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徐学功抗击沙俄
荣全受谕令收回伊犁，俄国指定的谈判地点在色尔贺鄂普勒。荣全于1872年3月中旬到达俄境，俄国方面的代表却迟迟不来，不是死了爷爷就是死了娘，找各种理由推诿。副荣全傻傻等了两个多月，1872年5月18日，沙俄代表布胡策勒博斯基终于姗姗迟来，双方坐到谈判桌前。
其实也没什么可谈的，俄国人做好准备耍赖，提出各种无理要求，要求在伊犁河和额尔齐斯河通航贸易，要求割让额敏河中上游沿岸疆界。伊犁河和额尔齐斯河今天水量已经很小，在一百多年前，这两条河上是有货轮航行的，据俄国文献记载，最迟在1918年以前，额尔齐斯河还有小吨位货船航行。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已经意识到通商贸易的重要性，涉及通商的问题一般都好谈，但对俄国人提出割让领土的要求，荣全严正拒绝。
荣全在色尔贺鄂普勒滞留了两个多月，谈判毫无进展。沙俄代表布胡策勒博斯基不断提出俄国在中国的各种权益，一涉及到伊犁交还问题，便耸耸肩膀，两手一摊，说自己没有得到沙皇和沙俄外交部的指令，“关于伊犁问题，我无可奉告”！
既然你做不了主，还谈个毛线！荣全暴怒，给俄国人留下一句话，“待乌垣收复之日，我朝大军自会收回伊犁”。意思是说，等到乌鲁木齐暴乱平息后，我们也不会和你谈条件了，我国会出兵收复伊犁，战场上见。
1872年7月，荣全不经军机处同意，领兵返回塔城，伊犁收复第一阶段谈判终止。在此期间，沙俄将伊犁划分成四个行政区，派驻官员，划归俄国突厥斯坦总督属下的七河区管辖。为了给中国施加压力，沙俄又在塔城边境增派兵力，摆出一副武装恫吓的姿态，企图逼迫中国再派人协商，放弃伊犁领土主权。荣全知道，和沙俄这样的流氓国家打交道，道理是讲不通了，只能凭拳头说话。荣全四处搜罗清朝溃兵和流民，在外蒙地区招募兵源，终于在新疆西北地区重新建立起一支边防队伍。
徐学功撤离乌鲁木齐后，妥明在乌鲁木齐周边的残余势力被阿古柏暴匪一一清除，妥明盘踞的玛纳斯芨芨可危。此时，陕甘回乱已经到了尾期，妥明向清政府投降的大门被彻底关闭，沙俄成为妥明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妥明不断向沙俄求救，希望沙俄出兵乌鲁木齐。沙俄也有自己的算盘，他们在中亚地区的兵力很分散，常驻伊犁占领军只有两千多人，沙俄既想在乌鲁木齐祸乱渔利，又不想和清军发生正面冲突，只能暗中对妥明暴匪提供武器装备和物资供应，企图把妥明培养成与清政府和阿古柏势力对抗的白手套。
1872年11月，一支沙俄武装商队出现在奎屯以东地区，共五十余人，一千头骆驼运载货物，声称“到绥来（玛纳斯）与回人贸易”。此时的徐学功，正在呼图壁沙山子一带的沙枣园驻军，得到消息后，领兵截击。徐学功在乌鲁木齐围城战中被回匪算计，同胞兄弟徐学弟阵亡，憋着一肚子火没处发泄，沙俄伪装军队正好撞在徐学功枪口上。不管高鼻子还是蓝眼睛，在徐学功面前统统都是妖魔鬼怪。
沙俄武装商队在石河（今沙湾市境内）进入徐学功民团埋伏圈。这是一场载入史册的伏击战，沙俄五十余名伪装军人被徐学功团灭，死四十七人，伤八人，剿获武器装备、枪支弹药无数，还有大量的纸币卢布。
这次伏击战统计的消灭人数全部是沙俄人，不包括伪军和带路党，所以历史评价非常之高，进入清朝抗击外来侵略一次性消灭敌人榜单前十名。
关于这次伏击战歼灭人数，历史记载差异很大，正史记录普遍为“五十余人”、或“四十七八人”。在现代史、尤其地方史中，被极尽夸大，称消灭“四五百人”。沙俄在伊犁的驻军只有两千多人，在清军严密防范下，一支四五百人的沙俄军队不可能进入新疆腹地。
关于这次伏击战的具体时间，反而是《清史稿》出了问题，称“同治七年，俄人勾土回（妥明回匪）、缠头（阿古柏暴匪）将袭乌垣，称赴绥来易市，驱驼马数千，载货钞至石河，去绥来八十里，学功以骑旅截之”。同治七年为1868年，时间显然错误。《新疆图志》、《新疆简史》、《左宗棠全集》、《湘军记》、《平回记》中记载的时间全部为“同治十一年冬”，即1872年冬天。具体日期各种史料都不详细，但沙俄在与署理伊犁将军荣全的交涉文件中留下了准确日期，“俄商人前往玛纳斯贸易，于十月初六（农历）被徐学功抢劫”。
《左宗棠全集·书牍》的记载也有问题，“十一年十月，忽有一起商人到北路（北疆地区）。我等闻报，一面派人去截”。按照这个说法，徐学功伏击沙俄伪装商人是受了左宗棠的命令指示。此时的左宗棠还在兰州，肃州之围没有解除，清军出关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新疆两个当家人荣全和景廉都不受左宗棠节制。石河到玛纳斯仅八十里之遥，就算湘军有足够的情报眼线，从兰州给新疆的命令也不可能这么快传达到位。更何况，那时候的徐学功仍然是民团组织，连景廉这条线都没有搭上，怎么可能和左宗棠有联系？
徐学功一举歼灭沙俄伪装商人五十余人，是清末边疆史上的重大事件。清朝军机处闻讯后大喜过望，饱受沙俄欺凌几十年，朝野上下终于出了一口长长的恶气。这件事的关键点在于，沙俄死了四十七个人，吃了哑巴亏，还说不出来。沙俄向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交抗议，总理衙门的官员笑嘻嘻的反问，你们明明知道那里在闹暴乱，你们悄悄跑去干什么？沙俄要求惩办徐学功，清朝官员说，我们不知道有这么个人，也不知道上哪里去抓他。沙俄从伊犁派一支五百人的军队，气势汹汹要到呼图壁清剿徐学功民团，在五工台被清军拦截回去。
关于徐学功的结局，所有史料均以“因故免职”一笔带过，因什么故？没有交代。但仍然有蛛丝马迹。从景廉、荣全、何琯、徐学功、孔才、赵兴体等人的结局可以看出，清军出关后，正规军看不起游击队，为尊者讳，多数史料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左宗棠进疆后，新疆同治暴乱前十年的抗战领袖再没有获得过褒奖和升迁，多数人被以滥杀等各种理由免职罢官，徐学功和孔才都被指责“滥杀”。只有景廉，在新疆功劳太大，地方大员搬不动他，入值军机处获得高升。
徐学功歼灭沙俄武装商团后，军机处谕令总理新疆事务大臣景廉“从速与徐学功联系”，尽快收编，纳入清朝正规军队伍。徐学功从昌吉转道，在奇台与景廉见面，俩人彻夜长谈西线战事和乌鲁木齐收复计划，徐学功在奇台停留共十五天。
就在这段时间里，阿古柏暴匪俘获徐学功民团中一个叫李秉征的人。李秉征变节投降，供出徐学功主力在沙山子、南山根据地只有老弱妇幼一千多人等情况，伯克胡里亲率暴匪进山围剿。有了叛徒李秉征带路，阿古柏暴匪一举端掉徐学功民团在南山的根据地，徐学功弟弟徐学策率领留守群众奋勇反击，壮烈牺牲。从南山根据地逃离出来的汉族民众仅有一百余口，徐学功全家罹难。
至此，徐学功一门八兄弟，死难七人。这样的英勇忠烈，这样的家国情怀，即使和小说评书里满门忠烈的杨家将相比，也毫不逊色。清朝晚期，被历史埋没掉的民族英雄不止徐学功一人，清朝末年号称“五虎上将”的荣禄、袁世凯、聂士成、董福祥、宋庆，哪一个不是令敌军闻风丧胆的骁勇战将？直到民国时期，被全国人民辱骂成“窃国大盗”的袁世凯仍然是日本的头号死敌。聂士成、宋庆战死沙场，董福祥上了八国联军要求处决的十二名战犯大名单。因为民族和政治偏见，他们的英雄事迹淹没于历史长河，大家只知道戏台上的杨家将，不知道新疆曾经有过徐学功、何琯和董福祥。
1873年1月，徐学功民团在沙山子接受清军整编，正式进入大清国正规军序列。按清朝惯例，乌鲁木齐西线民团被统一授予“振武营”番号，徐学功民团为振武中营，赵兴体民团为振武左营，沈廷秀民团为振武右营。三人领四品参将衔，获赏“巴图鲁”名号。民团受编后，八旗军将领英廉（非乾隆年间那位东阁大学士）从平捻前线调任伊犁护军参将，荣全派英廉到民团组织担任军务统领，等于给各民团派驻了一位总政委。乌鲁木齐西线民团在敌后抗战八年，终于领到大清王朝的第一份皇粮。
在后来的玛纳斯攻坚战中，徐学功再现神勇，斩杀妥明十大元帅之一的何碌。回匪十大元帅中，七个人直接死于徐学功刀下，徐学功也牺牲了七位同胞亲兄弟，这算不算宿命？
83、古牧地之战
伯克胡里重新占领乌鲁木齐后，再没有举刀杀人。伯克胡里是阿古柏最优秀的儿子，年龄虽然不大，政治手段和军事能力却超过了同时期绝大多数暴匪头目，甚至超过了阿古柏。回民是妥明的群众基础，不能继续留在乌鲁木齐，伯克胡里命令乌鲁木齐回民全部往南疆搬迁，“三城（巩宁、迪化、清真王府）内不能再有一个东干人”。今天，托克逊、焉耆一带的回民，多数是同治暴乱时期从乌鲁木齐和米泉南迁过去的回民后代。
伯克胡里也意识到统战工作的重要性，他是来自安集延的外来户，占领乌鲁木齐的暴匪又多数从南疆来，要在北疆站稳脚跟，只能和妥明回匪联合。伯克胡里派百夫长叶海亚，带领三个随从，去玛纳斯招降妥明。伯克胡里给妥明开出的条件很低，只要妥明愿意投降，马上可以返回乌鲁木齐，仍然担任北疆地区的暴匪领导人。
妥明却突然硬气起来，当众斩杀叶海亚和他的随从，向回匪们表达和阿古柏势不两立的决心。乌鲁木齐册封的十大元帅已经死了，妥明在玛纳斯又册封了五位元帅，他们是黑俊、马保福、韩邢脓、马生福和海宴。妥明在玛纳斯修筑堡垒，扩军备战，决心和阿古柏决一死战。
伯克胡里首先对盘踞在古牧地（乌鲁木齐米东区）的马明发起攻击。玛纳斯是回匪现在的中央根据地，回匪主要力量都聚集在玛纳斯，又有妥明大老爷的宗教影响力，攻克难度相对较大。马明所在古牧地，距离玛纳斯三百余里，孤悬在外，像一只丢在戈壁滩上待宰的绵羊。
马明没有等死，他派人联系昌吉汉族民团首领沈廷秀，请求支援。景廉派来收编民团的清军将领洪桂元正好在沈廷秀军中，俩人一合计，给驻扎在吉木萨尔的清军北线总统领张玉春写信，要求合兵一处支援马明，共同反击阿古柏暴匪。
马明是妥明回匪集团的一个另类，他的胞兄马泰被阿古柏杀害以后，马明就有了投降清朝的计划，三番五次派人请降。徐学功第二次围攻迪化城，马明主动联系，请求参战。因为有军机处“不得再行议抚”的谕令，景廉迟迟不肯接受马明归降，但一直和马明保持联系。清军收复东三县后，回族商民只要持有马明发放的通行证，一般都能顺利通过清军收复区。马明是目前回匪集团唯一能和清军搭上话的人，北线清军和民团决定支援马明，有一定的人情成份，事先没有向景廉通报。
清军西路军统领张玉春是从玉门、安西调过来的绿营提督，不熟悉新疆情况，接到洪桂元送来的消息，张玉春急功冒进，传檄乌鲁木齐东部的马兴业民团、方贤才民团向古牧地集结，自己率领两百名清军从吉木萨尔直接赶赴古牧地前线。
景廉闻讯，大惊失色。他从甘肃抽调张玉春到新疆，本来要他协调、管理北线民团，结果这一路人集体发烧，突然对他们的回民兄弟发起了慈悲心。民团的武器装备很差，张玉春手上只有两百正规军，就算你是天兵天将，怎么干得过英械装备的两万多阿古柏暴匪？景廉认为张玉春此去凶多吉少，急令孔才率定西营从古城子开拔接应，收拾残局。
1972年7月27日，孔才急行军到吉木萨尔，遇见从前线溃逃下来的方贤才民团乡勇。前面传来消息，张玉春两百清军被伯克胡里暴匪团灭，张玉春下落不明。孔才率定西营继续向西，沿路收容安置溃散兵勇，一直挺进到古牧地东侧的甘泉堡，得到最终消息，张玉春没有死，身负重伤，被马明接入回营救治。民团首领沈廷秀、马兴业战死，清军营官唐汉云战死。民团首领方贤才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沈廷秀是和徐学功同时起步的昌吉民团首领，在八年抗战中，多次与徐学功配合攻打乌鲁木齐，牵制住对回匪势力向东扩散。昌吉也是汉民聚居区，在沈廷秀民团的打击下，回匪势力始终被圈定在宁边城，保全了广大农村地区，存活了一部分汉族人口。沈廷秀、马兴业、方贤才，他们都是乡间地头上劳作的农民，乱世里没有一条苟活的生命，他们被一场浩劫卷入战争，放下锄头，拿起大刀，逼迫自卫。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沈廷秀牺牲后，他的弟弟沈廷辉接任振武右营营官，率领昌吉民团继续奋战，坚持到左宗棠进疆。
灭掉了外围援军，伯克胡里率暴匪把马明回营团团包围。马明感念张玉春两百清军死难，最后时刻，仍然派回民头目丁科到古城子，向新任古城子帮办大臣金永清表明心迹。马明的落幕很悲怆，他说，从张玉春大人带两百人前来帮忙，他知道，朝廷已经尽力了，再也派不出前来救援的军队。为保全回民性命，他准备率领部众向伯克胡里投降，请朝廷不要误会，并请金永清务必转告景廉大人，只要有一线转机，他会带领回民归顺清朝。
金永清亲自前往景廉在奇台的中军大营，向景廉汇报情况。景廉听完汇报，黯然不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景廉手上除了巴里坤清军，只有孔才定西营来来回回救火，实在无兵可派。景廉让金永清转告马明，清军派微薄兵力解决不了问题，如果马明确有投降诚意，可率领回民撤离古牧地，在东三县任意地方暂且安置。
恰在此时，孔才定西营在吉木萨尔三台北湖抓获五个送信的回匪，搜出妥明送往关内的信件，分别送给肃州马文禄和西宁马尕三。“敝师邀请麾下之兵，速速出口前来会合进剿”，“谅此安子占（安集延）缠夷托主圣相助何难一鼓而下，共立大功。务望贵元帅见字速速发兵，是为至要”。妥明病急乱投医，彻底害死了马明，景廉心存的那份怜悯心也没有了，他更认为回匪两面三刀，要求北线各军按兵不动，马明要投降，只能往东三县撤退、缴械。
丁科返回古牧地路上，大批难民往东涌来，马明向阿古柏投降的机会都没有了。景廉一厢情愿讲条件的时候，伯克胡里已经对马明回营发起最后攻击，回民放弃抵抗，举手投降。马明被伯克胡里抓获，于1872年9月押送南疆，跟随他胞兄马泰的后尘而去！
84、妥明之死
妥明最后一年的人生表演，已经不能用小丑来形容了，利令智昏，匪夷所思，不是病急乱投医，而是病急乱吃药。
妥明斩杀伯克胡里派来的信使，除了表明和阿古柏彻底决裂的态度，多少还有一些向清政府谄媚讨好的意思。马明在古牧地被伯克胡里摁在地上蹂躏的时候，妥明又派代表张俊德向清军西线最高领导荣全“求和”。妥明送来一封书信，称，“玛纳斯城中尚有回军三千可战之兵，欲接受清朝调度共图阿古柏”。到了这个时候，妥明仍然挺直脖子，死活不肯说出“投降”两个字。他在信中提出的条件是和清军议和，共同打击阿古柏暴匪。
负责前线军务的英廉，是从太平天国、平捻战争走出来的将领，上过战场，见过死人，九死一生来到新疆，怎么可能接受这样的“议和”？英廉给妥明开出条件，如果诚意投降，限五日内提交乞抚文书，提交玛纳斯城内人员名册，由妥明亲自到振武营递交，清军再派人前往玛纳斯接防。
赵俊德回去以后，妥明迟迟不作回应，等于拒绝投降。清军也不追问，冷眼旁观，看着伯克胡里和妥明两股暴匪逐杀。
1872年8月22日，伯克胡里任命阿拉伯克和依萨木丁为统领，各领暴匪一万人，分南北两路，进军玛纳斯，向妥明发起最后一击。回匪在最后时刻依然表现出顽强的战斗力，在沿途布设防线，节节阻击。战事一直持续到十二月，阿古柏暴匪才推进到玛纳斯城下。
从玛纳斯逃到东三县的个别难民向清军透露，妥明已经通知回匪，往西的路走不通，如果玛纳斯守不住，就千方百计往东撤离，占领清军兵力部署最薄弱的古城子。
战事越来越紧，向东逃难的回民越来越多，已经分不清民和匪。孔才派定西营帮办孔兆华潜入古牧地侦察打探，结果发现，流入东三县的大部分难民是从玛纳斯派出来潜伏的回匪。景廉和孔才等东线领导惊出一身冷汗，密不作声，悄悄撒网。
1872年12月，古牧地“回商”两百多人结伴出发，宣称到古城子贩卖粮食。兵荒马乱时期，日子都过不下去，哪里还有多余的粮食可卖？这队“回商”一出古牧地就被孔才盯上，南北两翼设伏兵悄悄跟随。12月18日，“回商”进入吉木萨尔，再走一天就到古城子地界。为防止“回商”突然起事，孔才决定提前动手，当天晚上将两百多“回商”全部砍杀。12月19日，孔才在古城子展开大搜捕，将潜伏在古城子的所谓“回商”一网打尽。
收拾完潜伏过来的回匪，孔才率军前往滋泥泉子布设防线，堵截回匪从玛纳斯往东三县的进军路线。清军刚到达滋泥泉子，迎头撞上刘昌率领的三百多回匪队伍。孔才命令军兵向回匪喊话盘问，回匪二话不说，举枪开打。孔才定西营两千多人，双方火力相当，三百多回匪攻击滋泥泉子等于自杀，回匪战死两百多人，残部逃往古牧地。滋泥泉子一战，妥明企图东窜的道路被彻底封死，成了关在笼子里的饿狼，只待最后宣判。
1872年12月，具体日期不详。在阿古柏暴匪即将攻陷玛纳斯的最后几天，妥明神秘死亡。这个结局，很像南京城里的洪天王，也很像五年后黄泉路上追他而去的阿古柏。
相比之下，妥明之死更为神秘，清史记载“仰药死”，也就是服毒自杀。这个说法站不住脚，妥明是伊斯兰教大阿訇，他信仰的宗教不允许信徒自杀。西方史料记载妥明“抑郁而死”，这是比较好听的说法，用普遍、通俗的话说，妥明是吓死的。
总而言之，妥明没有被阿古柏暴军斩杀，也没有被自己的亲信谋杀，他在玛纳斯沦陷前夜莫名其妙死了。他逃脱了生命清算，却没有逃脱历史清算，清军收复玛纳斯后，将妥明尸体从拱北墓地挖出来，枭首示众。妥明活着的时候，在乌鲁木齐为自己修筑过一座坟墓，可惜无福消受。窜逃到玛纳斯后，又急吼吼的为自己建造阴阳府宅，阳宅仍然叫“清真王府”，阴宅号称“拱北”。拱北是阿拉伯语音译，专指伊斯兰教圣人墓地。这位自诩为清真王、哈里发、口里来的阿訇大老爷，在他们的天堂里，可否看见自己头颅被割下的那一幕？
妥明，字得璘，又名妥得璘。中国伊斯兰教虎父耶门宦东道堂阿訇，甘肃河州人，又传为东乡族，伊玛目·兰巴尼教团叶尔羌（莎车）分支授予的北疆及东疆地区回民掌教人（哈里发）。1862年参与、发起陕西回民暴乱，后流窜到新疆。1864年，领导回民东道堂成员，先后在新疆库车、古城子（奇台）、叶尔羌（莎车）、英吉沙尔、乌鲁木齐、伊犁、和田、喀什、塔城、吐鲁番、哈密等地区发动暴乱。回民东道堂信徒伽师县大地主金相印、回民马秃子亲赴浩罕国邀请阿古柏进疆，造成祸乱新疆十四年的民族大暴乱、大分裂，为英国殖民主义、沙俄帝国主义侵略新疆制造了借口，提供了机会。妥明是新疆同治暴乱的始作俑者，是导致新疆在同治暴乱期间死难人口“十之七八”的罪魁祸首，是企图分裂中国西北地区的幕后黑手。妥明在新疆制造的罪恶和流毒，磬竹难书，比阿古柏有过之而无不及！
真相必须揭露，罪恶必须清算。新疆同治暴乱的罪恶史、血腥史、疯狂史，不能用阿古柏一遮了事。妥明如果被定义为民族起义领袖，上百万死去的冤魂不能安息，为新疆抛头颅洒热血的英灵们也会在地下哭喊。天理昭昭，却有子孙不肖。黑白分明，历史仍然颠倒。所幸生逢网络时代，平民大众才能为灰暗历史伸张正义，妥明、阿古柏、白彦虎之流的真相才能被揭露出来。苍茫天山，隐藏着离奇罪恶；浩翰长河，流淌着英雄血泪！
85、他们的结局
妥明死后，玛纳斯回匪向阿古柏暴匪投降，维回暴匪与阿古柏最终合流。后面的新疆暴乱，表面上是清朝、沙俄、阿古柏三人斗地主，实际上成为中国、俄国、英国三方斗争的国际牌局。
阿古柏暴匪占领玛纳斯，也到了他扩张能力的极限，强弩之末，未及鲁缟。接下来，阿古柏只能考虑如何巩固自己已经得到的势力盘，无力、也不敢对东西两线清军发起攻击。
到目前为止，新疆被割据领土全部因为暴乱丢失，大清国在新疆被破坏成一堆破砖烂瓦，三国杀中的另外两方沙俄和阿古柏，却从来没有在正面战场和清朝残军发生过冲突。大家用各种方式贬低、污辱清朝的时候，更应该回看一下这样的历史，被描绘到超级无敌烂的一个王朝，即使破败到如此程度，仍然令敌人望而却步，为什么？
从1873年开始，新疆同治暴乱各方进入一个难得的和平期。清朝在甘肃对马文禄回匪发起最后清剿，做出关收复新疆准备。沙俄在伊犁止步，盘算怎么把吃到嘴里的伊犁咽下去，消化掉，永久占领。阿古柏知道清军必定要出关平叛，紧紧抱住英国的大腿，请求英国与“洪福汗国”建立所谓外交关系，请求奥斯曼土耳其向喀什派驻军职人员和宗教人员，企图形成事实分裂。
不再撕打，各忙各的，所以要交代一下左宗棠进疆前的人事调整。提前撞在枪口上的两个人，是乌鲁木齐都统成禄，巴里坤总兵何琯。
何琯从普通兵勇起步，因为打战勇猛，升任游击。古城子被回匪二度围困后，巴里坤提督色谱诗新率两百八旗军前往救援，临行前，矬子里面拔将军，将巴里坤城防任务交给何琯代理。本来是个送死的差事，何琯却把到手的棺材种成一棵苍天大树。色谱诗新有去无回，战死在奇台富家塘，何琯成了巴里坤清军事实上的二把手。在后来的巴里坤保卫战中，何琯统率绿营军，两次打退库车伊斯哈克维匪围攻，两次打退乌鲁木齐马泰回匪围攻，三次派兵收复哈密，为守护新疆东大门立下赫赫战功，从绿营游击一路擢升为巴里坤总兵。
何琯在巴里坤大显神威，和领队大臣讷尔济的提携扶持有很大关系。马泰回匪第二次围攻巴里坤时，讷尔济病重，军机处批准讷尔济返回北京养病，伊勒屯代理巴里坤领队大臣。此战结束，巴里坤保卫战彻底结束，东线再无战事。战争年代的难兄难弟，和平来临反而因为利益分配不均产生矛盾。
何琯出身草根，提拔太快，对军营律例还没有适应过来，居功自傲，大大咧咧。他首先上奏，控告镇迪道文麟截留巴里坤军粮。那时候，朝廷调拨给东线清军的粮食物资由乌鲁木齐都统成禄转运，成禄一心要在甘凉二州招募新兵，先截留一部分；到哈密转运，驻守哈密的清军也要吃饭，再分配一部分。运到巴里坤前线，粮食已经所剩无几，饿着肚子打仗，心里有怨气可以理解。按照清朝例制，总兵级军事人员没有向朝廷呈奏事务的资格，伊勒屯是清朝在巴里坤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如果文麟截留巴里坤军粮属实，何琯至少应该和伊勒屯联名上疏，才符合体制。
军机处考虑新疆东线局势仍不明朗，没有对何琯违例上疏进行责问。但这件事，成为东线清军指挥机构走向分裂的引子。何琯告文麟截留军粮，文麟告何琯纵兵扰民。军机处理不清几千里外的是非，要求伊勒屯呈奏事实。
伊勒屯从讷尔济手上接过巴里坤领队大臣这个差事后，被何琯碾压，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按清朝惯例，领队大臣统领八旗军，提督统领绿营军，是平级。领队大臣统领地方事务，何琯升任总兵后又有名义上的军队节制权。这样比下来，和伊勒屯还是平级。讷尔济位高权重，对何琯有提拔之恩，压得住何琯。讷尔济走后，何琯就不怎么尿从巴里坤提拔上来的伊勒屯了。论军功，在当时的巴里坤，没人能和何琯比肩，这也是他恃功而傲的资本。
何琯作风霸道，每次军粮运到，何琯必定要派绿营官兵抢先交接，绿营占大头，八旗分小头。八旗军官兵对何琯心存不满，打仗的时候都愿意跟着何琯冲，能打胜仗。打完仗，个个躲在背后骂何琯的娘。
伊勒屯落井下石，给军机处奏报，“巴镇弁兵，率多骄纵，何琯平日失于拊循，几至不能统驭。其所参文麟把持粮道各情，并无实据”。又抓紧提醒军机处，何琯单独上奏违犯例制，“于一切军务，并不商酌办理，复行单衔陈奏”。说何琯在军务大事上从不和自己商量，独断专行，养成了单独奏事的坏毛病。
何琯和伊勒屯公开反目，上奏反驳，称伊勒屯上疏“含混具奏，实属虚妄”，这个没文化的老兵油子居然一把掌打到伊勒屯的命门上，他吧答吧答说了那么多，全都是一面之词，既没有证人证言，也没有证据证物，“咨送刑部，含混奏结，请饬确实查办”。请你们咨询一下刑部是怎么办案的，如果确实证明我有问题，我愿意接受一切处理。
军机处被这场口水官司搅的头大，三个人说的好像都对，都有理。军机处干脆派了一个第三方机构，命乌里雅苏台将军福济带队到巴里坤调查实情。福济奏报，文麟把持粮道属实，但为公不为私，都是为了前线军务。何琯部属确实有勒捐行为，但何琯不知情，不存在“率多骄纵”的问题。福济在奏报中认为，何琯最大的问题，是不尊重伊勒屯。
军机处征求陕甘总督左宗棠意见后，将何琯开缺，命他到兰州左宗棠大营报到听差。左宗棠推荐属下记名提督赵德正，代理巴里坤总兵一职。
赵德正到巴里坤接任的时候，也是景廉将指挥部从哈密迁往巴里坤的时候。当时，左宗棠还在甘肃和回匪打斗，能不能以最高统帅之职进军新疆，尚不可知。景廉认为，左宗棠对何琯的处理意见，多少有些拆台的意思。他出面调和何琯、文麟、伊勒屯三人之间的矛盾，又给军机处上疏，帮何琯说好话，“臣查新疆自回逆变乱，古城子相继沦陷，巴里坤孤悬沙碛，四面受敌。何琯筹防筹剿，力保危城。两次收复哈密，战功卓著。且久任西疆，于地方情形最为熟悉。将来大兵西进，巴里坤为大营后路，赵德正甫经出关，人地生疏，当此军务孔急之时，似未便遽易专阃大员。可否恳请将何琯仍留本任，以重地方，其新署总兵赵德正并请留营差委”。
景廉对何琯在巴里坤的领军表现给予很高评价，建议何琯留任。军机处顺水推舟，批复照准。
何琯保住了巴里坤总兵职位，但政治表现依旧糟糕，多次要求领兵西进，收复乌鲁木齐，被景廉驳回。马明被阿古柏暴匪围困在古牧地，最后一次向景廉求救，何琯坐不稳屁股，再次请求领兵出战，景廉严厉斥责。何琯不服气，在军中散布怨言，大意在说，景廉是文官出身，畏畏缩缩，不懂得领兵打仗。这些话传到景廉耳朵里，他终于痛下决心处理何琯。
1873年2月，景廉从奇台返回巴里坤，指挥搬迁中军大营。离开巴里坤前，景廉给朝廷上疏，“巴里坤镇总兵何琯，臣随时察看一年有余，该总兵近来精神渐觉颓败，事多废弛。此次派拔臣奏调赴古之绿营官兵，种种推诿、延迟，尤属不知缓急，未便稍事姑容。应请旨将巴里坤镇总兵何琯即行开缺，饬赴左宗棠营听候查办。所遗巴里坤总兵一缺，除咨明陕甘总督派员署理外，请旨迅赐简放，以重职守。惟刻下关内道路梗阻，新简人员及署任人员一时均不能到任，边疆专阃员缺未便久悬。查文麟奏调哈密之已革甘州提督成瑞，久任绿营，谙炼沈毅，可否暂令署理”？
景廉建议免去何琯巴里坤总兵职务，却对此前任命的左宗棠帐下记名提督赵德正只字不提。一面遵照惯例表示“咨明陕甘总督派员署理”，一面又强调边疆大员不能长时间空缺，保举文麟推荐的甘州提督成瑞，代理巴里坤总兵一职。可见当时政局、时局之微妙。
从乾隆收复新疆起，清朝在新疆驻军和用兵的后勤军需一直由陕甘总督负责调配。平定大小和卓叛乱，时任陕甘总督黄廷桂因为军粮调度，累死于任上，被赐予国葬，乾隆皇帝亲自撰写挽联哀悼。在紫光阁功臣像中，黄廷桂位列五督臣首位。左宗棠接任陕甘总督前期，专心围剿陕甘回匪，后勤物资只满足陕甘军务，新疆军务供应只能靠北部省份从蒙古地区中转接济。久而久之，新疆方面对左宗棠有了抱怨，意见很大。历史对错没有标准答案，一将功成万骨枯，活在那时候的当下，要打仗，也要吃饭，是他们辨别对错的基本标准。
何琯离开新疆赴左宗棠军营报到，一辆马车载着妻儿老小入关，几乎没有什么财物。左宗棠对这位传奇人物也有好奇心，召见何琯，询问新疆时局。不料何琯出言不逊，瞬间雷倒了左大人，“下官与叛匪交战多年，得知匪乃乌合之众，胜则聚集，败则作鸟兽散，全不足虑。大帅可率精兵三四万，必破无疑”。
左宗棠对何琯顿时没有了好感，认为他不知天高地厚，打发何琯到四川担任军中闲职。何琯在四川水土不服，不到一年便申请开缺，返回老家甘肃张掖民乐县。清政府感念何琯功勋卓著，以总兵俸禄供应终生。1894年（光绪二十年），何琯在张掖病故，巴里坤百姓请求为何琯立祠，新疆巡抚陶模上疏光绪皇帝后，照准同意。
左宗棠弃用何琯，成为清末历史对左宗棠长期垢病的话题。湖南湘阴县有一位左宗棠研究专家，通过左宗棠年谱，逐年、逐月、逐日推算，引用海量资料，证明何琯从来没有在左宗棠面前讲过那段著名的大话，也证明左宗棠从来没有打压过何琯。不管怎么说，左宗棠进疆再没有起用过何琯，这是事实。
以当时形势而论，如果何琯真说过那段话，也未必就是大话。从平准战争，到平定张格尔叛乱，清朝在新疆用兵总数从来没有超过四万人。再从同治暴乱以后的真实历史回看，清军并非不能打、不敢打，陕甘回乱导致新疆物资军需供应不上，是城垣失守的主要原因。
1868年以后，从玛纳斯到塔城的西线地区被清军收复，从阜康到巴里坤、哈密的东线地区被清军收复。东西两线的清军、民团总数相加，也不到两万人，尚能维持到清军出关。如果有充足的后勤补给，即使清军不出关，收复乌鲁木齐也毫无问题。如果有两万人左右的兵力支援，即使左宗棠不进疆，收复南疆也毫无问题。
左宗棠对新疆的最大贡献，是力主完成新疆建省，在地缘政治战略上完成西北布局，一举奠定了新疆稳定的基石，一举确定了新疆在亚欧大陆的交通枢扭地位和天然战略屏障。把平定新疆暴乱作为左宗棠主要功绩，是对左宗棠意义的简化。左宗棠平定新疆的过程已经证明，何琯所言是对的，三四万人足够，最惨烈的战斗仍然发生在玛纳斯，最顽强的对手仍然是回匪残余势力。针对阿古柏暴乱集团，只有古牧地决战勉强算是大战，之后的南疆清剿，一路都是追击战，再没有形成一次规模性战斗。
曾问吾先生在《中国经营西域史》中，对何琯给予高度评价，“镇西为北路门户，哈密又为全疆咽喉。二城固守，将来大军出关渡戈壁免遭敌人袭击，清军之能安然越碛，收复失地者，其关键在于此。汉唐两代河西遮断，而清代镇西巍然独存，游击何琯诸英杰之伟绩，不下于唐时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安西留后郭昕，可谓后先辉映矣”。曾问吾认为，何琯保卫巴里坤的丰功伟绩，不亚于唐朝的李元忠和郭昕。
相比于何琯终善其身，乌鲁木齐都统成禄的下场更为凄凉。成禄任乌鲁木齐都统，却从来没有踏进过新疆一步，以招募兵源的名义在甘州滞留八年，客观上对河州、肃州回匪合流起到了遏制作用。成禄挨整比何琯更早，1871年，左宗棠三次上疏弹劾成禄，列举三条罪状，不服从管理，截留新疆粮饷，搜瓜当地百姓。军机处不为所动，下旨警告成禄不得再向百姓搜括摊派，再无任何批评斥责。
1872年5月，左宗棠再次上疏弹劾，话说的一次比一次重，非要把成禄从乌鲁木齐都统职务上搬开。军机处架不住左宗棠再三逼迫，派宁夏将军穆图善前往调查。穆图善不愿意得罪左宗棠，给出调查结果，“成禄不知检束，参款俱属有因”。认为左宗棠对成禄的弹劾都有实据，但军机处仍然没有做处理决定。
1873年12月19日，左宗棠再上疏，控告成禄滥杀当地百姓二百余人。军机处还来不及反应，12月26日，左宗棠上《请特简贤能接任陕甘总督并钦差大臣折》，请求辞职。左宗棠称，“合无仰恳天恩，特简贤能接任陕甘总督篆务，并绾饮符，俾臣得释仔肩，稍宽咎责，无任感祷之至”。
左宗棠以辞职要挟，再不处理成禄，搪塞不过去了。军机处颁布谕旨，成禄“丧心昧良，情罪重大，实难一日姑容”。命新任乌里雅苏台将军金顺“着即酌带所部，兼程出关接统成禄各队，一而传旨将成禄革职问，即日遴派员弁解来京听候治罪，毋得稍涉迟延，致有泄漏”。成禄返回京师，军机处责令刑部，根据左宗棠弹劾事实调查会审。
1873年9月，甘肃籍御史吴可读上《陈乌鲁木齐提督成禄罪状疏》，再次将成禄罪行拔高，认为成禄“罪有可斩者十，不可缓者五”。刑部迫于各方面压力，判决成禄“斩监候”。吴可读不依不饶，再次上疏，“奏请皇上先斩成禄之头悬之藁街以谢甘肃百姓，然后再斩臣头悬之成氏之门以谢成禄”。同治皇帝闻讯震怒，亲自拟旨斥责吴可读，“御史职任言官，虽准风闻奏事，何得以私意揣测，形诸奏章？御史吴可读著降三级调用”。成禄终于保下一条性命。吴可读闹事不成，反而丢了官，回甘肃加入左宗棠幕僚团队。
搬倒成禄，起用金顺，是左宗棠进疆准备的第一步。左宗棠下一个要搬开的人物是景廉，功劳大，分量重。没想到，景廉明白左宗棠意图后，主动避让，向朝廷提出调离申请。到1873年末，左宗棠对新疆的人事洗牌初步完成。
86、军机处
有人留言，希望说一下新疆同治暴乱后的清朝军机处。军机处是清朝处理新疆事务的决策机构，在新疆同治暴乱历史中反复出现，简单脑补。
清朝前期，仍然沿袭明朝旧制，中央政府实行“内阁制”。“内阁”是明朝取消宰相制度以后设立的国家最高管理机构，汉语称“内阁”，满语称“多尔吉衙门”，类似于今天的国务院。“内阁”官员的正式官名为“内阁大学士”，满汉官员各半，根据所领事务，设六个办公室，称“殿”或“阁”，分别为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体仁阁、文渊阁、东阁。在清朝，大学士不是因为有学问而获得的名誉，大学士是妥妥的宰相。比如，和珅曾经担任“武英殿大学士”，他是那时候六个宰相中的一个，武英殿是他的固定办公场所。
“内阁”只是清朝中央政府的政务处理机构，并非决策机构。雍正以前，“八公大臣会议”才是国家最高决策机构。康熙年间，皇帝对八旗王公干政的情况已经不满，在南书房设立了一个单独的办公室，避开八旗王公，单独召见亲信大臣议事，重大事务才会召开“八公大臣会议”走个形式。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以处理西北军务为由，在离自己寝宫不远处的紫金城隆宗门内设立军需房，从内阁大臣中挑选了几个最亲信的人在那里值班，称“军机房”。第一批进入“军机房”办公的人，是怡亲王允祥（电视剧中的十三弟）、大学士张廷玉、大学士蒋廷锡等人。可见，清朝最早设立军机处，只是一个临时机构，为了防止满族王公对国家大政方针的过度干预，而不是一门心思要加强中央集权统治。
“军机房”设立以后，中央政府运转效率之高，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期。雍正十年（1732年），军机房有了正式名称和信印，称“办理军机处”，成为清朝中央政府固定、常设的决策机构。
“军机处”是皇帝跟前的一个值班室，值班人员从内阁大臣和六部官员中挑选，随时听候皇帝召唤，商议国事；随时代表皇帝起草谕旨，下达命令。参观过故宫博物院的人都知道，皇帝日常办公的大殿进深只有十几米，不可能像电视剧上演的那样，文武百官分列两边，天天在大殿上朝见议事。在清朝，有可能天天见到皇帝的人，只有军机处值班大臣，每天寅卯时分（早上五六点）上班，向皇帝报到，叫“见起”。每天辰初时分（晚上八点左右）下班。如果事务没有处理完，或者皇帝夜间有事召唤，军机大臣只能坐在案桌前通宵值班。紫金城里没有大臣的床铺，哪怕连续值班两三天，都不能睡觉。即使这么辛苦，能进入军机处值班也是清朝大臣们一生的荣耀，说明他们是皇帝亲信的、有能力的人。
军机大臣从亲王、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中选拔，首席军机大臣也叫领班军机大臣，为“揆首”，由资历最高、或皇帝最信任的重臣担任，“自亲王外，其领袖者，必大学士”。军机大臣官衔都在从一品以上，称“枢臣”，是权力核心，能和皇帝一起讨论、决策重大事务。
“军机章京”从六部侍郞（副部级）、内阁属吏中选拔，负责奏折呈报、谕旨下发、公务处理、上传下达等事务，又称“军机处司员”。军机章京不能参与国家事务决策，只是一个为皇帝和军机大臣服务的团队，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每天两班，每班八人，称“头班”和“二班”。军机章京另设夜间值班的“班务”，负责处理夜间送达的各地急报。
军机处是皇帝的办公团队，无论皇帝走到哪里，军机处都要近距离跟随。在皇帝日常休假的地方，如颐和园、圆明园、避暑山庄，设有军机处固定办公场所，叫“值庐”。皇帝出巡或行军途中，军机处有随行营帐，叫“乌墩”。军机处呈送的急报，无论什么时候，皇帝都要在第一时间御览。比如半夜，如果军机大臣叫门，必有重大事件发生，皇帝必须起床接见、处理。
军机处只设“军机大臣”、“军机章京”两个职务，没有固定工作人员，连端茶倒水的服务人员都不配备。军机处所有臣僚都属于兼职性质，在本部衙门各有各的官职。军机处要求日事日结、日事日毕，下班或返回本部，不得从军机处带走一张纸。回到本部衙门，也绝口不能提军机处的任何工作。
军机大臣编制六人。清同治年间出现一个怪事，每次六人编制满员，必定会有一个重臣因故殒命，朝野内外渐渐流传起“满六必损”的说法。所以，同治年间打破了满汉两位领班军机大臣惯例，由恭亲王奕訢长期担任领班大臣，另外搭配满汉官员各二人，形成五人制团体。光绪二年（1876年），左宗棠与景廉一山难容二虎，景廉调回北京，入值军机处，军机大臣编制恢复到六人满员，结果不到半年，军机大臣文祥莫名奇妙病故，年仅58岁。光绪五年（1879年），李鸿藻回乡守制期满，返回军机处，再一次出现六人满员，三个月后沈桂芬病亡，时年64岁。沈桂芬去世后，朝廷调陕甘总督左宗棠入京补缺，有人向慈禧太后提起“满六必损”的说法，老太后吓了一跳，赶紧调左宗棠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从此以后，只要军机大臣六人编制满员，必定有一个人提出辞职。光绪八年（1881年），翁同龢、潘祖荫补授军机大臣，仅仅三十天，潘祖荫父亲病故，辞职回乡。光绪十年（1884年），孙毓汶入值军机处，阎敬铭以年迈多病为由告老还乡。
简单理解，清朝的“军机处”是今天的中央政治局，但比政治局更灵活实用。首先，军机大臣没有任职期限，根据事务需要临机选拔、任用和调动，任职最短的一个月，任职最长的十几年。其次，军机大臣又是一个事务执行机构，不但决策，而且要亲历亲为负责执行。
军机处设立以后，内阁依然存在，负责政府日常事务。只不过，内阁的权力比过去小了，在清朝的中央官场上有一种说法，“内阁不入揆，不能称宰相”。意思是说，内阁大学士如果进不了军机处的值班房，就算不上当过真正的宰相。
在清朝同治年间，入值军机处的大臣有奕訢、桂良、沈兆霖、宝鋆、曹毓瑛、文祥、李棠阶、李鸿藻、胡家玉、汪元方、沈桂芬、左宗棠等人。
其中，领班军机大臣长期由奕訢担任。曾国藩在写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曾经对奕訢有过评价，“恭亲王之贤，吾亦屡见之而熟闻之。然其举止轻浮，聪明太露，多谋多改，若驻京太久，圣驾远离，恐日久亦难尽惬人心”。在各类文史记载中，都认为奕訢这个人很聪明，一辈子没有吃过苦，从政经验不够。奕訢的满族同僚宝鋆在个人日记中说，“恭邸聪明不可及，但生于深宫之中，长于阿保之手，民间疾苦究未能周知。事遇疑难时，还是我们几个人代为主持也”。意思是说，事情都由他和文祥、沈桂芬三人决断，奕訢只是个橡皮印章。
清朝军机大臣不是固定官职，流动性很大。在同治暴乱时期，入值军机处、决策新疆事务的主要官员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奕訢，兵部尚书文祥，户部尚书宝鋆，礼部右侍郎沈桂芬，都察院左都御史汪元方。沈兆霖任户部尚书时，曾经入值军机处、1862年署理陕甘总督，1864年甘肃回乱暴发前，在甘肃平番县（永登）死于山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