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上映的吴子牛导演影片《南京大屠杀》曾给无数人带来震撼心灵的视觉冲击。其中，日军士兵攻入南京城后一口一个“支那人”的那种轻蔑神情和语调给人以难以忘却的印象。当时是1937年12月，“支那”在日本已成了对中国的蔑称。然而，“支那”原本是古印度对中国称谓的音译词。这一称谓是如何从中性变成贬义的？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杂志封面）
01/
“支那”的由来和日本的早期用法
从古印度引进佛教，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佛经是以古印度梵文写成的，中国高僧们将其翻译成了汉文，其中就包括把印度对中国的称谓Cīna音译出来。（朱文通、陈瑞青：《历史文献学的考察视角：“支那”词义的演变轨迹》，《石家庄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汉译佛经对Cīna的音译有多种版本，包括“支那”、“至那”、“脂那”、“振那”、“震旦”、“振旦”、“真丹”、“真旦”等异译。Cina在古印度语中有“文明智慧之国”之意。唐代佛经音义文献《慧琳音义》卷二十二震旦国云：“或曰支那，亦云真丹，此翻为思惟。以其国人多所思虑，多所计作，故以为名。即今此汉国是也。”南宋法云所撰佛教梵汉辞典《翻译名义集》云：“支那，此云文物国。”
唐代朝廷和民间都把“支那”理解为西域国家对大唐的中性或善意的称谓。玄奘所著《大唐西域记》中如下对话：“王曰：‘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宣，去斯远近？’对曰：‘当此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诃至那国是也。’”唐代僧人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之三《师资之道》云：“且如西国名大唐为支那者，直是其名，更无别义。”唐玄宗有《题梵书》一诗云：“鹤立蛇形势未休，五天文字鬼神愁；支那弟子无言语，穿耳胡僧笑点头。”
（《翻译名义集》和《大唐西域记》）
古印度著作中“Cīna”的出现频率很高，其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都以“Cīna”指称中国。现代语言学认为，印度和欧洲的大部分语言有着共同的来源“原始印欧语”，故而这些语言之间具有相似性。据研究，欧洲各语言中的中国称谓，包括古拉丁语的Sina、法语的Chine、英语的China都是受到古印度语影响的结果。
古印度人为何把中国叫作Cīna？对此，存在多种学说，其中最有力的有如下两种。
第一种学说认为，它是古代“秦”的音译。因为，古时秦国离印度最近，国力强盛，对外影响很大。1655年，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最早发表了这一学说。后来，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对此做了进一步阐释，认为欧洲人与印度人对中国的称谓同出一源。
（[左起]卫匡国、伯希和）
第二种学说则认为，古印度人等称中国为“支那”，与中国丝绸的影响有关。东方学大师季羡林曾指出：“至迟到公元前四世纪中国丝就已经输入印度。在梵文里，有许多与丝有关的字，如Cinapatta（成捆的丝）、Cinām[uka(丝衣服）等，都有Cina（脂那）这个字作为组成部分。可见中国丝在古代印度影响是非常大的。”西方古国对中国的其他称谓，如Cini、Saini、Seres等，也都与中国丝有关。（李志敏：《“支那”名号涵义及指谓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2期）
（季羡林）
唐代是日本学习中国文化的高潮期，遣唐使和留学僧学到了汉译佛经，同时也把“支那”一词带回了日本。曾在唐长安学习的空海弘法大师（778—835年）是第一个通晓梵文的日本人。他的诗集《性灵集》中有“支那台岳曼殊庐”的诗句，这可能是日本最早用“支那”称“汉土”的文字。1106年的《东大寺要录》和平安时代（794—1192）末期成书的《今昔物语集》等文献中均曾出现“支那”称谓。但直至宋元时代，日本只有少数大学问家和高僧才会以“支那”称呼中国，以此显示其博学。从古时到明治中叶，日本书籍中常见的中国称谓为“汉”、“汉土”、“唐土”、“中土”、“中国”以及各朝代的名称。其中，一般日本人通常都用“唐”指称中国，其读音有Morokoshi、Kara、Toh等。
（空海弘法大师）
18世纪初以前，日本的地图一般把中国标为“汉土”。1709年，新井白石（1657—1725）奉幕府将军之命与被拘留的意大利传教士西多蒂（G..B.Sidotti，1668—1715）多次会谈。后来，他以会谈内容为素材，写出了五卷本《采览异言》和三卷本《西洋纪闻》。他从西多蒂那里听到西方人以China指称中国，便在书中的地图上以片假名（チィナ）标注了中国，并在左下角以小号字附以“支那”两字。此举成为日本地图史上以“支那”标称中国的开端。直至此时，“支那”一词属于中性称谓而没有包含任何贬义。
（新井白石著：《采览异言》）
晚清较早出现“支那”一词的中文资料，当属传教士所办的中文刊物《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其道光丁酉年（1837年）正月卷所载《榜葛喇省略》一文提到了天竺国僧人等从前称中国为“支那”，并说“支那即是中国。”1884年，姚文栋的《琉球说略》一文中，也曾使用“支那”一词。1887年，傅云龙所著《游历日本余记》云：“日本俗称中国曰支那，盖西音柴宜之转。”1890年3至6月，艾约瑟曾在《万国公报》上连载题为《支那游记》的文章。
02/
“支那”由中性转为蔑称的曲折过程
1823年，佐藤信渊（1769—1850）在其所著《宇内混同秘册》一书中称中国为“支那”，表达了对中国的轻蔑态度和征服野心。该书当时未能问世，直到1888年才引起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重视并大量出版发行，成为把“支那”称谓贬义化的最早范本。
1840—1842年间，大清在鸦片战争中败于英国。日本经由“唐风说书”（中日贸易商船提供的报告书）得知此消息，不禁为之震惊。这一事件成了日本人的中国观从敬畏转向轻视的开端。日本经过明治维新改革，确立了“脱亚入欧”战略，到19世纪末已形成了向朝鲜、中国东北及中国全境武力扩张的“大陆政策”。
（中英鸦片战争画作）
1894年，日本孤注一掷向大清挑战，打赢了甲午战争，迫使大清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1895年4月17日签订）。至此，日本对中国的敬畏心已荡然无存，其中国观进一步从轻视转向蔑视。在此背景下，“支那”一词取代了“大清”称谓，同时也取代了“唐”的称谓。此期，日本政府在正式场合把中国称为“清国”或“大清帝国”，但日本社会则把中国称为“支那”，把“日清战争”称为“日支战争”，把中国话称为“支那语”。（初志伟：《近代中日关系背景下的“支那”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
（《马关条约》签订现场）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日两国在“支那”称谓的使用上出现了复杂交错的局面。一方面，日本民间逐渐把“支那”变成了替代“大清”的称谓，而且给“支那”赋予蔑视中国的贬义。另一方面，中国留学生和维新派、革命派人士云集日本，他们以剪辫子和自称“支那人”作为与大清决裂的标志。他们认为，“支那”是西方国家称呼中国之“China”的音译词，使用它具有时尚激进的意义。显然，这一时期的在日中国人还只看重使用“支那”称谓的反清意义，而没有看到日本人已在把“支那”称谓变成不仅针对大清王朝、而且针对整个中国及中国人的蔑称。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云：“我支那四千余年之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由此可见，此时梁启超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他既看到了中国败给日本的屈辱，又不得不使用日本人已赋予贬义的“支那”称谓。
（梁启超著：《戊戌政变记》和《清议报》）
这一时期，中国的代表性知识分子和革命派人士几乎无不使用“支那”称谓。1898年12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其四项宗旨是：“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增长支那人之学识；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谊；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他还曾以“支那少年”为笔名出版《支那四千年开化史》。1902年，章太炎等人在日本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章太炎在《正疆论》中更是明确地说：“以支那与日本较，则吾亲支那；以日本与满洲较，则吾宁亲日本。”1904年，宋教仁、黄兴等人在东京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秋瑾曾写一首著名的《支那逐魔歌》。严复也有诗云：“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他翻译的亚当·斯密《国富论》中也以“支那”指称中国：“埃及、印度、支那三古国皆有海禁。”孙中山更是在演讲、信件和文章中经常使用“支那”称谓。康有为流亡各国后，其女儿康同璧如此记述了自己探父的行程：“若论女子西行者，我是支那第一人。”据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记述，日本早稻田大学保留有1907年度部分中国毕业生名录，其中有37人注明了祖国国号：署“清国”者12人，署“中国”或“中华”者7人，署“支那”者则有18人。这一数据显示了当时在国号称谓使用上的混乱情形。
（[左起]梁启超、章太炎）
随着日本人的辱华风潮愈演愈烈，其所使用的“支那”“支那人”的贬义日益明显。中国留日学生开始激烈地反对日本人称中国为“支那”，公开揭露其所包含的民族歧视含义。他们和华侨投书日本报纸，要求日本人不再使用“支那”一词。并强烈呼吁国人赶快废弃这一名词。
进入20世纪后，在日中国人在“支那”称谓的认知和使用上进入了一个多种状况的共存期。第一种状况：日本人把“支那”变为蔑称的倾向日益明显，身处日本的中国人对此不会感觉不到。正如郭沫若在《行路难》中所说：“日本人说‘支’字的时候，故意把鼻头皱起来，而说‘那’的时候，要把鼻音拉作一个长顿，这是典型的鄙睨神情”。第二种状况：由于还没有可替代“大清”的新国名可用，很多反清人士还不得不使用“支那”称谓。第三种状况：国人对新国名的探索也已经开始。
早在1895年发行的《日本国志》一书中，黄遵宪就提出以“华夏”为国名。1900年，梁启超写作《少年中国说》一文激励国人。1901年9月，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以如下曲折迂回的方式提出以“中国”为国名。“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寻常通称，或曰诸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外人所称，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以夏、汉、唐等名吾史，则失名从主人之公理；曰中国，曰中华，又未免自尊自大，遗讥旁观。虽然，以一姓之朝代而污我国民，不可也；以外人之假定而污我国民，犹之不可也。于三者俱失之中，万不得已，仍用吾人口头所习惯者，称之曰中国史。虽稍骄泰，然民族之各自尊其国，今世界之通义耳”。
（黄遵宪著：《日本国志》）
1903年5月份，邹容出版了《革命军》一书，其中给新的国家定名为“中华共和国”。1903年8月，孙中山在为“东京军事训练班”学员制定《誓词》时，定下兴中会的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方针。1904年，孙中山在美国用英语发表《中国问题之真解决》演讲时，使用了“中华民国”一词的英译：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其政治纲领正是1903年《誓词》的十六字方针。1918年孙中山回忆此事说“乙巳（1905年）之秋，定立‘中华民国’之名称而公布于党员，传布中华民国之思想。”1906年12月2日，同盟会在东京召开纪念《民报》创刊一周年大会，孙中山在演讲时第一次用汉语提出“中华民国”这个名称。1907年7月5日，章太炎在《民报》第十五号上发表了《中华民国解》一文，“中华民国”这一名称由此为更多人所了解。
（中国同盟会部分成员合影）
“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铭文。“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乂民。’”在中国古代，“国”字的含义是“城”或“邦”，“中国”即“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从汉代起，人们常把中原王朝称为“中国”。辽与北宋、金与南宋都自称“中国”，都不承认对方为“中国”。可见，在古代“中国”是一种文化优越感的体现，即认为自己是“中央之国”。但中国历代王朝都没有把“中国”作为正式国名，而是各以朝代名称之。而到了清初，士大夫与外国传教士在相互交往中开始使用“中国”名称。“中国”之名最先出现在外交文献上，是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清高宗实录》曰：“夫对远人颂述朝廷，或称天朝，或称中国，乃一定之理。”这是“中国”从一个约定俗成的区域概念上升为国家概念的重要规定。1689年（清康熙二十八年）9月7日，清政府和沙俄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其中对疆界划分与两国人民归属的称谓，汉文以“中国”与“中国人”称呼，这是以国际条约的形式第一次将“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专称。
（最早出现“中国”二字的西周初年青铜器“何尊”铭文）
1912年元旦，存续了296年的大清王朝（1616年—1912年）宣告灭亡，中华民国成立，简称中国，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国”成为具有近代国家概念的正式名称。民国建立后，国人以“支那”一词自称国名的现象逐渐减少。但这一时期，国人对于日本人坚持使用此词的歧视意味，仍然缺乏认识。最典型的例子是，1914年，孙中山在与时任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来往信件中，仍然使用了“支那”“支那民党”“支那革命”等词语。
（孙中山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信，1914年5月11日）
日本“上古之世，未有文字，贵贱老少，口口相传”。至公元8世纪，日本才有了以汉字写成的史书，其中记载汉字传入的时期为3世纪末。千余年来，日本对中国文化和汉字的研究十分精深，其中就包括对“中国”概念的深刻理解。中华民国成立后，日本已不能使用“清国”称谓，但又十分不情愿使用中国称谓。日本认为，以“中华帝国”为中心、周边“夷狄”受其册封的“华夷秩序”已在甲午一战中彻底崩溃，而“中华”“中国”等都有相对于“四夷”拥有领导地位的世界中心之含义，因而讨厌这种称呼。其次，日本当局也惧怕“民国”之称会危及日本的天皇帝制。
1913年5月19日，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给外相牧野伸显发来密信，建议使用“支那”名称。23日，牧野向首相山本权兵卫提交《关于公文上支那国名决定之稟议件》并很快被内阁采纳。7月11日，牧野电告伊集院并密告内阁各大臣和军方首脑：“现阁议决定：在条约国书中将来理应使用‘中华民国’之名称又当别论，在帝国政府内及与第三国之寻常往来公文中，今后一律废除‘清国’之称而以‘支那’代之。”同年10月6日，日本新驻华公使山座圆次郎向中华民国新总统袁世凯递交“承认中华民国”的国书。8日，日本政府发布官报称：“本月6日，承认了支那共和国”。（单冠初：《民国时期中国官民反对日本对华“支那”蔑称交涉始末》，《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中日两国共用汉字，日本却顽固拒绝使用汉字的中国名称，而非要使用“支那”称谓，其蔑称性质已经没有了任何遮拦。
（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
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中国国内的反日情绪不断高涨，“支那”一词开始为国人普遍反感。日本在“巴黎和会”上企图让中国吞下“二十一条”的恶果，国人群情激愤，对日本人使用“支那”一词有了更为自觉而明确的抵制。围绕“支那”一词的中日纠纷开始从民间层次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对立。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留日学生激烈反对日本人称中国为“支那”，揭露其所包含的民族歧视意味。王拱璧在1919年11月初出版的《东游挥汗录》中，抨击日本不称我国为“中华民国”，而称之为“支那共和国”，是“不以国家视我”，“是我中华民国成立八年而倭人尚不承认也”。郁达夫在小说《雪之夜》中写道：“支那或支那人的这一名词，在东邻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龄少女的口里被说出的时候，听取者的脑里心里，会起怎么样的一种被侮辱、绝望、悲愤、隐痛的混合作用，是没有到过日本的同胞，绝对想象不出来的。”
（王拱璧著《东游挥汗录》和郁达夫）
1930年5月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做出决议并责令外交部照会日本政府：“今后称呼‘中国’，英文须写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中文须写大中华民国。倘若日本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可断然拒绝接受”。从同年末起，日本政府的对华条约或公文大都使用“中华民国”称谓，但在其他公文或文章及口语中仍蔑称中国为“支那”。
1931年，日军侵占中国东北并随即建立了伪满政权。为了泯灭中国东北民众的中华民族意识，日本侵华当局对自称“中国人”的民众予以重罚，强令他们自称为“满洲国人”。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其外务省也开始追随军部以蔑称“支那”称呼中国，把“卢沟桥事变”称为“支那事变”，称事变是“膺惩暴支”，日本国内掀起了以贬斥“支那人”为重要标志的侮华、蔑华风潮。在整个侵华战争期间，日本一直用“支那”称呼中国，用“支那人”称呼中国人，挑起卢沟桥事变的日军称为“北支那驻屯军”，进攻上海、南京的日军称为“中支那派遣军”。战败时，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的头衔是“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官”。日军士兵深受本国蔑华、辱华宣传的影响，在屠杀中国平民时完全丧失了人性。对此，上世纪50年代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承认道：“那时我们根本没有把中国人当成人，感到如同屠宰猪羊一样……”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杂志和地图均使用“支那”称谓）
更有甚者，日本已经战败投降了，其天皇还把投降布告写成了《终战诏书》，其中对即将成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仍没有使用正式国名，而是写道：“朕已命帝国政府通告美、英、支、苏四国，接受其联合公告。”可见，日本对中国使用“支那”蔑称已达到了何种习以为常的地步！
（日本天皇《终战诏书》）
03/
日本战败后被迫停用“支那”称谓
日本战败后，中国军事代表团到达被盟军占领下的东京，发现某些媒体仍在使用“支那”一词，立即以战胜国身份要求盟国占领当局予以禁止。占领当局“盟总”确认“支那”称谓含有蔑意，责令日本外务省不得再使用“支那”称呼中国。
（日本投降书签字仪式/美国战舰“密苏里”号，1945年9月2日）
1946年6月6日，日本外务省正式向国内各新闻出版单位发出了《关于避免支那称呼事宜》的通知。7月3日，日本教育次官也正式向国内各学校发出类似通知。通知称：“往昔通常使用‘支那’二字作为中华民国之国名，今日应改用中国等称号。查‘支那’之称素为中华民国所极度厌恶者。鉴于战后该国代表曾多次正式及非正式要求停止使用该词，故今后不必细问根由，一律不得使用该国所憎恶之名称。”从此，日本官方正式停止对中国使用“支那”蔑称，“支那”称谓开始从日本政府公文、学校教科书、媒体报道中消失。（单冠初：《民国时期中国官民反对日本对华“支那”蔑称交涉始末》，《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日本新闻报道中的“重庆政权”、“支那军”一类称呼改变为“中国政府”、“中国军队”等正式称呼。
然而，日本社会在战时形成的对华蔑视意识在战后并没有立即消失，其民间在谈论中国时还是习惯性使用“支那”称谓，日本右翼势力更是出于政治目坚持以“支那”称呼中国。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面对美国出兵朝鲜并逼近中朝边界的严峻形势，新中国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果断出兵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把打到鸭绿江边的美军再打回到了三八线。这一结果使得跪拜美国的日本人深感震惊，对鸦片战争以来轻视、甲午战争以来蔑视的中国油然产生了敬佩之意，“中国”称谓由此真正进入了日本人的口头语言中。在抚顺日本战犯管理所，当中国取得抗美援朝胜利的消息传来时，那些一向表示不服的战犯们也都低下头表示服罪。
（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
1960年代末，日本《角川国语辞典》把“支那”一词解释为“中国之旧称”。1972年中日建交以后，东京大学把“支那学”改为“中国学”。
在当今的日本，“支那”一词已为社会所弃用，但偶尔会有个别右翼分子故意用“支那”一词来污蔑中国，以显示自己的政治存在感，如石原慎太郎生前就曾一再玩弄这种手法。他的背后，是一股幻想推翻东京审判结论和迷恋日本“东亚第一”时代的势力。可以说，“支那”称谓由中性变为蔑称、后来终被废弃掉的曲折过程，其实是整部近现代中日关系史的一个缩影。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只有中国的不断发展进步才是迫使日本从口头到心里彻底放弃“支那”蔑称的根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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