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来过柏林的话，就不足以真正感受到近代以来德国历史、文化的变迁、进步与反复。如果来了柏林，却没有去过波茨坦，那么这一趟也就近乎白来了。因为柏林贵为德国的首都，势必是要具有能够代表全德国的体面与格局。但能够终而得以完成民族国家的统一，从而形成近、现代意义上的德国，完全是普鲁士一仗、一仗地——普丹（丹麦）战争，1864；普奥战争，1866；普法战争，1870―1871——打出来的。而在波茨坦所能领略到的，就是纯纯粹粹的普鲁士——并不总是“铁”与“血”，但确实一直伴着“铁”与“血”，成也由斯、败也由斯！
波茨坦的普鲁士王家宫苑鸟瞰图
波茨坦位于柏林郊外大约三十公里处，即便在基础设施尚止于驿道的两、三百年前，这也是扬鞭纵马可及的距离。从十八世纪开始，历代的普鲁士国王如果不是横戈马上、驰骋疆场，平日里逗留最多的并不是柏林市中心的“城中之宫”（见前文：《从“三皇之年”开启的一意孤行》、《在德意志的中轴线上》），而是在波茨坦宫苑区绿树掩映之间散布的几座不同风格的宫殿中。其中最具知名度的就是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在十八世纪中期主持建造的无忧宫，连名字都是直接用法语的Sanssoucci。令今人或有不可思议的是，即便是之后在德法交恶、陷入生死对抗的年代，也没有听说哪位清流高士振臂一呼，务必改个德语名字云云。
波茨坦的无忧宫（Sanssoucci）鸟瞰图
纵观欧洲大陆上历史久远的主要国家，在它们的首都近旁都建有占地颇广的宫苑：巴黎（凡尔赛）、柏林（波茨坦）、维也纳（美泉宫）、圣彼得堡（彼得霍夫、皇村）……其实，领风气之先的是人称“太阳王”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是他决策在巴黎近郊的凡尔赛营造欧洲大陆上全新规模和制式的宫殿。虽然路易十四的动机是以凡尔赛所能提供的声色犬马、鼓瑟筝竽，而将稍纵即可为患的贵族们羁縻在自己身边，然而凡尔赛所标志的宫廷气派与堂皇奢华也马上在其他欧洲君主那里引来欣羡的目光。腓特烈二世虽然在政治、军事上视法国为敌手，但无比向往那个时代法国知识精英的思想光芒。比如腓特烈二世不但与伏尔泰保持通信，更是请他亲自造访波茨坦。甚而至于在日常生活中，腓特烈二世也保持着经常说法语的习惯。波茨坦宫苑的规划虽然与凡尔赛在结构、组合上有明显不同，但其蓝图背后的核心主旨却是“夫子步亦步，夫之趋亦趋，夫子驰亦驰”。
波茨坦宫苑的规划图
虽然波茨坦（德语：Potsdam）成为了一个至为普鲁士——随着普鲁士的兴盛一时——也至为德意志的所在，但波茨坦这个名字却是斯拉夫语系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一个名叫“Potstampin”的斯拉夫人在此地建立的村落。既然柏林的市徽都是一只熊，也就可以想见在有村镇和人居之前，波茨坦这一带的野生原住民会是哪些门、纲、目、科、属、种。先是腓特烈二世的父亲，人称“士兵国王（德语：Soldatenkönig）”的腓特烈·威廉一世（Friedrich Wilhelm I.）在波茨坦设立了军镇，才有了日后在此基础上的开发。也正是从腓特烈·威廉一世的整军精武开始，普鲁士逐步走上了全国、全民围绕着为打造一支善战之师而服务的军国主义道路。一身且一生都是戎装的腓特烈·威廉一世生活简朴，他最大的享乐莫过于把近臣、大将们召集到一起抽烟为乐。从油画中记录的场面来看，无非就是人手一支长烟杆地吞云吐雾，美其名曰：“烟草同道堂（德语：Tabakskollegium）”。
油画：普鲁士宫廷中的“烟草同道堂（Tabakskollegium）”
腓特烈二世在主导规划时，他的独具匠心除了要考虑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之外，也不能完全脱离经过传承和流变之后的主流审美，所以从波茨坦宫苑不同宫室的外观上就可以观察到从晚期巴洛克向新古典主义过渡的明显痕迹。然而从无忧宫的天台信步沿着布满葡萄的缓坡拾阶而下，漫游其间，很快就会在树丛花圃中发现一栋看似天外来客般的建筑物，十足的异国情调。但面对着蒙古包的造型，加上想象力明显有缺失的飞檐，即便是周围饰以峨冠博带的各式琴棋书画之士塑像，并不见得会让来自中国的游客在他乡的土地上恍然间立刻有“无梦到徽州”的感觉。如果获知这是波茨坦宫苑中的“中国茶楼”的话，多半是先叹一声“浑不似”，才会在似信非信地绕一圈之后，于有点欣慰的暖意中，心生出一点基于鼓励的“有点像”来。毕竟在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的上流社会普遍存在着对于遥远中国的向往，所以在各国宫殿、园林中都必定要布置“中国风（法语：Chinoiserie）”的元素。
波茨坦宫苑中的“中国茶楼”
若是回头一望，那一瞥所能直入眼帘、直扎心底的是无忧宫侧后桨叶高高的磨坊，那才叫一个格格不入！紧挨着宫苑禁地，而且是高出君王之居，以工坊的下里巴人，实在是冲撞了芝兰之室。每一个目睹此景的游客恐怕都会心生疑窦，从而期待着一个合理并可兹传扬的解说，这就有了产生传说的心理基础。最有名的一个版本是，腓特烈二世在开工之初就要求拆掉有碍他观瞻的磨坊。偏偏磨坊主不买账、不信邪，将国王告上了法庭。而法庭居然受理，使得国王反省自身的榜样作用，从而保留磨坊至今。其所要传颂的就是：普鲁士大王腓特烈二世恪守法律、制度与体面，尤其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便是磨坊主面对国王。用现代语言来讲，这个手法就是美化国王形象的“大内宣”。
真实的则是，个性与众不同的腓特烈二世从来没有觉得磨坊碍眼，反而把它当成是别致的点缀。但鉴于宫殿的近在咫尺确实不适合磨坊的继续运作，不久之后，国王就许以重金而让磨坊易地。如今的磨坊则是腓特烈二世的继任腓特烈·威廉二世（Friedrich Wilhelm II.）重建的装饰，正是出于维护“大内宣”传说的需要。平心而论，这样一件对于王爷而言连小指头都无需挥动的小事，并没有使用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也没有以势压人，这才使得所传扬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显得离谱。莫非这也是普鲁士由弱变强的奥秘之一？
波茨坦无忧宫侧后的磨坊
然而，普鲁士王室/德意志皇室也正是在这里踏上取败之道的。在“铁”与“血”的道路上一意孤行的威廉二世之辈，他们是不懂得“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礼记．曲礼》）的道理。1914年夏，威廉二世在波茨坦宫苑的“新宫（德语：Neues
Palais）”中签署了全国总动员令，几天之内，协约与同盟体系内各国交相最后通牒、总动员，然后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此打响。经历了四年血肉磨盘一般的阵地战，可谓是“一座座火山喷发，一顶顶王冠落地”，霍亨佐伦（Hohenzollern）家族随之被扫地出门。威廉二世不敢从位于比利时斯帕（见前文：《Spa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孽缘”》）的前线大本营回到柏林，直接流亡到了荷兰。整个波茨坦宫苑被充公而收归国有，从此成为公众的园林与游览胜地。
波茨坦宫苑中的美景宮（Belvedere）
即便是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在波茨坦仍然聚居着众多的旧贵族和所谓的“保皇党”人。更具有深远政治影响力的是，波茨坦依然是普鲁士的精神象征。更何况即便是在共和体制之下，普鲁士即便不再是一个“独立王国”，但保留了既有疆域和管制系统，俨然是不死不僵的百足之虫。也正是基于此背景，深谙情绪操弄之道的小胡子一待上台，就在这里搞了一出“波茨坦节（德语：Tag von Potsdam）”的大戏。
1933年3月21日，新一届国会在波茨坦举行第一次全会的庆典上，就任还不满两个月的小胡子总理在年事已高的冯·兴登堡总统面前欠身致意，执礼甚恭。一位是典型的普鲁士容克（德语：Junker）贵族、老资格的德军元帅、一战时德军实际上的总司令，虽然还是国家元首，但已是不可阻挡地衰朽；另一位则是起于寒微、曾浪迹于社会边缘，四年的战争岁月中在壕沟里、弹幕下刀口舔血的列兵，如今的暴发使他大权在握、野心难抑。这两人的握手致意，恰恰象征着两股政治势力的妥协、合流。也正是有了如此的象征性一刻，日后在分析“第三帝国”起源时，几乎没有人会把纳粹夺取政权看作仅仅是操作不慎的翻车事故，无不是面向普鲁士的军国主义而深挖祸根。
“波茨坦节”上，身为总理的小胡子与冯·兴登堡总统握手
由于波茨坦没有实际的军事和经济价值，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并没有遭到彻底的摧毁。然而对于它所具有的标志性意义而言，普鲁士从兴起到1871年统一德国、然后是王朝/皇朝覆灭于一战、山河与国家破碎于二战。在这仅仅不到80年的时间段里，何尝不是“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也正是由于二战的结果却成就了波茨坦的声名远扬，至少在万里之遥的日本岛上是老少妇孺人尽皆知了。德国投降后，在欧洲战场上付出最大努力与牺牲的苏、美、英三家的最高政治首脑在此聚会，商讨尚未克尽全功的对日作战和战后世界秩序的更大课题，会议地点选在了波茨坦临湖幽静的塞琪琳霍夫宫（Cecilienhof）。
曾举行波茨坦会议的塞琪琳霍夫宫（Cecilienhof）
之所以选择在波茨坦，主要就是安全考虑。而且那时的整个柏林城已是焦土、瓦砾，用一句德语中的形象说法就是，“没有一块砖石还叠在另一块上面（Es blieb kein Stein auf dem anderen.）。”在柏林周边也就只有在波茨坦还找得出足够像样的房舍可以安置代表团、随从和警卫人员。
直到1945年，塞琪琳霍夫宫（Cecilienhof）还是威廉二世长子、旧皇太子威廉的府邸，用以命名的塞琪琳（Cecilien）就是他的正妻。这是一栋典型英国乡村别墅式的建筑，不事奢华与张扬，却于恬静中流露出典雅，经常被西方的达官贵人们用于置办自己“辋川别业”。即便是在中国，这种舶来的建筑风格也并不少见，比如上海龙柏宾馆的老楼。
塞琪琳霍夫宫内的会议厅
围坐在那张著名的圆桌边的三巨头最初是斯大林、杜鲁门和丘吉尔，会议刚开始，丘吉尔怎么也料想不到自己刚刚拯救了英国，却在大选中被选民们要求下岗。于是，改由新当选的工党领袖艾德礼代表英国。丘吉尔大大方方地接受了始料未及的败局，有传说是，丘吉尔声言，他领导英国打赢二战，正是为了保卫英国选民可以罢免领导人的权利。虽不可考，但却构思很精致、贴切，而且非常“丘吉尔”。
波茨坦会议的巨头们，前坐左起：艾德礼、杜鲁门、斯大林；后立左起：海军五星上将莱希（旧译李海）、贝文、贝尔纳斯、莫洛托夫
虽然共同沐浴着胜利的余晖，但在欧洲战区的共同敌人消失了之后，便更为鲜明地暴露出各自理念、体系的南辕北辙。象征着团结、圆融的大会议桌并没有让巨头们就战后世界的治理达成共识。唯独《波茨坦公告》标志着丘吉尔所言“伟大的同盟（The Grand Alliance）”在最后几个月里还维持着精诚合作，这完全是有赖于太平洋战场上嚎叫着“一亿玉碎”的困兽犹斗。然而，欧洲就此陷入冷战、两大阵营愈行愈远的局面却不可挽回了。冷战的一大标志性建筑是美、苏双方互相交换间谍的格利尼克大桥（德语：Glienicker Brücke），它就坐落在西柏林和波茨坦的交界处。
冷战的象征：格利尼克桥（Glienicker Brücke）
为什么说“史地不分家”？历史人物的成长、历史事件的发生、历史脉络的形成、历史意义的流传无不依托着一城、一域的一方水土。波茨坦不再辉煌，因为它被作为象征的力量已经被历史的洪流所冲决、涤荡。而波茨坦仍然驰名于世，正因为它仍然标志着人类正义力量在尅戎、制敌之后，理应定纷止争的世界秩序。所以前几日，正在柏林做工作访问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特地前往波茨坦会议旧址参观、缅怀，其间举重若轻的深意不言自明。正可谓清者自清，而国际间的宵小们也不免会长戚戚。