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胡子及纳粹的暴起和掌权是德国现代史上后果最为严重、深远的事件，几十年来，有多多少少的史家、政论家都在研究这一课题。有的从历史源流中寻根，有的从政治结构中解析，还有的则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来作透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方方面面，无不互相依存、交相作用。
纳粹的全名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德语：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缩写NSDAP），而纳粹（Nazi）是出自如今臭名昭著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口语化简称。恰恰是因为作为高挂“羊头”的“社会主义”与“工人党”，当时德国社会中具有一言九鼎之势力的大资本、大财团在很长时间内啃不下小胡子及纳粹叫卖的“狗肉”。一方面是野心勃勃，另一方面是贪念汲汲，双方都在各怀鬼胎地试探和角力，转折点则是发生在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的“工业俱乐部”（德语：Industrieclub）。
今日杜塞尔多夫的沿莱茵河城市风景线
德国西部城市杜塞尔多夫位于杜塞小河汇入莱茵河的河口，如今是德国体量最大的联邦州、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首府。这一地位最早是由普鲁士奠定的，在维也纳和会之后，普鲁士得以向西扩张，确定以杜塞尔多夫作为莱茵省的省会。在此之前，杜塞尔多夫只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城、伯爵领地。历史上最大的辉煌莫过于十七/十八世纪时的领主Jan Wellem后来获得了选帝侯头衔，而他生涯中最大的功业恐怕是结亲有道——Jan Wellem大公娶到了出自美第奇家族的Anna
Maria Luisa de Medici为妻，嫁妆之丰厚盛传一时。
杜塞尔多夫的Jan Wellem大公和他出自美第奇（Medici）家的老婆
直到工业革命，杜塞尔多夫属地除了青山绿水之外实在是乏善可陈。随着德国工业赖以起家的煤炭与钢铁工业在鲁尔区蓬勃兴起，成就了一批新兴行业、企业和财富新贵们。然而在那个以烟囱林立作为工业化大生产标志的年代，工业区内的环境和生活质量可想而知。由于杜塞尔多夫向北、向东相距鲁尔区仅有十余公里的一箭之遥，那些企业家和经理人纷纷在此安家、设立总部。杜塞尔多夫虽然在地理上并不属于鲁尔区，一时间却俨然成为了“鲁尔区的办公桌”。
古代杜塞尔多夫的沿莱茵河城市风景线
资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根本性地位堪比物理学中的“质量”，自然也有着自己的“万有引力”。德语中古来就有“一只手洗另一只手（Eine Hand wäscht die andere.）”的俗谚，德国工业和资本界在起家阶段就展现出了高度的协同性，待到壮大之后，以日耳曼人骨子里对于组织的那种偏于执念的热爱，更是有系统性协调机制。也正是为此目的，1912年，在杜塞尔多夫市中心毗邻当时的豪华饭店Parkhotel而设立了“工业俱乐部”，号称是“鲁尔区的会议厅”，也被当作企业界、商界、银行界和高官们休闲、聚会的场所。就此成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名流们的交际平台，其影响力超越地区、辐射全国。当时，在Parkhotel标签之下，一般都是当地最高级、最奢华的顶尖氛围，比如从1934年竣工直到八十年代一直是上海第一高楼的国际饭店，它的英文名称就是Park
Hotel，相比于德文仅有一个空格和一处大小写的区别。
上世纪初时杜塞尔多夫的豪华饭店Parkhotel
上世纪二十年代，德国始终还没有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及其后果——尤其是巨额赔偿——中恢复过来。以1929年10月24日华尔街的“黑色星期四”开始，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德国也深受重创。1930年3月28日，在危机蔓延的背景中组阁的海因里希·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总理不满45岁，他就任时是德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而不待三年，这一年龄记录就会被小胡子所打破，他就任时还不满44岁。布吕宁所采用的是紧缩财政政与通货紧缩的对策，带来的社会与经济效应却是雪上加霜。后世均认为，布吕宁政府的经济政策为小胡子得以飞速蹿升而提供了温床和跳板。
布吕宁总理（1930年3月28日—1932年5月30日在任）
德国的大财阀们对于小胡子及其走卒们有着天然的抵触，在老牌财阀/Old
Money的眼中，纳粹党人与群氓无异，是让大东家、大庄家和大管家们寝食难安的不安定因素。另一方面，资本财团对于左倾革命势力又有着出于本能的恐惧和仇恨。而鲁尔工业区在几年前遭受了法国的蛮横占领，对于小胡子的要清算《凡尔赛和约》的“复仇路线”有着心理上的亲近感。虽然在财经界流传着要被迫在“霍乱”与“鼠疫”中做选择的苦叹，然而渐渐地，已经有人开始做铺垫、伸出了“触须”。在鲁尔区的一众大企业家中，最先在思想上靠拢纳粹的是蒂森（Thyssen）家族的掌门人弗里茨·蒂森（Fritz Thyssen）。蒂森在德国重工业中的地位丝毫不逊于克虏伯（Krupp），比如当年北洋水师最重要的“镇远”和“定远”号铁甲舰就是蒂森属下的造船厂建造的，如今在多少中国的高楼大厦中上下翻飞着蒂森电梯。几经历史风雨之后，蒂森与克虏伯“既生瑜、何生亮”般地共存、相争了上百年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最终合二为一，却早已江河日下、威风不再。
在企业界率先支持纳粹的蒂森家族的掌门人弗里茨·蒂森（Fritz Thyssen）
在弗里茨·蒂森的推动下，由当时杜塞尔多夫“工业俱乐部”的主席尤斯特·汉高（Jost Henkel）出面，邀请小胡子来作演讲，直接的操办人是“工业俱乐部”的理事长卡尔·哈尼尔（Karl Haniel）。有案可查的是，克虏伯家族的掌门人古斯塔夫·克虏伯·冯·波伦·和·哈尔巴赫（Gustav Krupp
von Bohlen und Halbach，至于这个姓氏的由来，见前文《姓“冯”的德国人》）还特地写信给卡尔·哈尼尔，抱怨没有收到邀请。而卡尔·哈尼尔则专门致信解释，曰报名之踊跃大大超过预期，远远超出场地规模云云。且看这里出现的一系列姓名：蒂森（Thyssen）、汉高（Henkel）、哈尼尔（Haniel）、克虏伯（Krupp），不但都是当时德国财阀中的一时之选，至今仍然还是德国经济界的顶尖名门。
如今杜塞尔多夫“工业俱乐部”的大厅，早已不复往日面目
小胡子不但是欣然接受邀请，而且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重视。1932年1月26日那天，陪同他来到杜塞尔多夫“工业俱乐部”的有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和准军事打手团“冲锋队”的首领恩斯特·罗姆（Ernst Röhm），可谓是彼时纳粹党的最高核心团队了。戈林借着第一次大战中空战英雄的名声和最早加入纳粹运动的资历，一直是纳粹序列中的第二号人物，1932年8月凭借着纳粹势力在大选中成为第一大党，戈林顺势出任了国会主席（德语：Reichstagspräsident），后来也一直是小胡子名义上的接班人，直到他躯体肥胖、头脑臃肿……而罗姆和他的冲锋队是小胡子能够攀上权力高峰的“功狗”，也因为尾大不掉而逃不脱兔死狗烹的下场。
小胡子（左一）与戈林（左二）1932年1月26日在杜塞尔多夫“工业俱乐部”
德国人素来偏爱那种“沉稳镇静而不流于浮夸的豪华（这是奔驰汽车曾经用过的广告词）”，杜塞尔多夫“工业俱乐部”大门刻意地并不起眼，至今仍然如此。就是在这里，曾经风云涌动，情势诡谲。
根据历史资料，小胡子在他面对650多位重量级听众的演说中分析了世界上和德国经济、政治危机的成因，并提出了德国“重新崛起（德语：Wiederaufstieg）”并进行扩张的远景。时过境迁，亲历者们的各自回忆出入不少，有一些则是明显带着一时之功利目的。比如当时曼内斯曼（Mannesmann）集团的法务总监沃尔夫冈·坡勒（Wolfgang Pohle），他后来是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为德国经济界巨头们辩护的首席律师，他就把小胡子的这场演讲称为“彻底的失败（德语：blanker Misserfolg）”，但他的动机无非是要撇清那些巨头们上了“贼船”的干系。而一位时年27岁的机械公司少东家则是回忆，演讲结束后，大厅内爆发出“不可抑制、持续不断的掌声（德语：ungehemmter Dauerbeifall）”，翌日报章上的报道也大抵如是。
杜塞尔多夫“工业俱乐部”并不起眼的大门
可信度颇高的是当时杜塞尔多夫警察局的内部报告，“几乎所有大企业的老板和主管都到场”，众人对于小胡子的演讲“印象深刻”，报之以“热烈掌声”。更有甚者，警察局报告里专门提到，从哈尼尔和蒂森两位先生的答词来看，小胡子在演讲中显然是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以德文的表述习惯，原文其实是小胡子“道出了他们的灵魂所想（德语：dass Hitler allen aus der Seele
gesprochen hat.）”！以日耳曼人一贯引以为豪的纯粹理性，他们“灵魂所想”的才可谓是我们心目中真正的“心里话”罢。
杜塞尔多夫市政厅广场上的纳粹庆典
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Evans）别有洞察地指出，小胡子在他的演讲中有意识地回避了两个重要话题。对于纳粹运动中具有标志性的仇视犹太人诉求，小胡子未置一词，他当然明白在座的大亨们与财经界犹太精英之间的盘根错节。另外，小胡子在他充满蛊惑的演讲中没有片言只语提到掌权以后的具体举措。这不单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更是不见兔子不撒鹰。
然而经此一役，小胡子的如意算盘完全成功。小胡子在“工业俱乐部”发表演讲的次日，弗里茨·蒂森为他安排了与经济界要人的秘密会面。以此来判断，他借机成功赢得了以鲁尔区大老板们为代表的财团的支持，至少是默许，从而在夺取权力的道路上扫除了最大的障碍。1932年1月26日“工业俱乐部”的演讲之后仅仅过了一年零四天，小胡子就在1933年1月30日完全依照合法程序而被任命为总理。其间的过程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中有详细、清晰的描述，其中少不了鲁尔区大财阀们的暗中推动。待到小胡子1938年重回杜塞尔多夫，他已经是踌躇满志、见猎心喜的战争狂人了。
小胡子1938年重回杜塞尔多夫的场面
大战损毁后重建的杜塞尔多夫仍然是德国西部的经济重镇，杜塞尔多夫“工业俱乐部”仍然是冠冕云集、衮衮诸公出没的场合。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夫人在任时也曾来杜塞尔多夫“工业俱乐部”做演讲，到访名单中还有物理学家海森堡、戈尔巴乔夫这样的大名，也曾经有不少来自中国的代表团在这里举办过招商引资的经贸推介活动。“工业俱乐部”并不对资本与纳粹在这里有过“约会”的那段历史讳莫如深，在逢五逢十的年节，还一直会有一些有心人在“工业俱乐部”门前举行集会，以示“前事之师，后世不忘。”
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夫人在任时也曾来杜塞尔多夫“工业俱乐部”做演讲
在中国，对于故人、故地的感想是古来已有，最有名的当推西晋征南大将军羊祜登临襄阳城南岘山时对随行诸人的“堕泪”而叹：“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如百年后有知，魂魄犹应登此山也。”同样在杜塞尔多夫“工业俱乐部”，不禁也会让人想起这一页“身边的历史”。只不过“使人悲伤”的更多是从1932年1月到1933年1月，然后持续到1945年5月的那段痛史。这段历史注定不会“湮灭无闻”，战后的绝大多数德国人在成长过程中反复接受了有关纳粹暴政的宣教。以我三十年来在这里工作、生活的切近观察而言，德国人的反省真的是真诚而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