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关于爱尔兰文学传统的思考中，托宾认为，新一代爱尔兰作家的创造了新的文学实践，其核心是一种关于自我的理念。从《布鲁克林》到《母与子》，再到最新出版的《名门》，托宾分享了创作不同作品的探索过程，并展现了个人的思考与体察。
科尔姆•托宾x《萌芽》
科尔姆·托宾
爱尔兰当代著名作家，自1990年发表处女作小说《南方》以来，已出版九部长篇小说，两部短篇小说集，多部戏剧、游记、散文集。其中，《黑水灯塔船》（1999）、《大师》（2004）、《玛利亚的自白》（2012）入围布克奖决选名单，《大师》获2006年度都柏林国际文学奖，《布鲁克林》获2009年度英国科斯塔最佳小说奖。2011年，英国《观察家报》将他选入“英国最重要的三百位知识分子”；同年，获得爱尔兰笔会文学奖。《名门》（2017）是托宾最新一部长篇小说。他将于2021年9月出版下一部小说《魔术师》。
目前，托宾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英文与比较文学系教授，自2017年起同时在曼彻斯特大学担任校监。他在纽约和都柏林两地居住。
《萌芽》：我们注意到，从叶芝、贝克特、乔伊斯，再到后来的特雷弗、班维尔，似乎爱尔兰文学在整个欧洲文学中自成某种体系。但与以往的爱尔兰作家相比，安娜·伯恩斯、萨莉·鲁尼等新生代爱尔兰小说家对于写作的形式和语言进行了新的实验与创新，你如何理解他们的作品呢？
科尔姆·托宾：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安娜·伯恩斯小说中的形式实验比萨莉·鲁尼作品中的创新要大得多。新一代爱尔兰作家中，有些人努力使其焕然一新，尤其是艾梅尔·麦克布莱德（Eimear McBride）；其他一些作家在语言、形式、语调、结构、人物方面的工作，则是在滋养我们所继承的叙事传统，并被这些传统所滋养，而不是试图扫除这些传统。
《萌芽》：出现这么多新的年轻作家的原因是什么呢？作为一本致力于培养年轻作家的杂志，我们也很想知道当今爱尔兰文学新人的成长模式，以及他们要面对的大环境，和上一代作家相比是否也已有所不同？
科尔姆·托宾：在爱尔兰社会中，传统的、被接受的东西与实际发生的东西之间，或者说代际之间，仍然存在着冲突。我们可以从最近的作品中看到这一点，比如贝琳达·麦基翁（Belinda McKeon）和娜奥伊丝·多兰（Naoise Dolan）的作品。爱尔兰仿佛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间，在家的观念与个人自主生活的观念之间，进行着一场拉锯战。
在爱尔兰小说中，两个世界之间的那条鸿沟仍然困扰着那些在家与远方之间摇摆的人。比如在萨莉·鲁尼、贝琳达·麦基翁和娜奥伊丝·多兰的小说中，往往有一个聪明伶俐、机智过人的年轻女性。她已经逃离了宗教和民族主义的罗网，自信地生活在一个充满短信、出租车、廉价航空旅行、暴发户和流动身份的世界里。但她却来自这样一个家庭——在提供保护的同时，又以柔和而坚决、怜爱而苛刻的声音对她讲话。在贝琳达·麦基翁的两部小说《抚慰》（Solace）和《温柔》（Tender）中，一边是派对不断、智识自由的都柏林，另一边是家的怀抱，两者的差距被渲染得悲怆而尖锐，饱含无情而精准的观察。
此外还有金钱和权利的问题。由伊丽莎白一世在16世纪建立的都柏林圣三一大学，是新教特权的堡垒。奥斯卡·王尔德曾在那里上学，还有布莱姆·斯托克。天主教会直到1970年以后才允许教徒去那里上学。这所学校以容许自由思想和长发（男士）著称。
在年轻的爱尔兰作家中，萨莉·鲁尼、贝琳达·麦基翁、娜奥伊丝·多兰、罗伯·多伊尔（Rob Doyle）和妮可·弗拉特（Nicole Flattery）都是从都柏林圣三一大学毕业的。在他们的很多小说中，新的权利感在与家的拉扯之间存在一种张力——一个沐浴在脆弱的世界主义中的自我与一个听起来仿佛属于一个国家、一个世纪和一个心态遥远的家庭之间的冲突。
这些作家没有描写作为天主教国家的爱尔兰，因为那个天主教国家已经消失了。即使在20世纪70年代，也很少有爱尔兰小说家书写天主教问题。至于爱尔兰与英国之间的陈年旧账，两国在欧盟结为搭档之后，就不那么剑拔弩张了。生活在爱尔兰共和国的大多数人不会再为爱尔兰统一的前景火冒三丈了。
萨莉·鲁尼、娜奥伊丝·多兰、贝琳达·麦基翁、妮可·弗拉特、罗伯·多伊尔和科林·巴雷特（其短篇小说集《格兰贝的年轻人》（Young Skins）仍然是过去十年中最好的作品之一）等人的作品有一个共性，即他们都拒绝让笔下的人物成为任何事物的例证。例如，萨莉·鲁尼的人物既没有被困在其无法控制的力量中间，也没有被困在任何关于小说人物的陈词滥调中。他们不是新爱尔兰的例证，不是后天主教爱尔兰的例证，也不是经济大繁荣或大衰退的爱尔兰的例证。
相反，他们一枝独秀、自立不拘、行动自由，一点爱尔兰包袱也没有。萨莉·鲁尼《聊天记录》（Conversations with Friends）中的弗朗西丝和《正常人》（Normal People）中的玛丽安也并不寻求我们的同情。她们身上也有黑暗和瑕疵的元素。在科林·巴雷特《格兰贝的年轻人》中，人物是不安和急躁的，而且常常是暴力的，他们被锁在一个既严酷又温柔的世界中，没兴趣讨对方喜欢，更不用说讨好读者了。
这种新的文学实践的核心是一种关于自我的理念，认为其他艺术形式都无法像小说一样处理自我的内部运作，认为构成自我的冲突和欲望也许足以满足一个小说家。在爱尔兰，将自我而非家庭或社会置于小说的核心，可能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
有些年轻作家还把表现一个艰难的真相提上了议程。那就是：在爱尔兰，作为一名女性，要面临复杂的命运。虽然法条已经修改、限制已经取消，但一些残留的伤害依然存在。它神秘莫测，以一种无法预测的方式运行着，也不容易在演讲或新闻报道中得到处理。这种痛苦的内心生活、这种在社会中为真实而做的全新斗争几乎就是作为小说素材而生的，因为在现实的爱尔兰社会中，无论局势如何变化，它们都会被抛在一边。
《萌芽》：你曾说过，乔伊斯、叶芝等伟大的作家帮助你理解了自己的经历，但你并不会活在他们的影子里，有什么具体的事例可以帮助大家来理解这一说法吗？此外，你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与爱尔兰文学传统的关系？
科尔姆·托宾：当你动笔的时候，纸页是空白的，它不是一面镜子。所以，如果你一动笔就开始思考自己与爱尔兰传统或其他任何传统的关系，那会非常愚蠢。
当我走上阅读之路，当阅读真正对我变得重要时，我读的是海明威和亨利·詹姆斯的作品。很快，我又读到了纳博科夫、索尔·贝娄和纳丁·戈迪默。不久之后，我又开始读博尔赫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我想各地的作家都是如此。你的阅读并不局限于自己国家的作家作品。
（未完待续）
本文为节选，刊于《萌芽》2021年6月刊。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者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萌芽》2021年8月刊
点击购买⬆️
《萌芽》2021年全年刊物
点击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