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性与激情》
作者：[法]贝阿特丽丝·穆斯利
译者：周融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美国作家、评论家、电影人苏珊·桑塔格出生于1933年，在20世纪后半叶和21世纪初，她在西方知识界和思想界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她的一生涉猎甚广，很难简单概括。法国文学史学者贝阿特丽丝·穆斯利基于桑塔格留下的档案文件、日记和生前的所有作品，按照时间顺序，在这部传记中用60余万字呈现了桑塔格在精神世界和现实生活中的成长和经历。
本书给人留下的第一个深刻印象是，它证明了阅读并不是一种静态的、无用的消遣，而是可以成为尖锐的武器，庇佑人在生活中经历的每一次具体的战斗。对桑塔格而言，阅读既是她学业、事业的坚实基础，也是她和他人建立联系的方式。如书名所体现的，智性与激情这两种质地不同的挥洒生命的方式，始终共同作用于她的生命：“她的智性探索很快就与她求友的冲动，以及感情上的冒险，重合在一起。”比如，苏珊与丈夫的感情便立足于他们共有的对知识的渴求。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时，苏珊在旁听的一门关于卡夫卡的讨论课上认识了担任助教的菲利普·里夫。在相遇的第二天，他就向她求婚。因早慧而从小时常感到孤独的桑塔格发现，这是一个与自己水平相同的对话者，既出于寻觅到知音的激情，更“带着对自我毁灭意愿充分的意识和恐惧”，1951年，18岁的桑塔格嫁给了菲利普·里夫，并于次年生下儿子戴维·里夫，母子之间只相差19岁。而在之后的几年里，桑塔格逐渐意识到，她终究没有办法将自己塞进一个“贤妻良母的壳子”里。她想尽办法申请到了去牛津继续深造的机会，在欧洲居住了一段时间，以离开丈夫。在离婚后，她独自抚养儿子戴维，她从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母亲，比如从不做饭、疏于家务、不断邀请人们来家里做客而因此忽视儿子，但她有自己的教育方法和陪伴方式——还是依靠阅读，依靠知识。在戴维很小时，她便有意培养他的求知欲，在他4岁时便开始和他讨论灵魂问题，他们在情感上的亲密主要基于一种智性上的慷慨分享与彼此激发。桑塔格的情感经历与社交生活并不稳定，甚至常常陷入混乱与纷争，但无论如何，书籍一直帮助着她建立和维持与其他人的关系，并为她提供精神的支撑。
在各种意义上，桑塔格都是个饕餮者。她从青春期起便经常感到饥饿，且胃口极大，对食物处于一种很少间断的索求状态。在阅读上她也是遇到什么读什么，在这点上，她和自己的小说处女作《恩主》的主人公希波莱特一样：“我的求知欲令我就像一个饿得快死了的人，拿到三明治时，来不及揭掉保鲜膜就吞了下去。”她自称为“一个英雄式的自学者”，具有一种英雄主义的禀性，不断期待着阅读和写作生涯中的搏斗。《巴黎评论》在1994年采访了当时61岁的桑塔格，记者这样描绘她的房间：“苏珊·桑塔格住在一间五室户的家具稀少的公寓里，它位于曼哈顿西区切尔西的一幢大楼的顶层。屋里到处都是书和纸，书大约有一万五千本之多。苏珊·桑塔格倾其一生来阅读书籍，内容涉及艺术与建筑、剧院与舞蹈、哲学与精神病学、药学的历史以及宗教、摄影和歌剧的历史，等等。苏珊·桑塔格拥有各种欧洲文学书籍——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俄罗斯文学等，也有成百上千的日本文学书籍和关于日本的书籍，它们以语言种类区分，并大致按年代排放。她也有很多美国文学及英国文学书籍，从《贝奥武夫》到詹姆斯·芬顿，一本不落。”而这些庞大的收藏，其实已经是她在数次搬家后的残存之物了。记者还注意到：“桑塔格热衷于剪报，她的书里充斥着从报纸上剪下的一篇篇文章（她说‘每本书都被做了标记，并被层层叠放’），书架上贴满花花绿绿的便条，上面潦草地写着补充阅读材料的名字。”本书也记录了桑塔格的一些阅读方法：从少时起，她便保持了制作单词表的习惯，以丰富词汇量；在阅读的初始阶段，她非常注重那些“无法回避”的文本，研读经典；她也向来喜欢打通各个学科，将不同领域的文本混合在一起。这些都为她后来在思想评论上的犀利洞见打下了基础。
对于电影，桑塔格也是极其贪婪的，她很少错过电影放映，尽可能经常地去影院和剧院，一有机会就溜进放映厅，甚至在放映已经开始后也会走进去，即使不知道里面正在放什么。她曾说，电影“就像洗土耳其浴一样令人放松——我需要做的只有进入与抽离”。在戏剧上亦然，从皮兰德娄、布莱希特、拉辛到热内都是她的关注对象。即使在去咖啡厅这种日常的行动上，她也雄心勃勃，根据她的日记，1957年，24岁的她抵达巴黎后，平均每天晚上去四家咖啡馆。这些对知识和艺术掠夺式的求索正呼应了她在评论《反对阐释》中写下的：“我以为作家是这么一种人：她对‘一切’都感兴趣。”
其实，在确定走上写作道路之前，她也曾遇到过生活中的其他可能，有时这是一种更为稳定的世俗生活——最初在伯克利大学读书时，她曾去共和保险公司实习，但很快，“她害怕这种庸常、这种孤立；她也对原来过上另一种生活是如此简单这一点感到害怕，原来轻易就可以忘却自己的雄心”。另一些时候，是一份对她来说顺理成章、看似完美的职业——大学教授。在刚上大学时，她认为这是最适合从事智性活动的职业，但很快，在伯克利的那个期末，她就在心里承认这份职业或许并不是她想象的那样：“一想到我正处于学术生涯的边缘，我就感到害怕。对我来说毫不费力气……只要继续考出好成绩就可以；我也许会选英语语言文学——我没有数学天赋，搞不了哲学；我会继续攻读硕士，当上助教，写一两篇晦涩难懂、谁也不关心的论文，到了六十岁，变成丑老太婆和令人尊敬的教授。事实上，今天我还到图书馆里看过英语系的出版物——长篇（数百页）的专题论文都是关于这样一些课题：伏尔泰对‘你’和‘您’的用法；费尼莫尔·库柏的社会批评；布雷特·哈特在加利福尼亚州报刊上发表的作品总篇目（1859—1891）……上帝，我差点让自己干了什么啊！”桑塔格对这一职业或许存在某种偏见，但她的确终生践行了这一观点，在成名后也拒绝了返回大学教书的无数邀请。《巴黎评论》的记者曾委婉地询问她，这是否是因为她逐渐感到学术生涯和创作生涯之间或许不能兼容，桑塔格则坦陈：“比不能兼容更糟。我曾经目睹学术生涯如何毁掉我这一代最好的作家。”在这点上，不同的作家选择各异，但从桑塔格捍卫自己职业原则的坚定中，我们能感受到她的决心——她不愿在文学的边缘打转，像一个射击运动员一样，她只想瞄准艺术的核心。二十岁出头时，她曾在一篇短篇的草稿的附注中勉励自己：“最重要的是工作——这是唯一的脱身办法。一定量的作品能把我带往我想要去的地方，唯有如此了。”这便是桑塔格为自己的人生选定的道路，艰难却又单纯。
她很快成功了。1959年起，26岁的她带着儿子戴维来到纽约，自此开始活跃于纽约的文学圈和艺术圈，经常出席展览的开幕式、晚餐会、宴会，陆续在《党派评论》和《纽约书评》杂志发表评论作品，也出版了小说处女作。此外，在容貌的加持下——作者非常诚实地指出了精通于掌控自己的形象对桑塔格成为一个文化名人的作用——几乎每周都会有她的文章、照片、采访出现在报纸上。在早期，主要有两部随笔作品为她的名声奠定了基础。1964年，她的《关于“坎普”的札记》一石激起千层浪，此文为“坎普”下了定义，并提出坎普之所以是美的，正因为它是丑的。两年后，33岁的她出版了《反对阐释》，她认为阐释者犹如附着在作品上的“大群的蚂蟥”，改动作品的原意，在读者和作品之间制造了屏障。她还指出阐释至少是一种对作品的“降格”：“在真正的艺术面前，我们容易感到紧张不安。把作品降格为它的内容并对这内容加以阐释后，作品就被我们驯化了。多亏有了阐释，艺术才变得可以控制，可以随我们的意愿变形。”从这一似褒实贬的讽刺中可以看出，桑塔格强烈希望读者们带着勇气和信心，独立而洁净地进入文本。
1977年，44岁的桑塔格还出版了随笔集《论摄影》。在创作这本书时她已患有癌症，在病痛中，她明白了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工作，原本精力旺盛的她一度在生活与工作中游刃有余，但病弱的身体让她不得不在生活和工作中二选一。她选择了工作。《论摄影》的创作过程相当艰难，在书中的几篇随笔里，她对摄影进行了多个维度的反思，比如其对经验的简单化和限制：“拍照是核实经验的一种方式，也是拒绝经验的一种方式——也即仅仅把经验局限于寻找适合拍摄的对象，把经验转化为一个影像、一个纪念品。”又如它不加区分地处理事物的方式：“破灭的希望、青年人的放浪形骸、殖民地战争和冬季体育活动是相同的——都被相机平等化了。拍照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慢性窥淫癖的关系，它消除所有事件的意义差别。”以及它看似能满足人们的纪念和怀旧愿望，实则恰恰反映了变化本身：“拍照就是参与另一个人（或物）的必死性、脆弱性、可变性。所有照片恰恰都是通过切下这一刻并把它冻结，来见证时间的无情流逝。”与《论摄影》相反，《疾病的隐喻》完成得迅速且顺利，它取材于彼时桑塔格的日常生活：“这部作品起源于我患癌症的经历。那就像是挨了一耳光。它并不是自传性质的，但写它确实又起到了宣泄作用。就像是把癌症转换成了一种智性上的历险，从灾难中也能得出某种积极的东西。”智性再次守卫和升华了她的人生。
然而，阅读传记时一个略显无情的乐趣便是看一个人如何迎接她冥冥中注定的命运。桑塔格的这些随笔集在西方知识界是里程碑式的作品，但她在最想做好的事情——写小说上，远没有那么成功。作者分析了她每一部小说的内容和命运，指出只有《火山情人》口碑不错，但总体而言，它们的价值远远不敌上述的这几部评论和随笔作品。通过作者的分析我们可以大致推测，桑塔格相对而言较为概念性和理论化的思维方式，博览群书但同时也困于众多文本的认识，以及竭力想实现的社会批判任务，导致她的小说很难达到一流水平。
除了对桑塔格的成就进行客观分析，作者也会像侦探一样寻找她言语中的与事实不符之处。比如桑塔格的小说《恩主》当时便被一些评论家认为是受到了伯格曼的影响，但她本人坚称自己在写这本书之前从未看过一部伯格曼的电影，作者则指出，根据她的日记，她至少在巴黎看过《不良少女莫妮卡》与《小丑之夜》，而那是在《恩主》的创作之前。这种对微小细节的求证和对事实与讲述之间偏差的捕捉，也正是一部优秀传记的价值之一。
书中还写了桑塔格作为一个真实的人的脆弱之处。作者认为，桑塔格的情感弱点在于对孤独的恐惧，“她有一种强迫性的被爱的需要，或者相信自己正被爱着的需要”。桑塔格深知，“爱是表达称赞与偏爱的最高形式，但这并不是一种生存方式”，但还是控制不住自己为了被爱而产生强烈的自毁倾向。为了确认自己是否被爱，她曾偷看恋人哈丽雅特的日记，结果伤心地发现，哈丽雅特并不爱她，只是觉得她来巴黎找自己来得正是时候。而对于自己偷看恋人日记的举动，她这样自我辩护：“我看了不打算让我看到的话，我有罪恶感吗？没有。日记或者笔记首要的（社会）功能之一恰恰是为了让他人偷窥的，让那些你在日记里说了关于他们的残酷的大实话的人（父母和情人）偷窥的……”不过在这点上桑塔格称得上是言行一致，如今关于她的许多传记都是基于她主动公开的日记写成的。如果想更为直接地进入桑塔格的内心，《重生：苏珊·桑塔格日记与笔记 1947—1963》和《心为身役：苏珊·桑塔格日记与笔记 1964—1980》可以提供这一通道。
桑塔格以“反对阐释”启发了读者们，她本人却正是以阐释和评论各种作品来安身立命的，她自己的生活也一直被过度媒体化，而对此她也不无配合。在某种程度上，这本传记是桑塔格在《在土星的标志下》中所提出的观点的验证：“我们不能借助于生活来阐释作品，但可以通过作品来阐释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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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发表于《萌芽》2023年2月刊。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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