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塞防问题由来
1871年11月30日，琉球王国两艘向日本纳贡的货船遇上台风，漂流到台湾南部牡丹社地区，“太平山”号货船在北瑶湾触礁沉没，3名船员死亡，66名船员泅渡上岸，与当地高山族人发生冲突，54名船员被杀害。“八重山”号货船在台湾南部地区靠岸，45名船员被台湾地方当局扣押。这就是著名的“牡丹社事件”。
1874年2月6日，日本通过“台湾番地处分要略”，以惩办台湾高山族人伤害“日本属国难民”的名义出兵台湾。1874年5月7日，日军在台湾南部的琅峤登陆，军机处派沈葆桢赴台湾交涉。日本人想敲诈，沈葆桢想耍赖，说出一句雷人的话，“生番系我化外之民，问罪与否，听凭贵国办理”。日本代表大隈重信抓住了话柄，既然你们都认为台湾是“无主野蛮之地”，那我们就抓人治罪了，“贵国舍而不治，我却将问罪岛人”。
话是这么说，那时候的日本还没有强大到直接暴打大清国脸面的程度，日本派代表大久保利通到北京和总理衙门交涉，在英国公使托马斯韦德的调停下，中日双方于1874年10月28日签订《北京专约》，满清政府向日本赔款白银五十万两。
这件事，对清王朝刺激很大，自明清以来，还没有一个亚洲国家敢公然向中国叫板，清政府意识到海洋时代已经无可避免地到来。《北京专约》签订后的第六天，1874年11月5日，总理衙门上奏，提出关于海防建设的若干意见，史称“海防议”，从迫切性、现实性、必要性三个方面，强调海防建设的重要性。军机处请求两宫皇太后旨意，于当日发布上谕：“该王大臣所陈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各条，均系紧要机宜。著李鸿章、李宗羲、沈宝桢、都兴阿、李鹤年、李翰章、英翰、张兆栋、文彬、吴元炳、裕禄、杨昌溶、刘坤一、王凯泰、王文韶详细筹议，将逐条切实办法，限于一月内复奏。此外别有要计，亦即一并奏陈。总期广益集思，务臻有济，不得以空言塞责”。
名单上的各位大臣，都是南方沿海地区的主政官员，目的是征求海防建设意见，不涉及塞防。左宗棠肩负西北军务要职，军机处也给左宗棠抄送一份，但不在要求发言的名单中。所以，海防和塞防争论初期，只是在讨论海防建设怎么搞，并不是讨论海防重要还是塞防重要的问题。各地官员呈送上去的奏折，也全部围绕海防建设在谈，分“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几个议题。
在讨论“筹饷”议题时，李鸿章建议开采矿产，开放烟禁。这个烟，不是鸦片，而是土烟。李鸿章认为，国家明令禁止鸦片，却禁而不止，部分地区仍然违法种植罂粟。不如放开土烟，既满足烟民需要，又能征收烟税，增加国家收入。说到这里，李鸿章话题一转，建议暂缓出兵新疆，可以节流一部分海防经费：
“况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复，则心腹之大患愈棘，孰轻孰重，必有能辩之者。此议果定，则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似需略加复减，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否则只此财力，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有不困穷颠蹶者哉？”
左宗棠一听李鸿章建议挪用新疆军费，终于按捺不住了，给总理衙门呈上他的第一份奏疏：
“愚见，现在用兵乏饷，指沿海各省协济为大宗，甘肃尤甚，若沿海各省因筹办防务急于自顾，纷纷请停缓协济，则西北有必用之兵，而东南无可指之饷，大局何以能支？谚云：‘扶起东边，倒却西边’。斯言虽小，可以喻大。且即海防言之，凡所筹画，宜归久远。始事之时，即悉索以供，不留余力，设此后厘税衰减，经常之费又将何出”？
这才引出了海防和塞防之争。而所谓塞防，也不专指新疆一个地方，在后面越来越激烈的海防塞防争论中，东北地区也加入进来，有奏事权的官员纷纷上疏陈述东北塞防的重要性。通政司于凌辰的上疏最具代表性：
“夫外患莫大于俄夷，莫急于东北。东三省为根本之地，俄夷心怀叵测，觊觎已非一日。现在逼近吉林所属之宁古塔、珲春等城，举足可到。兵法声东击西，声西击东，我刻下西事方殷。若再以全力注重于东南，三省空虚，该夷诡谋秘计万一乘间窃发，尤为可虑”。
这才是海防和塞防之争的由来，既不是卖国、爱国之争，也不是淮系、湘系之争，是中国在危机存亡之际，发愤图强的一次集体大讨论，也是爱国主义旗帜下的地方利益之争和个人见识之争。
一百多年来，大家已经习惯性地从根本上否定和批判清朝政府，因为清朝已经死了，死了的人不会再站起来为自己说话。人们对清朝一味地谩骂、嘲讽和幸灾乐祸，对这个王朝为救亡图存所做的一切努力，以及后来在思想、工业、宪政、民主、言论等种种方面进行的变革，都视而不见，装聋作哑，很少有人站在公正立场上为清朝说话。这种意识形态历史观持续到现在，使很多人无知地以为，在今天大街上随便抓个二流子，穿越送回到清朝，他们干得都比满清皇帝好。
金一南在一次演讲中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道光皇帝彻夜不眠，在紫禁城里走来走去。太监听到道光在长廊下驻足长叹，“我如何对得起列祖列宗”。金一南居高临下地批评道光皇帝，“这就是他的局限性，他只想到对不起列祖列宗，他没想到如何对得起中华民族，如何对得起这个国家”。这何尝又不是意识形态的局限、活在当下的局限和金一南自己的局限？满清王朝完整融入中华民族，他们以继承了中国正统皇权而自豪，国家意义上的“列祖列宗”，已经包括了“三皇五帝”和“孔孟颜曾”。今人不知道天下何以为家、天下何以为公，把自己的偏执和狭隘当成学问，三观不正，却振振有词。看看留言区的一些言论吧，有些人，热爱历史比不热爱好，他们以爱国的名义，肆意侮辱先辈们曾经创造的辉煌历史。
清朝有“失寸土者不得入宗庙”的祖训，道光死后，孤零零葬在慕陵，坟头上还飘着他满脸的羞臊。这种羞愧感和自我批评精神，今天的人已经没有了，指天骂地，毫无廉耻。慕陵是道光皇帝自己取的名字，表达着他对先辈们开疆拓土的仰慕之情。
同治新疆暴乱也一样，大家对历史的了解只是一些片段，连碎片都算不上，碎片至少可以拼出一张残缺的图，而很多人知道的同治新疆暴乱只是碎片中的一小块，以为阿古柏来了，新疆就变天了；以为左宗棠来了，新疆就解放了。两点一线，对过程中的艰难和曲折一无所知。再比如左宗棠进疆，在一些人的想象中，仿佛电影屏幕上那种气势恢宏的场景，大军云集，鼓角齐鸣，旗帜林立，数万大军浩浩荡荡走出嘉峪关。大家不知道清王朝在新疆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坚持，也不知道北疆军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以为左宗棠是再造新疆唯一不二的救世主。清王朝代表的国家形象在新疆被淡化了、贬低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代表着汉族历史想象的个人英雄主义，比如左宗棠、刘锦棠和后来的杨增新。简而言之，成绩都是汉族人当中的精英知识分子创造的，问题都出在以满清和民国代表的国家身上。
左宗棠进疆以前，北疆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而左宗棠节制下的金顺、张曜等人，已经在新疆屯兵两年，却迟迟没有发起平叛，连一场小规模的战斗都再没有发生过，为什么？金顺统领的国字号平叛大军没有进疆的时候，是北疆最苦的日子，乌鲁木齐东西两线一直在和暴匪作战，从来没有停歇。金顺来了，从巴里坤到塔城的北疆战线全面熄火，为什么？
1873年11月清军攻克肃州，1876年5月刘锦棠率湘军出关。整整两年半时间，刘锦棠大军驻扎在河西走廊待命。书面上的历史忙得够呛，筹粮，贷款，海防和塞防争论，实际上还是利益和名分之争，桃子已经熟了，由谁来摘，是个政治问题。
新疆同治暴乱那十年，揭开了妥明、阿古柏、白彦虎们的真实面目，还原了明绪、平瑞、保恒等一大批满清志士的壮烈赴死。也就有必要把入疆路上的政治斗争说一说，世上没有天然的坦途，人间也没有完美的英雄。
94、西行路迢迢
1861年，李鸿章和左宗棠相继离开曾国藩阵营，各自组军。李鸿章招募安徽兵勇组建了赫赫有名的淮军，而左宗棠组建的楚军仍然是曾国藩划拨过去的湘军老班底，以刘松山、王鑫为主力。因为楚军这个名称始终都不响亮，曾国藩裁撤湘军后，大家习惯于把左宗棠治下的楚军称为“老湘营”。这个名字，既代表人们对湘军的怀念，也说明楚军这面旗帜没有真正树立起来。
1866年，左宗棠接任陕甘总督，提出“先捻后回”平叛方略，调头赴河南平捻。但左宗棠对陕甘军务并没有放手，派刘松山负责军事，先期进入陕西围剿陕回残部；派杨岳斌总揽陕甘全局，推举杨岳斌暂时署理陕甘总督。这两个人进入陕甘初期都不顺利，刘松山在陕北打的拉胯，杨岳斌处理陕甘军务更掉链子，不但剿匪无力，而且激发甘肃绿营军官兵哗变，和多隆阿旧部穆图善、雷正绾等人关系对立。
陕回进入甘肃初期，甘肃回匪还在观望，并没有立刻应声而起发动暴乱。多隆阿战死以后，清政府寄希望于老湘营解决陕回残部，老湘营出师不利，在陇东和陕北处处被动挨打，拉长了时间线。甘肃回民正是在这个窗口期被陕回裹挟，接二连三暴乱。不能因此而认为左宗棠和老湘营应该对甘肃回乱负什么责任，但湘军在陕西和陇东剿匪不力，客观上给甘肃回乱提供了条件，创造了机会。
杨岳斌在陕甘平叛的拙劣表现，让大清朝军机处实在看不下去了，顶着左宗棠压力，把杨岳斌撤换下来，由穆图善接过署理陕甘总督职务。
1869年，左宗棠再度接管陕甘军务后，穆图善、雷正绾等多隆阿旧部多数被弃用，只有早早递交过投名状的满族将领金顺，被左宗棠纳入帐下，加入到后来的西征军行列。这个情况，和进疆前后新疆地方军将领的处境一模一样。
1870年3月16日，在攻打金积堡外围回军据点的马五寨时，刘松山中弹阵亡。刘松山殉国，清政府对左宗棠解决西北问题的能力产生强烈怀疑，朝野上下，希望李鸿章更换左宗棠的呼声日益高涨。两宫和军机处也对陕甘新疆局势严重不满，命令湖广总督李鸿章赴甘肃，接替左宗棠，督办西北军务。
这里出现两个争议较大的问题，第一个，左宗棠是不是紧紧抱住西北不放手？第二个，李鸿章有没有染指西北、掣肘左宗棠的意图？
两个问题其实也是一个问题。镇压太平天国的第一功臣是曾国藩，镇压捻匪暴乱的第一功臣是李鸿章。无论今天怎么批判李鸿章，至少他在平发、平捻战争中的表现远远超过左宗棠。在这两场战争中，左宗棠只能获得最佳男配角奖。但是，作为汉军统领中的第三号人物，清王朝对左宗棠是寄予厚望的，希望他在西北平叛战场上奋发有为。而左宗棠也有自己的心思，他是从娘胎里出来就带着使命感的政治家，对建功立业有着天然的渴望。西北平叛，是历史赋予左宗棠的最后一次机会，他必定会牢牢抓紧，当仁不让。
长期传说，李鸿章在左宗棠背后搞小动作，有染指西北的意图，则是扯淡。坊间百姓习惯于用自己口袋里那三块钱的利益来揣测政治。平捻以后，李鸿章任湖广总督，功成名就，已经攀上人生高位。西北是大清国的西北，就算李鸿章能毕其功于一役，于个人前途又能提升几步？如果左宗棠主动让步，李鸿章或许会接过西北这一盘。现在，左宗棠丝毫没有要退让的意思，他何必要趟西北这个浑水！李鸿章和左宗棠同为地方封疆大吏，李鸿章这时候还没有进入政治中枢，他有什么能力给同为地方大员的左宗棠拆台？
说李鸿章掣肘左宗棠，觎觊西北，是把他定性为一个先天性坏人，以为李鸿章生下来就在政治权力的最中心，
李鸿章显然不愿意承接西北这个乱局，称湖广有事，暂时不能赴任，向朝廷推荐记名提督刘铭传，率淮军主力两万人赴陕甘增援左宗棠。清政府接受了李鸿章建议，命令刘铭传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陕西军务”。刘铭传“铭字营”是淮军主力中的主力，共28营。临行前，李鸿章再调淮军12营扩充到刘铭传帐下，共40营，两万人，等于把淮军最精锐的部队全部调往陕甘前线。
刘铭传绰号刘六麻子。据说，李鸿章创建淮军初期，曾国藩到李鸿章军营视察，在人群中一眼看中刘铭传，说，“脸上有麻者，帅才也”。李鸿章从此对刘铭传格外器重，上海整军时，淮军装备的第一批洋枪洋炮全部配备给“铭字营”。
李鸿章又派袁保恒到左宗棠帐下任军务帮办，负责西征军粮务。袁保恒是安徽军务帮办大臣袁三甲的儿子，曾多次僭越上疏，请求朝廷“置军屯田”，被降职处分。李鸿章闻讯后，调袁保恒入军中统兵，袁保恒从文职转军职，在平捻战争中一跃而起，成为军中翘楚。
李鸿章有没有觎觊西北的心思不知道，左宗棠严防李鸿章的态度是公开的。刘铭传统领的淮军“铭字营”，是当时中国装备最好的武装部队，李鸿章把淮军的家底子掏给左宗棠，却被左宗棠拒之门外，不准进入甘肃地界，在陕西乾县白白吃了两年半的干饭，一战未打。
左宗棠在写给李鸿章的信中，这样解释：
“李相以淮军久驻秦中，本可不必。弟所以不肯调用者，以淮军异帅，自分彼此”。李大人派淮军长期驻扎在陕西，没有必要。兄弟我之所以不愿意调用，因为淮军由您的人统帅，不便统一指挥。这句话很有意思，如果李鸿章把刘铭传搬走，把队伍完整交给左宗棠，他可能就笑纳了。
“以兵事论，淮好用众，陇右谋食太艰，多则必溃，不宜一也。以饷事论，淮军一岁九月实饷，楚军一岁求一月满饷尚不可得，若调并一处，彼此相形，难以抚慰二也”。从前线情况来说，淮军来人太多，在甘肃这个地方吃饭又很难，人多了必然要出问题（这是善意解读，比崩溃好听一点），这是淮军不能进甘肃的第一个原因。以工资而论，淮军一年实发九个月工资，楚军一年发一个月工资都很困难。如果放到一起，相互有了比较，不好给楚军兄弟们交代，这是淮军不能进甘肃的第二个原因。
“若必言明淮军在秦为赘，则李相本未须秦饷，所遣之军，自裹其粮，以备策应，于陕甘若本无损也。弟之处比，委曲出之，不敢多有论说，天地神明共实鉴之”。我不能明说淮军在陕西给当地老百姓添了负担，因为您根本就没有占用陕西的钱粮，淮军的军备钱粮都是您给提供的，在陕西也没什么损害。兄弟我和您相比，委屈得很呐，不敢在别人跟前说叨这些事，老天爷为我作证！
“平心而论，淮军置之无用之地积年，费饷何下千万？若节此虚糜，以饷我饥军，岂不两利？李相固不肯言，而党李相者亦不言之，岂非俟楚军饥溃见雠者快耶”？这句话就是赤裸祼的讽刺挖苦了：说句心里话吧，您把淮军放到没有用武之地的陕西两年多，花费掉的钱粮怎么也在千万以上。如果您把这些耗费掉的军费节省下来，给我手下这帮吃不上饭的弟兄，这不才是哥俩好吗？您明知道我想什么却不肯说，您的同僚也知道我想什么却不敢说，是不是要等到楚军都饿死了，那些等着看热闹的人才会高兴啊？
“自古用西北之甲兵者，必济以东南之刍粟。弟自东南而西北，所见所闻亦然。及身当西北艰危至极之处，而所为顿异。李相不能谅之，旁人不能谅之，即同局之人亦复因有所受命不肯说一句实话，吁，可异矣”！自古以来在西北用兵，必定要从东南调运粮食。我从福建到西北，看到的、听到的情形也是这样。当我置身于西北战乱以后，这种感觉更加强烈。李大人你您不理解我，别人也不理解我，我们都是在为国家出力打仗，却各有各的任务，所以都不愿意把心里话说出来，唉，心不往一处想啊！
淮军走不走，李鸿章说了不算，军机处说了才算。1871年，俄国入侵伊犁，军机处命令刘铭传所部淮军开赴新疆，为荣全与沙俄交涉提供武力背书。军机处这道谕令是全局调动，可见收复伊犁心情之迫切、态度之坚决：
“谕令金顺、奎昌等查明确实情形，并令荣全前往收复伊犁城池，妥筹布置。令景廉带兵相机规复乌鲁木齐矣。伊犁沦陷，兵力未能顾及，致俄国从而生心，难免觊觎要求情事，若乌鲁木齐再为该国收复，则更难于措手。成禄本系乌鲁木齐都统，着即统帅所部出关，与景廉会合，力图收复。所有该军饷需，着户部遵照前旨迅速查催，并宽为筹拨，以资饱腾。肃州一带关系紧要，着左宗棠迅即调派劲旅前往扼剿窜匪，替出成禄一军出关剿贼，毋得以兵力不敷稍行推诿。刘铭传所部已谕令鼓行而西，绕赴兰州北路，由甘、凉、肃一带出关，节节前进，为收复新疆各城之计。左宗棠身任兼圻，本应统筹全局，况镇、迪一带又系该督所辖，尤当妥筹兼顾，以舒朝廷廑系。穆图善如有可拨之兵，并着会商左宗棠酌量调派，以资厚集”。
谕令中有两个要点：一，成禄统领所部立即出关，与景廉会合，力图收复伊犁。二，刘铭传所部淮军从北面绕过兰州，从河西走廊出关，为收复新疆做准备。
应该说，这是新疆暴乱以来军机处发布的第一道从西北调兵的军事命令和人事安排，但被左宗棠的太极连环掌，化解于无形。左宗棠以辞职要挟，弹劾成禄，要求兵部、刑部将成禄治罪法办，派自己属下的满族将领金顺接任乌鲁木齐提督，成禄率兵出关不了了之。军机处指示刘铭传“绕赴兰州北路”出关新疆，已经顾及了左宗棠的因素，当时的左宗棠办公行辕在兰州陕甘总督府。左宗棠上了一道折子，把刘铭传的出关之路也挡了回去：
“此时兴师远举，尚非稳着。然当此强邻觊觎，狡焉思逞之时，则固有未可拘执者”。
意思是说，现在出兵远征新疆，不是稳妥的办法。俄国是强大的恶邻，狡诈而且霸道，我们派去的这些将领没有压制他们的能力。言外之意，景廉、刘铭传、成禄，都不行。谁行？等我干完手上的活吧。
“臣接谕旨，已飞函穆图善，询其能否派队，一面咨商刘铭传，酌定进兵道路；一面飞饬记名提督、哈西巴巴鲁、赏穿黄马褂徐占彪，统所部马步十二营，由靖远防所取道兰州，逾凉、甘两郡以抵肃州”。
这一段是在表明自己的能力，该安排的我都安排好了。“飞函、咨商、飞饬”，词语极尽夸张，表示在第一时间做了安排。左宗棠上疏中提到的徐占彪“由靖远防所取道兰州，逾凉、甘两郡以抵肃州”道路，正是朝廷谕旨中命令刘铭传“绕赴兰州北路，由甘、凉、肃一带出关”的道路。话都说得这么明了，刘铭传还能从这条道路出关新疆吗？
这个时期，正是老湘营在河州太子寺惨败，又在西宁对马桂源进攻不利、形成胶着的时候。
刘铭传率两万淮军子弟自带干粮过来打工，在陕西白白熬了两年半，进军甘肃受阻，出关新疆再受阻。刘铭传彻底明白“此地不留爷”，向军机处请假告病，称，“河湟未靖，转运艰难，江皖之人，又不宜冲寒涉远”。这个话说的也有意思，河湟回乱还没有平定，但我在这里已经等不到机会了。他有意说自己是“江皖之人”，暗示自己不在左宗棠的湘楚派系内。“不宜冲寒涉远”，这个寒字大有深意，斗不过，所以不斗了。
军机处准予刘铭传休假三个月，“一俟病体就痊，即令督率所部前赴肃州屯扎，毋庸出关”。
刘铭传告病休假的这段时间，左宗棠派湘系将领曹克忠接管淮军，“铭字营”武毅右营官兵集体哗变。奇怪的是，受到处分的居然不是激发兵变的曹克忠，而是告病休假的刘铭传。刘铭传以“举荐非人”的理由被“革职待任”，心灰意冷，他连“待任”都不想再待了，坚决辞职，回老家合肥种地去了。
李鸿章在写给曾国藩的一封信中，表达了他对刘铭传遭遇的不满，也表达了他对左宗棠心胸的嘲讽，“惟左公无强将劲旅，委蛇撦梧。河湟、甘凉一时未能得手，又不愿推谷待贤”。说，左宗棠手下没有强将劲旅，却像一条美丽的大花蛇，把尾巴盘在梧桐树上不肯松手。河湟回乱、甘凉回乱打成这个屌样子，他都不愿意敞开胸怀接纳有能力的人。
刘铭传一隐就是十二年，在合肥老家闲居，无官无职。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清政府把闲人刘铭传从老家揪出来，“督办台湾军务”。1884年7月，刘铭传身穿微服在基隆港悄悄上岸，率领台湾军民展开抗击法国侵略军的英勇战斗，以弱胜强，以少胜多，于1885年3月，以不败战绩取得台湾保卫战的全面胜利。《台湾通史》评价刘铭传，“溯其功业，足与台湾垂不朽矣”。
96、最后一公里
1874年8月，清政府发布谕令，第二次宣布出关新疆的平叛大军序列。
领导团队：任命颜札·景廉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军事总指挥）；任命伊尔根觉罗·金顺任正白旗汉军都统，帮办新疆军务（军事副总指挥）。任命陕甘总督左宗棠督办西征粮台运转（后勤保障）；任命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袁保恒帮办西征粮草事务（军备运输）。
作战部队：乌鲁木齐都统景廉所部，辖黑龙江马队、伊犁将军荣全统领部队、徐学功振武三营、孔才定西各营，共三十九营，约两万人。正白旗汉军都统金顺所部，辖八旗军马队二十营，约一万人；广东陆路提督张曜所部，辖河南嵩武军十四营，约七千人；记名提督徐占彪所部，辖川军五营，约三千人。
预备部队：命令湖南提督宋庆率毅军屯防哈密，为前路援军。命令宁夏将军穆图善到安西、敦煌、玉门驻防，为后路援军。
从乾隆开始，新疆历次平叛的领军统帅一般由伊犁将军担任，为加强对各作战部队的统一指挥，通常会授予“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两个头衔。不管职务高低，这两顶帽子代表着清朝中央政府的最高权威。这一次例外，荣全是署理伊犁将军，署理的帽子没有摘掉，等于他没有获得伊犁将军实职。荣全长期在西陲边塞，无力统揽新疆全局，由景廉担任新疆平叛最高领导，于事于权都是合理的。
从乾隆开始，新疆历次平叛的粮台转运工作都由陕甘总督负责。乾隆平定阿睦尔撒纳（前文有误）叛乱，陕甘总督黄廷桂一步都没有踏进过新疆，因为筹粮有功，累死于任上，获国葬，位列紫光阁功臣像五督臣之首，排名远远高于平叛统帅兆惠。乾隆皇帝评价黄廷桂，“廷桂于西陲用兵，虽未身历行阵，而筹办军需，每有朕旨未到，旋即奏至，与所规画不约而同。体国奉公，精详妥协，而又毫不累民，内地若无兵事，其功最大”。
正常情况下，朝廷命令下达到这个程度，收复乌鲁木齐、进剿阿古柏暴匪的雷霆之锤就应该落下来了。但没有，景廉左等右等，眼睛都等瞎了，连出关大军的毛都看不见一根。
金顺派刘宏发率五个营、两千五百名官兵出关，到古城子应付差事，金顺大军到安西（瓜州）四道沟就停下来不走了，理由是没有粮，要等到新疆粮运启程后，“师随粮行”。张曜队伍从肃州移动到安西，也不往前走了，理由也是在等粮食。清朝两万五千多精锐之师在安西堵车，理由如出一辙，都在等候粮食。
这是个奇怪的悖论，大军停留在甘新边界，难道只喝西北风吗？在哪里都是吃粮，为什么不能前走一步到新疆来吃？从肃州到安西约六百里，从安西到哈密大约也六百里。粮草在前面六百里能走通，后面六百里怎么就出现了骡马车辆民夫等等问题？
权力之争，才是通往新疆的最后一公里，万丈天堑，不可逾越！景廉终于明白，左宗棠弹劾走一个成禄，送来了一堆成禄。一向温良敦厚的景廉忍不住怒火，给军机处上疏：
“伏查后路大军皆以转运不继停留安、玉地方，实属有误事机，除抵坤五营臣已饬后路粮台筹拨口粮两千五百石暂资接济外，相应请旨饬下左宗棠通筹全局、设法转运俾资饱腾，一面函催金顺先行来古面商机宜”。
景廉说，出关部队以粮食转运跟不上为由，都停留在安西和玉门，是在延误新疆军务。已经到达巴里坤的部队，我们从新疆地方军口粮中挤出两千五百石粮食供应接济。请责令左宗棠，承担起统筹全局的职责，设法把粮食转运到新疆。并请左宗棠致函给金顺，让他个人先到古城子，商量军事行动事宜。
这个奏折中有两个要点，“请旨饬下”，是请两宫和军机处责令左宗棠，其他人说了没用。“饬下”这个字用得很重，请求朝廷严厉批评左宗棠。“函催金顺”，说出了景廉的无奈，金顺是左宗棠的人，作为新疆最高军事统帅的景廉，请金顺到古城子商量军务，仍然要由左宗棠发函催促。
左宗棠接到军机处斥责，再次施展太极推手，以退为进，撂挑子要挟。左宗棠给出了一个军费预算，西征军每年实饷六百万两，军火、装备、粮食运费二百万两，共八百万两。而中央财政每年拨付粮饷实数只有五百万两，缺口三百万两，我能怎么办？军务帮办袁保恒还在身边，左宗棠却请求户部派人来专管新疆粮台转运事务，表示自己无能为力！
左宗棠给出的军费预算也用心良苦，八百万两只是左宗棠自己统领的湘楚系军费总额，并不包括景廉领导的新疆地方军费用。以当时乌鲁木齐东西两线的清军人数，每年军费开支大约在五百三十万两，左宗棠在预算中没有提及，所谓的“通筹全局”，只通筹到陕西甘肃，没有通筹到新疆。
左宗棠后来平定新疆叛乱总计耗费白银八千四百万两，仅以海关厘税为抵押，通过胡雪岩向国外洋行借款就达八百万两。
曾国藩从操办团练到解散湘军，太平天国战争十数年，军费开支共两千万两，其中约一千二百万两是自筹经费。一直到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后，江浙厘税划归曾国藩调度使用，湘军经费才纳入地方财政体系。
左宗棠闹辞职，清政府当然不敢同意，陕甘地界上都是左宗棠带过去的兵，他走了，谁镇得住这帮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活阎王？军机处下诏不许，授权左宗棠直接向各省督抚大员追讨积欠协饷，“务以大局为重，不得稍分畛域”。同时，再次命令金顺和张曜“即刻率兵出关”，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懈怠。
经过一番扯皮后，队伍出关了，战还是打不起来。张曜率领的嵩武军在哈密停下来，出关了，任务就算完成了，张曜率领部队在哈密开荒种地，理由还是要为打仗准备粮食。金顺和明春率领二十四营官兵到古城子，加上前期到古城子的刘宏发五个营，所部军兵共二十九营。
古城子一下添了一万五千张吃饭的嘴。他们都是左宗棠部属，在甘肃由左宗棠供应吃喝，到新疆当然向景廉要供养，打不打仗再说，饭一顿都不能少。金顺的队伍喂不饱，徐占彪又率川军五营开进新疆。景廉现在彻底顿悟了，这帮大爷不是来打仗的，是来添乱的。景廉通知徐占彪，古城子已经粮荒，来了我养不起，你也留在哈密，和张曜一起种地去吧。这就是景廉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结果。
东线无战事，荣全在西线的压力却越来越大，西面有占据伊犁的沙俄侵略军，东面有玛纳斯、白彦虎、乌鲁木齐三股暴匪。库尔喀喇乌苏的防卫力量本来就薄弱，两万人撒在沙山子、下马桥、新渠等漫长战线上，官兵吃饭也成了问题。平叛大军出关以前，新疆地方军同仇敌忾，把白彦虎打得满地找牙。现在，平叛大军来了，北疆形势反而变得乌烟瘴气，仗不打了，一门心思窝里斗。
尤其金顺，他在安西四道沟裹足不前，被景廉告过一状，带着情绪到新疆，来了就给景廉找难受。出关清军是从陕甘地区一路征战过来的老兵，献完青春献热血，朝廷还欠着他们几年的军饷，没钱没粮，这个仗怎么打？景廉更是一肚子气，欠军饷你找左宗棠去要啊，几年的军饷也不是新疆欠下的账。再说了，新疆地方军在敌后抗战十年，能吃饱肚子就不错了，谁还知道当兵打仗有发军饷这么回事！
清军出关前两年，并没有出现大家想象中“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豪迈景象。左宗棠扛着棺材从肃州到哈密，也是南北疆平定以后才上演的英雄主义剧本。这时候的新疆，暴乱已经平静，内乱正在沸腾。
经历了十年动乱的新疆，生灵涂炭，哀鸿遍野，每一天，每一刻，都有苦难的生命在绝望中死去。沙俄侵略军入侵伊犁，看见瞻德城浓烟四起，还知道在第一时间进城救人。而清军在河西走廊和东疆地区白白消耗掉两年半时间，使哭瞎了眼睛的新疆各族人民又度过了九百多个漫长的黑夜，这难道不是政治冷血吗？出关清军在两年半时间里一战不打，白白浪费掉的军费又是多少？
全国各地不计代价支援新疆平叛，但是，人心和钱粮全部卡在最后一公里。景廉除了让路，已经无路可走。
97、尘埃落定
新疆军务帮办大臣袁保恒拟定的粮台调运大本营仍然设在肃州，计划走的是新疆历次平叛的传统路线，粮食从肃州起运，南路从敦煌方向，进哈密，往南疆解运；北路从玉门方向，进巴里坤，分别调拨到西线各地。
袁保恒的运粮计划，以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平定张格尔叛乱为参照，用兵规模按五万人计算，需要马车七千辆，骆驼三万头。袁保恒从甘凉地区招募工匠，在肃州日夜不停地打造马车。又在凉州、甘州、安西、玉门、敦煌等地，四处购买和雇佣马车、骆驼、骡马等。到1875年2月，已经完成三千辆马车、三千头骆驼、五千匹骡马等运输准备工作。
袁保恒将运粮计划上报军机处，军机处分别转发给景廉和左宗棠，征求意见。景廉没意见，不管什么办法，能让部队在新疆吃饭、打仗就行。左宗棠给军机处写了一封长长的奏折，全盘否定了袁保恒的运粮计划：
“现在制造车辆已成，采买驼骡已到，始筹及喂养维艰”。
这一段是对袁保恒运粮计划的嘲讽，说，袁保恒把车辆、骆驼、骡马等交通工具都准备好了，才开始筹粮，才知道把骆驼和骡马喂养起来不容易。这句话蛮不讲理，筹粮、运粮本来是陕甘总督的职责，袁保恒只是帮办大臣，清朝的帮办大臣说白了就是来帮忙的。职责分工，也是左宗棠负责筹粮，袁保恒负责运粮，怎么能嘲笑袁保恒把车马准备好了却无粮可运？无粮可运的问题不就出在左宗棠自己身上吗？
“意欲仍驻肃州办理车运，并奏陈西路用兵粮台均设肃州引岳钟琪用兵车、粮车，黄廷桂分车驮北过天山为证。不知岳钟琪兵车后此，曾否停止。其过天山或士卒下车推挽，以资轻便，均无从详考。至粮车，则于后起运至玉门、布隆吉，咨止前进，而由巴里坤派余丁三千帮协转运，谓可省车驮之烦，并以节费。当时原有记录，其因天山非车路可知。黄廷桂用兵回部，以车骡驻哈密，一半赴北路巴里坤装粮，运库车重载，返时不逾天山；一半径由哈密运吐鲁番，本是向天山西南行，更不近天山也。袁保恒预存想当然之见，求成必不行之事，牵强往迹，附会其说，臣实未喻”。
说，袁保恒建议把新疆运兵粮台设在肃州，走的是当年岳钟琪在新疆用兵的老路。后来黄桂廷也在这条路上运粮，不得不从马车上卸下来，用骡马驮粮翻越天山。总而言之，说从巴里坤运粮到南疆，要比肃州起运方便。
最后，简直就是在骂袁保恒了，说他想当然地提出建议，做根本就行不通的事，把历史经验搬出来套用，别人说什么他就信什么。左宗棠长叹一声，我实在不能理解他啊。
“驻肃运巴里坤，终归无济，大不侔也”。
把粮台设在肃州，往巴里坤运粮，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我不同意！
多数历史都采用左宗棠这份上疏，证明左宗棠高明，批评袁保恒愚蠢。这恰恰是历史爱好者望文生议，不了解甘肃、新疆地理和交通，以为只要批评就一定有理，何况批评袁保恒的这个人是左宗棠。
自古新疆两条道，从肃州经安西，过阳关，南线一路坦途，要解决的问题是七八百里戈壁沙漠没有水源，南疆商贸往来和军粮运输多数走这条路。从肃州经玉门关到巴里坤，水草丰茂，人畜饮水不存在问题，骡马牲畜有草可吃，是最适合骑兵的行军路线，道路虽然崎岖，却也是往北疆运输最好的通道。
而反过来，把粮食调集到巴里坤，再运往南疆，要翻越东天山，这才是一条崎岖道路。写历史的人用这份奏折来证明左宗棠慧眼如炬，全然没有人文道德，不尊重新疆地理。
既然左宗棠不同意袁保恒方案，军机处只能要求左宗棠拿出自己的方案。左宗棠提出，转运粮台设在巴里坤。关于粮源，左宗棠计划，从内蒙古地区征购一部分粮食，在包头起运。从科布多和乌里雅苏台征调现有库存粮食，七七八八下来，大差不差，能解决新疆用兵粮源。
军机处要求户部拿出一份在内蒙古地区采购、运输的预算对比。户部派人调研后，汇总出一份成本报告，左宗棠的筹粮成本每百斤合白银十一两七钱左右，比以往运送到新疆的军粮成本高出三倍。左宗棠上疏解释：
“例载运脚系专指雇佣车驼骡价而言。原奏关内采运由凉历甘、肃达安西计程一千五百六十里，每百斤运价十一两七钱是统算所有杂费在内，系合粮价、车骡驼只脚价及员弁人夫口粮、牲畜草料、口袋什物、局费一切费用统算在内”。
意思是说，这十一两七钱的成本，包含了骡马、车辆、驮夫、解押人员的所有费用。过去清朝在新疆用兵的粮食成本也是以到岸成本计算的。从左宗棠的执意坚持中，大清王朝从上到下都已经明白，继续争执下去，只会使新疆平叛一误再误。只能委曲求全，为左宗棠开路。
景廉收到军机处转来的左宗棠运粮方案，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怒，火力全开，给军机处呈送一份言辞激烈的奏折：
“左宗棠筹办粮运未能合宜。阅该督原奏于西疆北路情形均未深悉。如左宗棠原奏以刻下肃州粮台为偏于南路等语”。
景廉连左帅、左公这样的礼貌称呼都没有了，直呼其名，直接开骂。说左宗棠筹粮就是在扯淡，从他的奏折看，他连新疆的地理交通情况都不熟悉，所以才会说出肃州设粮台过于偏重南路这样的话。
“臣伏查由甘肃前赴新疆以肃州为咽喉、以哈密为门户。自哈密分道迤北则西达伊犁，迤南则西达喀什噶尔，中以天山为界，按程而计，肃州至喀什噶尔共计六千零六十八里，肃州至伊犁则四千八百九十里，是南路较北路远至千余里，臣实所不解”。
都是技术语言，陈述新疆的地理和交通情况。
“原奏中又说上年科布多岁收丰稔，北路采买不患无粮。前经查明乌城现无存粮，科面多所储米面除该城备用及支给过往差弁外仅存二千石，即全数运到营不过稍为补苴”。
左宗棠奏折中说，科布多今年粮食丰收，在蒙古地区不怕买不到粮食。我已经派人核实过了，乌里雅苏台现在根本没有存粮。科布多粮食储存除供应本地军备以外，能往外调运的粮食只有两千石。就算全部调拨给新疆，也只够新疆一两天的口粮。
“又原奏内称，袁保恒所拟购买驼只价银已咨明划解乌城，所购驼只由北路巴里坤交收牧放，是北路转运不患无驼等语。查袁保恒所称在张家口及乌里雅苏台采买驼只系甫经办理，能否采买足数尚无把握，尤不知何时方能到营，该督遂以北路转运有驼可恃，是乃揣度拟议之词，边塞军务必须实事求是，设此项驼只一时不能办妥，岂不贻误军糈！”
左宗棠奏折中说，袁保恒计划购买骆驼的钱款已经调拨、解押到乌里雅苏台，骆驼买回来先在巴里坤放养，从巴里坤运粮不愁没有骆驼。经核实，袁保恒所说的张家口、乌里雅苏台等地购买骆驼，还在办理过程中，能不能按计划买到那么多骆驼，根本没有把握，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送到巴里坤。这里又出了一个不恭敬的词，“该督”认为粮台设在巴里坤有足够的骆驼可用，只是自己的揣测。解决新疆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如果骆驼不能按时到位，新疆的军兵还吃不吃饭了？
谁对谁错，一目了然。但历史已经不给景廉证明对错的机会了。
1875年4月，军机处下密旨给左宗棠，就替换景廉的人选问题，征求左宗棠意见。军机处这道密折也是在告诉左宗棠，要对新疆人事进行调整了。左宗棠引用了一些典故，明白无误地表达出自己意图：
“景廉方正有学，承平回，翔台阁，足式群僚。惟泥古太过，任用非人。其奏请仿古，徙民实边，欲调取关内户口赴古济耕垦，为寓兵于家起见。不料其经历有年，若不知农之不可为兵，游勇之不足恃也。金顺为人和平宽缓，然平时粥粥无能，临阵尚能奋勉。臣于景廉，而知古所称殷浩、房琯，终不失为清流；于金顺，而知古所称宫之奇、董安于，终不失为智士也。若以金顺所任京秩改畀景廉，而以景廉之任畀金顺，令得节制各城办事领队大臣，似于前敌事宜较易措手”。
这段看似简单的文字，内涵实在太多。先说景廉，科班出身，本来应该是个做学问的人，因为抓住了新疆暴乱这个机会，一跃而起，成为新疆的掌门人。景廉为人过于死板，不会用人。他太看重过去的经验，要从内地移民，充实北疆人口，通过农业生产解决新疆军备问题。结果呢，他让种地的拿枪当兵，让当兵的放下枪种地，军不像军、民不像民，这样的部队怎么会有战斗力！金顺是个好人，能力虽然有限，勉强还能打战。我看这个景廉啊，就像古代的殷浩和房琯，是只会说话、不会做事的清流。而金顺嘛，就像古代的宫之奇、董安于一样，总归是个智慧和想法的人。如果把他们两个人的位置调换一下就好了，让金顺领导景廉，让景廉协助金顺，对目前的新疆局势应该更好一些。
左宗棠对景廉在新疆的工作全盘否定。尤其实民充边，是清朝长期坚持的新疆国策，在左宗棠看来也成了问题。左宗棠卡住最后一公里，新疆军民为了求生存，只能种地屯垦，他又说景廉把军队散养成了一群农民。至于建议景廉和金顺对调，只是个说辞，既然要提建议，就给出个任谁看了都行不通的建议，两个踢仗的骡子换个位置就不踢了吗？左宗棠的真实意图，蕴藏在比喻金顺的两个人物典故里面。
宫之奇是春秋时期虞国的大臣，晋国借道攻打虢国，宫之奇极力劝阻虞君不要上当，虞君听不进去，宫之奇留下“饮鸩自甘，开门揖盗，唇亡齿寒”十二个字，逃离虞国。不久，晋国“假途灭虢”，消灭虢国后顺路灭掉了虞国。
董安于是春秋时期晋国赵简子的家臣。在晋国六卿争霸中，董安于预感中行氏、范氏将对赵家动手，建议赵简子早做准备，先发制人。赵简子不听从劝告，一个月后被几大家族突袭，仓皇逃往晋阳。
宫之奇和董安于都是有大智慧的人，因为没有跟对老板，所以没有做成大事。左宗棠用他们来比喻金顺，意思再明白不过，金顺能不能行，就看他跟着谁干。那么，金顺跟了谁，才算跟对人了呢？
今天的人理解古文很吃力，但这些人物典故放在大清朝学富五六十车的军机处大臣面前，就像高中生看小学生写的家庭作业。大家不用说话，对视一眼，相互明白了左宗棠的意思。
1875年5月3日，清政府颁布诏谕，重新调整、也是第三次宣布新疆的平叛大军序列：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金顺调补乌鲁木齐都统，仍帮办军务；景廉调补正白旗汉军都统，回京供职；袁保恒交付军务帮办事宜，回京供职。
大清国出征新疆平叛的军事阵容和人事任命终于尘埃落定。左宗棠接旨，对上呈奏《督办新疆军务敬陈筹画情形折》，对下发布命令，陕甘地区行政事务交由陕西巡抚谭钟麟办理，新疆粮草军饷事务交由陕西布政使裕宽、陕安道沈应奎共同办理。调宋庆毅军出关参战，调曹克忠所率部接防肃州，令刘锦棠所部做好出关准备。
老虎一声吼，西征将士全线而动，新疆平叛战争的号角终于吹响。
新疆同治暴乱最黑暗的十年，阴霾正在消散，黎明已经到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耀着雪白如洗的巍巍天山，大地深情，绽露出母亲般的微笑。
98、英雄末路
颜札景廉，1858年离开北京到新疆任职，1875年返回，在边疆工作整整十六年，只有一次回家养病，在呼和浩特被责令就地休养，没有踏进过家门一步。之后辗转返回新疆，出生入死，有国无家。和荣全一样，他可能觉得这一辈子也就回不了家了。
景廉在新疆全面沦陷的大黑暗时期逆行上任，不折不曲，领导北疆军民从深渊中一步一步爬出来。他虽然没有完成新疆平叛的最终使命，但在人民书写的历史功劳簿上，景廉仍然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笔。
景廉回京后，素未谋面的两宫皇太后对这位从血雨腥风里爬出来的边疆大臣格外恩宠，官阶之高，令人仰目。景廉先后担任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光绪二年入阁，成为军机大臣，又进入总理衙门议事大臣，是恭亲王奕訢的重要政治帮手。
景廉于1885年病故，时年六十一岁。
袁保恒，袁甲三的儿子，父子同为科举进士出身。大动乱时期，父子二人先后放弃文职，加入淮军，他们是“提起笔写书、跨上马杀人”的两代狠人，与李鸿章有两世渊源。平捻以后，李鸿章派袁保恒到左宗棠帐下帮办军务，负责粮草后勤工作。左宗棠对李鸿章派来统兵的刘铭传很排斥，却欣然接纳了袁保恒，俩人在平定陕甘暴乱时期合作愉快，为清军出关作战奠定基础。最终在进疆问题上产生矛盾，和左宗棠政治利益有关。袁保恒不走，疏通新疆粮道是迟早的事。景廉手里有了粮，左宗棠只能第三次领取一张最佳男配角奖状。
1874年，袁保恒赴肃州筹办粮运以前，回过一趟老家，有个十五岁的少年，屁颠屁颠跟在袁保恒屁股后面，嚷嚷要跟随他去当兵打仗。袁保恒对这个相貌奇异的大侄子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好感，真把他带到几千里外的肃州大营，照顾自己的生活起居。这个人，四十年后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名字叫袁世凯。
袁保恒返回北京任刑部左侍郎。这一年，刑部接到杭州府呈送的杨乃武与小白菜刑讯逼供案，袁保恒是主审官，他在另一个舞台上大放异彩，为杨乃武、小白菜平反昭雪，一举惩办了一百三十多位涉案官员，为自己的官场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1878年，袁保恒赴河南赈灾，病故于途中。
讷尔济，在巴里坤危亡之际从东北到新疆赴任，是暴乱中前期新疆东线事务的最高负责人，是巴里坤抗战英雄何琯的提携人，暴乱前期收容、安置北疆难民逾五万。在对妥明回匪的第四次巴里坤保卫战中，讷尔济患严重眼疾，几乎失明。战事结束后，告假返回北京养病，领伊犁总兵职衔，但因病没有到任。光绪三年，讷尔济调任兴京副都统，三年后双眼失明，辞职病退，从此脱离军政两界。
讷尔济是晚清皇亲国戚中的优秀代表，科举入仕，出道即巅峰，先后任光禄寺卿、通政使司通政使、都察院副左都御史、盛京将军。讷尔济以文职身份投入巴里坤战场，高职低就，临危不惧，率领巴里坤军民英勇反击维回暴匪，守住了新疆的东大门。讷尔济平淡地度过了人生的最后时光，他的功绩铭刻在新疆十年抗战的铁血史上。
瓜尔佳荣全，名将世家。荣全的叔爷是乾隆时期的大将军额勒登保，参加过征战缅甸、平定台湾、平定廓尔喀（尼泊尔）等战争，进入紫光阁功臣像，封一等威勇侯。额勒登保子嗣早年夭折，过继了他的侄子哈朗阿继承爵位。道光年间，哈朗阿跟随伊犁将军长龄平定张格尔叛乱，哈朗阿押送张格尔到北京，在午门献俘斩首。
1861年，荣全以乾清门头等侍卫、副都统身份，自愿报名赴疆，任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伊犁暴乱后，荣全调伊犁参赞大臣，协助伊犁将军明绪，负责外勤、调兵、募粮等工作。惠远城失陷时，荣全赴俄国借兵得以幸存，是伊犁满人官兵中仅存的一棵独苗。荣全家人在惠远城殉难，国破家亡，无家可归。伊犁将军明绪惠远殉难后，荣全署理伊犁将军，长期奔波在塔城、乌里雅苏台、俄国之间，收容难民，招募军兵，重新组建起一支新疆地方军，收复塔城、喀喇沙尔乌苏等北线地区。
1876年，荣全在新疆后期，身患多种疾病，体力已经不支。在玛纳斯攻坚战中，荣全与金顺产生隔阂，战事结束后奉调回京，任护军统领，管理清朝最精锐的王牌近卫军锐键营。这个显要职位，寄托着清朝皇室对这位苦难将军的抚恤和恩宠。
1880年，荣全在北京去世，清廷按一品督统级别赐予厚葬。
锡纶，原籍蒙古族，因祖上战功被康熙赐封满洲籍。父亲保恒任孚远领队大臣，锡纶全家跟随父亲入疆履职。古城子暴乱后，保恒带病指挥城防，病亡于古城子前线。古城子失陷，锡纶率三十多名清军突围出城，逃往科布多，其余家人全部在古城子殉难。
在后面几年，锡纶任布伦托海（福海）帮办大臣，协助李云麟统筹北疆军备事务。李云麟思想作风保守，给军机处上疏要发动乌鲁木齐发收复战，却迟迟不作行动。又对巴里坤前线增援推三阻四，招致锡纶不满，愤而请辞。军机处不准，将锡纶调离布伦托海，任哈密帮办大臣、塔尔巴哈台帮办大臣，与新疆东西两线领导人荣全和景廉都搭过班子。
暴乱中期，锡纶主要负责西线民团的招抚工作，是荣全的得力助手，为清军收复玛纳斯和伊犁打下坚实基础。清朝收复伊犁，锡纶作为中方代表，与沙俄占领军代表在伊犁交还文件上签字。伊犁收复后，锡纶从金顺手上接任伊犁将军，在战火淬炼中，从普通士兵成长为二品级晚清名将。
锡纶全家忠烈，一门三代殉国。光绪三年，光绪皇帝下旨为锡纶家族建“三忠祠”，御赐对联，“万里显三忠，自应万古；孤城经百战，尚有孤儿”。孤城，指的是东疆小城古城子。孤儿，指古城子保卫战中活下来的锡纶。
1885年，锡纶因病不能履职，清朝皇室送医送药，军机处谕旨字里行间透露着疼惜之情，“本日已谕知色楞额，于文硕接任后，迅速驰赴新任矣。该督所奏锡纶病情，殊深廑系，发去如意金黄散二匣，谭钟麟即派员赍交锡纶祗领，俾资医治。傥锡纶病竟不支，伊犁地方，不可无人统摄，著刘锦棠即行驰往，暂署将军篆务。甘肃新疆巡抚，著魏光焘暂行护理”。军机处命令刘锦棠赶赴伊犁代理伊犁将军一职，命令魏光焘代理刘锦棠所任的甘肃新疆巡抚一职。事体之重，由此可见。
1888年，锡纶在新疆去世。清政府命令新疆，挖掘保恒遗体，与锡纶遗体一起，送回北京，父子同葬。张之洞写《五北将歌》纪念锡纶生平，选其中“簪襄勋门，珠钤将种”八个字，刻在锡纶墓碑上。
伊勒屯，巴里坤满营统领，四次参加巴里坤保卫战。讷尔济离职后，伊勒屯代理巴里坤领队大臣职务，不久转为实职。论职务，伊勒屯是巴里坤总兵何琯的上级，但何琯劳苦功高，作风粗暴，在何琯当职期间，伊勒屯一直是何琯身边的受气包。何琯被免职的第二年，伊勒屯在巴里坤病故。
成禄，乌鲁木齐沦陷后，从陕西调任乌鲁木齐提督，在甘州滞留八年，组建新军，抗击马文禄肃州回匪。从1871年开始，左宗棠多次上疏弹劾成禄，甚至以辞职为要挟，逼迫军机处将成禄免官治罪，被判“斩监候”，也就是死刑缓期执行。左宗棠进疆后，成禄被释放，悄悄做了七八年满洲贵族，1889年病故。
新疆同治暴乱前十年，时世艰难，清朝在新疆的将领，多数积劳成疾。他们普遍出生于清朝道光末年，普遍去世于清朝光绪初年，去世年龄多数在五十到六十岁之间。
左宗棠进疆后，民团出身的清军将领多数被裁撤、清洗出局，再没有获得过重用。与十年抗暴的满清将领相比，被革职的民团首领们反而长寿，有人甚至活到了民国时期。
徐学功，1877年被革职，在昌吉五十户（今滨湖镇）种地务农。光绪十九年（1893年），新疆巡抚陶模感念民间对徐学功的神勇传闻，重新起用徐学功，任昌吉游击，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昌吉武警支队支队长。后调任吉木萨尔游击、库尔喀喇乌苏游击，总而言之，四处游击。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被再度革职。
袁大化到新疆后，听说有这么个传奇人物，第三次起用徐学功，任迪化督标右营游击。最后一次游击有督标头衔，官比前面大一些，右为次，大约相当于今天兵团武警指挥部的主要领导。
1912年（民国元年）10月14日，徐学功在昌吉病故，享年69岁。
棍噶札勒参，多次参加塔城保卫战，暴乱中期率蒙古马队收复塔城，使塔城成为新疆暴乱后第一个获得解放的地区。
塔城被回匪割据期间，棍噶札勒参率蒙古牧民到阿勒泰游牧，在克兰河边建黄教寺庙一座，取名承化寺，这是今天阿勒泰市的来由。和“迪化”喻义不同，“迪化”是被动接受教化的意思，“承化”是主动接受教化的意思，字意之间，包含着这位蒙古武僧对中华民族的强烈认同感。
1879年，棍噶札勒参因为各种原因逼迫离开新疆，在甘肃临洮回乡省亲后，前往西藏，拜见十三世达赖喇嘛。棍噶札勒参在拉萨大昭寺受戒讲经，改名嘉穆巴图多普，藏语意思是“仁慈威德”。
1895年9月30日，棍噶札勒参活佛光荣圆寂，享年61岁。
赵兴体，1876年被革职回乡，后半生一直在下马桥务农闲居。
1905年，赵兴体去世，享年77岁。
孔才，祖籍山东曲阜，孔圣人后裔。新疆暴乱后，孔才在吉木萨尔组建民团，是最早进入清军体系的民团领袖，参加并领导了暴乱中前期北疆东线的绝大多数战斗，战功卓著，是景廉在东线最有力的帮手。新疆十年抗战的民团首领中，孔才结局最为悲惨。
1877年8月，刘锦棠部下守备黑万贵带领十八名回民降兵，到玛纳斯西湖采购战马，遇到伊犁将军金顺部下营务处主管俞应钧。金顺是新疆平叛副统帅，手下官兵自然头高半截，飞扬跋扈，他们在肃州、玛纳斯被回匪打得满头包，对回民仇恨深重。看见黑万贵带领回民招兵买马，俞应钧不容分说，把一行人押送到孔才军营，称回人来路不明，要求处置。
言语之间，俞应钧军兵不停地对回兵拳打脚踢。黑万贵等人忍受不了凌辱，从警卫人员手上夺取武器反抗，被俞应钧带领的军兵全部砍杀在孔才大营。
左宗棠闻讯后，追罪于孔才，认为他制止不力，将无辜的孔才和杀人的俞应钧列为同罪，亲自拟帖，奏请朝廷，要求处死孔才和俞应钧。
当时还没有军事法庭这一说，玛纳斯是甘肃行政辖区，案件由甘肃按察使史念祖审理。刘锦棠进疆初期的官职是西宁道员，史念祖向刘锦棠求证黑万贵身份，刘锦棠回复，人确实是西宁道派出去买马的，被伊犁将军营务处的人所杀，买马的钱也被打劫走了。
事情到这就清楚了，金顺的人杀了刘锦棠的人，关孔才什么事？因为玛纳斯是孔才的驻防地，左宗棠认为孔才统军不力，仍然要将孔才和俞应钧一并处决。
甘肃按察使史念祖拒不判决，将案情上报清朝中央政府。史念祖在个人笔记《弢园随笔》记载，“左宗棠先行奏参，意欲重判俞、孔，以为已死十八名回民申冤，并手书迭促”。手书迭促的意思，是一次又一次的写信督促。刑部批，“加系官犯，人命究系十八名之多，不可缓”，意思是要判斩立决。裁决呈报到军机处，军机大臣、兵部尚书李鸿藻表示反对，“虽人命多至十八名，究系官犯，得免”。李鸿藻说，杀人虽然多，但终究是官兵冲突，不能判死刑。
此案过后，孔才被免职，发配到张家口军台效力，翻遍史料，再也找不到下落。老兵不死，孔才一直活在新疆人民心中。
99、青山遮不住
新疆同治暴乱那十年，是被屏蔽、断片的十年，历史不应该只记住左宗棠和阿古柏，还有更多的英雄血泪，还有更多的群魔乱舞。
把热西丁、妥明、迈孜木杂特等人、司迪克、阿古柏、哈比布拉这些暴匪首领一个一个呈现出来，是想让大家知道，从来就没有过一个持久和平的新疆，这里地缘政治错综复杂，文化宗教冲突不断，从乾隆收复新疆到现在，明着和暗着的动乱一刻不停。
把左宗棠的一些瑕疵呈现出来，是想让大家知道，不要寄希望于一个或两个伟人出现，就能一举解决新疆的所有问题。左宗棠对新疆作出的伟大贡献，不容置疑，但切不可把左宗棠个人无度神话。救世主的神话越多，大家对解决新疆问题的期望就越单纯、越脱离现实。
人无完人。正确看待新疆历史，从清朝到民国的每一个新疆主政官员，对新疆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因为，新疆几百年来一直是中国的新疆，没有被出卖，没有被分裂，也没有被异化。尊重前辈，是对历史的最大敬意。
《三国演义》开篇引用明朝文学家杨慎《廿一史弹词》第三段《说秦汉》的开场词，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悲惨的新疆历史担不起这样的豪迈，血色天山，各族人民的血泪在大地深处沽沽流淌。如果用一首诗词来总结新疆同治暴乱那黑暗的十年，辛弃疾的《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更为恰当，虽然场景不一样，那种悲凉和哀伤，如同历史上从天山到东海的万里江山：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
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英雄远去，一路长歌。
血色天山，回到人间。
新疆同治暴乱那十年全篇结束！
【终篇内容中的清军出关部分，可能出乎大家意料，既然追求真相，好坏两面都有真相。新疆同治暴乱那十年，篇目主题确定在暴乱以后、平叛以前，这是一个完整的十年。对于众口铄金的公共历史，不想再多说。接下来，会停一段时间，休整以后，三区革命接着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