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末期，当盟军已经挺进到德国西部边境的“齐格菲防线”接近地，在即将攻入德国本土之前的准备中，有意识地教士兵们学几句德语的日常用语。然而士兵们在一路苦战的所闻所见之后，对作为敌国的德国已经形成了深深厌恶，并连带着排斥有德意志标签的几乎一切，包括语言。见状，一位见识有高度的军官开解道：德语并非只是那个“小胡子”的语言，它也是贝多芬和歌德的语言！
从古到今，杰出的诗人、作曲家、哲学家一直是德国文化的最佳代表，至今仍然是。有一档德国栏目《德意志文化（德语：Deutsche Kultur）》的片头中，在标志性景色的背景下，就是以贝多芬、歌德、席勒和巴赫作为无可争议的“头面人物”。
《德意志文化》：左起，贝多芬、歌德、席勒和巴赫
而在这四位巨匠中，除了贝多芬以外的其他三位都曾在德国中部的一个小城留下了深深印记，并和这座小城一道千古流芳——这就是位于德国中部的魏玛（Weimar）。在德国，如果要比试“物华天宝”，那么有很多各具特色的地区和城市都会不甘人后；但若要论“人杰地灵”，估计所有其他城市都只是紧盯着魏玛之后的座次而互相较劲了。说起来，魏玛不曾是伟大人物的诞生地，也根本算不上政治、经济中心。但魏玛的兴起和“风流天下闻”，靠的是一个人和从此集聚并络绎不绝的一类人。原来，也可以是“地”以“类”聚，“城”以“人”分。
魏玛小城鸟瞰
直到俾斯麦完成统一，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德国，只是邦国林立的“百衲布”。虽然说着口音差不多的语言，但也是直到马丁·路德翻译了圣经，才实质上“统一”了语言而由此定制为现代意义上的德语。在整个中世纪，魏玛只是德语区内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集镇而已。魏玛从1547年起是萨克森―魏玛/Sachsen-Weimar（日后又改称：萨克森―魏玛―爱森纳赫/Sachsen-Weimar-Eisenach）公国的首府。不同于冠名中有相似处的萨克森王国，更西边些的萨克森位列七大选帝侯（见前文《“裤裆大街”上的选帝侯》）之一，而萨克森―魏玛―爱森纳赫是在拿破仑垮台后的维也纳和会上才晋级为大公国，但其实只是一片地幅颇小而又支离破碎的领地。
魏玛城中的大公府邸
魏玛处于德意志或德语区这块“百衲布”的中端，虽然从兵要地志的角度来看，算不上是临险扼要的兵家必争之地，然而恰恰是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却是各种战争中的兵家“必过”之路。兵凶战危对于古今中外都无例外，一次接一次令人不得喘息的铁蹄践踏、掘地三尺，使得民不聊生、百业凋敝。从这个意义上，魏玛的处境恰似古代德意志地区的一个缩影，处四战之地、无一息之安，居不定之所、有不测之虞。尤其在经历了从1618到1648的“三十年战争”（见前文《大国与小城——现代国际法的开端》）和从1756年到1763年的“七年战争”之后，迫切需要与民休息。励精图治的统治者都试图延揽人才，而在魏玛主政的是刚刚即位的年方十八岁的公爵卡尔·奥古斯特（Herzog Carl
August），他在母亲安娜·阿玛利亚公爵夫人（Herzogin
Anna Amalia）的策动和支持下，请到已经声名鹊起的青年诗人歌德来魏玛出任公职。
歌德在魏玛的故居，外景
1775年，当26岁的歌德来到魏玛时，这里才是一个六千人口的小镇，即便是整个萨克森―魏玛―爱森纳赫公国的总人口满打满算才十万挂零。而歌德的全名在那个时候也还不是如今世人所知的：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其中“冯·（von）”这一跻身贵族等级的姓名标志是他在来了魏玛之后才获得的（见前文《姓“冯”的德国人》）。作为表彰和酬庸，约瑟夫二世皇帝（Josef II）在1782年应卡尔·奥古斯特公爵之请而授予歌德贵族等第——赐同“勋贵”出身。
歌德在魏玛的故居，内景
歌德出自法律人世家，他自己也是学法律的。他来到魏玛后的正式头衔是Geheimer
Legationsrat，很难翻译成合适的对应官职，因为是完全不同于中国历史中的相、令、郎一类。见识过有台湾学者对应外交界的Legation一词而按图索骥地翻译成“枢密公使馆参赞”，就是不睁眼看看六千人口的魏玛小镇上“为么”设个“公使馆”？大陆学界通行的译法就是“枢密顾问”，更贴切一些，只是Rat这个词确是来自“顾问”，而德国文官体系中的各种Rat不但既“顾”又“问”，而且通常直接“上手”，实权在握。无论如何，歌德不是来做摆设的，他是小小公国里级别最高的公务员，除了负责邦交、礼宾，还是矿产、交通、军务、财政诸委员会的主管。如果是不避牵强地比照中国古代的六部系统，歌德一个人身兼礼、工、兵、户四部了——以他一生的著作等身，半开玩笑地，莫非就此可以把他的全集命名为《“四部”全书》呢？
油画：在书房中口授机要的歌德
不同于典出战国的成语故事“千金买骨”，通过任用歌德，魏玛公国是把域中冉冉上升的最耀眼一颗文曲星延请了过来。歌德从此与魏玛结下了不解之缘，直到他最后于1832年在此地去世，一生中在这里创作了无数作品。也使得魏玛成为文人雅士心目中的形胜之地，吸引仰慕者们前来求见，简直就如同李白笔下的“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渐渐的，在魏玛齐集、交游了德语区知名的学者、诗人、哲学家。“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言必谓家国人生、语不及尘俗烟火的沙龙辩论、花园集会成为了小小魏玛城可以比肩甚至可以鄙薄那些大都市的自豪之所在。其高雅、其盛壮，堪比中国历史上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在绍兴兰亭的曲水流觞之会。在后人推比其情而想象的油画里，歌德与席勒是众人中最耀眼的双星。
油画：在魏玛的文豪们聚会
歌德与席勒的友谊也的确不同寻常。他们分属两代人，成长经历与性格、作风都大不相同，却能惺惺相惜，而且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两人的真正订交是始于1795年，那时，军医出身的诗人、剧作家约翰·克里斯多夫·弗里德里希·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Schiller）受聘到耶拿大学任历史学教授——行文至此，很值得再回味一下：军医、诗人、剧作家、历史学教授！同一个人！而且那时的席勒36岁！耶拿距魏玛只有几十公里，应歌德相邀，席勒多次来到此地，一见如故之后便在魏玛置业定居。两位文坛巨子互相欣赏、互相激励的友谊一直持续到1805年席勒去世。
席勒在魏玛的故居
在人称魏玛古典主义（Weimarer Klassik）的黄金时代，为这座城市增添荣光的还有：克里斯多夫·马丁·维兰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他是德國启蒙時期的诗人，翻译家和主编。他曾將大量莎士比亚的著作翻译成德語；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他是哲学家、新教神學家、诗人，其作品《论语言的起源（德语：Abhandlung über den Ursprung der Sprache；英語：Treatise on the Origin of Language》成为浪漫主义“狂飙突进”（德语：Sturm und Drang）运动的理论基础。而在1832年歌德去世之后，这一黄金时代便戛然而止，魏玛也一时沉寂下来。
十九世纪时的魏玛市政厅
直到1842年，作曲家弗朗茨·李斯特（Franz Liszt）被任命为魏玛乐团的音乐总监，在名人效应之下，魏玛在德意志意识渐渐觉醒的新浪潮中重新成为了文化重镇。1849年，因为参加一年前爆发的大革命而被通缉的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来魏玛投奔李斯特，而李斯特不但是瓦格纳音乐生涯中重要的伯乐，后来更成为了瓦格纳的老丈人。因为李斯特的努力推动与斡旋，瓦格纳的歌剧《罗恩格林（Lohengrin）》得以1850年在魏玛首演。这些音乐成就，完美继承了早年在此旅居的西洋音乐之父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的传统。
巴赫在魏玛故居的遗址
进入现代之后，先哲们在魏玛、为魏玛奠定的文化传统一直余脉不断。择其要者，比如哲学史上“无出其右”的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在魏玛迎着他人生的夕阳走向了日落，1900年他在这里去世——“谁终将声震人间，必长久深自缄默；谁终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漂泊……（德语：Wer viel einst zu verkünden hat，schweigt viel in
sich hinein. Wer einst den Blitz zu zünden hat，muss lange Wolke
sein……）”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魏玛成为德国美学、设计重要流派“包豪斯/Bauhaus”的发祥地。1996年和1998年，在魏玛和德绍（Dessau）的包豪斯故地以及魏玛的古典老城先后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而保存在安娜·阿玛利亚公爵夫人图书馆的歌德等人手稿则名列同样保护等级的“世界记忆（Memory
of the World）”。
魏玛的包豪斯博物馆
在德国，魏玛同样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术语。不仅仅是因为魏玛大公国在1816年颁布了宪法，是所有德国邦国中领风气之先者。在1918年11月德皇退位、共和初立的变乱之中，当时德国政界的各路首要于1919年2月到9月期间云集魏玛，在这里举行了制宪会议，最终颁布了德国历史上第一部共和宪法，这一历史阶段也由此得名“魏玛共和国（德语：Weimarer Republik）”。当时举行制宪会议的场地是魏玛的国立剧院，门前那歌德与席勒执手而立的纪念像所象征的人文精神到头来并没能赋予“魏玛共和国”战胜野蛮、凶恶的神力。魏玛共和国是被称为“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国（德语：Republik ohne Republikaner）”，其命运和结局不言自明，到头来居然是葬送在一个匆匆入籍的外国人手里——小胡子是在1932年2月25日才放弃奥地利国籍而取得德国国籍的，这时距离他在1933年1月30日被任命为德国总理还不到一年。
魏玛国立剧院和门前的歌德与席勒纪念像
在魏玛共和国覆灭之后，小胡子的统治首先表现出来的是对内的各种残酷镇压，出于政见对立、出于内部权斗、出于种族压迫……从离开慕尼黑差不多一小时车程的达豪（Dachau）开头，纳粹们首创了大规模集中营的囚禁模式。后来，在离开魏玛仅仅十公里处的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也设置了集中营，日后更是成为德国本土规模最大、最重要的集中营。布痕瓦尔德这一词来自德语“山毛榉树/Buche”和“森林/Wald”的组合，魏玛郊外不远处的这一片地区已经是属于图林根森林（Thüringer Wald）人烟稀少的地带。而不知名的中国译者之所以在音译布痕瓦尔德时选取了“痕”这个词，想必是顾念到了集中营的惨绝人寰所带来的肉体、心灵伤痕。
魏玛（Weimar）和布痕瓦尔德（带星标）地域图
布痕瓦尔德不同于奥斯维辛那样所谓的“灭绝营”，在这里囚禁的多是纳粹政权心目中的“要犯”。从1937年7月到1945年4月为之，前后总共有来自欧洲各地的266.000人被监禁在布痕瓦尔德。根据档案和其他材料的不完全推算，于此地被戕害者至少高达56.000人。临近德国战败时，纳粹把各地集中营中仅存的囚犯都强行迁移到尚处于德国腹地的布痕瓦尔德。直到巴顿将军的第三集团军逼近，犯人们趁机制服了残余的看守，才得以幸存下来。战后的布痕瓦尔德几经修缮，如今是保存完好的纪念地——这体现了战后的德国和德国人对于自身历史和罪恶的真诚忏悔。
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纪念地鸟瞰
魏玛与布痕瓦尔德，同属德意志，一个是人们仰慕和崇敬的高尚之地，一个是集人性中所有恶质的罪孽、耻辱之所。这就是德国近、现代历史的一个缩影，高尚、光荣与罪恶、凶暴在地理上仅仅相隔十公里，那么在心理上、情感上又有多少距离呢？如此的切换和沉沦又是怎么发生的？在什么样的历史、社会条件下发生的？战后德国的学界以深刻的德意志思辨精神做了全方位的反思和争论，虽然仍然没有定论，谁也不能说服谁，但是毫无疑问的绝对共识是不容质疑的简简单单的两个字：不再！（德语：Nie wie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