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自我及他人》
作者：[美国]菲利普·罗斯
译者：麦熙雯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年，罗斯代表《纽约时报书评》和昆德拉展开了对谈，这篇访谈的中文版后来被收录进《行话：一个作家和他的同行及其作品》中。当时，罗斯提出，昆德拉的作品与欢笑联系很密切，常常通过幽默或者反讽引起欢笑，“当你的人物痛苦时，那是因为他们碰撞到的世界失去了幽默感”。昆德拉对他的这一发现表示认同：“我在那个时期理解了幽默的价值。那时我二十岁。我总能通过人的微笑辨认出谁不是我无须害怕的人。幽默感是辨认的可靠标志。从那时起，我就对一个没有幽默感的世界感到恐惧。”
罗斯本人也很喜欢幽默、嘲弄和讽刺，在最近出版的他的另一本评论集《阅读自我及他人》中，有一篇1973年的访谈，《谈〈伟大的美国小说〉》，这是一篇他对自己的采访，其中他提到，他喜欢“‘不严肃’的写作”。二十多岁时，他曾把文学想象成一种崇高的圣礼、高雅的艺术和宗教的召唤，这种观念在当时与他“作为犹太孩子所吸收的对道德追求的嗜好”非常吻合，但后来他逐渐发现，他严肃对待自己创作的方式，和别人持有的“严肃”概念——一些文学评论家和读者认为他应该创作更多“人道的”“负责任的”“更能代表犹太人的”作品——大相径庭。比如，《伟大的美国小说》是一部体育题材的小说，而他写棒球，仅仅因为喜欢棒球这个主题，小说中的那些喜剧，也仅仅为了乐趣：“《伟大的美国小说》中的喜剧不为喜剧本身以外的任何所谓更高价值而存在，它的价值不在于社会、文化改革或道德教育，而在于喜剧创新。破坏性的，或者无法无天的，好玩的——为了好玩而好玩。”有趣，就够了。
从另一篇《写作与当权者》中可以看到，快乐对罗斯来说一直比较重要。罗斯说，青春期时的他大体是个犹太乖孩子，不过，话很多：“青春期最棒的是男性间的深厚友情……在那些马拉松式的长谈里，我们常常粗声粗气地讨论渴望的性冒险，开各种无法无天的玩笑。通常，谈话在一辆停好的车里进行。……那些年，我享受到的最大的自由和快乐，可能都来自那些汽车里往往持续几个钟头的对话，还有我们对话的方式。我少年时最亲密的伙伴——四个和我一样聪明、有教养的犹太男孩，日后全都成了成功的医生——回首当年的漫谈时，也许不一定会这么想。但我觉得我们从那些集模仿、报道、闲话、争论、讽刺和传奇故事于一体的漫谈中汲取了很多养分，我乐于将那些漫谈和我现在从事的工作联系起来，也把我们在车里为逗乐想出来的东西视为某种类似一个部落从人类发展的一个阶段过渡到下一个阶段的民间叙事。而且，我们正是通过那些千言万语，来报复当时正塑造着我们的文化力量，或试图阻止它靠近。”这么一看，在这些漫谈中，其实又有一些相当严肃、深刻的东西。
在创作上也是，罗斯所说的“‘不严肃’写作”，或许更多是对一种单向、僵硬、教化的文学观的质疑，这个小时候在汽车里嘻嘻哈哈的少年，在后来的一系列作品里，擅长幽默，也擅长写人的愤怒和痛苦。
在《当她是好女人的时候》中，主人公露西就是一个充满怨恨的、受了伤害的女儿，不负责任的父亲教会了她如何热爱受苦，“但她痛恨受苦，就跟痛恨那些使她受苦的人一样，永远痛恨”。在她眼里，父亲“低劣不堪”，母亲早该离开父亲却一直在忍受，进入大学后的第一个学期，露西意外怀孕，医生劝她回家向母亲求助：“你好像很爱她。也许她也很爱你。”她则回应道：“可她帮不了我，医生。这事跟爱无关。爱恰好是她的错误所在。她太软弱、太没个性了。”
这种愤怒逐渐以试探和自毁的形式呈现，她隐瞒了怀孕的事实，直接告诉全家人自己决定和男友结婚了。面对父亲的激烈反应，她的心里泛起了嘲笑：“可她爸爸为什么表现得像大难临头一般。从何时起她的牺牲、她的痛苦竟使他眼泪汪汪了？她受不了这种伪装。”可是家人的不追问，也触伤了露西的自尊心：“或许无需更多解释，他们早已知道原因？他们满足于接受她所说的话，从而简单地避免了面对真相的羞耻？……要是他们说不该有多好。不，露西，不行，不，露西，我们禁止你这么做。可是他们中似乎没有一个人还有信念，或者耐心，来对抗她的决定。为了活下去，她很久以前就树立起与他们抗争的意志——那是她的青春之战，不过现在已经结束了。她赢了。她可以为所欲为，甚至嫁给一个她私底下鄙视的人。”
小说中的露西一直处在这种对男性的愤怒中，在小说结尾，在决定毁掉父亲的狱中来信时，她想：“是的，再见，再见，勇敢坚定的男人们。再见，保护者、守卫者、英雄和救星。你们不再被需要，你们不再被期望——唉，你们已经显露出了本性。别了，别了，色鬼和诈骗犯，懦夫和脓包，骗子和伪君子。父亲和丈夫们，永别了！”在接受《巴黎评论》的专访时，罗斯提到，这本小说问世几年之后，露西所控诉的美国中产阶级生活的某些方面正好也是当时新兴的女权主义反对的对象，身为作者，他愿意接受将露西的愤怒看作尚未成熟的女权主义的愤怒，但他强调，这并不是一本为女权事业背书的书：“我在描写这个年轻女人的愤怒时，并没有带着‘正该如此！’的肯定，从而鼓动人们都行动起来。我检视的是愤怒的本质，伤害的深度，以及愤怒给露西和其他人带来的后果。我其实不愿自己来说，但对这个人物的描写是带着伤感的。这个伤感并不是那些富有同情心的书评人所谓的‘同情’。我指的是你可以看到真正的愤怒其实是很痛苦的。”
这些痛苦在罗斯的其他作品里也经常出现。《波特诺伊的怨诉》中的主人公，因为母亲过度关注自己的健康而逐渐不堪重负（比如当他在厕所待太长时间时，她会不断地敲门要求看排泄物的形状，以判断他是否吃了垃圾食品），他向心理医生倾诉“我受够了当个优秀的犹太男孩”；《愤怒》中，面对战争，犹太青年马库斯竭力避免上战场的命运；在《布拉格狂欢》里，看起来对时势变化满不在乎、游走在各个场合之间的奥尔佳其实也是愤怒的，她沉迷于写作、喝酒，以及到处向人展示自己的身体，无休止的纵欲是她选择的一种反抗方式。
《凡人》中也萦绕着一种无力的狂怒，主人公在病弱的老年对依旧健康的哥哥豪伊产生了妒忌——“他几乎相信豪伊的健康得为他自己备受摧残的身体承担责任”。年轻时，他对于妒忌这种情绪还颇为陌生，但步入老年后他知道了。与此同时，他也要面对两个儿子对自己的仇恨：“兰迪和隆尼是他内心深处负罪感之源，但他已无法解释当初为何那样对待他们。他们年轻时，他解释得已经够多了——但当时他们太年轻，太愤怒，理解不了。现在呢，他们太老太愤怒，还是理解不了。”对此，他有些无奈：“像他这样把家庭毁了的离婚当事人，只是千百万美国男人中的一个。可他打过他们的母亲吗？打过他们吗？没有尽过赡养他们的母亲、抚养他们的义务吗？他们有谁迫不得已向他要过钱？他吝啬过吗？每一次需要他的时候，难道他没有尽他所能向他们提建议吗？……没有人可以说，为了给自己的人生故事辩解而提出这种种问题，他难过、自责得还不够。”
这种诚实、坦率的自白，使人想到《垂死的肉身》中六十二岁的大学教授大卫·凯普什，他曾这样描述自己不熄的欲望：“现在，你也知道，我在女性美面前表现十分软弱。任何人都会对某些东西毫不设防，我对女性美就是如此。我一看到它，就会对其他一切视而不见。”在不加矫饰的背后，又似乎有几分自嘲和脆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种幽默的、并不“严肃”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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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发表于《萌芽》2023年10月刊。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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