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日本与印度关系因“日美澳印四方安全对话”而备受关注。这个对话的前身是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2006年提出的“日美澳印价值观联盟”设想。日印关系究竟有何种历史渊源？近现代日印关系是在怎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美日澳印四边对话”示意图）
01/
日印关系的佛教纽带和近代渊源
从古至今，日本与印度的关系经历了如下演变阶段：（1）古代以佛教为纽带的文化交流期；（2）近现代日本对外武力扩张与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复杂交错期；（3）二战后短暂的蜜月期和冷战格局下由疏远到接近的时期；（4）冷战后的重新调整期和21世纪10年代在“印太战略”框架下的战略合作期。
日本对印度的最初了解源自古代从中国经由朝鲜引进佛教，后来通过天竺僧人的东渡加深了这种了解。佛教成为连接日印两国的最初文化纽带。
（日本的佛像）
从16世纪起，日本开始通过葡萄牙等西方国家在南亚的殖民地了解了印度。
到了近代，日本在亚洲率先步入资本主义工业化阶段，与印度形成了垂直分工型双边贸易。就是说，日本从印度进口棉花等初级产品，向印度出口纺织品等工业制品，日本处于产业的上游。以此为背景，日印文化流向发生了逆转，由古代“日本向印度学习”转向“印度向日本学习”，日本的发达工业和先进科技开始吸引印度青年东渡日本留学。
18世纪中叶，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20世纪上半叶，印度人中的亚洲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与运动日益高涨。日本在1904—05年的日俄战争中取胜，被一些印度人视为“亚洲战胜欧洲”的范例，引发了狂热的崇拜。（霍丹彤：《二十世纪上半叶印度亚洲主义思想中的日本观及其影响》，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
另一方面，印度人对日本侵略和殖民统治亚洲邻国十分反感，尤其是对日本与印度的宗主国英国结成同盟深感失望。就日本而言，起初并没有支持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后，美日争夺在华权益愈演愈烈。美国通过促成华盛顿会议（1921—1922）等多边外交活动抑制日本，美国国内也掀起了排日运动。对此，印度独立运动的一些领袖人物谴责美国“排斥亚洲人种”，要求“白人撤出亚洲大陆”。一些印度独立运动活动家逃避英国统治而逃往日本，于1916年在东京成立了东方青年协会，从事反英政治活动。这些运动得到了日本政府和一些泛亚主义者的支持和帮助 。从这个时期开始，印度和日本已经建立了良好深刻的关系。
印度抵抗运动人士钱德拉·鲍斯（1897—1945）逃往日本后，在日本的协助下开展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运动。（邹镇城：《苏巴斯·钱德拉·鲍斯与印度独立运动研究》，赣南师范大学2016年硕士论文）在鲍斯的影响和分化英印的需要下，日本对印度独立运动的态度转向公开支持和提供合作。
（印度国会大厦的墙上挂着三幅肖像：（左起）甘地、尼赫鲁、鲍斯）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爆发后，印度面临如下选择：是站在包括英国在内的盟军一边与德意日轴心作战，还是借助日本之力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
一方面，英国人印度总督林利斯戈代替印度宣布，印度将与英国并肩作战。对此，尼赫鲁（1889—1964，印度开国总理）曾指出：一个英国的代表，在毫无商量的情况下就把4亿印度人拖入了战争。英印联军中的印度军人曾达到200万人。
另一方面，印度独立运动的领导者们在选择阵营方面出现过摇摆。起初圣雄甘地（1869—1948，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提出以英国人“撤出印度”换取印度自决和对日作战，如果遭到拒绝就开展对英暴力斗争。该主张成为印度国民大会党（国大党）的运动方针，但此举遭到英国殖民当局的残酷镇压。
从1944年下半年起，印度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一道配合盟军抗击了日军。与其不同，1939年离开国大党的激进派代表人物钱德拉·鲍斯则坚持走暴力抗英道路，辗转德国和日本后，在日占新加坡组织“自由印度临时政府”，以日本交予的英军俘虏中的印度士兵和招募来的印侨士兵组成了“印度国民军”。
圣雄甘地十分关注鲍斯的动向，并考虑过与日本合作实现民族独立的可能性。1944年3—7月，“印度国民军”参加日军的英帕尔战役而惨遭失败，并于1945年5月的仰光战役中被歼灭。（叶敏君：《印度国民军历史兴亡中的日本因素》，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英帕尔战役示意图）
印度民众和圣雄甘地及国大党都赞扬鲍斯是“为印度的独立而战”。印度人认为，日本人曾致力于帮助印度从英国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这种历史记忆成为二战后印度人对日本抱有好感的重要背景。（李若愚：《历史因素对日印关系的现实影响》，《日本问题研究》2011年第2期）
02/
二战后印度对日本采取的友好政策
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战败投降，被美国占领约7年，而印度则于1947年8月15日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而独立。
印度对被占领期的日本采取了一系列同情与友好的态度。
早在独立前的1945年，印度就在远东委员会赞同对日本进行粮食援助。1946年，印度撤回英国对日占领军中的印度陆军分队。在1946—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争罪行的审判过程（“东京审判”）中，印度法官拉达·宾诺德·帕尔（1888—1967）要求裁定所有日本二战战犯被告无罪。（霍丹彤：《二十世纪上半叶印度亚洲主义思想中的日本观及其影响》，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
1948年1月20日，日印签署棉花贸易协议，标志着两国间战后经贸关系的启动。1949年，一个日本小学生给时任印度总理尼赫鲁写信想要一头大象，因为日本在战争期间丢失了仅有的两头象。尼赫鲁政府向东京动物园赠送了一对大象。
1949年5月，印度赞同美国提出的停止执行日本“拆迁赔偿”计划的提案。1951年，印度邀请日本参加了在新德里举行的第一届亚运会。
印度在对日媾和过程中的基本立场：
二战结束数年后，战胜国与日本之间缔结和平条约的媾和问题提到了各国的议事日程。美国联合英国垄断了对日和约的起草与缔约进程。这一时期，以美苏为两巨头的东西方两大阵营冷战格局逐渐形成。面对这一现实，尼赫鲁政府采取了不结盟外交政策，而且希望日本在恢复外交权后也成为不结盟国家。这种政策理念深刻地影响了印度在对日媾和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1950年11月24日，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发表了“对日媾和七原则”。其概要如下：（1）缔约国：具有缔约意愿的所有交战国；（2）联合国：对日本的加入问题予以考虑；（3）领土：琉球、小笠原置于美国的信托统治之下，台湾、澎湖岛、南桦太（南库页岛）、千岛群岛由美苏中英四国将来决定，如媾和一年内仍未决定就交由联合国大会决定；（4）安全保障：在签署协定之前由美国承担责任；（5）通商：缔约之前日本享受最惠国待遇；（6）赔偿：缔约国放弃赔偿；（7）争端处理：交由特别中立法庭解决。这些内容为《旧金山和约》的草案确定了基调。
对此，印度驻美大使潘迪特夫人（1900-1990)于12月21日向杜勒斯表明了印度的立场：中国、苏联应参加对日和会；杜勒斯“七原则”中的安保条款是对日本将要恢复的主权的侵犯；不应干涉日本的国内问题；印度自愿放弃对日战争赔偿请求权；对日和约不应做出与开罗、雅尔塔、波茨坦等会议决议内容不同的变更。（孙瑜：《印度对日媾和微探》，《日本学论坛》2008年第4期）
（潘迪特夫人）
1951年7月12日，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公布。7月30日，印度向美国递交政府见解指出：将日本的近邻中国和苏联排除在和会之外不可能达到和平目的，因而和约条文必须拟定为一些国家即使不能立即参加，将来也能够参加。印方还提出如下修正意见：台湾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琉球及小笠原群岛归还日本；删除有关美军驻扎日本的条款。美国没有采纳印方建议。8月23日，印度政府通知美国：印度不参加旧金山对日和会。1951年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印度和缅甸政府拒绝出席旧金山会议的决定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
8月27日，尼赫鲁总理在议会宣布印度不参加旧金山和会，并说“印度政府决定在日本获得独立以后，立即宣布结束印度与日本之间的战争状态，然后与日本谈判签订简单的双边条约问题。”
9月8日，48个战胜国与日本签署《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旧金山和约》，1952年4月28日生效）。印度没有签署该和约，而是由在东京的缔约代表切图尔给日本外交临时代理谷益秀次递交一封信函，其中表示“日本与印度的停战协定会在《旧金山和约》签署当天生效”，印度愿在旧金山和会后与日本单独缔结和约。
9月10日，日本外务次官井口贞夫回函表示，日方同意在宣布停止战争状态后尽快与印度缔结和约。日印双方通过这种交换信件的方式宣布结束战争状态，并经过缔约谈判于1952年6月9日缔结了《日印和平条约》。其中第6条规定“印度放弃对日本的一切赔偿请求权”，第4条规定“归还在印度国内或印度政府管理下的日本国及国民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及相关权利”，第2条规定“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1952年8月27日，日印在新德里交换条约批准书，《日印和平条约》即日生效。
日本社会对二战后印度采取的对日友好政策给予高度评价。印度放弃战争赔偿，不仅减轻了日本的负担，而且也对其他国家的对日谈判产生“减赔、免赔效应”。日印建交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日本国内左翼势力对其政府选择“片面媾和”方式的不满，同时也开拓了日本与东西方两大阵营以外国家交往的空间。1955年4月，印度邀请日本参加了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
03/
日印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的起步
1951年，日本向印度高亚（Goa）地区的铁矿投资，这是二战后日本的第一项对外投资。缔结和约后，日印双方相继签订航空协定、文化协定、贸易协定及租税条约等。1957年5月，日本首相岸信介访问印度，同年10月印度总理尼赫鲁回访日本，日印首脑外交由此开启。尼赫鲁在日本受到了民众的“狂热欢迎”。此次访问期间，两国就印度从日本进口设备达成初步协议。
1958年2月，日印就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达成协议。同年10月，日印签署贷款协议，其中规定日本进出口银行在1958—1961年期间向印度政府提供180亿日元的贷款，用于进口日本的铁路、发电送电等方面的设备。这是日本首次对外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DA）贷款；因该贷款以日元提供，故也叫做日元贷款。（赵海清：《日本对印度经济外交（1952—2017）》，外交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截至1969年初，日本为印度提供了价值4.65亿美元的信用贷款。日元贷款带动了日本的对印出口。1958-1969年间，日本对印出口从8500万美元增至2.14亿美元，进驻印度的日本企业也逐渐增多。
日印贸易的基本结构如下：日本从印度进口棉花和铁矿石等初级原料，向印度出口棉纺织品和设备。随着两国关系正常化，两国贸易额迅速增加，贸易结构也逐渐发生了变化。1960年，日本的重化工业产品占出口的80-90%，棉纺织品出口比例降到10%以下。
在文化交流方面，1951年印度开始实行奖学金制，日本留学生可享受这种待遇。1957年5月24日生效的《日印文化协定》，就学者和留学生的交换和训练、文化设备与场所的相互使用等做了规定。1957年至1961年，日本国际文化会馆先后成立印度统计研究所、日印经济协力调查委员会日本委员会（后改为日印调查委员会），发行《印度经济季报》（后改为《印度季报》）。
1960年，日本明仁皇太子夫妇访问了印度。
（明仁皇太子夫妇[左二、左四]访问印度）
04/
冷战格局下日印分歧及其调整
在二战后的日印关系中，冷战格局下的阵营选择分歧逐渐显现。日本实行的是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路线，而印度则采取“不结盟政策”。两国的分歧在朝鲜战争（1950—1953）时期就已显露。印度与苏联在经济与军事方面日益加强合作，其标榜的“不结盟政策”逐渐朝着亲苏方向倾斜。
（尼赫鲁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
在国内建设方面，从尼赫鲁政府到英迪拉·甘地政府，都采用了苏式经济模式。1971年8月9日，印苏签订具有军事性质的《和平友好合作条约》（同年8月18日生效）。在1971年11—12月第三次印巴战争中，形成了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分别站在印巴两国背后的对峙局面。
随着印度的经济模式和外交政策日益倒向苏联，日印两国的裂痕逐渐增大。1961年11月日本首相池田勇人（1963—1964）访问印度时，对印度的经济模式以及产品质量和价格提出了指责，印方对此十分不悦。印度对日本附加条件的经济援助方式也颇有微词。
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其通过海外直接投资开发和进口资源的规模不断扩大，对印度原材料的依赖度降低。1960年，日本从印度进口的铁矿石占日本进口量的50%，原料总进口量占20%，居日本进口对象国首位。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澳大利亚取代印度而成为最大的对日铁矿石供应国，印度铁矿石只占日本进口量的10%，总原料在日本进口中退居第三位。
印度实行混合经济体制，投资环境较差，使日本企业对印度的投资意向不强。加之日本相继开拓了东南亚和中国市场，对印度市场的兴趣逐渐淡漠。在上述背景下，1961年池田首相访印后，两国首脑互访中断了20余年。
1966年，佐藤荣作首相与英迪拉·甘地总理通过两国联络事务所就国际局势和两国关系交换意见书。1969年6月2日，《佐藤—英迪拉联合声明》表示要化解经济与政治分歧，相互不干涉内政，日本将对印度外港扩建和石油开发提供援助。但接下来的数年间，印苏建立准军事同盟，中美、中日实现和解，这些变化冲淡了日印关系走向缓和的氛围。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印度开始显露出开发核武器的意向，1967年发表拒签《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声明。1974年5月，印度在波卡兰塔尔沙漠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试爆了一颗名为“微笑佛陀”的核武器。日本对此进行严厉谴责，称印度此举是对国际社会的挑战，背离了二战后印度标榜的和平路线，改变了日印友好关系的基础。
20世纪80年代，日印两国共同致力于改善相互关系。1982年8月，英迪拉·甘地作为印度总理时隔25年对日本进行了“破冰之旅”。1984年5月，中曾根康弘作为日本首相时隔23年访问印度。1985年11月，拉吉夫·甘地访问日本。1990年4月，海部俊树首相访问印度。（庞中鹏：《试析近年来不断深化的日印关系》，《日本学刊》2011年第1期）
随着两国政治关系的“回暖”，80年代日本的对印投资显著增长。1980—1991年间，日印合资企业从27家增至780家。自1986年起，日本成为印度的最大援助国。日印人文文化交流也逐渐增加。1964-1990年间，日本赴印人数从1554人增至23569人。1969-1990年间，印度赴日人数从9257人增至27878人。
从总体上看，二战后的日印关系的演变进程勾画出了由高开低走、再回归平稳发展轨道的轨迹。20世纪90年代初，美苏冷战格局瓦解，日印关系在内外环境的变化下进入了新的调整时期。
关于冷战后的日印关系，本文作者将另文加以介绍。
阅读后，请点击右下角的“在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