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创意写作的教学大处关注故事和理念，小处注重语言的逻辑与精确，通过对经典文本的解剖和对学生作品的讨论来激活学生们的生活经验。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副院长项静老师畅谈创意写作教学，并针对当下青年创作的常见误区，分享文学写作的经验和心得。
项静x《萌芽》
链接：新刊试读 | 得体比简单的真实更重要（上）
项静
1981年生，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副院长、中文系副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曾获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著有评论集《肚腹中的旅行者》《我们这个时代的表情》,小说集《集散地》《清歌》。文章散见于《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等刊物。
奇人、奇事、热点话题
写起来非常容易陷入窠臼，
尤其是当作家的认知
在社会公共范围内，
人云亦云式地呈现，
写作就失去了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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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芽》：我们注意到，许多作者似乎缺乏对于小说和散文之间区别的认识。比如小说是虚构的，散文必须基于作者本人的真实经历；小说以人物以及人物之间的关系为核心，散文强调情感和语言的强度；小说家每写一篇作品都会相应地建立不同的叙述者身份和叙述声音，而散文自始至终是被“我”所统摄的……从您的创作和教学经验来看，小说和散文的区别在于哪些方面呢？
项静：小说创作初学者基本都要依靠自己的生活经验，大部分还是在借助个人有限的经验去创造故事，所以这个类型的小说往往就跟散文特别像，一般来说故事性也欠缺，会较多地依靠情绪和感情推进。小说可以靠想象、材料去创造世界，可以避开有限的自我去另外的空间，有更多自由和创造性，但需要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和美感，读者对人工制造物是有阅读期待的——传奇的故事、顿悟的时刻、史诗或者某种生活景观。散文忠实于“自我”，它不需要承担刻意的故事性，当然散文也是一个特别宽泛的概念，不仅仅靠情感，很多好的散文随笔也需要学识和文化修养，“我”决定了散文的宽度和深度。
《萌芽》：在小说创作上，大多数写作者是从短篇小说开始写起的。威廉·特雷弗曾说：“短篇小说是‘一瞥’的艺术。如果将小说比喻为一幅错综复杂的绘画，短篇小说就是印象派绘画。它应该是在一个瞬间展现出来的真相。它的力量在于其隐藏的东西和它写下的一样多，甚至更多。”尤多拉·韦尔蒂也认为：“短篇小说受限于一种情绪，而故事中的一切都从属于它。人物、背景、时间、事件全都从属于情绪。比起长篇，你可以在短篇中尝试更短暂、更转瞬即逝的东西。”两位作家都强调了短篇小说中的“瞬间”，他们所说的“印象”与“情绪”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您的阅读经验中，哪些短篇小说中的这种力量，曾非常打动您？反过来说，从您的编辑和教学经验来看，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又有哪些呢？
项静：我非常喜欢理查德·耶茨的《十一种孤独》和安妮·普鲁的短篇小说集《近距离：怀俄明故事》，除了“瞬间”“一瞥”之外，他们有一种能力，可以把普普通通的生活和人生写得具有一种力量，刺激和冲刷人的观感和知觉。进入他们的小说世界时，总有一种紧张感。我看过一些学生作品，它们总有一些缺憾，可能缺少一种把普通、平凡的生活与艺术“神奇”“神性”的部分连接起来的能力，或者只是生拗造型，不能自然过渡。
《萌芽》：您曾说希望从编剧对技术的重视上为创意写作提供“一双引进技术的翅膀”，这里能请您具体谈谈，在您看来，编剧的相关技巧训练中有哪些值得小说写作者学习的地方吗？我们的一个观察是，一些近年来投身编剧工作的作者，此后所写的小说都或多或少产生了一些变化，带有明显的“剧本感”：比如在故事进行到三分之二的时候刻意设置情节的“反转”，揭露人物性格上的“反差”，但这些转折往往颇为生硬，例如铁汉在最后露出柔情、弱者其实是操纵局势的幕后大佬；人物性格被刻画得越“鲜明”，也就越刻板；节奏和信息呈现的方式上，更是与文学作品大相径庭。所以这之间的把握，或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项静：编剧敢于用俗套的情节，敢于让故事不断颠覆、反转和加入，这是纯文学作家不太敢用的工具。从类型写作的角度看，这一套工具是有效的或者说是基础性的，我还是期望学生能掌握这样一套工具，多去练习使用。您提到的“剧本感”或者是毛尖老师经常说的影视官僚主义的问题，在当今的影视作品中经常出现，既然大家都在厌倦，也意味着这类作品出现了改进的契机，在反转上做得更合理、更具备逻辑性（技术化），同时加入对普通日常生活的重视，这些可能是未来写作的发展空间。
《萌芽》：一些小说还会带有浓厚的“社会新闻感”。新闻确实是一些小说家的素材来源之一，但这往往只是一个最初的创作缘起，在实际的小说创作过程中，小说家会让自己进入虚构的世界，最终完成的也许是与当初的那则新闻完全无关的作品。但很多青年作者喜欢将社会新闻直接改写成小说，没有意识到两者在视角和任务上的本质区别，却觉得首先已拥有了深度和批判意识。比如：新闻的行文逻辑偏向复盘和归纳，小说的创作逻辑则是对可能性的演绎，并不真正关心具体发生了什么；新闻有明确的主题和结论，小说则并没有所谓的“中心思想”或答案，如作家陈雪所言，“小说家是提问者，而非解答者”；在题材上，信息爆炸时代的新闻为了争夺眼球，越发关注奇人、奇事、热点话题，小说虽然有时也会书写这些，但在水准之上的作品中，每个人物都会作为具体的个体存在，不会代表任何特定群体，上升不到某种社会意义层面的普遍的困境。您在教学过程中，遇到这样的情况一般会怎么和学生们来沟通？
项静：凭空创造一个故事是非常困难的，社会新闻和事件提供了完成状态的故事框架，是比较方便的写作抓手，我们课堂作业中也有很多这种写作方式，我并不反对，反而希望他们借助这样的工具去创造故事。但是我们也会看到，奇人、奇事、热点话题写起来非常容易陷入窠臼，尤其是当作家的认知在社会公共范围内，人云亦云式地呈现，写作就失去了合法性。它们可以作为工具和引子，但不能控制整个写作的思维和演进。
《萌芽》：除了新闻，一些写作者还喜欢将听说的某件“真人真事”写成小说，但生活中的真实并不等同于文学中的真实，一件事情在现实中真实发生，并不代表它能天然地在小说中成立，如埃莱娜·费兰特所说：“不得体的写作，可能会让一段真实经历变得虚假。”特里·伊格尔顿也指出：“在小说的语境之中，最重要的不是事实的真假，而是它在作品想象的逻辑中发挥的作用。忠于事实和忠于人生之间是有区别的。”有没有什么文本或例子，是可以帮助写作者理解这其中区别的呢？
项静：我举一个比较老的例子，曲波的《林海雪原》写一支解放军小分队深入东北地区剿匪的故事，林海雪原的边地景观、小分队孤胆英雄以少胜多的传奇故事基本是真实的个人经历，但小说为了好看，增加了一个女性人物形象，增加了朦胧诗意的爱情故事，实际上恶劣的环境根本不允许有这种设定，但小说给出这种设定，反而赢得了更多当时的读者和后续年代的读者。余华的《活着》也是有原型故事的，原型故事只有一个模糊的框架和人物形象，而在这部作品的传播过程中，《收获》刊发的第一版《活着》与最终流行的版本之间也有诸多差异，从一个五万字左右的版本，改写成了约十万字的小长篇，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做了大量的合理化修改，所谓的合理化，我的理解就是忠于人生。
本文为节选，刊于《萌芽》2021年10月刊。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者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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