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塔诺的文学病》
作者：[西班牙] 恩里克·比拉-马塔斯
译者：黄晓韵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病人之间往往是能够互相识别的——一些行为举止中的可疑之处、聊天时偏离了原本主题的奇怪关注点、对身边健康人类的隐隐嫉妒，或者仅仅是一种气质、一个眼神，都会让人心生猜测：眼前的人，想必是一位秘密的同类。“文学病”患者也是如此。会打开《蒙塔诺的文学病》的人，很可能从书名里就嗅到了一种熟悉的气息，而阅读的过程仿佛是在接受惩罚：如果你习惯于仰赖文学，从中得到释放或庇护，那么，作者恩里克·比拉-马塔斯这次就是在用文学的方式——你最热爱，也最听得懂的方式，来讲述文学是如何使人受伤的。
在小说开头部分，主人公罗萨里奥·吉隆多和他的儿子蒙塔诺分别以不同的方式被文学囚禁。蒙塔诺陷入了写作瓶颈，但还是想要回归文学；父亲吉隆多则发现自己在“用文学的眼光来看一切”，只想忘掉它，哪怕几天也好：“在我身边充满着关于书本和作家的引文。我是文学病患者。长此以往，文学可能最终将我吞没，就像漩涡吞噬一个玩偶，直至让我迷失在它那无边的领地里。我在文学的世界里越来越感到窒息，五十多岁的我，每每想到自己的命运可能是变成一部行走的引文词典，便焦虑万分。”他将自己和儿子的病命名为“蒙塔诺的文学病”。
为了暂时远离文学，吉隆多放下书本，开启了旅程，然而，当他来到法国南特，就会想起作家儒勒·凡尔纳、雅克·瓦谢也在这里出生，由此引发一系列玄想，完全忘记了自己来这里的目的。当他坐错了离开南特的火车，抵达了错误的目的地，也立刻将这件事归因于乘上的是当天的第一列火车——“‘第一列火车’总是一个非常‘文学’的、浪漫的，也是贻害无穷的想法。”有趣又可怕的是，一旦对上了作者的思路，便会发现，吉隆多的这类论断看起来神神叨叨，实际上却很精妙，背后有许多坚实的文本作为支撑。
对万事万物，吉隆多都会从文学中寻找参照：儿子蒙塔诺和哈姆雷特颇为相似，连发起火来都是哈姆雷特式的（在那一秒，他一边观察儿子脸色的骤然变化，一边想到这一点）；自己的父亲是一个“像卡夫卡的父亲那样白手起家的男人”；母亲则有点像“阿根廷女诗人阿莱杭德娜·皮扎尼克，脆弱而怪异，终日与药物为伴，徘徊在自杀的边缘”；朋友汤格，则让他想到荷尔德林……很快，身边所有人都被吉隆多烦透了。
对周围人的厌弃，吉隆多也做出了反击。尽管深受文学病困扰，他还是讨厌“正常人”：“那些正常的人，正是蒙塔诺的文学病的帮凶。”随后，他又不可自控地开始引用，用泽尔达对丈夫斯科特·菲茨杰拉德说的一句话来支持自己的论证：“只有我们有权利活在世上，而他们，那些混蛋，正在破坏我们的世界。”
令吉隆多真正感到悲伤的是，自从患上文学病，他的人生发生了不可逆的改变：“我感到如此焦虑，甘愿倾尽所有——在法亚尔岛这里，我是一个编剧——只求返回童年，回到那些简单的日子，那时我热爱太空和群星满布的夜空；我甘愿倾尽所有，只求返回我童年的时光，那时的我翱翔在宇宙无限的空间里，不觉得需要解读它，更不觉得要把它转化成什么文学概念或者引用。是的。我甘愿倾尽所有。”这使人想到《爱，死亡与机器人》中的《齐马蓝》，齐马最后主动卸掉了自己的高级思考功能，分解了自己，重新成为最初那个清理泳池的小机器人，回到对他而言最纯粹的那片泳池瓷砖的蓝之中。但人类无法抹去意识和经历的痕迹，当吉隆多，当文学病患者想要回头，原点已经不复存在。
这些讲述已经蕴含了足够多的痛苦，但吉隆多的故事还只是全书的第一章节，与书同题的《蒙塔诺的文学病》而已。在第二章《生命秘爱词典》中，叙述者“我”主动现身，并揭露了第一章的虚构小说中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构的——比如，“我”在现实生活中其实一生未婚，并没有一个叫蒙塔诺的儿子。我们也随之发现，比起吉隆多，这里的叙述者“我”才是一位更严重的文学病患者，对此，“我”也有自知之明，自称为“盗窃别人文字的小偷”和“我仰慕的作家的寄生虫”。
如章节标题所显示的，第二章是词典式、高度文本化的，几乎是一本文学史上众多作家的“病历簿”。纪德、泽巴尔德、卡夫卡、穆齐尔、佩索阿、毛姆……都被“我”从他们的日记和作品中找出了文学病的症状，其中卡夫卡被“我”视为病情最严重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我”的朋友们也愈发无法忍受“我”的文学化倾向——“不管怎样，事实就是你只用文学的眼光来看待一切，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现在已经无法跟你说话了”，“现在你只差把我们变成文学史了，我们甚至可能走到那一步”。
“你已经变成了一本书。”“我”的女友罗莎总结道。
事实也的确如此。这本“书”的形式还相当多变。在小说和词典之后，后续三章《布达佩斯理论》《受骗男人的日记》和《精神的救赎》又改用演讲稿、日记等形式讨论了“文学病”。只是，与吉隆多的忧伤和恐惧相比，“我”对这一疾病的态度变得坦然起来：“我们都处于不可改变且永恒的文学病状态——如今对我而言这种状态已经不再令人担忧。”在这一层面上，“我”达到了自己曾在第二章中提到的写作目标：“众所周知，如果要摆脱一个困扰，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写下来。我是通过个人经验认识到这一点的，具体的方法是拼命地不停谈论困扰我们的话题。”
另外一个接纳了文学病的表现是，“我”原本想尽办法捍卫文学，始终忧心文学日益衰落的命运，但到后来，当“我”受邀参加读书节活动，被邀请回答“为什么要阅读”这一问题时，“我开始想不通为什么我应该为阅读传教。这个国家没文化的人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本来就该如此”。
像这样一本正经的调侃在书中还有很多，华莱士一部小说的标题“无尽的玩笑”，或许可以用来形容这本书的语调和口吻。比如，“我”在阅读中发现，作家们的记忆之钥，常常是一些细微却美丽的事物，比如一块泡在茶里的饼干、一滴空瓶子底部剩下的香水、风从乡村钟楼带来的钟声……而“我”对此充满妒意：“我羞于这么说，因为那不是很有诗意，但事实如此，我无法改变：我的那一块泡在茶里的饼干，我的那一滴香水，我的风的音乐，是平庸的、普通的一口——短暂得就像童年——高乐高，一种在学生时代每天早上课间休息时喝的，混合了牛奶和可可的加泰罗尼亚饮料。只要尝一尝那种饮料，就足以让过去的记忆回来。但那个词——高乐高——再荒谬不过，毫无诗意，也许正因为如此，我这半辈子以来一直讨厌那些用回忆来创作的作家，同时为那些没有回忆的死亡负担、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达到作家成熟期的作家辩护。我这半辈子以来为那些不依靠过去的成果生存的、懂得展现当下想象的作家辩护——这种想象能够立足当下，也就是虚无本身进行虚构。”从中可以感受到作者的叙述风格：从庞大的文学史中信手摘取一些细节，随后戏谑地说起自己的个人经历，最后的落笔却是在一个相当严肃的创作问题上。
这种姿态和文风是如何形成的？或许可以从“我”所讲述的小时候的家庭氛围中得到一些线索。“我”回忆道，在“我”小时候，父亲总是围绕俗套的话题发表一些枯燥的言论，不堪其扰的“我”决定成为“他所提议、建议、计划和声明的一切事情的反面”。但由于父亲是家中的唯一权威，“我”只能利用他说话时的短暂停顿，抓住其中的谬误不放，“把所有精力集中在家庭游击战式的精炼话语或者说简短而具有先锋色彩的小争执上，从而逐渐建立起一种反叛而怪异的文学风格”，“这种风格包括对抗、尝试永远说不同的话、尽可能带着幽默，这些都是为了与家长那陈旧过时的、一言堂般的独白中的讽刺缺失决裂。一种没有太多有血有肉的文学角色的风格。一种反对一切的叛逆风格，尤其反对令人厌烦的西班牙现实主义，永远嘲讽那些女侯爵和女无产者，情人和妓女——在当今的西班牙小说里，她们总是在下午五点进进出出”。
当然，作者也没有完全做到“永远说不同的话”，书中有一些片段重复到了略微恼人的地步，比如“我”反复提到自己的容貌像克里斯托弗·李扮演的吸血鬼德拉库拉（“我”一如既往地将其文学化：不论是外在还是内在，自己的人生都陷入了文学的吸血主义）。不过，归根到底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我”是在用不同的文体、不同的叙述方式不断讨论同一个话题，重复无可避免，而且在日常生活中，病人们的讲述往往也正是如此。朋友刚开了个头，你就知道接下来他要向你倾诉的是怎样的苦恼，但是你还是会像第一次听一样，真诚地看着他，纵容对方再讲一遍。重述本身既是疾病的一种症状，也是一种治疗的手段——对他人的痛苦，我们无能为力，但至少还能做到倾听。
令人无奈的是，当书中的“我”逐渐对自己的文学病释然，身为读者的我们却因为阅读这本书，不可避免地记住或开始引用作者的句子、作者所引用的材料以及生成这些材料的材料，我们的文学病反而加深了。从这点上来说，这本书是“邪恶”的，我们像吉隆多一样被卷入无限的引文，在这巨大繁复的花瓣般的文本中一路坠落下去。
但你很难真正怪罪文学，它本身从来不以无辜、安全和功用来宣传自己。阅读本身就是危险的，作家们的确是通过文本在向读者奉献自己，但是当你食用他们的血肉和心脏的时候，真的以为自己能全身而退吗？我们自以为在汲取知识、经验和更多的体验，实际上他们也在吞食我们的生命，进入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记忆发生诡异的混合，甚至占据了我们对于生活原本的记忆。最后形成的记忆也好，对人生的理解也罢，都是一种原创性、真实性和可靠程度都相当可疑的混合物。自始至终，文学，是额上的第三只眼，我们其实未必承受得了它所看见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学作品的腰封上或许应该和烟盒一样写上“健康警示”。《蒙塔诺的文学病》中，“我”曾引用作家阿米尔日记中的一句话，或许它也适用于这里：“每个希望都是一只蛋，孵出来的可能是蛇，而不是白鸽。”在终于睁开了这只怪异美丽、目光灼灼的眼睛，满心欢喜地期待文学所打开的新世界时，还是小心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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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发表于《萌芽》2023年6月刊。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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