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语区有一个冷笑话：“奥地利最大的成功就在于，让世人误以为贝多芬是奥地利人，而希特勒是德国人。”莫非偏偏就是为了以正视听，1949年在美、英、法的占领区的基础上建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世人简称为西德）时，就把首都——当时还只是称为政府所在地——确定在了波恩，因为波恩正巧是贝多芬的诞生地。
波恩市中心的贝多芬诞生地和故居
行走在波恩，可以感受到贝多芬的无处不在，除了他的祖宅早就被善加保存为纪念馆之外，当地的音乐厅自然而然是以“乐圣”的名字命名的，在市中心多个广场上有多座各式仪态和不同演绎的贝多芬雕像，整个城市“与有荣焉”的自豪感尽显其中。
波恩市中心大教堂广场上的贝多芬像
贝多芬之所以会诞生在波恩，是因为他父亲在科隆大主教出资的宫廷乐队中担任乐师，从而安家在波恩的缘故。科隆大主教实际上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大领主，依照中世纪时的《黄金诏书》，更是跻身于神圣罗马帝国最顶层的七大选帝侯之一。为广大游客所熟知的科隆大教堂原本是德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烂尾楼，从动工到落成前后六百多年。所以，一直到十九世纪末叶，科隆大主教都是把他的府邸设在科隆以南、沿莱茵河上溯约30公里处的小城波恩。而贝多芬全家都是靠其父依附于科隆大主教所谋得的生计，这才有了乐圣与波恩的结缘。
波恩市政厅广场（摄于1900年）
除了作为大主教官邸所在，凭籍着1818年建校的莱茵’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Rheinische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波恩也是德国有名的大学城。当年马克思走出故乡深造求学的第一站，他就是选择了波恩。如今波恩大学的主楼就是以前科隆大主教的官邸，安卧在莱茵河边的高坡上，不但是占据了市中心的大片核心地段，而且为了达成肃静、回避的效果，在主楼前还特地延展开可以容纳二、三十万人的广阔草坪。作为大学主楼，这是世间是少有的气派。而在西德时期，这片大草坪是全国最有名的集会示威场所。虽然它见过各式标语和场面、听过各种口号和吆喝，它最心甘情愿的恐怕还是为或读书、或休闲的学生与市民们敞开怀抱。
波恩大学主楼
1949年，在筹备建国的过程中，来自美、英、法的占领区的年高德劭之士与各界名流组成了名为“国会委员会”（Parlamentarischer Rat）的制宪议会，会址就是在波恩。为了高举“统一”的大旗和维护法统，大会还是毫无疑问地确定以（统一之后的）柏林为首都，另行指定一个城市作为政府的办公地。当时最具竞争力的的候选地就是法兰克福和波恩。在凝聚共识的过程中，超过半数的代表深感于好大喜功的德意志帝胄气派所带来的灾难，所以宁可选择波恩这样的小城市，以彰显与世无争、另起炉灶的立意。而其背后的主要推手是当时“国会委员会”的主席、不久后当选为西德第一任联邦总理的康拉德•阿登纳。在所有无懈可击的论点背后，他又俏皮地隐藏了一点“私心”。
筹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制宪参议会
阿登纳的“私心”在于：他住的近呀。年轻时的阿登纳常年担任科隆市长，在科隆与波恩之间的一个小村莱茵－勒恩多夫（Rhein-Rhöndorf）安了家，从阿登纳河景书房放眼远眺，波恩就已经是“旌旗在望、鼓角相闻”。不同于他的后任们，阿登纳这位开国总理真的是每天从自己的私宅上下班的。当然，为了图方便并不是阿登纳的主要动机。他真的是毫无保留地确信，波恩这样宁静祥和的小城会给新的德意志国家带来完全不同的政治氛围，对内、对外传递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气象。
阿登纳私宅的书房，现在是纪念馆
1949年时的德国，完全可以用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来形容，即便波恩因为不是工业重镇而侥幸躲过夷灭之灾，但以当时的财力、物力而言，首都的建设只能是因陋就简，专注功用，不事修饰，完全就成了德国著名的极简主义设计流派“包豪斯（Bauhaus）”的模范试验田。德语中有一句谚语，叫作“从困境中养成美德来（aus der Not eine Tugend machen）”。波恩的政府、议会办公区几乎就是这一作风的完美写照。即便是西德建国不久就经历了“经济奇迹（Wirtschaftswunder）”的腾飞，这种不务时尚风华的务实与低调仍然是被保留了下来。
波恩的原政府、议会办公区
与城市规划和建筑风格相匹配的，在波恩的历届联邦政府，无论其政治立场，都采取了一种发自内心、并不只是出于权宜之计的“夹着尾巴做人”的外交政策。深知自身历史上的污点，不时、定期的反省并反复道歉，辅之以向当年的受害者作一些展现出诚意的经济补偿。日积月累之后，即便是狐疑最深的观察者也认可了，在波恩的政客们——无论在朝、在野——真的是痛定思痛之后立志痛改前非了。从定都波恩开始，慢慢的……德国人留给别国、别人的形象至少是不再是那么傲慢。即便偶尔压抑不了得意，那也无非是因为“（西）德国制造（Made in W-Germany）”的高质量和那支脚法不见得最佳、但因为严谨和斗志却最后总能赢的足球队吧……
波恩的原联邦总理府
无论是从1949年起作为政府办公地，还是在1973年正式获得首都的地位，波恩仍然保持了她原本就有的小家碧玉的心性，并不因为来来往往了多多少少的达官贵人就水涨船高起攀比之意。二战之后的德国政客们，无论于公还是于私，也都是彻头彻尾的平民化路线。甚至有几个出身于贵族世家的政客，为了竞选公职，还特意抹去姓名中的贵族痕迹。如果硬是要寻找一点带有共性的“贵族色彩”的话，可以是把波恩时代的西德政治家们归入“波旁”一族吧……并非那个三朵兰花的“波旁王族”，而是因为波恩实在是太小，大多数活跃在西德联邦层面的顶尖政治家们都是住在“波”恩“旁”边各个小市镇的那个“波旁”呢。
波恩的原联邦总理官邸
在德国的历史上，有两个历史阶段是被用地名来命名的：一战之后的魏玛共和国和二战之后的波恩共和国。之所以得名于歌德和席勒的故地魏玛，是因为1918年德皇退位之后的共和国虽然继续定都柏林，但选择在魏玛召开制宪会议。魏玛共和国先天不足，被称为“缺乏共和主义者的共和国（eine Republik ohne Republikaner）”，一路走来风雨飘摇，仅仅苟延残喘到了1933年。所以，当“国会委员会”的名士们聚集在波恩再一次尝试建立共和国时，他们正是比照魏玛共和国的前车之鉴来构想建国方略的，这才有了被认为是方方面面尽可能考虑周全的“基本法（Grundgesetz）”，为波恩共和国的平稳历程打下了坚实的法理基础。
波恩的原联邦总统官邸
风云际会，“时来天地皆同力”，也正因为波恩共和国的勤勉和谨守分际，使得多少年来对于多少人而言遥不可及的“德国统一”终于成为了现实。统一之后的德国虽然还是叫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无论其疆域和体量，还是被预期的国际角色，都远不是以往的“西德”可堪比拟的。作为福地的波恩，也就此站在了历史的转折关头。在波恩的议会大厅里——而且是因为联邦议院大楼需要维修而临时改建的原波恩水厂的大厅里——议员们为了到底是还都柏林还是留在波恩而争论得面红耳赤。而且是破天荒的取消了任何党团限制，于是出现了在波恩共和国的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同盟和分野。柏林派的主将是当时的联邦总理科尔和政治立场上从来与之针锋相对的前总理勃兰特——他以前还曾经担任过西柏林市长。柏林派强调的是回归历史传统、信守尚未统一时有关首都的政治诺言。而波恩派的领军人物是当时的联邦议院议长和一位政府的部长，他们都是执政党的头面人物，那位部长更是科尔多年的挚友。支持波恩者无一例外地都是强调，波恩是如何不同于德意志过往记录，成就了施惠于内、结欢于外的皆大欢喜之局……最后，波恩虽败犹荣，但从此也不再是一个大国的首善之都了。
1991年6月间，德国议会的柏林―波恩大辩论
今年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交50周年，波恩也曾见证了中德两国关系的重要篇章。70年代初，随着中美关系大门的打开和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中国与西欧国家建交出现高潮，西德各界要求同中国建交的呼声也日益高涨。1972年8月，中国外交部授权新华社驻波恩首席记者王殊为中方的全权代表，与德国外交部官员进行了紧锣密鼓的建交谈判。从1972年8月18日开始谈判，一直到1972年9月底，经过历时一个多月的一共八轮谈判，于1972年10月11日在北京签署了两国的建交公报。有意思的是，这个公报只有一句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决定自1972年10月1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并在短期内互派大使。”
华国锋总理是第一位访问波恩的中国领导人
由派驻的记者担纲外交谈判，花了一个多月，就谈出了一句话，而两国之间有关柏林地位、台湾问题等核心关切都在细致、深入的核心谈判之后形成了共识，并且两国之间都互为默契地不以文字形式公开，这在国际关系史上都是罕见的。从中国方面来看，无疑是对成果是非常满意的。这反映在，新华社驻波恩首席记者王殊在顺利完成了建交谈判之后，被破格地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西德的第一任特命全权大使。有意思的是，当时被从驻东德大使馆抽调来作为助手的外交官梅兆荣，在十多年后成为了驻波恩的最后一任中国大使和统一后驻柏林的第一任中国大使。值得一提的是，在波恩的原中国大使馆位于堪称波恩“上之角”的巴德哥德斯堡（Bad Godesberg）使馆区。那里绿茵环抱中错落、间杂着各式气派庄重的屋宇，比起波恩市内的政府、议会办公区，明显是富贵很多。
波恩的原中国大使馆
波恩共和国早已成为了历史名词，而波恩虽然被冠以安慰性质的“联邦城市”（Bundesstadt）头衔，但早已是不得不回归普通大学城的存在，不免有些落寞。而念旧的德国人伤今怀昔时常常会回忆起波恩共和国的诸般好处来。前几天与一位德国友人议论时局，面对越来越迫在眉睫的能源危机和柏林政客们要么没话、要么空话，但都没谱也不靠谱的种种不堪，那位当年曾在波恩读大学、在那里度过几年美好青春的德国朋友不禁抱怨道：“那年月，我们虽然担心会挨原子弹，可从没担心过又要烧柴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