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三个问题
新疆同治暴乱的历史很烧脑。一是人名，他们的名字不像赵钱孙李那么简单明了，一个名字一大串，记不住，写着也费劲，总要一遍一遍解释，这个人就是前面干过什么的某某某。二是官名，低级别的好办，都是小人物，一笔而过。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他们是干什么的？有区别吗？谁领导谁？三是疑惑，为什么场面上的人物，抵抗的，死难的，多数都是满蒙官兵？
清朝在新疆和蒙藏地区，采取和内地郡县制区域完全不一样的行政治理方式，分区治理，因地制宜，相互交叉，相互牵制，但有制度和规律可循。就好比，人家当初端上桌子的时候，四个碟子八个碗，鱼是鱼，肉是肉，有规有矩，清晰明了。是新疆历史不愿意说清楚，把碗和盘子倒在一起搅和，搅成一锅烩菜。
行政建置是一项复杂而且敏感的工作，涉及方方面面的政治考量和利益平衡，不是设个衙门、派个官员就能完成的事。在民族和藩属地区“改土归流”，设置郡县，从清朝雍正年间就已经开始，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解放西藏才算结束，经历了漫长的三百多年时间。把清朝在新疆的行政管理系统真实还原出来，你会看见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新疆历史。
在内地省区，清朝完整继承了明朝已经成熟的郡县制，只是强化了总督和巡抚制度。总督是区域大员，号称封疆大吏，管一到两三个省。巡抚相当于省委书记，布政使是省级行政总管，相当于省长。按察使是省级纪检司法工商税务等等总管，不太好描述，总之是和省长平级的省级大员。再往下，道员、府尹、知县，这个体系很清晰。
打破行政官阶的情况不多。比如“钦差大臣”，皇帝专门交办某项事务，不论品级，在事权范围内有最大权力。再比如“领兵部尚书衔”，等同于国防部部长的级别，这种情况在军队中比较常见，实职可能是地方军事大员，但行政级别为正部级或者更高。总而言之，清朝在内地省区的行政体系很完善，有成形的制度，有固定的模式。
新疆行政认知混乱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伊犁将军的职责和权限。第二个，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真实身份、所在地区和职务权力。第三个，甘肃在新疆的行政管辖历史和管辖范围。
把这三个问题理清楚，清朝在新疆的行政治理模式和各级官员职权，便一目了然。而且会进一步明白，新疆同治暴乱，为什么南疆全面沦陷，而北疆地区能持续抵抗十年，一直坚持到左宗棠进疆？为什么抵抗和死难官员多数是满人和蒙古人？为什么南疆暴乱留给阿古柏那么大的政治空间？
对上述问题的解答，会颠覆很多人对新疆历史的认知。我们讲述大众历史，并非争夺主流历史话语权，只是还原一些真相。历史是一代又一代人踩出来的脚印，我们把被人掩藏掉的脚印用手刨出来，让更多人知道：原来，新疆的过去是这样的！
二、伊犁将军
在新疆近代史上，“伊犁将军”是一个被极力夸大的职位，一直被描述为清朝在新疆的最高军政长官。很多历史点到这里就被卡住了，如果伊犁将军是新疆地区最高军政领导人，为什么新疆建省后仍然要保留伊犁将军这个职位？
“伊犁将军”全称“总理伊犁等处将军”，这个“等处”，没有明确事权范围，大或者小，在不同阶段因事而定。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正式的职务名称是“总理回疆事务大臣”，回疆指的是那时候的南疆。相对于伊犁将军，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的职权范围非常明确，是清朝在南疆地区设立的最高军政长官。
伊犁将军是清朝在新疆地区设立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这一点毫无疑问。但伊犁将军没有地方行政管理职能。同比于今天，伊犁将军更像一个战区指挥机构，直属部队只有清朝驻扎在南北疆的八旗军，还不包括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及以东地区的八旗军由乌鲁木齐都统节制，新疆全境的清朝绿营军由陕甘总督节制。这一制度从乾隆持续到清末，从来没有过例外。
在战争、民变和暴乱时期，伊犁将军通常都是新疆的最高军事统帅，经朝廷授权后，伊犁将军节制所有参战部队。包括在新疆的绿营军，包括从内地派往新疆的援军。
伊犁将军对参赞大臣、办事大臣有名义上的节制权，但清政府派往新疆的参赞大臣、各地办事大臣，都有“专折奏事权”，直接对中央负责。所谓节制权只是一种形式，有节而无制，只有在战争和动乱时期，伊犁将军的节制权才能体现出来。
伊犁将军对自己的职权范围很清楚，只负责带兵打战，历来不过问地方行政事务。他们有政治规矩，而我们不守历史规矩，因为某些目的，无中生有，强牵附会，把各种职能都强加到伊犁将军头上。
乾隆二十九年 （1764年），清朝设置伊犁将军第二年，首任伊犁将军明瑞上奏清廷，要求向伊犁派驻地方事务官员。“现在伊犁挈眷官兵跟役，与商、民杂处，必有词讼交涉事件。请于兵丁全到之后，设立理事同知一员”。清政府照准，甘肃布政司向伊犁派驻“理事同知”，驻惠远城，称“伊犁直隶厅”，专管“旗下事务”。伊犁直隶厅的上级主管部门，是甘肃布政使。
清政府曾在乌鲁木齐设参赞大臣，主管乌鲁木齐及周边地方事务。甘肃行政西移后，在乌鲁木齐设“迪化直隶州”，乌鲁木齐行政管辖归于甘肃，乌鲁木齐参赞大臣已经没有存在意义，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被裁撤，改置“乌鲁木齐都统”。乌鲁木齐都统是乌鲁木齐以及西三县（含昌吉）、东三县、吐鲁番、哈密的八旗军统领，设置谕旨中明确“受伊犁将军节制”。随着乌鲁木齐行政中心地位不断提升，乌鲁木齐都统的职权和官阶也不断提高，至道光年间，已经升格为二品或从二品大员，与伊犁将军平级，所谓节制也流于形式。比如，同治新疆暴乱在库车爆发，乌鲁木齐都统平瑞直接向库车派兵，并不请示伊犁将军常清的意见。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安西提督移驻巴里坤，更名“巴里坤提督”。第二年，陕甘总督杨应琚上奏清廷，将巴里坤提督移驻乌鲁木齐，“巴里坤提督”这个职务名称一直保留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更名“乌鲁木齐提督”。光绪十一年（1885年），新疆建省后，“乌鲁木齐提督”移驻喀什，更名“喀什噶尔提督”。以上不同时期、不同驻地、不同名称的提督，被后来的历史统称为“新疆提督”，是驻防在新疆各地的绿营军最高统率，受陕甘总督节制。
乌鲁木齐提督与乌鲁木齐都统平级，但就区域而言的职权范围，要大于乌鲁木齐都统。根据清朝例制，布署在南疆军府区的绿营军仍然受乌鲁木齐提督节制，乌鲁木齐提督受陕甘总督节制。八旗军和绿营军相互牵制，是清朝在全国的置军惯例。
三、参赞大臣
参赞大臣设立初期，是一个临时性职务，最早出现在平准战争。《清朝通典》载，“国家凡有征讨之事，特命大将军经略，辅以参赞大臣、领队大臣”。早期的参赞大臣是军事职务，一般为领军副统率。战争结束后留在地方负责处理善后工作，逐渐转变为中央特派到地方的行政官员。
参赞大臣地位很高，在新疆担任过参赞大臣的官员，很多是战功赫赫的满清名将。比如，乾隆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前后两任主帅分别为靖逆将军雅尔哈善、定边将军兆惠，参赞大臣有哈宁阿、三泰、额敏和卓。三泰在叶尔羌战死于黑水营，阿里衮、爱隆额、福䘵、舒赫德补授参赞大臣。明瑞和阿桂抵达前线增援，补授参赞大臣。
大小和卓叛乱平定后，留在南疆负责地方工作的军事将领改任“办事大臣”。其中，舒赫德任叶尔羌办事大臣，阿桂任阿克苏办事大臣，阿里衮任喀什噶尔办事大臣。他们都是清朝中前期声名卓著的一代名将。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朝平定大小和卓叛乱，清政府在喀什、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阿克苏、乌什、库车、喀喇沙尔（焉耆）设办事大臣，称南疆八城。办事大臣从中央各部和地方各省选派，每个办事大臣只负责管理一个地方，称“一城一地管事权”。
乾隆二十八年（1764年），设立“总理回疆事务大臣”，驻地喀什，又称“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统管南疆地区军政事务，南疆的八个办事大臣归喀什噶尔参赞大臣节制。在后面两年，参照南疆行政模式，在乌鲁木齐设“参赞大臣”，因为事权与甘肃冲突，后改置“乌鲁木齐都统”。在塔城设“参赞大臣”，负责塔尔巴哈台全境的地方行政事务，一直存续到新疆建省。
叶尔羌办事大臣曾短暂升格为参赞大臣，后撤销，恢复办事大臣旧制。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曾经搬迁到乌什，改官称为“总理回疆事务大臣”，后迁回喀什，恢复旧称“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和吐鲁番实行郡王制，类似于西南地区土司制度。为了对口这两个地区的行政事务，哈密玉素甫郡王家族、吐鲁番额敏郡王家族兼参赞大臣一职，到同治暴乱后为止。
四、办事大臣
参赞大臣是固定职务，参赞大臣节制下的办事大臣却是临时职务。办事大臣属清朝中央政府特派员性质。
郡县制以外的新疆地方官员，来路一般有三种：
一，抽调轮岗。从各部、各省、副都统、总兵等省部级官员中抽调，轮换上岗，任期三年。军机处于每年十月开列名单，提交皇帝选派，轮岗官员以满人为主。
二，革职遣犯。一些犯了错误的官员，犯罪而罪不至死官员，发配到新疆戴罪立功。如两广总督林则徐、吏部尚书永贵、山东巡抚同兴、黑龙江将军静斌，都是因罪下放到新疆的官员。
三，皇室近亲。清政府鼓励三等以上侍卫到新疆担任地方官，这一制度在很大程度弥补了新疆官缺。清朝皇室的近身侍卫从皇室近亲中选拔，同治暴乱时期，很多和皇室沾亲带故的满清子弟死难于新疆，这种情况在封建王朝时代独一无二。
办事大臣名义上接受参赞大臣、伊犁将军节制，但他们是各部和各省抽调过来的临时工，很多人官衔和伊犁将军、参赞大臣平级，有人甚至略高。还有一些人，来新疆以前，就在伊犁将军和参赞大臣的上级部门任职。如乾隆年间的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纳世通，来以前是工部右侍郎、镶黄旗汉军副都统，文武官衔都是正二品。再如乾隆年间，高朴以兵部从二品侍郎调任叶尔羌办事大臣，他的顶头上司喀什噶尔参赞大臣雅德，只是刑部侍郎出身的三品官员。
为疏通领导和被领导关系，清政府规定，派驻新疆的办事大臣，任期内取消官衔品级，返回原职后再行恢复。话这么说，每个人心里都跟明镜似的，驻疆办事大臣不但有“专折奏事权”，军机处还设有专门的办事大臣事务处理机构。在这种情况下，办事大臣、参赞大臣、伊犁将军的上下级关系有名无实，各自管好一亩三分地。只有在战争、民变、叛乱时期，才会形成自上而下的节制关系。
办事大臣制度，是清政府在南疆地区采取的特殊行政管理举措。办事大臣，是清政府派驻在南疆八地区的中央特派员，他们不是地方官，不是今天的地委书记或者县委书记。他们在南疆任职，只负责一城一地，返回原职个个都是省部级干部。
道光年间，那彦成从直隶总督位置上调往喀什，出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相当于，今天北京、河北、天津三个省区的党委一把手，调往新疆担任半个省的书记。玉麟从兵部尚书调任伊犁将军，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部长调任战区司令员，但伊犁将军权力范围远不如今天一个战区。
清朝在新疆和蒙藏地区的官员派遣，真正树立了“职务能高能低，干部能上能下”的优良风气。这样的体制性道德，今天的政府做不到，今天的干部们也不可能想通。但他们一直在嘲笑那些留着长辫子的清朝人，笑话他们愚昧、可笑、落后。
五、领队大臣
最早提出新疆建省的人，既不是龚自珍，也不是左宗棠和刘锦棠，是满清皇帝乾隆。
乾隆二十四年（1859年）七月，清朝收复新疆全境，乾隆要求剥离陕甘总督管辖范围，专设“甘肃总督”一职，管辖包括“西陲”在内之“甘肃”，在新疆实行督抚制，建置行省。当时的陕甘总督舒赫德拟定新疆建省方案，“请于伊犁、阿克苏、叶尔羌各设总兵一员、兵备道一员，其同知、通判、都司、游击及佐杂、千把总等员弁，均按南北两路情形添设”。其中所说的“兵备道、同知、通判、都司”都是地方事务官员，方案被否决。
军机处认为，“伊犁至叶尔奇木(叶尔羌)等处添设镇道文武员弁各事宜，与回地体制俱未相宜”。最终，在北疆实行郡县制，归甘肃。南疆和伊塔地区实行军府管理下的羁縻制度，军政事务由伊犁将军、参赞大臣负责，地方事务由当地少数民族伯克、札萨克管理。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甘肃行政西移，安西（瓜州）、靖逆（玉门）绿营军移驻巴里坤，安西道移驻巴里坤。到同治暴乱前，甘肃在北疆地区的郡县建置基本完成。
“领队大臣”是清朝在新疆郡县制地区、蒙藏地区设立的八旗军统领职务。
从康熙平定第一次准噶尔叛乱开始，清政府从北京到新疆形成两条战略布防线，也是通常的进疆路线。从北京到河南、到陕西、甘肃，经哈密、巴里坤，进入新疆的路线，称西路。从北京到张家口，进入蒙古地区，在科布多翻越阿尔泰山，经塔尔巴哈台，到伊犁的路线，称北路。在西路沿线，巴里坤、古城子（奇台）、乌鲁木齐是布防重点；在北路沿线，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是布防重点。
甘肃行政西移的同时，清政府在哈密、巴里坤、古城子（奇台）、吐鲁番、库尔喀喇乌苏（乌苏）设领队大臣，统领当地防务，兼领本地八旗军务，归乌鲁木齐都统节制。领队大臣是满人对新疆和蒙藏地区实行网络化统治的手段之一，以保证八旗军系统始终掌握在清朝中央政府最高层。
领队大臣纯属军职，是固定职务，没有地方行政职能，官阶相对较低，通常为三到四品，没有专折奏事权。同治暴乱后，盛京兵部侍郎讷尔济从东北调任巴里坤领队大臣，属高职低就，不但能专折奏事，而且有钦差大臣性质。讷尔济不经军机处同意，就给民团首领张和封了一个五品官衔，那时候的五品官相当于今天的地厅级，讷尔济的官阶之高可想而知。
六、甘肃和新疆
“新疆”在早期并不是今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专用名称，清政府把收复领土和废除土司制度以后改土归流的土地，交给当地省级行政区管理，这些地方也叫“新疆”。比如，台湾建省以前，归福建省管辖，称“福建新疆”；越南北部地区曾经由广西管辖，称“广西新疆”；德宏州划归云南初期，称“云南新疆”。
新疆建省以前，北疆地区只要出现道、州、县、厅这样的行政机构，这些地方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新疆，是甘肃的行政辖区，包括乌鲁木齐。州府衙门设在乌鲁木齐的“迪化直隶州”，是甘肃布政使治下的地方行政机构。道府衙门设在乌鲁木齐的“镇迪道”，是甘肃按察使派驻的地方事务机构。
“道”和“厅”，是很多人对明清行政体制最模糊的两个概念。明清时期的“道”，不同于日韩今天的道；清朝时候的“厅”，也不同我国今天的厅。
“道”分两种，“分守道”和“分巡道”。
“分守道”是地方行政机构，可以理解成为今天的地区行署，但设分守道的地方通常都有一定的特殊性，不是哪个地方都要设“分守道”。道的管理范围和职务权力比今天的地区行署要大。分守道的上级主管部门，是省级布政使。
“分巡道”是事务管理机构，如粮储、河道、盐业、提学、驿传、兵备等，可以理解成为今天的市场监管局、粮食储备局、铁路公司、海关等事务性机构。其中，兵备道是分巡道的一种，负责军备、屯田、后勤等事务，服务于军事，但没有直属部队，类似于今天的武装部，却又是一个跨区域机构，事务覆盖范围相当于或略低于今天的一个省级军区。“分巡道”仍然是地方机构，归省级按察使管辖。
并非全国各地都有“道”。一个地方很重要，需要统筹协调行政事务；或者省级行政区域太大，需要划片区管理；在类似情况下，才会设“分守道”。“分巡道”也一样，河运密集的地方设河道，盐务开采的地方设盐道，经常打战的地方设兵备道。哪种情况都没有，这个地方就不设道。清朝光绪年间，全国设分守道20人，设分巡道72人，设直隶海关道1人。
清朝在新疆没有“分守道”，只有镇迪道和阿克苏道两个“分巡道”，归甘肃按察使管辖，是清政府在新疆对口地方事务的一种措施。如阿克苏，是回疆事务区，也是军府管理区，和甘肃没有任何行政关系。道是地方事务机构，对应的上级主管部门就不可能是参赞大臣或伊犁将军等军务机构，只能归口于甘肃按察使，和镇迪道形成一个服务于南疆的军事后勤系统。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在新疆设置七个地区，统称为道，称“新疆七道”，属于地区级行政机构，和清朝的道不是同一个概念。
“厅”是一个行政建制不完整的“县”。“厅”一般设置在郡县建立前期，类似于今天的临时机构或筹备组织。比如，县委和县政府还没有成立，先把公安局、法院、税务局设立起来，这样的地方称“厅”。厅通常是一个筹备中的县级行政区，人员不到位，编制不完整，地界也不明确，先设立事务办理机构，再逐步完善。
清朝在新疆、蒙古、青藏、云贵等地区推行郡县制，普遍采用“先厅后县”的方式过渡，先收回地方自治权，派驻事务官员，再逐步完善，完成建置。所以，清朝时期的厅只在少数民族区域，内地郡县地区不会出现厅级行政机构。又因为郡县建置需要调配大量地方官员，厅在设立初期多数为“直隶厅”，由省级布政使直接管辖，置县后完成移交地方州府。
一些始终不具备置县条件的地方，厅作为固定机构会长期存在，称为“散厅”，如库尔喀喇乌苏厅，一直保留到新疆建省。清朝在郡县设置过程中，也会出现行政倒退情况，如巴里坤，从“镇西府”降为“宜禾县”，最后降格成为甘肃布政使治下的“镇西直隶厅”。
即至新疆同治年间，甘肃在北疆地区的行政建置情况为：
地区级行政机构：迪化直隶州（乌鲁木齐）。
地区级事务机构：镇迪道、阿克苏道。
县级行政区：绥来县（玛纳斯、呼图壁）、昌吉县、阜康县、吉木萨县（旧称）、奇台县（辖木垒）。
县级事务区：伊犁直隶厅（惠远）、库尔喀喇乌苏直隶厅（乌苏）、辟展直隶厅（鄯善）、镇西直隶厅（巴里坤）、哈密直隶厅。
七、分治结果
了解清朝在新疆的行政分治模式后，再看新疆同治暴乱在不同地区的不同结果：
中央直属的军府地区——
南疆全面沦陷，满人官兵全部死难，无一人存活。
伊塔地区全面沦陷，绝大多数满人官兵死难，有个别存活。如卫拉特领队大臣荣全，外出向沙俄借兵，得以存活；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图库尔负责城外防守，率五十人逃脱存活。
喀什绿营军（汉军）投降，伊犁锡伯营投降，伊犁索伦营弃城。满族官兵无一人投降。
甘肃管辖的郡县地区——
乌鲁木齐迪化、巩宁两城沦陷，古城子沦陷，满人官兵多数死难，有少部分存活。
其它地区全部为半沦陷状态，尤其农村地区，长期在汉民和团民的控制中。
巩宁城和古城子沦陷后，有部分满人官兵能存活下来，主要原因，是郡县以后汉族居民大量进入北疆农耕，城市以外的广大地区，有满人官兵突围逃生的空间。不像南疆和伊犁，天罗地网，逃无可逃。
郡县区官员全部出逃，组织长期抵抗。在整个甘肃管辖区，既没有汉人官民自杀殉难，也没有汉人官民变节投降。
分治区别——
军府地区沦陷后，清政府对南疆和伊塔的统治全部丧失。一直到清军收复新疆，军府区再没有出现过抵抗武装和抵抗组织，一片死寂。
郡县地区则处于半沦陷状态，一直到左宗棠大军进疆，北疆郡县地区没有一个地方被暴匪完全占领过。在北疆郡县区，民团组织纷纷涌现，建立敌后抗战根据地，展开旷日持久的游击战争，一直坚持到左宗棠平叛大军入疆。以后期形势，即使清朝不派左宗棠大军进疆，民团组织和巴里坤清军迟早也会收复精河以西的北疆地区。
刘锦棠率军抵达巴里坤，满族将军荣全和金顺前往东三县接应，说明从伊犁到乌鲁木齐、巴里坤的北疆通道一直没有断绝。平叛大军迅速荡平北疆暴匪，一举解放乌鲁木齐，有汉族民团、卫拉特蒙古、巴里坤清军十年奋战打下的基础，如火如荼。
历史的功劳只能记在少数几个英雄人物的名下，他们是时代标记。但北疆军民十年浴血奋战，这样的真相也应该被人知道，他们一直存在，他们从来没有放弃。前提是，北疆实行郡县制以后，汉族人口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上百年，有战略纵深，有群众基础，有坚持抗战的条件。
今天的新疆，是一个高度完整的省级自治区。而百年前的新疆，是两三个以上行政单元。这是抹不去的事实、藏不住的真相。把这些历史剥离出来，再看同治暴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新疆军府区沦陷了，新疆郡县区还在。传统意义上的新疆沦陷了，传统意义上的甘肃还在。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传承，在新疆从来没有消失过！
八、历史的背面
十年前，在一个座谈会上，专家又说起两千年前的张骞通西域，被人打断，当场呛白，“据说人是猴子变的，你怎么不说全世界的原始森林自古以来也是哪哪的一部分？”场面极其尴尬。
这样的耻辱，是体制内专家几十年歪曲历史的结果，他们咎由自取。从乾隆收复新疆算起，到辛亥革命，甘肃对新疆有一百三十年的行政管辖史。到现在，历代中央政府在新疆的郡县建置已经三百多年，这是铁打的事实。这样的历史，今天没人知道，说起古代史，就是两千多年前的张骞，和一千多年前的玄奘；再说急了，就说我们曾经是他们舅舅。说到近代史，就是平定准噶尔叛乱、大小和卓、张格尔、阿古柏，然后，左宗棠收复新疆。接下来又是一段空白，杨增新和金树仁直接跳过去，出现一个坏人盛世才。再然后就解放了，各族人民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拥抱在一起。
在新疆生活过的人，可能不知道历史，一定都了解当下。这是一个必须用双手死死摁住的地方，一刻都不能松手。很少有一个地方像我们一样，上面领导一调整，底层百姓诚惶诚恐，生怕性格软弱，生怕政策反复。今天尚且如此，从左宗棠收复新疆，到杨增新当政，改朝换代的背后，是漫长的三十年时间，新疆是怎么过来的？
现在的新疆政策，和清朝晚期并无两样。现在叫援疆资金，那时候叫协饷，是制度化财政援助，给的比现在多。现在叫援疆干部，那时候叫办事大臣，级别比今天高，工作时间恰好也是三年。现在叫全民教育，那时候没有这么好听的名目，强制推行汉化教育，孩子不上学，大人是要坐牢的。
清朝的新疆治理初见成效的时候，民国来了，三十年教育成果化为乌有。八十年代以前，是民族团结最好的一个时期。从八十年开始，要加强民族区域自治，两少一宽来了，干部配比来了，计划生育政策来了，又是一次历史倒退。
关于甘肃和新疆的行政融合史，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要掩盖。我们讲中华民族共同一体，却要把中央政府在新疆一百多年的郡县史抽取掉，却要把汉民族在新疆三百多年的生活史抹杀掉。关于郡县和伊犁将军的体制对应，百般洗刷，百般缝补。行政建置不是写故事，那是政治，更何况满清是少数民族政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行政管理严密了再严密，县府只能对应州府，州府只能对应道台，道台只能对应省级布政使。让伊犁将军管理新疆行政民政事务，就好比让今天的一个战区管理一个或几个省，怎么可能？自媒体历史爱好者是纯粹的阅读人群和吸收人群，他们没有翻阅一手资料的兴趣和条件。作为体制内历史研究者，他们经常接触清史资料甚至档案，翻开清实录，面对字里行间经常出现的“甘肃阿克苏”、“甘肃奇台县”，他们润了再润，从不解释！
从左宗棠到杨增新，中间还有董福祥等一群人艰苦卓绝守卫新疆，才能把风雨飘摇的新疆一路平安护送到民国。今天在新疆，把左宗棠、刘锦棠、杨增新挂在嘴上，好像他们就是新疆近代史的全部。是，他们都很伟大，但几个人盖不住这么大的新疆。大家津津乐道的杨增新，也是董福祥门生。董福祥率甘军守卫新疆十九年，现在有几个人知道他的名字？
历史已经过往，新疆巍然屹立。没人能把新疆搬走，甘肃也搬不走新疆，甘肃只是在新疆有过一百多年的历史存在。我们可能是森林里走出来的猴子，但我们不想念森林，我们只想守护好美丽的新疆，这里是祖辈们流过血的地方。
九、致“博史馆”
公众微信号“博史馆”向北门外提出九问，看到了。很意外，语言平和，没有情绪。从引用了北门外那么多文章段落，能看出“博史馆”的认真。对认真的质疑，我必定做出认真的回答，请稍候。历史认知各有长短，谁都不能确定自己的三观一定正确，但我会竭尽全力维护自己认为对的一面。只要站在中华民族大一统的立场上，我们的方向就是一致的。
我爷爷在旧社会上过公学，是马步青捐建的一所中学。爷爷说，每年的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马步青必定要到场讲话，讲的都是儒家圣人思想。我在甘肃分省篇中写到过西北马家，写到马福䘵率领四百河湟子弟战死于北京正阳门的那一段，一样热血沸腾，一样慷慨激昂。我在文章中说，西北马家的诞生并不偶然，他们是清末回民接受儒学教育的成功典范。这些言论也被人批评了，很多人对马家军的认识已经固化。在今天的历史哺育下，有人对“军阀”两个字都会敏感，只要被定性成军阀，他们就说，那是个坏人。
后面会写到马仲英。很多人至今都不明白，马仲英为什么要进入新疆。新疆的老回民一直在传唱一句口歌：黑驴子马步芳我日了你的娘啊，把我们的尕司令撵到了新疆。这不是真相，马仲英身上有隐秘，也有传奇，他首先不是个土匪和流寇。我以自己能搜寻到的资料判断对错，和民族无关。
在我的历史认知中，马家集团和马仲英需要重新认识，像阿古柏、妥明、白彦虎这样的人，必须是坏人，十恶不赦，不必讨论。如果天堂有路，我想借条道，看看他们进去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