认出了这朵玫瑰，并在似懂非懂中向它的美臣服，承认我们所见到的并非某种凡俗之美。
2020年，时值克拉丽丝诞辰一百周年，《巴黎评论》在网站上刊出了巴西记者何塞（José Castello）写于1999年的一篇关于克拉丽丝的文章，何塞在文中回忆道：“当我第一次说出克拉丽丝的名字时，作家奥托（Otto Lara Resende）深吸了一口气，好像有什么东西把他拖离那里很远，他必须努力集中注意力才能不迷失自己。然后他对我说：‘你最好小心克拉丽丝。这不是文学。这是巫术。’”文中还记录了作家卡约（Caio Fernando Abreu）的感受，他与克拉丽丝是密友，多年来，卡约不断地读她的作品，直到有一天，他觉得他必须停下来。他满怀恐惧地意识到：“如果我不停止，我将无法再写作。”卡约本身也是成熟的作家，但依然感觉被克拉丽丝的文字入侵了：“一个无可挽回的时刻到来了，在这个时刻别无选择：读者要么远离作家，回归自我，要么迷失方向。”这对我们或许也是一个有益的提醒：克拉丽丝的文字神秘莫测，不可模仿，阅读她的作品是艰难的，而痴迷于她的作品很可能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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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发表于《萌芽》2022年12月刊。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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