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了2024年起使用的小学教科书。韩国方面对其中的小学3—6年级使用的12种社会教科书和2种地图教科书的内容进行了分析，发现其中一些社会教科书对日帝殖民统治时期强征朝鲜人的记述做了淡化修改，同时进一步强化了对独岛（日本称竹岛）的主权主张。一时间，韩日“教科书风波”再起。
(3月28日，日本驻韩使馆公使熊谷直树前往韩外交部接受召见)
例如，有的日本新版小学教科书使用了“朝鲜年轻人自愿当兵”的记述方式，有的教科书从原版的“被作为日军士兵征兵后送往战场”中删除了“征兵”二字。其中，采用率占首位的东京书籍教科书原版有“许多朝鲜人和中国人被强征过来，在矿山等恶劣条件下进行了强制劳动”，而在新版中这一记述被修改成了“许多朝鲜人和中国人被强制动员”。
当日，韩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日本政府审定通过了原样照搬过去数十年来延续下来的无理主张的小学教科书，对此表示深深的遗憾”，并敦促日本政府诚实地实践其“反省和谢罪”的精神。岸田首相在本月举行的日韩首脑会谈中曾表示继承历届内阁的历史认识。
韩国教育部的声明对日本文科省审定通过“基于本国中心的错误历史观歪曲历史的小学教科书的结果深表失望”，对此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并要求予以改正。
同一天，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赵贤东召见了日本驻韩使馆总括公使熊谷直树就日本审定通过歪曲历史的小学教科书提出了抗议。据悉，由于日本驻韩大使相星孝一临时回国，韩方改为召见担任临时代办的熊谷公使。韩国外交部官员对记者表示:“我国政府主动提出（强征劳工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为了推动韩日关系朝着面向未来的方向发展”，而“独岛、教科书、慰安妇问题等韩日间的主要悬案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韩国总统室高官同日表示，“在领土主权问题上一寸也不会让步”。
韩国媒体纷纷报道了此次教科书事件。韩国《朝鲜日报》29日发表了题为《日本的教科书歪曲历史 不要轻易期待日本而应开展保卫国家利益的外交》的社论，其中指出，“此次日本的教科书改恶是根据2021年的指导方针进行的。但是尹锡悦总统却不顾韩国国内的反对，宣布“韩日关系正常化”，在日本举行了首脑会谈，正当人们期待日本有诚意的对应时却发生了这次的教科书审定结果，因此更加伤害了韩国国民的感情。日本的岸田首相在首脑会谈中并没有就历史做出明确的道歉。”
就在本月16—17日，韩国总统尹锡悦刚刚对日本进行了打破两国关系僵局的“破冰之旅”，其“见面礼”是由韩方代替日本企业向“强征劳工受害者”支付赔偿金。此访结束时，韩日双方宣布彼此实现了“和解”，并称将恢复包括两国首脑“穿梭外交”在内的各领域交往。
时间刚过10天有余，就发生了此次“教科书风波”。其实，这一场景似曾相识。过去数十年来，韩日双方曾围绕“历史与领土”问题不断重复“摩擦”——“和解”——“摩擦”的循环波动而未能走出这一怪圈。
例如，1998年10月金大中总统在访日时表示：要面向未来，超越不幸的历史，今后韩国政府将“不再提历史问题”，双方认为实现了“历史性和解”。然而，这一“历史性和解”在其后的政治摩擦中化为泡影。2001年4月，日本文科省对“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歪曲对韩殖民统治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审定通过。韩国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采取了召回驻日大使、提出修正意见等措施。金大中总统也一改“不再提历史问题”的承诺，对日本歪曲侵略问题的做法屡次予以谴责，并拒绝接见来访的日本执政三党干事长。在“历史问题”的阴影下，日韩军事交流和文化交流双双停顿下来。
在此之后，卢武炫总统也曾向小泉首相表示自己“不会再提起历史问题”。但余音未消，在国内强大的舆论批判下，卢武铉很快改变口吻，敦促日方妥善处理“历史问题”。李明博总统与福田首相也曾一致同意将日韩关系提升为“成熟的伙伴关系”。但2008年7月14日，日本文科省公布的《初中社会科教科书新指导纲要解说书》将“竹岛”（“独岛”）表述为日本领土，再次引发了“领土”问题摩擦。韩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并召回了驻日大使。
2015年12月28日，在美国的一再施压下，日韩两国政府签署了《随军慰安妇问题协议》。然而，韩国市民团体掀起了反对运动，认为该协议没有指明犯罪主体以及日本政府也没有正式认罪谢罪。2017年5月文在寅政府成立后，指出《随军慰安妇问题协议》存在“严重缺陷”。在此延长线上，2018年10月30日，韩国大法院支持二战时期遭日本强征的韩国劳工的索赔权，判决涉事日本企业向每名原告赔偿１亿韩元。11月21日，韩国宣布解散根据《随军慰安妇问题协议》而设立的“和解与治愈基金会”。
对于韩方的上述举措，日方做出了强硬反应。其中包括，从2019年7月1日起限制对韩国出口用于生产芯片、智能手机显示屏的材料，8月2日又决定将韩国移出出口简化优惠待遇的“白色清单”。韩方也随之宣布把日本移出韩国的“白色名单”，对日本强化了出口管理。韩日关系陷入了停滞不前的僵局。
冷战后30余年来，韩日关系陷于“和解”与“摩擦”循环往复的怪圈，其基本结构是：第一步，每任韩国总统都要提出要“超越历史”而建立“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日韩首脑同意开展“穿梭外交”；第二步，日本在“历史与领土”问题上做出刺激韩国的举动，韩国总统放弃“超越历史”的方针而要求日本纠正错误作法，日韩首脑“穿梭外交”中断，两国关系重新陷于僵局。
尹锡悦的对日“和解”外交引发了韩国各界的强烈抗议，在野党、民间团体和舆论纷纷批判其为“屈辱外交”。本次的“教科书风波”表明，日本在“历史与领土”问题上刺激韩国舆论的做法丝毫没有改变。以往历届韩国总统都曾信誓旦旦地对日方表示“不再提历史问题”，但这种承诺在日本的强硬举动和韩国社会的强烈反弹面前都被冲垮。在“历史与领土”问题摩擦下，韩日关系能否走出“和解”与“摩擦”周而复始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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