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入夏以来，德国逐步恢复了各项群聚性的大众活动，其中包括各地的“射手节（Schützenfest）”。这是德语区的传统民间节日，不但历史悠久，而且有着很深的底蕴。在德国境内，射手节的传统也主要是巴伐利亚、下萨克森，以及尤其是莱茵河中游地区延续得最好、发扬得最宏大。
今年“诺伊斯射手节”上传统的“阅兵”
每一次射手节上的高潮是“阅兵”，身着靓丽制服的各个方队，随和着至为普鲁士的以铜管乐器吹奏的进行曲、踩着鼓点鱼贯而来。虽然德国人的先祖们定型并推广正步走，可如今的德国队列却是迈着颇为随性的步伐，近乎溜跶。虽然应景阅兵的仪式感而建有阅兵台，那里也充斥着当地的各路名流，但不同于以往纯粹“力量的狂欢”或“意志的胜利”那一类让邻国都睡不好觉的真正阅兵，如今的射手节更突出民间节日那种咸与欢畅的气氛，不再是让“彪形大汉”们独领风骚。
射手节“阅兵”中由高中生组成的队列
要是没有射击比赛的话，如今的射手节恐怕真的会沦为“庙会”了。也正因为必不可少的射击比赛，才会让人“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射手节上还专门按照命中的靶环而排定座次，每年的最佳射手还会获颁勋章。虽说只是民间之戏，可有些射手节勋章的造型是煞有介事地模仿德意志帝国时期被称为“蓝色马克斯（Blauer Max）”的段位极高的“功勋（Pour le Merit）”奖章。有意思的是，这一款曾经是最有名的普鲁士/德意志酬劳军功、彰显勇武的勋章，在其问世之初的取名偏偏就是用地地道道的敌对国语言——法语。剪不断、理还乱，是德、法……
“射手节”上最佳射手的勋章
射手节的传统的最早起源是来自市镇中用于自卫的民兵组织。在古代欧洲，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继之的时代常常被称为“黑暗的中世纪”，饥馑寒馁是常态，盗贼公行不罕见。很多市镇都面临着被劫掠，而领主却救援不及的危险。在此情境下，每个市镇就自然而然地组织起民兵，并定期演练，逐渐形成了每年举办射击操演和阅兵展示，以期传播威慑的传统。国王海因里希一世（Heinrich I.）在924年颁布法律，明确了组建民兵组织是属于市镇的自治权利。荷兰著名画家伦勃朗在他的传世名画《夜巡》中，完美而又细致地记录了弗兰德尔地区民兵全副武装的夜巡场面。相形之下，德意志地区的民兵毫不逊色，他们所缺的只是一位有心让他们的形象永远留存的艺术巨匠——说白了，没有一位德意志财主肯出钱请来有名画家做这份公益呗……
伦勃朗的名画：《夜巡》
对比如今的射手节，在各种场合中显而易见的是，射手们的装扮不同于伦勃朗的《夜巡》中所反映的时代，各种制服却是停留在拿破仑横扫欧洲，然后经由滑铁卢“滑”到一个荒岛的时代。宛若是射手节完全跳跃了中世纪发源的民兵传统，直接定格在了十九世纪初年似的。如果一定是要归因到某事、某人的话，就不能不提到拿破仑与的1806年的耶拿（Jena）之战。
油画：拿破仑在指挥耶拿会战
1806年10月，拿破仑率领法军在德国东部的耶拿（Jena）和奥尔施泰特（Auerstedt）的会战中，六天之内就将在欧洲称雄一时的普鲁士军队完全击溃，普鲁士只能向拿破仑屈膝投降。反观十八世纪末叶以来，国王弗雷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II.）将普鲁士从一个乡野偏邦经营成虎踞中欧的重要一国，普鲁士军队历次以少胜多的表现更是令世人大吃一惊。普鲁士军队的纪律、意志和战斗力，也使得普鲁士上层渐渐萌生出“谁与争锋”的野望——其实，更多的是野心和妄想！但是，拿破仑凌厉、干脆的一击完全粉碎了普鲁士军国主义的核心，也就此彻底颠覆了普鲁士举国上下的自我认知，整个国家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感之中。
油画：拿破仑在柏林勃兰登堡门前的入城式
在拿破仑破灭幻想的重击之后，回归原型、露出真身的普鲁士反而是从危机中发现了愈挫愈奋的“危”中之“机”。由国王弗雷德里希•威廉三世（Friedrich Wilhelm III.）任用一系列新锐的军政官员开始，走上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改革之路。除了军制改革（其代表人物的名字后来成了一战和二战的海军史上都响亮的的舰名：“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和“格奈森瑙/Gneisenau”），更是推动了给士、农、工、商松绑的行政改革，为日后普鲁士乃至德国的工业化进程打下了社会基础。
真正布局细微却改天换地的是由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主导的教育改革。德语之所以能够从查理五世皇帝口中“只对马说的”语言（见前文《漫谈哈布斯堡》），而在那段“狂飙突进（Sturm und Drang）”的年代之后被世界尊崇为众多思想家、诗人和作曲家的母语，更在直到二战前还是科学界使用最多的语言，“洪堡改革”厥功至伟。为了纪念“普鲁士1807─1815年改革”，在科隆市中心的显要位置专门树立纪念碑，铭刻了弗雷德里希•威廉三世和他的贤臣、干将们。
科隆市中心的“普鲁士1807─1815年改革”纪念碑
提到科隆，自然会让人联想起当地的地标性建筑科隆大教堂——那栋双塔楼的哥特式建筑典范。“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的科隆大教堂历史久远，早在1248年就开始动工修建。在神圣罗马帝国百衲布式的政治版图之下，雄心勃勃的科隆大教堂工程是被其他诸侯讥嘲为科隆大主教的面子工程，所以根本得不到其他邦国的参与和襄赞。因为宏图浩大兼资源有限，所以工程时断时续，有将近三百年时间是处于任凭雨打风吹的停工状态，成了德语区乃至整个欧洲范围内有名的烂尾楼。虽然世界上几座有名大教堂的营建都旷日持久，但至少都是“日拱一卒”一般持续不断地添砖加瓦，少有像科隆大教堂那样长期抛荒的。直到“普鲁士1807─1815年改革”的时代，科隆大教堂仍然是处于被弃置的状态。然而，拿破仑横扫德意志所带来的休克，反而促动了德意志民族的全面反思，作为痛定思痛后徐图进取的象征，科隆大教堂的命运却是迎来了转机。
烂尾楼时代的科隆大教堂
拿破仑虽然是穷兵黩武，但相比于后世那些要模仿他“功业”的独裁者们而言，拿破仑的占领政策简直是怀柔的。可能是他根本上低估了恰恰是通过法国大革命的输出，从而给欧洲历史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民族主义！拿破仑在占领德国期间为了便于统治，将林立的小诸侯们的领地合并成几个有规模、自成一体的邦国，无形之间是在为半个多世纪以后的德国统一铺平道路。原先的德意志，只是散居着操持各色不同德语口音居民的破碎政治版图的地理集合名词而已。经由拿破仑的践踏和揉捏，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反而滋生出空前的对于“德意志民族性（德语：Deutschtum）”的认同来。
虽然追求统一的民族国家的道路上还遍布着各种看似不可逾越的障碍，但是德意志各阶层不约而同地把建成科隆大教堂作为是第一次共同焕发出民族精神的物化象征。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囊括了原先不相隶属的各邦国官方、民间资源的续建科隆大教堂工程轰轰烈烈开始。虽然最后的竣工是在俾斯麦完成统一差不多十年之后的1880年，这也成为了当时多多少少德国家庭中“家祭无忘告乃翁”的划时代事件。
科隆大教堂
“批判的武器不能替代武器的批判”，对于拿破仑这样不世出的天才统帅，想要挣脱他用一系列军事胜利而铸就的藩篱、桎梏，只有在战场上彻底打败他。正因为看到了这一必然走向，素有“老狐狸”之名的法国外交大臣塔列朗才会向拿破仑进诤言：“陛下，不能一直坐在刺刀尖上呀！”更何况，举起来、挥动着的渐渐不仅仅是法国士兵们的刺刀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处于法国松散的羁縻式管制之下的德意志各地，特别是法国直接占领下的德意志西部、莱茵河流域，不约而同地复兴起了“射手节”。
通过射手节，半公开地训练、组织民兵，其普及、整合的程度完全不亚于法国大革命的整体动员能力。拿破仑向欧洲各国展示了，一个国家全民动员的军队会有什么样的战斗力。屡败屡战的欧洲各国经历了不断学习和消磨的过程，最后，各国又向拿破仑展示了，当他们都作全民动员时，法国以一国之力最终是无法承受的。普鲁士的军队是最后打败拿破仑的主要力量之一，而普鲁士重整军队的主要兵源就是形形色色的民兵、射手组织。可能是拿破仑太过于透支了法国的胜机，在他退位之后，法国军队只要是对阵普鲁士/德国军队，就几乎是逢战必输。德意志民族的最终统一，就是通过普鲁士联军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中逼降法军而奠定的。如今，在莱茵河谷地的入口处的高坡上，还矗立着一尊巨大的日耳曼女神雕像，用以纪念这场决定性的胜利。
普法战争纪念碑
日耳曼女神像居高临下面对莱茵河，目光则是直视西方。表情上丝毫没有战争胜利的欣喜骄矜状，而是十足的警惕，犹如时刻需要重新面对从西方滚地掩杀过来的危险那样，更像是在执守前哨、遥望预警。即便这个纪念碑的树立，是在普鲁士取得击败法国的大胜，完成德意志民族国家统一的背景下，日耳曼女神像“莱茵河守望（Die Wacht am Rhein）”所反映的却是整个德意志民族面对西部强邻法兰西的惊惧和戒备，延续了满格的敌意。
普法战争纪念碑的“莱茵河守望”
如果只是从都德的《最后一课》、《柏林之围》来定位对于普法战争的认知，加上德军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对法国的侵略，无疑会加深有关德国好战成性的结论。这或许是对的，但却不是历史的全部。其实，在德意志民族完成统一建国之前，一直是周边各君主征伐劫掠的对象。自“太阳王”路易十四崛起之后，法国多次侵入德意志各邦，几代法国人都怀揣着扩张到莱茵河、以此作为自然边界的梦想。路易十四之后，从拿破仑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屡屡尝试，几度占领。甚而至于，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刚到德国时，曾经很震惊地听到年纪大的德国人仍然把法国曾经占领过的莱茵河中游的西岸（也被称为“左岸”）叫作“法国一边（德语：französische Seite）”，而把对岸叫作“德国一边（德语：deutsche Seite）”。虽然以日耳曼之名大肆侵略，但守望在莱茵河边的日耳曼女神何尝不是有她的梦魇？
“德意志民族性”兴盛之后，“莱茵河守望”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凝聚力的象征，还专门有一首传唱很广的民歌。经典电影《卡萨布兰卡》中有一段法国爱国者们在酒馆里高唱“马赛曲”的动人场面，起因就是德国军官们先是旁若无人地唱起了形同挑衅一般的德国歌曲。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回放一下，电影里那些德国军官们所唱的正是“莱茵河守望（Die Wacht am Rhein）”。甚至在二战末期，德军在西线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攻势行动“阿登战役”，德军方面的代号就是“莱茵河守望”。
电影《卡萨布兰卡》中合唱马赛曲的场面
从射手节的形成，经由科隆大教堂的建成，直到普法战争纪念碑地落成，贯穿始终的却是德、法两个民族世代仇怨的铸成。为了不切实际地追求自身地绝对安全，寄希望于给敌对国施加尽可能大的伤害，结果是一代又一代的无谓伤亡，加剧了的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德、法两国犹如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间歇、交替地推巨石上山，然后面对徒劳而空叹奈何，只是一路鲜血淋漓、污浊泥泞……
直到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不堪言”才带来了否极泰来的转机。德、法两国的有识之士不再拘泥于两国之间历史、文化的差异所带来的对立与冲突，使他们在思想的摸索中走到一起的是毫无折扣的共识：“不再有战争”——至少是不能再有德意志、法兰西民族刀兵相向的场面。德国在战后的深刻反思和对军国主义的唾弃也给两国的和解营造了基础，加上德、法两国领导人充满深思熟虑又展现诚挚的相向而行，使得德、法之间的化解世代仇怨成为人类历史上、国际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在代表各自国家签署了友好条约之后，西德联邦总理阿登纳与法国总统戴高乐拥抱的镜头也成为了德、法和解的一个象征。
戴高乐与阿登纳签署德、法友好条约
德、法从世仇转变为今日之友好邻邦，不免让人自动会联想到中、日两国的未来，会不会也能有以战后之德、法为样板的发展？目力所及，可能是令人遗憾的，而答案则简单而清晰：在二战结束之后到今日，及至未来的德国，有谁能够想象，德国人会有一处供奉国际公认的“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那样的——嗯，叫它什么好呢？很难形容，反正不是“东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