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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庸常的故事”里有三位主角，分别是三个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恩里克·马丁一生奉献给诗歌，却从未得到承认而自杀；爱玛·包法利是一介村妇，却妄想着子爵的爱和巴黎上层阶级的恭维；白流苏与范柳原的爱情，藏着很多心机和虚饰而显得不纯粹，但这种不纯粹的平庸的爱情里难道便没有了真心吗？庸常未必没有价值，它有时甚至是美的。
第一个故事：《恩里克·马丁》
恩里克·马丁是个庸常诗人。他抒情笨拙，缺乏独创性，还钟爱那些庸常诗人都钟爱的诗人；他为诗歌投入了全部力量和毅力，想办杂志，花光了积蓄，以为能吞下全世界，却没收获更多读者。“唯一看他诗歌的是我们这些朋友们”，（故事中的）波拉尼奥说，“有时候，连我们都不看。”
马丁放弃了，转去为一份流行杂志写稿糊口，“内容从飞碟到幽灵，从海魂到陌生的哥伦布登上新大陆前的文化到用科学难以解释的事件”。他找到波拉尼奥，希望能收获一些挽留，至少是惋惜，“这对于西班牙抒情诗或者加泰罗尼亚抒情诗是一种不可挽回的损失”之类的客套话，但波拉尼奥只祝他一切都好。
两人从此不再联系，直到波拉尼奥收到一封奇怪的信，信上有几串奇怪的数字，数字旁边是奇怪的草图：路、房子、树、桥、山与山洞，以及箭头。没有署名。
过了一周，信又来了，这次，抄录的诗句代替了神秘的数字，而草图则显得难以辨识，由标点符号与纯粹的线条构成。波拉尼奥猜，“新图是旧图的延续，新图画的是山洞”。接着他认为这全都是马丁不成熟的恶作剧。
马丁出现在几个月后的一个夜里。他塞给波拉尼奥满满的整包稿纸，波拉尼奥想他又写诗了，“不是诗”，马丁仿佛读到他的念头，“只是想你替我保存，不用打开，再说也没时间了，我得马上离开。”不远处的采石场传来了不祥的轰隆声，两个人都有些紧张。
波拉尼奥很快忘记了那些稿纸，两年后马丁的长信，也没能唤起他的记忆或好奇心。马丁在信中提到听说人类都是外星人的流亡者，提到“智力警察”与“时间隧道”，结尾还神秘兮兮地留言“智者得救”，“文字混乱，难以卒读，就像他过去写的那种诗”，波拉尼奥想。
后来，马丁死了，被发现吊死在自己家徒四壁写满神秘数字的房间里，解剖结果是自杀。
波拉尼奥或许不喜欢马丁，但他不相信一个热爱生命，以至于曾梦想以男儿身怀胎十月的朋友真的会将绳索套上自己的脖子。马丁的女友说，他生前总想和波拉尼奥谈谈，似乎有什么秘密。波拉尼奥想起了那些匿名与署名的来信，想起了采石场的轰鸣，想起了一个塞满稿纸的包裹。
夜里，我打开了那包恩里克托付给我的书稿。我本以为可以找到数字和草图，那可能是可以说明他去世的信号。书稿有五十页，装订得很整齐。任何一页都没有数字和草图，主要是模仿米盖尔·埃尔南德斯写的诗，还有几首是模仿莱昂·费利佩的，几首是模仿布拉斯·德·奥特洛的，几首是模仿加布里埃尔·塞拉亚的。那天夜里我不能成眠……
波拉尼奥这才明白，令恩里克·马丁辗转反侧念念不忘的，始终只是诗。而他的死，则有波拉尼奥的责任。当马丁孤独而又无望地寻找诗歌的秘密的时候，波拉尼奥是唯一能够搭他把手的朋友，可这位能从词句间认出米盖尔·埃尔南德斯、莱昂·费利佩、布拉斯·德·奥特洛、加布里埃尔·塞拉亚的朋友，却对他的诗歌毫无兴趣，这才逼马丁看到了自身在文学世界，亦在现实世界的死路——他为诗歌投入了全部力量和毅力，诗歌就是他真正的现实世界。
但又怎能怪波拉尼奥无情呢？毕竟谁会想到，一个蹩脚到“字句混乱，难以卒读”的“外围”诗人，竟会对文学有着如此深邃，却又无济于事的执念。而即便真的想到，波拉尼奥又能做什么？他是天使，还是疯子，或者暑假去社区中心陪伴孤寡做社会实践的少先队员，要反复折磨自己引以为豪的文学感受力，去阅读乃至赞赏最老套庸常的诗句。作为一个朋友，他能做的，不过是鼓励马丁放弃写诗，马丁试过，最后放弃了这个世界。
所幸，马丁只是故事里的人，而读故事的人，只要留下对马丁的同情就够了，毕竟悲剧之美，就是借读者对被命运逼得走投无路之人的同情而呈现的。不然，你要如何理解福楼拜为爱玛流下的泪呢？
第二个故事：《包法利夫人》
如果说恩里克·马丁是庸常诗人的话，我们或许可以叫爱玛·包法利庸常的浪漫家吧。浪漫的内涵千头万绪，而在爱玛心里，却不过是动荡与华美的刺激。
恋爱、情男、情女、在冷清的亭子昏倒的落难命妇、站站遇害的驿夫、页页倒毙的马匹、阴暗的森林、心乱、立誓、呜咽、眼泪与吻、月下小艇、林中夜莺……她巴不得自己也住在一所古老庄园，如同那些腰身细长的女庄主一样，整天在三叶型穹隆底下，胳膊肘支撑着石头，手托住下巴，遥望一位白羽骑士，胯下一匹黑马，从田野远处疾驰而来。
人们总嘲笑爱玛要得太多，一介村妇，读了几页小说，就自以为配得上子爵的爱与全巴黎的恭维，但反过来说，又有谁从未流连于幻梦。况且，爱玛的美也与这些布景相称。她有双宝石般迷人的眼睛，在阳光下，会从黑中显出深蓝来，仿佛具有层层叠叠的颜色，珐琅质的表面如水彩般通透，深处越来越浓，闪烁出天真无邪的胆大神情。相较腰身比她粗笨，举止比她伧俗的公爵夫人们，爱玛似乎更适合去享受那戴假面具的晚会，闻所未闻的欢愉，突如其来的疯狂爱情。
但爱玛不过是农民的女儿，还没恋爱过，就嫁给了木讷的乡村医生。等她尝到这过于脚踏实地的平凡的婚姻的滋味，已经晚了。
结婚以前，她以为自己有爱情；可是应当从这爱情中得到的幸福却不见来，她想，一定是自己弄错了。欢愉、热情和迷恋这些字眼儿，以前在书上读到，她觉得那样美，到底在人生上有什么正确意义，爱玛极想知道。
纳博科夫瞧不起爱玛心灵浅陋，浪漫庸常，认为就连她的悲剧命运都不值一提——那不过是展示福楼拜语言和文体才华的一个舞台。但当被问到爱玛的原型，福楼拜，这个在现实中以嫉庸如仇著称的刻薄才子却说：“爱玛就是我。”
福楼拜的确与爱玛分享了一些灵魂，那是对庸常生活的恨与绝望。
爱玛是个庸人，但生活是那么庸常，以至于再庸常的人，都会觉得被不堪忍受的庸常包围。对爱玛来说，他的丈夫查理·包法利，就是比她更加庸常的生活的缩影。查理愚钝、笨拙、迟缓，不会游泳、不会比剑，没看过戏剧、不理解音乐，毫无情趣与幽默。当他第一次出场，戴了顶古怪的帽子，“那不声不响的丑样子，活像一个表情莫名其妙的傻子的脸。”查理从不好高骛远，兢兢业业，还对爱玛千依百顺，应该算个好丈夫。但这个好丈夫，对大多数人来说，怕都不是理想的丈夫。
爱玛厌倦这如人行道般平板的共处，但又没有福楼拜的家产与才华，能躲进人迹罕至的乡间独处，靠写作宣泄。她懂的不多，做得到的更少，只好在偷情里找些生趣，当不安分的爱情被别离吹灭，空洞又要靠锦衣华服来补。失恋时，爱玛会买一件克什米尔蓝呢袍，再配上条顶好的围巾，当腰扎起，然后关上屋里的窗板，拿起一本书，就这样一身装束，躺在一张大沙发上，扮演悲伤，像一幅画（真的蛮有情调的）。爱情永远无法使人称心，爱玛的债台日趋高筑，最后只能吞下砒霜。
但也不必同情爱玛胜过查理。实际上，庸常而可怜的查理比爱玛更依赖梦幻而活，这梦就是爱玛的爱。
自从认识爱玛，查理极少受到庸常折磨，因为他眼里只有爱玛的美，生活透过爱玛才折射进他的视野，仿佛镀了金。婚前，查理替爱玛的父亲治病，完了，爱玛会送他到第一层台阶：
“再会已经说过，他们也就不再言语；风兜住她，吹乱后颈新生的短发，或者吹起臀上围裙的带子，仿佛小旗，卷来卷去。有一次，时逢化冻，院里树木的皮在渗水，房顶的雪在溶解。她站在门槛，找来她的阳伞，撑开了。阳伞是缎子做的，鸽子咽喉颜色，阳光穿过，闪闪烁烁，照亮脸上的白净皮肤。天气不冷不热，她在伞底下微笑；他们听见水点，一滴又一滴，打着紧绷绷的闪缎。”
查理不读诗，爱玛就是诗；查理不懂画，爱玛就是画；查理不听音乐，爱玛就是音乐。家里短钱，他甚至不敢发愁，发愁就是忘了爱玛，“一刻不想着她，就等于偷她什么东西一样。”
爱玛之于查理，就像浪漫之于爱玛，或诗歌之于马丁，是以迷魅诱人的神，骗取他们的信仰，声言只要收获神的垂青，就能脱离庸常的泥沼。但竭尽全力的凡人终会发现，神的真心藏在卡夫卡的城堡里，看得到，触不着，越挣扎，反倒在庸常与无聊里陷得越深，像鲁迅笔下的死火，要么燃尽，要么冻灭。
与爱玛和马丁相比，查理倒是幸运儿，他太愚钝，甚至从未在夜间醒来发现妻子那一半床铺空着，也听不到妻子的情夫往窗上掷砂石，当然更察觉不到爱玛对他的厌倦、蔑视与恨。他始终相信妻子爱他，所以即便爱玛自尽，他仍活得下去，因为他相信自己心里的爱玛，也相信爱玛心里有他。直到一天，查理坐在爱玛常用的乌木桌前，转动钥匙，推开锁簧，看到了情夫的画像和每一封来信。
“我不生你的气，”后来，查理对爱玛的情夫说，“我不再生你的气啦”，因为“错的是命”！福楼拜感慨，这是查理有生以来说过的唯一的伟大的话。
当晚，查理死了，他回归了自己的命运，一个庸常的人，信了不该信的神，要么燃尽，要么冻灭。
第三个故事：《倾城之恋》
张爱玲说，白流苏是个平凡的女人，平凡有时也被她换成别的词，比如自私，或者庸俗，但没一点指责的意思。
白流苏快三十岁了，离了婚，只能住回娘家，白公馆。对白家这样的望族来说，女人离婚，已是见不得人的原罪，罪人的私产，当然可以随意处置；处置殆尽，白流苏就失去了价值，不如回去伺候前夫；前夫刚死，那是正好，继承遗产，名正言顺。毕竟离婚只是法律的事，夫妻却属天理人情，“法律呀，今天改，明天改，我这天理人情，三纲五常，可是改不了！”
这时，范柳原出现了，白流苏觉得与他结婚是自己死里逃生的唯一机会，而男人呢，也是个老练的暧昧玩家。几经波折，白流苏收获了新家，范柳原也没失去太多自由：
“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那是值得庆幸的好现象，表示他完全把自己当做自家人看待——名正言顺的妻，然而流苏还是有点怅惘。”
据说，《倾城之恋》在上世纪40年代得以流行，是因为叫人畅快。旧式家庭里地位低的年轻人，寄人篱下的亲族，都觉得白流苏的好结果，间接为他们出了口气。但如今，扑面而来的往往是另种观点，读者们依旧喜欢张爱玲的文笔和警句，却不喜欢流苏的“心机”，及范柳原的逢场作戏。他们不懂，“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般纯粹的爱情——就像马丁心中的诗歌，爱玛心中的浪漫，查理心中的爱玛——有多遥不可及。
但白流苏知道，她需要的不是爱情的甜美，而是一根足以救命的稻草，范柳原就是那根稻草。而范柳原呢，太清楚在白流苏眼里，自己不过是稻草，做起戏来就更心安理得了。
白、范两人都谈不上全心全意，却也非无情无义。傅雷说《倾城之恋》是“美丽的对话，真真假假的捉迷藏，都在心的浮面飘滑；吸引，挑逗，无伤大体的攻守战，遮饰着虚伪”。却没想到，谈恋爱原本就充满了试探与勾引及患得患失，造就白、范的对话之美的，绝不仅是张爱玲的文笔，而是她营造的，两人把彼此看得透亮、心知肚明，却不甘心的氛围。没人愿意多付出一点，却都计较对方爱得不够，明知对方爱得不够，但又都不愿放弃，这分明也是种情投意合，两情相悦啊。
“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毁掉了，什么都完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
“你自己承认你爱装假，可别扯上我，你几时捉出我说谎来着？”
“不错，你是再天真也没有的一个人。”
“得了，别哄我了！”
说“美丽遮饰虚伪”固然不错，但理解成“虚伪遮饰真心”，也未尝不可。如果没有这点真心，范柳原又怎可能在得到白流苏之后，仍愿冒着战火救她，乃至娶她呢？张爱玲说：“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庸俗，是因为他们的爱不够纯，也不够深；健康，是因为以庸常为标准，他们的爱已够美了。
有时，庸常中也能开出美丽的花，或许，这就是我们这些庸人活着的理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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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萌芽》2017年1月刊。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者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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