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日韩三国互为近邻和重要的发展伙伴，开展中日韩合作，符合三方共同利益和地区国家的期待。中方一贯积极参与三国合作，支持中日韩合作主席国韩国有关举行三国领导人会议的提议。中日韩合作启动的背景是什么？迄今中日韩合作取得了哪些进展？2019年以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为何没有举行？
01/
中日韩合作第一次开启区域一体化进程
历史上东北亚地区秩序的几种形态
中日韩三国是东北亚地区近邻，彼此交往长达数千年。
在古代，东北亚地区形成和长期维系了以中国历代王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何芳川：《华夷秩序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的历代国家都或密切或疏离地处于这一秩序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之下。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的“殖民秩序”覆盖了这一地区，“华夷秩序”崩溃。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和“脱亚入欧”跻身于西方列强行列，其后变身为东北亚的头号殖民主义国家，于1910年吞并韩国（1897年朝鲜王朝改国号为“大韩帝国”）实行了35年殖民统治，1894年通过甲午战争从清朝获得了割地、赔款、通商、设厂等权益，1931年起发动和不断扩大了侵华战争。日本的侵略、掠夺和杀戮给中朝两国和两国民众带来了深重灾难。
（东北亚经济合作示意图）
二战以后，东北亚被美苏对峙的“冷战秩序”所撕裂。朝鲜半岛因被美苏分割占领而分裂成为韩国和朝鲜，并成为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缓冲地带和必争之地，东北亚地区形成了“苏中朝对美日韩”的“3+3”对峙结构。
20世纪70年代，“冷战秩序”在东北亚被修正为“中美日联手制苏”结构，朝韩双方则被置于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和解潮流之外。
20世纪90年代，东北亚见证了中韩建交、中美日关系重新调整等国际格局变化和东亚合作框架下中日韩合作的启动。
从世界范围看，中日韩合作属于同一地区内相邻国家走向区域一体化的范畴。区域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一道，是20世纪后半期各国间兴起的世界性潮流。区域一体化的目的是，同一地区各国不断加深彼此间合作的机制化、制度化程度，形成防止对抗、减少内耗、互利共赢的机制，共享和平发展的红利。
二战后，数百年的宿敌德法两国就以合作防止战争惨剧重演达成了共识，主导推进了欧洲一体化进程，打造了今日最成功的区域一体化组织——欧盟。在东亚，东南亚各国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建成了该地区10国都参加的东盟。
（东盟示意图）
在当今国际关系语境中，东亚是东南亚和东北亚的全称，是这两个相邻次区域的结合体。中日韩三国是东亚前三位的经济体。从经济规模看，中日韩三国的体量不仅远远大于东盟10国，而且也大于世界上其他区域一体化组织。
2022年，中日韩三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分别为17.99万亿美元、4.23万亿美元、1.66万亿美元，分别居世界第2位、第3位、第13位。三国的GDP总量约24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24%，直逼美国GDP（25.46万亿美元）而大大超过欧盟27国GDP（16.65万亿美元）。
如果中日韩合作能够得到持续进展，就有望形成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的区域合作机制。
02/
东盟+N”合作机制的形成
日本曾是东亚合作的首倡者
二战以后，日本在东亚地区率先实现经济崛起而成为本地区经济发展的“领头雁”，东亚“四小龙”（韩国、香港、新加坡、台湾）和“四小虎”（印尼、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相继实现经济起飞，随之中国这条“巨龙”开始了经济腾飞进程。
（亚洲“四小龙”）
战后的日本，在被美国占领期间形成了受制于美国的政治结构和“美主日从”的外交体制。随着经济的快速崛起，日本不再满足于“经济一流、政治三流”的国际地位，逐渐滋生了在国际事务上发挥主导作用的意愿。其重要思路之一就是扬长避短，在亚太经济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以此实现发展本国经济和提高国际地位的双重目标。
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先是提出了太平洋地区发达国家之间区域经济合作的设想。随着东亚各经济体的群体性腾飞，日本把区域经济合作的视野扩大到了这些新兴经济体。1985年5月，日本首次提出了构建“东亚经济圈”的设想。然而，由于日本在外交上受制于美国，在区域经济合作问题上总是看美国的眼色行事，因此倡导东亚合作的使命转移到了东盟国家。
1990年12月，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了建立“东亚经济集团（EAEG）”的设想，其成员包括东盟各国和中日韩三国。日本起初对马哈蒂尔提案持积极支持的态度，但却遭到了美国的阻挠。美国极力反对任何排除其自身在外的东亚区域合作，通过各种外交渠道对日施压，敦促日本不要支持马哈蒂尔提案。为了缓解来自美国的压力，马哈蒂尔把上述设想修改成为“东亚经济核心论坛”（EAEC）。但唯美国马首是瞻的日本还是退缩不前。
亚洲金融危机带来了东亚合作的转机
1997年7月2日，泰铢的暴跌点燃了东亚金融危机的导火索。这场金融战争给东亚各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害。各国的货币贬值，股市下跌，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原本井然飞行的东亚诸“雁”纷纷跌落在地，经济萧条也造成了一些国家的政局动荡。通过这场金融风暴，东亚各国更加深切地感到加强区域合作共同抵御经济风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
1997年12月15日，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议（“9+3”会议）终于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就东亚地区的前景、发展和合作问题交换了意见。随后，东盟又分别与中国、日本、韩国（三个“9+1”）领导人举行了会议。
1999年，东盟成员国扩大为10国。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10+3”会议）每年都轮流在东盟各国举行，在会议期间东盟还分别与中日韩三国举行领导人会议（“10+1”会议）。从2000年起，“10+3”会议的“非正式”字眼被去除。
03/
中日韩合作在“10+3”框架内启动
1999年11月28日，中日韩领导人在“10+3”菲律宾会议期间举行了早餐会。这标志着中日韩三国在历史上第一次超越双边架构而启动了平等互利的三边合作。
在2000年11月的早餐会上，中日韩领导人决定在“10＋3”框架内定期举行会晤，2002年把早餐会改为正式会晤。此后，三国领导人原则上每年都在出席“10+3”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会晤。
中日韩领导人会晤是三国合作发展的核心机制，始终引领三国合作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1999年中日韩领导人第一次会晤时，就共同推动三边合作达成了共识。2000年，三国领导人就加强三国间以及三国与东盟的合作达成了共识。2001年，三国领导人就进一步促进三国经贸合作等问题取得了广泛共识。2002年，三国领导人将经贸、信息产业、环保、人力资源开发、文化确定为五大重点合作领域。2003年，三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首个共同文件——《中日韩推进三国合作联合宣言》，明确了三国合作的原则和领域。2004年，三国领导人会议通过了《中日韩三国合作行动战略》，为全面推进各领域合作做出了具体规划。
2005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执意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引发了中日、韩日间政治摩擦，这一年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被迫中断。2007年1月，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菲律宾宿务恢复举行。
2007年11月，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确定了2008年三国合作的一系列具体项目，包括制订三国合作行动计划，组建网络秘书处，进行非洲政策对话，加强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科技合作，保持自贸区联合研究框架，在海上搜救、奥运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领域进行合作等。
2007年，中日韩三国建立了外长会议机制。这个机制成为三国间所有部长级会议和各类对话机制合作中的核心环节。
04/
中日韩领导人单独会议机制的形成
随着中日韩合作的发展，三国领导人在“10+3”框架外单独举行会议的时机日益成熟。2007年11月，中日韩领导人在新加坡举行第8次会晤时，原则上同意不定期地轮流在三国举行领导人会议。
2008年12月13日，中日韩领导人首次在“10+3”框架外在日本福冈举行会议。三方决定，保留“10+3”会议期间的会晤，同时将三国领导人单独举行的会议机制化，每年在三国轮流举行。会议签署了《三国伙伴关系联合声明》，首次明确了三国的“伙伴关系”定位，确定了三国合作的方向和原则。
（第一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2008年12月13日）
2009年10月，第二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北京举行。三国领导人回顾总结了中日韩合作10年历程，展望规划了三国合作的未来，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坦诚地交换了看法，达成了广泛共识。会议发表了《中日韩可持续发展联合声明》及《中日韩合作十周年联合声明》。本次会议还就设立三国合作秘书处达成共识。
2011年9月1日，中日韩合作秘书处正式成立，总部设在韩国首尔。秘书长由三方按照韩国、日本和中国的顺序轮流提名，由三国外长会议任命，任期两年。
2010年5月，第三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韩国济州岛举行。三国领导人重点就未来十年中日韩合作进行了规划，通过了《2020中日韩合作展望》，确定了未来十年将稳步推进五大领域的40多项重点合作内容。
2011年5月，在东京举行的第四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拓展了地震、灾害、核安全等领域的合作。该会议发表了《第四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宣言》以及加强灾害管理合作、核安全合作、可再生能源和能效合作等成果。
2012年5月，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北京举行，三国签署了中日韩投资协定，并同意年内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发表了《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关于提升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
2012年9月，日本野田佳彦政府强行推行钓鱼岛“国有化”，导致中日关系急剧恶化。同年8月10日，韩国总统李明博登上独岛（日本称“竹岛”），韩日岛屿摩擦骤然升级。此外，同年12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多次发表美化日本侵略历史的言行，并执意参拜靖国神社，致使中日关系和韩日关系更加恶化。在这些因素的叠加负面效应下，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中断。直至2014年下半年以后，中日关系和韩日关系才逐渐回暖。
2015年3月21日，中断约3年的中日韩外长会议在首尔恢复举行。时任中国外长王毅在会议上表示：我们应共同思考如何才能使三国合作不再受到干扰，如何才能确保中日韩合作健康稳定地发展下去。对于中日韩三国而言，历史问题并不是过去时，仍然是现在时，我们不应再让它成为将来时。怎么办？我们认为就是8个字：“正视历史，开辟未来”。这是对待和处理历史问题的正确态度，也是推进双边关系、加强三国合作的必由之路。
在东道主韩国的积极斡旋下，拖延3年的第六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于2015年11月在首尔恢复举行。
2016年7月8日，韩国政府不顾中俄等国的强烈反对，宣布将在韩国部署美国的“萨德”导弹防御系统。中国随即表示了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2016年12月9日，韩国国会针对朴槿惠总统的弹劾动议案投票通过，朴槿惠被停止执行职务。安倍政府在历史问题与南海问题上的强硬做法，又使韩日、中日关系出现不同程度的倒退。在此背景下，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于12月13日宣布，原本定于当月在日本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因各种因素”将不会在年内举行。
（“萨德”系统示意图）
2017年5月，韩国文在寅政权成立后，先是叫停了“萨德”部署，接着又在是否撤销韩日间“慰安妇协议”问题上采取了谨慎态度。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以安倍首相特使身份访华出席了“一带一路”国际高峰合作论坛并转交了安倍的亲笔信。杨洁篪国务委员访问了日本。在三方的共同努力下，中韩、中日、韩日关系均有所改善。以此为背景，日本作为东道国积极筹备了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2018年5月9日，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时隔两年半终于在东京恢复举行。此次会议的主题包括，中日韩三国重振经贸合作势头，维护多边贸易体系，以及朝鲜半岛问题和东亚安全局势，会后发表了《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联合宣言》。
2019年12月24日，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中国成都举行，发表了《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并通过了其他合作文件。（江瑞平：《中日韩合作：重回良性互动轨道》，《世界知识》2020年第2期）
至2019年，中日韩三国已经建立了外交、科技、信息通信、财政、人力资源、环保、运输及物流、经贸、文化、卫生、央行、海关、知识产权、旅游、地震、灾害管理、水资源、农业等21个部长级会议机制和70多个对话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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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以后中日韩合作重点议题
（1）自贸协定议题
中日韩自贸区设想最早于2002年由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提出，但三国间自贸区谈判正式启动则是在10年之后，其重要原因在于日本的消极态度。在此10年间，中韩两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日本的经济优势地位大幅度降低。
2002年，中国GDP1.47万亿美元，日本GDP4.12万亿美元，后者为前者的2.8倍。然而，2010年中国GDP超过了日本。到了2022年，中国GDP已达17.99万亿美元，日本GDP为4.23万亿美元，前者为后者的4倍有余。
在此背景下，日本对中国市场日益重视，对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的消极姿态有了改变。2012年5月13日，《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联合宣言》宣布：“我们支持三国经贸部长关于年内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的建议。”2013年3月，中日韩第一轮自贸区谈判在韩国首尔举行。至2019年11月，中日韩已进行16轮自贸区谈判，就其技术层面而言已接近最终签署自贸协定。
2020年11月15日，东盟10国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15个国家，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日韩三国第一次进入了同一个多边自贸协定之中。（刘文：《RCEP框架下的中日韩产业合作》，《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1年第3期）这无疑为三国自贸区建设提供了新的有利起点，但也凸显出中日韩三边合作的进展比起上述15国间合作具有更加艰难、敏感和滞后的一面。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员国）
（2）政治与安全合作议题
2008年12月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曾宣布，三国将“面向未来，开展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在以后的多次会议中，三国领导人都提出要推进“全方位合作”。“全方位合作”就是要超越单纯的经济合作范围而向政治、安全等其他领域不断拓展合作范围。
在地区问题上，中日韩之间的拉美政策磋商、非洲政策磋商、亚洲政策磋商均已启动并实现机制化。
在反恐问题上，中日韩三国也进行了磋商，重点就国际和地区反恐形势、打击海盗、网络安全及三方具体领域合作等交换了意见。
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中日韩三方相继启动了灾害管理、地震科技、核安全、执法等领域的合作。
在地区和国际事务领域，中日韩三国就东北亚形势进行了密切沟通，在“10+3”机制、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合作平台上保持了良好合作。中日韩三国在联合国、20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合作机制中也进行了密切沟通与协调。
中日韩合作进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历史与现实矛盾因素的困扰中经历了挫折与坎坷。
中日、中韩、韩日三对双边关系都见证了经济、政治、安全、文化各领域之间良性循环和恶性循环的两种局面，而三国的社会舆论和民众情绪则成了如实反映双边关系总体状况的晴雨表。
中日关系经过20世纪70—80年代的“蜜月期”，90年代中期以来进入了社会舆论和民众情绪相互激烈碰撞的时期。中韩关系则于20世纪90年代进入“蜜月期”，进入21世纪以来也进入社会舆论和民众情绪相互碰撞的敏感互动期。冷战后30年间，韩日关系一直在“历史与领土”问题摩擦与“和解”之间循环波动。
（韩国民众集会抗议安倍参拜靖国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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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期”中日韩合作展望
2019年以来，在新冠疫情的影响和韩日关系的停滞以及中日关系的不和谐局面等因素的叠加负面效应下，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再次停摆至今已达3年多。
2017年以来，美国特朗普、拜登两届政府挑起了“中美战略竞争”，并要求日韩两国更明确地站到“助美制华”立场一边。对此，日韩双方的对华政策处于新的调整期。其总趋势是，日本跟随美国更为紧密，韩国在摇摆中渐趋显露出进一步倒向美国的倾向。这些因素正在给中日韩合作前景带来不确定因素。
2022年11月17日，习近平主席与岸田文雄首相在曼谷举行会晤。今年3月16—17日，韩国总统尹锡悦对日本进行了访问。4月1—2日，日本外相林芳正访华。中日、韩日关系都开始走出“政冷”低谷。3月份，韩国作为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主席国提议恢复举行这一会议。由此可见，中日韩合作重现走出3年低谷期的希望。
中日韩合作是一种全新的探索过程，任何以历史上的地区秩序模式简单类比或试图恢复某种旧秩序的想法都是既不现实，也无益处。中日韩合作的基本前提是三国都愿意和主动推进相互合作，共同探索适合于三国合作的共赢之路。
国内国际都有一种舆论并不看好中日韩合作的前景，各种怀疑皆有其相应的理由。中日韩合作是历史、文化、体量、体制都具有很大差异的三国间合作，其走向区域一体化的进程自然不会是轻而易举之事。正因为如此，在借鉴欧盟、东盟等已有模式之外，还应根据三国的国情和相互关系特点，在合作实践中不断摸索东北亚特有的修正模式。
对于中日韩三国而言，不断加深相互合作是可选择的代价最小、收益最高的共同发展之路。与之相比，拒绝合作或重归阵营对抗模式则是代价最大、收益最小甚至有可能把各自发展成果毁于一旦的不归路。
中日韩合作又处于新的历史节点。在接下来的机遇期是否会重现生机，将成为检验东北亚区域一体化前景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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