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日本时事通讯社6月6日报道，日本政府决定给予海外第四代日裔“永久居留权”，其主要所指群体是拉美日裔。这一方案得到了广泛支持，但也遇到了一些质疑。拉美日裔的由来是什么？日本与拉美关系是如何起步和发展起来的？
（巴西圣保罗市的日裔社区）
01/
日本向拉美移民，拉开了日拉关系的序幕
拉丁美洲(简称拉美)指美国以南的美洲地区，包括墨西哥（属于北美洲）、中美洲、西印度群岛和南美洲。拉美东临大西洋，西靠太平洋，南北全长11000多公里，东西最宽处5100多公里，最窄处巴拿马地峡仅宽48公里，北部有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拉美面积2070万平方公里。2022年人口近7亿，主要是印欧混血种人和黑白混血种人，次为黑人、印第安人和白种人。拉美共有33个国家及若干未独立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的语言为西班牙语，仅有巴西的葡萄牙语、海地的法语等特例，这是当初西班牙、葡萄牙对拉美实施殖民统治的结果。由于西、葡、法等语言都属于印欧语系拉丁语族（=罗曼语族），所以这一地区称为拉丁美洲（英语：Latin America/西班牙语、葡萄牙语：América Latina）。
（拉丁美洲）
世界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不是英国，而是西班牙，其在鼎盛期占据着除巴西以外（巴西由葡萄牙占据）的、包括墨西哥在内的所有现拉美地区，东南亚的菲律宾也曾于1565年沦为西班牙的殖民地。
日本至今把拉美地区称作“中南美”。日本与拉美的最早接触可上溯至400多年前。1609年9月3日，前任西班牙吕宋（今菲律宾群岛吕宋岛）总督罗德里戈·德·比维罗（Rodrigo de Vivero）在前往新西班牙(今墨西哥)就任新职途中，其搭乘的帆船圣弗朗西斯科号触礁而漂流到现日本千叶县御宿海滩，船上人员均被救起并受到热情款待，比维罗同幕府将军德川家康会面。比维罗谈起的美洲“新大陆”，引起了幕府官员的浓厚兴趣。
经过一番了解，德川幕府决定建造一艘大型帆船向新西班牙派遣使节团，仙台大名伊达政宗全权负责此项工程，其家臣支仓常长(1571─1622）主领此任务。这艘大型帆船起初命名为伊达村丸，后由西班牙人改名为圣胡安包蒂斯塔号(San Juan Bautista)。1613年10月28日，支仓常长率使团乘船出发前往新西班牙，随行人员有180人左右，包括10名幕府武士、12名仙台武士、120名日本商人、船员和随从、以及大概40名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经过三个月的海上颠簸，该船于1614年1月25日抵达新西班牙（墨西哥）港口阿卡普尔科，使者们受到了隆重接待。而支仓常长所接受的最终任务是出使欧洲。他在墨西哥呆了一段时日后，将庞大的日本使团留在阿卡普尔科，其本人于6月10日在韦拉克鲁斯搭乘一只帆船出航驶往欧洲。支仓使团的此番访问，成为日本与拉美正式交往的首航。
（支仓常长）
18世纪末至19世纪，拉美发生了一系列反对西班牙帝国的独立战争，南到阿根廷和智利，北到墨西哥，出现了一系列独立国家。到1833年，只有古巴和波多黎各仍在西班牙治下。1873年，日本与秘鲁建交。以此为开端，日本相继与其他拉美国家建交：1888年11月与墨西哥建交，1895年11月与巴西建交，1898年2月与阿根廷建交，1938年8月与委内瑞拉建交……。
拉美地广人稀，资源丰富。各独立国家成立后，普遍遇到了劳动力缺乏的问题。以1888年的巴西为最后，拉美的奴隶制均被废除，奴隶再也不能成为劳动力来源。拉美各国相继制定了通过吸收外来移民补充劳动力的方针。
明治时期（1868—1912）的日本，急剧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排挤出了大量无地农民，日本政府正为如何消化这些剩余劳动力忧心忡忡。当拉美国家投来接受移民的绣球时，可谓与日本政府的心思一拍即合。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积极主导和组织本国百姓向拉美移民，把剩余的劳动力推向海外。1897年，35名日本人移居墨西哥，成为首批日本移民。以此为开端，日本人踊跃移居拉美。1908年以前，日本前往拉美的移民九成以上去了墨西哥和秘鲁，1908年以后则把巴西作为首选之地。（胡新苏、韩涛：《二战前秘鲁的日本移民研究》，《黑龙江史志》2013年第21期）
（移居巴西的日本人）
02/
二战期间的日拉关系和拉美日侨
二战爆发后，大多数拉美国家都站到同盟国一边，与日本断交和宣战，但并没有参加对日作战。拉美、西亚等地区各国在历史上曾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独立后仍受到原宗主国的影响。所以，这些国家在很大程度是与其原宗主国一同参加反法西斯同盟的。例如，1942年1月1日发表《联合国家宣言》的26国中，包括了哥斯达黎加、古巴、多米尼加、萨尔多瓦、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拿马等拉美国家。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列出了“邪恶轴心国危险侨民名单”，要求巴西彻查日本移民。巴西政府限制了日本移民人身自由，取缔所有日文报纸和学校，后来又制定了“轴心国财产冻结令”。日本侨民的存款、房产和企业一夜之间全部被罚没。随着德国潜艇屡次击沉巴西和美国商船，巴西政府又以防间谍为由将日本移民送入集中营监禁。直到1945年，德国和日本相继战败，日本移民的处境才略有好转。
拉美日本侨民大多是受到政府的驱使，抱着为国家做贡献的心理移居海外。二战时，这些日侨受到了军国主义宣传，坚信“日本战胜论”。巴西是拉美日侨最多的国家。1945年5月在巴西圣保罗设立总部的“臣道联盟”就是一个与日本政府相勾结、在日侨中鼓吹“日本战胜论”的组织，鼎盛期有15万成员。直至日本战败后，“臣道联盟”继续散布虚假、荒谬的信息欺骗日侨成员，并在受骗日侨中募捐。
（巴西日侨声援军国主义的疯狂集会）
侨民中的有识之士形成了“战败派”，发起了“时局认识运动”，在各地各行各业进行有组织的战败宣传活动。1945年9月27日，“战败派”领袖们在圣保罗召开“终战认识座谈会”。由于巴西和日本已断交，天皇的《终战诏书》是在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允诺下先被发往中立国瑞士，再由瑞士辗转传到巴西，其内容先由日文翻译成英文，而后翻译成法文，接着转译为日文。“战败派”拿出了天皇的这份《终战诏书》，在日侨中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然而，两派的斗争并没有停止。1946年6月2日晚，“时局认识运动”的发起人、“战败派”头号领袖胁山甚作在家中遇刺身亡，“战败派”遭遇空前的打击，此后“战败派”在强大的攻势下逐渐分崩离析。1946-1947年，“臣道联盟”制造的暗杀行动共造成23人死亡，147人受伤。1947年后，日侨渐渐接受了日本战败的事实，但这一时期的争斗严重影响了日侨在巴西的形象，巴西国民反日排日倾向严重，日侨更加难以融入巴西社会。
（日本天皇的《终战诏书》，1945年8月15日发布）
03/
二战后日拉关系的重建和军事交流
1945年8月15日，日本通过天皇发布《终战诏书》宣告战败投降，开始被美军占领约七年。1951年9月8日，日本与48个战胜国签署《旧金山和约》，其中包括20个拉美战胜国：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多米尼加、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秘鲁、乌拉圭、委内瑞拉。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约》生效，日本结束被占领状态而恢复了外交权，与此同时形成了受制于美国的外交体制。在美国的推动下，日本相继与拉美各国恢复或建立了外交关系，并签署了贸易与文化诸协定，以此重建了日拉关系。
（《旧金山和约》签字仪式，1951年9月8日）
日本在被占领期就已重新恢复了向拉美移民。1950年2月14日，二战后首批日本移民前往阿根廷。从那以来，日本于1956年与玻利维亚、1957年与委内瑞拉、1959年与巴拉圭、1961年与阿根廷、其后与其他拉美国家陆续签署了移民协定。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拉美日裔居民已达约130万人，巴西、墨西哥两国还产生了日裔内阁部长。自1965年起，日本每年都邀请一些拉美移民后代来日接受有关日本知识的培训。1979年8月，园田外相访问拉美回国后曾指出，该地区日裔居民已出生第五代，因而应当重新审视对拉美移民政策。
日本与拉美各国恢复邦交以来，日拉政治关系发展颇为顺利。拉美国家大多对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给予支持，日本政府也一直对拉美国家持友好态度。1954年，冈崎外相出访拉美，标志着日本对拉美外交站在新的更高起点上。1956年12月18日，秘鲁、巴西等7个拉美国家成为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成员国的提案国，20个拉美国家投票支持了这一提案。
1959年7—8月，时任日本首相岸信介访问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墨西哥等5国，与各国领导人就日本移民与双边关系等问题进行磋商，这是日本首相首次访问拉美。
（岸信介）
1961年5月10—16日和12月13—21日，秘鲁总统乌加特切和阿根廷总统弗朗迪西相继访日。1962年10月11—14日，墨西哥总统马特奥斯访日。日本历届内阁外相也陆续访问拉美：1966年9—10月，椎名外相访问阿根廷和巴西；1967年9月，三木外相访问墨西哥；1970年9月，爱知外相访问巴西和阿根廷。
1965年6月11日至11月2日期间，日本海上自卫队训练舰队对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巴西、乌拉圭、阿根廷和美国进行了访问。在二战前，日本舰队曾于1920年和1922年访问一些拉美国家。此次访问是时隔43年日本舰队再度出现在拉美。
日本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与部分拉美国家开展军事交流与合作。1883—1905年期间，智利、阿根廷曾分别向日本出售多艘军舰，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孙洪波：《战略跟随与外交自主性：日本对拉美政策的历史演变》，《拉丁美洲研究》2020年第4期）1965年7月和1966年2月和5月，阿根廷、秘鲁和智利的训练舰相继访问日本。虽然这一军事交流势头未能得到延续，但对于当时增进日拉相互信赖方面却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04/
日拉关系的深化：经贸、经援、文化交流
随着日本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崛起，日拉经贸关系快速发展。20世纪50—80年代，日拉之间形成了垂直分工型的经贸关系。日拉双边关系主要以高层互访为引领，以日本的能源资源外交与经援外交为驱动力，以日裔居民充当纽带的文化交流为润滑剂。
（巴西日裔居民）
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谋求经济自立和摆脱对美国的过度依赖，其与欧洲和日本的关系日趋密切。1973年石油危机发生后，日本越来越重视确保和增加来自拉美的能源资源供应，其对拉美援助在政府开发援助（ODA）总额中所占比重有所上升。（[日]渡边昭夫编：《战后日本的外交政策》，有斐阁，1985年）
在此背景下，田中首相于1974年9月12—27日访问墨西哥和巴西，受到两国政府和民间、特别是巴西70万日裔居民的热烈欢迎。
（田中角荣）
1975年8月15—31日，福田副首相访问委内瑞拉和巴西，就扩大从委内瑞拉进口石油等问题进行磋商。1976年7月，河本通产相访问巴西。1979年8月，园田外相访问墨西哥、巴西、秘鲁、智利、阿根廷、委内瑞拉。此访的目的是：（1）以日本的技术和资金换取中南美的丰富资源；（2）把双边关系范围从资源和市场再予以扩大，努力发展全面关系。作为对日方高层屡次访问的回访，巴西总统盖泽尔于1976年9月15—20日访问日本。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拉美外交，日本外务省于1979年12月21日新设了“中南美局”。1979年12月，“中南美大使会议”在巴西召开。日本在会上作了如下政策表态：（1）加强政府首脑外交；（2）加强经济、贸易、技术合作；（3）妥善处理移民问题；（4）加强文化交流。
20世纪80年代，大平正芳、铃木善幸、海部俊树等首相对拉美国家进行了访问，历届内阁的外相更是几乎都访问了拉美国家。同期，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委内瑞拉的总统相继访日，拉美国家的外长及各部部长更是频繁访日。仅1988年，拉美国家部长级高官访日人数就超过了30名。
经贸合作是20世纪50—80年代日本对拉美外交的主要内容。日本看中了拉美国家地广人稀、资源丰富而且都渴望经济发展但苦于缺乏资金与技术的特点，但同时也充分认识到日本在地理位置和历史关联上不如欧美各国具有竞争力。1957年7月，涉泽敬三作为日本巡回大使对拉美各国进行了历时两个月的巡访调研，为日本政府制定对拉经济外交政策提供了依据。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推动了织机、采矿、汽车、渔业、机械、钢铁等领域的本国企业与拉美国家的贸易与投资合作。1956年6月，日本成立了由足立正任会长的“拉丁美洲中央会”，旨在推动官民一体的对拉美综合外交。1959年1—5月，日本“阿特拉斯丸”重工业产品巡展船访问拉美12国港口，就日本工业及其产品做了广泛介绍。
日本与拉美贸易属于垂直分工型。日本从拉美进口矿物资源、纺织品原料和食品等产品，出口钢铁、船舶和机械类产品，而轻工业品的出口则逐渐减少。20世纪60年代，日本在与拉美贸易中一直处于逆差状态。同时期在日本的进口总量中，来自拉美的铁矿石占25%，铜占11%，棉花占52%。这一时期，拉美各国逐步提高了进口门槛，诸如实施进口替代战略、选择型进口、进口限制等等。而且拉美各国的贸易又与欧美产品有着传统的联系。面对这些问题，日本致力于形成本国工业品与拉美国家初级产品之间的互补性贸易结构。从1971年起，日本与拉美贸易由逆差转为顺差。
（拉美地区矿业投资吸引力分数及排行）
日本在拉美的贸易对象高度集中于少数国家。例如，1974年，日本对拉美出口额的80%集中于与巴西、巴拿马、阿根廷、委内瑞拉、墨西哥五国的贸易，其进口额的75%集中于与巴西、古巴、智利、墨西哥、秘鲁五国的贸易。（杨启藩：《日本和秘鲁经济关系的发展》，《拉丁美洲研究》1986年第3期）
至1974年底，日本对中南美直接投资累计额达到24.13亿美元，占当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20%。1981年3月末，这一数额达到61.68亿美元，占当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6.9%，仅次于亚洲（26.9%）和北美（26.8%）而居第三位。
日本通过进出口银行的出口信贷、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融资、民间投资等形式向该地区国家提供了资金合作，并实施了派遣专家、邀请进修生等技术合作项目。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以向秘鲁的输电、化肥等建设项目提供日元贷款为起点，开始向拉美国家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DA）资金。1989年，日本对拉美ODA为5.63亿美元，占同年日本ODA的8.3％，在美、法之后居第三位。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于陷入债务危机的拉美各国实施了120亿美元的资金还流计划。
二战后，墨西哥向日本返还了战时冻结的日本政府资金，日本用这笔资金在墨西哥城建立了“日本—墨西哥会馆”。“日本—巴西协会”恢复后，日本也以巴西返还的战时冻结资金建设了“日本—巴西会馆”。这些设施成为日本在拉美主要国家扩大文化影响的重要场所。
1989年9月，日本与“里约集团”（Rio Group）的前身“八国集团”的首次外长会议在纽约举行。这标志着日本对拉美外交进入了从“经济外交”向经济与政治并举的“综合外交”转变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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