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龄与经验（见前文《年龄与经验，Keeper & Maker》）是对政治家们的最起码要求。正因为是要随着年龄的增长才能积累起足够的经验，所以在世界上诸多国家的宪法中，对于国家的最高公职都有适任年龄的最低门槛，一般是40岁，也有35岁的——这条线划的，好像就是专门冲着拿破仑似的，毕竟他是30岁就担任第一执政（法语：Premier Consul）、离35周岁生日还差半个多月时加冕称帝的。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国家对于执政的最高年龄并没有设置上限。反倒是罗马教廷有规定，在选举教皇时，年过78周岁的红衣大主教（正式头衔：神圣罗马教会大主教/Sanctae Romanae Ecclesiae Cardinalis）只有选举权而没有被选举权。
在著名的西斯廷礼拜堂中选举教皇的红衣大主教们
单单是以78岁划线来看，果然是有着两千多年传统的罗马教廷要比那个才独立了不到二百五十年的超级大国更为老道，省得身为一国首脑，年过八十了还举动乖张、胡言乱语的。耸动视听事小，丢人现眼是真！然而，正如有志不在年高，只要是有智、有识之士，即便是已到高龄，仍然可以是杰出的领导人、国务活动家，比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统一之前一直被简称为“西德”）的第一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
阿登纳1949年第一次宣誓就任西德的联邦总理
阿登纳是在1949年9月15日以74岁高龄第一次当选联邦总理（德语：Bundeskanzler），连选连任直到1963年10月15日才卸任，执政长达14年，辞相“致仕”时已经是88岁的耄耋老人。虽然身为政治家的阿登纳时常会惹出争议，但在他以古稀之年开启政治生涯的“黄金时代”中，从来就不曾因为个人言行而被公众怀疑心智是否尚健全。更何况阿登纳的毕生功业在于，为一个陷于废墟和羞耻的新生国家指明了再起的方向、奠定了发展的基础。四十年之后的统一进程完完全全印证了阿登纳的先见之明，这才是老成谋国。原来，七十多、八十好几的政治人物可以是这样的！
阿登纳作为最年长的议员主持新一届联邦议院的首次会议
其实，作为一个政治人物，阿登纳可以说是少年得志。他在著名的波恩大学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之后，就成为了家乡科隆（德语：Köln；英语：Cologne）的市政公务员，看上去和学成之后热衷于考取编制的当代年轻人并无太大差别。短短十几年间，精明干练的阿登纳就脱颖而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的1917年，仅仅四十刚出头的阿登纳就当选为科隆的市长。从罗马人建城开始，科隆就一直是日耳曼/德意志西部地区首屈一指的大城市。后来在科隆大主教获得选帝侯地位之后，保持着西德意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即便是在不断吵吵嚷嚷、打打闹闹的魏玛共和国时期，身为科隆市长的阿登纳也是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那时，他就几次有机会去柏林组阁。如果只是为了当几天总理，那么阿登纳最晚在五十岁上下就可以如愿。
市长阿登纳陪同冯·兴登堡总统视察科隆
然而，面对魏玛共和国时代空有共和制度、却没有多少共和主义者的乱局，阿登纳深知柏林之行无异于飞蛾投火，不如安心治理科隆、服务一方。当时的形势，恐怕绝大多数职业政客都还不如那个“小胡子”看得明白，他在一次演讲中曾咆哮道：“君主政体的消亡，是由于没有一个君主愿意在王座的踏板上战斗至死。当前的共和政体，当这些民主派共和主义者、和平主义者等等谁也不愿意死在议会的台阶上时，它也会消亡。”果然，通过合法程序上台的“小胡子”顺畅地颠覆既有体制，从而建立起恐怖高效的法西斯独裁。阿登纳虽然无力组织反抗，但他宁可被罢官也不肯卖身投靠，被迫隐居在莱茵河畔的一个小村勒恩多夫（Rhöndorf）。在所谓“第三帝国”肆虐的十四年，阿登纳始终是处于受压制、被迫害的状态，后来在二战期间还一度被盖世太保投入大牢。但他始终不改鲜明立场，其坚定勇气殊为不易。
阿登纳故居中可以眺望莱茵河的书房
从1933到1945的这十三年，对于世界而言是辗转于苦难和战火中，就阿登纳个人而言则是无比痛苦的蹉跎。当战争结束之际，隐忍而得以幸存下来的阿登纳根本想不到，自己日后会有另一个十四年的时间来治理德国——这个近百年来让世人一直有敬畏和佩服，又总是捉摸不定，到头来闯下滔天大祸的国度——的核心部分。及至1949年两德分裂成为定局时，之所以年迈的阿登纳得以抓住机会揽过大权，首先是因为政治人才的断层。战争的恶果葬送了年富力强佼佼者中的大多数，即便是幸存者之中也有太多人沾染了纳粹污点而“不可叙用”——连后来名满天下的指挥家冯·卡拉扬都在当时被甄别为“纳粹追随者”！而阿登纳也巧妙并毫无顾忌地运用自己的“年龄优势”，在由美、英、法的占领区的年高德劭之士与各界名流组成的制宪议会——“国会委员会（德语：Parlamentarischer Rat）”，阿登纳主动以自己是在座者中最年长为由而任主席。
阿登纳发表演说
几个月之后，阿登纳能够当选西德的第一任总理，实在是如履薄冰。在议席数为402的第一届联邦议院中，阿登纳获得了刚刚够到当选门槛的202票。由于这个关头容不得什么“伟大的谦虚”，阿登纳必定是投了自己一票的，所以在第一个任期的整整四年里，反对党总是嘲笑他是靠着自己的那一票才当上了联邦总理。那时的西德还处于美、英、法占领当局的管制之下，百废待兴中的局促是凡人所不能、常人所不任的。而在阿登纳“镇以和静、御以长算”的治理下，随着所谓“经济奇迹”，西德在短短几年之内就回归到了工业大国的地位。阿登纳的座驾梅赛德斯―奔驰（Mercedes Benz）也俨然成为了“（西）德国制造（Made
in W-Germany）”的名片、招牌。
如今陈列在博物馆中的阿登纳总理座驾
阿登纳是一位典型的“抓大放小”式领导人，他把繁杂细密的内政大大方方地交给专家型政务官团队来管理。尤其是让被称为“经济奇迹之父”的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教授长期担任经济部长，并全面放权。有意思的是，以阿登纳的识人之明，他早就认定艾哈德教授是不可多得的经济专才，却是会在总理职位上不堪大用的，只不过阿登纳无法阻止民意的潮流和本党内的趋向。仅仅两年多以后的事实发展，果然证明了阿登纳眼光的老辣。
阿登纳和他的经济部长及继任者艾哈德教授
之所以老迈年高的阿登纳会成为长期执政并具有深远历史影响力的总理，而上任之前众望所归、人气无敌的艾哈德教授却是在短短两年多之后就铩羽而归，区别在于艾哈德虽懂经济，却不懂得对于年轻而处境不易的西德来说至关重要的国际关系，而阿登纳却在整个任期中有着贯穿始终的清晰外交理念。阿登纳立国外交的基本点一曰“一边倒”，他主导了西德毫无保留地倒向并立足于西方阵营，宁可放弃与苏联谈判而寻求国家统一的可能性，也决不肯走中立的道路。这倒并非出于阿登纳在意识形态上的顽固，而是他对于德国历史经验的痛彻总结和对于本民族的深切不信任。如此深刻反思背后的纯粹理性又是非常具有德意志传统的，而这样的反躬自省和改弦更张，也是在另一个同样罪孽深重的战败国——特别是其政治精英阶层内——几乎找不到的。虽然德国人民为此忍受了四十多年的分裂之苦，但东德与西德在铁幕两边和柏林墙内外全面竞争的结果是如此的不言而喻、何等的泾渭分明……
阿登纳（右一）、联邦总统吕布克（右二）、艾哈德（左一）与到访的肯尼迪总统（左二）
阿登纳的另一个基本立足点和划时代的巨大贡献是“德法和解”。他梦寐以求的是能够让德国融入欧洲、不再处于四面受敌的地缘政治陷阱，而“德法和解”正是实现这一梦想的出发点和压仓石。经过几百年来的反复厮杀和拉锯，在流尽了两方面几代人的鲜血之后，阿登纳在痛定思痛之余真诚而持久的和解努力更是弥足珍贵。等到战后的法国终于走出“第四共和国”的支离破碎，迎来了“穿越荒原”之后的戴高乐将军，当两位巨人的手握在一起，并最终以《爱丽舍条约》而为“德法不再战”敲下定音鼓，这是足以昭示人类发展轨迹、彪炳国际关系史册的协同进步。
漫画：天上的弗里德里希二世、拿破仑、俾斯麦看着在人间握手言欢的戴高乐与阿登纳
在对外交往中，阿登纳无论逢敌逢友，非常善于巧妙施力，并时常用出其不意又恰到好处的幽默来化解困境，时而也会出语尖酸刻薄到让人气得无话可说，很有些科隆特色和莱茵地区的风格。当他1955年作为第一个出访苏联的西德领导人动身前往莫斯科时，力排众议地将自己的好友、银行家罗伯特·菲尔德曼格思（Robert Pferdmenges）安排在代表团中。眼看着谈判日益胶着，当时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其实就是总理）布尔加宁元帅轮番“轰炸”阿登纳，而莫名奇妙地坐在谈判桌旁的菲尔德曼格思既听不懂、又帮不上忙。正困惑间，只见阿登纳大大方方地对着正在气呼呼劲头上的两位苏联最高领导人慢悠悠介绍起自己的朋友菲尔德曼格思来。正当长桌两边的苏、德要员们都被惊讶得魂飞爪哇国时，阿登纳突然来了一句：“我这位朋友可是管恩格斯叫舅公的！”会场气氛一下子逆转，苏联代表团全员像是瞻仰转世灵童般的恭敬，连带着对于其他西德客人的态度也都客气了好多。
阿登纳与赫鲁晓夫（右）、布尔加宁（左）
而在阿登纳第一次作为联邦总理访问奥地利前夕，当时的奥地利总理公开表示会向联邦德国提出基于曾被吞并和战争破坏的赔偿要求。这让阿登纳出离愤怒，曾经在“小胡子”的暴政之下被折磨了十几年的他和其他德国人一样，当然都忘不了“小胡子”的原籍是奥地利。同样在有足够记者的场合，而且是用原汁原味的科隆方言，阿登纳恶毒挖苦道：“什么？！奥地利？！还赔偿？！那就把‘小胡子’还剩下的那几根骨头给他们带回去吧！”这就一下子打中了奥地利的痛处，毫不客气地把“纯粹受害者”的面具一把撕了下来。如此可进可退、亦庄亦谐、知人知心、或实或虚，实在是一代外交大师。将近四十年后，适逢德国统一的机遇，并毫不犹豫抓住不放、但又穷尽心思与机巧的科尔总理就一直是以阿登纳的“孙辈”传人而自居。
阿登纳与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政客科尔，他们的各自任期中间相隔了四任联邦总理
待到1963年某日，已经宣布辞职的阿登纳最后一次以联邦总理的身份出席联邦议院辩论会，一位伴随了阿登纳整整十四年任期的反对党要员在发言中对于即将下台的老对手略表善意，“现在看来，你设法使（西）德国1954年加入北约的决定还是正确的。”在历经一生所有的沟壑、幽谷之后，已经决计离开“一览众山小”的制高点而站在了政治生涯的最后一步阶梯上了，88岁高龄的阿登纳依然故我。他只是冷冷地看了那人一眼，简单而又意味无穷地回应道：“你与我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我是事前正确。”看似轻描淡写又暗藏讽刺的这段话，何尝不是阿登纳不无自信和满足的总结呢，后来的历史发展也的确给予了他明白无误的确认。
议会辩论中的阿登纳
以别人对于阿登纳的总结而言，若论贴切和精准，恐怕莫过于尼克松在他的传世名作《领袖们/Leaders》中评论他的：“一个顽强地坚持原则但在战术上却又是精明巧妙的人；一个外表生硬和严峻，但是对那些有幸成为他的朋友的人来说又把他视为热情而有强烈感染力和幽默感的人；一个用不同方式然而同样深刻热爱他的家庭、他的教派和他的人民的人；是一个无论冒多么大的风险或遇到多么严重的困难，人们都可以指望他坚如磐石的人。”——在此不妨读一遍原文：“a man who was inflexible in adherence to principle but
shrewd and subtle in tactics；a man outwardly stiff and austere but who，to those fortunate to be his
friends，was
cherished as a warm and sensitive human being with a captivating sense of humor；a man who deeply loved his family，his church，and his people，each equally but in different ways；a man one could always count on to
stand firm as a rock no matter how great the risks or desperate the odds.”也可以借此体会到前外交部翻译室主任施燕华大使领衔的《领袖们/Leaders》译本是何等的信、达、雅。
阿登纳与尼克松
西德作为一个刚刚从瓦砾中草台搭建起来的国家，它的第一任领导人虽然是垂暮之年，却无论在经验、意志、见识和洞察力各方面都是处于一生的巅峰。在“第三帝国”荒废掉他人生的十三年之后，他有机会再用自己晚年的十四年时间重建故国、填补新创、消弭旧恨……奇哉！幸哉！壮哉！只是今世不复见，对比太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