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ok to the East, Look to the West》
表演者：Camera Obscura
盘点上半年的文艺事件，少不了北欧独立民谣老字号Kings of Convenience的首度造访。虽说本质上的小众属性与主办方在选址上的野心并不相称，导致一方面歌迷们惊讶于自己居然来到了一处宏大肃穆、按位落座的歌剧院，另一方面票房在连续推出几轮紧急举措后仍远未达到预期，靠着些牵着孙辈、提着书包的奶奶们的加入，现场的空隙才勉强得以填补。但有意思的是，到场的歌迷或许都在人群中撞见了意想不到的同好，同事、同学、微信朋友圈里半生不熟的“点赞之交”，大家唯一的共同点居然是“便利之王”，正如若是在另一个场合遇见组合里向来更为活泼外向、在舞台上有着妖娆表现的埃里克·格拉姆贝克·博伊（Eirik Glambek Bøe），你或许也很难推断这本是个忧郁敏感的大男孩。在经典之作《Homesick》中，埃里克与同伴厄伦德·奥耶（Erlend Øye）用他们标志性的完美和声轻柔地自问自答——“每天镜中都会有一个男孩问我：你在这做着什么呢？”“我心里在意的其实只有一件事，那便是整日里翻箱倒柜，只期待能在某盘磁带上找到一首为那些需要有个地方寄托期待的人所写的歌。这同是一种乡愁，只因我再也不知何处为家。”事实上，当天两人屡次提及了自己的家乡卑尔根，不但又一次确认着当地文化对创作的滋养（例如《Love Is a Lonely Thing》的灵感源于本地老作家阿·米克勒的小说《红宝石之歌》的结尾），似乎还透露了这一类作品的“创作密码”中少不了天气的襄助，埃里克调皮地表示，多雨显然是最好的催化剂（其中当然包括了逼迫你只能待在室内的作用），而此时再加上颗“破碎的心”，则将令一切水到渠成。不过现场的反响无疑是对歌词真正意涵的最好回应，在埃里克的“诱导”下，最终几乎所有人都放弃了舒适的座椅，汇集到台前，将这一殿堂重又改造为气氛自由热烈、人们得以彼此亲近的场馆。《Know How》中由台下观众逐渐补全Feist女声部分的整个过程堪称动人，这与泰勒·斯威夫特演唱会现场整齐划一、张口就来的集体确认全然不同，若非亲眼目睹周围原本极为安静的听众小心翼翼地张口，不由自主地摇曳起来，日常中任何人想必都很难想象一些流行歌曲于她们而言究竟会意味着什么。
在还没有大数据日推的年代，学校后门的碟贩往往会将这项服务安排得更为专业细致，并始终抱有循序渐进地带你领略新疆域的使命感。Kings of Convenience、Feist，来自苏格兰的Belle & Sebastian、Camera Obscura，瑞典著名花草系厂牌Labrador旗下的Club 8、Acid House Kings、Edson、The Radio Dept，虽然彼此风格有着明显区分，但往往会被归在一个纸箱内，等待有缘人现身时作套餐式的推荐。而当年冒出过的“这类如阳光般和煦，哪怕表达孤独失落都伴随着天真的力量的音乐为何多半诞生于阴湿之地”的困惑，如今也已由埃里克给出了部分的解答。在现场，他招呼大家打响指时的一通解释，也很能助人把握这类音乐的基调，在他看来，鼓掌太有攻击性了，也太响亮，而响指则更随性自如，有生命力，接近心跳的状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日益嘈杂，音乐也逐渐淹没在了更为动感闪亮的电子律动和前卫音色之中，即便Labrador系的组合原本就很依赖电声，但在如Club 8的近年创作中，无疑已很难寻觅当年《Spring Came，Rain Fell》时期鲜活灵动的青葱气息。这里的关键在于，创作者是否尚保有足够的能量，有信心来探寻表面看似千篇一律的情感中的幽深繁复处，这需要某种持之以恒的能力，显然也需要更大的定力和勇气。像是在谈及Belle & Sebastian时，相当数量的意见认为他们虽然有过类似电子舞曲的尝试，如2015年那张最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的《Girls in Peacetime Want to Dance》，其中的《The Party Line》和《Enter Sylvia Plath》两曲早已是文艺青年相约晚年一起跳广场舞的指定曲目，但直到去年的新专辑《Late Developers》，总体来看兜兜转转仍旧是在“舒适区”里做文章。而身为他们的后辈，Camera Obscura多年来面对的也是差不多的质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忽视。哪怕熟悉他们的歌迷事实上非常清楚，这个乐团每一张专辑的风格有着显见的差异，但既然对情感进行反复剖析的年代已经远去，从流媒体上的播放率和评论数也可以看出，越发先进的推送机制已很少能抓取到这些“过时的东西”。
在当年关于《Desire Lines》的诸多评论中，有一句精准的比喻让人印象深刻——“或许每一条森林小径看起来都相同，可只有你走过上百次的那条除外”，这不但生动形象地向我们揭示了Camera Obscura，尤其是主要创作者和演唱者特蕾西安妮·坎贝尔（Tracyanne Campbell）的工作的本质，更直接点明了其实要在“这一行”维持长久的创造力，是极不容易的事情——这无疑需要更强的感受力，以及一副足以传递出情绪上任何微妙细节的好嗓音。正因如此，这位乐评人才感叹，一方面这个乐队十数年如一日地让人觉得熟悉和亲切，几乎每一首歌都关于“爱”，多少带着点复古的调性，但另一方面确实也举不出太多乐队，能够在如此“狭隘”的主题和“古早”的趣味上建立起自己的“家园”，而坎贝尔自然是其中的关键。虽然她并不喜欢别人总是轻率地将他们视作Belle & Sebastian的“平替”，甚至有传言说她曾与持此观点的乐评人严肃理论，但在如此多的“例证”面前，想要听众们不作此联想也实为难事，尤其是本就由斯图尔特·默多克（Stuart Murdoch）为他们操刀制作的处女专辑《Biggest Bluest Hi-Fi》，许多时候会让你感觉某种意义上这几乎就像是一张男女声角色换位的Belle & Sebastian的专辑——你甚至能下意识地脑补出，《Eighties Fan》这首“如假包换的Belle & Sebastian出品”，默多克本人会如何来演唱。而熟悉两个乐团的乐迷们其实都很了解对方，两家人几乎称得上是亲密无间，坎贝尔向来非常感激同乡前辈们的种种帮助，因而她或许并不会排斥在某些方面将其与默多克相提并论的说法。有意思的是，Belle & Sebastian同样有一位姓氏为坎贝尔的女主唱伊泽贝尔·坎贝尔（Isobel Campbell），Camera Obscura则在男主唱约翰·亨德森（John Henderson）离队前，也是一个有着男女声双声道的乐团，这在他们处理所经营的主题时无疑颇具优势，两边占主导地位者的倒转，更是一方面让这种对照关系更为紧密，另一方面也为我们深入他们的音乐提供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切入点。“浪漫主义”与“愤世嫉俗”是他们在尝试解读爱与人际关系时共同的底层逻辑，可两边又是以各自的方式和语调，为我们细致地呈现出男女不同视角下的场景和思维，最终借助音乐，让更多人意识到“温柔”与“尖刻”本是一体两面的同一种特质。一类自一般流行音乐处得来的通常误解是，情歌也好，青春期的愤怒表达也罢，都早已是集陈词滥调之大成的重灾区，尤其考虑到这些作品的短小篇幅，实在无须抱有太多的期待。但偏偏两家的主脑从各自的个性上便杜绝了平庸的可能，默多克的清澈和热情某种程度上正来自阴郁和孤独的投影，而坎贝尔口中的那些“最甜蜜的事”，往往都带着梦幻泡影般的破碎感，叫人欲说还休，两人对于“关系”的态度本质上都是绝望的，因而相较于捕获某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象征物（这当然已是一种足以让人脱颖而出的能力），他们真正的天赋更在于为我们标识出那一条条在旁人眼中并不存在的“林间小径”。
在亨德森离开后的首张专辑《Let's Get Out of This Country》中（至于分开的原因，两人至今缄口不言），乐团虽然失去了内部的那种“对照感”，却就此打开了全新的局面，几乎让听众摆脱了对于Belle & Sebastian的联想。开场第一首《Lloyd, I'm Ready to Be Heartbroken》便在风琴和快节奏的铺垫下，迅速将人带入独属于“暗箱”（Camera Obscura）的迷人国度里。一如这一团名所示，“暗箱”本是基于光学原理，经由“倒转”，最终留存关于世界的影像，而坎贝尔感受生命经验的方式则遵循着一种近似的本能，常常像电影《一一》中的洋洋那样习惯于从背面来审视事物，生造一场场对话（无论是与他人，还是和自己的影子），以回应自身的不安，但又总是在表面上显得云淡风轻，这就更增添了悲伤的分量。歌曲标题中“Lloyd”所指的是歌手劳埃德·科尔（Lloyd Cole），而他被“点名”正是因为坎贝尔本人很喜欢他的歌曲，于是刚好用那首《Are You Ready to Be Heartbroken》借题发挥，记录下某一瞬她对于亲密关系的“悲观的预感”——“唉，劳埃德，我已经准备好心碎了 / 只因我完全看不到我们的未来”。好在当这首歌被用作经典爱情电影《附注：我爱你》的片头曲后，大家有了一个更为通俗直观的理解框架，便于体会到其中内心反复交战的复杂况味。（这种很少女的心境，便不属于默多克式的敏感。）另一个更“极端”的例子是同期随EP《If Looks Could Kill》推出的翻唱作品《I Love How You Love Me》，他们的版本自问世后，很快成为婚庆歌单中的热门曲目，但从某种角度看，Camera Obscura的神奇之处，恰恰是将这首原本并不存在什么解读空间的老歌演绎出了“本可能会成真”的无限惆怅，相比之下，细野晴臣那个声调沉郁、节奏舒缓的版本反倒更贴合“终成眷属”的喜庆基调，这可绝不单单是嗓音魔力的体现。某种意义上，一个乐团能脱离普通流行音乐的表达，被冠以“独立”之名，首先自然仰赖于一位能够传递出特殊情绪的主唱，而不是只能字正腔圆地来诠释“脆弱”或“烦躁”的主持，但也唯有歌者的思维和嗓音的特质浑然一体，才能最大程度地释放歌词中的潜力并尝试更简省，或是更“招摇”的编曲——从《Biggest Bluest Hi-Fi》到“学园经典”《Underachievers Please Try Harder》，再从《Let's Get Out of This Country》经热情涌动的《My Maudlin Career》又回到相对平和的《Desire Lines》，Camera Obscura游走于几十年来的诸种类型，以自身的气质将其重新融汇为一个不断演变的整体。哪怕在一张专辑中，坎贝尔也常会在用《French Navy》的耀眼光芒冲刷过你后又言不由衷地哀叹一番“我这伤春悲秋的事业差不多也快到头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当Camera Obscura或是Belle & Sebastian运用风琴、弦乐乃至大众化的鼓机提拉情绪时，非但从无做作、廉价之感，反倒还借此营造出了情感上的巨大落差。
伴随职业音乐教育、互联网思维和科技大发展成长起来的一代，天然地会将创作视为某个只须选取正确的工具和路径便终能完成的任务，尤其在其中的一些“高手”看来，写一首“流行歌曲”实属雕虫小技，完全可以按需定制、批量生产——特别对于一般消费市场而言，将大部分的工作直接交给Suno AI几乎不存在半点问题。近来的一段时间里，相信多数人都已见识过那些由朋友迫不及待分享出来的“人机合作”单曲，例如我在一首被描述为“给一个失恋的人写一首忧郁安静、由钢琴伴奏的女声歌曲”的页面下，便看到了诸如“也太好听了”“不看描述正准备去‘听歌识曲’”“选秀的话能进十强吧”“从业者瑟瑟发抖”这样的评语，而听完一遍后的感受也完全符合预期，最中庸的旋律走向结合最规整的造句，搭配完美无瑕的人声，拼凑出一件八股文式的作品——不求有功（或许AI的逻辑是被最多使用的便是最好的），但求无过，可这也成了它终究无法跨越那道鸿沟的原因所在，稍有聆听经验的人，一听便能察觉到其中的虚假和空洞。在那些由最多愁善感的人创作出的最优秀的歌曲中，矛盾和跳跃式的表达才是诗意的起点与情感的载体，尤其是，相比起书写和演绎确凿无疑的爱恨（就像无论哪个年代的多数流行金曲那样），借助自嘲、讽刺、重现富有文学性或电影感的场景来不断逼视、挑战那些“意难平”的瞬间，无疑是困难得多的工作。真正的创作者都明白，语言由表及里包含了多个层次，AI或许能搞明白“拜伦的明信片”和“死在一个二十岁人的怀抱”之间的关系，但对于“威廉”究竟“去了哪儿”，“他是不是需要个朋友”，则注定一筹莫展，一如在那么多的歌曲中，人类似乎总是冒出无穷无尽的古怪想法（因为一场暗恋而觉得自己应当被“停课”是为什么？），又偏偏将想说的话都埋藏心底（“你越早承认，我也就越早承认”）。除此之外，同样的主题，在不同时代有着全然不一样的表达和韵味，而所谓的“时代气息”，也绝非单纯调用某段时期的元素便可实现。在Belle & Sebastian去年的那张专辑中，那首《When the Cynics Stare Back from the Wall》几乎第一时间便将人带回到了上个世纪，但将这首当年遗珠与新作品区分开来的首要因素，或许并非编曲，而是那个年代的人们在某个下午的状态。
因而对于坎贝尔来说，倚仗真实经验而进行的创作实则困难无比，哪怕在灵感降临的时刻，要完成这种转化对于自身也是莫大的消耗。她曾在访谈中谈到过写歌词之难，会停滞在“我必须先有一个想法、一个人物或是一些有趣的东西，然后围绕它们来构思一个故事”的困境中，而后她则发现，一旦有了什么念头，“只要我觉得它不完全是废话”，先写下来再顺其自然地修修补补反倒是更顺手的做法。也正是以鲜活真诚的体验为主导，才为听众带来了沉浸式的共鸣，坎贝尔结合自己的经历表示，这其实也正是自己，或者说所有人需要音乐的理由——我们都是经由这一途径，理解并确认了自身的某些特质。在《Desire Lines》之后，因为键盘手凯瑞·兰德尔（Carey Lander）的意外去世，乐队也就此停工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坎贝尔对此的解释是，她没有办法弄清没有了兰德尔后自己和乐队算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最终还是Belle & Sebastian努力带领他们重回轨道，并在时隔十一年后，终于又带来了一张全新的专辑《Look to the East, Look to the West》。就最初释放的几首先行单曲而言，Camera Obscura的风格无疑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转变，这无疑也与其中部分音乐原本是作为格拉斯哥妇女劳动研究的影像配乐有着直接关系。但坎贝尔观察世界的方式仍然是一以贯之的，与学者不同，她关注个体、局部的体验，值得一提的是，最终出现在新专辑封面上的那位女士，和二十三年前《Biggest Bluest Hi-Fi》上坐在橱柜边的正是同一人，她觉得这呼应了乐队一路走来的历程，但歌迷们看到的，或许是自己这么多年来的成长。
在坂本龙一逝世一周年之际推出的纪录片里，“教授”再度谈及了“当自身没有什么能量的时候根本听不了音乐”的切身体会，这是一个自知时日无多的病中人的感受，却也足以用来说明如今的受众与业界的关系，以及为什么我们说流行音乐的黄金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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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发表于《萌芽》2024年6月刊。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者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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