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陈秋韵
三年前编辑与我约稿，要我写一篇关于写作的文章，那几乎是我生命里第一次正经把有关写作的心情诉诸笔端——用一种近乎表演的倾诉方式。当时我人在国外，样刊寄给了朋友，朋友读完回我一个“narcissism”（大概她以为用英文调侃我会显得轻松一些，其实换作“自恋”或者“水仙花”也不会更严重），真是再精准不过——我自己也知道。当时写的标题是《噪音美好》，大意是不管我写什么废话都是有意义的，原因自然是我作为（自诩的）积极的虚无主义者无法承受自己所活所想所写其实毫无意义。
如果不是这一次编辑以“三年前”开头约稿，我大概忘了自己与“严肃写作”结缘的时间其实如此之短。回顾过去几年，除了仍再多做一些梦，将其中的一些写了下来之外，仿佛也没有更多长进了，对于写作，我的漫不经心并没有因为应当正襟危坐而有任何改观，若是说有任何的雄心勃勃，那也不过是一直以来我对于事物闪光之处的迷恋——对符号（譬如星星焰火偶像），对极致美好和毁灭（譬如革命和爱情）的病态追求，然而目前这种野心对于我技艺长进的帮助也还看不出来，无非是与我忽生忽灭的创作热情一道忽明忽暗（坦白说这也正如我对生活的热情）。甚至或许更糟糕，我将此前手写日记的习惯挪到了手机的备忘录上：一些破碎的即时的瞬间，它们中的有一些真实发生过，有些不过是意念的剪影。如果说日记作为写作形式是一种诚实的自省，一种自言自语，那么备忘录大概是叙述意义上的自甘堕落。是的，我曾心甘情愿将自己分身：一个自我在兀自生活，另一个自我不过是那份生活的拟像——以一种数码化的格式存留在手机里，有时候他们变得更为冗长和详细，被写进Word文档，被印在纸上，被前一个自我检阅，予以核实。
大约三年前，我从费城的研究所毕业去纽约，在那个漫长的冬天，待业的数月里我都无所事事地在街上晃，去循环播放的艺术影院，去白左有机食品超市，在街上走很多的路，也在家里喝了很多的酒，那个时候的我，跟所有天真又矫情的文学青年一样，把写作当成一个远方的召唤（或者说是生活背后的鬼）。修辞意义之外，写作第一次成为我处理生活的另一个感官。2017年我无数次在纽约的大街上流眼泪，因为失去和挫败。走在街上，我好似《五至七时的克莱奥》里的女主角，心神不定又激动不已，为自己活着的每一秒感受大惊小怪，而后又小题大做地将它们记述下来。这是我真正意义上开始系统阅读存在主义作品的一年：我喜欢那些法国电影里的人们风尘仆仆穿行在城市街头的小咖啡馆与酒馆之间，满眼尽是洋洋得意的城市化切片，偶尔得以逃逸到河滩树林里，人们独自来来去去，脸上带着一些过往的忧惧，悬挂着一些缥缈的凝重表情，这些面孔和神色总会让我真实感应到生活的本来面貌，以及存在的本质，我喜欢他们的呼吸表情，并企图用同样的呼吸表情履行我的生活——这个意义上，写作充当了我的脸孔，我写下的字就是我的存在主义呼吸表情。
同时我开始试图用一种更接近审视的态度面对混沌的生活——那不过依旧是在混沌一团的基底上凝结了更多被意识驱动的决定性瞬间。仿佛在那之前的人生，我的全部意识和行为都像白日梦，就算清醒时都像是在冥想，是的，我曾多么衷心渴望成为肉身的酒神！而那之后的梦境则更像清醒梦，我像在冰上行走，需要始终保持一点清醒的意识，正如需要明确自己在用脚掌丈量每寸寒冷。酒精、迷幻乐、模糊的灵感、将醒未醒的残梦，这些身体性的快乐我仍然贪恋，或许我永远都无法分清文学生活与真实生活的界限，但决计不再“只有兴趣活得像个诗人”。
过去的三年里，我经历了意料之外的背叛和前所未有的挫折，失去了一些爱人也得到了另外一些，与他人去过许多地方也一个人走过很多街道，在影院看了数部意义重大的电影（没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塔可夫斯基），也亲见了这个世界一些确凿的崩坏。从费城去到纽约（一个梦），然后从纽约离开，来到香港（又一个梦），不变的是我依然热爱街道和人群如大海，依然想做那个人群里的人，改变的是我更想要抓住这些倏忽的梦的尾巴，想要与它们讲话，与之共舞。
我不知道这些履历对我的写作有什么本质性的影响，但它们无疑都像深处的暗涌，无时无刻不拍打着我自身这片缓缓移动的海。写作如同我手上偶然长出的眼睛，我有幸得以佩戴着它行走在人群和荒野中，愿同它一道用肉身去体会这破碎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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