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句《三国演义》的开篇之语，道尽了人类社会出现了国家之后的沧桑流变。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交50周年的大庆，两个国家的共同点之一是都有着对于国家、民族分裂的深刻记忆。而时空环境与文化背景的不同，又使得“统一”与“分裂”的议题也会表现出大相径庭。正如鲁迅先生说的：“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实际上，战后德国的分裂与中国的两岸关系有着显著的不同。姑且不论中国历史上悠久而深入人心的“大一统”理念，完全不同于德意志民族国家是直到临近迈入现代社会才姗姗来迟。关键是，中、德各自的分裂状态是出于本质不同的成因，“兄弟阋于墙”与战败投降后听任占领军当局摆布是完全不可相提并论的。
战败投降后被占领的德国
代表美、英、苏的三巨头在波茨坦会议上最终确定了分区占领之后，由苏联占领德国东部，美、英、法各自在西部管辖方圆大小不等的占领区。苏占区中包括德国的老牌工业区萨克森，那里曾经是德国产业工人最密集，工人运动开展得最早的地区。虽说世界著名的以煤、钢为盟的鲁尔重工业区是在英国占领之下，但自己炸过的，自己最清楚，那里当时其实是与废墟无异，焦土远比焦炭要多。美占区的最大部分是巴伐利亚，可那里当时还几乎是以农、牧业为主，远不是几十年后各业腾飞，连足球甲级联赛冠军的宝座都不肯撒手的局面。法国因为是被勉强打扮成战胜国，所以只分到更为落后的地区。
由于柏林作为德国首都的特殊地位，虽然完全是由苏军按照先前雅尔塔会议上的约定而解放的，但也是分成了四个占领区，同样由苏、美、英、法分城区占领，这也就埋下了以后“西柏林”飞地引发历次柏林危机的病灶。
波茨坦会议上的三巨头
战争同盟不复存在之后，各占领当局之间的利益与意见冲突必然导致不可逆的全面对立，于是分道扬镳。1949年，先是由美、英、法主导合并各自占领区，然后依循程序建立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文缩写BRD，当时简称为西德）。苏联占领区紧随其后，也在同一年宣布建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文缩写DDR，当时简称为东德）。究其实质，1949到1990年间德国分裂的开端是在德国战败投降，处于没有国际法上地位时，只能接受占领当局的处置。占领军四强分裂为两大阵营，所以德国也相应被分裂成分属不同营垒的两个政治板块。
东、西德先后建立后的德国分裂局面
而两岸关系归根到底，是国、共内战的延续，纯属内部相争的内政性质，这是单方面或者外力都无法改变的。所谓单方面的改变企图，无非是指岛内在蒋家两代人执政之后抬头而渐成尾大不掉的“倚洋谋独”势力。以现在岛内独派势力的头号人物蔡某而论，她经历了一个从帷幕后摸索到前台的过程，临界点就是其人作为谘议而参与起草了“两国论”。此论之自以为得计的核心在于：由一而两分，借此分裂而摇身一变为“国”——所谓“特殊的国与国关系”。
岛内讽刺“两国论”的漫画
与其说蔡某人是起草，毋宁说是抄袭。这一论述在其追逐“两国”幻想的部分，是完全照抄当年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代表社民/自民党联合政府所作的表述。根本区别在于，当时的西德联邦政府提出的“特殊的国与国关系”，是基于冷战对立造成东、西德分裂的固化，试图通过现实主义的调整而获得东、西德之间关系缓和的空间，并惠及分裂状态下的同宗、同族人民。而且，在西德联邦政府当时的宣言中，紧接着“特殊的国与国关系”这一段的就是声明：“有责任维护德意志民族的统一，互相之间不是外国。”——这明明就是“一个德国”前提之下的“各自表述”，手法与逻辑上堪称是“九二共识”的先行者。西德社民党的这种“以接近求统一”的东方政策和以康拉德•阿登纳为代表的基民盟“以对抗求统一”在出发点和路径上，看似南辕北辙，但西德左、中、右各派政治势力，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还是牢牢守住了追求国家、民族统一的根本目标。
而岛内的分裂主义者在他们的仿冒窃取中，却是全然不顾本意与要旨的。除了对于民族、国家大业的其心可诛，即便是拾阶而下到“学风”的层次，单单是鉴于此等截头去尾的伎俩也就不会让人惊奇，为什么围绕蔡某人的博士头衔会有那么多的荒诞不经。
西德联邦总理维利•勃兰特（1969—1974年执政）
“顾头不顾腚”是投机取巧者的特有症状，从德国抄袭来只言片语以资歪曲时，台独分子并不会从深、远、广处来作全面审视。他们又岂能了解到，与“特殊的国与国关系”的论述紧密相关的、同样来自西德的“哈尔斯坦主义（Hallstein-Doktrin）”恰恰是“两国论”的克星。所谓“哈尔斯坦主义”得名于他的起草者，五十年代时西德外交部的国务秘书（就是副外长）瓦尔特•哈尔斯坦教授（Prof. Walter
Hallstein）。
1955年9月23日，西德联邦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在一项政府宣言中首次正式公布：如果其他国家承认DDR（东德）为一个国际法意义上的实体，并与之建立或保持外交关系的，（西德）联邦政府视之为一项“不友好的行为”。/Die Bundesregierung betrachtet es als
einen "unfreundlichen Akt"，wenn dritte Staaten die DDR
völkerrechtlich anerkennen，mit ihr diplomatische Beziehungen
aufnehmen oder aufrechterhalten.阿登纳总理不会掠人之美，所以他让外交部用首倡者的名字给这一原则立场冠名为“哈尔斯坦主义”。
西德总理阿登纳（右）与哈尔斯坦教授（左）
其实，内涵深厚、外延广阔的官方表述都是微言大义的，表面波澜不兴，实则静水流深。古今中外，概莫如此。自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当时简称为西德）1949年建国以来，西德政府始终坚持，德意志民族与国家暂时处于分裂状态，只有西德才是德意志国家的法统延续，所以只有西德才具备国际法上的国体资格，而西德是整个德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以此推知，东德不应当被承认为国家。“哈尔斯坦主义”所表述的“如果”与“后果”，正是植根于这一系列要义的基础之上。
依照“哈尔斯坦主义”的最纯粹解析，如果别国承认东德，并与之建立和保持外交关系的话，那么西德就要与之断交。历史上，西德也的确真的因此而选择性地与若干国家断过交。之所以说是选择性，比如西德在1955年与苏联建交时，当然明确知道苏联岂止是承认东德。当时，西德是没有能力要求作为东德事实上“宗主国”的苏联只承认西德的。这是国力和外交空间给实施“哈尔斯坦主义”所带来的局限，而对比两岸各自围绕“两国论”针锋相对所需的综合实力，则完全是另外一种状态。
德国漫画：两国论与哈尔斯坦主义的对决
仔细品味“哈尔斯坦主义”就可以发现，其核心内容完全就是可以一比一地代入到“一个中国”的立场宣示中来。若是要把貌似高冷的“哈尔斯坦主义”结合到两岸问题中，说来有趣的是，最能够贴切、直观而又简洁地表现出当年国、共两方面立场的，莫过于两蒋时代从诸葛亮《后出师表》中引述过的“汉贼不两立”，以此概括了“国府”播迁一隅后犹自恃正统而依然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来对于他们的外交政策与政治意识型态作一种非正式表述。而在中、美1971/1972年间的“高手过招”之后，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破冰期。虽然大陆方面从来没有使用过“汉贼不两立”的说法，但实质性的内容和实际的做法，没有丝毫的区别。只是一方面“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另一方面则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几十年后的今天，连当年主导创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的老大政党中也已经出现杂音，居然提议去掉自己政党全名中的“中国”二字。面对不少蓝衣绿骨的投机政客、精算师，不由已经要让人对这个垂垂老矣的党派叹一声“卿本佳人，奈何做贼”！所以，孰“汉”孰“贼”的正统之争早已经由于“攻守之势异也”而被时代所超越了。甚而至于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大陆的官媒中就可以读到，中央党校某教授在他的分析文章中不乏戏谑地感叹道：“谁是‘汉’、谁是‘贼’并不重要，而蒋先生的可爱之处正在于‘不两立’！”诚哉斯言！虽然内战时代两党的对立纷争势同水火，但两党究其各自立党的初心，其中核心的一部分就是“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只要“不两立”，自然可以同致于“一”，而魑魅魍魉们总是千方百计地通过从“一”中生造出“二”/“两”来入手。
岳飞的行草《后出师表》：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
可以想见，对于台独势力而言，他们势必仇恨任何可能破坏他们“两立”谋划的人与事。好在台独分子们大多是“躲进小‘井’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要不然，真会是对瓦尔特•哈尔斯坦教授恨之入骨的。不妨简要讲几句哈尔斯坦教授的生平，让惯于欺软怕硬的台独分子们在大轴巨辐的车轮面前，灰溜溜地放下刚想举起的螳臂。
瓦尔特•哈尔斯坦是法学教授出身，在法兰克福大学任教。战后百废待兴的情况下，他被重建状态下的法兰克福大学教职员工推选为战后的首任校长，当时他才满45岁。说到以大文豪歌德冠名的法兰克福大学，不能不信马由缰地提一下，如今法兰克福大学的主楼是一栋充满历史沧桑的巨型建筑物。这栋楼最早是德国当年最大的化工企业I.G. Farben的总部。这家企业因为研发生产了用于在集中营毒杀几百万犹太人的药剂“齐克隆B”，在战后被清算和强制关闭。战争期间，I.G.
Farben的这幢总部办公大楼却几乎安然无恙，这似乎全然不符合盟军战略轰炸的逻辑。说法之一就是，美军从一开始就希望保存这一建筑群作为日后的总部。于史有实证的是，美军真的是把他们在德国的占领军总部设在这幢大楼里。进进出出的是艾森豪威尔、布莱德雷、巴顿这样的名将，光是这三个人就已经有13颗星了——因为布莱德雷那时还没有获得他的第5颗星，所以不是14颗。
充满历史沧桑的法兰克福大学主楼
后来，哈尔斯坦教授学而优则仕，被同样是法律人出身的西德第一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延揽到了外交部，成为负责常务的国务秘书（德国行政系统中的部委次长）。虽然“哈尔斯坦主义”使得他在历史记载中留下几笔，但他的最高成就不止于此。在1958年1月的各成员国外长联席会议上，哈尔斯坦教授被推选为刚成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今日“欧盟”的前身）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论资格，相对于现任——恰好也来自德国——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女士，哈尔斯坦教授不单是先任前辈，更是此业的开山鼻祖。这样一个人，谅台独分子们是惹不起、骂不动，却躲不开的，因为以他冠名的“哈尔斯坦主义”始终、至今还是任何形式“两国论”的死敌与克星。
瓦尔特•哈尔斯坦教授（Prof. Walter Hallstein）
今天读过书的德国人仍然保留了祖先爱思辩的习惯，大学法律系里更是群集了各色辩才。机缘巧合，我在德国度过了完整的法律学业，其间也曾经专修过国际法。两岸关系的话题自然是我常常需要面对的，可资夸耀的是至今未尝一败（大言不惭了！）。辩之有术，其道无非在于，身处法律人中，却开辟了依托历史背景的“第二战场”……出自德国历史深处的“哈尔斯坦主义”在面对德国人关于两岸关系的各种挑剔时，历来所向披靡。虽然不见得能扭转至深的偏见，却足以令对方哑口无言。少数年长一些的，一听提到“哈尔斯坦主义”，就知道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至于大多数德国人，则是第一回听说还有这等事。待到由一个中国人给德国人讲解完德国现代史上的这一小节，他们早己经“一鼓作气”之后“再而衰，三而竭”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此法屡试不爽。
很推荐旅德华人在面对相应话题时，“正正之旗、堂堂之陈”地以“哈尔斯坦主义”直面“两国论”的苛责。坚守“一个中国”的名正而言顺，希冀统一大业会言顺而事成，“中国一点也不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