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里和洛奇塔》
导演：让-皮埃尔·达内/吕克·达内
编剧：让-皮埃尔·达内/吕克·达内
主演：巴勃罗·希尔斯/姆本杜·乔利
从1996年的《一诺千金》开始，达内兄弟的电影就逐渐形成了鲜明的作者性。它们在内容上聚焦社会上的边缘人，讲述故事时很少交代前情后果，往往只呈现出人物生活的一个剖面，而在形式上常以手持摄影拍摄，多见长镜头，并且采用自然声，少对白与配乐。这些特质构成了影片的写实主义风格，让人感到达内兄弟似乎是在借助小人物进行宏大的时事批评与社会关怀。比如，《罗塞塔》讲述了一个刚满18岁的女孩在比利时一座衰败的工业城市辗转打工的故事，这部电影不仅让二人收获了第一个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奖，还反向促使了比利时政府就青年劳工问题制定保护性新规，即被称为“罗塞塔”的《青年就业法案》草案。自此之后，达内兄弟在题材上的选择就更加引人瞩目了，甚至比他们的电影在艺术层面上的成就更有话题度，像2022年这部关注移民生存境遇的新片《托里和洛奇塔》就被一些观众评价为“更像一部犯罪类型片”。在年初上海影展的访谈中，让-皮埃尔·达内就类似评价做出了如下回应：“你刚才提到的‘愤怒’这个词，我猜可能是针对刚刚放映的这部电影《托里和洛奇塔》，它看起来好像确实比之前的电影有更多的对社会现实的揭示和批判，好像我们想要通过电影见证什么，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有意为之，要让创作朝着更有揭露性、更愤怒的方向走。到下一部的话，也许那个词就会变成‘纯真’了。我希望我们把自己放到一个更纯粹的状态，重新开始制定一部新的电影的拍摄计划，当然有的时候能做到，有的时候做不到。”
《托里和洛奇塔》以来自西非的两个移民，男孩托里和少女洛奇塔为主角，二人经由中介偷渡坐船到达比利时，通过为毒贩送货挣钱。托里作为被母国驱逐的巫童拿到了移民身份，而洛奇塔则是为补贴母亲与弟弟们来这里赚钱，因此一直拿不到合法证件。这个证件问题也就是本片的核心矛盾。一开始，他们试图假扮亲生姐弟，但洛奇塔却并未通过移民署的问话，之后为了办理假证件，她不得不来到与世隔绝的大麻种植园中独自工作，二人经过一番奔波，最终却仍未如愿。相比起达内兄弟同样关注移民的影片《一诺千金》《罗尔娜的沉默》《年轻的阿迈德》，《托里和洛奇塔》的结局更加直白，不仅直接拍出了移民的绝望与失败，更是以男孩托里的话——“如果你拿到了你的证件，你会做着家政服务的工作，我们将在比利时安居乐业”——为结尾，呼唤着一丝希望与温情。
达内兄弟之前的电影常常以为人乐道的“达内时刻”结尾，故事停留在悬置的时刻，其意义晦明不定，并不像这部新片一样给出具有明确指向性的结局。比如《单车少年》的最后一个镜头是男孩西里尔从昏迷中醒来后，一声不吭地爬起来，摇摇晃晃地骑着自行车远去，为何故事并未收束于他和萨曼莎接纳对方后，在郊外骑车时的幸福午后呢？在《孩子》里，索尼娅去监狱探望布鲁诺，他们并未说起那些关于道歉或原谅的话，影片结束于二人紧紧握住对方的手痛哭的时刻。他们之后会再次和好，一起照料孩子吗？这些难以回答的问题都让达内兄弟的电影保留了人性的复杂多义。
不过，看似缺少了经典的“达内时刻”的《托里和洛奇塔》在重建人性的体验上并非就是失效的，极具特点的影像才是构成达内风格最重要的因素。这部电影一以贯之地采用了手持摄影，镜头的抖动带来了一种主观视点，观众的眼睛得以跨过屏幕与镜头，直接来到故事之中。这些镜头与人物之间的距离也很近，有时甚至贴着人物的身体，很少呈现出环境全貌，从而营造出一种人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内部空间的生命强力。正如吕克·达内所写：“要寻找人物的生命力（lifeforce）。如果一场戏中看不到这种生命力，就找出问题在哪儿，然后重拍，直到这种生命力自己跳进电影。”同时，相较于背景色调来说，达内电影中的人物服装色彩明度往往很高，比如洛奇塔的红色和托里的蓝色，单车少年西里尔的红色和家长萨曼莎的青色，孩子父亲布鲁诺的红色和母亲索尼娅的青色。这种色彩选择是一种温和的强迫，迫使观众注视着人物，跟随着摄像机探进事物的内部。这样一来，观众可以直接体验到人物的内心，感受人物的呼吸和心跳，而非作为局外人去观察。
此外，在这部影片中，人物的动作并不总是已完成、有效果、有作用的，而是具备一种未经过滤的真实。比如在毒贩对洛奇塔发火，掀翻她的桌子时，洛奇塔的第一反应是赶紧拿起桌上的米布丁，这不仅能让人感到她的拘谨与恐惧，更将高大的她还原成了一个年轻女孩，使观众能够更深地体会到，毒贩之后的举动对她来说是何等巨大的伤害。又比如电影开头，洛奇塔接受移民署问询，像《四百击》中安托万在少管所中的坦白一样，作为权力结构中的下位者，她的眼神一直看向其他方向，这暗示着隐瞒与欺骗。这些身体语言虽然不能直接推进情节，但是当影片呈现出这些日常生活中最小的行动单位，却不刻意去聚焦于它们时，所有这些物品与动作也就带出了故事，建立起了生活，也因此建立起了幽微闪烁的人性。
如果一定要为达内兄弟的各部影片寻找一个内容上的共通点，很多人会援引吕克·达内所写的：“从《一诺千金》开始，我们所有的电影都是伊曼努尔·列维纳斯这句话的变奏：‘无法逃遁，这就是我。’”这句话也正是年初上海达内影展的主题。他本人曾对此解释道：“他者有可能是自我的另外一个声音，可能我们没有回答，但是有一个声音依然在拷问我们对于生命或者对某件事，起到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达内兄弟的电影中，人物往往经历了这样一个意识到“他者”的瞬间。比如《单车少年》中的西里尔知道父亲拒绝见他，和寄养家长萨曼莎大吵一架之后，半夜躺在床上，此时萨曼莎抱着他的身体，填补了父亲的空缺，因为这个瞬间的存在，之后西里尔对她的接纳才合乎情理。在《托里和洛奇塔》中，洛奇塔被伤害后，躺在床上呼唤妈妈，此时托里回应了她，“我”之外由他人构成的庞大世界正是在这个自我破碎的瞬间走了进来。
达内兄弟在关于《托里和洛奇塔》的自述中曾说：“我们的电影讲述了一段美丽深厚的友谊，他们没有互相背叛，而是始终如一。直到我们将这样的友情作为这部电影的核心时，我们才感到洛奇塔和托里这两个主角作为独特的个体鲜活了起来。他们开始超越媒体定义的所谓无人陪伴的少年移民者形象，不再仅仅是为了说明一个案例、一种情况、一个主题或一个话题而存在。这并不是说他们的处境不重要。恰恰相反，正因为这段充满力量的友情，他们作为流亡的、孤独的、被剥夺的、被羞辱的青少年形象有了一个新的维度。我们的电影也不知不觉地成了对我们的国家和欧洲范围内这些流亡青少年处境的谴责的声音。”
可见，达内兄弟要做的并非是为边缘人说话，而是让他们不再只是边缘人，而是“人”，一个被看见、被讲述的、能够发出声音的人。在后殖民研究中，斯皮瓦克提出过一个著名的问题：“庶民可以说话吗?”她认为答案是不能，因为没有让他们得以发声的社会结构，让他们无法说话的并不只是他们自己，还有他们身处的整个社会。类似的是，在1991年的一条手记中，吕克·达内曾写道：“一棵树倒下，比一片森林生长所发出的声音更响。我们拍摄倒下的树，要警惕那种对崩塌运动，对灾难性的风景，对破裂声的迷恋，去留意面对形体内在力量的静默、死亡。但是，不拍摄倒下的树，只拍摄生长着的森林，可能吗？”影像能否成为一种让被忽视的人得以发出声音的社会结构？达内兄弟在寻找类似的答案。在他们复杂幽微的影像语言中，树得以成为森林中的树，而森林也得以成为被树木组成的真正的森林，而非一个悬浮的概念。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的电影的确有着刺向现实的力量，但它并不是尖锐的，而是一种近乎温和的钝痛，让人在看完之后，总会获得类似的感官经验，在类似的色彩、声音乃至呼吸的频率中，重新体会到电影中那些人的处境。艺术是滞后、延宕的，但也是有力的，《影像背后》中就曾写道：“艺术无法拯救世界，也无法拯救人类。艺术总在事后才出现，但起码它向我们证明，它有可能拯救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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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发表于《萌芽》2023年4月刊。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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