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克尔与科尔的异与同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自1949年建国以来,在现任的奥拉夫•朔尔茨之前,一共有过8位联邦总理(德语:Bundeskanzler)。尽管按照德国《基本法》(德语:Gundgesetz)——其实就是宪法——的序列,联邦总理是排在联邦总统(德语:Bundespräsident)和联邦议院议长(德语:Bundestagspräsident)之后的第三位。但论实际权力和影响力、支配力,联邦总理是德国政坛上无可争辩的核心人物。制定《基本法》的“议会委员会”吸取了“魏玛共和国”失败的教训,首创了“建设性不信任案”,即联邦议员们只有在同时选出继任人的情况下才能通过不信任案罢免现任总理。这一兼顾“破”与“立”的程序不但有效确保了政局的稳定,也无形中加强了联邦总理的地位——毕竟从政治史中表露出来的人类心性而言,“破局”与应因结果并善后所需的决心和智慧大不相同,心理底线就更为微妙。
从阿登纳到默克尔的历任联邦总理
所以联邦德国自其建国以来,除了仅仅两位联邦总理,其他几位基本上都能有机会至少进入到第二个任期,其中任期最长的当推科尔和默克尔。在飘风骤雨、云雾诡谲的政坛能够巍然屹立了超过16年而不倒,是这两位顶尖政治家最大的共同点。议会制之下,只要能维持住占有多数议席的执政联盟,总理或首相就能连选连任,没有总统制下可能会出现的任期限制。话虽如此,能够让几百名担心议席、操心名声、留心升迁的满怀各种大小、明暗心思的议员们聚集在同一个政治目标下,这需要无以伦比的技巧和统御力。在这一“行当”中,科尔是当代人所能领略到的“至圣先师”,而半道被收入科尔“师门”的默克尔“出于蓝”之后,即便不是“胜于蓝”,也绝对不会亚于“蓝”的。
时任联邦总理的默克尔与晚年的科尔
德国联盟党(CDU/CSU)一系的元老级人物、与科尔毕生有着“既生瑜、何生亮”情结的基督教社会联盟(CSU)前任主席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他借用西方语言中的“原形/比较级/最高级”形式,排列出“Feind(敌人)”、“Todfeind(死敌)”、“Parteifreund(党内同僚)”的递增法,“牢骚太盛”的锋芒所向是直指同在一党之内的虎狼“队友”。而科尔和默克尔执政十六年、担任党主席超过二十多年共同经历意味着,他和她都是党内博弈、倾轧中不容置疑、无可争议的胜利者和主导者。
在一个瞬息万变也由此让人健忘的世界里,科尔留存在世人眼中的形象恐怕是他那超规格的体型,绝无半点潇洒和魅力的。的确,1987年,在科尔为来访的当时东德第一号人物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举行的欢迎仪式上,当身高将近一米九零的科尔与一米七零不到的昂纳克并肩一起,多多少少人自动会联想起当时地图上西德与东德的疆域比例。
科尔为来访的昂纳克举行欢迎仪式
科尔从来不是一位有本钱走“吸睛”路线的从政者,尽管他是名牌大学的历史学博士,但以他那“铁塔般汉子”的形象,并不太容易让人把他与“知识分子”的标签挂上关联。而其任期之长,让人慨叹“有完没完”之余,很难让人回想起,当科尔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跻身西德的联邦政治舞台时,他是挥舞改革旌旗的年轻政治新秀。但是,以科尔在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党内拾阶而上的艰险与不易,使得让他逐渐花费太多的时间在稳固自己权力基础上。即便是终于从在野走向了执政,内政的核心点始终是服务于自己的“固权保位”。任何短期内可能触动既得利益群体、危及选票走向但长效上对于国家的发展利在后世的改革,都是不予考虑的。作为科尔之后基民盟内又一位得以长期出任联邦总理的党主席,默克尔采取的是雷同的策略,一切首先服务于对政权的掌握——与之截然相反的则是施罗德总理在改革社会福利体系时所表现出的莫大勇气。施罗德总理虽然付出了被迫提前大选而以很小的差距落败的代价,但德国是得益于他的改革才安然度过2008/2009年的经济危机,从而稳定、繁荣到如今的。

科尔第一次竞选总理(1976)时的招贴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来自社会民主党(SPD)的施罗德总理以其改革为继任者默克尔的长期执政打下了经济基础。而科尔上台伊始,在冷战的危险关头,他则是延续了前任施密特总理(社民党籍)的外交与安全政策,为日后的统一进程不断地铺筑通道(见前文《狗嘴里吐象牙的德国总理》)。待到过了千百年后,所有的历史人物都被洗净铅华、汰涤纤细,在迄今所有登过场的联邦总理中,才智不见得超群的科尔却很可能是形象最高大的。虽说是不以成败论英雄,但史书与后人在评判政治家成功与否时,永远是定格在其毕生最大功业的。于赫尔穆特•科尔而言,他最闪亮的光环就是来自于东、西德的和平统一。而且他是为此不但需要化敌为友,分解了本该敌对的华约集团的抵挡;还要与狐谋皮,克服了理当同盟的北约友邦的所有阻力(见前文:《德国唯一打赢的“两线作战”》)。
德国统一进程中踌躇满志的科尔总理
恰又是科尔用毕生最辉煌的功业成就了默克尔,她从政的起点就是东德内部的裂变和继之而起的统一进程。沧海横流之时,正值用人之际,她作为东德科学院的一名年轻物理学家加入极度缺乏人才的东德民主派阵营,成为东德新政府的副发言人,地位并不出色——虽说不是起于“卒伍”、“州郡”,但也绝非冲天之跃。在整合东西德政治势力过程中,既要使统一后的新内阁班底囊括具有象征意义的东德才俊、但又不会实质性冲击既有权力架构,以科尔的老谋深算和识人之明,他有意避开了当时所有在东德风头正劲的人物,而是从第二、第三排的序列中物色人选。也正是在此居心之下,默克尔被选拔为联邦政府的妇女和青年事务部长——差不多连升三级。基于这样的拔擢和权力依附关系,默克尔被舆论界称为“科尔的小姑娘(德语:Kohl′s Mädchen)”——无论如何,敬意不是以这种声调来作表达的。

科尔与默克尔在九十年代初的基民盟大会上
与普通寻常、晃荡不能立足的政客的根本区别在于,命中注定要引领某个时代的大政治家既能实职揽权、多多益善,又能布谋设局、因形用势。默克尔淡然甘愿从作“花瓶”起步,四平八稳地渐入佳境,进而获得了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实际权力不容小觑的环境部长一职,就此成为基民盟党内无法绕过的东德势力首要代表。在科尔之后的时代,默克尔在科尔政治献金的丑闻曝光之后,敢于不惧“背刺”的非议果断地与昔日“领路人”直接做切割,其勇气背后是对时局、对人心有着极为精确的算计、精准地衡量和冷静、近乎冷酷地决绝。这一击奠定了默克尔在随后二十多年间的党首地位。谁曾料想到,“科尔的小姑娘”在政治竞技场上的开篇“杰作”正是把“导师”的权力架构推倒重塑的。在政治上,“忘恩负义”的指责在面对孰为“恩”、孰为“义”、“私恩”孰与“公义”的质疑时,时常是名不正、言不顺的。想必默克尔对于此类聒噪只会一笑置之,而“吃瘪”的科尔恐怕也会在内心不由得暗暗生出一丝苦涩的欣赏来,毕竟名师出高徒。
默克尔历年以来的肖像照
与科尔一样,默克尔也是在基民盟处于在野之际接掌党主席大位的。居然还是与科尔同样困扰的是,默克尔在走向执政之前需要搬掉的最大障碍是来自盘踞在巴伐利亚的友党——基督教社会联盟(CSU)。即便是执政之后,默克尔也是要像科尔一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更何况是与基社盟(CSU)前主席施特劳斯三级分类中最具敌意的“党内同僚”。默克尔与科尔一样,一路走来备受轻视,却依然并怡然地坚定走下去。她和他虽然是扎根于不同的历史阶段,究其结果,却都是不断地令旁人大跌眼镜、令对手失蹄蹶跌……

默克尔与夫婿绍尔教授(量子化学家、物理学家)
毕竟科尔是历史系出身,他的整个政治生涯——尤其是十六年之治——在不经意间眷顾了多少后代史家,可供挖掘有年。同理,默克尔的十六年也会是绝佳的题材。只不过,后冷战时代的一时间庸庸碌碌之际,远没有“德国统一”那样的星光灿烂时刻。而默克尔在内政上的因循苟且,恐怕要在后世面对颇为严厉的判词。在她执政十周年之际,当代德国哲学家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斥之为:出自权力本能与安常处顺结合的漠然之治(德语:Lethargokratie,die aus der
Hochzeit zwischen Machtinstinkt und Trägheit hervorgeht)。而最贴近她施政风格的描述,莫过于来自德国老资格媒体人塞巴斯蒂安•哈夫纳(Sebastian
Haffner)的:一个充满细心掩饰的矛盾和勤谨维系的混淆的时代(德语:eine Ära voll von sorgsam ungelösten
Widersprüchen und mit Fleiß ungeklärten Zweideutigkeiten)。在德国媒体界,有鉴于对于科尔和默克尔政风相似的讥嘲与妄议,早有好事者用现代技术合成出两位最擅长“不动如山”的联邦总理的合成照。
德国媒体用技术手段制作的科尔、默克尔合成照
凭借着连续执政十六年,科尔与默克尔在国际舞台上都是可以睥睨任何一位与之同时代的西方国家领导人。国际关系中,虽然外人看客们欣欣然翘首以待的都是或礼花、或电闪雷鸣般耸动视听的大新闻或“假消息(fake news)”。但对于圈内人而言,什么样的长袖善舞相较始终在场般的水滴石穿,不免都会相形见拙。更何况,连续十六年不间断地迎来送往了其他国家的总统、首相们,看惯了任你什么样的“秋月春风”之后,不但技巧与判断在日复一日地提升,更重要的是自然而然地水涨船高而显现了一种无形的权威——谁说在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的“高处不胜寒”之境没有出于“资历”的隐隐权威?如果没有这样的权威与自信,默克尔即便再有着对于自身理念的秉持,也不会像她在冷眼直面特朗普时所表现得那样的“怒其不争”。
默克尔在2018年G7峰会上冷眼直面特朗普
来自中国的观察者习惯于给予作为外交家的默克尔非常好的评价,这一倾向的背后其实是一种非常温润的情绪在主导:是对于默克尔在任期间几乎是年复一年前后十多次访华的肯定,是一种有感于自身受到重视的不经意回报。但是,此类情绪因素不符合默克尔作为一位物理学者出身的政治家的思维定式。恐怕只有少数人才会回忆起默克尔上台之初,借着接见头号“藏独分子”而与中国之间“不打不相识”的那段纠葛。但以她经由从事自然科学而养成的客观、理性,很快就认识到中国根本不是她原本想当然以为的“大号东德”,从此使得中德关系在相向而行中走入正轨。虽然默克尔也从来不觉得自己亲华,但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她所展现出的务实与平和已经是善莫大矣,尤其为当世所缺。
默克尔访华时走访集市
2022年的世界处于冷战结束以来空前未有的混乱与危机之中,更兼西方主要国家当政、执事诸公的诸多不堪,让人简直不忍多看!于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念叨起默克尔会如何应对,颇有些“(诸)葛相在时,亦不觉异,自(诸)葛相殁后,不见其比”的意味。试问,当一个中规中矩的领导人被众望所归地企盼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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