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试读 | 在路上:小说中的空间转移(下)




自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始,“在路上”逐渐成为了一种文学姿态,被一代代年轻人沿袭至今。但也有作家在模仿、借助这一精神原型和框架结构的同时,对其中的浪漫性与先锋性进行了自我消解。
项 静
XIANG JING
1981年生,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副院长、中文系副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曾获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
著有评论集《肚腹中的旅行者》《我们这个时代的表情》,小说集《集散地》《清歌》。文章散见于《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等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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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上”是可大可小的文学意象,撇开与之伴随的殖民、猎奇、主体之间的不平等和观看者的权力,有时候它仅仅标志着一种姿态,具体的路程是隐藏的,或者说现实主义的路程根本不重要。苏童写过一篇小说,叫《一个朋友在路上》,可以看作是对凯鲁亚克《在路上》的一次中国式戏仿和改写。《在路上》的主人公萨尔对美国市侩的都市生活不满,追求特立独行和及时行乐,愿意只此一次的生命拥有燃烧和爆炸感,像流星一样不停奔波,直至坠落。他与迪安、玛丽卢等几个年轻男女沿途搭车或开车,横越美国大陆,一路上他们狂喝滥饮,高谈东方禅宗,每个人都满心欢喜,把所有乱七八糟的事情抛在身后,行使时间唯一崇高的使命——前行。书中展示了美国的社会风俗文化,还展现了美国辽阔大地上的山川、平原、沙漠、城镇。“在路上”不是一件新鲜的文学事物,但作为一种文学姿态大概肇始于此,而且深远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文艺心灵,它的全部正确性在于忧伤、破坏、颠覆的严肃性。《一个朋友在路上》发表于1993年,恰逢中国的市场经济开局年,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扬的理想主义氛围开始落潮,小说中的主人公不是一个如“垮掉的一代”那样的群体,而是一个孤独的个人——力钧。“我”作为钦佩者和好友,是他“在路上”生活的受众和支持者,每年收到他寄来的贺年片,邮戳上的地址一直都在变化,北京、昆明、海口、伊犁、哈尔滨,“它说明我的好朋友力钧还在路上,在路上”。
力钧是一个理直气壮的理想主义者。与《刀锋》中的拉里不同,他靠借钱理直气壮地活着;与拉里相同的是,他也要去陌生之地看真实的世界和找寻自我存在的价值。力钧与身边的同龄人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等的,他们面对他强大的信念和口号时,像被PUA般感到自惭形秽,“我”就此成了力钧最为忠实的朋友和支持者。力钧“在路上”的行为持续地牵引着我们的注意力,力钧的朋友、朋友的朋友三番五次来到城市打扰“我”平凡世俗的生活,他们需要借宿和金钱资助,即使让“我”陷入生活困境,“我”都始终认为他们的事业比“我”的世俗生活更重要。最后是妻子果断制止了这种打扰,“我觉得她不该这样对待我的朋友,也不该这样对待我朋友的朋友。但我没有说什么。我知道在这些问题上,妻子自然有妻子的想法”。苏童这篇小说借助和模仿了“在路上”的精神原型和框架结构,探讨的却是理想与世俗、信仰与牺牲的话题,在高贵的命题之下能否要求庸人奉献出他自己的部分,小说充溢着怀疑、不舍和遗憾。《一个朋友在路上》中所谓的“在路上”并没有实质内容,只是一个外在于普通生活的姿态和口号,是对《在路上》那种浪漫、冒犯、先锋性的自我消解。
青年作家甫跃辉写过一篇类似的作品《朝着雪山去》,一个叫关良的大学生宣布去西藏看雪山。小说也设置了一个特立独行者与一群同龄人之间的关系,只不过特立独行者及其在路上的行为艺术变成了众人的背景板。西藏这个地域,从市场经济染指中国开始,就成为众多青年的心灵文艺地标,它是一块精神的飞地,也是对抗现实、世俗、娱乐的一个他者。20世纪80年代出现过以作家马原为代表的艺术家集体到西藏去的风潮,这个地域所代表的朝圣、圣洁与梦想,与大城市中就业、结婚生子、欲望与消磨等日常生活相比,完全是两个世界。关良与《一个朋友在路上》中的力钧相比,并不是理想主义文艺青年,他来自湖南农村,家境贫困、不努力不上进,也不找女朋友,外表邋遢,除了打游戏,没有什么能让他觉得有意思。他是一个众人不忿的人物,他的这种消极惹怒了同学,同学揭露了他的原罪——你的父母和妹妹打工供你读书,他们又有什么意思?这是关良的痛,也是“我们”的“良心”,这个问题的抛出,使得两种人生斗争起来,关良被“我们”排除出去。
可是,没有关良,小说中的“我们”也没有意思,关良是“我们”的人生参照物,他的失败者、拖后腿者形象是“我们”生活得有意义的背景,“说他的过程让我们很享受”,一旦他缺席,“我们”的生活也失去了一部分意思。关良在大家都找工作、出国、结婚的当口宣布终于要去西藏,并向大家借钱。大家纷纷资助他,好像是资助自己的某个梦想,随后又开始讨伐他,觉得可能是个骗局,正在大家失望的时候,他却上路了,一路到达拉萨。“我们”每一个人都把自己投射在关良身上,“我们”希望他去找工作,具备跟他的农村身份相匹配的努力,讨厌他玩游戏混日子,他没去西藏前,既盼着他去西藏,又期盼他雷声大雨点小,说到底,“我们”都希望自己和关良成为那种无比正确的正能量的集大成者:有成就、理想、金钱、欲望、爱情,通过越来越多的占有来充实自己虚弱的人生。到了拉萨的关良给尚在都市打拼的“我们”的反馈只有三个字——“没意思”。小说中的“我们”都在围观这个走在朝圣路上的青年,观察关良的过程,也是自我展示的过程,把“我们”的琐碎、无聊、现实而又试图寻找超越的虚无主义心理刻画得饱满而形象。
 “在路上”是一种现实主义旅程,又是精神漫游和成长小说的同义结构,一旦上路,人就被抛入了漂流不定的状态之中,我们会遇到恐惧、紧张、灾难、朋友、理想、成长,像是一个自我锻造的大容器。文学中的旅程又是一种新的秩序,连接过去的历史与未来的时空,拥有这个过程,人才保持其为人,生活才拥有转化、变调、多彩的可能。贾樟柯说,年轻的时候想去远方,但真的去了远方,却发现所有地方的人们,都是一样的悲欢,一样的痛苦,一样的爱与恨。这是在路上的人们不一定相信的后续真实,如果没有在路上的过程,这个后续真实就不会成为自己的知识,生活总是充满这种拗口又心酸的真理。文学故事带给我们的不是教导,而是启迪和痕迹,以死为界的人生困境可能并没有解决方式,而文学一次又一次带领我们像第一次上路一样开启自己的敏感与知觉。

文学故事带给我们的不是教导,而是启迪和痕迹,以死为界的人生困境可能并没有解决方式,而文学一次又一次带领我们像第一次上路一样开启自己的敏感与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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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节选,发表于《萌芽》2021年10月刊。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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