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试读 | 小小的容器里有我小小的愿望






EDITOR'S 
NOTE
韩国作家金爱烂指出,小说固然是对现实的再现,但再现本身并不是小说。相比新闻与故事中的标准答案与结论,小说更注重反讽与两难,强调阐发经验的能力,并避免将小说中的人物对象化和他者化。此外,金爱烂还结合自己的写作经验,谈及小说形式、翻译及语言问题。
金爱烂
1980年生于韩国仁川市,毕业于韩国艺术综合学校戏剧院剧作系。2002年短篇小说《不敲门的家》获得第一届大山大学文学奖。著有小说集《老爸,快跑》《噙满口水》《你的夏天还好吗?》,长篇小说《我的忐忑人生》。曾获《韩国日报》文学奖、今日年轻艺术家奖、申东晔创作奖、李孝石文学奖、金裕贞文学奖、年轻作家奖、李箱文学奖、东仁文学奖等。
只要是我住过的房子
我感觉都是
容纳我个人故事的小小容器。
小小的容器里有我小小的愿望,
那就是
让这容器盛入每个人物的特点。
…………

金爱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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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里里

话题回到《滔滔生活》,故事里的女主角住在大城市的逼仄、潮湿、发霉的地下室里,暴雨袭来,“黑色的雨滴夹杂着异物弄脏了壁纸,墙壁好像流着黑色眼泪的人脸”。我想,这里或许有亲身经历的成分,但又显然是韩国当代普通人整体居住环境的一个象征。这些象征在你的小说比如《虫子》《水中的歌利亚》《那里是夜,这里有歌》中反复出现。你曾说,“当代年轻人所居住的空间其实不能称之为家,而是房间——房间也是很小的,也就是蜗居。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他们会不停地换房子”,而你自己,似乎也不断地变换住处。我想问的是:你认为一个能够称之为“家”的空间,其最不可或缺的一点,或者说与普通的“居住的地方”有着决定性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场所”和“空间”的差异吧。从人文学角度来看,“场所”通常意味着空间里承载着历史、意义、记忆和故事等。诗人李文宰曾经这样说过:“好的生活产生于好的场所。反过来也成立,好的场所创造好的生活。”对此我深有同感。

你似乎在说,空间是苍白的,而只有与人的灵魂相连,才能成为一个“场所”,一 个“家”。那么你现在找到那个能够称之为“家”的“场所”了吗?

从初次踏足大城市以来,当然也有定居的欲望,不过直到现在,我还是没能彻底扎根于某个地方。当然,相对于学生时期和刚刚踏上社会的时候,现在的生活空间已经很安定了。新冠疫情发生后,我听说很多国家的房地产价格都在暴涨。很久以前,我在短篇小说《三十岁》里写下过这样的句子:“(这个房间)宛如一艘宇宙飞船,怀着再也无法和原来的世界共有时空的预感,保持沉重的加速度远离地球。”十年过去了,现在我仍然感觉到那艘宇宙飞船发出巨大的响声,飞过我们的眼前。

那是一种“时代(经济)在发展,人却被抛下了”的感觉。说到新冠,疫情的发生让你的生活有什么改变吗?

我平时就喜欢宅在家里,原以为会比别的职业的人更容易适应,后来才发现自觉的孤立和非自觉的孤立大不相同。实际上,老年人的生活远比预想的更残酷、更艰难。新冠疫情之前,我也稍稍感受到“移动权”受限制的弱者(残疾人和老弱者)们的生活。如果我们的社会不去考虑这个问题,那么在新冠疫情结束之后,恐怕他们还要继续生活在新冠疫情时代。

那在你看来,年轻人算是弱者吗?有些人认为,年轻人想要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是自私、懒惰、不切实际的愿望,对此你怎么看呢?

人要想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安全而干净的空间是必需品之一。为了不让这样的生活条件离我们越来越远,社会成员之间有义务相互帮助、相互支持。现在,韩国也有很多年轻人正在经历“居住贫困”。我也体验过各种各样的居住形态。其实怎么说呢,即使阳光照不到的房间里也有生活,即使在漏雨的房间里依然有梦想,对吧?只要是我住过的房子,我感觉都是容纳我个人故事的小小容器。小小的容器里有我小小的愿望,那就是让这容器盛入每个人物的特点。当然,“一定要有房子吗?”这也是个问题。至于拥有与否,有选择权的人和没有选择权的人,他们的答案也会不同吧。

你刚刚提到“安全而干净的空间”,这让我想起你小说中的主人公们虽然往往境遇不佳,却大都是家务能手,请问你在生活中也会追求这种整洁感吗?

自己做饭、洗衣服、做清洁,以及创造和维持必要的环境——我认为这是健康的成年人必须掌握的技能,与性别无关。做的人与不做的人,他们的视觉差、感觉差会很大。近几年来,韩国也有人主张家务劳动不是简单的劳动,而是需要“生活智能”的复杂工作。“生活智能”的说法很好吧?所谓“话语改变思考”, 大概就是指这种情况吧。

你曾经说过,在小说集《外面是夏天》中,《立冬》是你最有感情的一篇作品,同时你很高兴在将其收录进文集时,得以修改几处“助词和句子”,让它变得更称心意,并体会到“故事与小说的不同之处”。能否请你谈一下,“故事与小说”有何不同之处,以及你修改了哪些地方,才让《立冬》变得更加“称心如意”呢?

几年前,我曾听某位韩国诗人这样说过:“(单纯的)故事处理杀人问题,(真正的)文学则处理死亡问题。”这句话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简而言之,我们可以将两者的不同概括为处理的是“杀人”问题,还是“死亡”问题。当然,两者之间并没有绝然的界限,我也很爱看那些积极采用类型文学技巧的作品。这不是孰是孰非的问题,而是要看小说形式的需要。
即使在平时,我们身边也环绕着大量的故事和情节。短新闻里有情节,某人的诽谤或美言里有情节,我的个人史里也有情节。有时因为这些情节的完结性,另作他想的余地也就不大了;有的故事或情节之所以富有魅力,却正因为完结性给人的稳定感,尽管这种完结性也会让人错过某种真实。我也在努力反省和质疑那些让故事具有“快感”的结构。
相比新闻与故事,小说无需得出什么教训,或者给出正确结论。相比标准答案,它更注重反讽和两难。而且很多作家也都知道,建构细部要比惊人的构思更困难。这时,报纸新闻就会成为很好的材料,因为它能提供真实的细部、生活的细目和具体性。比如最近的奥运会新闻,有个报道像“谁得了金牌”一样激发了我的兴趣,那就是“送给奖牌得主的花束”应该选择什么种类和尺寸,以及必须避免什么种类。“花束不能太大、太重,也不能加入尖锐的材料。因为兴奋的获奖者会把花束抛向观众。”看到这样的句子,身为作家的我不由得目瞪口呆。
至于小说修改的细节,时间太久,我已经记不清了。不过,收录这个短篇的单行本倒是有个小插曲。这部小说集原来叫作《球的外面是夏天》。编辑部反馈意见说,去掉“球的”似乎更好。尽管只是一个简单的删改,名字看似更简短了,实则给人的感觉更为丰富。我也觉得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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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节选,刊于《萌芽》2022年1月刊。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者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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