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红外套的男子:
妇科医生波齐与19世纪末的法国》
作者:[英国]朱利安·巴恩斯
译者:郭国良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世上最值得玩味的表面是人的脸。”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贝格在《草稿本》中曾说。我们所着迷的面孔,有时是现实中遇到的,像庞德在《地铁车站》中写下的,“人群中的脸庞幽灵般隐现 / 湿漉漉,黑色树枝的花瓣”,有时是画作中的。2015年,在伦敦国家肖像美术馆,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就为一张脸所吸引。他看到了约翰·辛格·萨金特绘于1881年的《在家中的波齐医生》,画面上的中年男子皮肤白皙,蓄着柔和的胡须,神情慵懒优雅,穿着一件厚重的红色粗花呢长袍,拥有一双钢琴家般的手。巴恩斯开始对这位医生的生活和工作感兴趣,这是《穿红外套的男子:妇科医生波齐与19世纪末的法国》(以下简称《穿红外套的男子》)这本书的缘起。
画中人没有辜负他的期待,在研究中,他发现,“波齐无处不在”。在19世纪末的法国,这位外科医生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许多大事件。这首先是因为波齐的职业,毕竟,“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可能就需要一位医生”,他的病人有伤残的法国士兵,也有总是疑病的伯爵夫人,此外,他还是参议员、镇长、活动家。他还拥有“令人生妒的英俊外貌”(语出摩纳哥公主艾丽斯),并通过婚姻实现了所谓阶级跨越。
波齐交游广阔,1885年6月,他和王子埃德蒙·德·波利尼亚克、伯爵罗贝尔·德·孟德斯鸠-费赞萨克一同抵达伦敦,开始了一段旅行,这是一个“奇异三人组”,因为王子和伯爵都来自古老的贵族家庭,波齐则是平民。
全书先是从这次充满戏剧性的旅行讲起,随后聚焦了五个波齐现身的场景——“拍卖场上的波齐”“沙龙里的波齐”“吸烟室内的波齐”“国外的波齐”“医学生舞会上的波齐”,得益于活跃的波齐,19世纪末法国社会的人情和风俗一一展现。拍卖场、沙龙、吸烟室、舞会……这些声色犬马的社交场,似乎很符合我们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好年代”(Belle époque)时期的法国社会的想象。在伍迪·艾伦的电影《午夜巴黎》中,从美国来法国旅行的男主角一直梦想着20世纪20年代的(最好还是在雨中的)巴黎,而当他真的穿越到这个年代,却发现生活在这一时空的人,向往的是更早一些的“美好年代”,彼时,法国的艺术和文学腾达奏凯。
真实的“美好年代”究竟是什么样的?巴恩斯追溯了这一名词的由来:“快乐英格兰,黄金时代,美好年代:一个个如此闪亮的名字向来是后人定义、撰写的。在1895年或1900年,巴黎可没人对彼此说:‘我们正生活在美好年代,大家尽情享受吧。’描述1870年至1871年法国惨败和1914年至1918年法国完胜之间那段和平时期的这一用语,直到1940年至1941年在法国的另一次溃败后才出现。这原是某个电台的节目名称,后来变成一出现场音乐剧。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新创词语,一种令人心旷神怡的消遣,也迎合了德国人对‘噢啦啦,法国’的某些成见。美好年代,和平与快乐的经典之地,不只是一抹颓废的迷人魅力,还是艺术的最后一次繁荣,一个安定的上流社会的最后一次繁荣。”他指出,所谓的“美好年代”其实是一个神经质,甚至歇斯底里的全民焦虑时代,政治动荡、危机四伏、丑闻百出、流言汹汹。
这些特质,从当时流行决斗的社会风气便可见一斑。巴恩斯写道:“按极其保守的估计——且仅就政界、新闻界和文学界而言——1895年到1905年间,巴黎至少有一百五十场决斗。如果有些决斗是以朝空中射枪或第一次见血为终止,那么有些决斗则要猛烈、疯狂得多。”决斗名单中高频出现的有战地记者、军阀(也是波齐的医生兼朋友)乔治·克列孟梭,有政客、政治记者,还有很多诗人和小说家。在各项决斗中表现尤为积极的是莱昂·都德,他是我们小时候因《最后一课》而熟悉的作家阿方斯·都德的长子。莱昂·都德相当易怒,“骂人是一把好手”,人到中年,他发现言语已不够表达,转而诉诸流血:“1902年,三十五岁的都德首次参与决斗,对手是一位社会主义记者,1910年参与两场,1911年三场,1914年四十七岁时参加最后一场。”
除了线下的对决和厮杀,笔墨官司也是满天飞。1881年,莫泊桑在文学期刊《吉尔·布拉斯》中揶揄了当时的文坛现状:“我能接受的一种决斗,就是业界内的决斗,为了报道的决斗,记者之间的决斗。当报纸销量开始下降,某位编辑就会埋头撰稿,抨击、侮辱同僚,一来又一往。公众的注意力被吸引过来,就像在集会上看摔跤。继而决斗上演,上流社会有了谈资。这一程序有一大好处:编辑无须掌握法语写作。他们只需要擅长决斗……”
日常生活中,文人们也是常常心口不一,频生嫌隙,比如龚古尔、洛兰、都德夫妇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
洛兰会向阿方斯·都德夫妇诋毁龚古尔,然后又向龚古尔中伤都德夫妇,心里(隐隐)知道他们会交换意见。但他就是情不自禁。龚古尔常常纳闷这一行为的缘由,支配洛兰冲动的到底是恶意呢还是死心眼。洛兰自己也好奇。他的一个解释是:巴黎上下恶意弥漫,使他偏移了真正诗人的道路。“一群畜生!”他愤慨激昂,“把我整成了个记者!”
在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看来,和决斗一样怪诞不经的,还有丹第主义。这是19世纪在英法两国流行的一种风潮,“丹第”(Dandy)是服装精致、诙谐风趣、善于挥霍的上流社会人士,和波齐医生一起旅行的孟德斯鸠伯爵正是典型的丹第。想要成为丹第,良好的阶级是必备条件,“英国丹第几乎没有出身中产阶级的,更不必说工人阶级。而法国丹第则被允许来自放荡不羁的艺术圈”。
丹第一向为高雅的品位而自豪,但巴恩斯对“品位”是充满怀疑的,在他看来,“品位,常常就像掩盖之下的偏见”,这使人想到美国文化批评家保罗·福塞尔的《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以下简称《格调》),这本书戏谑式地总结了美国社会中各个阶层在容貌、衣着、住房、餐桌举止、休闲方式、谈吐等方面的喜好。《格调》写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如今读来也并未完全过时,它是那种具有双重性质的书:如果我们在阅读时太当真,将作者列举的上层和中层阶级的所谓高雅品位奉为圭臬,那么便完全忽略了字里行间的讽刺之意——全书中,作者总是在讥讽上层和中产阶级,尤其是中产阶级。他认为“贫民阶层相信的东西,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比中产阶级更有意思”,还援引了19世纪英国首相洛德·麦尔布纳的话,提出“无论上层还是下层,都总有些优点和可爱之处,但是中产阶级完全是一派做作、牵强、虚伪、矫饰”。但如果我们对作者描绘的这幅“等级地图”嗤之以鼻,又会不时在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中突然发觉,其实自己也是书中人,正试图通过消费来标榜自己拥有卓尔不群的品位。
巴恩斯觉得,品位和艺术是两件事,想要创造艺术、成就“伟大”,需要远远超越“品位”。关于什么是艺术,巴恩斯在他的另一本书《另眼看艺术》中进行过更深入的探讨。这本书收纳了他在《现代画家》《泰晤士文学副刊》《伦敦书评》等期刊发表的十七篇艺术随笔,其中一篇就名为“所以,它就变成艺术了吗?”。文中,他毫不客气地将许多作品逐出了艺术的范畴:“当然了,大部分的艺术都是拙劣的艺术。今日的艺术里,有很大一部分是个人艺术。而拙劣的个人艺术是最糟糕不过的了。一个诗歌比赛的评委曾向我描述过他艰难吃力地读完成千上万篇业余诗歌的经历:‘这感觉,’他说,‘就像他们中大多数都从自己身上切一段下来,一只手或者一只脚,包上就提交了过来。’我们不应该怀疑它不是诗歌,就像我们不该怀疑特雷西·艾明的作品不是艺术一样。说到这儿,我们应该给诗人克雷格·雷恩鼓鼓掌,因为他提出了用‘稀释制剂’这个词,来形容那些艺术内容稀之又稀的作品,它们的审美效果,就和安慰剂的疗效差不多。”如此看来,巴恩斯在《穿红外套的男子》中对丹第的批评已经相当温和,他至少肯定了他们对“美”的追求。
无论是决斗还是丹第,这两种“风俗”都随着“一战”的爆发而终结。在《穿红外套的男子》中,巴恩斯对真实的“美好年代”不无嘲讽,但这也只是全部事实的一部分。与当下相比,这一时代终究还是给予了他一种亲切的安慰和模糊的希望。巴恩斯曾提及,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英国“正受着蒙蔽,抱着受虐狂的心态”经历脱欧前的最后一年。在他看来,英国脱欧是一种自我孤立,就像波齐医生曾说的那样,“英国人常常以孤陋寡闻为傲,标榜自己对‘他者’不感兴趣”。对此,巴恩斯心怀担忧。
不过,他说自己仍然拒绝悲观:“在遥远、颓废、狂热、暴烈、自恋和神经质的美好年代中度过的那段时光让我开朗舒畅。”他欣赏波齐的人生,因为它自始至终体现了整个欧洲文明的不断融合:“他的祖先从意大利移民到法国。他父亲娶了一位英国女人做续弦。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在利物浦娶了一个英国女人。他做西装和窗帘的布料寄自伦敦。他于1876年首次到访我国岛屿,来寻找约瑟夫·李斯特,学习李斯特式的外科手术。他移译达尔文。他于1885年乘海陆联运列车到达伦敦,踏上为期数天的智识与美学的购物之旅。他理性、严谨、进取,有国际情怀且探求欲炽盛;他热情、好奇地迎接崭新的每一天;他以医学、艺术、旅行、社交、政治充盈自己的一生,而且尽享鱼水之欢(尽管这一切我们无从得知)。谢天谢地,他并非完人。然而,我依然要推举他为英雄。”
或许,尚古是人的一种本能,毕竟,与尼采所说的“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相比,将目光和情感倾注到过去,无论如何都是一件更令人放松的事。如果对这类题材感兴趣,美国作家盖伊·特立斯的非虚构作品《被仰望与被遗忘的》也是一处可供歇息之所,他笔下20世纪的纽约,和巴恩斯笔下19世纪末的法国一样,狂热、滑稽又诱人。除了歌星弗兰克·辛纳屈,棒球手迪马乔、作家海明威等“被仰望”的名人,盖伊·特立斯还写了许多“被遗忘”的人,印第安钢筋工人、门童、地铁售票员、公共汽车司机、清洁工、擦鞋匠、俄罗斯搓澡工、拳击手、侏儒摔跤师……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奇特的、交响乐般的纽约。当我们沉浸其中,爱上的当然是幻象,但谁说幻象没有力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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